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献帝建安时期，只有短短的二十五年，显然，在这短短的二十几年中，凭空创造出奇迹般的文学繁荣局面是不可能的。我们说，任何时代，任何一种文学形式、文学流派、文学盛况的出现，都是在前代文学遗产的土壤中滋生、发展、壮大起来的。建安文学也同样如此。建安文学就其繁荣局面来讲，并不限于这二十五年，而是前伸到汉献帝初平年间，甚至在汉灵帝末年，而后延为魏明帝统治时期。这是因为建安文学作家主要活动于这一时期，如曹操生于汉桓帝刘志永寿元年（155年），主要活动于灵帝末年到建安时期，而曹植后期生活于魏明帝曹睿时期（曹植死于公元232年，即明帝太和七年）。根据这一断限，建安文学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邺下文人集团形成之前的时期。时间大约从曹操30岁开始参与主要政治活动起，到赤壁之战后，即汉灵帝中平年间（185—189年）——建安十三年（208年） 。
这一时期，社会动乱，民不聊生，“天下乱离，民弃农业，诸军并起，率乏粮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掠，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民多相食，州里萧条。”（《资治通鉴》卷六十二《汉纪》五十四）建安作家们早期大多生活于这一时期。
就建安文学作家来说，这一时期是诗风的形成时期，不同作家生活经历、思想状况不一，创作出的作品也不尽相同。但他们共同关注社会现实，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危亡联系起来，共同抒发了内心所蕴蓄的雄心壮志。
曹操作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三国志》本传），“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卷，横槊赋诗”（刘履《诗选补注》卷二）。今观曹燥诗作，其中满怀壮志，孜孜以求的雄心及阔大的胸襟抱负等，无不得益于早年树起的理想宏愿，可以说，这种愿望贯穿曹操一生，形成了其诗文的豪迈遒劲的艺术风格。
曹操之外，“七子”、杨修等也都在这一时期积极从事文学创作。
王粲文思若涌泉，“善属文，举笔便成，无所改定”（《三国志·王粲传》），投奔曹操之前，著名的《七哀》、《登楼赋》等已显示出其极高的才华，尤其是滞留荆州刘表处，欲依表荐达而不可得的消极苦闷，使其诗文显得苍凉悲壮，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孔融的文学成就主要在散文，其代表作《论盛孝章书》也作于这一时期。
第二时期：邺下文人集团的形成及主要活动时期。即建安十三年（208年）——建安二十五年（220年）。
如果说第一时期作家的创作属于“个人”创作的话，那么，这个时期建安作家对文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形成了一个有意识的文人创作集团。犹如百川归海，曹操在大肆网罗人才的同时，使主要的、有成就的作家也吸引到曹氏集团周围。曹操以他特有的、富有成效的治人用人策略，搜罗了大批文人。如陈琳，曾为袁绍作书痛骂曹操为“赘阉遗丑”，但曹操不计前嫌，于建安十年（205年）收纳陈琳，并委以司空军谋祭酒之职，管记室。其他作家也都先后归附曹操。
汉献帝初平三年（192年），王粲与王凯等离开长安避乱荆州襄阳，归依刘表。此时仅16岁。16年后，王粲因“身穷志达”（曹植《王仲宣诔》语）而离开刘表，又因曹操“文武并用，英雄毕力，此三王之举也”（《三国志》本传王粲赞曹操语），而反刘归曹，并因劝刘琮归降有功而辟为丞相掾，赐爵关内侯。随即参与赤壁大战，帮助曹操。
徐干最初因志不能酬而隐迹幽居，大约在37岁时（建安十二年，207年），看到曹操治国有术，“世之真英雄也”，使应命归附曹操，次年，即从征刘表，参加赤壁大战。
至于刘帧、应、阮等早就跟随曹操，几人也同时参加了赤壁之战。
这样，曹操在短短的时间之内，把除孔融之外（孔融在建安十三年，2O8年，被曹操以"不忠不孝”之名杀掉）的建安主要作家全部收入自己身旁。之后，这些作家使开始了邺下文人集团的共同文学生涯。
赤壁之战次年，王粲、陈琳、应瑒共同创作《神女赋》，曹丕又命王粲同作《浮淮赋》，建安十六年（211年），阮等六人与曹丕、曹植兄弟同在邺中宴集，并各有诗作，互相唱和，共叙欢情。如曹丕有《善哉行》，曹植作《侍太子坐》，又作《公宴诗》）曹丕另有《笑蓉池作》；王粲作《公讌诗》，陈琳作《宴会诗》，应瑒《公讌诗》、《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 刘桢作《公讌诗》，阮瑀与徐干同时在北园也有《公讌诗》等，这个文人集团互相唱和，显然对文学的发展有极大作用。《三国志·王粲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载曹丕《与吴质书》云：“昔日游处，行则同舆，止则接席，何尝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熟，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知自乐也”。
除诗以外，曹丕作有《戒盈赋》，并命阮与陈琳各作一篇《止欲赋》，王粲作《闲邪赋》；应瑒《正情赋》，繁钦作《抑检赋》。曹植的《静思赋》大致也写于这个时期。
除集体唱和外，还有个别人之唱和之作，如阮瑀与王粲在随征至首阳山时，各作《吊夷齐文》一篇，自定安还长安后，二人又各作《咏诗》。刘桢作《赠徐干诗》二首；徐干有《答刘帧诗》。阮瑀是建安七子中第二个去世者，死后王粲作《阮元瑜诔》，曹丕作《寡妇赋》。并命王粲作《寡妇赋》，丁廙妻亦作《寡妇赋》，王粲还有《思友赋》，并悼阮瑀。曹丕随曹操出猎后，命陈琳作《武猎赋》，王粲作《羽猎赋》，应作《西狩赋》，刘帧作《大阅赋》。今仅存有《西狩赋》、《羽猎赋》残文，余皆失传。曹丕之子仲雍出生三个月后面死亡，继之，曹植之女行女秋天生而次年夏天亦亡，固命徐干、刘桢等各作哀辞，二人均作有《行女哀辞》及《仲雍哀辞》，同时，曹植亦作有《行女哀辞》。此后，陈琳、王粲、刘桢等各作《大暑贼》，曹植亦作《大暑赋>，繁钦作《暑赋》，杨修也作《大暑赋》，此类作品不一而足。
毫无疑问，这些唱和之作当中有不少优秀作品。仅就其作为文学团体的影响而论，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也有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但是，与第一时期相比，一个极为明显的表现是，关注社会现实的内容、慷慨悲凉的艺术风格，建安风骨中的"风骨”二字，分量大大减弱，这也是由于这些作家的地位、境遇改变后的现实生活所决定的吧!他们前期四处漂泊、流浪天涯的生活为安定、悠闲、逍遥自在的享乐生活所取代，于是便没有了往日的忧伤，消磨了往日的斗志。这一点，大概曹丕也深有感触，其《戒盈赋·序》云：“避暑东阁，延宾高会，酒酣乐作，怅然怀盈满之戒，乃作斯赋”，赋文亦曰：“何今日延宾，君子纷其集庭，信临高而增惧，独处满面怀愁。愿群土之箴规，博纳我以良谋。”正是有同感于此，其他作家也作了类似赋作。后世陶渊明在《闲清赋·序》中的一段话以为邺下文学集团所言，陶序曰：
“初张衡作《定情赋》，蔡邕作《静情赋》，检逸辞而宗澹泊，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将以抑流荡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缀文之士，奕代继作，并因触类，广其辞义。”
思想、生活的变化，导致创作思想、风格的改变，因此，本期的创作大多属于对曹氏集团的歌颂与吹捧。当然，这种吹捧之作也有其存在的历史必然性，不可一概而论。
曹氏父于的创作，尤其是曹操、曹植的创作，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最高成就。曹操昂扬的斗志，宽广的胸怀始终未见消减，晚年对生命、对人生的领悟，更使其作品完善、成熟，“气韵沉雄”的风格得到琳漓尽致地体现。曹植紧步乃父后坐，风流俊逸，雄姿英发，无论是在思想内容上（这一点超过曹丕），还是在诗作辞采等艺术形式上（这一点又高于曹操）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而曹丕在颇具“文士气”的诗歌创作中，艺术风格上的委婉缠绵、艺术形式上的开拓变化也非曹操、曹植所比。
总之，本期创作无论“三曹”抑或“七子”都取得了成功，是建安文学发展的高峰期。
第三时期：魏文帝曹丕黄初元年（220年）一一魏明帝曹睿太和七年（232年）曹植去世。
本时期，"建安七子”及繁钦、杨修等已全部去世，曹操也在黄初元年故去。曹丕即位为帝，曹植在这一时期备受文帝丕、明帝睿之迫害、压抑，就文学创作来说，主要作家有曹丕、曹植、曹睿、吴质、缪袭，应璩等，可以说，建安文学蓬勃兴盛、蔚为壮观的局面巳成为历史，留下的只有曹植在沉痛、悲愤、抑郁无奈中的呐喊、抗争。
曹丕作为帝王，与作为太子时大不一样，巳无暇赋诗作文，大量的时间用在政治活动当中。今存《至广陵于马上作诗》及《杂诗》为黄初六年（225年）所作，可作为后期代表作。
曹睿的文学成就本来不高，不可与其祖、父辈相提并论，所作唯乐府诗十余首。不足以反映建安文学的面貌。吴质、缪袭、应璩等人的创作，数量上也较为可观，但只能被视为建安文学的余波。所以在这一时期仍然发扬建安精神并取得重要成就的，当推曹植。
曹操死后，曹植由昔日王侯变成今日囚徒，心中郁闷哀伤可想而知，这种生活遭遇导致他诗文风格的重大转变，昔日“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英灵豪迈之气巳不复存在，“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的忧思愁苦笼罩着全部作品。不过，这并未改变其作品中一以贯之的“风骨”、“风力”。钟嵘在评价曹植时说：“魏陈思王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诗品》）。这正是对曹植晚期创作的正确评价。可以说，曹植晚年的诗歌创作为建安文学的发展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建安文学的发展，大体上如上所述分为三个时期，其中以第二时期邺下文人集团形成为发展高潮，在创作风格上，第一时期表现出了明显的承继汉乐府创作的质直朴实风格，第二阶段则向纯文人化、雕词琢句方向衍化，第三时期以曹植“词采华茂”为代表。可以看到，作为在中国文学史占有重要地位的建安文学，其本身也经历了不断的变化与创新，并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风貌，为后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