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第六期《上海文学》发表了王晓明、张宏、徐麟、张柠、崔宜明等人的对话文章《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随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持续两年多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其影响深远。 1995年底，《新民晚报》盘点当年文坛十大热点，有关人文精神之争位列第一。可以说，纵观上世纪90年代，“人文精神”话题一直是文化界和思想界关注和讨论的焦点。
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当年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早已是相隔10余年的旧事，但是，事实上，人文精神的话题性却远远没有终结，并且，在当下的社会背景下，更加具有讨论的价值和必要性。对于当下的文学和当下的写作者们来说，人文精神的失落与坚守依然值得深入反思和讨论。
近年来，文学界热议的当代文学价值重估的话题，正是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延续。
文学是人学 文学应当而且必须要坚守人文精神
汉学家顾彬是一位让中国文学界感到有些许尴尬的海外学者，他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各种评价总会成为舆论的焦点，甚至掀起新一波的针对当下文学的集中批评。顾彬说过一些令中国文坛不舒服的话，当然，其中有值得商榷之处，也有被媒体曲解和断章取义的地方，但是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他的部分观点直指问题的症结，虽然戳得有点痛，但却说了该说的话。
顾彬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曾经非常直接地表达过自己对中国作家的看法，其中，他提到，中国的小说家根本不知道人是什么，他们只会写人的表象，而写不出人的内心，更加无法通过作品告诉读者：人应该走什么路，人应该怎么办。这一观点并不偏颇。 “人”在许多的长篇小说中已经失落掉了，作家对人的观照远远不够，人的价值、尊严和命运变成了作家玩耍的对象，以漠视的目光注视人的存在，那么，又如何能够真正透彻而又深刻地去完成“人”的解读呢？
文学是人学，人文精神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文学应当而且必须要坚守人文精神，观照人的价值、人的命运、人的尊严。而今天，人文精神在文学中凋零，大部分作家在作品里或是不痛不痒地或是凌虐地建构着人物的世界，对于人物的命运流露出旁观或者戏谑的心态，相较对人的价值的彻底剖析，作家们更乐于浮游在表层，把人放置在工具的角色上，服务于纷繁华丽的写作技巧，读者并不能从此种作品中感受到对人的精神生活的关切。因而，当下的文学常常表现出一种令人厌倦的无力感、花哨、油滑、冷漠、变态，普遍失落了对人类的终极关怀。
人文精神是构成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文化个性的核心内容，是衡量文明程度的重要尺度。不坚守人文精神，不以人为本的文学也就等于自觉放弃了文学的本质目的，文学轻视人、忽略人，作家不懂得人，那么，便不可能期待文学有一个真正健康、真正繁荣的今天和未来。
价值标准畸形化 将人置于动物的角度来戏谑和玩弄
相较上世纪90年代，今天，文学的人文精神坚守或许面临着更大的危机。
衡量一位作家、一部文学作品是否坚守人文精神，要看其是否维护、追求、尊重人的尊严、价值和命运。然而，当下的中国文学最遭人诟病的问题之一，同时也是确实存在的一种倾向，恰恰是将人的尊严和价值彻底打碎，嘲弄似的将人置于动物的角度来戏谑和玩弄，抛弃了对人的理解和关怀。人的动物性或许是人性的一面，但绝不是人性的全部，而发现人性中的动物性也并不能代表对人性有如何深刻的认识，这样的创作倾向不应该成为文学的集体焦点，它的出现与风行，其根本原因是文学价值标准的畸形化。
近年来，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大多是“非正常”的人。这种“非正常”有精神层面的，也有肉体层面的，当然，他的视角也是“非正常”的。这类以反人性为主题的作品，肆意玩赏龌龊与鄙陋，甚至将其作为作品的主题。用人物的畸形和破碎拼贴出一个同样畸形和破碎的故事，读者从文字中感受到的是粗俗的、低贱的、扭曲的、残酷的、动物一样的人生和世界，同时，在展示了这样一个人生和世界之后，最终也不能给出一个有希望的指向或者解决的方式，对于读者来说，从作品人物惨烈的人生中看不到作者悲悯的情怀，也体会不到对于人的尊重，取而代之的却是因为过于原生态的描写方式所带来的作呕感。
文学需要与现实产生摩擦力，需要直面人性中最黑暗的部分，但是，文学应该在与现实的摩擦中指出希望，需要在人性的黑暗中找到光明。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文学的精华部分都是在唾弃人性、展示痛苦、糟蹋生活，那么，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作家应当对生活充满热爱并且保持一份精致的情怀。当下一些颇负盛名的长篇小说，无论是技巧、结构，还是语言，都具有相当的水准，然而，依然要面对巨大的争议，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作品中缺少应有的人文关怀，在尽情展示苦难的同时，作家遗忘了对社会、对人生的悲悯和情感。
文学之于人类的唯一性在于她能够提供心灵的表达，能够提供深刻的美。遗憾的是，当下的文学似乎失去了这样的功能，也似乎失去了带有希望的、鼓舞的和积极的文学价值标准。
文学天然与美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人性中的理想和崇高是美的终极体现，文学可以用多种角度来描写人，不过，根本的指向应该是对人的普遍关怀，也就是要保持对理想和崇高的向往和追求。文学应当帮助人类建设精神生活的价值体系，而不是扮演瓦解和摧毁这一体系的角色。
失去承担意识 作家不能对时代社会以及人做出宏大的哲学反思
坚守人文精神要观照人的生命价值和人的生存现实，这便要求作家具有对时代、社会以及人进行深刻思考的能力。对比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无一不投射出作家对时代、社会以及人的宏大的哲学反思，而这正是当下中国作家所缺少的。
有人说诺贝尔文学奖是中国作家的梦魇。中国作家是否真的需要一个诺贝尔奖来证明自己，这个问题见仁见智。但是，应当要正视的是，历届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者，他们的作品都表现出了对社会的深度介入，对人的生命价值和生存现实的自觉观照、思考与终极关怀，而这些在今天的中国文学作品中是很难见到的。如果用伟大来标签一个时代的作家，那么，能够承载这种伟大的必然是作家透过作品所折射出的良知与力量，这份良知与力量的产生即是归结于作家具有的承担意识。在市场经济、全球化以及数码科技交错推进、迅猛发展的纷繁年代，太多的人不再认为自己应该负有责任，不少的作家也包含在其中，而这样的遗忘无疑是对文学的巨大伤害。
“五四”文学传统之下的人文精神和文化品格召唤和培育了中国几代作家，他们对国家民族、对人民大众的自觉承担，使他们的作品撼动了时代，作家只有在承担中才能获得更高层次的精神体验，才能将个人的创作真正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风格化的写作固然是精彩的，容易引起瞩目的，但是，并不能令读者感到撞击般的满足。人类在发展过程中，总是要面对一个又一个困惑，而文学有责任为人类的困惑找到答案。作家需要回到人文精神的轨道上，真真切切地去触碰人的生命，去感受人的价值，并且以敬畏的心去仰视人的尊严，用文学去重建人类的精神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