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早熟与激素之辩 [复制链接]

[导读]“奶粉疑致婴儿性早熟事件”揭开了潘多拉盒子，一时间，激素成为一大热门话题，全民关注焦点。从牛、羊到猪……顿时都被圈入激素阴影。人们怀疑还有哪些鲜为人知“激素杀手”潜伏在我们的嘴边。

现代食品工业早已全面掌管了对人们饮食的控制权。当科技与工业社会的规模效益、速度效率这样的发展逻辑相遇，生化技术与食品行业呈现出高度的亲和力：自然的生物周期被改变、生长的过程被精确控制，于是，产量增加了、卖相美观了、口感舒适了……在现代食品工业追求速度与利润的链条下，我们发现激素早已无处不在。

医学研究与实践已经形成基本共识，人类致命疾病主导类型的变化与膳食结构改变密切相关，而食品中各类添加剂、激素、抗生素等物质的滥用与残留难逃干系。当溃败的行业道德遭遇高超的生化技术，不论是在乡野作坊，还是在现代化厂房，骇人听闻的食品安全事件都在以超乎想象的方式层出不穷。

激素食品的泛滥，是工业社会派来的天使还是魔鬼，是改变人类生存的良药还是毒药？虽然科技和工业在异化，但人类毕竟会尽量减少那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蠢事。“激素门”随着权威部门的发言，并未扫尽人们心头的阴霾，可它无异于一次激素知识的全民启蒙，也将让空白的相关检测机制在此推动下建立起来，尽管仍面临诸多挑战。


8月12日，武汉一位妈妈抱着4个月的孩子坐在窗户旁发呆。孩子小彤疑似喝奶粉出现性早熟。

寻找奶粉激素

对于中国的父母们来说，圣元奶粉事件无异于一次激素知识的大启蒙，各方观点在媒体上的讨辩，也揪出了中国对于乳品激素检测的缺失，以及食品中无处不在的激素困扰。圣元事件风波未息，“激素”对市民神经的刺激，还刚刚开始。

南都周刊记者 炫风 实习生 杨青婉 吕睿 李蔓倩 蒋丽娟 刘雅静 摄影_Shepherd.zhou

武汉、北京、广州报道

1年零4个月大的小菲停掉圣元奶粉一个多月了，对乳品仍念念不忘。

8月10日，在武汉的家里，这个曾被当地基层医生怀疑因奶粉导致性早熟的瘦小女生，左手一盒酸酸乳，右手一盒纯牛奶，一边使劲地吮吸，一边在记者面前使劲地摇晃。

从8月初开始，仅仅是两周的时间，包括小菲在内的三个武汉孩子的疑似性早熟症状，和他们食用的圣元奶粉，还有雌激素、激素、牛奶……成为了全民关注的焦点。南都周刊对都市家庭的调查显示，超过90%的家长在圣元奶粉事件之后开始关注、并尝试了解“雌激素”。

对于小菲的妈妈邓小云，还有中国各大城市的婴幼儿家长们来说，这是继去年三聚氰胺丑闻后，又一次对国产乳品的信任危机。这次问题的重点转移到了激素—究竟圣元、乃至更多奶粉里有哪些激素，激素是否超标？奶粉作为孩子们的基础食品，还能不能继续信赖下去？

在近半个月的时间里，从武汉到全国，当地媒体和全国媒体对患儿家庭相继进行了密集的报道，而小菲食用的奶粉，在7月30日被有关部门作为样本取走以后，历经16天方才得到中国卫生部的结论公布。从小菲的家长，到翘首以待的记者们，其间对奶粉样本的去向几无所知。

8月15日，国家卫生部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目前市场上抽检的圣元乳粉和其他婴幼儿乳粉激素含量没有异常”，并认定“湖北3例婴幼儿单纯性乳房早发育与食用圣元优博婴幼儿乳粉没有关联”。不过，《健康时报》的记者提出“这些孩子家里的奶粉是否可以继续吃下去”的疑问之后，现场专家无人应答。

对于中国的父母们来说，圣元奶粉事件无异于一次激素知识的大启蒙，各方观点在媒体上的讨辩，也揪出了中国对于乳品激素检测的缺失，以及食品中无处不在的激素困扰。与此同时，南都周刊记者团队分别向武汉、香港、广州和北京等地区的有关部门、机构申请奶粉雌激素检测，也从侧面见证了这种亟需解决的尴尬。

“失踪”的样本

“孩子出生就喝这个牌子的奶粉，年龄这么小也不会吃其他的食物，不是奶粉还能是什么呢？”这是邓小云经常挂在嘴边的话。自从7月初发现她的孩子小菲的症状，医生断定孩子雌激素超标，她便一直想知道，奶粉中的雌激素到底有没有，有多少？

同样对激素检测表现出主动姿态的还有圣元公司。在8月7日的声明中，圣元公司表示，“积极配合国家相关部门的工作，相信最终结果能够给予圣元公司，乃至整个乳品行业一个公道”。

在书本上，雌激素不仅有促进和维持女性生殖器官和第二性征的生理作用，还对内分泌系统、心血管系统、肌体的代谢、骨骼的生长和成熟、皮肤等各方面均有明显的影响。曾经，欧美女性流行通过补充人工合成的雌激素延缓衰老，但后来流行病学的研究表明，这样会增加她们的心脑血管疾病和乳腺癌的风险。

邓小云第一次知道雌激素这回事，还是因为一位认定近十年“性早熟的孩子越来越多”的儿童医院医生，后者认为小菲的症状很可能是奶粉中的激素导致，于是直接建议小菲“停奶粉”。另一家保健院在对小菲进行激素测试后，则认为“(激素检测)这么高的数据，肯定有问题”。血清检验报告单上，医生还在“雌二醇”、“垂体泌乳素”和“卵泡生成素”三项激素指标旁边特意标注了向上的箭头(表示超量)。

孩子的妈妈感到懊恼，她想找政府机构来看看奶粉出现了什么问题。在7月5日到10日期间，她拨12315，也给武汉的质监和工商打了电话，但没有任何结果。直到7月30日，在当地媒体对此事进行报道以后，武汉食品安全委员会和疾控中心的人员来到她家，取走了家里剩余的一罐未开封奶粉—但不是唯一的一罐。

“我当时就跟他们说，你们不能拿走全部奶粉。我心里想，如果你们做不了检测，我也可以找别人做啊，不能连一点证据都没有了。”邓小云说。

等待结果的过程是漫长的。在奶粉被取走的几天后，全国的媒体都开始对该事件进行报道。邓小云隔三差五地给武汉市疾控中心和食品安全委员会打电话，总是被告知“没结果”，也没有任何关于检测进展的回答。

邓小云有点急了，她和另外两家患儿家长商量：能不能自费取样本给其他机构去检测。“有记者告诉我们，总费用大概在一万块那样，我们都觉得不贵啊，肯定可以凑出这笔钱。”

在湖北省疾控中心，熟悉检测工作的人士向记者介绍，在奶粉中检测激素，当地过去并没有太多经验，仅有的类似检测是针对化妆品而不是食品。“第一，标准很难弄得到，第二，定性比较难。我们首先要先定下来，要测这食品中有多少种可能存在的激素，哪些是我们有能力测的，哪些不是。甚至有经销商已经来向(我们机构)推荐他们的检测仪器。”这位人士说。

在武汉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对三位孩子的家长，以及各地记者的询问一律采取严防死守的态度。对于奶粉取样检测的进程、检测方法，或者奶粉样本去向等问题，更一概以各种理由拒绝回答。不过在湖北政府的网站上，8月11日刊登了《湖北积极做好“圣元”奶粉核查工作》的新闻，表示“鉴于奶粉生产厂家不在湖北，且我省无具有检验资质的机构，……组织有关部门将样品送往有检验资质的部门进行检验。”

检不检，怎么检

究竟哪个才是“有检验资质的部门”？邓小云可谓一头雾水。她向南都周刊记者提供了一份剩余的奶粉样本，委托记者寻找其他渠道进行检测。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侯彩云教授介绍，激素一直没有被纳入奶粉检测的范围，而过去这类检测主要是在药物中进行。8月8日，有媒体报道，国家药监局负责药品检测的中国药品检验总所称，目前我国药检部门尚未开展食品中激素检测业务，“要检测奶粉中的激素成分，现在肯定不能送检，而且不受理个人申请”。

根据小菲体内激素测试的结果报告清单，上周五，记者以家长身份，带上一罐同批次圣元奶粉向广州质量技术监督局求助。食品检查科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媒体纷纷报道圣元奶粉疑含激素导致性早熟以后，已经有多名广州本地的家长致电，或者亲自送奶粉到质监局要求检测。



不过，相比起邓小云，广州市的婴幼儿家长们，尤其那些收入较高的公司职员、文化从业者等，对奶粉检测并没有太高的期待。根据记者的调查统计，几乎100%的家长都表示“对国产奶粉已经失去了信心，并一直食用进口奶粉”。

按照广州质监的规定，对自行送检样品，该所将收取每份样本/每项检测项目350元的费用。工作人员向记者坦承，它们并没有把握一定能完成检测任务。“我们只检测过液态奶或者是家禽食物之类的，没有检测过奶粉，现在只能尝试以检测液态奶的方式，把奶粉稀释成牛奶样的液体进行检测，但是还没有摸索出成功的检测方法。”
尽管记者一再要求按照常规流程只取部分样本，但最终工作人员还是将未开封的整罐奶粉取走。“其他的激素，我们都没有检测的技术水平。我们只能检测一种雌激素，雌二醇。现在圣元奶粉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我们的检测也需要相当的谨慎。”

同样表示能检测雌二醇的机构，还有(北京)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广东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等，它们向记者表示，其检测时间在5天到8天不等，价格最高的，达到1500元每份样本/每项检测项目。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还向记者推荐“全项检测”，以“打包价”进行包括雌二醇、雌三醇、雌酮、乙烯雌酚、己二烯雌酚、己烷雌酚在内的多项目检测。

8月13日，香港卫生署受理了记者(以个人身份)同样的奶粉检测要求。在16日，也就是卫生部认定圣元奶粉激素检测结果无异常后的星期一，香港方面回复记者，由于提供的奶粉并非在香港销售，不予受理。

谜团依旧

在南都周刊记者取得小菲的奶粉样本，向多个机构咨询奶粉激素检测时，几乎所有的接待者都没能给出另一个家长们非常关心的标准：送检奶粉要检验出多少雌激素才算有问题？

过去，在我国婴幼儿奶粉检测标准中，并没有“激素检测”这一项。“现在卫生部已经说了，指出了限量标准，我们这边只出我们的检测值。(那你们会给一个国家标准让我们参照吗？)这个标准我们可以推荐一些，但是这个标准已经(随卫生部新闻发布)在网上对外公布了，我们没有必要给出来。”8月16日，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说。

8月15日的“圣元乳粉疑致儿童性早熟”调查结果发布会上，卫生部宣布，“奶粉里雌激素的正常值，国内外文献作了研究和报道。文献上报道的结果是，雌激素的含量大概是在0.16到4.4μg/kg之间，孕激素含量最高到98μg/kg，本次检查结果都在这个范围之内。”

在香港地区，一些检测机构则表示可以在奶粉中测定相关激素项目，耗时、收费水平与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相仿。南都周刊记者委托香港一家机构对小菲的奶粉样本进行检测。而按照邓小云的期望，海外机构的检测结果，可以让她多一重放心。

邓小云还记得自己第一次被告知孩子体内激素偏高的情景：妇幼保健院的医生查阅了一些资料，然后很谨慎地对她说：“你的孩子激素偏高。”来自基层医生、出于门诊经验的结论，让她对自己孩子是否因奶粉激素导致性早熟非常忧虑。

在公布圣元奶粉激素水平合理、与三名孩子的症状无关之前，湖北省卫生厅曾组织专家组对3名女孩进行了封闭的集体会诊，诊断结果是：“孩子的雌激素值在成年女性的正常值范围内”。对当天孩子血清检验出来的激素水平，邓小云说自己看得不是很明白。“这不是跟我在妇幼保健院检查的数值差不多吗？怎么现在就说正常了？”

“我们为奶粉折腾了太多天。武汉儿童医院说孩子是性早熟，保健院的医生说孩子激素偏高，接着是省里组织的专家说不是偏高，最后卫生部说我孩子不是性早熟，最后连奶粉都撇清关系了。”她对记者说，“我还是想多一个渠道求证，看看外面测的是多少，也看看人家说多少才叫合理。”

女婴小彤的父亲吴先生则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对卫生部的调查提出质疑：“为什么42份圣元奶粉样本中仅1份采自患儿家庭？”事发初期，武汉市有关部门曾派专人前往3个家庭取样，采集了4个奶粉样品，其中从吴先生家拿走3罐奶粉样品。

根据一些文献的描述，由于人工养殖技术的发展，目前世界范围内，牛奶中雌激素水平较100年前有明显增加。“不仅如此，我国的网络上，还可以轻易买到给奶牛催奶用的药物，成分中不仅含有黄体酮、苯甲酸雌二醇等激素成分，更含有利血平等药物。”在记者采访中，也有多名熟悉养殖业的人士表示，人工养殖奶牛生产的奶粉中含有激素不可避免，但对卫生部认为的合理水平，仍持观望态度。

奶粉“激素门”之后，中国空白的乳品激素检测系统或将建立，不过仍面临挑战，国家检测的投入首当其冲。在公布奶粉激素检测结果当天，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邵兵说，“这种检测是复杂的，也是需要检测成本的，检测方法要求使用同位素，而同位素是比较昂贵的。我们可能将来会在食品安全风险监测里纳入相关的监测内容。”
无论如何，在一些网络知识空间上，激素开始成为了热门话题。“互动百科”新增条目，详细地介绍了雌激素的测定方法。也有热心者给出食品中常见的外源性激素名录，并指出，它们广泛使用于牛、羊、猪等人工饲养行业中。

“激素”，开始牵动都市人的神经。

性早熟与激素之辩

性早熟其实是一个全世界的问题：现在的孩子普遍营养状况良好甚至过剩，导致提前进入青春期；环境污染导致环境中存在许多具有类似雌激素作用的物质，比如双酚A、二英、DDT等，都可导致女孩性早熟。究竟是什么物质起作用，却很难排除。

文 _ 崔略商 @松鼠会

如果某个孩子比别的孩子提早进入青春期，出现了别的孩子暂时还没有出现的第二性征，可能会使孩子不合群，遭到其他孩子的嘲笑；由于这样的孩子往往在心理上也还没有足够的准备接受这个现实，所以会产生自卑等不良的心理问题，可能会影响孩子的学习和生活。如果这种性早熟是由于体内的性激素水平升高所引起，那么会使孩子的体格增长过早加速，骨骺提前闭合，这样孩子的生长期反而缩短了，提前结束生长而导致成年后的身高反而低于正常生长的孩子。给青少年运动员测骨龄，就是通过X光来观察手腕部的骨骼发育情况，来了解这个孩子的生长发育情况，判断将来的生长潜力；显然，性早熟的孩子骨龄会比实际年龄大，生长潜力就会比较低。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父母发现孩子提前出现乳房发育这些现象时会那么着急了。那么乳房提前发育是不是性早熟？这种情况又是怎么引起的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是性早熟。所谓性早熟，是指性发育的年龄明显早于正常人群的平均年龄。由于性发育与遗传因素、营养状况等许多因素有关，而且人的生长发育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因此没有一个非常精确的界限，一般认为在8-10岁前出现第二性征，或女孩10岁前出现月经，即为性早熟。

人体内决定性特征的是由三级内分泌器官组成的一个“轴”，这三级器官分别是下丘脑、脑垂体和性腺。最高层的是下丘脑，它通过释放激素来指挥脑垂体；脑垂体再释放自己的激素，来向性腺—女性为卵巢，男性为睾丸—发出命令；卵巢和睾丸接受命令后，再释放雌激素和雄激素，刺激第二性征的发育：女性表现为骨盆变宽、乳房发育、月经来潮等；男性则为出现喉结、嗓音低沉、长胡须等。由于脑垂体释放的激素是调节性腺发育，促进性激素合成与分泌，所以统称为促性腺激素；下丘脑释放的激素又是促进脑垂体释放促性腺激素，所以就叫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在这条轴上的任何一个通路发生问题，都会造成性发育紊乱，激素过多则出现性早熟，激素过少则不能进入青春期。

如果是下丘脑-脑垂体-性腺这根轴提前发动，那么患儿除了会出现第二性征发育以外，卵巢和睾丸本身也会发育，这个性发育过程跟正常的青春期发育过程完全一样，所不同的只是时间提前了，所以叫做真性性早熟。这种情况一般是由于中枢神经系统的器质性病变，比如外伤、肿瘤、感染等，导致抑制功能受到损害。经医生检查后，如果确诊为真性性早熟，那么应该针对病因进行治疗。比如，如果是肿瘤引起的，那么应手术切除，或者进行放疗、化疗。此外，此外，也可以采用药物来抑制上级器官分泌的激素，从而治疗性早熟。





与真性性早熟相反，如果仅仅出现第二性征，而性腺本身却并没有发育成熟的改变，这说明下丘脑-脑垂体-性腺这根轴并没有启动，所以称为假性性早熟。由于假性性早熟患儿的性腺本身没有发育成熟，所以我们知道，此时第二性征的发育是由于异常的性激素造成的。这种异常的性激素，可能是体内正常性腺组织以外的器官或组织(下丘脑、松果体、肾上腺等)在出现病变的情况下大量分泌的，也可能完全是来自外界的，比如：孩子误服避孕药，服用含有性激素的食品，补品或化妆品、接触环境中具有类似性激素作用的物质，等等。

这下我们知道了，如果某种食品中真的含有性激素，并导致孩子第二性征发育，那么这肯定是假性性早熟。当然，前提是经过专业医生的检查，排除真性性早熟，并排除体内其他器官病变导致的假性性早熟。这种假性性早熟可能只出现一个第二性征发育，比如仅有乳房发育，也可能同时有多种第二性征发育。外来激素引起的假性性早熟一般不需要特别治疗，只要停止接触可疑物品，过一段时间症状会逐渐消退。

假性性早熟并不意味着这种情况不是性早熟，这只是一种命名方法，以区别于整个下丘脑-脑垂体-性腺内分泌轴病变引起的性早熟；假性性早熟也会给孩子带来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些危害。如果外来的激素已经对于骨骼生长产生了影响，使骨骺闭合，那么这个孩子的身高也就基本上定格在这个高度了，不过对于智力水平——这个家长常常关心的问题——倒是没有影响。此外，长远地看，过早进入青春期还可能与成年以后心血管疾病和某些肿瘤的发生率升高有关。因此，早期发现性早熟、早期停止接触可疑物品非常重要。

性早熟其实是一个全世界的问题，因为一方面现在的孩子普遍营养状况良好，甚至营养过剩，导致提前进入青春期；另一方面，环境污染导致环境中存在许多具有类似雌激素作用的物质，比如双酚A、二英、DDT等，都可导致女孩性早熟。以至于最后都搞不清楚，孩子到底是由于什么原因导致了性早熟。

实际上，事情还不是单单一个性早熟这么简单。一定程度上，肥胖和环境污染物质对于男孩的作用正好与女孩相反，这些因素会导致男孩的青春期推迟。比如美国有研究显示，肥胖女孩进入青春期的年龄可提前到8岁，而胖男孩中青春期推迟的百分比却比瘦男孩高一倍。

人体的性发育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同样的，环境因素对于性发育的影响也不是只限于到医院里就医的那些明显性早熟的孩子，其实所有的孩子都受到了影响，只不过有些孩子表现得更加明显而已。这就是为什么性发育的平均年龄会提前的原因。

美国牛奶也危机

不少奶商拿美国FDA当《圣经》，但FDA在批准激素使用上有很大争议，其官员也承认了调研数据不完整的事实。对于如何减少牛奶中激素的摄入量，哈佛健康学家的建议是，饮用脱脂牛奶，或者从绿色蔬菜中补钙。

南都周刊记者 _ 张峰

上世纪80年代，波多黎各发生了一系列的幼儿性早熟病例。三岁的女童已经有明显的第二性征，还没有学会走路的婴儿的乳房已经开始发育。甚至有一些男童必须通过手术来治疗日益肿大的乳房。

小儿内分泌专家萨恩斯博士(Carmen A. Saenz)在波多黎各医学协会的刊物上撰文称，在97%的病例中，非正常乳房组织的出现都与婴儿饮用的全脂牛奶有关，因为在停用牛奶之后，他(她)们的症状都开始消退。

这种情况和国内现在的圣元奶粉事件颇有相似之处。许多医生给出现性早熟症状的婴儿的诊断建议都是立刻停止当前服用的奶粉。

虽然世界卫生组织(WHO)一直推广母乳喂养，但配方奶粉仍然是大多数婴儿主要的或是辅助的营养来源。根据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odexAlimentariusCommission)的规定，除了乳品原料之外，奶粉中只允许加入稳定剂、固化剂、酸度调节剂、乳化剂、抗结剂和抗氧化剂等微量元素。包括雌激素在内的各种激素类成分当然是严格禁止的。

WHO的一份报告认为，按照相关食品法典标准生产的婴儿配方奶粉在营养和安全性上都能成为合适的母乳替代品。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如果源奶中本身就含有激素成分，奶粉成品的安全性就值得质疑了。

在这起国内事件中牵涉进来的就有新西兰的奶源供应商恒天然(Fonterra)。但恒天然公司的发言人表示，他们并非圣元奶业唯一的供应商，圣元的奶源还包括中国内地和欧盟。另外，新西兰食品安全局对于激素生长促进剂(HGPs)的使用有严格的法律规定：HGPs可以用于猪牛的肉类生产，但被严禁用在制造乳制品的奶牛身上。

FDA承认从未检验过激素制造商的原始研究数据

和新西兰相比，美国的肉产品和乳制品行业对生长激素的应用就更为广泛，引起的争议也更加严重。

早在上世纪30年代，牛生长激素(BST或BGH)就被注射到母牛体内以增加牛奶产量。这种生长激素是由牛脑垂体腺自然分

泌的，可以与牛体内的其他激素协同控制产奶量。到了上世纪80年代，孟山都(Monsanto)公司研制出基因合成的重组牛生长激素(rBGH或rBST)，它可以使奶牛的产奶量增加10%以上。

然而，rBGH从一开始就成为公众的议论焦点，既有对人类健康的担心，也有对动物福利的忧虑。

有两点与人的健康有关。第一，rBGH是否比牛奶中的天然BGH更有可能引起人体的过敏反应？第二，因为注射rBGH带来的牛奶中大量增加的类胰岛素生长因子(IGF-1)会不会危害人体健康？

为了了解rBGH对人体的影响，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的科学家们查阅了一些上世纪50年代的BGH研究报告，发现天然BGH在治疗人类生长激素缺陷上没有任何效果。他们据此认为rBGH也不大可能对人体产生作用。

因为rBGH是一种蛋白质激素，FDA也研究了蛋白质消化和吸收的相关文献。文献显示，rBGH在成人体内会被消化分解成小片段的肽或氨基酸，因而不会被血液吸收并引起不良反应。但在新生婴儿体内，结果却存在冲突，虽然蛋白质的吸入量可能微不足道。

为了进一步确认rBGH的安全性，FDA要求孟山都公司提供了几份口服毒性研究报告。在一个持续90天的试验中，服用了rBGH的老鼠的器官重量有所增加，但这种器官增重与剂量的增加之间缺乏对应关系。FDA因此认为rBGH并不会被口服吸收。

这个试验还调查了rBGH通过盲肠吸收的可能性，但FDA并没有对相关数据进行审阅。数年之后的一份加拿大政府的报告指出，根据FDA遗漏的90天试验原始数据，20%至30%的老鼠在服用了高剂量的rBGH之后，体内形成了rBGH抗体反应，表明rBGH被吸收到血液中。

通常用来确定药物是否致癌的测试都会持续两年，这也是老鼠的寿命长度。但是孟山都的测试最长只有90天。一位FDA官员John Scheid后来向美联社披露，FDA从未检验过孟山都公司的原始研究数据，他们只是在孟山都提供的研究概要基础上作出了决定。

在一片反对声中，FDA于1993年批准了rBGH的商业使用。到2008年，全美国三分之一的奶牛都被注射过rBGH。

母牛被注射了rBGH之后，所产牛奶中的IGF-1含量会大幅增加。IGF-1是一种对动物或人体的新陈代谢起重要作用的蛋白质。跟激素不同，牛和人的IGF-1在生物结构上是相同的。
《What’s In Your Milk》一书的作者爱泼斯坦博士(Samuel S.Epstein)认为，牛奶中大量增加的IGF-1含量有可能增加患乳腺癌的风险。从上世纪80年代起，大量的医学研究已经开始调查IGF-1与某些肿瘤细胞生长之间的可能联系。其中有十几份研究报告认为IGF-1的含量增加会导致患乳腺癌的风险提高数倍。爱泼斯坦博士还认为，增加的IGF-1还会阻碍自然防御机制，即细胞的自然凋亡过程。

FDA承认rBGH牛奶中的IGF-1含量在普遍增长，但认为这种增长幅度较小，只有25%左右。另一家国际机构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JECFA)也认为rBGH不会对牛奶中的IGF-1含量构成实质性的影响。

饮用美国普通牛奶一个月，蒙古三年级学生体内的激素含量大增

但据美国消费联盟(ConsumersUnion)的一份报告指出，JECFA和FDA都遗漏了另外一个研究结果。在这个研究中，处于哺乳晚期(IGF-1在最低水平)的母牛被每天注射rBGH。一个星期后，这些被注射过的母牛所产牛奶中的IGF-1含量就已经是普通牛奶的3.6倍。



消费联盟的报告更进一步指出，IGF-1可以经受胃的消化并保持生物活性。FDA和JECFA一直否认IGF-1的健康隐患是因为，他们认为IGF-1会跟人唾液中分泌的IGF-1一样被消化酶降解。但消费联盟引用的试验表明，每毫升牛奶中的酪蛋白含量大约为25－40毫克，这就足以保护部分甚至全部的IGF-1不被胃消化，从而穿透肠壁，对上皮细胞起到刺激作用。

rBGH引发的另一个争议是动物福利问题。在这点上，连孟山都也承认，rBGH增加了奶牛患乳腺炎的机率，此外还有多种毒性作用。换个角度来说，这也提高了人类的健康风险。因为奶牛患病机率的增加，也就意味着更多抗生素的使用。抗生素的残余有可能会引起一些体质敏感者的过敏反应。更主要的是，它会促进细菌对抗生素的抵制能力。如果这种抵抗能力从无害细菌转移到致癌病菌上，对人类就将形成较大的威胁。

正是基于这些健康考虑，加拿大、欧盟、挪威、瑞士、日本、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都禁止了rBGH乳制品的使用和进口。以爱泼斯坦博士为首的几位重要学者联名签署了“紧急健康危害”公民申请，先后于2007年5月和2010年1月递交至FDA，要求暂停批准rBGH的商业使用，并在rBGH牛奶的包装上注明IGF-1的致癌性。

人工注射rBGH的做法，归根结底是为了延长奶牛的哺乳期，从而增加总的产奶量。即使不使用rBGH，现代的奶牛场也有其他的方式保持奶牛处于长期的怀孕和哺乳状态。这样做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使牛奶中的雌激素含量增加。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健康学家达娃萨姆布博士(Ganmaa Davaasambuu)认为，怀孕晚期的母牛所产的牛奶中雌激素成分(硫酸雌酮)的含量可以达到没有怀孕的奶牛的33倍。

她的一项研究显示，日本牛奶中的孕酮含量是蒙古牛奶的10倍。这是因为，蒙古奶牛产奶时间只有5个月，并且只在怀孕早期，因此牛奶中的激素含量就会低很多。而现代奶牛场中的奶牛通常的产奶时间接近300天，其中大部分时间奶牛都处于怀孕状态。

达娃萨姆布和她的同事还进行了一项试验性研究，发现蒙古的三年级学生在饮用了美国普通牛奶一个月之后，体内的激素含量都有较大增加。这些研究使牛奶对儿童的健康影响问题凸显出来，但要真正了解其中的症结还需要更长期的观察。

“牛奶的激素效应是个很新兴的话题，”达娃萨姆布说，“我们还得保持低调。”对于如何减少牛奶中激素的摄入量，她的建议是，饮用脱脂牛奶，或者从绿色蔬菜中补钙。

猪是激素催大的？

生长激素、安眠药、抗生素，甚至化肥尿素是否潜伏在猪肉里？一个《吃猪等于自杀》的帖子，让猪也被圈入激素的阴影之中。但现实似乎比帖子来得乐观一些。

南都周刊记者 _ 周鹏 实习生 朱江燕 广州报道

“听说市场上的饲料猪都含有激素残留，真让人担心。”自从女儿出生后，33岁的陈启明，就改变了以往的消费习惯，只购买比普通猪肉贵两倍的土猪肉。

在他居住的贵阳市中产社区—中天花园农贸市场里，土猪肉的价钱每斤超过了三十元，足以买到两斤以上普通猪肉。

“花钱买个放心。”这个贵州一家矿业公司的员工，这样解释自己的奢侈举动。

他不得不作出这样的改变：漂亮的小女儿刚满一周岁，正处于跌跌撞撞学走路的阶段。跌一跤就能让这个新科爸爸心疼不已，更遑论吃在孩子肚子里的食物。两年前发生的三聚氰胺事件，让他对于奶粉至今心有余悸。而最近，网络上一个存在了两年而又重新热起来的帖子，更是让他惶恐不安。

这个题为《吃猪肉等于自杀》的帖子上写道：为了追求商品猪的生长速度，体形色泽，降低发病和死亡率，养殖户往往会在饲料中添加大量生长激素、安眠药、抗生素甚至化肥尿素之类的添加剂。当食用这类饲料长大的生猪出栏后，其体内的有害残留物将会严重影响人体健康。

帖子里，作者更是言之凿凿地称：这类商品猪都流向了市场，而养殖户们则只敢食用自己另外用天然饲料养出来的土猪。

对于这类“危言耸听”的帖子，像许多普通消费者一样，陈启明选择了“宁可信其有”的态度：按照传统养殖方式，一只猪至少需要一年时间才能宰杀食用，但现在市场里能购买到的，却是只花了四五个月就出栏的生猪。陈启明断言：“不靠激素，猪怎么可能长这么快？”

饲料里的激素

从1998年开始，广东、浙江、上海、江苏、福建等省市，就接连不断查出含有“瘦肉精”(一种化学名为“盐酸克伦特罗”的肾上腺素类神经兴奋剂，属β－兴奋剂类激素)的猪肉，动辄上百人的集体中毒事件，更是层出不穷。

事故的频繁出现，使得激素就像幽灵一样，似乎潜伏在猪的体内，让消费者担忧不已。而作为生猪养殖的重要源头之一，大量中小养殖户对激素的了解程度并不比普通消费者高多少。光是那些生僻拗口的激素化学名称，对于通常只有小学文化的养殖户来说，都是不小的挑战。

贵州省遵义市泗渡镇施家坝村养殖大户杨子华，养了约500头大小不一的猪。

这些猪从出生就生活在几间篮球场大小的简陋猪舍里，里面永远充斥着浓重的臭味和数不清的蚊蝇。在一格狭小的猪圈里，一头臃肿的母猪侧躺在散落着几团粪便的肮脏水泥地上，十多只出生不久的小猪挤在一起嗷嗷地争夺着母猪的奶头。在另一端的猪圈里，几只肥猪同样躺在地上，每当有人走近，就会惊恐地站起来往墙上挤。

“土猪也是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50多岁的杨子华还有另一个身份—兽医，曾接受过几年的专业养殖培训。但谈到“激素”这个话题时，除了能说出“瘦肉精”这个常见的生长激素，他也是一脸茫然。

作为兽医，杨子华时常会被一些养猪场请去帮忙给猪治病。在他看来，在猪的生长过程中，最有可能被添加激素的过程就是饲料阶段。“养殖户缺乏专业知识，当然愿意使用那些能让猪长得又快又大的添加剂”，他说，为了吸引养殖户，不少不正规的饲料添加剂企业，就有使用盐酸克伦特罗(即臭名昭著的“瘦肉精”)、莱克多巴胺(在“瘦肉精”被严厉打击后出现的一种违禁替代品)等肾上腺素类激素的动机，“因为这些激素能够促进生猪生长、提高瘦肉转化率”。

两年前，杨子华曾经听说过一件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国内某地的农村养殖户由于过量使用违禁激素添加到饲料中，使得生猪在出栏前就出现了背部皮肤开裂的情形，宰杀后的生猪猪肉在太阳下甚至能看到有虫子在蠕动。

杨子华的朋友—在泗渡镇销售农资用品的商店老板周天明，也听说过这件事情。“据说那些猪在吃了含有激素的饲料后，就会没日没夜地疯长”。直到现在，在描述病猪情况时，周天明还是一脸恶心模样。

在遵义市从事猪用复合预混料销售的王晋豪(化名)，也认同往猪饲料里最容易被添加激素。数年前，曾经有相熟的同行，暗示王晋豪“学习自己配料”，而这样做挣钱会更快。
王晋豪说，“自己配料”的意思就是在饲料中添加更多的激素。那位同行销售的饲料一度垄断了四川省内个别乡镇一级区域市场。原因很简单，这样的饲料最多能让猪在一天之内增重三斤！

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多

8月14日的中午，一名乡亲满头大汗地找到杨子华家—她家饲养的三头即将出栏的猪，突然得了痢疾。

这是一次农村典型的养殖户和兽医间的诊疗过程：经过简单询问后，杨子华判断病猪是因为食用发霉饲料导致的消化系统发炎。他给乡亲开了一盒抗菌消炎用的“金刚头孢王”，并得意地告诉对方，这种抗生素类兽药的药效“比青霉素还管用”。掏钱之后，焦急的乡亲便捧着药盒匆匆离去了。

在杨子华拿药时，这位乡亲告诉南都周刊记者，当地大多数养殖户确如网上帖子所说的，都专门养着几只供自家食用的土猪。但这样做的主要动机是，土猪肉的口感比饲料猪要好很多。


在大多数农村养殖户眼里，安排好猪的一日三餐，避开猪病就已属不易。只要猪能顺利生长，只要能治好猪病，哪怕加大用药剂量，就万事大吉。至于药物是否存在有害残留，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认知范围。

1997年，农业部开始禁止在饲料中滥用促生长激素、抗生素及一些化学合成药物，1999年国务院颁布条例，规定生产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不得添加激素类药品。但是，研究动物营养需要与饲料科学的华南农业大学教授杨琳表示，为了提高生猪的繁殖、产奶、多长瘦肉等能力，促进猪的生长发育，个别养殖户会在饲料中违禁添加生殖激素、生长激素。

但是，在杨琳的调查中，养殖户所使用的激素种类，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多，“通常就是瘦肉精、莱克多巴胺等化学结构类似的激素”。

至于被杨子华、王晋豪等认同的“饲料企业是添加激素罪魁祸首”这个观点，杨琳并不认同。“我敢保证99.9%的饲料企业，不敢去生产这种一旦被查到就可能倾家荡产的产品。”

杨琳十分担心我国肉制品检疫检验环节中存在的漏洞。按照他的估计，目前市场上流通的猪肉，经过激素检测的“恐怕百分之一都不到”。而人一旦摄入猪肉中的激素残留，轻则出现头晕、恶心等中毒症状，重则诱发染色体畸变、恶性肿瘤，甚至直接导致死亡。

但对养殖户而言，只要是没有被畜牧管理部门查出问题，就意味自己的生猪健康没有问题。2007年，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山东省一个市乡镇农贸市场和村级销售点，未发现在猪肉销售过程中，有任何管理部门对猪肉作现场检验。

甚至连接受过专业培训的杨子华也有失误——在他家一处猪舍的护栏上，正摆放着几瓶适用于人类的土霉素、磺胺等抗生素类药物。而根据我国颁布的《兽药管理条例》，国家早已明令禁止人药兽用。

传统的误区？

与杨子华那几间由砖木搭建而成的简陋猪舍相比，位于广东中山市三乡镇的白石猪场，简直就是猪的乐园。

这座占地面积达10多万平方米的现代化养猪场被群山环抱，一排排大型猪舍就像工厂一样整洁。跟杨子华那些随时可以带客人参观的猪舍不同的是，白石猪场简直就是一处戒备森严的堡垒。

在全封闭的白石猪场里，所有人、车哪怕只进入猪场外围的办公区域，都无一例外都要经过紫外线、药液消毒。而工作人员只有经过一系列严格消毒程序后，才能进入最核心的猪舍。尽管这些猪舍每年出栏的商品猪多达十万头以上。

与国内大多数规模化猪场不同的是，白石猪场的商品猪绝大部分出口销往港澳市场。

港澳地区对生猪的卫生安全指标要比内地多。例如根据香港特区政府在1998年修订的《公共卫生(动物及禽鸟)化学物残留规例》第139章规定，供港食用动物严禁含有盐酸克伦特罗、沙丁胺醇等7种违禁化学物，另外羟氨苄青霉素、头孢噻林、土霉素、四环素等37种药物也规定了最高残留限量。这一规例被业界称为“7+37”，是所有承担内地供港猪肉业务的猪场最忌惮的红线。一旦内地出口猪肉中发现含有违禁成分，猪场很可能面临被取消出口资格的严厉惩罚。

尽管白石猪场总经理余丽明承认港澳市场的生猪准入门槛更高，但她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国内用工业饲料饲养的生猪，就存在整体性问题。“以往养殖户使用激素等违禁添加剂的情况，已经有了明显好转。”

对于公众难以理解的生猪只需要四五个月就出栏的疑虑，有近二十年养猪行业经验的余丽明说，公众存在认识上的偏差。“猪能长多快，长多大，并不是激素能决定的，最重要的还是看猪的品种优劣和饲料的营养成分是否均衡”，余丽明说，所有激素都只具有促进蛋白质合成、提高饲料利用率、增加脂肪的瘦肉转换率等作用，“要说彻底改变猪的生长规律，据我所知还没有发明出这样的激素”。

这样的判断也得到了杨琳的支持。他说目前已经广泛养殖的生猪，都经过了长期的遗传改良，其生长周期原本就要比土猪要快很多。在蛋白质水平相同的饲养条件下，摄入能量愈多，猪增重就愈快。而民间长期只用玉米、菜叶等低蛋白质饲料喂猪，从而导致了猪的增重要缓慢很多。

杨琳说，消费者在生活中还存在一些认知上的误区，“比如只买那些色泽很鲜红的猪肉，喜欢黄色爪子的肉鸡，以为这样就是新鲜、健康，其实这样的猪肉、肉鸡很可能是添加了砷制剂或者黄色素”。

请人养猪

然而，使用激素喂养的猪并未在市场消失。

广东省内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猪场销售经理，向南都周刊记者透露说，在广东省内的增城、四会等少数区域市场，至今仍有个别养殖户在使用莱克多巴胺喂猪。

价格的压力挡不住人们追求健康的欲望。花高价买土猪肉的状况，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里，俨然已经成为一种潮流。2007年，广州市场几乎难觅土猪，如今土猪份额大概已占10%。

但是，对于什么是“土猪”，并没有准确定义。消费者们相信，食用那些只吃天然玉米、红薯、菜叶长大的土猪，就能避免摄入激素、抗生素之类有害物质。但是，养猪人却认为，所谓土猪指的是“土地品种”，而非目前占市场主导的外来“瘦肉型猪”，土猪也是可以用饲料喂养的。据“壹号土猪”的创始人陈生认为，土猪关键是指“本地品种”、“基因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土猪的肉质、风味，70%由品种决定。养殖模式、饲养时间都是次要因素，跟饲料的关系不大。”陈生说，消费者常常夸大饲料的影响力。

但是，一些苛刻的消费者，开始采取更保守的猪肉购买方式—他们连市场上销售的土猪也不放心，而是直接以支付一定费用的方式，委托乡下朋友亲戚帮忙养猪。这些订单，往往从年初就开始下，到了年终，他们便不辞辛劳地驾车赶来，收取严格按照“纯天然”方式饲养的“放心猪”。

陈启明的邻居赵亮(化名)正是如此。从两年前，赵亮就开始委托在乡下的亲戚，每年帮自己养两头猪。亲戚告诉他，用工业饲料养殖，两个人就能管理好一百头猪；而用传统方法的话，可能就连五头猪都管不过来。“每天光是煮几大锅猪食，然后一勺一勺倒进食槽，就是件苦差事”。

但这些辛苦，需要赵亮以每斤20元的价格购回。这些肉会被他用来制作腊肠、腊肉。除了供自家食用外，他还会以此作为礼物，赠送给亲朋好友。

“所有人都喜欢这样的礼物。”这个“猪肉”礼物，在赵亮看来，受欢迎程度甚至超过那些贵重物品。

猪肉里的抗生素

饲养场滥用抗生素现象相当严重。使用抗生素的种类包括B一内酰胺类的阿莫西林、氨基糖苷类的庆大霉素和新霉素、大环内酯类的红霉素、林可胺类的克林霉素等。全球每年消耗的抗生素总量中90%被用在食用动物身上，且其中90%都只是为了提高饲料转化率而作为饲料添加剂来使用。动物广泛使用抗菌素，同样会导致“耐药菌株”的出现，使得原有的抗生素失去作用，导致动物细菌病难以控制。而且这些“耐药菌”极可能通过食物或动物与人的接触传播给人，进而使人产生耐药性。

激素天天见

激素是身体细胞产生的一种化学物质，在体内作为信使传递信息，对机体生理过程起调节作用。激素的量非常少，往往用十亿分之一克作为测量单位。只要一点点激素，我们的身体就会发生神奇的变化。我们生命的维持和发展，都离不开激素。但是，激素也不能高一点点，或者低一点点，否则我们同样也吃不消。

文 _崔略商

牛、羊、猪等家畜

在肉牛和奶牛中使用激素，促进牛的生长。包括中国在内的多数国家禁用，但国内有人在互联网上宣称销售此类激素。

性激素：有苯甲酸雌二醇、雌激素、黄体酮、己烷雌酚、雄激素；









牛羊增重剂：有玉米赤霉醇玉米赤酶醇(右环十四酮酚，Zeranol) 商品名为“增肉素”，β－合成激素(β－兴奋剂，β－营养调节例)松果体素(褪黑激素，MLT) ；

促蛋白质合成剂：有生长激素(GH)、免疫GRF、血管活性肠肽(VIP)胆囊收缩素(cholecystokinin，CCK)、多肽激素猪生长激素(PGH)和牛生长激素(BGH)。硫脲嘧啶(Thiouracil) 苯丙酸诺龙与春波龙(去甲雄三烯醇醋酯TBA)、碘化酪蛋白(Thyroprotein) 、盐酸克伦特罗(“瘦肉精”)。

鸡等家禽

养鸡业中使用最广泛的添加剂是Roxarsone，能促进鸡的生长，是一种有机砷化物，毒性远远低于无机砷化物，但可能影响体内的激素作用。

在肉食鸡中：PRL、激素瘦素(leptin)、食欲素(orexin)。

在禽蛋中：雌二醇、雌酮、雌三醇、睾酮。

杀虫剂

类似激素活性。包括：DDT(大多数国家已禁用，但仍有国家在使用，而且这种杀虫剂对人、其他生物和环境具有持久毒性)、林旦(lindane)、硫丹、莠去津以及杀真菌剂代森锰和乙烯菌核利，还有有机磷酸酯类杀虫剂。

虾蟹等甲壳类

经常添加脱皮激素。

鱼类

经常添加17 α-甲基睾丸酮。

反季节水果

常用催熟药物，含有雌激素等。

香水、古龙水(低浓度香水)及化妆品

今年5月，多伦多的环境卫士组织联合美国加州的化妆品安全运动协会对17种香水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表明共有38种“秘密”成分，包含12种不同的紊乱内分泌的化学成分——平均每种产品中含4种。

报告指出，以哈里·贝瑞命名的Halle香水和水亮银光(Quicksilver)还有詹妮弗·洛佩兹代言的Glow by JLo，每种都含有7种不同的紊乱内分泌的化学成分，包含6种模仿雌激素的成分和1种于甲状腺效应有关的成分。

婴儿奶瓶等

奶瓶、罐或其他食品包装中所含的塑料成分具有类似激素的作用。具体有PVC和塑化剂、双酚A等。

化工产品

许多化工产品或副产品会污染环境，在食物链中积聚，进入人体后会干扰激素的作用，二英、多氯联苯，还有用作阻燃剂的多溴联苯醚等。

黄豆、大豆及豆制品

含有植物雌激素异黄酮等。

蜂王浆(补品等)

蜂王浆含有肾上腺素、性激素(雌二醇、睾酮和孕酮三种)。

避孕药

含有雌激素、孕激素。

激素时代的食品政治

生化技术与食品行业较之以往呈现出高度的亲和力：它缩短了周期、增加了产量、改善了口感、甚至改变了生物时钟……于是，有学者感叹，真正的食物已经消失，代之以“类似于食物的可吃的东西”。激素食品泛滥成为当前食品安全的一个突出问题。把激素食品的兴起，置于现代食品工业发展的脉络之中考察，可以说激素也是这个时代的隐喻。

文 _ 毕然

随着卫生部声明的发布，纷纷扰扰的圣元奶粉疑致女婴性早熟事件似乎终于可以暂告一段落，然而公众对其关注并未终止，原因不仅是大家对“微小青春期”等新鲜概念以及奶粉丰胸的神奇效果颇感兴趣，抑或对有关部门的检测抽样方法存有疑惑，更在于整个事件再次挑动了人们在食品安全方面的敏感神经，让传说中的“激素食品”鲜明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成为一个公共话题。

激素时代来临

现代食品工业已经全面掌管了对人们饮食的控制权。大规模的城市化、快节奏的工作生活、愈加细密的社会分工，让人们远离田园和厨房，高度依赖由农业综合企业、超级市场等构成的发达的食品生产配售体系。

与此相应，人类的食物经历了革命性的变迁，其中一个最显著的趋势就是越来越人工化、标准化。正如美国新闻学者迈克尔？波兰在《保卫食物》中所称，真正的食物已经消失，而代之以“类似于食物的可吃的东西(edible foodlike substances)”。

席卷全球的连锁快餐业可谓这一变迁的典范和象征，它们冲击了世界各地人们的口味和饮食结构，创造出一种以高糖、高盐、高脂为特点的新的食品文化。另一个突出的例子便是婴儿奶粉罐子上的科学营养配方，给母亲们放弃传统母乳喂养增添了理由，否则也就不会有这些天无数家长为孩子的健康牵肠挂肚了。

现代食品工业发展如此迅猛，除了各式各样添加剂的功劳，一个重要技术支撑便是合成成长激素的应用。迈克尔？波兰在《食品公司》的纪录片里，以镜头形象地揭露了美国高度垄断的食品工业化生产线造成的健康安全问题，其中就展示了在掺杂了激素的混合饲料喂养下，经过一番工艺流程，肉鸡如何在短短几十天内完成从鸡蛋到食品的魔幻历程，让人们惊叹于现代食品工业的高效。

在食品工业生产领域，激素的使用也已相当普遍。在牛奶生产中，由孟山都创造的重组牛生长激素(rBGH)就是一种基于基因工程的人工合成激素，给奶牛注射后可以增加牛奶产量10%到15%。

激素在食品生产中的广泛使用，无疑与现代食品工业对速度和效益的追求有关。激素有效地改造了自然的生物周期，实现了对成长过程的精确控制，不仅可以增加产量，改善卖相，而且能创造出更高利润的反季节蔬果、速生禽畜水产，因此可以大大加快食品工业资本循环的速度。

虽然已经大量投入使用，但有关是否应该在食品生产中添加激素的问题，各方面一直存在争议。比如，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基于申请者的实验结果认可rBGH安全性，批准了其使用，但是在其他国家则遭到抵制。不同的科学研究，结论也不尽一致。

然而，不管各项研究结论如何，不确定性即意味着对公众健康的风险。最近越来越多的研究也基本形成共识，食品中的激素残留破坏了人体激素平衡，造成发育障碍，影响生殖功能，是导致乳房、前列腺和结肠癌的罪魁祸首。

当然，这不止是给个体带来身体健康的困扰或者造成社会高昂的医疗成本支出，激素食品泛滥，被怀疑是导致精子质量面临严重衰退的重要原因，因此潜藏着危及人类生存的更大灾难。面对“著姐”、“春哥”当红、纯爷们儿成了稀缺物种，你甚至不得不怀疑，人类进化和社会气质正朝着中性化方向发展，激素食品起了基础性作用。

食品的政治

科技进步在推进食品工业发展，为人们生产出量多而廉价的食物同时，也导致新的系统性风险增加。虽然它们往往处于隐蔽状态，然而一旦出现问题，就有可能是大规模的集中爆发或者是对公众健康造成积重难返的普遍伤害。

除了激素食品泛滥之外，比如还有改变动物天性喂饲玉米导致的致病菌大规模传染，滥用抗生素导致的抗药性问题，最近一些年才为人们认识的反式脂肪酸的危害，更何况还有具有中国特色的三聚氰胺导致儿童结石症、地沟油回流餐饮业，等等。

用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的理论来表述，这些问题的存在动摇了现代风险社会中人们的本体性安全。食品无疑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条件。“什么也别吃，吃什么都要命”，食品工业人造的风险所带来种种不确定性，已经超出人们风险承受范围，破坏了人们基本的信任感和共有的经验知识，导致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普遍的存在性焦虑。尤其是在高风险的现代社会，人们对公共机构和科学技术持有宿命式的依赖。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导致的社会恐慌，不仅让人们对入口之物不再信任，甚至连检测技术和机构本身也习惯性地成了被质疑的对象。

这很大程度是因为，涉及根本的食品安全问题绝非纯粹的食品科学的工程技术活动，而是一个极为现实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正如内斯特尔在《食品政治》中所言，不可避免地涉及政府在平衡公司与公众利益做法上的斗争。在食品生产步入大工业生产的垄断时代，超级食品公司成为左右公共政策的利益集团。“权力—知识”在食品工业上基于相互利益建立起牢固的联盟，普通公众往往被排除在食品政治市场之外。

缺乏透明有效的公共治理、公众参与机制，科技手段滥用、有损公众健康的政策难以纠正就成为必然。比如，美国食品公司唆使政府通过阻挠公众置疑垃圾食品的素食者诽谤法案，中国的食盐碘含量标准因盐业公司反对10年难产，奶业协会闭门造车，制定出倒退的、世界上最低的奶业标准。

面对现代食品工业咄咄逼人的态势，是实用主义接受、犬儒主义悲观，还是行动主义反抗？实际上，全球范围内针对食品工业化的对冲性社会运动从未止息，如慢餐运动、素食主义、反人造脂肪运动、食物地方化运动、母乳喂养倡导行动、动物福利保护等等。作为在现代食品政治的博弈中对食品工业生产极致化的反动，它们通过诉诸“用餐叉表决”、“非理性化的选择”、回归厨房、阳台种菜等日常生活政治的实践，履行一种有关生命与健康的公民权利。

绿色有机食品产业也应运而生。尽管形式上类似对传统农业的复归，然而这是一个由一套国家认证体系保证的新兴细分市场。其存在不仅意味着商业价值的开拓，也为食品和健康机会的社会分层添加了新的注脚。

权贵阶层吃特供食品、有机食品，中产阶级大包小袋地为孩童购买进口奶粉，普通阶层家庭怎么办呢？现实的情况是，社会底层构成垃圾食品消费的主力军。在三鹿奶粉等事件中，受害最多的也是低收入家庭。在天然食品成为奢望的年代，有条件吃上安全的有机食品无疑属于尊严、健康的象征，然而也许我们更应该反思的是，难道对于普罗大众来说事情本来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吗？

(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