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说：“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建安诗歌在五言诗的发展上具有不可磨灭的地位。
五言诗不始于建安时代，东汉班固已有《咏史》，到汉末无名氏古诗，艺术上也已相当成熟。但直到建安时代，它仍然属于新起的形式。如果说传统的四言是雅调，那么，它只能算是俗调。到晋代挚虞还说：“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韵之正也。”直到南朝的刘勰，仍称四言为“正体”，五言为“流调”。汉末五言古诗全是佚名之作，便透露了这种诗体地位的卑下。建安诗人敢于无视雅音正体，大量采用五言“流调”，终于使它成为诗坛的主体形式，这是一个历史的功绩。此其一。
汉末五言古诗虽然具有艺术魅力，但题材狭窄，内容单薄，不足以开启一代诗风。建安诗人以丰富的内容，高远的志怀，慷慨的激情，为五言诗输入峥嵘的“风骨”，使它足以成为后人景慕效法的榜样，此后五言诗人便跟踵而起。此其二。
第三，建安的五言诗，不仅抒情极为高妙，叙事也很杰出。蔡琰的《悲愤诗》代表了本时期叙事诗的成就。这首诗以五百多字的篇幅记叙诗人的悲惨遭遇，把被掳途中所受的凌辱，流落异域的思绪悲怀，被赎回时的别子之痛，归来后面对荒凉家园的孤独之感，直至再嫁以后的“流离成鄙贱，常恐复捐废”的惶惶心境，都刻画得情景逼真。上述这些成就为五言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此开启一个五言诗长足发展的时代。
内容上勇于冲破樊篱，形式上勇于尝试探索，反映了建安诗人的创造精神。除五言体外，曹髦还曾“首创九言诗”。《古文苑》所载孔融六言诗虽不可信，曹丕在《答群臣劝进书》中却记载下了自己的六言诗。在我国诗歌史上，六言一直不甚发达，但直到唐宋还时时有人继作。曹丕的《大墙上蒿行》则为杂言长篇，对歌行体的形成有一定影响。王夫之说：“长句长篇，斯为开山第一祖。鲍照、李白领此宗风，遂为乐府狮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七言，在建安以前，只有相传的柏梁诗，不仅真伪尚有争议，而且充其量不过是联句体，而曹丕的《燕歌行》则已是声情摇曳、艺术完美的七言诗了，后来鲍照将句句用韵改革为隔句用韵，这一体制便最后定型。五七言诗是汉以后我国古典诗歌的基本体式，一直持续到近代新诗的起来，而追溯其源，实在应该说是肇端、或者奠基于建安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