解决三农问题的时期，这一时期具体从哪年开始似乎很难界定。2000年初，湖北李昌平给朱总理定了一封信，把三农问题形象概括这三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三农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到2001年时三农问题的提法被正式定入文件，个人认为或许要从这个时候算正式开始吧。这个时期的代表性口号是“农民工工资不能拖欠”！
其实三农问题的提出由来已久，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1989到1991年，农民收入连续三年出现增长幅度下降，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农业部范小建司长骑着自行车跑了20多个县，了解农村问题及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回来后，他向当时农业部长刘中一做了汇报，认为现在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已经是影响政府与农民的关系，或者说是影响党和农民的关系的大问题，亟待解决。在十三届八中全会之前，农业部把调查的情况反映给了高层领导。在十三届八中全会上，三农问题就已经有过一次讨论，当时，有些同志也提出要有一些针对性的措施。
1993年时任农业部长刘江同志组织农业部及所属单位开展蹲点调查。那年，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杜震带领一批搞农村调研的同志到安徽，对其农村开展调查。安徽是全国第一批实行农改试点的省份。自1978年大包干到如今，十几年过去了，安徽农业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此次蹲点历时三个月，涉及到了财政、金融、税收、工商等宏观部门，最后经大家讨论，形成《农业大省面临的困境》的调查报告，指出象安徽这样的中部农业大省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宏观问题。这个调查报告引起了农业部及中央高层的高度重视。
1996年“三农问题”这个概念正式在报刊上出现，1998年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下式形成了一个跨世纪的农村工作指导性文件。这个文件把家庭承包，乡镇企业，城镇化都作为农村发展的大战略肯定下来。尤为重要的是，十五届三中全会的文件，开宗明义地指出，农村改革是党领导下的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这充分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精神。
1999年前后，中央的政策讨论中就明确讲了结构调整是农村经济的重大战略结构调整，而不是以往的农业结构调整。
2001年三农问题的提法被正式写入文件。
2004年“两办”文件强调了农民负担“一票否决，”农民负担是“高压线”，谁碰了就摘谁的乌纱帽。而且2005年在久违了18年之后，中央一号文件又重新回到了农村问题上。
2005年1月31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这是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该文件明确提出了2005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总要求，特别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把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切实抓紧抓好。这是中共指导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又一个纲领性文件。
上述所载，就是“三农”问题提出到落实的始末。通过对中央，多年来农村政策、文件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到目前为止，中共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方法还是停留在“农”这个初级阶段，这似乎并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源所在。但中国是个农业古国，解决农民问题，毕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我们的政党也毕竟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汝果欲支农，功夫在农外。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指出“三家”问题的根本，就是对农业的过分重视;而解决“三农”问题的办法，不是要帮助他们发展农业，而是要把他们变成“城市人”.
美国农民占总人口中的3%，却有97%的人在吃他们的产品。中国呢？截至2001年底，除港、澳、台外中国有12亿人口，农民人口就达到9.35亿，占总人口的73%。即使加上县城和小镇，全国城镇化的比重只有37%左右，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0个百分点，比发达国家低40个百分点。
据国土资源部和农业部统计，我国耕地面积1996年为19.51亿亩，而2003年耕地面积却下降到18.51亿亩。一方面耕地面积逐年减少，另一方面人口不断增涨，人均耕地面积越来越小，而农业机械化程度却越来越强，这样发展下去的最终结果，就是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剩余，以2001年的73%农业人口计算，十几年后或许只有20%的农民就可以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那么剩下的53%的农民将何去何从？
如何安置这剩余的53%的农民才是“三农”问题的根本，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三农”问题，准确地说应该是“四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农民和农民工”。而农民工才是“四农”问题的重中之重。
按照2050年将我国的城市化从目前的38%提高到70%左右的设想，这就意味着每年城市化水平要增加近1个百分点，等于每年约有1200万人，要从农村转移到城市。
“十五”计划提出“以人为本”，明确提出了每年要转移农民工进城的目标是1500万。
随着我国加入WTO与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也随之变得更为复杂，并显得日益突出和重要。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吸纳了大量农村劳动力，1996年全国乡镇企业的从业人员首达到1.36亿人，比1978年时的社队企业从业人员增加了1亿以上。1997年以来，由于乡镇企业所处的整体经济环境发生较大变化，其自身也处于结构调整和体制创新的转折阶段，因此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明显下降。2000年，乡镇企业从业人员为1.28亿，占农村劳动力的27%。90年代初时，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日益活跃，并逐渐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形式，就四川省而言，到2001年底，全省农村共有劳动力3948万人，外出流动就业人员1236.5万人，占农村劳动力的31%，而在中西部一些地县，这一比例甚至高达40%。
全国总工会会同国家统计局历时一年，开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第五次全国职工队伍调查状况，到2003年底，中国的就业人数达到74423万人，其中三个产业的构成分别为49.1%21.6%和29.3%.第二、三产业吸纳的劳动力达37886万人，其中国有和集体单位和职工已分别下降为6621万人和950万人。这就意味着，农民工正在成为工人阶级的主要力量。
目前为止，全国有2.5亿民工，去除在乡镇企业务工的产业工人外，进城打工的农民还约有9400万人，这一数字也远远超过了国企和集体企业的职工总数。
进城的农民工已经崛越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工人群体。然而，政府对这一庞大群体的利益保障滞后，老板把农民工的工资压得很低，农民工劳动条件，福利待遇很差，等等，这些，都成为当前或未来的一个严峻的社会安全隐患。而按照了“十五”规划，每年转移农民工进城1500万人的目标计算，如果不妥善解决这一问题，这一安全隐患将越来越严峻！
那么国家多年来倡导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究竟给农民带来了怎样的经济效益呢！据黑龙江省政府统计，去年全省共转移农村劳动力357万人，创造劳务收入106亿元，农民人均劳务收入580元，占农民人均纯收的19.2%。客观地说，这一比例还是喜人的，外出务工确实给农民带来了一定的收入，但是农民外出务工路上的辛酸，又有谁能体会呢？他们的权利又有谁来保证呢？
2005年4月16日南方都市报报道，参与华南理工大学二期工程和9名工人在与工头协商“误工费”时，被一群保安关上铁门殴打。
2005年4月19日南方都市报报道，湖北赤壁农村妇女55岁的鲍首音为儿子筹钱结婚，去量都狮岭镇一家皮具厂讨薪时被老板当场打晕。
2005年4月21日京华时报报道，来自安徽的施工队长路彪和他手下的6名工人，在顺义区北务镇上安堂药业有限公司厂房工地讨薪时被人砍伤，其中伤势最重的一名民工鼻子被砍掉。
家住齐齐哈尔市富裕县绍文乡沿江村老汉54岁的王明国，在齐齐哈尔一个建筑工地上找到一份活，每月750元工资，可是老汉进入工地后，发现工地上的工作和生活并不象想象中的那样，每天除了没日没夜的干活外，还要遭受毒打和折磨，他亲眼见到一个工人被工头扒光衣服后，抓来虱子，然后放进工人的生殖器里，工头们却在一旁哈哈大笑，四个月过去了，一明国他们一分钱也没拿到，他想不干了，可是这时他才了现自己已成了遭人虐待，失去自由的“包身工”，他们已经被人完全控制起来，每天出入工地都有人严密看管。
一位山东籍包工头在北京工地上自曝行业内幕，许多施工企业事实上已将拖欠部分民工工资当成了一种经营策略，他曾参与一家施工企业在山东承揽的工程，在企业内部掌握的工程施工预算书上说明：按预算业主最终支付70%的工程款计算，民工工资支付比例按60%兑现。拖欠农民工工资已成为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的有些企业和俱甚至达到了明目张胆的地步！
据全国总工会不完全统计，到2004年11月中旬，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被拖欠的工资约有1000亿元，而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针对维权成本所作调查得出的结论是，要索回这1000亿元欠薪，整个社会至少要付出3000亿元的成本。
高昂的维权成本，使许多农民不愿通过劳动监察，劳动仲裁以及诉讼等合法方式解决争议，这也许就是欠薪者有恃无恐的原因吧。
基于此，有的农民往往选择暴力手段或极端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如跳楼、爬塔吊等，这些恶性事件，不仅直接威胁农民工，用人单位老板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且直接威胁到了整个社会的安全和稳定。
前些天看过一个报道，南方某民工来东北打工，因讨薪不成反被殴打，一怒之下竟连伤四命！血与泪的教训，实在不能不令人反思。
其实农民工所面临的不仅仅是讨薪问题，还有子女教育问题，医疗保险福利问题……
据调查，中国农民工养老、失业、医疗、工伤、女职工生育保险的的参保率分别只有38.7%、10.3%、21.6%、31.8%和5.5%，而农民工的企业补充保险、职工互助合作保险，商业保险的参保率就更低了，分别只有2.9%、3.1%和5.6%。
目前中国有农民工总计2.5亿人，我们不敢想象10多年之后，这些农民工都老了，届时不会种田，没有田种的老农民工会引发多大的社会问题。
中国是农业古国，更是个农业大国，千万年来是农民，撑起了中华文明璀璨的星空，是农民推动着中国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自建国至今，已有56年的历程，在这56年农民民样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建国之初，我国在较短的时间内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等产业政策，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据统计，1952--1990年，通过税收从农业获取资金为1527.8亿元，通过价格“剪刀差”从农业获取的资金为8707亿元，通过储蓄从农业获取资金为1404.8亿元，扣除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农业为工业化积累资金达1万亿元！
一般认为，90年代初，我国工业化开始步入中期阶段，即工农自养平衡发展阶段，但是城乡资金流动格局并未随着国家工业化发展阶段的转变而转变，1990--1998年间农村资金净流出19222·5亿元！
目前中国社会的结构依然是1/2社会劳动力和70%以上的农村劳动力仍在从事农业，还是三个农民供应一个市民！这就是中国社会根本性的症结所在！
今天，城市居民住着宽敞明亮的小区，走着整洁、宽广的街路，逛着琳琅满目的商场，可是有谁想到过，城市发展的每一个脚步，都凝聚着农民工的血泪！
农民盖起了崭新的住宅楼后，自己却再没有机会住过，农民工盖起了高档华丽的宾馆酒店之后，也再没有机会进去过，甚至，农民工在修完了高速公路以后，也再没有机会踏上过！
可悲的是，在宾馆、酒店门上，在小区门口拦住衣衫褴褛的农民工的保安，往往也正是农民的子弟。
这些穿着制服、挎着警棍、拿着低廉的工资，却又趾高气扬的保安，在拦住养活了他们的亲人的时候，我说不出，这到底是对农民的讽刺，还是对社会的讽刺。
畅销书《狼图腾》的作者姜戎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只有把农民人口的数量减少到一半时，中国才能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强国。”
我们的国家也正在朝着这一伟大的方向，艰难的迈进！
写到这里，我本想结束了这篇文章，但不知什么原因，一个小地方，一个小人物的名字涌入我的脑海，挥之不去，中国社会的变革总是离不开一些小地方和一些小人物。
土地革命时有井冈山，人民公社时有徐水县，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有小岗村，而当代就有华西村。
一个原本村破地瘦，十年九荒的穷村，走的和小冈村完全不同的道路，如今却成为年创得200亿元的中国第一村！
提到华西村，不能不提到吴仁宝。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到华西，吴仁宝却没有执行包产到户的做法，而是将“地下工厂”--小五金厂公告天下，并于1979年元旦堂堂正正地挂上了“华西五金厂”的厂牌。早在二十七年前，吴仁宝就清楚地看到了中国农业、农民、农村真正的出路，不在于如何多打粮食而在于如何向工业、向工人、向城市转移。在他的努力下，华西村如今已拥有80多家公司，这些公司，生产钢材、塑料管材、建材、棸酯产品和服装等。
2003年，中国城市居民年平均可支配收入为1025美元，农村只有317美元，而华西村的“城市”农民单红利一项一年就有8000美元。而且家家都住别墅，家家都有私车。如今他们已订购了多架私人喷气式飞机，还计划建造一座飞机场。为了获取更多土地，华西村最近已将周边的26个兄弟村纳入“大华西”的版图。
看到了华西，我们便看到了中国农村的出路，便看到了中国农民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