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文化对西域本土的辐射
这里所说的"外来文化"指西域本土以外其他地区或民族的文化，包括文学、艺术、宗教、哲学与生产技术和科学知识以及典章制度等。由于西域位居东西交通枢纽地区，是中原文化、西方文化、印度文化交汇的地方。西域各族在向外传播文化的同时也吸收着外来文化。通过吸收与融会贯通，使西域本土文化更具民族特点。
(一)吐蕃文化对西域的介入
1．吐蕃人人居西域
公元7至9世纪初叶，在中国青藏高原以逻些(今中国西藏拉萨)为中心兴建起一个强大的政权，唐代汉文史籍称其为"吐蕃"。"蕃"是藏语bod的译音，为藏族的自称。今天藏族人仍自称bod pa，意思是住在藏区之人。吐蕃一名在公元8世纪上半叶镌成的和硕柴达木古突厥文碑铭上，读作Ttiptit，明代四类馆为培养译员、教授外国语的专用教材《回回馆杂字》和《回回馆译语》称作"tu bbat"。吐蕃崛兴后，由南向北深入西域，打破了西域历史的传统格局。据一些研究者认为，吐蕃最初是翻越于阗南山(昆仑山和喀喇昆仑山)进入西域的(L)。公元644年，吐蕃军队消灭了于阗南面的大羊同国之后，与塔里木盆地南缘的于阗相接。648年，唐太宗出兵西域，曾征调吐蕃军同往。唐太宗在发兵诏书中说："又遣吐蕃酋长，逾玄菟而北临；步摇(指吐谷浑)酋徒，绝昌海而西鹜。"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卷198亦记曰:太宗"仍命铁勒十三州、突厥、吐蕃、吐谷浑连兵进讨"此可视为吐蕃军首次在西域亮相。龙朔二年(662年)，唐朝飕海道总管苏海政受诏讨伐龟兹，昆陵都督阿史那弥射及漾池都督阿史那步真一同率兵前往，阿史那步真因与弥射积怨至深，乘机诬告弥射谋反，苏海政诛杀弥射及其属下部酋。其中鼠尼施、拔塞干两部叛走，苏海政率军征剿，平定鼠尼施、拔塞干后，"海政军回至疏勒之南，弓月又引吐蕃之众来拒官军。海政以师老，不敢战，遂以军资赂吐蕃，约和而还"。此段史文显示：吐蕃首次在西域与唐交锋，士气大振，逼和唐将。是后，唐蕃双方以争夺于阗为中心，在西域展开了更加激烈的争夺战。
咸亨元年(670年)，吐蕃一度攻陷安西四镇之地。武则天执政初年，吐蕃再次犯兵西域，一度攻至伊犁河流域，唐朝被迫废弃四镇和安西都护府。但为时末久，至长寿二年(693年)，唐兵大败吐蕃，复取四镇之地，重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驻兵防守。随着吐蕃人不断入居西域，吐蕃文化如涓涓细流，汇入西域文化的汪洋大海。
2．西域考古与文献所见吐蕃文化
1973年考古工作者在新疆若羌县附近发掘了一处米兰吐蕃古戍堡，南北长56米，东西宽70米，堡墙最高处残高7米，戍堡四角均筑有角楼，靠南筑一高土台，台顶部立有木杆，疑为烽燧设置。房屋即一层层倚坡建筑，屋为半地穴式，屋顶较平。这种特点，正如《新唐书·吐蕃传》所记"屋皆平上，高至数丈"。在古戍堡房舍遗址中，曾出土了大批吐蕃文木简和文书，也有少量汉文木简。遗址中还出土了不少生活用具，主要是木器(碗、勺、盘、铣)、石磨盘、陶器(罐、釜、瓮、壶、纺轮)，还有毛皮带、毛毡、织花毛毯残片；武器有木弓、刀鞘、三棱形铁镞、骨镞及大量漆皮甲片。
吐蕃文化对塔里木盆地的影响表现在多种层面。
首先，吐蕃的生产技术和农作物品种陆续传入塔里木盆地。青稞是青藏高原传统的农作物品种，主要用以酿酒。《新唐书·吐蕃传》记载说："其稼有小麦、青稞麦、荞麦、萱豆。"新疆若羌县米兰古堡中也发现过青稞籽实，这自然与吐蕃人所倡导的垦荒种植不无关系。
其次，吐蕃语言文字对西域各族影响至深。国外学者埃默瑞克在《于阗语中的藏文借词和藏语中的于阗文借词》一文中指出，在于阗语言中发现有30多个藏文借词于阗传》称绍圣年间(1094-1097年)于阗王阿忽都董娥密竭笃曾向宋廷表示："缅药家作过，别无报效，已遣兵攻甘、沙、肃三州；其中所谓缅药之称谓即系藏语。
其三，在种族成分上也发生民族融合现象。9世纪中叶吐蕃势力退出西域后，仍有不少吐蕃人滞留于阗等地，并与当地人通婚。其时，雄踞西北一隅的喃厮哕，原系吐蕃赞普后裔，生长于西域。其子董毡在于阗一带生活，与当地女子成婚，并收有养子阿里骨。《宋史·吐蕃传》有载："阿里骨本于阗人，少从其母给事董毡，故养为子。"后来阿里骨事承董毡在河涅一带的大权，独霸一方。正是由于这种民族间频繁的接触，才导致吐蕃与西域各族文化的汇聚交流。
吐蕃生活习俗对西域人的影响也十分明显。据汉文史籍载，吐蕃"以赭涂面为好"。赭是一种红色颜料。"以赭涂面"应是吐蕃妇女所喜爱的一种装饰。考古工作者曾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唐代古墓中发现一类身着汉装的女泥俑。她们发髻高耸、面涂赭红。唐代著名大诗人白居易诗云："元和妆梳君记起，髻堆面赭非华风。"此类妆饰应当源自吐蕃人。当然，西域的物产和文化同样倍受吐蕃人珍视，此举两例予以申明。据《汉藏史集》记载，在吐蕃王朗日伦赞时，从西域"将18头骡子驮的玉石运至吐蕃"。热巴巾王在位期间，从突厥之地运来了18头骡子驮载的玉石，奉献给国王。"在吐蕃没有比这一批真正的突厥玉石更好的了"。吐蕃人以此制成精美的茶碗，颜色洁白，具有光泽。
吐蕃贵族喜着丝绸，藏语中称丝为，当是汉语丝的音译，缎子称为90s-chen，意思是大衣服，大概是指华贵的、隆重的服装料子而言。尽管吐蕃人占领敦煌后，把当地汉民集中起来组建成一个专事丝绵生产的"丝绵部落"(dar-ba)，但吐蕃人始终没有学会植桑、养蚕和缫丝织绸的技术。一直依靠唐廷馈赠、贸易或者通过战争手段去劫掠这种纺织品。除此外，于阗诸地也是他们直接或间接进货的渠道，在塔里木盆地出土的藏文简牍中，即有"绢缯干匹"的记述。
葡萄酒(bor)是西域的传统产品，由于吐蕃人在一段时期内驰骋西域，争夺安西四镇，奴役勃律、羊同诸小邦，占领龟兹、于阗、高昌达百余年之久。因而葡萄酒自西域传至吐蕃自属可能。有一则藏文文献记载道："可黎可足赞普(即热巴巾，唐史作彝泰赞普)因饮用葡萄酒过量，醉卧于甲玛行宫，被其臣下韦·达那金扭断颈项而杀。"《贤者喜宴》说得就具体了：
"热巴巾赞普年三十六岁，时值辛酉，在墨竹工卡香玛宫中酣饮葡萄美酒酩酊醉卧于金床之上。韦·达那金与属庐·腊洛特，连同猎独赞普之首扭向后背而杀害之。"
可见，葡萄酒却曾传入吐蕃，且饮宴于宫廷之中。
新疆若羌米兰故城中出土的吐蕃时期的木简中有几支专门记载了酒的事情。
11．243："苯教师七人，苯教主二人，共九人，分坐两排，食物供奉相同。晚餐毕，每人每日供头遍酒十瓢，合计三吐(吐，为半克青稞所酿酒浆的总量)。"
Ⅱ．292："按照习俗做替身俑一对，作多玛供品。后，献降神酒。午餐，连续献迎宾青稞酒三瓢，置一盛酒大碗之中，顺序饮之。苯教教主讲述往昔古史。"
值得注意的是，在吐蕃人的饮馔生活中，食盐是必不可少的作料。相传松赞干布的父亲朗日论赞从北方的拉措湖(Blamtso)获得食盐。从此开始了食盐的饮食习俗。"拉措"藏语意为"魂魄湖"或"龙池"。在今新疆独库公路90公里附近有一处海拔2300一一2380米的高山湖泊，库车人称其为"龙池"。唐代高僧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曾提及一处名为"龙池"的地方，虽然他所说的位置与现在龙池的位置有所不同，但龙池的得名当与唐玄奘有关。《魏书·西域传》、《隋书·西域传》记载龟兹物产时明确指出，此地产"盐绿"。当然，我们还没有材料考证"盐"与"盐绿"二者的关系，西域产盐必无疑。
吐蕃人食盐自然还与"尤多盐，恒将盐向天竺兴贩"的女国有关。《隋二枵》记："女国，在葱岭之南，其国代以女为王。王姓苏毗，字未羯，在位二十年。"女国人在沟通吐蕃与西域的联系方面作出重要贡献。就其迁徙的走向看， '度穿越青藏高原南部、西部、西北部、北部，直到东北部保持着与天竺、厨宾(克什米尔)、于阗、突厥等地的联系。所以，尽管《隋书·西域传》女国条记其"尤多盐"却未必产自本土。种种迹象表明，女国从北方的突厥得到食盐，再向南贩往天竺、吐蕃等地。
3．吐蕃统治西域的特点
吐蕃占领西域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对西域职官制度的影响十分明显。吐蕃在西域的职官既有中央一级如大尚论、内大论，又有地方一级如茹本或翼长、某地节儿等；既有军事的如大将军、大守备长等，管理民政的有内大论、悉编掣逋等，又有司法官、审判官等，形成一套较为完备的体系。为了有效地统治西域，吐蕃还设置了一些新的机构如萨毗茹、军镇、通颊等，同时也增置了一些新的职官如军镇长官、郎官、节儿等。
吐蕃在西域驻军设镇的同时，保留了当地政权原有的统治体系，和田地区出土的一件于阗文写本(MT．b．ii，0065)就是明证。写本称："自最优秀的藏人守卫于阗国，其(指于阗王尉迟洁)统治已进入第六个年头。"这条材料说明，于阗王族尉迟氏的王统并没有因为吐蕃的占领而中断。尽管如此，实际上于阗国仍是吐蕃政权的藩属。吐蕃政权在本土广泛实行"告身制度"即"章饰制度"。《新唐书·吐蕃传》记载说："其官之章饰，最上瑟瑟，金次之，金涂银又次之，银次之，最下至铜止。差大小，缀臂前以贵贱。"如此看来，以金、银、铜不同质地为章饰作为表示吐蕃政权各级官员品秩高下、地位尊卑的标志。
吐蕃在西域地区所实行的"告身制度"与其在本土原有的"告身制度"有着明显的不同。于阗的"何摩支"虽然被允许持有二等阶位的金字告身，但实际地位却低于吐蕃最下等的铜字告身的吐蕃节儿。于阗国王身为一国之主，实际地位也在银字告身的吐蕃军镇将军之下。
吐蕃统治结束后，从南疆于阗一带到甘州藏文还长期作为官方文字使用。匈牙利藏学家乌瑞在《吐蕃统治结束后甘州和于阗官府中使用藏语的情况》一文中，共介绍了18件藏文文书。这些文二千；有两件是9世纪的作品，另外l5卷文书均为10世纪遗存，内容涉及于阗、沙州、甘州、凉州、肃州各地官吏之间的公务往来，及从于阗到中原丝绸之路沿线诸邦的外交和贸易以及各州内部事务等内容。这说明，仅从语言文字的使用看，吐蕃对西北民族的影响是长期存在的。
(二)粟特--一个已经消亡了的
中介民族的文化
粟特是东伊朗人的一支，与我国西域地区的塞人、成海周围的花剌子模人有很遥远的血缘关系。他们最初位于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善河流域，擅长经商，长期活跃在丝绸之路上。其经商活动促进了东西方的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在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之间，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粟特，古代波斯语中作Sugda一或Suguda一，古突厥语中，作Sordq；中国汉地对粟特人的认识由来已久，《后汉书·西域传》作粟弋；《三国志》卷30引《魏略·西戎传》作属繇；《北吏·西域传》作粟特；在汉文佛教文献中，唐玄奘《大唐西域记》卷l作率利；唐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作速利；义净《梵语干字：文》作孙邻；唐利言《梵语杂名》"胡"条夹注作"苏哩"，德国学者马迦特(J．Marquart)认为这些译名均为钵罗婆语中的Solik的对音。《北史》中的粟特，应译自粟特人的自称Sogd。又，在汉文史籍中，因粟特诸城邦的首领均以昭武为姓，故又称其为"昭武九姓"。但必须加以指出的是汉文典籍关于昭武九姓诸国的名称除康、安、何、米、史、曹、石之外虽然不尽一致，但这些国名上的某些出入并不能影响人们对昭武九姓共性的理解。
粟特人在中亚绿洲地区建立的国家甚多。如，以玛拉干达、阿芙拉西阿卜为中心城镇为前身形成的撤马尔罕是汉文典籍中的"萨末建"或康国；以瓦拉赫沙、阿滥谧等城镇为前身形成的布哈拉，是为汉文典籍中的捕喝(布豁)或安国。此外还有著名城邦"苏对沙那"即唐代的"东曹国"；弭秣贺即唐之米国；赫时(者舌、柘支赭支)即唐之石国等等。这些由粟特人创建的中亚绿洲之国，以经商为主，兼顾半农半牧，掌握较高的灌溉农业技术，这就使得粟特移民能够长久立足于丝绸之路上砂碛干旱地区之间的某些绿洲地带。他们的祆教等宗教信仰、音乐、舞蹈等文化娱乐、婚丧习俗也势必伴随着他们的足迹，传到越来越多的地区，其中包括农耕定居地区，也包括草原游牧地区。
自公元前4至3世纪，粟特人即已开始探索前往中国的路线。自南北朝以来，河西走廊就有昭武九姓的移民聚落，至唐代中期，其商业、文化活动臻于极盛。他们的足迹遍及西域各地。就今所知，在蒲昌海(今新疆罗布泊)地区、播仙镇(今新疆且末)、西州(今新疆吐鲁番)、伊吾(今新疆哈密)、疏勒(今新疆喀什)、于阗(今新疆和田)、龟兹(今新疆库车)及河西地区的敦煌、肃州(今甘肃酒泉)、甘州(-9甘肃张掖)、凉州(今甘肃威武)、长安、洛阳等地都有粟特人较为集中的聚落。
在蒲昌海地区，粟特人移民在大首领康艳典的带领下于贞观年问建立了四个城镇。即位于罗布泊南300里处的石城镇，又西240里的新城(又谓之弩支城)、北4里的蒲桃城，东南480里临近萨毗泽的萨毗城。
在播仙镇，唐高宗时期有何伏帝延为城主的粟特聚落。在西州，至晚6世纪中叶以后，粟特人即开始定居于此，经营农耕和葡萄园艺，并以"兴生胡"的身份开展甚为活跃的商业活动。10世纪佚名作者的波斯文著作《世界境域志》(Hudud al-Alam)记载说："在今吐鲁番附近有五个属于粟特人的村落，其中住着基督徒、祆教徒和萨毗。"。"
伊吾地区也有来自昭武九姓石国人的聚落。隋炀帝大业六年(610年)，薛世雄取伊吾，遂于城东买地鼹伊吾郡。隋末动乱中复没于胡。630年，首领石万年率7城来降迫'。
此外，在西域发现的古代文书中似可寻觅到粟特人的一些信息。S 661号文书是斯坦因第二次(1906 1 907年)来华时在安得悦第6号遗址所得。研究后发表在《西域》第一卷上，文云："于阗大王、王中之王夷那阁·提婆·尉迟陀·信诃在位之第三年，十月十八日。"这件契约是在于阗国书写的文书，文书除于阗国王外，还提到三个人名。其一为卖骆驼者Khvarnarse，其二为买骆驼者Vagiti vaahaga，其三为书契者Bahudhiva。值得注意的是，在买主姓名之前有一字为Suli-ga，托马斯释为"疏勒人"，此说颇有新意。"疏勒"二字，董同和拟音为Sa9-lok，高本汉拟音为Si0-lok，周法高拟音为Siar-lak。还有学者认为"疏勒"的古音应为Surlaq。古代粟特语方言有l与d交替现象，如《大唐西域记》就用"率利"代替"粟特"，因此，Surlaq就是Surdaq的音转，意为"粟特城"，赫尔曼即持此说。基于这一点，我们有理由认为S 661号文书中的Suli或Sulik并非指中国境内疏勒地方的人，很可能指来自阿姆河以北的粟特商人，由于他们惯于在古丝绸之路沿线经商，所以这件契约的主人(即买主)，便将它带到了古鄯善王国900里疆域中的安德悦(怯卢文书将其为"舍凯")。如今，在北疆吉木萨尔附近有一"疏勒城"；甘肃河西走廊有"疏勒河"。这些地名的出现，是否与粟特移民自西向东的移徙活动有关，值得作进一步研究。
敦煌同样也是粟特人聚居的重要地区。公元750年以后，沙州陷蕃之前，粟特人居住在城东一里的从化乡，据敦煌写卷P．3559第三残段(约750年前后的敦煌郡敦煌县差科簿)，推断从化乡聚集着昭武九姓约300户，人口约1400-1500。其中大部分为康、安、何、曹、石、史、米及吐火罗来的罗姓。他们与汉姓杂居，既服差役，又充土镇。
随着入华粟特人数量的增加，粟特文文书传至中国内地及西域地区。英籍探险家斯坦因(Sir Aur日 M．Stein)从敦煌以西的烽燧中发现了6封用粟特文书写的书信。其中第二封长达63行，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粟特文献。吐鲁番地区也发现不少用粟特语写就的残卷。1902-1905年德国人格伦威德尔(A．Grtinwedl)和勒柯克(A yon lecoq)在此发现了粟特文残卷；1975年新疆博物馆考古队在哈喇和卓古墓葬中出土有17枚"代人"木牌，其中九枚正面有"代人"二字，背面朱书粟特字母的少数民族文字。由这些粟特文残卷使我们联想起《周书·高昌传》中"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之记载。关于"胡书"的情报，还见于《旧唐书·西戎传》。其云："贞观中，突厥以女妻王。胜兵二千人。俗事袄神，有胡书文字。"那么，胡书究竟为何种文字，值得深究。8世纪前期，在塔里木盆地旅行者中惟一给我们留下比较详细记载者首推慧超。他的行记抄卷发现于敦煌石室，罗振玉收入《敦煌石室遗书》，题为《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残卷》，并作《校录札记》，日本学者藤田丰八对此残卷又作了考释，题为《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先后在日本和中国几次刊行。根据残卷记载，我们似对"胡"的概念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该残卷记载说："从大宜(食)国已东，并是胡国，即是安国、曹国、史国、石骡国、康国，中虽有王，并属大窟(食)所管。"由此可以推知，"胡"国当指安、曹、史、石、米、康等国。"胡"人也应相应为这些国家人，即"昭武九姓"之民。也就是粟特及其相近的人，或者说操东伊朗语的部族。"胡语"则是昭武九姓诸国的语言。粟特文书的发现进一步证实了粟特语在西域地区广为流行是不容怀疑的。
粟特人是文化很高的民族。由于他们经常活动于中原与西域之间，所受汉文化影响既多且深。昭武粟特人以康、安、史、曹、石、米、何、穆等为姓，并将这种汉地的称谓传至中亚粟特本土。粟特人把康国称为rln-xan，把安国称为n-An。入华粟特人与汉族通婚的现象极为普遍。开元寺三门楼题刻中有"何叱拨(妻曹)息忽碑(妻康)碑息名运(妻赵)"的题铭。何叱拨父子两代属于胡姓通婚，只是到了叱拨孙何名远这一代就与汉族通婚了。即使唐朝著名诗人元稹之妻也姓安氏。那么入居西域地区的粟特人的婚姻状况又呈现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呢?新疆吐鲁番哈喇和卓一号墓出土的《唐西州高沙弥等户家口籍》对此揭示甚明。文书第四行云："口主高沙弥年卅七口米年囡二。"此处"米"前所缺之字当为"妻"。米是昭武粟特人的姓氏、户主高沙弥之妻显然是粟特人，其子女皆袭父之汉姓。另一户主辛延熹是汉族，妻孟氏也是汉族。但其子辛怀贞之妻却为昭武粟特人康氏。所有这一切说明西域高昌地区同样存在着胡汉通婚的事实。粟特人崇尚汉文化的例证还可再举一则。在撒马尔罕近郊的阿芙拉西阿卜(Afrasiab)的康国遗址、布哈拉附近的拜干(Paikant)遗址、塔吉克斯坦的片吉坎特(即穆格山)遗址等地都发现了精美的古代壁画。1958年前苏联考古工作者在位于泽拉夫善河(古称忸密水即Namlk)流域的粟特古城喷赤干发现一幅色泽鲜美的歌女图壁画，旁边绘有一对着汉装的东方人形象。男子头戴幞头，身穿圆领黄色衣袍，腰间悬挂算袋。女子梳高髻，着窄袖短襦，完全是唐人装影l'。粟特人经商及定居中原，促进了中原与西域各民族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一些中亚的物产与宗教也自西向东输入中原各地。波斯萨珊朝和粟特地区生产的金银器装饰有动物纹样，风格独特。中国古代史籍称这种式样的带柄壶为胡瓶。胡瓶的东传始于魏晋。史载："疏勒致魏文帝金胡瓶二枚、银胡瓶二枚。其他史文又载：750年，安禄山献"金宝细胡瓶"、"银平脱胡瓶"，玄宗赐禄山以"金敷花大银胡瓶"。724年，玄宗赐默啜可汗银盘、胡瓶。这些记载表明，胡瓶曾在长安与幽州、突厥等地之间广为流传。1963年春，西安沙坡村出土了l5件银器，其中有一件鹿纹12瓣银碗，口沿处刻一行铭文。日本学者吉田丰对此则铭文作过考释，并确定为粟特文，且辨识出"奴隶"二字。此处的"奴隶"远非通常意义上所比定的奴婢，极可能是粟特人的名字。沙坡村位居唐代长安兴庆宫遗址正南1．5公里处。这里发现刻有粟特铭文的器物，表明粟特银器深入内地之程度。边疆地区同样亦不例外，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敖汗旗发现了一组银器，经研究确定，此物为公元7世纪至8世纪中叶生产，产地极可能是粟特。粟特所产金银器输入中原的同时，还有不少入居中原的粟特后裔将生产制作技术传入内地。隋朝御府监，昭武九姓之一的何国后人何稠成功仿制波斯锦、琉璃器即为显例。何稠的祖父本是西域胡人，后入蜀经商，子孙遂居中原。史称何稠"巧思绝人"，"波斯尝献金绵锦袍，组织殊丽。上(隋文帝)命稠为之，稠锦既成，逾所献者，上甚悦。时中国久绝瑁璃之作，匠人无敢厝意，稠以绿瓷为之；与真不异"。何稠能为此事，决非仅仅倚靠"巧思绝人"的聪敏，也非仰仗"博览古图，多识旧物"的智思。主要因为他有着粟特人的特殊身份，使其有更多的机会接触波斯文明，另一方面何稠久居汉地，具有较高的汉文化素养，史载其"博览古图，用意精微"。正是这两方面的因素得以使他们在两种文化中起到一种自觉和不自觉的传播与联接作用。
据研究者考证认为，祆教传入中国当在公元4世纪。粟特人在传播祆教的同时，也将本地区的一些民族传统信仰和习惯带至东方。正如前苏联的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粟特拜火教的特点是保留了当地古代祭祀的部分，包括祭祀祖先和天体--太阳和月亮。"
大家谂知，波斯袄教徒实行天葬。人死后"去除尸肉的仪式"分成三个阶段进行。首先将亡者的尸体放在屋内挖成的坑穴中，或暂厝于专为这种用途而建造的室内。其次，将亡者尸体运至确保有狗和噬食腐肉的猛禽得以光顾的高层葬尸台，专门记述琐罗亚斯德教教义和仪规的波斯文圣典《万迪达德》(Vendidad或Vid6vdat)称这种专门用于天葬的高层停尸台为"达克玛"(dakhma)，这些"达克玛"的作用主要用于抑制病疫的传染，由于这种特殊的用场，"达克玛"被世人视为不洁之地，并为此判为禁地，废弃后必须予以拆毁。再者，葬俗的最后一道程序乃是处理已除去肌肉之后的遗骨。当时有两种办法。其一将骨骸弃置原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其二将其收敛放置于高约50 60公分的骨瓮或灰泥器内。此类葬俗为粟特人沿用，中亚出土的一份有关敛尸场地的粟特语契约中涉及到的一处"达克玛"就是"askase"，即沼泽地。若与波斯"达克玛"相比，只是建筑物的形式略有不同而已。关于康国(Samarkande)的葬俗，隋炀帝于公元7世纪初派往西域的使者韦节在其《西番记》中记述颇详。此后这项记载被纳入801年成书的杜佑《通典》中，"国城外别有二百余户，专知丧事。别筑一院，院内养狗。每有人死，即往取尸，嚣此院内，令狗食之，肉尽收骸骨，埋殡无棺椁"披阅此段史文结合粟特语契约中出现的达克码("aslcase"即沼泽地)，可以断定，粟特地区实行天葬。
西域是粟特人活动的舞台，上述葬俗亦当传入。从现有能查阅到的文献尚没有发现西域盛行天葬的记载。但是，大谷(1903年、1909年、1912年)、伯希和(1906-1 907年)、斯坦因(1906-1908年、1913-1916年)诸考察队所发现的骨匣或骨瓮，足以断定此类尸骨瓮在5-8世纪之间已传至中L1)杜佑：《通典》卷193．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256页。
国西域。
诚然，韦节所记述的葬俗也被粟特人或波斯人传到中国内地。《旧唐书·李嵩传》记载说，"太原旧俗，有僧徒以习禅为业，及死不敛，但以尸送近郊以饲鸟兽。如是积年，土人号其地为'黄坑'，侧有饿狗千数，食死人肉，因侵害幼弱，远近患之，前后官吏不能禁止。嚣到官，申明礼宪，斯不再犯，发兵捕杀群狗，其风遂革"。我们推断粟特人在传播这种葬俗文化中起过作用。隋代的一方墓志记载，一位名讳作突娑，字薄贺比多的翟姓人士虽死在洛阳，但籍出并州太原，父曾任大萨宝。看来翟姓是当时人们专指中亚某国度人之姓。另一方总章二年(669年)康达(康为专指从撒马耳干来中国的人士之姓)墓志称，康达上代曾任并州刺史，"因家并[州]焉"。
同样，粟特移民入居中原与西域乐舞东传不无关系。《旧唐书·西域记》记云："昭武九姓"民众"好歌舞于道"。此类歌舞也迅速为中国中原地区所接受。《唐诗类苑》卷64收有刘言史的《王中丞宅夜观胡腾》诗作。其赋："石国胡儿人见少，蹲舞樽前急如鸟。"唐代另一诗人李端的《胡腾儿》同样对胡腾舞的历史风貌作了颇为真实的描述，此诗言："胡腾身是凉州儿，肌肤如玉鼻如锥。"他们的服饰装束是典型的西域式样。"细氍胡衫双袖小"表明舞者身着窄袖胡服。这种舞服也曾传至中原汉地。唐代著名诗人元稹的《法曲》诗即反映了这一盛况："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城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西域乐舞东传当然于昭武九姓诸国向中原遣送舞女之事有关。史载，"开元十五年(727年)五月，康国献胡旋女子及豹；史(石)国献胡旋女子及蒲萄酒，安国献马；七月，史(石)国王阿忽必，多遣使献胡旋女子及豹"。这样一来，胡服胡帽伴随着胡乐、胡舞传至中原地区。于是自天宝初，贵族及士民竞相穿着胡服胡帽，妇人则簪步摇钗、衿袖窄小。
(三)希腊文化在西域的传播
希腊位于巴尔干半岛的南部，北与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接壤；西与土耳其交界，西南濒爱澳尼亚海；南濒地中海，东临爱琴海。海岸线长达12500公里，因此古代希腊人善于航海，并创造了丰富的文化。
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400年，克里特岛上存在过米诺斯文化。约在公元前l400年，开始了迈锡尼文化时期。希腊半岛的上古居民为皮拉司吉人。公元前2000年代，从北方陆续迁入印欧语族，即后来所称的亚加亚人、爱奥尼亚人、伊奥利亚人和多利安人；他们是古希腊人的祖先。
公元前8世纪，希腊历史结束了"荷马时代"，步入小国寡民的奴隶制城邦时期。希腊各城邦取得希波战争的胜利后，经济、文化得到空前发展，创造了以哲学、文学、历史学、几何学、流体力学、医学、天文学、农学等为代表的古代希腊文化。是时，希腊北部的马其顿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实力大增，于公元前4世纪后半期成为巴尔干半岛的大国。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控制希腊后，欲向外扩张，远征波斯。但尚未出征，遇刺身亡。其子亚历山大嗣位后，秉承父志，继续实施东征计划。
公元前334年春，亚历山大率步兵3万，骑兵5000，战船160艘前去征伐庞大的波斯帝国。亚历山大东征军渡过赫勒斯滂海峡后，于334年在马尔马拉海南岸的格拉尼库河附近与波斯军交锋，波斯大败。翌年，亚历山大进军叙利亚，在伊苏战役中，再次挫败由大流士三世亲自率领的波斯军。大流士反以身免，他的母亲和妻女皆为亚历山大俘获。此后，亚历山大率师南下，次第攻取小亚、叙利亚和埃及。
公元前331年春，亚历山大占领了波斯首都苏撒和巴比伦。公元前330年亚历山大向中亚细亚发起进攻，各部落奋起抵抗，给亚历山大以重创。尽管亚历山大在亚洲建立了一些据点，却无力控制大片领土，只好于公元前325年返回巴比伦。亚历山大东征后，不少希腊人移居亚洲，并和东方人通婚。希腊文化迅速传入亚洲、非洲。
希腊与中国的交往历史十分悠久。1世纪末，亚历山大城(今埃及亚历山大)一个商人，写成一部著作名为《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此书记载了厄立特里亚海(今红海)和印度洋的情况，并首次向西方人谈到了位于印度恒河河口以东的地区。他说，那里首先是黄金之国"金洲"。面对一个同名的岛屿，岛上的居民用大帆船与南印度做生意。自金洲沿岸北溯，可抵达秦尼国，那里生产并出u丝线和丝绸。《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的记载虽然简单，但情节明确。学者们认为"金洲"是孟加拉湾东部沿岸地区的一部分，金岛是印度尼西亚群岛中的一个岛屿，或者就是马来半岛本身，而盛产丝绸的秦尼无疑指中国。
隋唐时期，闻名遐迩的"丝绸之路"西段，即越过帕米尔，经过费尔干纳盆地(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东部)，进入中亚河中地区(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地区)；或者从天山中西部的碎叶城(今托克玛克城西南8公里的阿克·贝希姆废墟)西行，经过塔什干(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进入中亚河中地区。再从中亚河中地区，渡过阿姆河进入阿富汗北部和伊朗，沿伊朗北部的呼罗珊大道，经剌类(德黑兰北)、哈马丹、巴格达、大马士革等可抵达地中海边的一些海湾城市。西域是联接希腊文明与中原文明的桥梁与纽带。它在充当传播媒介的同时，广撷异地文化。
希腊文化对西域的影响十分明显。由于印度佛教文化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也与印度佛教文化同时传入中国。西域境内发现不少与希腊文化相关的文物，新疆洛甫县山普拉东汉墓曾出土一件缂毛人像织物，距今已有1700多年左右的历吏。有人推测此乃将希腊文化传入中亚的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的i画像；也有人认为是希腊人头马腿怪涅索斯像。伊犁河谷出土的红铜武士像，头戴弯钩高冠，其造型与古希腊比利乌斯雅典娜像上的铜冠如出一辙。即使在西域佛教石窟艺术中同样可以寻觅到希腊文化的踪迹。
龟兹石窟壁画的有些形象来自希腊。日天、月天即是显例。库木吐拉石窟第46号窟拱形顶的中心部位画有一个日天形象。他头戴四角帽，坐在一辆战车上，双脚交叉，车有两轮。他的上衣似乎被风吹动着，成几个三角状。他的头上有一圈黑色的光环，全身被一道白色的光环包围着，仿佛全身正迸射出道道光芒。这个日天形象与古希腊太阳神赫利俄斯或阿波罗的形象极为相似。该石窟拱形顶的中心部位上还有一月天形象，也应当来自希腊，她头戴两角帽，双脚交叉坐于双轮车上，身上的衣服在微风吹拂下，形成几个尖角状。她的全身被一道黑色的光圈包围着，与日天的白色光圈正好相反，可能象征着黑夜。这个月天形象与古代希腊的月亮神阿尔迪米斯(Artimis)十分相似。
众人皆知，佛教是禁欲的，特别对男女间的情欲，严加防范。佛教戒律中都把"不淫欲"列在首位。然而在新疆克孜尔干佛洞内却保留着不少女性裸体人物形象，它包括用以供养的天宫伎乐或称乐神(克孜尔第163窟、7窟、80窟、178窟、179窟)、以及佛传和因缘故事中的舞女(克孜尔163窟、98窟、186窟、189窟)、宫伎以及王妃、魔女等等。这种佛教裸体人物形象并非龟兹民族本土固有的文化习俗，而是受强烈的希腊风影响所致。
我们知道，古代希腊是非常推崇裸体的。它认为裸体可以把人的有机体形式的美感充分展示出来，因此无需穿戴和加以修饰。这样裸体美就被赋予最神圣的意义。公元前4世纪随着亚历山大的东征，他们在中亚和西北印度强力推行希腊化政策，使这一地区的艺术拥有普遍的希腊风，龟兹毗邻此地，必然受其影响。克孜尔干佛洞第188号窟窟顶就绘有三身男性裸体人像，他们肌肤洁白，赤身露体，毫无羞涩而言。除了男性裸体人像外，更多的则是女性裸体画。克孜尔石窟第8、193号窟内的裸体女像全身赤露，一丝不挂，双乳高耸，面如满月，含笑欲语，极尽媚姿，她们或在佛的身旁疯狂舞蹈或向佛行跪拜之礼。龟兹石窟壁画中之所以会出现如此众多的裸体形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龟兹处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枢要道上，受外来文化影响颇多，社会比较开放，对源于希腊文化传统的裸体艺术采取_厂容纳、吸收的态度，从而产生了大量裸体壁画。
在龟兹石窟壁画中，还有一些形象来源于古代希腊的神话传说。克孜尔石窟38号窟窟顶底部与下壁联接处的突角拱平面上，画有一条水生动物图，其中有水鸟、海马、水蛇、鳅、螺、蚶等。西莫尼·格里尔认为："这些有甲壳的软体动物、水蛇、荷花与水鸟，加上直接来源于西方古物传统的海马。这个题材在骑士洞(克孜尔石窟118号窟)得到了最好的表达、省。事实上，这些有甲壳的软体动物以及鳅等水生动物在龟兹地区并不存在，是外来文化流布的结果。
除龟兹外，希腊文化在西域其他地区也有表现。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曾发现一些封泥浮雕，浮雕印记中有些明显与希腊、罗马的雅典娜(Athene)、宙斯(Zeus)、赫拉克里斯(Heral-cles)、伊洛斯(Eros)、普洛马可斯(Promachus)等至为相似电'。于此可见，西域尼雅文化同样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
(四)印度佛教和犍陀罗艺术传入西域
西域文化艺术所受犍陀罗文化影响至深。犍陀罗就是今天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地区及其毗连的阿富汗东部一带；所谓犍陀罗文化则是在古代犍陀罗地区盛行的一种佛教视觉艺术。关于犍陀罗文化的性质，中外学者看法不尽一致。齐瓦尔夫说："犍陀罗的艺术家追随希腊的样式，跨出了改革的步伐，用人的模式来表现佛陀，以代替早期的中印度佛教；艺术只是用象征的东西来表现佛陀的做法。"其实犍陀罗文化是由希腊系的文化和印度佛教文化融合而成。一般认为，公元前327年希腊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东征以后，在西北印度、大夏(阿姆河流域)和安息(波斯)一带均属东方希腊化范畴。所以严格说来，犍陀罗文化不仅含有波斯、大夏，而且还有罗马和东罗马等地的文化因素。
犍陀罗文化是伴随着佛教传至西域的。据《汉书·西域传》记载，于阗(今新疆和田)过莎车越葱岭或西南行至皮山皆可到达厨宾。所谓厨宾，即唐代的迦湿弥罗(今克什米尔一部分)，它南邻犍陀罗(以今巴基斯坦白沙瓦一带为中心)。因之，于阗乃至整个西域南道与厨宾关系至为密切。正因如此，《洛阳伽蓝记》卷5《宋云行记》和《大唐西域记》卷12所载于阗佛教源于迦湿弥罗甚以为信。但是，佛教何时传入于阗，尚无确论。一般认为于阗奉行佛法似在公元2世纪上半叶前后，而佛教在西域南道广为流行，可能要到公元3世纪左右。
于阗地区初行小乘佛教，后改信大乘佛教。随之而来的还有佛教造像艺术。在我们业已发现的西域佛教艺术品中无不打上犍陀罗文化艺术的烙印。在今新疆若羌县东约70余公里处的米兰佛寺遗址，发现20多身浮雕佛立像。这种形制和风格，与犍陀罗佛塔塔基立面结构完全相同。这里还发现一件螺发佛头，属犍陀罗后期形式。在今和田东北，玉龙喀什河对岸的沙漠深处遗留着拉瓦克佛寺遗址，高耸的佛塔和残存的泥塑佛像向人们展现着古代佛教的隆盛。细审佛塑像的衣饰纹络，犍陀罗的遗风宛然可见；而多数佛像衣褶紧密，呈平行细线，左手多下垂持衣端，凡此种种，又都受印度造像特点之影响。
在龟兹石窟壁画中，我们同样可以寻觅到犍陀罗文化的韵律。库木吐拉石窟4世纪以前的壁画人物特征是大弧、弯背、眼眶大、短人中、鼻直而高，蝌蚪髭须，身体弯曲为"S"形，完全是一幅白种人形象。但是必须指出的一点是，尽管龟兹石窟在佛塔的建造、石窟总体布局，乃至艺术形式、佛的形象方面受到了犍陀罗文化的影响，但龟兹文化融合了它们，并加以改造，使之成为龟兹人的艺术作品。
在犍陀罗，涅粲图一般只表现为诸天众人在释迦牟尼遗体旁悲哀悼念的场面，而龟兹的涅粲图则包括释迦牟尼入娑罗双树问右肋而卧；为众弟子说《大般涅粲经》；诸天众人用细毡裹释迦牟尼遗体放入金棺，棺内灌注香油，举行火焚金棺的"茶毗"仪式；诸天众人悲哀悼念；收集舍利，装入金瓶，诸天众人重作供养；八王严四兵前来争夺舍利，拘尸那城外剑拔弩张；香姓婆罗门晓喻众人，为八王平分舍利，八王分得舍利后，归国起塔供养等共有十大情节。这种场面不仅在犍陀罗的佛教艺术中是罕见的，即使在整个印度的佛教艺术中也难寻觅。
在西域地区出土的一些塑像中，也直接或间接地吸收了北印度的犍陀罗文化，如这里出土的一些菩萨头像，发式往往有犍陀罗的风格，面部则较平面化。概言之，天山南路雕塑的形制和风格。并没能完全形成自己独立的雕塑体系，甚至还没有完全摆脱模仿犍陀罗等外界雕塑艺术品的阶段。
印度佛教艺术对西域地区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克孜尔石窟壁画中有不少人物属于印度宗教的神祗，如湿婆，在印度的宗教传说中是以放荡闻名的，古代印度寺庙里有许多湿婆和他的妻子乌摩(Uma)偎依在一起的图像，而这在克孜尔壁画中也屡有发现，只不过湿婆的名字改成了大自在天。印度的舞蹈与宗教有很大关系，克孜尔石窟佛教壁画中亦多歌舞，且以裸女的形象居多，一般绘画在佛前或旁边。从其动态看，细腰、丰乳、夸张向一旁耸出的臀部，使身体形成S形曲线，与印度舞蹈有一定的渊源。克孜尔38号窟左右壁上方的天宫伎乐以及7、80、178和179号窟后室的乐神莫不如此，特别是163窟后室的乐神，女裸上身，戴胸罩，弹箜篌，交脚而立，肩、胸、胯部都有较大的扭动，姿态妩媚；男全裸，佩璎珞、披帛带，伏女肩上与女絮谈，生活气息浓郁。这种把乐神处理成情人般的裸体样式似也与印度有关。
(五)波斯文化对西域的影响
波斯人是印欧人的一支，属伊朗民族。公元前550年，阿契明尼德王朝的首领居鲁士(前558一前529年)吞并了伊朗高原的米提亚王国，继而向外扩张，占领了小亚细亚、两河流域、叙利亚等地，定都于苏萨，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波斯帝国。此后经冈比西和大流士一世的连年征战，建立了一个横跨亚、非、欧三洲的庞大帝国。
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的东征致使波斯帝国走向覆亡。由于种族、政治和宗教诸方面的原因，大批伊朗人纷纷逃离自己的家乡，沿着亚历山大东征的路线，从中亚的布哈拉、塔
什干附近迁至尚未遭到希腊军队蹂躏的塔里木盆地。
A东汉以来，不少外来的伊朗人在地处东西交通要道的吐鲁番落脚驻足。大约从公元8世纪起，吐鲁番地区曾有过一个相当稳定的操伊朗语的移民团体，他们用的语言在吐鲁番文献中被称为Parsict，现代学者称之为"摩尼字中古波斯文"，与中古波斯语的西南方言巴烈维语(Pahlavi)属于同一语言，是现代达里波斯语(Dari)的直系祖先之一。"。本世纪初，普鲁士考察队从吐鲁番掠走为数惊人的古伊朗语文献，它被收藏T：东柏林原民主德国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这些文献出自久居吐昏番的伊朗人后裔之手。此外，在西安市西郊土门村发现了一方唐苏谅妻马氏汉文巴列维文合璧墓志。此墓志立于唐成通十五年，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逝者的丈夫是唐"左神策车散兵马使"，他出自安息、萨珊两朝显赫的苏谅(Suren)家族。这篇墓志同样出自入华落籍的波斯移民的后裔之手。1 901年，斯坦因在和阗丹丹乌里克(Dandan uyliq)发现了'份属于公元8世纪的犹太商人的私人函件。这份文献以希侗来字母拼写的新波斯语写就。此外，1903年马尔格咀特(I)．S．Marqolioueh)先生刊布了一份1107年于阗的_十．地出卖文书@。由这些文献，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波斯各族在中国西域地区频繁的商业活动。
波斯文化对西域的影响首先表现在雕塑及石窟艺术方面。
近散布着10余个佛寺遗址。其中第二佛寺的侧壁雕刻着波斯式铠，下踏螺发人物的毗沙门天，都是西域特有的形象。考古工作者在和田城西10公里的约特干遗址也发现不少雕塑作品，其中有一种陶器的把手，注口多圆雕成兽和兽头或人头形，明显可见波斯传统(或可上溯到美索不达米亚)的影响。如此看来，陶器上的浮雕或圆雕作品主要受波斯和西方古典艺术之影响。
此外，龟兹石窟中所包含的萨珊文化因素也是多方面的。克孜尔石窟始凿于公元3-4世纪，而结束于公元8世纪，这正是萨珊波斯帝国时期，它通过中亚将其特有的文化传至东边的西域。
克孜尔石窟中最常见的建筑形式是带券顶的中心柱窟，但还有一种方形穹窿顶窟，如123号、135号窟。这种建筑结构、形制不见于印度，而在拜占庭及萨珊王朝的宫殿中却可以经常看到。相传，此建筑结构源于巴比伦。它们很早以前就运用穹庐形结构建筑坟墓，还运用拱券顶结构于宫殿、寺庙等。至萨珊王朝时期(226-651年)，尽管建筑材料和建筑方法都有所更新，穹庐顶和拱券顶的建筑形式却相沿不衰。国外学者奥斯卡·路德在《萨珊建筑》一文中指出："作为一种富有特征的形式，穹庐和拱形已经被认为是萨珊建筑的典型。"此建筑形式在龟兹境内其他石窟以及吐鲁番柏孜克里克都明显可见。
其次，从壁画的图案装饰看，与萨珊波斯的关系尤为密切。联珠纹在克孜尔石窟壁画中到处可见，特别用作背景图案以及人物服饰上。克孜尔石窟壁画中有不少"分舍利图"，图中的兵士穿戴着萨珊式的盔甲，是地道的伊朗武士打扮。德国人在克孜尔最大洞窟剥走的壁画残片中有完整的联珠纹图案，内中衔绶带的水鸟相对而立，非常典型。此外，壁画中天人、菩萨的脑后都有两条帛带，其式样以及曲弯的形状都可以在萨珊朝纪功石刻中国王形象上找到其影子。亚历山大·斯特雷柯夫在《西突厥斯坦的伊朗和前伊斯兰艺术》一文中说："1934年在昆河上的谋夫一喀拉发掘了一块有画的挡板，其上绘有一个伊朗骑士，......他身着一件铠甲，并戴有一顶类似皮革制成的头盔，这种服饰同来自库车和晓尔楚的佛教画分舍利图中的士兵完全一样......。"q'而壁画中所绘动物的传统也与伊朗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
其三，由于萨珊波斯与西域的关系较之内地频繁。西域诸地考古发掘的实物上都保留着波斯文化的痕迹。哈喇和卓．90号墓出土的《高昌口归等买铃石等物残账》中记有"钵斯(波斯锦)"。这种织锦无论在织法还是图案上均与中原织锦有别。斯坦因就吐鲁番出土的"覆面"(face-cover)研究后指出："在一张保存完好的V．Z． l号覆面上，有两个卵形像版的图案，一个在另一个的上面，每一个图案的外部都有边珠相围，里面则是鸢尾纹的花押。这些显然是来自萨珊(波斯)的模式。"夏鼐先生在《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 一绮、锦和刺绣》一文中说"中国为了满足西方市场的需要，在隋代和初唐中国丝织品的图样有些便采用波斯的风格，在织锦技术方面，有时也受到波斯锦的影响"。
此外，在新疆境内丝路沿线如乌恰、吐鲁番以及库车都曾发现大量的萨珊银币，也说明除政府间的遣使外，往来于波斯与中国的萨珊商人确实已把古代西域作为重要的贸易点。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内地发现的萨珊银币有几批在佛教寺院的舍利塔基中，是善男信女作为"功德"以求"善果"用的。但新疆吐鲁番发现的10枚萨珊朝银币，放置在一个方盒子内，"似乎是宗教上的供献品，如供养人施舍在佛塔中或佛像中钱币"。放置这些钱币者当是一部分来自萨珊波斯的商贾，他们经长途跋涉来到佛教寺院，他们在神像面前施财祈福，祝祷旅途平安。
入元以后，西域与波斯的关系空前加强。波斯与西域之间在语言、习俗以及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都出现了相互接近、渗透的情况。
元代，肇兴朔漠的蒙古族有朝会仪制，译自蒙古语"忽邻勒塔"(quriltai-qurilta)，原是部落议事会，后演变成为宗王大臣会议，商议征伐、继位等军国大事。与会者要求穿"质孙服"。所谓质孙服，是衣、帽、腰带配套的。史料常提及，一般地说，质孙衣、帽、腰带上都装饰有珠翠宝石。虞集在《曹南王勋德碑》中说："质孙者，贵臣见飨于天子则服之，今所赐绛衣也，贯大珠以饰其肩背间，膺首服亦如之。"㈣《元史·舆服志》所载天子夏季质孙衣有"答纳都纳石失""大江珠宝里红毛子答纳"等，答纳即波斯语dana意为"珠"。质孙帽有"黄牙忽宝贝珠子带后檐帽"，牙忽也是波斯语Yaqut此言红"宝石"。这些珍珠宝石多由回回商人从中亚贩运来，"献"给或卖给元朝皇帝和将相大臣，索取远远超过其原值的酬价。元成宗大德年间，有西域商人以"押忽大珠"(押忽，即上述"牙忽"之异译)进售，其价竟达六十万锭。西域畏兀儿地区亦产珠玉等物。宋洪皓《松漠纪闻》在记述回鹘西迁后所生产的丝织品时指出"帛有兜罗、丝毛、叠绒、锦、注丝、熟绫、斜褐"。此外，在质孙服中，用"纳石失"(金锦)制成的比例很大。纳石失就是波斯字nasich的泽音，元政府曾设别失八里局专掌织造御用领袖纳失失等段。
在现代维吾尔语中也保留着不少波斯语借词。如"巴扎儿"在波斯语中为bazar，是市场、集市之义。现代维吾尔语、哈萨克语、乌孜别克语、柯尔克孜语、塔吉克语亦称bazar。
(六)阿拉伯文化的流布及西域伊斯兰化
1．阿拉伯的兴起和伊斯兰教的创立
伊斯兰教起源于阿拉伯半岛。阿拉伯半岛位居印度洋与地中海之间，总面积300万平方公里。这里气候炎热，雨水稀少，中南部沙漠广布，只有一块块大小不一的绿洲点缀其间。居民主要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贝都英人)。西部希贾兹地区多山地，土地贫瘠，不宜农耕，但由于地处东西方贸易交通要道，商业较发达，涌现了麦加、麦地那等～些著名的商业城市。西南部也门地区因受印度洋季风影响，气候温和湿润，土地肥沃，农业、手工业以及商业都很发达，被誉为"阿拉伯福地"。
由于阿拉伯半岛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的差异，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氏族部落各据一方，仇杀劫掠习以为常。与此同时，外部势力的入侵，使危机进一步加深。6世纪初到7世纪的一百多年间，拜占廷和波斯两大帝国为争夺也门到叙利亚的商道，在阿拉伯半岛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使当地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尤其是波斯占领也门后，另辟一条经波斯湾抵达叙利亚的商道。商道的变迁，使昔日依赖过境贸易而繁荣的阿拉伯诸城市日趋萧条，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社会矛盾和阶级对立进一步尖锐化，社会更加动荡。结束战争和动荡，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已成为阿拉伯半岛历史进程的客观要求。与政治统一的要求相适应，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的宗教也开始发生相应的变化。阿拉伯半岛原来盛行的原始宗教，人们崇拜各种自然物体，波斯的祆教、摩尼教也相继传入阿拉伯半岛。这些宗教虽然没能被阿拉伯人普遍接受，但对信仰原始宗教的阿拉伯人无疑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伊斯兰教产生之前，在阿拉伯半岛出现了反对偶像崇拜和多神崇拜的"哈尼夫运动"。"哈尼夫运动"发展了阿拉伯半岛模糊的一神观念，预示着一神教兴起的条件已经趋于成熟，穆罕默德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顺应历史的潮流，创立了适应当时社会需要的伊斯兰教。
穆罕默德出身于麦加古莱西部落哈申族一个没落贵族家庭。父母早亡，家境贫寒。l2岁随其伯父外出经商，足迹遍及阿拉伯半岛内外，到过巴勒斯坦与叙利亚，使他有机会接触犹太教与基督教教义。后来他为麦加富孀赫蒂彻役使，赢得了她的青睐，并在25岁时与她结婚。赫蒂彻的堂兄是一个基督教学者和流行于半岛的"哈尼夫"一神论思想的传播者。穆罕默德受其影响甚深，经常到麦加附近的希拉山洞静思冥想。在他40岁时，有一天他突然宣称自己得到安拉(中国回族有时称作"真主")的启示，从此开始了信仰和传播伊斯兰教的活动。
"伊斯兰"(Islam)在阿拉伯语中意为"皈服"或"顺从"。伊斯兰教的信徒称为"穆斯林"，此乃波斯文Musulman的音译，即信仰真主，服从先知的人。起初，穆罕默德传教的范围只限于至亲好友。公元612年才开始向麦加居民公开传教，劝导人们放弃多神和偶像崇拜，归顺并敬仰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安拉，他还提出了禁止高利贷、买卖公平、施济贫穷、善待孤幼、制止血亲复仇等一系列改良社会的主张。因而激起了阿拉伯半岛劳苦大众对伊斯兰教的向往和期望。由此，信教者与日俱增，同时也遭到麦加贵族、奴隶主和富商巨贾的仇恨和嫉妒。为了躲避迫害，622年夏秋之际穆罕默德率信徒离开麦加，迁往麦地那城(麦地那为阿拉伯语"城市"的音译)。此次迁移成为穆斯林们走向胜利的转折。后来，穆斯林将622年7月16日定为伊斯兰(回历)纪元的起点。根据这一时间可以推导出回历与公历换算的公式。公历一年为365日5时48分46秒；回历一年为354日8时48分。其单月为30日、双月29日，每隔二三年置一闰日于1 2月末。回历较公历每年少10日21时1分，积二三年差一个月，积三十二三年差一年。因此，以回历年(H)换算为公
日，穆罕默德去世，其继位人称为"哈里发"，意为继承者。伊斯兰教的基本经典是《古兰经》。全书共114章6211节。它是穆罕默德向世人宣传伊斯兰教教义的言论集。根据《古兰经》规定，穆斯林应有五大信仰，即信安拉、信天使、信先知、信经典、信末日赏罚。除了五大信仰，穆斯林还应履行五大功修，即"念"、"礼"、"斋"、"课"、"朝"。
2．伊斯兰教的东渐
公元632年，穆罕默德死后，刚刚建立的阿拉伯国家又陷入了一场争夺"哈里发"地位的内哄，新当选的哈里发艾卜伯克尔一上任，为了缓和矛盾，转嫁危机、巩固统治即宣布"圣战"，一度攻占叙利亚，后因拜占廷军队的援助而撤出。第二任哈里发欧默尔继续奉行其前任哈里发的政策，对外实行全面扩张。636年，击溃拜占廷，占领大马士革；638年又攻克耶路撒冷；至640年阿拉伯人全部占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652年阿拉伯人征服了波斯萨珊王朝，随后又东征呼罗珊，任命乌拜杜拉·伊本·齐亚德为呼罗珊总督。此后，这里便成为阿拉伯入侵中亚的桥头堡。
此时的中亚诸国互不统属，实力大衰，已无力抵御阿拉伯军队的征讨。704年，屈底波被任命为呼罗珊总督。他在完成对阿富汗及其附近地区的征服后，又于706年率军渡过阿姆河，进入河中地区，并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完成了对中亚大部分地区的征服。在阿拉伯人攻占中亚以前，这里民族众多，流行的宗教有祆教、佛教、摩尼教和景教。阿拉伯人征服后，迫使当地居民放弃原来的宗教，改信伊斯兰教，他们摧毁祆祠和佛寺，在其废墟上建立清真寺。阿拉伯人规定，每逢星期五凡到清真寺朝拜的人能得到两个"迪纳尔"(金币)的赏赐；信奉伊斯兰教者可以免交人丁税。经过实施这样一系列的措施，中亚大部分地区在回鹘到来之前已逐渐成了穆斯林的天下。
3．伊斯兰教在西域的传播与发展
(1)喀喇汗王朝皈依伊斯兰教
公元9世纪前后，伊斯兰教业已成为中亚的主体宗教，但是由于阿拉伯统治者的残酷统治，中亚各族人民并没有因为信仰伊斯兰教而放弃同阿拉伯占领者的斗争。自9世纪起，集多种宗教和多种社会形态为一体的阿拉伯帝国陷于瓦解。874年，操波斯语的民族挣脱大食人的统治后，在捕唱(今布哈拉)建立萨曼王朝(874-999年)，这是一个伊斯兰王朝，首都市哈拉是当时中亚的伊斯兰教的中心。
公元840年，漠北回鹘汗国崩溃后，其部众分三支向西迁移，其中一支迁到了中亚与喀什一带，与早先活动于这一带的葛逻禄、样磨等部建立起著名的喀喇汗王朝。根据喀喇汗王朝历史学家阿布杜·加赛尔在11世纪写成的《喀什噶尔史》(此书已佚，仅有一些片断保存在杰马尔·卡尔希于l4世纪写成的《苏拉赫词典补编》中)记载说，喀喇汗王朝创建者(始祖)的称号为"毗伽阙·黑的儿可汗(Bilge kul Qadirkhagha)。
喀喇汗王朝实行着阿尔泰语系各民族习惯法--"双王制"，设两个首府。长支大汗驻巴拉沙衮，幼支副可汗治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据《可失哈耳史》片断记载，在奥古尔恰克为副可汗时，曾与信奉伊斯兰教的萨曼王朝的伊斯玛伊尔·本·马赫穆德发生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战争。893年，伊斯玛伊尔攻破了怛逻斯，奥古尔恰克的一万五千名战士和他的妻子被俘。其中一万名被杀。奥古尔恰克被迫迁都喀什噶尔，继续同萨曼王朝进行斗争。其时，萨曼王朝内争日炽。奥古尔恰克庇护从河中地区逃出来的一个萨曼王朝的王子--纳斯尔·本·曼苏尔，让其住在可失合耳(今新疆喀什)以北的阿图什，并把阿图什城的统治权交与他。是时(9世纪末10世纪初)奥古尔恰克的侄子萨图克·布格拉汗(Satuq Bughra khan，?一955／956)皈依伊斯兰教，同时也接受了伊斯兰教法(al-shrihh al-Islfimiyyah)。据《苏拉赫词典补编》(al-surah fi al-Lugha)记载说，萨图克年满12时，非常英俊，神态典雅、天性聪慧；头脑清晰，智力卓越；眼光精明，这些为他以前的君主们的儿子们所不具备。萨图克·布格拉汗信奉伊斯兰教也十分偶然。有一次，萨图克·布格拉汗路遇萨曼王朝的商人，商人们便向其传播了穆罕默德口述的伊斯兰教法。萨图克·布格拉汗与其叔父奥古尔恰克有一些矛盾。起初，奥古尔恰克答应，待萨图克长大后将政权交与他，但是当萨图克长大成人后，奥古尔恰克却不愿兑现诺言，这引起了他强烈的不满。萨图克凭借着伊斯兰教的势力，在穆斯林的策划与支持下，挫败了奥古尔恰克，登上了大汗宝位。此后，萨图克·博格拉汗采用强制手段大力宣传和推行伊斯兰教。他把自己的权力说成是真主授予的，把自己改信伊斯兰教说成是"神意"所使。
萨图克执政后不久，便从萨曼王朝的手中夺回了怛逻斯，继而又向巴拉沙衮发动"圣战"。约在942-943年，他最终占领了巴拉沙衮。但是他并没能灭掉大汗，也没有久驻巴拉沙衮。萨图克一生费尽心机，仍没能使喀喇汗王朝全面走向伊斯兰化。
伊斯兰历344年(955年)萨图克·博格拉汗去世后，葬于可失合耳以北的阿图什的一个村落。其长子巴伊塔什继位，教名为穆萨·阿布适勒·克里木，他继承了其父萨图克的遗愿，继续弘扬伊斯兰教。穆萨利用宗教"圣战"的口号一举灭掉了长支大汗，加快了国家伊斯兰化的步伐。据波斯史家伊本·阿昔尔(Ibn Ashr)记载，10世纪后半期，喀喇汗王朝有20万帐突厥人皈依伊斯兰教。如果每帐以四至五人计算，信教人数当有80至100万。由此看来，伊斯兰教已成为喀喇汗王朝绝大多数居民信奉的宗教。是年，穆萨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
(2)伊斯兰教在西域的传播与发展
穆萨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后不久，便举起了"圣战"的旗帜，把早已酝酿成熟的征服计划付诸行动了。他在权衡了当时的局势后，便把于阗和高昌这两个佛教政权作为首要进攻目标。
于阗是塔里木盆地重要的佛教文化中心。法显于5世纪初描绘的图景是"其国丰乐，人民殷盛，尽皆奉法，以法乐相误(娱)，众僧乃数万人，多为大乘学，皆有众食"。10世纪中后叶，喀喇汗朝同信仰佛教的于阗国展开了长期的争战。由于于阗国得到高昌回鹘和吐藩两个佛教政权的援助，在战争开始不久，穆萨即战死。其子阿里·阿尔斯兰汗也于988年战死在英吉沙尔的东南。他的陵墓至今仍以"殉教者"麻扎受到远近穆斯林的朝拜。只是到了阿赫穆德·本·阿里继位后，调动了帕米尔以西大批穆斯林参战，才使得战争有所转机。经过前后达数十年的战争，到11世纪初，玉素甫·卡得儿汗时才最终征服了于阗，于阗国王战败身亡。此后，伊斯兰教在于阗逐渐代替了佛教。由此可以看出，在佛教的故乡印度也被穆斯林征服后，佛教虽然已如夕阳西下，但于阗的僧众仍与异军突起的伊斯兰教抗争一个世纪之久，足见佛教信仰在人们头脑中顽固的程度。而正是由于布格拉汗家族的作用，伊斯兰教才在其政治、军事后盾--阿拉伯帝国业已衰落的时候，居然得以越过帕米尔高原，在刀光剑影之中，传播到离其故乡数千里之外的天山南部地区。在这块被称之为"佛教第二故乡"的地方，为自己争取到一个发展基地。征服于阗后，强烈的欲望则进一步刺激了喀喇汗朝统治者的政治扩张野心与宗教狂热。他们遂将矛头指向信奉佛教的高昌回鹘王国。但是，由于喀喇汗王朝不仅在东方征战，而且在西方与伽色尼王朝(962-1186年)的征战失利后，引起了喀喇汗统治集团的内争，并最终于11世纪导致喀喇汗王朝正式分裂，内部纷争愈演愈烈。这样对高昌回鹘政权的征战只好被迫搁置下来。在新疆地区就形成了佛教、伊斯兰教长期对峙的局面。
直至元初马可波罗来华时，除可失哈耳外，鸭儿看(即叶儿羌今新疆莎车)、忽炭(和田)、培因州、车尔城(且末)、罗l、等地都信仰了伊斯兰教，高昌回鹘王国则是西域佛教徒的最后堡垒。波斯史家火者·盖耶速丁(khwaja Ghiyathal-pin)所著《沙哈鲁遣使中国记》对明代吐鲁番和哈密的宗教信仰多所记述："回历823年(1420年)7月11日，他们到了吐鲁番。这个城镇的大部分居民是异教徒，崇拜偶像。他们有极美丽的大偶像寺庙。其中有很多偶像，一些是新塑的，另一些是旧的，坛前有一尊他们称为释迦牟尼佛的大佛像。......在拉扎卜月21日，他们抵达柯模里城心，该城穆斯林长官爱迷儿·法合鲁于在这里建筑了一座宏伟的清真寺。面对着它，他们筑有一座规模很大的佛寺，其中有一尊大佛。它的左右有很多小佛。就在大佛前，立着一个艺术精美绝伦的．龄童子的铜像。庙宇的墙上绘有技巧熟练的壁画和优美的彩色画。"上引穆斯林史料显示：明代吐鲁番地区依然以信奉佛教为主，而东疆地区的哈密则佛教、伊斯兰教并行。
(3)东察合台汗国强力推行伊斯兰教
成吉思汗西征后，本着"取天下了呵、各分地土、共享富贵"㈤的原则，裂土分民、分封子弟、贵戚。他将蒙古本土与广大西部征服地区分给了他的四个儿子：长子术赤领有钦察草原；次子察合台据有中亚的大部分地区，其范围东起伊犁河流域及天山以南的焉耆，西至阿姆河，包括整个河中地区；三子窝阔台分得今新疆塔城、阿勒泰地区和蒙古本土的西部；四子拖雷继承成吉思汗的原有领地，得守漠北。蒙古征服者是萨满教、景教的笃信者，后来又皈从佛教。由于他们在统治地区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使伊斯兰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13世纪下半叶，察合台汗国统治者木八刺沙，八刺皈依了伊斯兰教。至l4世纪初，这种倾向就更加强烈。察合台后王笃洼死后，围绕汗位之争，在其二子也先不花和怯伯周围分别聚集了一批追随者。也先不花是维护蒙古习惯势力的代表，而其弟怯伯则主张转向农耕定居生活。l4世纪20年代，怯伯将统治中心由七河流域的游牧区迁至河中农耕区，并与其追随者一起皈依了伊斯兰教，而也先不花则顽强地坚持着传统的游牧生活，建牙于阿里马力。统治集团的分裂不久即导致了汗国的分裂。14世纪中叶，察合台汗国终于分裂为东、西两部分。
把持东部地区的朵豁剌惕部异密拥立秃黑鲁帖木儿为汗，他登上汗位后，巧妙利用各种矛盾巩固了汗权，统一了汗国东部地区，虽几次用兵西部河中地区，也建立过短时间的统一汗国，但终以失败结束，其后裔们也仅能统治汗国东部，是为东察合台汗国。而察汗台汗国的西部，即河中地区则由巴鲁刺思部异密统治，史称"帖木儿帝国"或"帖木儿王朝"。到14世纪初叶答儿麻失里时代，汗国西部地区的蒙古贵族已经大批地笃信伊斯兰教，东察合台汗国的大部分地区已经伊斯兰化或受到伊斯兰教的极大影响，以致可以这样说，14世纪中叶的东察合台汗国的蒙古部族已经处于伊斯兰教的汪洋之中。
秃黑鲁帖木儿早在登上汗位之前，就曾接受中亚伊斯兰教苏菲派传教士谢赫贾马里丁的说教，并答应在他掌握最高权力之后，再皈依伊斯兰教。他掌握大权后，贾马里丁已病死，其子阿尔夏德·伊丁(额什丁)遵从其父的遗嘱，来到秃黑鲁帖木儿的王宫，在他的劝说下，秃黑鲁帖木儿24岁时正式皈依了伊斯兰教。他用这种方式取得在汗国内有着广泛影响，势力相当强大的伊斯兰宗教界的支持，从而利用这些力量逐步摆脱朵豁剌惕部贵族的控制，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察合台汗。他迫于当时蒙古诸部"各自割据、互不统属"的局面，为了进一步笼络突厥各部，维护自己的统治"强迫臣属16万民众剪掉长发，皈依伊斯兰教"。从此"伊斯兰教在察合台汗国的整个地区传布开来"秃黑鲁帖木儿成为继萨图克之后又一在中亚与新疆极力推行伊斯兰教的大汗。
大约在伊斯兰历791年(1389年)，秃黑鲁帖木儿的幼子黑的儿火着登基。在他统治时期，东察合台汗国归并了吐鲁番地区，并以"圣战"为名，强行在这一地区推行伊斯兰教。他们毁坏佛教寺庙、经典、佛像，并将高昌地区称为"达尔·阿勒·伊斯兰"，意指"在那里建立了穆斯林的权力，不信仰伊斯兰教的居民要服从穆斯林的统治"。高昌佛教遭受了致命的打击。l414年明朝的陈诚、李暹出使西域，目击了圣战后留下的满目疮痍。《西域行程记》记载说："火州(今喀喇和卓)城方十余里，风物萧条，昔日人烟唯多，僧堂佛寺过半，今皆零落。"尽管如此，东察合台汗国内蒙古部族的信仰状况并未有多大的变化。这种情况直到黑的儿火者汗之子马哈麻汗在位时期才有较明显的改变。
马哈麻汗是一个狂热的伊斯兰教徒，他在汗国内用极其残酷的手段强制推行伊斯兰教，哪个蒙古人不缠头巾，就在他头上钉上马蹄铁钉。
伊斯兰教得以在西域的迅速传播与发展与和卓的弘扬有密切关系。l5世纪初，黑的儿火者汗之孙歪思汗曾因汗位之争出走帖木儿王朝统治下的突厥斯坦。或许正是在此次流浪期间，歪思得以接触纳克什班底教派。歪思汗死后，汗位之争再起，大多数异密拥立歪思汗次子也先不花为汗，长子羽奴思被迫率少数拥护者投奔撤马尔罕的兀鲁伯，结果被兀鲁伯作为俘虏送给哈烈的沙哈鲁，得到沙哈鲁的优遇。由于在帖木儿王朝长期生活，羽奴思受到纳克什班底教派的巨大影响，最终接受了纳克什班底教派。
16世纪，东察合台汗国秃黑鲁帖木儿汗的后裔萨亦德汗从中亚进入新疆，先后攻占了喀什噶尔、英吉沙、叶儿羌、和田等地，统一了塔里木盆地西部，尔后又将势力伸入发展到北疆。创建了以叶儿羌(今新疆莎车)为中心，其疆域包括我国今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大部及其邻接的一些地区的"叶儿羌汗国"。在叶儿羌汗国时期，伊斯兰教被尊奉为国教。自此，这种信仰和制度渗透到西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风俗习惯的各个领域。伊斯兰教的习俗诸如禁食猪肉，过古尔邦节、肉孜节，实行割礼等遂成了维吾尔族的风俗。
4．伊斯兰教在西域广为流传的原因
从公元10世纪前期，喀喇汗王朝的博格拉汗萨图克正式接受伊斯兰教到16世纪伊斯兰教在整个天山南路占绝对统
和卓"一词，原为波斯语，其形式为Khwaja，最初用来称呼市民中的显贵，后来用以称呼宦官。该词进入阿拉伯语后，形式为khuwaja，近代形式为khawaja，意为"先生"，其突厥语形式为khoja．治地位，历经6个世纪，传播与巩固的过程十分漫长。但是伊斯兰教毕竟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并作为一种民族信仰深深地保留在维吾尔族的脑海里，其内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伊斯兰教得以在维吾尔人中传播，并最终战胜佛教，与当时维吾尔族社会历史与经济发展分不开。早在漠北回鹘汗国时期，他们即以游牧经济为主，后由于丝绸之路北移给他们带来较为繁荣的商品贸易，商品经济遂成为其主要的经济部门。喀喇汗王朝位居中西交通的枢纽地带，为西迁于此的回鹘人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商品贸易的空问。初建的喀喇汗王朝仍没有放弃游牧经济，他们往往把畜群赶到距文明国家边境接近地区，以便熟悉穆斯林的商品。俄国著名的东方学家巴托尔德曾指出："有故事特别详尽地说明了汗是怎样首先对伊斯兰教商品、纺织品和糖果感兴趣，然后才注意到伊斯兰的礼拜和开始向伊斯兰教询问关于宗教信仰方面的问题。"'0'可以说，对商业经济的向往使得喀喇汗朝从上到下初步了解了伊斯兰教。由于喀喇汗王朝与阿拉伯半岛的自然条件以及当时居民的社会经济生活，决定了伊斯兰教"一方面适合f从事贸易和手工业的市民，另一方面也适合于贝都英游牧民族"。喀喇汗王朝境内有沙漠、绿洲和草原，主要居民是草原上的游牧民。从社会形态看，伊斯兰教产生的阿拉伯半岛当时还存在着奴隶占有制，但很大程度上已封建化。一些军事封建贵族还保留着游牧生活的成分。喀喇汗王朝建立后，其社会形态也处在向封建制过渡时代。
此外，喀喇汗王朝起源于游牧民族，在很大程度上保存着民族宗法制度。作为汗国首领与汗国氏族的成员之间还保持着一定的平等关系。这一制度使得他们较为容易接受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血缘关系，常常用经济、政治及思想上的关系来代替它。"但是，从伊斯兰教产生的环境看，它是产生游牧部族、氏族部落的宗教。它不可能要求人们坚决同民族和部落脱离，保留了人们与传统的联系"。这对于喀喇汗王朝的居民说来，不致产生"格格不入"的感觉。
其次，伊斯兰教的东向传播是处于西域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及社会思想文化处于衰落之时。因而使伊斯兰教的势力推进到塔里木盆地的且末、拜城一线，并与高昌回鹘形成长久的对峙局面，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蒙元统治时期。同蓬勃发展的伊斯兰教相比，此时的高昌回鹘王国处于相对孤立的境地，中央政权虚弱不堪，无暇西顾。印度远去，波斯易主，而高昌回鹘王国自身的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条件和发展水平都不足以一个坚强的政治文化实体来抗衡那咄咄东进的伊斯兰大军。8世纪唐王朝在怛逻斯被大食军挫败后，不得不屈尊于阿拉伯的军威。而8世纪以来的中原大地，历经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导致农民起义不绝。五代十国降临，朝政更迭，满目疮痍。西域地区亦是如此，吐藩三次入主西域，突骑施大掠四镇，喀喇汗王朝的长期征战和内乱，加上阿拉伯征服中亚后，控制了中亚交通的枢纽地带，致使这里活跃的商业经济濒于凋零。
1260年，忽必烈称帝，蒙古宗藩之间因争夺权势，展开殊死斗争，继而导致军事对抗。最严重的一次冲突是由窝阔台的孙子海都联合察合台后裔都哇发动的叛乱延续四十余年，直到忽必烈死后十余年才平定。长久的战乱，使高昌地区经济萧条、田原荒芜，居民流离失所，生活极端困苦。由于战争的烽火遍及社会各个阶层，佛教僧侣也未得幸免，佛教寺院遭到破坏。
至元十三年(1275年)都哇率兵20余万围攻高昌火州，长达6个多月才得以解围。由此始，亦都护家族被迫东迁甘肃永昌。佛教与高昌回鹘王国关系密切，高昌王府的东迁使佛教失去了依凭，佛教倍受冷落的命运是难以改变了。而对于统治阶级来说，他们需要从精神上寻找新的寄托、寻求新的生活方式来摆脱原有社会生活中的绝望困境。同时，他们也需要依靠新的精神力量来调整社会和政治组织原则稳定秩序，保持其统治地位。社会内部为伊斯兰教的传播与发展同样提供了土壤。
其三，伊斯兰教之所以能在西域广泛流行，是因为在教义、礼仪方面与佛教相比更易让人们接受。大乘佛教就宣称：东西南北，四维上下，到处有佛，其数多如恒河之沙，每一个佛都有自己的"净土"，各在自己的净土教化众生。而伊斯兰教认为宇宙之间，造物神仅有一个，那就是安拉。安拉乃全知全能、大慈、大悲者。除安拉外，绝无第二位造物主。此外，伊斯兰教的经典也没有佛教那样浩繁。伊斯兰教的经典只有《古兰经》．它的全部教义基础可以体现在一句话上："除真主以外，别无神灵。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任何人只要接受这个信条，当众表白一次，名义上就是一个穆斯林。不像佛教要成佛就要出家、剃度、修行、受戒。在伊斯兰教的清真寺中没有佛教寺院内那种令人眼花缭乱的神像和烧香点灯的场景。清真寺是人们麇集一起进行礼拜的场所，不拘于形式、场合。十分简朴诺大的殿堂中空荡荡的，只有用以指示麦加方向的壁龛或凹壁格外醒目。伊斯兰教的教规与礼仪主要是念诵、礼拜、纳无课、斋戒、朝觐。
伊斯兰教从一建立就具有鲜明的入世性，它勉励穆斯林要热爱生活，艰苦奋斗，它对健康与离婚、服装与礼仪、饮食与个人生活都作出规定。伊斯兰教的价值观念是崇尚勤劳，鄙视不劳而获。穆罕默德还确立来世说，凡没有信仰或作恶者，必遭天罚，居火狱。而义人和忠信者则必入天国，享受极乐。伊斯兰教还有平等思想，穆斯林之间，统称兄弟，并无国籍、种族阶级与差别，圣战是穆斯林的义务。所有这些均有利于它向外传播。
其四，伊斯兰教以武力开路，并把武力作为传播信仰的后盾。这也是它能广为流布并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喀喇汗王朝征服于阗，首先诉诸武力，以宝剑开道，然后强制推行伊斯兰教，并用极其残暴的手段摧毁当地的佛寺，杀害异教徒。此外，移民也是伊斯兰教传播不可低估的力量。喀喇汗王朝建立前后，有不少操突厥语的部族在帕米尔以东的绿洲之地定居下来，据《突厥语大词典》记载，在喀喇汗王朝境内属突厥语族的部落约20个。其中回鹘、葛逻禄、样磨基本上在新疆境内。如此众多的突厥语族部落移居新疆西部，大大改变了这个地区民族成分的构成。同时他们亦成为传播伊斯兰教的一支强大力量。
伊斯兰教得以向外传播，除依靠武力征服强制推行外，还应归功于穆斯林积极而自觉地传布活动。尤其是伊斯兰教苏菲派的信徒的作用更甚。苏菲派产生于倭马亚王朝时期，以"异端"的形式出现。它产生之后，一直受正统的哈里发的迫害，被迫潜居民间或边境地区，其中不少人逃往中亚地区。苏菲派不仅能对逊尼派(Ahl al-sunrlah)和什叶(Shihh)派等等伊斯兰其他教派的教义兼收并蓄，而且能够吸收所传播地区的旧宗教的成分和民族风俗习惯。因而易于为人们特别是社会下层所接受，其传教活动也较易成功。他们不是生硬地向人们传播灌输伊斯兰教的信条，而是利用人们的旧宗教信仰，巧妙地将人们的信仰引导到伊斯兰教的轨道上。在向诸游牧地区布教时，他们不提"圣战"和"天堂"的快乐，而是极力地宣传罪恶和地狱之苦。中亚许多民众早已从原来所信仰的宗教中熟悉了这些内容，因而较为容易地接受苏菲派的宣扬。伊斯兰教传至西域并最终取得统治地位，当有苏菲派的功劳。察合台汗国秃黑鲁帖木儿统治时的额什丁和卓家族的布教，叶尔羌汗国赛义德时的玛赫杜木·艾扎木和卓家族的传教巩固了伊斯兰教在西域的统治地位
从佛教看外来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吸收与改造
摘要：佛教可以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深远的外来宗教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是一个传播、渗透、改造的渐进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激烈的摩擦和融合，这个过程，不但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强大影响力，也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形成过程中对于外来文化的改造和吸收。
关键词：佛教 中国传统文化 吸收 影响
一、 佛教起源与传入：
佛教是世界上主要的宗教之一，相传为公元前六至五世纪古印度的迎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王子释逝牟尼所创广泛流传于亚洲的许多国家。中国佛教源于印度佛教，它既是对印度佛教的继承，又是对印度佛教的发展。佛教在传入中国内地之前，它已在西域地区广泛流传。自汉武帝时期开辟对西域的交通后，西域各国对中国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往来十分频繁，从而为印度佛教的传入准备了条件。但是佛教传入内地的准确时间，至今说法并不统一。比较可信的说法是张骞出使西域时，自大月氏那儿“始闻浮屠之教”。此后，随中西交往的日益发达，佛教逐步输入中土内部。西汉哀帝时，佛教及其经典引起了中国士大夫们的注意，公元前2年(汉哀帝元寿元年)有“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大月氏在公元前130年左右移居至今伊朗、阿富汗一带，其时大夏已有佛教流传。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时期，大月氏建立的贵霜王朝，成为中亚的一大强国，同时也是这一地区的佛教中心。所以，汉哀帝时，大月氏王派人来汉地传播佛教，应该是比较可信的一个传播路线。
而至于佛教传进中国的原因，个人认为应有这么几个原因：
1、 佛教发源地的推动。印度高僧梯山航海的传教热忱，使佛教不断向外辐射；
2、 文化的相互影响和渗透；
3、 汉张骞、班超通西域，架起了中印文化交流的桥梁；
4、 五胡南移，魏元人入主中原，带进大批信佛的胡人，与汉人杂居；
5、 秦汉以来，中国民族灵性上的需要，已非儒道两家所能完全满足。佛教这种想象丰富，系统严密，仪式隆重的新宗教的出现，正好填补了当时的思想真空，慰籍了正为生死问题而感到苦闷的中国人。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渗透，我认为应该并不是一个简单瞬间完成的过程，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古代中国人对付佛教新思潮，起初是采取消极抵御的方法。首先是不准汉人出家，后来大势所趋，禁无所禁，国家便采取一系列措施，对佛教组织及其信徒加以限制，如限出家人的数量、人民出家为僧，必须向政府领取度碟、政府设专官管理僧众等。消极抵御的极至是武力压迫。后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及后周世宗时期，对于佛教，轻则禁止私度，勒令回俗，重则大烧大杀，加以极严厉的压迫，这便是史籍中历史记载中的令人谈虎色变的“三武一宗之厄”。而究其原因，除了通常认为的宗教过于强盛而与现实社会正常的生活产生矛盾外，个人认为应该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文化意识上的冲突，主要来讲应该有这么几个方面：
1、佛教的道德观与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观是相违背的。中国传统社会奉行的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的伦理道德准则，而佛教教义则认为必须抛弃这些世俗的纲常伦理和人的欲念，遁入空门，方可算作“觉悟”。
2、一般称佛教哲学的共性为“缘起论”。据此，原始佛教力主“人无我”，大乘佛教又提倡“法无我”。这里所谓的“人无我”指任何众生都没有一个能够主宰自我，而有永恒和自由的灵魂和神灵；“法无我”，指任何现象都没有独立自主和不变的性质。而在中国，从商代开始就已经有祖先崇拜，其前提就是肉身有生死但灵魂不死，而这种观念，更可以看作是中国人强烈的宗族制度的精神根源之一。所以，佛教所持有的人的灵魂不能永恒的说法与中国的祖先崇拜在根本上就是矛盾的。
3、中国的伦理道德标准是：在家讲孝，在国讲忠；孝以事父，忠以事君。而按照佛教的规定，众生平等，出家无家，只要修行，人人均可成佛，出家就要超出世俗一切伦理道德的约束，因而也就不讲 “忠孝”观念。这就同中国固有的纲常伦理发生了强烈的抵触，尤其是极大地触犯了君主专制下的帝王的绝对权威。而在中国历史上没，大凡与统治阶级产生了矛盾分歧的学说理念，是很难生存并且流传的。
那么我们就感到很奇怪，这样一种看上去根本不可能在中国这片土壤存活的宗教后来又为什么发展成中国最大的宗教、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大的宗教了呢？而这，就不得不说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道文化相互融合改造了。
二、佛教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的调和
具体来说，佛教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的调和主要表现在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相似点：
（一）、在于儒家文化融合方面：
1、 翻译佛经时通过对教义的删改以适应中国传统文化。如家庭伦理方面，印度佛典认为，双亲与孩子的关系是平等的孩子并没有义务为父母亲奉献一切。而在中国，则把孝敬双亲视为伦理道德的最佳体现，也把其视为佛教教义之一。
2、 用中国本土文化来改造以产生新的佛教教义。佛教的心性论是大乘佛教理论深化的产物。中国佛教学者在论证心性问题时，不能不受到儒家人性论的影响。比如“涅磐学派和地论南派的心性清净论，相当于人性论中的性善论；地论北派的心性论相当于性恶论；摄论学派和《大乘起信论》的心性论与人性论中的性俱善恶论比较相近。”佛教论者极力把佛教的教义与儒家文化进行融合。比如，他把因果报应论与中国传统礼教沟通起来，只有孝顺父母和忠于君主才可以得到善报，孝顺父母、忠于君主这种忠
孝观念与佛教主张的因果报应论是相通的。
（二）、在与道教文化融合方面：
1、佛教本身于道教的模糊性。史载：“楚英王晚年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又牟子《理惑论》中记载：有人问：“王乔、赤松入仙篆，神书百七十卷，长生之事，与佛教岂同乎?”又载东晋武帝“好重佛法”，又“雅黄老，断谷，饵长生药”。由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在后汉佛教开始传入之际直至汉魏时期，佛教与道教在人们的心目中是同一的，人们把佛教当作道教进行了接纳。“黄老之学”亦即道教,“浮屠”即佛也。楚英王作为贵族尚把二者混为一谈，将佛与道一同“斋戒祭祀”，下层的信徒就更不用说了。而在《理惑论》中，还有人不能区分道教的长生不老之术与佛教涅磐之说，这亦可看出当时人们对佛教的粗浅理解，而佛教正是利用这一点，陈仓暗渡，轻易地传入了中国。又载，北魏太武帝灭佛时，谓胡本无佛，“皆是汉人无赖子弟刘元真、吕伯强之徒，援乞胡之诞言，用老庄之虚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实。”。在这里魏太武帝仍不能把佛教与老庄加以区分，这在当时的士大夫中是具有代表性的，而且，魏书将释家与道家并列一传，也说明了当时社会性的对于这两种宗教的混淆。虽然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说法有可能是太武帝为灭佛而编造的理由，但由此可看出当时人们仍把佛老混为一谈。
2、佛教与道教的争论与斗争
佛教并不完全是因为与道教有诸多相似之初而被人混淆才得以传播的，它们之间也发生过激烈的论斗，而这种论斗都最早出现于双方的经典中。在道教的《老子化胡经》中就有所体现，这本经典相传为汉魏时期道士王浮所著。内容大致是老子西出关，渡流沙，教化胡人，创立佛教。佛教创立者不是西方圣人，而是从东方去的圣人老子，佛是中国人的造物。这种说法很明显是道教徒为了提高道教的地位，贬抑佛教而编造的。但佛教由于当时刚刚在中国开始传播，地位还不十分稳固，正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支柱，因而默认了这种说法甚至有学者认为这种提法是由佛教最先提出来的。这种忍让使佛教在初期依附于道教，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当佛教发展到一定的程度而在实力上可与道教抗衡时，就不再忍受这种有些屈辱的说法了。他们也编造了老子为释迦弟子的传说，说释迦生于周昭王时，远远早于孔子和老子，以抬高佛教。这种说法最后形成了《清净法行经》，把老子、孔子、颜回看作是菩萨的出现，称儒童菩萨为孔丘，光净菩萨为颜渊，摩诃迦叶为老子。这种三圣出现说，在东吴支谦的《瑞应本起经》，南北朝僧顺的《释三破论》和道安的《二教论》中均有体现。反映了佛教不甘受制于道教，而力图自立门户的企图，但其把孔子等列入佛教，又可以说是佛教不得不对中国文化作出的让步，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体现。这种斗争使佛、道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争论不休，并直接导致了几次灭佛，即“三武法难”，给佛教以重大打击。到元朝世祖至元年间，引起了至元佛道之争。在此之前，道教徒造《老子八十一化图》，并重新编刊了《老子化胡经》，这就引起佛教的强烈不满。在政府的主持下双方展开辩论，结果道教惨败，这样蒙古宪宗和元世祖分别下令对道教进行了打击。至此，佛教在与道教的斗争以佛教的胜利告终。但其付出的代价是,在与道教的斗争中也不可避免地对道教作出了让步，受道教的影响而同化，成为有道教特征的佛教了。
（三）、三教合一
佛教传人中国以后，儒、道、佛三教曾有过非常剧烈的冲突，特别是佛教，为在中华大地站稳脚跟、曾经付出过惨痛的代价，但是到最后，三教调和派的势力终究战胜了互相冲突的势力。
佛教初进中国，道家因教理相近，首先表示欢迎，后来虽因利害关系，常起冲突，但继续有人主张调和，最主要的代表如东晋的顾欢说：佛是老子，老子是佛。道家喊得最漂亮的口号是“红花白藕青荷叶，三教原来是一家”。儒佛关系，起初并不协调，但东晋孙绰作“喻道”，提出周孔即佛，佛即周孔。唐宋以来的儒者，大都面目是儒，心神是释。宋张商英以药喻三教。认为“儒治皮肤之疾，道治血脉之疾，佛治骨髓之疾”。佛教对儒道两家，从一开始就不取攻击态度。佛家主张三教合一最坚决的莫过于南齐的张融。据南齐书载，他曾定下遗嘱，死后入硷，他必须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儒、道、佛三家浑成一体后，就演绎出了一种全新的中国文化，它不破坏三教的个别性，允许三教独立，
体现了容忍个性，尊重共性的中和特征。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916d9e0100cbvx.html) - 从佛教看外来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上）_诺明_新浪博客
· 唉，说来这个问题已经是老生常谈。文化，什么是文化？百度词条给的解释是：“文化是人类生活的反映，活动的记录，历史的积沉，是人们对生活的需要和要求、理想和愿望，是人们的高级精神生活。是人们认识自然，思考自己，是人精神得以承托的框架。她包含了一定的思想和理论，是人们对伦理、道德和秩序的认定与遵循，是人们生活生存的方式方法与准则。思想和理论是文化的核心、灵魂，没有思想和理论的文化是不存在的。任何一种文化都包含有一种思想和理论，生存的方式和方法。需要是现实，理想是向往，愿望是想得到的，要求是必须做到的。”
由此可以推论：这文化是人类的高级思维活动的体现，是长期的历史、人文等综合因素沉淀的结果。比如我们中华文化，传承五千年，虽则经历了很多次的“洗劫”，但却依然传承至今！其中很多精华思想甚至在数千年后的今天，仍然适用！比如我一直十分推崇的传统道德底线，孝道、爱国等等！ 而便观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社会各个阶层的变化，就不难发现，最根本、最可怕的变化，就是我们国民思想的变化、道德标准的变化。
当越来越多的孩子为了国外某明星一把鼻涕一把泪，却不知道自己父母的生日；当我们的孩子已经习惯了流行文化、非主流、伪娘、不男不女之后，当这些所谓的个性发展成“群性”；当我们的生活中遍布低俗、肮脏；当我们的社会已经被拜金、享乐所笼罩。我们不禁感叹世界变化之快，被我们奉行了数千年的传统道德竟在几十年甚至是十几年间被抛弃得无影无踪。更多的人则开始质疑，如今的孩子是否还能接任建设祖国的重任，未来的祖国将会变成何等模样。 外来文化入侵，其实这么说有点带着挑衅的味道，但我仍要用这个词。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仍然比较保守，对于一些新新事物持着警惕的状态。可那些胆子比较大的，抓住了这次机会的，往往成了当年成功者的典范。而也是自那时开始，在这些“榜样”的带领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他们的“成功之路”，当然随着他们的贡献，我们的经济也以前所未有的“中国速度”快速发展着。这在国外一些人看来，甚至被成为奇迹的告诉发展，同样也带来了更多的问题。
我觉得对国民影响最深的，也最难以修正的，莫属这文化入侵！当我们的下一代的思想已经被潜移默化的改变的时候，我们需要消耗多少钱，耗费多长时间才能重塑我们的道德？
当然，面对外来文化，全盘否定肯定也是错误的，这无疑就变成了“闭关锁国”。我们需要有基本的明辨是非的能力，而这恰恰是年青一代所缺少的。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我们的老祖宗千百年前已经总结的经典，似乎直到今天我们仍没有真正领会。怎样处理好外来文化与我们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是饥不择食地接受？还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否定？当然都不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大特色，就是其博大、兼容。 正如古时候，西域文化的传播。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西域文化也就源源不断地传来，可千百年之后我们发现，如今看来，已经分不出来什么是“中原文化”，什么是“胡文化”，当年的外来文化早已经融入了我们中华文化的血液中！譬如西域音乐、宗教、饮食等等方面，都对我们产生了重大影响。 而反观现在，似乎我们已经迷失了自己。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哪里还有我们传统文化的影子？又和谈包容？外来的文化当然有其精华，也有其垃圾。正如冒险精神、法制、民主等等都是我们应该学习的。而诸如现在社会上极力推崇的流行文化、非主流，我已经无话可说，这还能被抬高到“文化”的层面？如今的“流行文化”根本就是低俗的代言，这有什么思想、内涵而言？诚然，这流行文化、韩流的横行也是我们国民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精神生活极度空虚的表现。而在如今这个信仰匮乏、诚信丧失的时代，我们的国民需要有自己的精神生活，由此，这流行文化迅速地占领个各个领域、各个年龄段，甚至还有大把大把的中老年妇女为韩国明星而黯然神伤……
再说这非主流，这根本就是被扭曲了的、误解了的文化！青春不需要堕落！个性也不用如此方式来展现！如今的孩子有着强烈的叛逆心理、独立欲望和表现欲，或许从他们从小成长的环境，接受的教育都有关系，如今在他们的生活中，似乎韩国明星、非主流已然成了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不禁想问一句：他们父母都干啥呢？是不一起跟着看韩国偶像剧呢？还是在讨论某个明星又有了桃色绯闻？还是他们喜欢穿什么颜色的内裤？不好意思，有点激动。 这外来垃圾文化盛行，究竟是怎么盛行的？在韩国，我们的电视剧是被禁播的；在韩国，我们的留学生是被欺负的；在韩国，有关中国的东西是被抵制的。而在我们国内呢？我真的搞不懂，引进了这些垃圾文化，祸害了一代孩子，究竟对谁最为有利？
那些哈韩的孩子还知不知道自己国家的传统文化？在他们没学过朝鲜语却会唱好几首韩国歌的同时，有几个能把国歌完完全全唱对？我们传统道德中宣扬的孝道、谦虚还有几个记得？有谁还记得自己父母的生日？有多少人还记得自己是中国人？自己是国家的未来？ 如何才能重拾我们的传统道德？以传统道德为蓝本重塑适应新时代发展的新道德体系？怎样解决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矛盾，或者根本就没有矛盾一说。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从自己做起，正如这次的“69圣战”，我们当以这次为契机，从现在开始，做好自己！
还记得孩子给母亲洗脚的那则公益广告吗？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年轻的父母们，好好教育你们的孩子，一身作则，善加引导！现在还是孩子的我的同龄人们，想象几年之后自己该怎样教育自己的孩子。民族的未来在我们手中，我始终坚信，这些跳梁小丑终究会成为历史之下的可怜虫！不要让非主流成为主流，不要等到事情已经无可挽回才想到补救。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
宋朝时期中国西域的宗教战争[font=verdana,ˎ̥] Post By：2007-5-15 12:56:00 [font=verdana,ˎ̥]
读《西域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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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泛指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广大地区，广义指古代中亚，狭义指新疆地区。这是一片古老神秘的土地，许多民族曾在此生息繁衍，先后诞生过许多文明。古往今来，这里建立过许多国家，却没有一个国家能长久统治这片土地，也没有哪个国家留下详尽的历史资料。因此，对于西域的文化和历史，我始终有一种神秘感。余太山主编的《西域文化史》出版之后，我才对西域的历史文化有了大概印象。
2
《西域文化史》或许是我国出版的第一部大型西域文化史，此书乃集体编写，每章由三、四个学者分别撰写，最后汇集成书。这样的编法，可以突出作者的个人特色，但也容易有互为歧义、体例混杂的毛病。
全书第一章讲述了西域的史前时期，记载了数十页考古资料。其中有一个观点，非常值得我注意：
“西域史前文化与其东西两方均有交往和联系，这充分说明丝绸之路的历史是相当久远的。早在张骞出使西域前，丝绸之路即已存在，只是没有文献记载，依考古资料，它至少存在于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
以前，史家称张骞出使西域为“凿空”，本书却认为所谓的丝绸之路早已存在，这种观点的确令人耳目一新，但编者似乎没有拿出过硬的证据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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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几章，编者按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辽金、蒙元、明清时期编排，分别介绍了西域地区在这些时期存在的国家及其历史和文化。按照书中说法，在这段时间里，西域的历史进程大体如下：
BC三世纪末，月氏控制西域地区。BC176年，匈奴冒顿单于击退月氏，大部分月氏人西迁至伊犁河附近定居，史称大月氏；少数没有迁走的为小月氏。这一时期，西域还存在许多小国，但势力多数很弱，如哈密附近的乌孙、罗布泊西南的楼兰、塔里木盆地的一些绿洲国家，先后被匈奴征服。
汉初，匈奴势力更大，常常威胁着羽毛未丰的西汉王朝。在一次对匈奴的战役中，刘邦几乎全军覆没，只好与其议和，建立所谓的“和亲”制度。这一招其实并无什么效果，后人却一再使用。汉武帝刘彻即位后（此时西域境内共有36个小国），终于决定不再一味依靠和亲制度，在和亲的同时（他曾先后将细君公主、解忧公主远嫁乌孙），他计划联合大月氏，共同抗击匈奴。
BC139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它的意义十分深远。正所谓时世造英雄，原本默默无闻的张骞从此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出了关口，甫至河西走廊，张骞即被匈奴发现并扣留，整整关押十年。这艰辛的十年，比苏武留胡十九年更有意义。BC139年，张骞逃到大宛，又来到大月氏，但大月氏因安于现状，不想与汉合攻匈奴。BC126年，张骞与向导堂邑夫返回长安，当初所率的百余人队伍，如今只剩下他们二人。尽管代价惨重，却为汉朝打通了通往西域的窗口。
BC119年，张骞率三百人再次出使西域，这次来到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伊朗）、身毒（印度）、于阗等国家，进一步加强与西域的文化交流。然后，汉朝先后控制乌孙、车师等国，完全可以和匈奴抗衡。
东汉初期，因王莽之乱，汉朝忙着休养生息，无暇西顾，便在30年封康为莎车王，委托他管理西域55国。莎车趁机吞并鄯善、龟兹、大宛、于阗等国，令西域地区战火四起，人民怨声载道。匈奴借机插手，击败莎车，使整个塔里木盆地诸国落入匈奴之手。46年，匈奴发生内乱，分裂为南北匈奴两部。南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率部投降东汉，但玉门关外仍是北匈奴的天下。东汉89年，窦宪领兵击败北匈奴，匈奴基本上退出汉的疆域，94年，班超率兵攻破焉耆、危须、尉犁，标志着整个西域几乎又被汉朝控制。
魏晋、隋唐时期，西域也基本在汉人统治下。唐朝初期，东西突厥一度占据西域部分地区，629年（贞观三年），李世民派李靖、柴绍等率兵打败东突厥大兵；640年，唐朝平定高昌之乱；648年，西突厥投降唐朝，同年唐在西域设安西四镇（碎叶、疏勒、龟兹、于阗），西域基本回到唐朝掌握之中。安史之乱后，安西四镇沦陷，唐在西域的势力才弱下来。
宋辽金时期，西辽王国与宋朝分有西域。蒙元时期，西域主要被元朝统治。
明清时期，天山北部，活动着蒙古族厄鲁特四部：准噶尔部、和硕特部、土尔扈特部、图尔伯特部。1695年，清兵大败准噶尔部军队，其首领噶尔丹服毒自杀。（值得一提的是，厄鲁特四部之一的土尔扈特1630年迁入乌拉尔河、伏尔加河地区居住，100多年后，因不堪沙皇压迫，在首领渥巴西带领下毅然东归，近17万族人一路上浴血奋战，打退重重追兵，终于在1771年回到中国，此时人数只剩下9万余人。这些东归英雄的壮举实在可歌可泣。内蒙古电影制片厂曾据此拍摄过一部电影，名为《东归英雄传》。）活动在天山南的有回部的大小和卓，1760年大小和卓叛乱被平复，1882年清朝在新疆建立行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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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介绍西域历史，对于西域人的文化习俗，《西域文化史》中也多有介绍。这里简单摘编一些：
1．婚嫁
在《西域文化史》的明清部分，介绍了清朝维吾尔人离婚的民俗：
“夫妇之间不和，随时可离异。离异时，男女背相后，各前行数步，撮土洒之即离，谓之‘零干’。离异为妻弃夫，妻不得动市中任何东西；为夫弃妻，则家中所有，任妻取携。”
这种做法倒是简洁方便，而且比较尊重女性。
在该书的隋唐部分，还曾介绍了唐崔令钦在《教坊记》一书中所记载的“突厥法”风俗：
“唐长安教坊中的妓女往往八、九人或十四、五人为群结为香火兄弟，以兄弟相称。如有男子娶其中的妇女为妻，则称该男子为新妇。儿郎既聘一女，其香火兄弟多相奔，云学突厥法。”
看来，这大概是母系氏族社会的遗风。
2．文字
对于西域文字的缘起及流传，本书也做了大量考证，如蒙元部分提到：
“……1269年，元世祖忽必烈命八思巴制作蒙古新字，用藏文字母改成（即“八思巴字蒙古文”）。正式颁布这种新字时，元世祖规定它用以译写一切文字。这种企图以一种通用字母拼写蒙、汉藏各民族语言的努力，是文字史上首次空前的尝试，也是制作汉语拼音的首次尝试。
……蒙古时代中亚突厥文字之一的畏兀尔文（回回字），学术界称为古回鹘文。蒙古文即以其为基础创造，明末满族人又利用蒙古字母创制了满文。”
看来，满清人连文字都是从外族人学来的，这种没有文化根基的异族居然能统治中华民族，真叫人扼腕叹息。
3．文物
1969年，阿斯塔那363号墓出土了一张西州高昌县12岁学生卜天寿写的《论语》残卷，其末尾写道：“写书今日了，先生莫嫌迟。明朝是假日，早放学身学生归。”
这件文物说明，一千多年前的儿童即为大量的家庭作业所苦。看来，如今的中小学教师，大有西域之遗风。
4．宗教
在阿斯塔那48号墓曾经出土过一份随葬衣物疏，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佛弟子某甲持佛五戒，专修十善……急急如律令。（律令是众鬼中行动最快的雷鬼）”
这证明西域人既信佛教，又信道教，甚至两种宗教一起信，真是开放极了。
佛教在西域宗教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里有必要单独说明一下。
先说说佛经的产生。BC6～5世纪，佛教于印度产生，由乔达摩·悉达多创建。当时，印度社会流行种姓制度（社会上共有四种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其中婆罗门占统治地位，婆罗门教习惯出家修行，他们的人生分为四阶段：1.学习吠陀经典期 2.家居期 3.林栖期 4.遁世乞食期。——这象不象《萍踪侠影录》中毕道凡的家族规矩？）婆罗门对另几个阶层的压迫，人们感到强烈不满，希望找到宗教寄托。在这种情况下，佛教应运而生。乔达摩·悉达多经过冥思苦想，终于在菩提树下彻悟，然后开始传道（佛教称传道为转法L。）最初的佛教，反对偶像崇拜，反对祭祀，不信神道。到了一世纪中叶，大乘教作为佛教的一支，于西北印度兴起（乘，即乘载。），开始偶像崇拜。大乘教认为，佛教可以普渡众生，因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同时，大乘教徒把原始的佛教贬为小乘教（小乘教更注重个人修行）。
《西域文化史》的第三章认为，佛教在西域的传播时间早于内地，大约在BC一世纪前后传入。早期西域流行小乘教，魏晋时期流行大乘教，鄯善、焉耆习小乘教，于阗习大乘教，南北朝时期大乘教广为流行；而佛教传入我国则是在东汉明帝永平年间（58～75年）。郭沫若在其主编的《中国史稿》中也这么认为。但该书的第二章编者吴焯认为，佛教在西域的传播不早于公元二世纪，因为二世纪上半叶班勇离开西域前并无佛教流行。到底哪个观点对？看完吴焯撰写的《佛教东传与中国佛教艺术》一书之后，我认为吴焯的观点更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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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上内容，书中还介绍了一些历史趣闻，如关于汉武帝获取“天马”的一些趣事：
BC115年，张骞由西域回到长安，带回10余匹乌孙马，汉武帝非常喜欢，特意做了一首《西极天马歌》。后来，汉武帝听说大宛马更为雄健，是野马与天马的杂交种，所流的汗水都象血一样红，他又动心了。为取得大宛的汗血宝马——“西极天马”，汉武帝派出一个使者，携带一匹金马及千金，前往大宛求马，却遭大宛国王拒绝，使者口出不逊，因此被杀。汉武帝闻讯大怒，于BC104年派将军李广利远征大宛，却铩羽而归。汉武帝犹不死心，两年后命李广利再征大宛，这次大获全胜，终于得宝马而归。西方有所谓的“玫瑰战争”，我们却有“天马战争”。比起来，汉武帝虽少了一些浪漫，却多了几丝豪气。
此外，《西域文化史》还帮我弄清了一些概念。比如，我曾经以为“楼兰”与“鄯善”是两个国家，看罢此书才知，它们原来是一个国家。77年，汉昭帝派傅介子刺杀楼兰王并统治楼兰之后，才将其改名为“鄯善”。楼兰城遗址是瑞典人赫定1900年在罗布泊沙漠中首次发现的，赫定根据文献，将这个古城命名为楼兰。
6
读完《西域文化史》，我根据书中纷杂的资料，以及《丝绸古道上的秘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10月版，从德新著）、《佛教东传与中国佛教艺术》（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吴焯著）、《汉书》、《后汉书》，勉力编写了一个西域国家及文化简表（有些项目没有资料，只能付之阙如）。因资料太少，编写定有不当之处，只能以后有空补充。
朝代 国家 邻邦 文化类型 外来物品 外来音乐及乐器大事略记 语言文字及宗教
西汉
鄯善、且末、若羌等36国 * 见注1
葱岭诸国 匈奴、月氏 *注2
绿洲文化、游牧文化、商业文化
葡萄、苜蓿等 *注3
角、笛子等 *注4
BC139，119年，张骞出使西域；BC59年，西汉设西域都护府
小乘教、拜火教、巫教
东汉
在西汉时的基础上演变为72个国家 *注5
葱岭诸国、南北匈奴、大月氏
73年班超出使西域，94年西域统一
语言：焉耆、龟兹用吐火罗语（印欧语系），于阗用和田塞语
宗教：佛教
三国、魏晋
于阗、高昌等 *注6
龟兹乐舞
327年前凉张竣在吐鲁番设高昌郡
宗教：佛教、拜火教、道教、儒教
隋唐
高昌、东西突厥、焉耆、龟兹、疏勒、于阗
回鹘、吐蕃、大食
游牧文化、绿洲文化
龟兹乐，代表乐器有琵琶、箫、羯鼓
615年西突厥汗国建立，648年降唐，640年平定高昌，744年回鹘建立
文字：突厥文，源于阿拉美文
宗教：佛教、拜火教、伊斯兰教
宋辽金
回鹘高昌、于阗、咯喇汗国、西辽帝国
西夏
游牧文化
840年回鹘的一支建立咯喇汗王朝，960年伊斯兰教传入西北，840年回鹘的一支成立高昌回鹘王国
文字：粟特文、回鹘文宗教：伊斯兰教、景教、摩尼教、犹太教、萨满教
元
蒙古、西辽、畏兀尔（即高昌回鹘）
西夏、花刺子模
1218年，西辽灭亡，1223年元灭花刺子模
文字：蒙古文、契丹文、畏兀尔文、回回字（阿拉伯文）
宗教：基督教、景教、佛教、天主教、伊斯兰教、道教、萨满教
明
察合台汗国、叶尔羌汗国
伊斯兰教
清
准噶尔、和卓、哈萨克、叶尔羌
1695年清兵打败噶尔丹，1882清于新疆建省
文字：摩尼文，婆罗迷文、藏文、回鹘蒙古文
宗教：喇嘛教、伊斯兰教
注1. 其36国为：天山以南：鄯善、且末、若羌、小宛、精绝、戎卢、圩弥、渠勒、于阗、莎车（统称为南道诸国）；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北（北道诸国）：疏勒、尉头、温宿、姑墨、龟兹、乌垒、焉耆、尉梨、危须、渠梨、山国、狐胡；天山以北，准噶尔盆地（山后诸国）：乌孙、车师前、车师后、蒲类、蒲类后、乌贪、赀离、劫国、卑陆、卑陆后、郁立师、单桓、西切弥、东切弥。
注2. 西域以外，帕米尔高原山谷间（葱岭诸国）：皮山、乌托、西夜、子合、无雷、薄梨、依耐、难兜。
注3. 石榴（来自中亚的安国，石国，又称安石榴）、葡萄、苜蓿、琉璃、火浣布、宝石、象、沐猴、孔雀、狮子、犀牛、芫荽（香菜）、胡麻（芝麻）、胡桃（核桃）、胡瓜（因16国时后赵国王石勒是胡人，为了避嫌，改名为黄瓜。）、胡蒜（大蒜）。
注4. 外来乐器：琵琶、箜篌（源于印度）、筚篥（源于龟兹）、胡笳(源于羌族)、笛子。
注5. 东汉时期：共72国，具体不祥。
注6. 曹魏时：塔里木盆地主要有鄯善（兼并了且末、小宛、精绝、楼兰，成为大国），于阗（兼并了戎卢、圩弥、渠勒、穴山），焉耆（兼并了尉梨、危须、山王），龟兹（兼并了姑墨、温宿、尉头），疏勒（兼并了祯中、莎车、碣石、渠沙、西夜、满梨、亿若、榆令、捐毒、休修、琴），车师后部（兼并了东切弥、西切弥、单桓、毕陆、薄陆、乌贪）；天山北有乌孙、悦般、柔然、高车、恹哒；吐鲁番盆地有高昌。
1998.7.24 肖毛写；11:07 07-10-24 修改
【《西域文化史》，余太山主编，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5.12初版，定价22元，1998.6.7购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