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我们接受过的教育是正统而单一的。说起蒋介石，也就是一个刽子手形象罢了。记得以前书中描写蒋军入赣南，屠杀当地人民三百万；也有说蒋军喜欢屠村、屠城，杀得血流成河。说他嗜血如命，是披着狼皮的吃人恶魔！但面对于日军的侵略，却畏敌如虎，消极抵抗。所以，曾一度认为他就是日本军队三光政策的制定者。读过陈伯达《人民公敌蒋介石》后，就只剩下了“蒋该死”的印象！
长大后，随着社会的开明，接触史料多了，也就有了新的认识，不管人们再怎么贬低、诋毁蒋介石，都不能否认一个现实，那就是抗战前的中国，是一个政局纷乱，群雄四起，四分五裂、战祸连连的国家。1936年，陈济棠联合桂系打着抗日的旗号公开叛乱（事变中陈得到日本的经济和军事支持）。李、白、黄（桂系三雄）、刘湘、龙云、阎锡山、马步芳、韩复渠、石友三、张学良割据一方，中央政府政令不出五省。更不用说在苏俄支持下，而阴谋割据的盛世才了（此公加入了苏共，曾丧心病狂的要求将新疆并入苏联）。中国之弱，外蒙新疆被苏联控制，东北、台湾被日本控制。老牌帝国主义的治外法权，大大小小的租界遍布全国。上海租界也公然竖起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帝国主义无论红白，无不觊觎中国。
辛亥革命后，中国陷入了可怕的内战，由于大大小小的内耗，晚清刚建立起来的脆弱工业体系更加衰微。日本却在巴黎和会和九国公约中占尽便宜，并在“脱亚论”的思想指导下，大肆进行军国主义扩张，势力范围大大增强。而中华民族却要在最衰落、最混乱的时候，不得不面对历史上最凶残的敌人。
1931年到1937年，日本在经济上可谓突飞猛进，工业增长速度年均增涨9.9%。1937年，日本工业总产值近60亿美元，占国民经济总值的80%。1937年，日本的武器生产能力达到年产飞机1580架、大口径火炮744门、坦克330辆、汽车9500余辆，造船能力为40余万吨，造舰能力为5万吨，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而中国飞机生产没有具备能力，大口径火炮、坦克、汽车也没有生产能力，仅能生产少量小型舰艇，可是主要部件和原材料必须依赖进口。1937的中国，只能生产步兵轻武器和小口径火炮。七七事变前，现代工业仅仅占中国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0%，而且这还包括相当数量的外资企业的产值在内，工业总产值不过13.6亿美元，不到日本的1/4，而中国人口却大约是日本的五倍。
抗战前，在重要的战略资源方面，中国的钢产量是4万吨，而日本是580万吨，仅为日本的1/145；中国石油年产量为1.31万吨，日本为169万吨，只有日本的1/129；中国铜年产量为0.07万吨，日本为8.7万吨，是日本的1/121。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防工业与日本相比，居于绝对劣势。
战争全面爆发时，空中和海上力量，中国能够参加战斗的飞机只有223架，而七七事变时日本陆军航空兵团共有作战飞机大约960架，海军陆基和舰载作战飞机共640架。卢沟桥事变前，中国实际作战舰艇只有60余艘，排水量共约6万余吨，且不说多为超期服役的旧军舰，仅仅就排水量而言，也只有日本海军的1/20。中国最大的巡洋舰海圻号还是1896年从英国购买的。当时日本的海军实力位居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英国。”
在国力对比面前，不论你如何顽强，不论你如何有必胜的决心，生硬而枯糙的数据，往往决定一切。为了消灭割据，为了巩固后方，为了争取时间，中国从1928年5月的济南事件算起，屈辱是一个接着一个，而中国政府是一忍再忍，一让再让，1937年蒋介石在庐山会议上提出，“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蒋介石是在骂声中停战、妥协、退让、交涉。
蒋介石的和平努力，在血气方刚者看来就是投降；一些清流站在民族大义的至高点看就是软弱。如果无论什么时候，不管什么情势，作为一国领袖动则轻言战争，个人图得虚名，而致生灵凃炭，那才是国家的不幸！外交是解决争端最好的工具，是降低战争成本的不二法门。然而，弱国无外交的现实，使卢沟桥事变前的外交努力屡屡受挫，导致后人把国民政府的外交史，当成了一部卖国史。爱国离不开理性。蒋介石在1936年6月16日的日记中就说：“倭寇咄咄逼人，战祸终不能免，然必有相当之准备时期，始得应付裕如。”可见政治智慧不是凭匹夫之勇。
弱国的独立与生存需要大的智慧。事实上，谁也无法回避当时中国内忧外患的国情，更有作战准备和作战能力这些现实问题。此时的日本是世界一流的军事强国，战争要的是知己知彼，用胆怯、软弱，这些道德的感性来看待战争的理智决策，无疑是荒谬的。面对日本这样一个敌手，需要培育持久作战的能力。最后对决的时刻来得越晚，就越有备战的时间！
蒋介石在弱势和内乱的形势下并不是无所作为。比如，1932年就秘密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后改名为“资源委员会”），为未来的战争做准备。1934年初，蒋介石在日记中为自己列出的一项任务“决不任总统与行政院长，专心建设西南”。1934年12月29日，蒋介石日记写道：“若为对倭计，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言之，避免内战，使倭无隙可乘，并可得众同情，乃仍以亲剿川、黔残匪以为经营西南根据地之张本，亦未始非策也。当再熟筹之！”这就是说，蒋介石想“以剿匪为掩护”建设西南作为抗战基地。此后，蒋介石一面在西南追击红军，一面加紧建设西南，统一云、贵、川三省。1935年2月4日，蒋介石在庐山规划国防工业方案，电令赶筑西南各省公路。3月，在重庆提出“四川应为复兴民族之根据地”。1937年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负责情报收集工作。这一切对后来的中国抗战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果中国在1931年9.18事变后就立即宣战（当时中国没有任何战争准备），那就意味着中国将在仓促的条件下，孤立地和日本对决，亡国与否不敢断言，毕竟历史不能假设。当然，这样做显得强硬，会符合有些人的道德立场，亦或这就是爱国。殊不知昔日光绪、翁同龢在甲午事变中，就是这样凭“爱国”的热情，才换来了“马关条约”的耻辱！
正义战胜邪恶，那只是道义上的自我麻醉。当然有时我们也需要这种鼓舞和自信。但是，这不应该妨碍我们冷静思考，虽然古今中外不乏以弱胜强的案例。但冷静的智慧和英勇的精神，对于保家卫国同等重要。只有了解中国的国情和中国是弱国这一历史事实，我们才能够客观地看待蒋介石的政策：“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
抗战前，蒋介石有忍着骂名步步退让的度量，争取时间抗日，但战端一开，他也有义无反顾，不顾一切拼死抵抗的决心！即使在抗战前四年，中国没有一个盟友的那段最黑暗的时间里，即使在中国丧失了最重要的工业和粮食产地的那段时间里，他也没有中途妥协。可是，并非所有人，都能够理解中国奉行的弱国战略的智慧。所以有人说，为什么战争初起就不敢对日宣战呢？如果那样，按照国际惯例，列强就只会坐山观虎斗了，那么我们的武器向谁买呢？其它战略物资又向哪儿进呢？之所以这场战争，不叫中日战争而叫抗战，是因为我们的国情决定了，我们只能以打而还手的方式捍卫国家的尊严，明知不敌也依然亮剑！
知易行难，这是蒋介石在贵阳时为阳明洞题写的字。面对外敌入侵，他自然知道孰轻孰重，作为一国领袖他要做到的只能是理智决策和不乱方寸。对比之下的别有用心，趁机钻空；或鲁莽气盛，血气之勇的人而言，这就变成了他祸国殃民的口实。正因为这样，张自忠受命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兼北平市长，忍辱负重留在北平与敌周旋却招来骂名，被公认为是“华北特号汉奸”，报纸称他“张逆自忠”。对于招来的非议，张自忠将军说过，“事实胜于雄辩，必死而后能生”。他最后用孤军战死来表明自己对国家的赤胆忠心。张自忠将军其实不是死于日人，而恰恰死于我们的“爱国”愤青！所以我深信，那些骂过张自忠将军的人，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勇赴沙场，甚至不惜以身殉国。我也深信，在1938年---1941年11月之间，中国抗战最黑暗的时刻，也不是所有领袖都能做到绝不妥协，不信可看看法国！
不管后人怎么厚污蒋介石的抗战，如何描述蒋介石的卖国，可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在中国抗战最孤立、最艰难的时候，蒋介石他没有投降，就像他所说的那样：“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日本认为中国失去广州、南京、北京和武汉后就会投降的美梦，从来没有实现，因为他们低估了蒋介石的抗战意志。我们从抗战中他的个人表现不难看出，蒋介石“坚硬的石头”的名号也绝不是浪得虚名！武汉保卫战后期，日军把他的军事指挥所轰炸得千疮百孔，但他却稳坐高台，面不改色，使苏联顾问也不由赞叹“枪林弹雨而不变色！”由此来看，其开战步步退让的决策，决非是个人生死得失的考量，而太多的是对国家前途的忧虑！
作为政府领袖蒋介石不能放弃远东第一大城市，他必须在上海打一场大仗，显示自己的决心。作为军队，国军不能在武汉后退，他们必须为工厂和民众的内迁争取时间。即使敌人再强，他们再弱，他们也必须战斗，即使牺牲再惨重，损失再大，他们也不能扔下工厂后退，这不是懂不懂战术的问题，这是一个政府和一支军队的责任，也是我们中华民族所倡导的亮剑精神。
然而当战线稳定后，就像太祖所言：“中国不适应和日本展开大规模的会战，时间对我们不利。”“一次大战的失败所造成的后果，就是我们无法守住我们本应该守住的地区。”而蒋介石说得更明了，他对苏联代表说：“如果我在徐州与日军决战的话，那么现在日军将在进军重庆的路上毫无阻碍。”的确，从1939年—1944年，国民政府不是按着太祖的说法尽量避免和日军大决战吗？尽量保持精锐力量，争取时间。这就是所谓的“消极抗战”。就是这种“消极抗战”，使得日本希望的在几次大战役中消灭中国军队主力的美梦破灭，陷入了中国战争的汪洋大海。
血淋淋的八年抗战，中国就是这样以空间换时间，使日本深陷战争泥潭，就是这么“消极”的赢得了最后的胜利。百年国耻一朝得血，中国终于成了二战的战胜国。
终于收复了台澎；
终于废除了治外法权；
终于清除了租界；
终于成了五大理事国，奠定了大国地位；
宣示了南中国海主权；
收复了除了苏俄侵占的大部分领土。
这些功绩不是吹出来的，而是用中国人的智慧和鲜血写出来的，这些实实在在的利益，不管你愿不愿意相信，都与蒋介石的军事和外交努力是分不开的。国民政府为了这场战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350多万军人血染疆场，战争给国民政府带来的，是极其可怕的经济困难（战前，基本没有赤字）。
蒋介石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年轻时东渡日本到陆军速成学堂学习，临行前对校友说：“俄日中国之两大患，愿与诸公励之！”并写诗道：
腾腾杀气满全球，
力不如人万事休；
光我神州完我责，
东来志岂在封侯！
壮哉！少年之志，何等豪气，蒋介石不负志向矣！有一次，一个日本教官讲课，他拿出一块泥巴，讲：“此泥可容4万万个菌，犹如支那4万万人寄生于此。”蒋闻此言，掰此泥下八分之一，反问日教官：“日本人有五千万，也犹如你所言寄生于此吗？”日教无言。
写这篇文章，我并不是要为蒋介石歌功颂德，只是出于一个中国人的良知。我从不否认蒋介石本人的缺点，也不会否认其有过失之处，但他仍不失为民族领袖，毫不夸张地说，他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伟人。但是作为一个领袖，他和他的政府在抗战中的巨大牺牲和他们在中华百年对外战争中的巨大功绩和智慧，却是任何人都无法抹杀的。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爱之不溢其美，憎之不增其恶。”历史终会为他留下公正的一页，他无愧中华民族的功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