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合作社时期，从1953年到1978年。细心的人一定会发现，这又是一个25年。这一时期代表性的口号是“一天等于二十年”、“一大二公”和“超英赶美十五年”。
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冥冥中的定数？前一个二十五年，中国共产党给农民带来了希望和牺牲，后一个二十五年，它就给农民带来失望和失败。似乎只有这样发展，才符合古老易经中所讲的阴阳交替的道理，历史才能获得平衡？下面就让我们一同来分析，中国共产党如何把农民带上了这条农业合作化这条并不光明的道路上来的吧。
中国历史有这样一条规律，每一个新朝代确立之后，总要经历一段最高统治者为了加强王权，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而去剥夺功臣权力所引发的混乱时期。
比如汉代有韩信之乱，唐代有“玄武门事变”，清代有“文字獄”。最仁道的是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最残忍的是朱元璋“炮打庆功楼”。深黯历史的中共领导人也必然会选择这样一条途径。只不过新中国成立之初实在是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使他无暇顾及于此。
1949年的10月1日，中共虽然宣布了新中国的成立，但是还有大片的国土没有解放。土匪、国民党的残余势力还时时危胁着各地的安全，土地改革也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完成，1950年朝鲜战争又爆发了。三年的抗美援朝虽然最终取得了胜利，但中国人民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直到1953年7月板门店协议的签订，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终于可以有精力来巩固自己的政权了。
从“三反，五反”到“农业合作社”，从57年的整风运动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我们今天更习惯称它为大革文化命，都是这位伟人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而采取的一系列举措。然而，他的举措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尤其是十年的文革，原本是要利用四人帮来压制那些功高震主的老帅，结果，如果不是另一位伟人及时地站出来拨乱反正，中国险些再一次跌入无底的深渊。
而至于农业合作社，我始终都没弄明白，它的出现，到底是共产党为了巩固自己政权的成分大些，还是缺乏治国经验，盲目效仿苏联的成分大些。我和许多通晓近代史的人讨论过这一问题，也没能得出了结论。但是，无论怎么样，这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决策上的一次重大失误。
让我始终都没弄明白的，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为什么会对苏联有如此盲目和虔诚的膜拜！是因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因为苏联取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是因为苏联在建国初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我不知道，但是我对苏联一至没有什么好印象。无论是过去的沙皇俄国，还是今日的俄罗斯，它始终都没有放弃对中国利益的图谋和掠夺。
我感激苏联的抗日战争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中国提供的大量的无偿的援助，但我也不会忘记，沙俄是侵占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苏联是外蒙分裂的罪魁祸首，它甚至还试图对中国有限的核力量予以毁灭性的打击。
在对苏联的态度上，我更欣赏蒋介石，欣赏他的拳拳爱国心。他始终没有承认外蒙的独立。今日台湾省出版的中国地图上，仍然只有外蒙古，而没有蒙古国。他也没有牺牲东北的利益来换取苏联红军出兵打击日本人，他更没有出卖旅顺军港来换取苏联不资助共产党的许诺。
至今我都不能认为，中共不计较苏联出卖自己是如何的大度，向苏联学习是如何的谦虚，那只能从侧面上暴露出了中共在治理国家方面的幼稚和无知。苏联做什么，我们便跟着做什么，苏联搞“肃反”，中国便要搞“三反五反”；苏联搞“集体农庄”，中国便要搞“农业合作社”。
尤其是在农业合作社方面，中共忽略了至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两国的国情。
苏联地广人稀，实施集体农庄可以有效地整合劳动力资源。苏联的革命是城市带动农村。党在城市有着良好的基础，而在农村力量十分薄弱，集体农庄可以有效地加强对农村的控制。这和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中国人多地少，以家庭为单位完全可以承担劳动任务，实行农业合作社必然会造成大量劳动力的剩余。中国的革命是农村包围城市。共产党在农村拥有坚实的基础，实施农业合作社，无疑是多此一举！
然而中国共产党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一点，而是义无反顾地将这一错误的决策执行到底。
1953年开始出现互助组，1954年出现初级社，1955年出现高级社，1956年出现人民公社，短短四年的时间迈出了四大步，人民公社的出现标志着农业合作社彻底改造成功。下面让我们共同回顾人民公社形成的历史。
早在1955年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毛泽东就在加速合作化过程的思想指导下萌生了农业社规模要搞大的思想。他在《大社的优越性》一文的按语中写道：“现在办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为了易于办成，为了使干部和群众迅速取得经验，二、三十户的小社为多。但是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种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有些地方可以乡为一个社，少数地方可以几乡为一个社，当然会有很多地方一乡有几个社的。不但平原地区可以办大社，山区也可以办大社。”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56年至1957年初全国普遍大办高级农业社后，就出现了许多社的规模偏大，管理困难，平均主义严重，矛盾也很突出，以至部分社员对生产、分配意见很多，纷纷闹退社等现象。
1957年冬到1958年春，全国农村开展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活动，需要土地连片和人员集中以便于管理，为此，毛泽东在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提出了把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建议。
1958年5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广大农民开始更大规模地兴修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和农业机械化事业，并先后根据党和毛泽东的要求开始了小社并大社的工作。
全国搞得最早的，是河南省遂平、平舆县，4月份各办了一个有6000至7000农户的大社。5月至6月，两县的农业社又都并成了大社。但合并扩大后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名称，群众自发地采用了“共产主义公社”、“大社”、“集体农庄”等不同名称。。
8月9日毛泽东来到山东省济南市郊区历城县北园乡视察。当省委书记谭启龙汇报说该乡准备办大农场时，毛泽东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8月13日，善于捕捉信息的记者，将毛泽东的谈话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人民公社好”不胫而走，传遍全国，各地纷纷仿效，相继大办人民公社。于是，人民公社很快成为当时中国农村的“新生事物”。河南省动作最快，于当年8月底即在全省实现人民公社化，办起了1378个公社，农村居民入社率达99.8%。
北戴河会议公报于9月1日公开发表，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也于当月10日下达公布，全国随即迅速掀起了大规模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央级报刊也连发社论，号召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要求先把人民公社的架子搭起来，使运动进入高潮。
1958年9月30日，中央农村工作部《人民公社化运动简报》第4期介绍了运动的情况。据这份《简报》介绍：运动从7月份开始发展，8月份普遍规划、试办，9月份进入全面高潮，截至9月底，全国已基本实现人民公社化，高潮时期前后仅1个多月。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有12个省、市、自治区100%的农户加入了人民公社。10个省、区已有85%以上的农户加入了人民公社。浙江、贵州、宁夏、新疆4个省、区在国庆节前也可基本实现公社化。只云南一个省计划在10月底完成。截止9月29日的统计，国共建起人民公社23384个，加入农户1.1亿多，占总农户的90.4%，每社平均4797户(据11个省、市、区7589个公社的统计，5000户以下的5287个；5000到1万户的1718个；1万到2万户的533个；2万户以上的51个)。河南、吉林等13个省，还有94个县以县为单位，建立了县人民公社或县联社。《简报》还说：在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同时，出现了“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工、农、商、学、兵全面大跃进的新形势，各条战线上陆续出现的奇迹如雨后春笋。许多地方成立公社以后，立时办大工厂，遍地小高炉林立，铁水奔流；农村中学、大学、红专学校遍地开花；普遍地建立了亦兵亦农的民兵组织，实行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人们的政治热情高涨，劳动效率倍增。许多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现在一昼夜或几天以内就实现了。随着人民公社的实现，农村食堂、托儿所等组织日见普及，大量的妇女劳力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至此，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重点，已开始进入全面加强和巩固阶段。
在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又有两个小地方被载入了中国的史册徐水县和山东范县。
1958年，徐水县通过搞供给制，进行了全县进入“共产主义”的试点。在中央、省、地委的帮助下，县委于8月22日制定了《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提出了“大跃进”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指标：1959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到1963年即进入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9月20日，又发布了《中共徐水县委员会关于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的试行草案》，干部、工人、职工取消薪金，社员取消按劳取酬。干部改发津贴，县级每月8元，科局级5元，一般干部3元，勤杂人员2元。同时，对全县人员实行供给制的“15包”：包吃饭、穿衣、住房、鞋袜、毛巾、肥皂、灯油、火柴、烤火费、洗澡、理发、看电影、医疗和丧葬。当年的这个“共产主义试点”在国内外都有极大影响，曾吸引了40多个国家、930多名外国来宾和3000多个国内单位的代表前去参观。苏联《真理报》驻北京记者看后也伸了大拇指，上报赫鲁晓夫知道后，赫又特派塔斯社记者前来察看。但这个试点很快即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财力物资方面的匮乏，导致经济上难以负担，计划指标无法兑现。虽然县里多方面筹款，甚至挪用商业资金，也难以持续，最终使这种供给制的“共产主义试点”不得不宣告失败。
当时，山东省范县也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典型。1958年10月28日，县委第一书记在全县共产主义积极分子大会上，宣布了两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规划，并编了一首顺口溜：“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
总之，人民公社化运动初期实行的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把各种权力集中在县、社两级，基层的生产单位没有自主权，不能实行分级管理、个人负责。就全国大多数地区来说，基本上实行的是公社所有制，以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从此，“一平二调”、“共产风”盛行起来，结果损害了群众的利益，挫伤了社员的积极性，引起农民的恐慌和不满。
历史可以造就一代伟人，历史同样也可以使一代伟人犯下错误。在当时的形势下，后来的伟人邓小平也没能意识到这是个严重的错误，他甚至成了这个严重错误的极积推动者和践行人。1958年邓小平入东北时，就是高举着“一鼓二压”的经济大旗，“一鼓”就是宣传，政治鼓动，“二压”就是施压，强行给地方指定经济指标。他的做法无疑助长了浮夸风的盛行。
这毕竟是一段逝去不久的历史，稍稍上了些年纪的人都能数出一大堆关于那个年代的人和事。食堂、大锅饭、萝卜汤、出工的号子，以及大秧歌、样板戏，都成了今日大部分中国人不可磨灭的记忆。
在最初的几年，不可否认人民公社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那绝不是政治的成功，而是农民创燃烧的激情和忘我的劳作弥补了制度上的失误，然而创业的雄心壮志逐渐被手里少得可怜的工分和地里少得可怜的收成消磨殆空的时候，它的种种严重后果也开始显现。
农民阶级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阶级，谁给他们土地，谁让他们吃饱饭，他们就支持谁，拥护谁，谁剥夺了他们的土地，谁不让他们吃饱饭，他们就反对谁。但是在那个政治高于一切的年代里，根本不允许农民有太多的反抗。万一被打成右派，那将是一生都抹不去的污点。但是农民有自己的方式来表达不滿，他们怠工、出工不出力，甚至还出现了专吃大锅饭的懒汉！
然而共产党并没有及时发觉并纠正自己的错误，而是在极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三年超英五年赶美”的口号整天价嘹亮地喊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在产”也成了这一时代的口头语。
按照唯心的说法，天地相通，民官的浮夸的风气达到上天，上天便降临灾难以警示统治者。58年的人祸转眼就变成了天灾。随后，1959～1961三年自然灾害将国家推到了最困难的时期，而农民的境地也跌到了深深的谷底。日本在战后的大饥荒中，一年就饿死了500万人，而中国在三年自然灾害中死去的人有多少？我们不敢想象那是事实。
最谨慎的是美国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在BackgroundNotes:China(October1997)一书中，将1959-1961年所谓“三年困难时期”死于饥荒的人数估计为“数以百万计”。
《剑桥中国历史》的估算为1600万到2700万之间，说光是1960年一年就有超过一千万人死于饥荒。
BasilAshton等人在“FamineinChina:1958-61”(PopulationandDevelopmentReview,10-4,December1984)中提到2000万到3500万的估计数字。
夏威夷大学的学者R.J.Rummel的估计为2700万。
美国人口学家班尼斯特(JudithBanister)将死亡人数估计为3000万（详见Banister,J.,“AnalysisofrecentdataonthepopulationofChina,”PopulationandDevelopment,Vol.10,No.2,1984;Banister,J.,China’sChangingPopulation,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7）。
CarlRiskin在他的文章“SevenQuestionsabouttheChineseFamineofl959-61”（ChinaEconomicReview,Vol.9,No.2,1998,pp.111-124）中，也引用了班尼斯特3000万的估计数字。
美国人的这些估算依据不一，其中有的数据参考了中国l984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1984）》第83页的图表分别给出了城市和乡村的死亡率，据此推算大跃进期间的死亡人数大概为1500万。
1989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著的《生存与发展》认为，“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约1500万人”。
1993年，上海大学金辉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依据，得出结论以下结论,“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4040万。”
1994年红旗出版社出版，吕廷煜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曲折发展(1958-1965)》估计“人口非正常死亡数千万人”。
丁舒的《人祸》一书（HongKong:NinetiesPress,1995）先是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率、人口增长率推算，估计饿死2000万，但是在修订本中，此数字却膨胀到“2500万是个下限，真实的非正常死亡数很可能与4000万相去不远。”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是以各级统计部门的户籍登记为根据的净人口死亡数，不包括如果未发生饥荒可能会出现的人口增长。班尼斯特的数据则是根据全国1‰抽样调查的人口学估计，包含了真实死亡人数和由于饥荒原因未出生的人口。两者都有一定的依据，也有误差，因此实际情况可能介于两者之间。
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使中国死亡了2000万人，而短短的三年和平年代使中国死亡的人数甚至远远超过了那场历史上最惨烈的战争，这不能不算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上最大的污点。
民官浮夸的风气终于消失了，那些善于搞卫星的人也实会饿得喊不动了口号，而此时在中共高层也在酝酿着一场重大的变革，只是因为伟人还在，所以这场变革也被迫推迟。
今天我们再来解读那段历史，解读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黑暗的时代，我们会惊异地发现，农业合作社，其实是对农民财产的一次掠夺！其掠夺的规模、掠夺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历史任何一个时期。
下面就让我们来分析这一掠夺的过程吧。
说到掠夺不能不提到一件东西，就是当初农民入社时，标有农民入社资产的股金证。其实这股金证和今天广大股民持有的股金证并没有什么区别，但恰恰就是这小小的股金证，成了掠夺农民财富的罪魁祸首。
股金证我见过，小小的红本，封面上写着股金证三个字，里面记载着“某某人以两匹马，入股金，计资金这600元”之类云云，股金证所记载的其实是农业合作社实行之前，农民的财产状况。通过股金证，我们也可以看出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确实给农民带来了实惠，不少农民家庭凭借自己的辛勤劳动也创造了一定的财富。
农民以自家财产入股，有股金证为凭，按说人民公社解体时，政府就应该将公有财产按入股比例返还给农民，但是如果真的那样就不称其为掠夺了。
事实上，人民公社解体时，都将所有公有财产做价，农民谁要什么就必须自己从腰包里掏钱去买，结果大多数的农民都自己花钱买回了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那么当初的股金证怎么办呢？中共拿着变卖人民公社财产获得的一大笔钱成立了一个名义上为民间的新的部门——经济管理站。农民的股金证，依然有效，只不过已经不是人民公社的股金证了，而是改为“经管站”的股金证！
再来看看经管站，一提到经管站，我就禁不住忿忿不平，相信很多人都和我有同样的心情，因为那是共产党一手炮制的最为腐败的一个部门。
在经管站一存一贷的过程中，成就了多少顽劣之徒的飞黄腾达，造就了多少贪官污吏的脑满肠肥，全国80%，甚至100%的经管站都是彻底的亏损！借出去的钱多半成了累账、死帐！经管站的最终结果就是将农民的血汗钱经管一空！
如今经管站已被划入国家财政部门，就是这样一个严重亏损的站门，还依然存在着！它存在着是因为一部分怀揣着股金证的农民对政府还报有一丝的阿Q式的幻想。因为经管站还在，他们股金证还讨要有门！等到这些农民死掉或者老迈得无所作为的时候，经管站也必将退出中国历史的舞台！
我奉劝那些还保存着股金证的农民朋友，一定要把手里的股金证保存好！万一哪一天，哪位英明的领导人，立志要解决经管站问题的时候，要把股金返还给农民的时候，千万别自己拿不出证据来。不过，这个可能性微乎其微。
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某某县某某镇的供销社解体，供销社的财产被拍卖后，领导者将钱分配给了单位职工。当地农民得知后纷纷拿着当年的供销合作社的股金证，去讨要本金，甚至去上市里上访，此事也不了了之。
一代伟人，他曾经创造了开天辟地的伟大奇功，同时他也犯下了巨大的错误。如果上天再给他足够的时间，我相信他会有足够的勇气和足够的精力去改正自己的错误。然而，人毕竟不是政党，一个政党可以在不断的犯错误和改正错误和过程中走向成熟，人的生命毕竟太短暂了，一旦犯下大错就很难再有更多的机会去改正，伟人也不能例外！
一代伟人就这么离我们而去了，留下了他的丰功伟业，也留下了他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但留下的最多的，还是我们深深的思索。
伟人的离去，也意味着另一个时机的成熟，伟人的错误也只能由另一个位人上去纠正。1978年，又一个25年的历史被掀了过去，中国又一次迎来了崭新的一页！
邓小平，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位伟人。他的伟大之处正在于他纠正了另一个伟人的错误，并且再一次改变了中国农民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