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郝祥满 著 《日本人的色道》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9年6月 出版
日本的风俗业出现于何时？日本在很长时期内都处于走访婚时代，在婚姻制度上一直保持着野蛮时代的残余，男人可以自由地走访女人，作为一夫一妻制补充的妓女可能在很长时间内是没有什么市场的。
日本的妓女、艺伎起源于何时呢？首先我们从艺伎这一类名称的来源来探究。日本“艺伎”（有的书中也写作“艺妓”）的祖先原本被称为“游女”、“神妻”，顾名思义即“游行女妇的艺能人”，指专事艺能的女子。日本的民族史诗《万叶集》将此时代（6～8世纪）的“游行妇”分为“宇加礼女”（淫荡女）和“阿曾比女”（嬉游女）两种，如今一些日本学者的考证显示，这些都是妓女的代名词。日本《和名抄》一书下定义云：白昼游行谓之“游女”；待夜而发，其淫奔谓之“夜发”。从奈良时代到平安时代的日本由于依然流行走访婚，实际上“待夜而发”的更多的是男子，女子一般在自己的屋子里等待男人的来访，听候窗下响起的情歌声或者笛子声，看是否是自己熟悉的身影，然后决定是否回应这个男子，是否开门延纳。
职业妓女在日本的出现是在进入武家社会以后（12世纪以后），到了江户时代，日本各大都市出现了大规模的“游廓”，也就是妓院集中之地，游女的名声就更响亮了。
而“游女”、“神女”一类的词语概念最早却是出现于中国典籍，日本人不过是借用而已。
在中国，游女的本意不是卖艺之女，更不是妓女，而是浪漫而神秘的“神女”，她很可能会和你来个“一夜情”之后神秘地消失，却让你终生难忘、一生追忆。在商周以前，走访婚的习俗在中国还有残余，男人们很容易邂逅神女，体验浪漫的一夜情。在告别走访婚以后，神女是可望而不可求的神秘之美，是古人眺望的闺楼上的少女，也是今天多情人为失之交臂而惋惜的美人，邂逅而未能把握的艳遇。
在大陆文明之风吹拂列岛之前，日本女人尚是自由之身。不管游女曾经是如何令人向往神游，随着历史的推移，“游女”毕竟被日本人诋毁成妓女，甚至神女的浪漫也被近世的日本人玷污了，游女成为妓女的通称，而其中的一等级被称为“神女”。
在日本风俗业中，艺伎和妓女有着不同的社会地位，一个明显的证据就是艺伎和妓女的经营方式稍稍不同。
日本妓女完全把自己看成出售的肉体，妓院的管理者在门前挂出妓女的照片，好像是饭店在橱窗里展示各种菜肴的照片一样。嫖客们更是把她们当做商品，“嫖客通常花很长时间相当公开地审视照片，以选择对象”，古往今来日本人在做这样的选择时是不会感到不好意思的。我一个在日本书店打过工的朋友说，他在日本的时候看到日本白领阶层在出售黄色书刊和录像带的商店里大大方方地挑选，然后到柜台上的女店员那里去付款，倒是他看着感觉到多余的害臊，似乎心理不健康的恰恰是我们自己。“过去，妓女们本人常常毫无表情地当众坐在那儿让嫖客挑选她们的肉体，”本尼迪克特说，“直到日本人意识到西方人在指责这种习惯时才废止了这种做法。现在用她们的照片来代替。”这话未免有些武断，现在一些妓女在嫖客来选的时候还是会搔首弄姿的，甚至自己来挑选客人。
晚清才子王韬于光绪五年（1879年）东游日本，闰三月十七日他在大阪的亲眼所见可是事实，那天他们：
以时尚早，往游福原。其地为妓丛，一至黄昏明灯万点，弦管之声如沸，各妓列坐以便人择肥瘠、辨妍媸焉。顷臾游人渐众，近窥远望，或目击意指，或评鸾品凤，间有如洛神出水天女坠空，仪态整齐不可逼视，则名妓下楼邀客也。
艺伎和游女本质上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不过相比之下，艺伎要“高雅”得多、“尊严”得多，她们以举办沙龙的性质来接客，很少露骨地去出卖肉体。关于两者的差别，王韬的评介颇为准确：
妓有色艺两种。艺妓但能赏玩之于歌筵舞席间，色妓则可荐枕席。柳桥皆艺妓也；其有授宓妃之枕，开鄂君之被，皆私之为也。私者似难而实易，不过感之以情，动之以利，无不得手。以此二字，闺阁中犹多丧节，况乎处丝竹淫哇之地，风花跌宕之区哉？故言仅鬻艺者，亦名而已矣。
一切民族的性文化，其最初的风俗都是不能按照现代道德价值标准来评判的纯情和浪漫文化，纵观日本历史也是如此。但在阶级和贫富差别出现之后，在权力和金钱渗透情感世界之后，以前毫无索取的性行为就成为新的交易了。
大约在平安时代中后期，在日本沿海港口也汇集了大量的游女，这是由于当时有大量的宋朝商人来日本贸易，在这些港口停留的缘故，于是妓女们便纷纷来这里讨生活。在一些史书中记载的日本女人找中国男人“度种”的传奇故事，恰好说明了这一现象。
“度种”是怎么一回事呢？宋人周辉一次偶然碰到漂流到中国的日本人，询问了日本的风俗，并记在他的笔记里：
辉顷在泰州，偶倭国一舟漂泊在境上，一行凡三二十人，至郡馆之。或询其风俗，所答不可解。旁有译者乃明州人，言其国人遇疾无医药，第裸病人就水浜，杓水通身浇淋，面面四方呼神请祷即愈。妇女悉被发，遇中州人至，择端丽者以荐寝，名“度种”。他所云，译亦不能晓。后朝旨令津置至明州，迩便风以归。
笔记里提到的中州人就是指中国人，宋朝时江浙地区尤其是明州（今宁波）、泉州等地有大批商人到日本贸易，往往为了等待信风要在日本停留半年以上。所谓的“度种”是真实的情况，因为当时的日本尚流行走访婚，晚上任何男人进入某个村庄，村庄里的女人都会开门延纳，何况是外国人，这让她们感觉更新鲜更好奇。更何况这些外国商人都很富有，不仅不会空手而来，而且比日本男人更温情脉脉，所以宋朝宁波等地的商人来到日本，走访当地的女人，和日本妇女结婚生子是司空见惯之事。那时的日本人是否特意选择美丽的女人来给中国人“荐寝”无法考证，好在“大和民族也不计较血统问题”，当时的乡村和庶民家庭仍然保留了不少母系氏族社会的传统，“孩子等于是村落共同财产，谁当父亲都无所谓”。[10]如此说来，“度种”即借种生育，对于当时的日本人来说的确是非常可能的，因为那时中国经济文化远比日本发达，中国人自然是“优等”人种了，度中国人之种自然可以改善日本人之种，在被人轻视的日本庶民看来也可以提高他们的身份。据考察，和来日本的宋人结婚的多是妓女，做妓女想必要有几分姿色，否则中州人谁肯光顾？到明代，一些中国史书还有转载日本女人“度种”的故事。类似的事到了19世纪后期明治维新时期还有发生，曾经有许多日本学者觉得欧美人种优秀，号召日本女人度欧美之种。
日本人给予世人深刻的好色印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色情图书在日本的泛滥成灾，其实这不是现代社会才有的现象，这在日本是有着悠久的传统的。
《古事记》和《日本书纪》是日本的“元典”，是现存最早的完整的文化典籍，也是性爱、色情描写的滥觞。到平安时代，日本大量引进中国有关房中术的典籍和印度有关性爱的印度教性力派典籍，出现了大批色情典籍，并保存了中国和印度散佚的此类典籍。足见此时性爱已经上升为享乐的技法了。
从中世到近世，更是日本色道大行、色道大家辈出的时代，著名的情色典籍有《色道小镜》、《色道大镜》、《艳道通鉴》、《心友记》等，各“述窈窕好逑之道，写人情以著伉俪爱慕之心”，足以说明好色在当时就成为一大“学问”了。近现代日本学者编辑《日本思想大系》，整理日本思想文化遗产时，搜集有关色情的著作辑成日本《近世色道论》一册，好色竟然成为了“入流”的思想。至于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描写性爱、性变态的私小说、色情小说、暴力小说举不胜举。这些事实说明，在日本人眼里，“黄色书刊”体现的“好色”不是一般的东西，而是值得看重的人伦之真情。
由于从平安时代的贵族到幕府时代的武士，从和尚到尼姑普遍地好色，也由于这一时代大量情色典籍的流传，于是到江户时代好色之道在日本大兴起来。因此，在日本好色并不被认为是可耻的事了，大多数情况之下，男人认为博得好色之名乃是美名，尤其是在江户时代，好色还是一件很讲究的事，规矩很多，甚至被美称为“色道”。既然好色是一件风雅的事，在这一行业里玩女人就被称做“游艺”。
所谓的“游艺”是武士玩艺伎的一个高尚的借口。翻开日本《日本思想大系》第60册《近世色道论》一书，玩艺伎之类，在日本是“みそかごと”，也就是“玩的哲学”，是对“道”、“粹”、“通”、“洒落”、“雅”这些意识和生活理念的追求。
因此相关的艳情小说中也极力宣扬一个“通”字。“通”即通晓、里手行家里手之意。这里说的是通晓花街柳巷的内情，熟悉那里的人情世故，通晓那里的行话，能顺应那里的风习、姿态、言行、规矩。对这些生活内行的人，叫做“通人”，即通晓花街柳巷内情的行家；乐此不疲的人物被称为是“粹人”、“洒落”之人，按照汉语的意思就是潇洒之人。
中国道教、印度教、佛教密宗和古代希腊文化都将性活动视为养生的方法，其差别仅在于重视的程度不同，而日本人性活动“教养”的着眼点是在享乐。
江户时代，日本有许多指导玩艺伎的“导游书”，即“游里书”，如享保十八年（1733年）刊印的《两都妓品》，乃日本“洒落本之祖”，可见“游里”之事与“游里”之言都是可以登堂入室，被普遍接受的，是一种潇洒的行为和消费。江户时代的各种“好色本”、“人情本”等种类名目繁多，数量汗牛充栋。
游里寻妓本是武士日常生活的主要节目，但后来由于幕府的禁令，武士们不敢轻易涉足，于是，町人取而代之成为江户、大阪“游廓”的主角。
为了表示其场所的高雅和来者的不俗，艺伎馆往往有许多规矩，以区别于下等的妓院（游廓）。如只许游艺不许纵欲，在这里只许有性的调侃，不许有情的投入。艺伎馆给人的感觉是在性方面“动口不动手”，一般的动口调笑类似于现代社会男人之间相互用手机发送黄色短信，或在酒席中给大家说“荤段子”。比如说某个顾客讲如何让年轻的女人爬梯子，好朝上往袍子里看进去，引在座的艺伎和客人发笑。一般是轮流讲这样的故事。
除了讲故事外就是喝酒，不停地喝酒，乘着酒气使性。在今天日本遍地开花的“居酒屋”（家庭小酒馆）中，客人总是借助酒劲和老板娘打情骂俏，当然很少有真正的调情，只是营造那种气氛。除了这种酒文化之外，现代日本的“色情指南书”也非常发达，这也和江户时代的艺伎文化有关。
武家社会非常重视“游戏规则”，这也是受武士道精神的影响。日本人干什么都讲究规则，按章行事，不喜欢变通，自然在这卖笑的行业也不例外，只有熟悉了这些规则才可以成为“游廓”的“通人”。在日本东京、京都、大阪等花花世界赏玩风尘女子，首先要注意她们是分类的，阅历丰富的王韬很快发现日本娼妓业有这方面的区分：
其间尤所艳称者，为东京妓，分色艺两等。色妓但拥鄂君之被，荐宓妃之枕而已；艺伎妙擅歌舞，侍酒为觥录事，然但为当筵之奏，而不能为房中之欢，违例有罚。妓由官给以券，月纳金数圆。
“色妓”是专门出卖色情、肉体的妓女，不擅风流之技；艺伎虽善歌舞，却“不能为房中之欢”，鱼与熊掌不可得兼，这样的习惯就让风流人物们感到不方便了，许多豪杰被艺伎打理得头昏脑涨之时，无以消解，又不敢公然违例失掉风雅，于是便转战妓院，寻找色妓消火。艺伎们的这一行规大概是担心嫖客们一不小心出格，失去高雅的风度。又或是她们和附近的妓院是联营的，因为她们会在客人上火的时候引导他们去妓院。在日本友人的向导之下，王韬也很快熟悉了“日本探花之例”：
以茶屋为先导，谓之“引手”，先于茶屋中开绮筵，招艺伎，歌舞既终，管铉亦歇，更阑烛，客意告倦，艺伎乃导之娼楼，择其美者解淳于髡之襦，而荐宓妃之枕焉。
对此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也有记载：
妓女住在领有营业执照的妓院里，男人同艺伎玩过后，如果还有兴致的话，可以再去妓院。进妓院花钱较少，因此那些钱囊瘪瘪的男人只得满足于此种享受，放弃上艺伎院的念头。
吝啬的日本男人都知道直接去妓院来得实惠。在日本，艺伎就是颇为清高的“艺术化的妓女”。在旧中国妓女之中有“卖艺不卖身”的说法，在日本艺伎原则上如此，“一名真正的艺伎是决不肯随便同人过夜而毁坏自己的声誉的”[19]，实际上很多艺伎很难守住这一底线，偷情违例的大有人在。也只有这样的违例担心之事才让情人们激动不已，玩的就是心跳。日本妻子让男人感觉到安稳，而作为情人的艺伎或妓女们却令日本男人激动。
在日本卖艺和卖春的区别，艺伎和游女的差别，有利于好色的日本人各取所需。寻找所谓爱情或情调的人找艺伎，而满足生理需求、官能愉悦的人则去妓院。到妓院的男人大多像《好色一代男》的主人公世之介一样，世之介22岁的时候去九州旅行，在备后地方的一个镇上的船里过夜，还没有搞清对方是谁，就急忙脱衣解带，既无情话也无爱抚，即行云雨。夜里相会，晓时分手，连容貌都未看清楚，又行船赴程了。在日本，像世之介这样仅仅是追求生理和心理（排解孤独）的瞬时满足，没有丝毫恋爱感情的大有人在。
卖淫现象全世界到处都有，而日本的最有特色。要说日本特色的卖淫，除了前面提到的“性爱的分离”和“卖艺卖色的严格区别”等之外，要算妓女和嫖客之间必不可少的合同交易以及有关账单的支付方式了，这在其他国家是很少见的。
本尼迪克特也注意到了日本契约卖淫的形式，她在《菊花与刀》中做了说明：
如果有一位妓女被一个男人看中了，这时该男人成为独占她的主顾，并与妓院订立契约后把她变为情妇。这样的女人受到契约条款的保护。但是，一个男人可以不订契约就把一个女仆或女店员变为他的情妇，这些“自愿情妇”最缺乏保护。
在有着走访婚传统的日本，女人被抛弃的情况很普遍，此所谓“始乱终弃”，更多的情况是男人的“喜新厌旧”。日本女性似乎很容易被乱性，日本的诗歌、“演歌”中这样的内容太多了，因此这类契约既是男人独占女人的依据，也是女人自我保护的一种手段。
日本人不喜欢口头的君子协定，哪怕是海誓山盟，倘若没有文字清清楚楚地写着，都是可以赖账的，这在日本文化中是不以为“耻”的。
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卖色条约，“丈夫去过的妓院也有可能会把账单转给妻子，妻子会把支付账单作为理所当然的事”，这也是体现日本女人“贤惠”的所在，实则也是赖不掉的账。如果妓院把账单公开出去，或者打起官司来，没钱也嫖娼，或者嫖娼也赖账，那真是大笑话。日本人是最怕“羞耻”的，最害怕被众人孤立的，闹不好就是一个自杀来洗刷“耻辱”。
在日本嫖妓往往要订契约，想和艺伎发生性关系更是要订契约。对于男人来说，遵守这一行规事关他的声誉。一个男人为了结交某个特定的艺伎，必须成为其庇护人，并订立以她为情妇的契约，或用自己的魅力征服她，使她自愿投入他的怀抱。对于艺伎来说，她们的性生活受到严格的约束和监视，委身一个可心的男人，与他发生性关系对于艺伎来说是冒风险的一件事，除非那个人做了她的“老爷”。如果她把持不住而偷情了，会招来经营艺伎院的女主人或是经理的愤怒，如被发现了一般是要处罚她的。一旦传扬出去不仅会影响艺伎自己的声誉，还会影响到她的“老爷”的声誉。艺伎的收入主要靠老爷，如果艺伎没有一个和她订契约的老爷，就好比是大街上一只没有主人喂养的野狗，我们不妨叫她“浪人”艺伎。
除了这一契约以外，在明治维新期间，日本东京的卖淫还表现出它独特的季节性。“春夏盛时，一月或有五六十席”，“妓于秋风一起，辄锁户晦迹以去”，据王韬看来，“柳桥之妓春夏则百余，秋冬减其半”。这种按季节卖淫的妓女被称为“外被”。这一卖春特色为何出现、何时出现值得研究，日本人称卖淫为“卖春”大概也来源于此吧。
在这一行业，也有不为钱财的女人，甘愿做心爱的男人的“自愿情妇”。而能够做“自愿情妇”而选择男人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主要是料亭里的上等艺伎和妓院里的高级妓女，普通的艺伎和妓女是没有这样的经济条件和身体魅力的。
风俗业在近现代日本依然是好色男人不可或缺的性欲排解方式，尤其对于那些无法结婚的男人来说更为需要。日本明治时代著名的细菌学家野口英世的单身生活历史便是最好的证明，这里我们还得感谢渡边淳一这位重视以性爱方式分析人格的日本作家，他在《遥远的落日——细菌学家野口英世传》中详细地记载了这位日本著名科学家的嫖娼生活。
年轻的野口英世（那时尚叫清作）在东京一所医学校“济生学舍”读书的时候，暗恋上了一个名叫山内夜音子的少女，但夜音子对他根本不感兴趣，尽管他们后来在同一个“济生学舍”里巧遇了并一起学习，尽管野口清作极力向她自吹自擂，厚着脸皮推销自己，并不失时机地向夜音子大献殷勤，但夜音子仅对他表示感谢而未表示过热情。
这个身材矮小的青年男人由于“对夜音子的追求得不到回应，这种无法泯灭的焦虑使得清作开始频繁出入花街柳巷”。那个时代日本的青年男人第一次接触异性、第一次性生活大都是在花街柳巷。野口清作在三城泻的时候，虽然在母亲的强迫之下，和一个叫乙女的少女订婚，在举行过简单的订婚仪式之后，乙女也一直和他们住在一起，但由于清作不喜欢她，据说连乙女的手也未碰过一下。“清作第一次接触女人是在芝伊皿子时被学院的看门人带到洲崎去玩的那一趟”，从此他一发不可收拾，尽管他很穷。“当时有句俗话说：吉原的女人，哪怕是小店面也要四十钱。可是一经尝到了玩女人的乐趣，清作只要手里一有钱马上就会跑到那里去享乐一番”。而他一个月的收入不过十五元钱。他并不是因为在花街柳巷找到了爱，或者被爱他的女人纠缠住而不能自拔，而是由于精力旺盛的他得不到心爱的夜音子的欢心而烦闷，才去那种地方寻找发泄的途径。有时候，清作正看着书，突然情欲来了就无法忍耐。一旦跑去玩过之后，很快就神清气爽地回来了，仿佛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
“对于清作来说，花街柳巷是个不需要装腔作势、强颜欢笑的地方。也就是说，在那里他可以不必顾及任何人的脸色，可以随心所欲地尽情玩乐”。日本自武士社会以来形成了一个压抑的等级社会，尤其是那些有生理缺陷的人或出身低贱的人，他们还要受到精神上的压抑，他们排解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拼命地工作、拼命地钻研技术以期望别人对自己另眼相看；一是在花街柳巷中迷失自我，忘记痛苦，在女人的肉体上寻找自尊。比如这位身材矮小的清作，在妓院里他比较喜欢的是身材高大的女人。“只要身材比较偏大，那么无论是谁都可以。说得更极端一些，只要是女人就行”。
这位日本后来的大科学家为了满足随时激发的冲动，到处借钱，有时根本不是借，而是勒索和要挟他的朋友。写信无效的时候，有时甚至上门找朋友要钱，“他厚颜无耻的劲头简直连入户强盗都自叹不如”。
战后的日本与战前的日本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尽管一切都在改变，但风俗业以及妓女、艺伎的存在对于日本社会的价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看守政府似乎比法西斯政府更深刻地认识到了。日本宣布投降后，美军立即进驻日本，曾经纵容本国大兵强奸他国妇女的日本政治家们不免担忧起来。日本是一个善于忧患的民族，他们总要防患于未然。看守政府立即决定，继续推行“慰安妇制度”，希望借助那些日本“神女”们来保护所谓良家妻女的贞节，于是慰安妇们的工作比战前更有意义了。
由于日本政府的这一肮脏操作致使娼妓泛滥、性病蔓延，首先威胁了美占领军的安全，1946年，占领军以联合国最高司令部的名义向日本政府发出了“在日本废止公娼”的备忘录。但日本政府并没有立即废止，而是将公娼原封不动地转移到私娼地域营业，将坐地妓院变成了接待所，娼妓变为接待妇，想继续保持战前的集娼政策。
但是，麦克阿瑟的美军总司令部非常重视在各个街道里泛滥起来的以私娼为中心的卖春妇对占领军和国民生活的影响，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制定处罚卖春的法令。日本政府则以战后性风俗的紊乱为借口，将游廓（即妓院）及其他卖春地域存在的特殊饮食店限定为“风纪上的障碍地域，承认在这里集体卖淫”[36]，制定了“赤线区域”（红灯区），采取部分的禁止。到1948年才由政府提出了“卖春等处罚法案”，但是在审议过程中不了了之。后来，该法案被提到第十五次国会，但该国会在审议未见结果时就被解散了。接着又被提到第十九次国会、第二十二次国会，因为反对和主张延期实施的议员过多，法案未获通过。就这样，处罚卖春法案常常在国会中被反复议论，终于引起社会舆论对于反卖春问题的普遍关注，正面反对该法案的议员们受到舆论的普遍批评，1956年《卖春防止法》制定，1958年公布实施。
直到今天，私娼在日本仍是公开的秘密。我在大阪府某地留学的时候，一位日本姑娘在晚上的卡拉OK结束后指着车站旁边的楼房说“那里是做那种事的地方”，其经营者是类似黑社会的流氓地痞，在日本称暴力团、恶党。
在美国人的压力之下，那些为“特殊慰安设施协会”服务的日本女人们失业了，没有其他技能的她们流浪在街头成了暗娼，这无论在收入还是在人身安全方面都缺乏保障。曾经响应政府号召从事慰安的妓女们于是集体游行，要求政府给她们一定的待遇和职业公开化，她们振振有词地说：“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平息了美军离开家属后的性骚动和孤独情绪，使他们的心理和生理得到满足，才使日本战后的秩序得到安宁，我们对日本战后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由于驻日美军太多，即使日本政府筑起了肉体保护墙，美军强奸日本女人的事件也经常发生，日本人敢怒不敢言，正如日本电影《人证》所反映的一般。假如日本政府不采取这样的措施，相信类似的强奸事件会更多。
在占领初期，一般的美军士兵是寻找妓女，至于高级将军和美国商人，他们最感兴趣的就是日本艺伎了。对于这一现象的最好说明还是一部众所周知的小说《艺伎回忆录》及被美国人改编的电影《艺伎的回忆》。据说这一电影拍摄的时候，日本没有人愿意去演艺伎，因为对于日本来说那是屈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