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土地改革时期，自1927年到1952年，25年的时间。短短的25年，中国共产党以其敏锐的目光，深邃的洞察力及惊人的气魄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奇迹！这一时期代表性的口号是“打土豪，分田地。”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一步步地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外有列强环伺、内有军阀割锯，泱泱大国千疮百孔、气喘连连。这期间，也不乏仁人志士为捥救中国的命运东奔西走，大声疾呼，甚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
戊戌六君子图谋过救中国，太平天国图谋过救中国，洋务派图谋过救中国；孙中山图谋过救中国；蒋介石图谋过救中国，但是，他们都没有成功。最根本的原因，就在天他们没能真正抓住中国社会的症结。
中国社会的症结就是农民的症结，而农民的症结就是土地的症结。
谁能想到一个成立在嘉兴南湖上的政党，在一位从湖南乡下走出来的伟人的带领下，一下子就抓住了许多人想抓却没能抓到，解决了许多人想解决却没能解决的症结。历史的岔道再次被如椽的巨手扳动，中国的列车再次呼啸向前。
其实在中共成立之初，并没有意识到土地问题的严重性。一大的党纲中甚至还没有涉及到土地的字眼。那时的党还很年轻，它甚至天真地认为只要发动工人阶级，只要与国民党合作，就能够翻了中国的天。
无知和盲目的代价是惨痛的。中共在经历了一系列工人运动的失败及国民党的反戈一击之后，终于开始了理性的思考。它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审视中国的现实。于是在1927年秋收起义前的八·七会议上第一个土地革命口号——“打土壕，分田地”被提了出来。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忘记一位伟人——瞿秋白！他是最早意识到土地问题的共产党人。早在1923年他在为党的三大起草党章时就发出了“不得农民参加，革命不能成功”的预言。1925年9月，在党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扩大会议上，他首先赞同“耕地农有”这一关键性的主张。1926年6月，瞿秋白在广州的《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的演讲中更进一步的指出“中国革命史是农民革命史，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解决农民问题。于繁混的时局之中，拨云见日，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社会的症结所在，这是多么具有远见的主张。只可惜在陈独秀、彭述之右倾投降主义思潮的压制下，他的这些观点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还有一位革命先驱——澎湃！他一生都致力于农民革命，被人们誉为“农民运动大王”。遗憾的是他英年早逝，这对于中国革命事业来说不能不是一大损失。
1927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后，党切实地领导根据地人民开展了一系列打土壕、分田地的斗争。直到1928年，湘赣边区政府总结一年来土地革命实践经验，制定出了我党历史上第一个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
从此，井冈山这个江西省南部一个偏僻的小县城，在中国的史册上写下了重重的一笔。中国的历史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国家的命运往往因为一个或几个小人物，一个或几个小地方而发生关键性的转变。中国，尤其是近代的中国就象是一列拉满了沉重货物的列车，在铁轨上艰难地爬行。每当它奄奄一息的时候，总有一些小人物或小地方象扳道工那样去扳动历史的岔道，从而使它改变方向并获得新的动力，呐喊一声，继续艰难向前。
《井冈山土地法》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主要以乡为单位进行分配。后来证明，当时的许多做法是错误的，比如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土地所有权归苏维埃政权，而不归农民。禁止土地买卖等等。
尽管它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它必竟实现了中国农民几千年来的最终梦想——“有地可耕、有饭可食”。至少，它为中国农民勾划了这一蓝图，使农民看到了实现梦想的希望。因此它也赢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红军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根据地的迅速扩大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随着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土地革命也日益广泛和深入地开展起来，土地法也逐步地完善。1929年4月，在总结赣南土地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兴国县《土地法》，在这个土地法中明确规定“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是一个原则上的改正。1931年，中央苏区中央局发出通告，明确提出“农民参加土地革命的目的是不仅要取得土地的使用权，主要的还是取得土地的所有权”。
经过多年土地革命的实践，中共终于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即“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限制富户，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给富民以经济出路，给地主以生活出路”。正是在这一路线的正确指引下，共产党终于取得了新民方主义革命的胜利。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也是中国农民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在于它切实地站在了农民阶级的立场上，它帮助农民实现了拥有土地的宿愿，切实地为农民群众做了考虑。即使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它也将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安排得很好。而国民党则没有，在国统区，贪官污吏照样鱼肉百姓，军队打没了便去到处抓壮丁。国民党后期也曾想到过用共产党的办法去对付共产党——打游击战。但是他们的游击战并不成功，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什么样的游击战能取得成功呢？国民党也曾想到过要进行土地改革，但等它意识到这一问题时，大势已去。
中国农民的胜利在于它义无反顾地支持了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在解放区父送子参军，妻送郎上前线的感人场面屡见不鲜。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农民群众也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这个数字我们已无法统计，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一定是农民群众所能承受的最大限度。历史上任何一个政党都没能象共产党那样获得人民群众如此坚决热烈的支持。
淮海战役，二百多万农民群众用自家的小车为解放军运送弹药、运送粮食、运送物资，甚至把自家的门板拆下来组成机架队、救护伤员！如果没有这二百多万农民群众组成的后勤补己大军的支持，共产党怎么可能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创造出歼敌55万人的战争奇迹！难怪陈毅主帅感慨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风烟如逝，土地革命及土地改革已经过去六、七十年的时间，当初亲历过那场伟大变革的人们大多已离开了尘世。今天，我们再次翻开那段陈封的历史，仍禁不住为当时的激昂和壮烈所感动不已。
然而，历史的发展总不是如此的简单和一相情愿，即使发生在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这样伟大的时期也不能例外。有很多事情还是值得我们反思和探讨的。听说我在写这篇《七十八年中国农民沉浮录》，一个朋友问我，当时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算不算是对地主阶级的掠夺？
我被这问题的敏感性和尖锐性震憾了，一时竟无言以对。经过了慎重的考虑，我终于还是决定把这一问题写出来，留给大家评说。
地主阶级在共产党的舆论中一直被塑造成为“十恶不赦、为富不仁的形象”。比如黄世仁、刘文彩、周扒皮、南霸天……似乎也只有这样塑造，才能使镇压他们，没收他们土地的行为变得名正言顺，才更能大快人心。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劫富济贫”始终是民众所称道的狭义行为。农民不懂得政治，也不懂得阶级斗争，但他们都渴望包公那样的清官，渴望梁山好汉那样的侠士来拯救他们的命运，共产党便是他们心目中的清官和侠士。
然而，我们理智地想想，地主阶级就真的都是十恶不赦、为富不仁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阶级是由人组成的，是人就分好人和坏人。我们不能否认，地主阶级确实存在着黄世仁、南霸天那样的恶霸，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地主阶级中也一定不乏乐善好施的开明人士。在几千年的封建礼教统治下，有田有地一直是人们最大的追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人省吃简用，往往付出了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地主阶级也不例外。为富不仁的地主是存在，但毕竟代表不了整个地主阶级。就象今天，企业家黑白两道，横行一方的也不少，但我们不能据此就说先富起来的中国人就都是坏人。没收恶霸的土地，会让我们大快人心，那么没收这些开明地主的土地，会不会也让我们觉得他们有些冤枉呢？这个问题在二十年前的中国，没有人敢回答，即使在言论自由的今天也不好回答。
政治毕竟是政治，容不得一丝一毫的人情和妇人之仁的存在。
我的心软弱，也缺乏必要的能力，所以也就注定了我只能做一辈子的教书匠，而与官、与政治无缘。幸好我还有笔的存在，还可以给大家讲两个关于地主的故事。
这是本单位历史老师说过的一件事。学校附近有一伙四川人，开了个加工石棉瓦的小工厂，打更的是个60多岁的老人。以下是那位历史老师和打更人的对话。
“你们家是哪儿的啊？”历史老师问。
“四川大义县。”老人说。
“大义县？”历史老师不由一愣：“大义县出了个刘文彩啊！”
“刘文彩，全国有名的大地主，离我老家不到二十里路，”老人说：“小时候我还去过他们家呢”。
“刘文彩真象课本上说的那样吗？”历史老师问。
“课本上啊，哈哈，”老人笑了笑终于打开了话匣子，为我们描述了一个他所知道的刘文彩。我们庆幸自己生活在一个言论自由的时代，我们同时也应该庆幸我们的党更加成熟。
刘文彩亲兄弟三人，老大刘湘，赫赫有名有四川王，后来力主抗日据说是被蒋介石谋害了，老二刘文彩，老三刘文辉原是国民党的军长，后来起义做了共产党的中将。
刘湘的传记我看过，但他是刘文彩的亲哥哥却是头一次听说。不过细想想有了这个四川王的亲哥哥做靠山，刘文彩富甲川中也就不足为奇了。民间说法多有牵强附会之处，此事至今仍不敢确定，我也无暇考证，望有知详情者告之吧。不过中国历来达官贵人的亲眷富甲地方却是个不争的事实。
说到刘文彩大斗收租、小斗放粮，老人笑了。这事许是有吧，但若比起今日商贩缺斤少两的手段，怕是小巫见大巫了，不过刘文彩在四川还是颇俱善名的。他家中常年设有粥场，救济四方流民，另外他还关心教育事业，出资建了不少学校。今日富豪若出此举必有政府部门、民间团体歌功颂德一番，而他却成了著名的反派，岂不是时耶？命耶？
今天我们评价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歌颂中共英明的领导和广大农民群众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是否也不应忘记，那些善于经营，勤俭持家的开明地主，因为，他们毕竟也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就连抗日战争也不能例外。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的确给中国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但是它也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进程。
还有一位同学的曾祖，是当地有名的大地主，家中光果园就占有几晌的土地。在抗战末期，他开始大肆挥霍。钱花没了就卖值钱的器物，值钱的器物卖没了就卖土地。解放后，他家中只剩下几亩薄田，结果被定为中农。而当地原来的几家中、富农，看到他土地卖得便宜便大肆收购，结果反被定成了地主。
一个具有大智慧的人，他可以嘲弄当时的社会，但是他永远也无法阻挡历史的车轮。任何一位伟人，任何一个伟大的时代最终都必将被历史的车轮碾碎，化成尘烟，抛的身后。中国历史的轨迹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总是在曲曲折折中艰强向前；中国农民的命运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它也总是在浮浮沉沉中艰难地延伸。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土地革命及土地改革的时代很快成为过去。当中国的时针指向了1953年，当中国历史掀开崭新的一页时，中国农民这才发现，迎接他们的，并不是美好的共产主义时代，而是又一个二十五年的冰河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