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的嗜酒，他自己在《自述诗》里还专门作了一首诗自嘲自笑过。那是他十六岁到杭州上中学时，与同伴数人在酒家聚饮。毕竟还是少年啊，他喝醉了，迷迷糊糊地就在那里睡熟了。看来他在少年时就有相当的酒量了。看着他这副醉态，同伴们既好笑，又感到惊奇，后来在学生中被传为笑柄。这都是他自己说的。
他平生是个极认真极沉静的人，即使是一杯接一杯地喝酒的时候，也不曾醉得失态过。有些话好象是乘兴说的，但依然是平静地拿着酒杯一点一点呷酒，用低低的声音讲出来，——那余音至今还萦饶在我的耳际。
喝酒时的话题，大多是诗，其中有时也有艳冶的话。
他喜欢白乐天的《长恨歌》，爱在口里吟诵。特别是其中“侍儿扶起娇无力”一句。照他说，这句露骨的描写可以说是到了淫猥的程度，即杨贵妃初蒙玄宗的宠爱后，赐浴于华清池的温泉，她精疲力尽要靠侍从的女官扶助。说是那浓艳的姿态强烈地散发出肉感的香味。
郁达夫在东京通过毕业考试之后，马上返回祖国去安庆继续他的教师生涯。暑假，达夫来到上海，在民厚南里与沫若住在一起。有一天，达夫和沫若偶然听说泰东书局出版的两千部《创造季刊》大约还有五百部没有卖出去。
当时，两人都还年轻，很自负，所以他们感到这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实际上这已经未必不是好成绩了。但两人却觉得同情自己的人实在太少了，何况这时屡屡遭到文学研究会的攻击呢！
“沫若，我们去喝酒去！”达夫突然叫着说。
“好，我们去喝酒。”沫若马上赞同。
两人一开始是在四马路附近的面馆的楼上饮酒，喝了两壶酒之后，一直没有上菜，只得又叫添酒上菜，可叫了半天怎么也叫不来。一座大楼上空空洞洞地除他两人之外再无旁人。两人往窗外一看，突然发现酒店招灯上的红字用白纸贴上了。
“什么？这不是有丧事的人家吗？”
因此，二人马上离开了这里，接着又进了一家馆子。这个馆子的堂倌态度也不好，所以喝了三四壶就又出去了。第三家馆子还算凑合，就坐下慢慢地喝起来。不知不觉，桌子上的空酒壶越来越多，不一会儿就摆满了一桌子，于是，便移到邻近的空桌上去，接着空酒壶又马上摆满了。两个人还是第一次在一起这样痛饮，结果喝得酩酊大醉。一轮明月从窗外照起来，桌上林立的酒壶象小森林一样。此时此景，勾起了两人无限惆怅的思绪。
“到头来，我们只有饿死在首阳山上！”
沫若伤怀切齿。达夫两只眼睛血红。他叫喊道：
“是的。你是伯夷，我是叔齐！”
两人吵吵嚷嚷，一味地谈论着这些伤心事。
从那里出来，两个人彼此挽着胳膊，相互搀扶着踉踉跄跄地向民厚南里走去。走到了哈同花园附近，静安寺路上，依旧是许许多多西洋人的汽车，在竞相疾驰。两人见此情景，不由得勃然大怒，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大叫起来。
“这里是中国！”
“你们这些资本主义的畜生！”
“你们这些帝国主义的猪猡！”
“给我滚开！见鬼去吧！”
突然达夫一下子从路边跑到街中心，冲着迎面驰来的一辆汽车，用力向前伸出左手，叫道：“我要用****打死你们！”
沫若连忙跑去抱住他往后拽。汽车紧擦着他俩划了一条漂亮的曲线，飞驰而过。
那时，郁家有客的时候，映霞大都不让他们和达夫去外边的酒馆，而是尽力自己准备酒食。另外，映霞还有一个节制达夫饮酒的办法，就是待达夫有六七分酒意之时就不再供酒了。达夫和映霞婚后不久，冬季的一个下大雪的晚上，达夫和来访的几位朋友出去喝酒，彻夜未归。映霞很担心，天明赶紧出去探望。刚出门，就看见达夫躺在从胡同口通往家门的甬道中间的雪地上。原来，昨天夜里朋友们用汽车把他送到胡同口，可他一进胡同，踉跟跄跄地走了没多远，就栽倒在雪里。自此以后，映霞对达夫就开始严格的酒禁了。
大约是达夫来到日本过了些天之后吧，在改造社召开该社发行的《大鲁迅全集》（鲁迅已于上月十九日逝世）的翻译碰头会。我也作为翻译者中的一员出席了。因一些有关人员还没有到，就在社长会议室等候。这时，一眼看到了佐藤春夫。再一看，没想到接踵而至的竟是达夫。原来，达夫再次去访问春夫，听说春夫正要去改造社，因想与自己的故旧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会面，就同道而来了。
山本马上打算为郁达夫举行欢迎会。今天，很难得有有关研究中国文学的人士聚集一堂，与其定在其他日子，倒不如就定在当天晚上举行欢迎会。于是马上派人去叫木村毅、林芙美子等达夫的旧友，又觉得应该将住在国府台的郭沫若请来，就马上决定派一名职员驱车前往国府台去接沫若。
达夫还未去拜访郭沫若，所以他就借机立即同车前往。达夫来日之事是已通知了沫若呢？还是突然前去访问呢？尚不得而知。但不管怎样，他这次访问是意在同沫若言归于好。
幸好，沫若在家。将近傍晚时分，达夫陪着沫若再次来到改造社。停了一会儿，就一同到了赤坂饭庄。
达夫和沫若并排靠壁龛的柱子坐着。整个宴席成一个“鲥”字形，有十几位艺妓在照应。此外，山本还特意从新桥叫来了歌妓喜三代来侍酒助兴。
喜三代唱了“田野小调”和一二首别的歌，随后就轮流给每个客人斟一杯酒。我坐在壁龛对面，正好与山本中间隔了一个人。喜三代来到山本跟前稍事停留，一连斟了好几杯酒。其实她是借此与山本私语交谈。谈话的内容，我有的听得见，有的听不见。后来，她突然回首后望，我听清了她的话：“那位是侍从吧？”
看样子，她是把沫若当作主客，把达夫看成仆人了。沫若仪态威严，气度庄重，而达夫则显得面容消瘦，神情飘浮，可谓一副贫困潦倒之态。我内心苦笑道：也难怪喜三代会那样看。
山本的热情招待，更加上各位到会人士的海量畅饮，使整个宴会充满了热烈的气氛。山本看到宴会已到酒酣兴尽之时，就首先让自己的下属、北海道出身的某出版部部长唱“追分小调”。唱完之后，又请达夫、沫若唱歌。
达夫很干脆，先吟诵古诗“风萧萧兮易水寒”。但有些气量不足，加上节奏单调，说不上吟诵得很好。
接着轮到了沫若，他先举杯与山本同干。原想这下该唱歌了吧，但他却又举杯再干了一次。这次总要唱了吧，正准备听，他却仍然没有唱，重又一边微笑，一边举起酒杯。在座的人大都被他这种“表演”感动了。酒过三杯之后，总该拿出节目来了吧，他却也和达夫一样朗诵了那首古诗。然其声调激昂，情怀悲切，令人感怀不已。
一阵歌声鼎沸之后，女佣人把几张彩纸放到达夫和沫若面前。那时已经主客混杂，大家端着酒杯，随意走动，我也不知不觉走到他们俩的旁边，看二人即席赋诗。达夫的书法虽独具一格，但决非杰出之作；而沫若的书法洒脱奔放，且有古雅之风。堪称名笔
书如其人画如其人。他一生没有教授派头，更不喜当今某些“家”们的做戏一样的外包装。走在街上，也就是普通的人罢了。
解放初期中央美术学院没有国画系，只有个彩墨画系。李可染先生那时只是教水彩画课。文人画被说成是没落阶级文人士大夫的颓废玩艺儿，大写意画那是不可能列入教学的，八大山人的冷逸、狂怪，当然与革命的主题性绘画格格不入。
大气候如此，再加上小环境之内的某些人的推波助澜，苦禅先生给弄到美术学院工会里边去了，具体任务是卖电影票。月薪人民币18元，既无奖金，也无红包。
我是知道那些年李苦禅先生经常喝酒。所喝之酒，只不过是些廉价的二锅头或老白干之类。
等到喝得脸红红的一脑门子汗之时，这嘴可就没把门儿的了。他的嘴平常也就没把门儿的，该说就说，该骂就骂。他不设防，天真直率，那是秉承了老山东李逵们的天性和传统。记得1972年夏天，听说他从乡下回到北京。我去他家问候起居，家中只他一人，夫人与孩子还在乡下参加运动或插队。他定要我一块去喝酒、我跟他去了灯市东口路北的小酒馆。三杯水酒下肚，他便骂开了回讲起“文革”风暴乍起之时，他是首批被揪出来挨批斗遭毒打的。居然抗住了毒打。他说是“打我时候，我用气功”（天真之极）！大骂“×××王八蛋、落井下石”。旁若无人，口如悬河。
好在小酒馆里的吃客们多是干苦力拉排子车的普通大众，还有几个有酒独斟的失意“老九”，各喝各的酒，各骂各的街。胖胖的堂倌用小胖手托着胖下巴，满有兴致地听着酒徒们的龙门阵，抿嘴一乐那个劲儿很像是好兵帅克。嘈杂的小酒馆像个“裴多菲俱乐部”。所幸“左派”疏漏，不然麻烦也就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