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文化的多元性
遵义是１９８２年国务院首批公布的２４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文化底蕴深厚，包含方面多元宽广，初步梳理，有如下特点：
博大精深的汉文化
遵义已发现柴山岗、马鞍山、董公寺等多处旧石器时代遗址，春秋战国时期，《史记·西南夷列传》有一些零散记载。到了汉代，出了三位大儒：第一是中国文字学的宗师尹珍，第二位是中国第一个注《尔雅》的舍人，第三位是从司马相如学赋的盛览，他写的《列锦赋》可与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媲美。明末清初，一大批明朝遣臣逃到遵义。他们隐居乡里，开馆讲学，著书立说，著作颇丰，对推动遵义的文化作了很大贡献。著名的有巡抚钱邦芑，御史陈启相，东林党首领邹元标之子邹之麟。
遵义的沙滩文化是以郑子尹、莫友芝、黎庶昌为代表的沙滩学者群，学养深厚，在清中叶后１００余年间，共著书１５３种，计１２００万言，内容涉及经、史、子、集、诗歌、科技、艺术等若干领域，梁启超、张之洞、胡适、钱钟书等人都有极高的评价。浙江大学编的《遵义新志》特定“沙滩期”为“全国知名文化区”。
遵义因深厚的汉文化影响，科举时代全省中举人数均名列前茅。２０世纪后期崛起的“黔北作家群”和“诗乡”等，也绝非偶然现象，皆与遵义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有关。
独树一帜的土司文化
自唐乾符三年（公元８７６年）杨端从长安起兵，在遵义建立起世袭的土司制度，传及２９代，历时７００余年，跨唐、宋、元、明四朝。杨氏政权相对稳定，使播州的经济文化持续发展。宋元时谓中国的土司为“思播田杨，两广岑黄”为最，其中播州杨氏为第一，面积约有７万平方公里，建立起了一支拥有１０余万人的军队，其经济实力可想而知。
杨氏土司的文化遗迹有唐代杨端写的《罗氏忠爱堂谱序》。１９８２年列入全国文物保护单位的杨粲墓，规模宏大，石刻精美，是中国宋代石刻的艺术宝库，还有保存较好的中世纪军事城堡海龙囤。
意义深远的长征文化
１９３５年１月，中央红军突破乌江进驻黔北，在遵义召开了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段革命历史，在中国历史上是辉煌的一页。
红军入黔北二进遵义城，四渡赤水河，在遵义留下了众多的革命历史遗址和文物，如遵义会议会址、红军总政治部旧址、中华苏维埃银行旧址、中央领导人长征时旧居、红军烈士陵园、万人大会会场等。以遵义会址为中心的纪念体系日臻完善，一批革命历史地已确定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享誉世界的酒文化
遵义的酒文化也极为悠久，早在汉代武帝派唐蒙出使西域，有取回枸酱回长安的记载。在市境内出土的宋代酒具、石刻，已有酒的生产和饮用等佐证。２０世纪５０年人全国评的八大名酒，遵义就有茅台、董酒两个品牌，而茅台酒一直居于榜首。
茅台酒在全世界享有盛名，其产地也是国内外友人和旅游者向往之地。遵义的酒文化蕴含丰饶，是遵义的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人文荟萃的西迁文化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于１９３８年迁都重庆，浙江大学等著名学府相继迁来遵义，大批全国著名的专家学者在遵义讲学和著书立说，促进了东西文化的交流，使遵义的文化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浙江大学的著名教授竺可桢、梅光迪、张荫麟、费巩、缪钺、丰子恺、苏步青、王淦昌、贝时璋、谈家桢、李熙谋等６０余人，在战时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科研和教学，获得了丰硕的成果，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博士于１９４４年到遵义考察了浙江大学后，称浙大为“东方剑桥”。
西迁院校在遵义产生了文化财富，并留下一批历史遗址。在遵培养的学生，现获国家院士称号的就有４０余人。
原始古朴的仡佬文化
遵义的仡佬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史记》中称为“僚人”，由于他们长期独立的生活习惯，与外界相对交往少，古老的民族文化受外界影响较少，至今仍保留着原始的面貌。
仡佬族的饮食、住所、服饰及民风民俗，古朴纯正，很有地方特色，尤其是仡佬族的傩戏，被学术和艺术界定性为“中国古文化的活化石”。傩戏面具有佛、道、儒等各种流派，脸谱形态各异，形象生动。仡佬古墓葬、石刻等现存较多，尤其是古墓数百处，有岩棺、悬棺、竖棺、倒棺等１０余种。还有婚丧嫁娶的歌舞，古老的神话传说，说唱教化的劝善歌谣，调情纵歌的民间小调，处处是民族文化艺术的展示。目前，道真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对仡佬文化的收集和研究已初见成效。
此外，源远流长的佛教文化、独具风采的名人文化，都很有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