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沉思录
（《史记》五帝三代卷）
天行健
序 篇
（壹）话说二十四史
拉一个清单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传承源远流长。在世界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的文化传承没有中断，一直延续至今。在文化典籍方面，尽管在漫长的岁月中屡遭劫难（如秦始皇焚书、历代毁于战火），但劫后幸存的典籍仍然浩如烟海，你就是活上一千岁也不能通读。从唐朝以后，图书分为经（儒家经典）、史（史学著作）、子（诸子百家之书）、集（个人文集、专著）四部，也就是四大类，其中的史书就很多。有一套大书最为璀灿夺目，那就是二十四史。
这是二十四部史书合在一起的统称。现将每部书的书名，成书朝代及作者，在下面拉一个清单。
1． 《史记》 西汉 司马迁
2． 《汉书》 东汉 班固
3． 《后汉书》 南朝宋 范晔
4． 《三国志》 晋 陈寿
5． 《晋书》 唐 房玄龄等
6． 《宋书》 南朝梁 沈约
7． 《南齐书》 南朝梁 萧子显
8． 《梁书》 唐 姚思廉
9． 《陈书》 唐 姚思廉
10． 《魏书》 北齐 魏收
11． 《北齐书》 唐 李百药
12． 《周书》 唐 令狐德棻
13． 《隋书》 唐 魏征等
14． 《南史》 唐 李延寿
15． 《北史》 唐 李延寿
16． 《旧唐书》 后晋 刘昫
17． 《新唐书》 宋 宋祁、欧阳修等
18． 《旧五代史》 宋 薛居正
19． 《新五代史》 宋 欧阳修
20． 《宋史》 元 脱脱等
21． 《辽史》 元 脱脱等
22． 《金史》 元 脱脱等
23． 《元史》 明 宋廉、王祎
24． 《明史》 清 张廷玉等
什么是“正史”？
中国古代史书的体例，大体上可以分为：
编年体：把历史过程按照年代的顺序编排起来。如《春秋》、《资治通鉴》、等。
纪事本末体：以某一历史事件为中心，记其本末始终，如《左传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等。
典制体：典章制度的专史，如《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
纪传体：这种体例创始于司马迁的《史记》，例目分为“本纪”或“纪”（帝王的编年史），“世家”（记诸侯的传袭，为《史记》独有），“列传”（或“传”，人物传记），“书”（或“志”，记典章制度），表（年表，世系表等）。二十四史是纪传体史书。
到了唐朝，把官修（或私修，经过皇帝批准的）纪传体史书列为“正史”，以区别于其它体例的史书和民间的野史。清乾隆年间，进一步确定《史记》至《明史》二十四部纪传体史书，也就是二十四史为“正史”，凡不经皇帝批准的不许列入。这就正式确定了二十四史的“正史”的地位。
民国九年（1920），柯绍忞（mín）所撰的《新元史》脱稿。民国十年（1921），北洋军阀的大总统徐世昌将此书批准为“正史”，合称二十五史。后来又有人把1929年发行问世的《清史稿》列为“正史”，拿掉《新元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二十五史。近年出版的二十五史，就是这种版本。也有人把二十四史和《新元史》、《清史稿》合称二十六史。
按照乾隆时期的标准，《清史稿》并没有经过国家批准，是不能列入“正史”的。何况《清史稿》是由清朝的遗老遗少所编写，观点反动，美化清朝，诬蔑辛亥革命。国民党当局以及当时的文化界对它一直采取抵制的态度，打算全面修改，因为抗战爆发，国府迁都而作罢。不过，时至今日，我们只是把《清史稿》作为史料而批判地使用，至于是否“钦定”的问题，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其实，那些没有被列入“正史”的史书，如《左传》、《资治通鉴》等，在史学上的价值也不比“正史”差，我们是不应当因为它们不是“正史”而加以歧视的。但话又说回来，作为“正史”的二十四史，毕竟取材广泛，史料丰富，它在史学上的重要地位，是任何史书也不能取代的。
庞大的史学工程
若问二十四史是多么大的一套书，请看下面的数据：
共3229卷（或3249卷）①
共约4000万字。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有人算了一下：其字数等于40部《红楼梦》，或60部《三国演义》。
有人在网上发帖询问网友：读一遍二十四史需要多长时间？
答曰：“至少需要十年。”
答曰：“要读到头发白了。”
答曰：“一遍读罢头飞雪。”
这反映了现代人已经不习惯坐下来读书，对大部头的书望而生畏的心理状态。其实，只要利用业余的时间静下来阅读，锲而不舍，每天读两卷（约两万多字），一年下来就是730卷，五年下来就可读完了。当然，这也不太容易，现代的70后、80后、90后，是很难坚持的。
过去是否有人通读过二十四史呢？有的。据人们所知：史学大师吕思勉（1884-1957），陈寅恪（1890-1969）；国学大师钱穆（1895-1990）；毛泽东主席；当代台湾学者李敖等等，都通读过二十四史。其中吕思勉读过三遍，毛主席和李敖也不止读了一遍。这些人发奋读书的毅力，实在值得我们钦佩！
总之，不管怎么说，二十四史确实是一套大部头的书。
二十四史是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步完成的。其写作的时间，从司马迁在西汉写《史记》，到清乾隆年间设馆修《明史》，花费了大约1800年。如果再算上《清史稿》，那就是2000年左右。在这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先人给我们留下了这么丰富的文化遗产，建造了这么庞大的史学工程，实在值得我们中华儿女自豪！全世界的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包括那些文明古国在内，在这方面，哪一个能和我们相比？
二十四史是世界史学史上的奇迹！
是绝无仅有的文化现象！
二十四史有什么价值？
首先，它是史料的宝库。从史学的角度看，尽管我国传世的史书和其它文化典籍浩如烟海，但二十四史毕竟是最丰富、最有系统性、连续性的史学宝库。只要是一套书在手，从黄帝到明朝，四千多年的历史过程，都会跃然纸上，有始有终，首尾相接。可以这样说：有志于学习中国历史的人，不读二十四史（通读、选读、精读），是无从谈起的。
其次，它不仅是史料的宝库，还是我国古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它把古代的经济、政治、礼制、军事、法制、科技、天文、地理、宗教、道德、文化、艺术、民俗，乃至古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社会各阶层，包括皇帝、后妃、诸侯、将相、官吏、外戚、宦官、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诗人、作家、艺术家、音乐家、地主、农奴、奴婢、自耕农、商贾、工匠、士兵、游侠、刺客、卜者、术士、倡优（演员）、和尚、道士、妇女、儿童、隐者……作了全方位、大视角、多层面、立体化的反映；对少数民族和外国（朝鲜、日本、越南、缅甸……）的情况，也有专门的篇幅来记述。因而阅读此书可以开拓我们的视野，丰富我们的知识；它同时也是百科知识的总汇和各种专史的资料来源。
第三，二十四史中的各种史书，不是单纯地记述历史过程和人物的活动，而是每个历史学家都有自己的“史识”，也就是历史观点，是非标准。尽管由于他们和我们所处的时代不同，他们的有些观点，在今天看来是迂腐的、落后的，但其中也不乏真知灼见，会对我们有所启迪。我们应该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他们的历史观点，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进而树立新的历史观点。历史是一条长河，后浪催前浪，奔流不息。在奔流中，有继承、有淘汰、也有更新。作为一种思想文化遗产，前辈史学家们的开创之功，奠基之举，是不可忽视的。
①汉书》有100卷、120卷之分，二者只是分卷不同，内容和字数是相同的。由于《汉书》不同的版本分卷不同，所以二十四史的卷数有两种不同的数据，相差20卷。
贰） 司马迁和《史记》
震惊朝野的李陵投降事件
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的夏天，天气闷热，骄阳似火。一队汉军从居延（今甘肃酒泉一带）出发北上，去攻打匈奴。带队的将领是一个健壮魁梧的中年汉子——李陵。
李陵（？——公元前74），字少卿。西汉陇西郡成纪（今甘肃秦安）人。是善于骑射的飞将军李广的孙子。可能是由于基因再加上祖传的技艺吧，李陵武艺高强，也非常善射。当时任骑都尉，是统率羽林骑兵的高级军官，相当于现在的师长吧。这年汉武帝派遣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兵北击匈奴，又派李陵带兵为李广利监护辎重（粮草和军用物资），作后勤保障工作。而李陵却自报奋勇，愿率所部直捣匈奴单于①的主力。武帝应允。李陵率五千名弓箭手，主要是步兵，北行三十日，在荒漠中经过艰苦的跋涉，到了浚稽山（在今外蒙）一带扎下营盘，先后与匈奴十多万骑兵交战多日，共杀敌一万多人。但因众寡不敌，在突围中走投无路，最后喊了一声“无面目报陛下”，投降了匈奴。在李陵所统帅的五千人中，最后只有四百人返回了汉境。
李陵投降的消息传回长安，朝野上下为之震惊，一时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但这个问题很复杂，不是三言五语能够说清楚的。你说李陵是软骨头吧，他以五千人对十万人，已经做了艰苦卓绝的战斗，共杀敌一万多人。如果那时他在战场上战死了，就不愧是彪炳千秋的英雄。
你说他是硬骨头吧，毕竟他在最后关头投降了。出水才见两腿泥。哪有这样的硬骨头？
人性，不是固定的标签。好与坏，美与丑，善与恶，烈士与叛徒，英雄与狗熊，往往系于最关键的一念之中。
板子应该打在谁的屁股上？
古今论者，对于李陵投降事件，在认识上颇有分歧。就是说：谁应该为李陵的投降负责？板子应该打在谁的屁股上？
有人认为：李陵投降的责任，主要应该由皇帝汉武帝负责。当李陵到达浚稽山，把军队驻扎下来以后，他当即把路径的山川地形绘成图，派快马送至长安；在与匈奴遭遇后，他又及时地把战况报告给汉武帝，以便汉武帝能够调兵遣将控制全局。但是直到李陵与匈奴血战十余日，辗转千里，汉武帝却一直不发兵相救，使李陵军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奋勇死战，直到把箭射完，走投无路，才被迫投降。
又有人认为：李陵投降的责任，主要应该由强弩都尉路博德负责。在李陵率军出征时，汉武帝同时派前伏波将军，强弩校尉路博德带领一支军队在半路负责接应。但路博德却欺骗了汉武帝，没有发过一兵一卒前去接应，造成李陵孤军深入，战败投降的后果。
还有人认为：李陵兵败的责任，应该由他个人来承担。本来汉武帝原来的意思是让李陵率兵监护粮草和作战物资，作第二线的后勤保障工作。李陵却逞强好胜，有轻敌思想，主动要求深入匈奴内地，以少击众，直捣其王庭。而且战败不能作为投降的理由。我国历史上有多少英雄人物，在兵败被俘的情况下，不是仍然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没有丧死气节吗？就是与李陵同时代的苏武，由一个使节变成囚徒后，受尽了许多威胁、利诱和折磨，不是始终没有失节背汉吗？
李陵投降事件，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为了不偏离主题，我们在这里不想深入探讨。我们着重要谈的是：这件事对一位历史名人的命运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这位历史名人就是被尊为“中国历史之父“的司马迁。
司马迁因言得祸
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夏阳县（今陕西韩城）龙门人。龙门地区因山而得名，此山在今陕西韩城北50里。
他是汉景帝至武帝时人。生卒年份在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据国学大师王国维（1877—1927）考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卒于武帝最后一年（后元二年，公元前87），享年59岁。而张惟骧考证的结论则是：生于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卒于汉武帝后元元年（公元前88），只活了42岁。（《小双寂庵刊•太史公疑年考》）不过，现代的学者多同意王国维的说法。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是主管“文史星历”的文化官员，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兼国家档案馆长、兼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长、兼国家天文台长。古代官员不像现在这么人浮于事，若拿现在的编制，至少需要八个首长（党政两套），40—60个副首长，还不算党的副职。根据古代的“世卿世禄”制度，就是官员的后代世世任同一官职的接班制度，司马谈逝世之后，司马迁仍然任太史令。
且说武帝听到李陵投降的消息非常愤怒，询问群臣，应该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群臣多是看着皇帝的脸色说话和行事的（今天的“做官经”叫作和领导保持一致），谁还敢为李陵辩护呢！只有惯于发表“右派言论”的司马迁站出来说了几句违背领导意图的话：
“李陵事奉母亲很孝顺，和士人交往讲究信用，为了国家常常奋不顾身。看他平时的一贯表现颇有国士之风。如今不幸兵败投降。大臣们为了保全自己和妻子，便罗致他的罪名，实在令人痛心！而且李陵率领步卒不满五千，深入千军万马之中，抗击匈奴数万之兵。转战千里。直到箭尽路绝，士卒们还拿空弓，冒着白刃，面向北方，争取杀死敌人。足见李陵能使部下誓死为他效命，即使是古代的名将也不能超过他。他虽然以身陷阵，战败投降，但杀死敌兵之多，其功勋也足以彰明于天下。他所以不死，应该是为了有机会再报答汉朝啊！”
司马迁说出了这番话，纯粹是出于公心，并没有半点私情在内。正如后来他在答复一个在狱中的朋友——益州刺史任安的信、就是有名的《报任安书》中说：
“我和李陵一同在朝廷中任职，平日并没有什么深交，性格爱好并不相同，没有在一起喝过一杯酒，没有互相畅叙情谊的欢欣。”
这时汉武帝正在气头上，怎能听进司马迁的话？反而认为司马迁为李陵开脱，是在诋毁无功而返的贰师将军李广利。于是便把司马迁押到大牢之中，交由廷尉部门（最高法院）审理治罪。
为了史学事业甘受腐刑
司马迁在大牢中受尽了非人的折磨，然后被定成了死罪。
在古代，仅仅因为在皇帝面前为降将说了几句辩护的话，就被判了死罪，在今天看来，既可以理解，又不可思议。
为什么可以理解？一个当官的不会揣摩领导的意图，在今日也是没有好果子吃的，不会拍上级的马屁，你当的什么官？
为什么不可思议？判的太重了。在今天，这样的官员不过是不提拔、靠边站、或调离非机要部门而已。看来生在今天讲究“法制”和“人权”的社会，实在比司马迁幸运多了！
根据汉代的法律，被定为死罪的人，在两种情况下可以赎免：
一是交纳五十万铢钱赎金。
二是受腐刑。
交赎金，司马迁办不到。根据当时的物价水平，一铢钱的购买力约合今之人民币5角，那么50万铢钱，大约合今之25万元。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家境贫寒，家产不足以自赎，亲朋好友没有人救助，皇帝左右的亲近之人也不替我说一句求情的话。”这可就没辙了。
司马迁所任的太史令，是个六品官，比七品芝麻官的县令大一品，今天算是地师级吧。月俸600石，实领70斛粮食，合今2800斤，折成粮价，大约相当于现在的3-4000元（按平常年份的粮价计算）。50万铢钱（约合今25万元），就是司马迁五六年的工资。司马迁家无积蓄，太史机构是一个清水衙门，并没有什么灰色收入。何况司马迁很自律，即或有什么“潜规则”，他也不会介入的，怎么能交得起这笔天价的赎金呢！
不能花钱免死，就只剩下受腐刑的一条途径了。
腐刑，又名宫刑，阴刑。最初只是“去势”。势，外肾，就是阴囊和睾丸。最初只是割去这一部分，使受刑者失去生殖能力，断子绝孙。后来随着宦官制度的发展，便演变为把阴茎完全割去，以免淫乱后宫。这种刑罚很残酷。据司马迁自己的的描述：受刑时要脱光身子，带上枷锁镣铐，受杖击鞭打，打个半死后再施刑。受刑后要打入蚕室。蚕室，就是生火的暖室，打入蚕室是为了防止伤口感染，创口愈合后才可以出来。
任何人受此奇耻大辱，心情都是非常痛苦的，何况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一代名流司马迁，他的自尊心就更强，精神更加敏感呢！他在给任安的信中说：自己受刑之后，“见到狱吏（看守所官员）就以头触地，面对徒隶（狱警）便心惊肉跳不敢喘气。”他又说：
“我因为言论遭遇这样的灾祸，深为乡里所耻笑，玷污辱没了祖先，还有什么脸面再去上父母的坟墓呢！即或经过一百代，也只会使污浊的名声越加深重罢了。因此每天回肠九转，在家里恍恍惚惚，好像丢了魂儿，外出则茫然不知要往哪里去。每当想起这种耻辱，未尝不汗流浃背，湿透衣衫。”
这实在是大耻辱，大苦闷，大悲哀。
司马迁认为：“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所以甘愿接受这种酷刑，忍辱苟活，并不是怕死，只是为了史学事业，只是为了自己的著作《史记》能够最后写成，流传千古，警示后人。他在《答任安书》中说：自己的著作一百三十篇，“还没有脱稿，恰好遇到这场灾祸，痛惜此书没有完成，所以接受极刑而没有怨色。如果我能完成这部著作，把它藏在名山，流传于通都大邑的人群中，那就算偿还了我先前受凌辱的债，即或被千刀万剐，岂能有什么悔恨之情！然而这些只能说给智者听，是难以对凡夫俗子讲的。”
司马迁的胸怀是广阔的，思想境界是高尚的。那时著书并没有一文钱的稿费或版税，也不能评什么职称，取得什么专家，博导的头衔，和今天那些专门以敛财为目的的所谓“学者”相比，其境界何止是天壤之别！
苦难是成功之母
我们常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其实苦难也是成功之母。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列举了历史上因为苦难而发奋著述的例证说：
“古代有钱有势而名字湮没不闻的，不胜枚举，只有气度恢弘的非常之人才能受到称道。西伯文王被囚禁而推演《周易》；孔子处于困境而作《春秋》；屈原被流放而作《离骚》之赋；左丘明眼睛失明著成《国语》；孙子（孙膑）受了膑刑（挖去膝盖骨）修成《兵法》；吕不韦被迁徙到蜀地，《吕览》（《吕氏春秋》）流传于世；韩非被囚禁于秦国，《说难》、《孤愤》等篇风行于世；《诗经》三百篇，大多是圣贤为抒发愤怨之情而作。这些人都是思想上有忧郁的情结，不能实现自己的主张，所以追述往事，使后来人能理解自己的心意。我竟至像左丘明失明，孙子断脚②那样，已经不能被起用，便愤而著书，以抒发愤怨，希望通过空虚的文字来表明自己的感受。”
由此可见，《史记》也是一部发愤之作，也是苦闷的象征。但不是通过诗赋的艺术形式，而是通过对过去的历史事件，人物的描写，来抒发自己的不平之心，愤懑之气。所以鲁迅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
“物不得其平则鸣。”世界上的事物，从来就存在着不公平，所以以愤怨之心，来揭露和控诉这种不公平，要求社会改革，是文学艺术的一个永恒的主题，也是史学家的一个重要的着眼点。如果只是歌功颂德，只是站在既得利益的立场上说话，那就不会有社会的进步，不会有文学艺术和史学的繁荣。如果按照那位“学术超女”的主张去做，对于社会上的不公平，只能先反省自己的内心，而不要产生愤怨之情，那么司马迁就只能甘心作一具唯唯诺诺的太监，能够完成流传千古的《史记》吗？
苦难是坏事，也是好事。照司马迁的说法，它玉成了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诗经》的作者；而我们同样可以说：它也玉成了中国历史之父司马迁。
这使我们想起了孟子的一段名言：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
（所以天要把重大任务落到这人的身上，一定先要苦恼他的心志，劳动他的筋骨，饥饿他的肚子，穷困他的身子，他做事总是倒霉，这样就可以锻炼他的意志，坚韧他的性情，增加他的适应能力。）
《史记》是怎样写成的？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能够看到国家珍藏的“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就是各种史书以及其它的图书档案。他想根据这些资料写一部贯穿古今的史书，大约此书的大体规模，是司马谈草创的，有一些资料也是他搜集整理的，但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便逝世了。临死前抱着万分遗憾的心情，嘱咐司马迁一定要继续做成这件事，司马迁痛哭流涕地答应了。
司马迁原在朝廷中任郎中之职，是皇帝的警卫和侍从人员。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就是司马谈死后三年，司马迁37岁，继任太史令，开始了整理史料和撰写史书的工作。天汉二年（公元前99），司马迁47岁，因为有关李陵案的言论受了腐刑。这时司马迁整理和撰写史书已经十年，还没有完全脱稿，所以他宁愿忍受奇耻大辱，甘受腐刑，以便能够保存自己的生命，完成这部旷世巨著。
他受腐刑后当了宦官，又受到了汉武帝的宠信，任中书令，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在秦汉时期，这个职务都由宦官出任。他虽然离开了太史机构，仍然利用业余时间，继续撰写史书。
到了征和二年（公元前91），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宣称史书已经基本脱稿。从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到这时，他整整写了十八年，才完成了这部史学巨著。以后他大约又活了三、四年，少不了还要进行修改增补。这样算起来，《史记》的写作一共花了二十多年时间。
古人治学严谨，考订详尽，再加上信息闭塞，书写条件困难，写一部大型的史书，一般都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如唐•李延寿作《南北史》，用了十七年；宋•宋祁与欧阳修作《新唐书》，也用了十七年；宋•司马光作《资治通鉴》，花了十九年。比较起来，司马迁写《史记》，时间是比较长的。
这部书原名《太史公书》，到魏晋之际，才称为《史记》。
司马迁写成这样一部彪炳千秋的史学巨著，是和五个重要条件分不开的，我们可以概括为五个“得力于”：
第一，得力于家学的传承；
第二，得力于国家所珍藏的“史记石室金匮之书”；
第三，得力于司马迁的勤学；
第四，得力于坎坷的命运，不幸的遭遇。是苦难玉成了他。
第五，得力于他的游历和实地考察。
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
“司马迁生于龙门（今陕西韩城），在黄河北岸，龙门山之南耕种放牧。年纪十岁就诵读古文经书。二十岁南下游历长江、淮河流域，登上会稽山（今浙江绍兴东南），探寻禹穴，观看九疑山（在湖南宁远南），泛舟游于沅水、湘江；北上渡过汶水、泗水，在齐鲁的旧都（今山东淄博、曲阜）讲习学业，考察孔子的遗风，在邹县（今山东邹城）峄山参加乡射之礼；受困于蕃县（今山东滕州）、薛县（滕州东南）、彭城（今江苏徐州），经过梁（今河南开封），楚（今湖北）而回到长安。”
据王国维考证：司马迁此次二十壮游，跨越了今陕西、湖北、湖南、江西、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九个省，行程近三万里。
这仅仅是青年时代的一次出游，后来他在任郎中、太史令、中书令等官职时，曾多次跟随汉武帝巡行，游历了许多名山大川，寻访了许多历史古迹和名人故居，既丰富了他写作的内容，又把神州景物之壮美以及山川灵气，融入著作之中，使这部史书更加瑰丽和生动。
《史记》的价值
《史记》共130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此书的价值，简单地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它是我国古代的第一部通史，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司马迁所生活的时代——汉武帝时期，记载了大约上下三千年的历史，是古代历史的一次大总结，大汇集。在二十四史中，只有《史记》是一部大通史，其它多为断代史，或记载邻近几个朝代的小通史（如《南史》、《北史》、《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也有人认为这几部书也是断代史。）
第二，“正史”的纪传体例，是《史记》所确立。以下的二十三部史书，虽然有一些改动，但基本框架是确立起来了。司马迁（也许还要包括其父司马谈）的开创之功，是不可等闲视之的。
第三，它不仅是一部史书，而且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大总结，凡六经、诸史、诸子百家、科技、天文历法、医药等古代文化的诸多内容，无不有所总结和评介，可以称为我国古代文化的一部百科全书。
第四，是我国古代社会生活的全面写照，对帝王、将相、各级官吏、学者文人，游侠、刺客、货殖（工商业者）……总之，社会的各阶层、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在书中都有所反映，可以称之为我国古代社会生活的大观园、万花筒。
第五，取材广泛，史料丰富。那时还没有纸、文献资料或书之竹帛（竹木简，帛书），或铭之金石（青铜器铭文、碑刻、甲骨铭文），搜寻不易，考释困难；司马迁能够搜集、整理这么丰富的史料，其工程之浩大，用功之勤奋，可想而知；对古代文化遗产的传承，功不可没；从而也就使《史记》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
第六，阅读一部史书，不仅要注意它的史料，更要赏析作者的史识，就是史学观点。东汉史学家、《汉书》的作者班固评论司马迁说：
“又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
（又他的是非标准与圣人有所不同，谈论大道，把黄帝、老子摆在前面，把六经放在后面；叙述游侠贬低隐居的处士而颂扬乱世的奸雄；讲述工商业崇尚权势财力而以卑贱贫穷为羞耻；这是他不明智的地方。）”（《汉书•司马迁传赞》）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崇尚道家，说司马谈“先黄老而后六经”是对的。但司马迁写《孔子世家》，把孔子与诸侯并列；又写《仲尼弟子列传》，重视孔学的传承情况；都说明他没有贬抑了儒家，可见班固的评论并不公允。至于班固说司马迁“退处士而进奸雄，崇势力而羞贫贱”，则是说到点子上了。但这恰恰是司马迁的史学观点进步的地方。他冲击了封建社会正统的思潮，动摇了固有的价值观念。对比之下，班固则显得落后和保守了。
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自称写作《史记》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就是研究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关系，通晓古今社会的变化，从而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观点和风格。
《史记》一书可以作证，这三条司马迁都做到了。
本章参考篇目：
《史记•太史公自序》
《史记•李广传》附《李陵传》
《史记•田叔列传》褚先生补《任安传》
《史记•匈奴列传》
《汉书•司马迁传》
《汉书•李广传》附《李陵传》
《汉书•匈奴传》
①匈奴的君主称单于。
②古人称小腿为脚，也称胫，就是膝盖到脚跟的部分。孙膑受膑刑，挖去膝盖骨，所以称“孙子断脚”。
一、黄帝：从神话世界走来
从黄帝纪元说起
司马迁写《史记》从五帝写起。所谓“五帝”，有许多不同的说法，而司马迁根据《世本》和《大戴礼记》，以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我们常常说：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就是从黄帝时代开始算起的。
黄帝被尊奉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不仅汉族人民以黄帝为始祖，就是在神州大地上活动的少数民族，也多尊黄帝或炎帝为始祖，我们颇为自豪地称自己为“黄帝子孙”或“炎帝子孙”。
根据古代传说：黄帝和炎帝同源，二人都是少典的儿子。少典娶了有虫乔氏部落的女人，生了黄帝和炎帝。黄帝在姬水旁成长，炎帝在姜水旁成长，所以黄帝姓姬，炎帝姓姜（《国语•晋语四》）。姬水即沮水，在今陕西黄陵县；姜水，即岐水，在今陕西岐山县；姬水和姜水一带，是周族的发祥地。
在清朝末年，为了推翻满清的民族革命的需要，革命党人提倡废除清朝的纪年，改用黄帝纪年。同盟会的《民报》，把1905年（清光绪31年）定为黄帝纪元4603年。按照这个说法，2010年应为黄帝纪元4706年。近几年来，清华大学许文胜教授主张恢复黄帝纪年，也就是恢复当年《民报》的算法：西元+2698年。而台湾有个轩辕党，则把黄帝元年定为公元前2734年，2010年应为黄帝纪元4744年。但由于两种说法都不够五千年之数，所以又有人主张应该定为西元+3000年，那就是距今5009年了。
但黄帝本来是一个扑朔迷离的传说人物，不用说何时诞生、何时即位、何时逝世，都没有准确的记载，甚至连是否真正存在过这样一个人，也是一个历史之谜，是很难说黄帝纪年始于哪一年的。而且如果使用黄帝纪年，是否要废除公元？不废除吧，两个纪年都用，实在是太麻烦；废除吧，与世界各国交往多有不便。其实，用什么纪年，只是一种符号，似乎不必太政治化了。新中国诞生后，使用了公元纪年，并没有再出现“人民共和国多少年”的纪年法，实在是一种明智之举。
但不管怎么说，黄帝纪年的提法的不断出现，说明黄帝在民族心理中的重要地位和强烈的认同感。
黄帝档案
《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是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
但上引之《国语》，又说黄帝姓姬。与周朝的王室同姓。
晋•皇甫谧《帝王世纪》调和了这两种说法，说是黄帝本姓公孙，因为长于姬水，改姓了姬。
《史记》没有说黄帝诞生在什么地方。只说首都在涿鹿（今河北涿鹿东南）。唐•张守节《史记正义》说：黄帝是有熊国君少典之次子，号为有熊氏，又号缙云氏、帝鸿氏、帝轩氏。皇甫谧说：有熊，就是河南新郑（今新郑市）。
《史记正义》说：黄帝的母亲名叫附宝，看见巨大的闪电围绕着北斗枢星转，受到感应而怀孕，生黄帝于寿丘（在今山东曲阜市）。
这是战国至唐有关黄帝的个人档案。总结起来就是：
1、姓公孙，或姬；
2、名轩辕；
3、号称有熊氏，或缙云氏、帝鸿氏、帝轩氏；
4、生于寿丘（曲阜）。
5、首都在有熊（新郑）或涿鹿（今属河北）。《舆地志》说：“涿鹿本名彭城，黄帝初都，迁有熊也。”但有熊为其父少典都城，黄帝好像应该初都有熊，后迁于涿鹿。
以上只是较古老的传说，而不是可靠的史实。至于宋朝以后的一些资料（主要是地方志），就更不足信了。
神话世界的黄帝
在战国以前的典籍中，并见不到黄帝的影子，只是到了战国以后，有关黄帝的记载才多了起来。但那些记载大多充满了神秘、离奇的色彩。
我们先从“帝”字说起。
战国晚期以后，“帝”才逐渐成为人君的称号。特别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开始称“皇帝”，从此中国才有了皇帝的称号。而这个“皇帝”，原来只是上帝的意思，也称为昊天上帝，皇天上帝，指的是统治宇宙的至上的人格神，相当于犹太人的耶和华，阿拉伯人的安拉。到了战国以后，随着阴阳五行观念的出现，与五行、五色、五方的观念相配合，出现了五色之帝：
青帝：太皥（音号），东方，木。
赤帝：炎帝，南方，火。
白帝：少昊（音号），西方，金。
黑帝：颛硕，北方，水。
黄帝：轩辕：中央，土。
可见黄帝是五行、五色、五方之帝当中的一个。因为他是中央之神，统辖着四方，所以在五帝中，地位是最高的。
在各种古籍中，关于黄帝的神话很多，下面我们就举出一些：
黄帝长着四张脸，天下四方都在他的监视之下。（《太平御览》卷七九引《尸子》）
黄帝原来本着养性爱民的精神，不愿意发动战争。而四帝都以四方、四色纷纷独立，并且合兵进攻黄帝。黄帝因为“君危于上，民不安于下”，不得不出兵消灭了四帝。（《太平御览》卷七九引《蒋子万机论》
黄帝住在昆仑山上。这个昆仑山，不是现在绵亘于新疆、西藏、青海的昆仑山，而是一座神话中的山。这山方圆八百里，高万仞（八尺为仞），每一面有九眼井，九道门，门由开明兽把守。开明兽像虎一般大，长着九个脑袋，面孔和人一样。西边还有凤凰和鸾鸟（一种五色的神鸟），它们头上顶着蛇，脚下踩着蛇，胸前还挂着红蛇。北边有不死之树，花果可以制成不死之药。（《山海经•海内西经》）
黄帝生禺号，禺号生禺京。禺京也称禺强，人面鸟身，耳朵上戴着两条青蛇，脚下踩着两条红蛇。出行时骑着两条龙。（《山海经•大荒东经》、《海外北经》）
黄帝坐着由大象驾的车，由六条蛟龙拉着。一种人面、一只脚，叫作毕方的神鸟，坐在车旁。 龙在前面开路，风伯（风神）打扫道路，雨师（雨神）往道路上洒水。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腾蛇（传说中会飞的神蛇）在地上爬行凤凰在空中盘旋。奏着《清角》的乐曲，到泰山之上会合鬼神。（《韩非子•十过》）
类似这样的神话还有很多，为了节省篇幅，不多举了。
从天帝到人帝
司马迁在写黄帝的过程中,感到很困惑而难以下笔。他在《五帝本纪赞》①中说：
“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了。”
（学者多好称述五帝，这距离我们太久远了。但是《尚书》只是记载了尧以来的事，而百家谈黄帝，他们的文词多数是不典雅的，是士君子难以说出口的。）
不雅驯，不典雅，也就是太玄乎，太离谱。其实神话就是那个样子的，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我们知道：远古的先民，因为生产力水平低，征服自然的能力也非常低下，许多自然灾害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他们很想征服自然，而苦于现实的手段难以达到目的，因而企图利用想像力来征服自然，于是便产生了神话。马克思曾经指出：世界上的各个民族都是在神话的思维中来渡过自己的童年的。
司马迁写《五帝本纪》，有两部书对他影响很大：一部是《世本》，一部是《大戴礼记》，都是在汉初整理成书的。这两部书都按照儒家的观点，把远古的神话传说做了理性化，历史化的解释，把一些神话传说中的神，改造为人间的帝王，而且还编织了他们的世系。
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赞》中，谈到黄帝传说的“不雅驯”之后，又接下来说：
“余……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我……选择黄帝传说中比较典雅的部分，写在《五帝本纪》里，做为本书的开头。）
这就是说：司马迁承袭了《大戴礼记》和《世本》的做法，把黄帝的神话进一步理性化、历史化、世系化了，黄帝传说由“不雅驯”而“雅驯”了。这样一来，黄帝便由天帝变成了人帝，成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后世讲中华文明史，便从黄帝开始讲起了。
司马迁笔下的黄帝事迹
在黄帝的传说中，神话性的内容较多，历史性的内容很少，司马迁选择较为“雅驯”的，也就是较为理性的、历史化的内容，写入《五帝本纪》中。现在我们就看一看司马迁笔下的黄帝及其时代吧。
（一）黄帝时代的疆域
东到大海（山东）；
西到空桐山（甘肃酒泉）；
南到长江和湘山（在今湖南益阳）。
北到釜山（在今河北涿鹿）以北蒙古草原的边缘。
这大体上是黄土层覆盖地区，和战国时期的疆域基本相当。
（二）黄炎之战
黄帝以前，由神农氏的后代来统治天下。当时神农氏的统治日趋衰落，各地诸侯互相征伐，暴虐百姓，神农氏的后代没有能力征伐，于是轩辕便率兵征伐四方，诸侯大多宾服。只有力量强大的炎帝②和蚩尤两个诸侯没有宾服。于是轩辕训练好熊、罴（音皮，熊的一种），貔（音皮），貅（音休）③，蚩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大战三次，才取得了胜利，合并了炎帝的部落。而蚩尤仍在继续作乱，于是又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擒杀了蚩尤。这时轩辕已经统一了天下，于是诸侯们便推举他做了天子，称为黄帝。
有许多学者认为：黄帝战炎帝，战蚩尤，应该是一件事，甚有见地。因为第一，根据传说，蚩尤是炎帝的后裔，炎帝也是族名，蚩尤也可以称为炎帝。第二，战炎帝的阪泉之野和战蚩尤的涿鹿之野，二者是一个地方。第三，炎帝又称赤帝，赤，蚩二字音同。
黄炎之争的故事，司马迁把它“雅驯”化了。其实根据其它古书记载，是充满了神话色彩的。如说蚩尤兄弟八十一人，都是兽身人语，铜头铁额，以沙子和石子为食物。（《太平御览》卷七九引《龙鱼河图》）又说人首鸟形的九天玄女向黄帝传授了战法（《太平御览》卷十五引《黄帝玄女战法》）。还说蚩尤利用法术下起了大雾，黄帝命令风后（风神）制造了指南车，使军队能够辨别方向。（《太平御览》卷十五引《志林》）
尽管这些神话听起来很荒诞，但它却更符合远古先民的思维的特点；而那些“雅驯”的说法，反而不足为据了。
（三）黄帝的政绩
1、迁徙往来没有固定的地方——以游牧生活为主。
2、百官都用云来命名，军队称为云师。——似乎是一种图腾制度。
3、设立左右大监，监察万国。——部落联盟领导各部落，氏族。
4、举行祭祀鬼神山川的封禅大典，万国的首领多来参加。——祭祀是部落联盟的大事，是团结近亲部落、氏族的重要手段。
5、获得宝鼎，推算时日历数。——天文历法的萌芽。
6、推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治理百姓。——出现了脱产的公职人员，这是官僚机构的前身。
7、按时种植百谷草木，驯化鸟兽昆虫。——原始的农业和畜牧业。
8、节用水火和一切物资——勤俭节约是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一种美德，也是原始的可持续发展的观念。
从《史记》的这些简单的记载，可以看到当时的时代背景大体上具有部落联盟的特点。
黄帝升天
关于黄帝的结局，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没有具体的情节，因为那是颇富于神话性的，不“雅驯”的；而在《史记•封禅书》中却有记载，因为《封禅书》是专写祭祀和神话、仙话的篇章。故事梗概是这样的：
黄帝采集首山（在今山西永济北）之铜，在荆山（今陕西富平西南）之下铸造宝鼎。鼎铸成之后，有垂着胡须的龙自天而下，来迎接黄帝上天。黄帝骑上了龙，群臣和后宫跟随黄帝骑上龙的有七十多人，龙便拖着黄帝等人飞上天空。其余的小臣，没有骑上龙，便都扯着龙的胡须。胡须折断了，小臣们都坠落下来，还坠下黄帝的一条弓。百姓们仰望着黄帝上了天，便抱着弓和龙须哭号起来。后世便把黄帝上天这个地方称为“鼎湖”，坠下的弓称为“乌号”。黄帝的墓在桥山（在今陕西黄陵县），而按照黄帝升天的传说，桥山的黄帝墓并没有埋着黄帝的真身，那不过只是一座衣冠冡而已。
历史的影子
黄帝原是神话人物，是天上的上帝。他降自于天，后来又骑龙回到了天宫。但如此说来，黄帝是否只是生活在虚无飘渺的神话世界，而毫无真实的历史内涵呢？不能这么简单地看问题。我们知道：世界上一切民族的较为原始的神话，看起来好像是脱离现实，不着边际的，但那都是通过人的观念创造出来的，是客观事物对人的意识形态的一种反映。它虽然不能直接而完全地反映历史的现实，却可以间接地、曲折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某些历史情况。有时好像历史的倒影，也像在水波激荡下的若明若暗，若隐若现的影像。学者们通常称之为史影——历史的影子。
尽管黄帝的神话很神奇，有的在今天看起来很荒诞，但它毕竟是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史影。这是一个从原始社会逐渐进入文明社会的时代，在考古学上相当于仰韶文化的晚期，约在公元前4000-3000年左右。它的中心地区是黄河中游，包括今天的陕西、山西、河南、河北等省。影响所及，西到甘肃，东到山东，北到蒙古草原的边缘，南到两湖。
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是：
第一，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完成了许多发明创造。
第二，部落战争扩大化，部落之间的联合与兼并，发展为规模较大的部落联盟，也就是国家的前身。
第三，有了图画文字或早期的象形文字。
第四，黄炎两大部落（或部落联盟）的融合，为汉民族的形成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黄帝是神还是人，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一个符号也好，是一种观念也好，总是民族之根的象征。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已经形成了一种坚强的凝聚力，为国内乃至全世界广大的华人所认同，这就必然会在民族振兴的伟大事业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本章主要参考篇目
1、《史记•五帝本纪》
2、《国语•晋语四》
3、《山海经•海内西经》、《大荒东经》、《海外北经》
①赞，又称论赞。一般都放在史书每个篇章的后面。主要是作者发表评论的部分，间有补充，提示的内容。
②古代学者多认为神农就是炎帝。但司马迁并没有采用这种说法。在《史记•五帝本纪》中，神农自是神农，炎帝只是炎帝。
③貔貅，是古代传说中的猛兽。或曰似豹，或曰似狸，似虎，似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