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中《新青年》杂志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被后人称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以《新青年》杂志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表现出无所顾忌的战斗精神，“打倒孔家店”、“取消汉字”等等激烈的言论都出自那个时期。《新青年》的战斗风格，除了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认识上的不同判断外，还有一些客观上的因素，也推动了这种文化交锋的极端化倾向。这个现象与陈独秀个人性格也有一定关系。
1915年，陈独秀从日本回到上海，便向出版商汪孟邹提出要自己办杂志，汪孟邹是陈独秀的老朋友，几年前在陈独秀的建议下，到上海办了亚东图书馆，但是经营情况不算很好，汪孟邹便老老实实地说自己经济实力不足以支持陈独秀。考虑到陈独秀需要养家糊口，他向陈独秀推荐了他的两位朋友陈子沛、陈子寿。陈氏兄弟在上海开了一家群益书社，汪孟邹介绍双方见面后，陈氏兄弟表示同意合作。他们开出的条件是，新杂志为月刊，不管销路如何，群益书社每期支付稿费、编辑费共200元。1915年9月，16开本的《青年杂志》在上海问世，发行量1000余册。《青年杂志》创刊早期，大多都是陈独秀自己一个人写稿，这可能也是他后来养成独断专行风格的一个原因。
1916年初，上海青年会找到群益书社，要求他们的《青年杂志》改名，因为上海青年会比群益书社更早办了一份《上海青年杂志》，而且发行量较大，两份杂志名称雷同，上海青年会指责群益书社的《青年杂志》有“假冒名牌”的嫌疑。陈氏兄弟害怕打官司，不得不劝说陈独秀尽快改名。陈独秀性格倔强，他说，本人连暗杀团都参加过，大牢也坐过，好几次差点被杀头，难道还怕打官司？陈独秀坚决不肯杂志改名。陈氏兄弟毕竟是出钱的投资方，生意人不愿多惹麻烦，软硬兼施地劝说了几个月，陈独秀终于同意改名字。在杂志的新名字上，陈独秀再次显示了倔强的性格，他将杂志改名为《新青年》，摆出一副要与《上海青年杂志》叫板的架势。停刊半年，改名为《新青年》后，李大钊、胡适等人的名字开始出现。
汪孟邹见陈独秀一个人写稿、编稿很辛苦，便写信给远在美国念书的安徽同乡胡适，希望胡适能寄点稿子来。胡适当时在美国正与几个留学生争论文言文和白话文的话题，胡适关于白话文的观点，被几个留学生批得体无完肤，说胡适写的东西，就像乞丐要饭的“莲花落”，用今天的话说，类似“梨花诗”。收到汪孟邹的信，胡适并没当回事，连思想开放的留学生都不赞同他，胡适认为，他的观点在国内更不会有赞同者。汪孟邹多次给胡适去信，还寄去《新青年》。差不多将近一年后，胡适才终于回了一封信。在这封信中，胡适指出《新青年》刊登的一首文言长诗质量很差，他不明白陈独秀为何在按语中对这首文言长诗评价很高，同时，胡适还提出了他关于白话文著名的“八不主义”。虽然这首文言长诗的作者是陈独秀的老朋友，但是，陈独秀立即将胡适批评的信件原信刊登。
这封批评《新青年》杂志的书信文章引起了社会的反响，它使陈独秀意识到，引起广泛争论是提高发行量的重要手段。此后，制造话题、制造争论的手法被陈独秀经常采用。当然，胡适的这封信也让陈独秀开始关注“文学革命”的话题，引发了后来的白话文运动。
1916年底，陈独秀和汪孟邹一起来到北京，为亚东和群益两家书店的合并募集资金。由此发生了《新青年》和陈独秀个人命运的重大转折。不久前，原北洋政府教育部长蔡元培被内定为北大校长，蔡元培还没有上任便开始招兵买马。其中，文科学长（类似今天的文学院院长）的人选难以定夺。在留法同学汤而和的家中，蔡元培看到了沈尹默转来的《新青年》杂志，这也是蔡元培第一次见到《新青年》。蔡元培原先组织暗杀团的时候就认识陈独秀。此刻，担任北大文科教授的沈尹默也大力推荐陈独秀。正巧陈独秀又到北京来募集资金，蔡元培、沈尹默等人便登门拜访，邀请陈独秀到北京来任职。
陈独秀不愿放弃《新青年》，对于来北京十分犹豫，甚至还推荐了胡适回国来担任文科学长，以求自己解脱。但是，蔡元培对于胡适一无所知，没有答应。蔡元培后来的一番话，终于使陈独秀动心。一是，蔡元培切中陈独秀《新青年》的要害，他说，北大要找一批有新思想的教授，陈独秀来了之后，这批人都可以帮助陈独秀写稿；二是，蔡元培给陈独秀开出的薪水是每月300元，比群益书社每月给陈独秀的办刊费用高很多。陈独秀终于答应先试干三个月。
陈独秀来到北大之前，蔡元培就已经发表了人员任命榜。陈独秀任文科学长，遭到北大很多老派教授的反对，其中包括当时号称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弟子，其实也是陈独秀早年的同事。他们说陈独秀只会写一点笔记性文章，没有像样的文科著作，如何能当文科学长？但是，蔡元培力排众议，陈独秀终于登陆北大。然而，这场上任前的风波已经造成双方的敌意，陈独秀一到北大便摆出了不屈不饶的战斗架势。对方批陈独秀说没有文科的著作，陈独秀反过来说你们那些文科的东西都是垃圾。
《新青年》被陈独秀带到北京后，陈独秀已经不用靠稿费生活了，因此，撰稿的队伍越来越大，为了扩大发行量，陈独秀最早采取了今天被称为“炒作”的手法。《新青年》反对传统文化的特色引起了很多老派教授和文化人的反对。1917年，林琴南写了两篇小说，没有指名道姓地暗含了对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的批判，主要意思是对《新青年》同仁“打倒孔家店”的不满。由于林琴南的小说不是发表在《新青年》上，为了树立一个批判的靶子，陈独秀让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写了一篇赞成林琴南观点的文章，发表在《新青年》上，然后又让刘半农写了一篇批驳“王敬轩”的文章，同样发表在《新青年》上。这一自己制造的争论，引来很多不明真相的读者来信，其中有支持压根不存在的“王敬轩”的文章，陈独秀又将其登在《新青年》上，做成下一轮的靶子。
为了这场论战，陈独秀索性将明清以来领导文风的古文大家称之为“十八妖魔”，其中一个派别是以安徽桐城人为主的，号称“桐城派”，林琴南也算桐城派的余脉。钱玄同毫不客气地将他们称之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可见，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在《新青年》上发表赞同林琴南的文章，完全是今天“炒作”的祖师爷。
所谓“选学”指的是《昭明文选》列出的古文经典，有意思的是，陈独秀年轻的时候最爱读的古书便是《昭明文选》。但是，为了论战的需要，互相指责骂人已经蔚然成风，骂人的言辞也很极端。对此，李大钊、胡适等人曾表示过反对，认为对于不同的意见应该采取争论的态度，而不是一棍子打死，一味地谩骂。稍后参与《新青年》的鲁迅，对于钱玄同、刘半农的双簧演出没有发表反对意见。但是，陈独秀回答胡适等人说，“对于违背常识，闭眼胡说的妄人，不屑与辩，唯有痛骂一法”。陈独秀的观点在激烈的论战中当然很有效果，但是，也造成不好的后果，一是上纲上线、用词极端地骂人，成为一种战斗的标志；二是把自己变成真理的化身，容不得批评。
鲁迅参与《新青年》是在1918年，当时，远在上海的发行人要求陈独秀尽快提高发行量，陈独秀不得不寻找更厉害的写手，钱玄同便介绍了周树人。陈独秀与周树人见面后，当面告诉他发行压力很大。与陈独秀见面后，周树人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新青年》以不能广行，书肆拟终止。独秀辈与之交涉，已允续刊，定于本月十五出版云。”清明节前一天，周树人熬了一个通宵，把自己一个得了精神病的远房亲戚的故事，写成了《狂人日记》，第一次署上了“鲁迅”的笔名，赶在出版截稿日之前交给了钱玄同。从此，《新青年》的撰稿人队伍中，又多了一位笔锋如刀的狠角色，而且，深得陈独秀的赞赏。
然而，陈独秀的好战风格渐渐发展成新思想和旧思想拥护者无所顾忌地对骂，最后走向人身攻击，令陈独秀自己也摔了大跟头。林琴南等人开始了各种反击。林琴南的一个学生在北大上学，这个学生在其他报纸上发表文章，说蔡元培、陈独秀等人因为过激言论，被北洋政府辞退了。这个消息当然属于造谣，但是，陈独秀的反击更绝，他除了发表辟谣的文章外，还鼓动蔡元培将这名学生开除了。
1919年初，五四运动前夕，反对者又把矛头对准了陈独秀的私生活，陈独秀逛八大胡同狎妓的事情被闹得满城风雨，弄得蔡元培极为被动。当初向蔡元培推荐陈独秀的汤尔和、沈尹默、马叙伦等人便劝说蔡元培解聘陈独秀。汤尔和还说，解聘陈独秀还可以给胡适一个警告，因为这两个安徽人已经让学校遭受了太多的非议。面对激进派和保守派的两面夹击，蔡元培不得不同意免去陈独秀文科学长的职务，但继续留在北大当教授。胡适后来说，这个决定导致陈独秀越来越偏激。否则的话，陈独秀不至于在五四运动期间自己上街撒传单，结果被逮捕。
对于陈独秀狎妓问题，一般正史都简单地说是无良小报的恶毒攻击，事实上应该是存在的。陈独秀一生风流不断是一个事实。早年陈独秀在父母包办下，娶了一个不识字的小脚妻子，说是感情不好，但陈独秀与第一位妻子还是生了一个女儿和3个儿子。第三个儿子刚出生的时候，陈独秀便与原配妻子同父异母的妹妹同居了，这就是高君曼。高君曼给陈独秀生了一男一女，与陈独秀生活了20年。在北京以及后来在上海期间，高君曼多次与陈独秀吵架，原因就是陈独秀沾花惹草。在上海担任总书记期间，陈独秀还与一个女医生同居，导致高君曼和两个孩子被抛弃。陈独秀被撤掉总书记后，女医生也跑了。陈独秀晚年一直与一个比他小30岁的女工同居。陈独秀最后一次坐牢的时候，曾经对牢友说，在做总书记之前他确实比较风流，做了总书记后，就基本老实了。可见当初反对者挖陈独秀的私生活，也确实挖到了致命的疮疤上，连蔡元培也无法继续护着他。在这个问题上，陈独秀不光没有检讨自己，而是把在蔡元培身边“煽风点火”的人都当成了自己的敌人。
陈独秀的好战作风为自己招来一大批敌人，自己生活上的不检点又被对方死命攻击，陈独秀不得不以更严厉的、坚决不服输的方式进行反击，狠话、绝话脱口而出，言论主张无所不用其极。陈独秀的极端个性，逐渐造成《新青年》内部的不团结。以胡适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开始形成另一个圈子，双方发生了几次内部或公开的争论。陈独秀离开北京后，还发生了《新青年》应该继续在北京办，还是回到上海办的权力较量。最终陈独秀以“北大空气不好”为由，坚持自己在上海掌控《新青年》。在这场关于《新青年》命运的争端中，另一个重要的笔杆子鲁迅站在了陈独秀一边，也是陈独秀最终获胜的原因之一。而且，鲁迅也是最直接地继承了陈独秀好战风格的人。
早年与陈独秀有较多接触的章士钊说陈独秀是个“不羁之人”，还有人说，平时爱与别人唱反调，做事爱走极端是陈独秀的一贯作风。“五四运动”过后，陈独秀离开北京回到上海，对昔日的战友蔡元培、胡适等人也照样开骂，他把蔡元培说成是“罪大恶极”，还说要像防止鼠疫、霍乱一样，防止蔡元培等人的错误思想。陈独秀还随意将自己对他人的不满扩大化。泰戈尔来华访问的时候，胡适作陪同，陈独秀便将泰戈尔一起骂了进去，说“泰戈尔是什么东西”。相比之下，蔡元培、胡适显得大度得多，即使陈独秀这般开骂，在陈独秀入狱的时候，他们还是多次尽力营救。只不过后来大家很少来往了。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围绕在《新青年》周围最激进的知识分子，后来除了鲁迅之外都改变了自己年轻时的姿态，对于不同的文化转而抱以冷静客观的态度。客观上说，《新青年》时期的社会局势确实需要大声呼吁，需要鼓舞打倒军阀政府的士气，需要为战斗者提供思想武器和弹药，需要用比较刺耳的声音唤起人们对旧思想的反省，但是，这种一时之需不应该成为对待传统文化长期的态度。当年这些激进的知识分子自己对传统文化都有较高的素养，说一些过头的话，只当是自我批判，自我检讨，以矫枉过正的方式在现代化面前重新平衡自己。如今很多对传统文化缺乏了解的年轻人，如果只看到他们战斗檄文式的口号，就很容易产生对传统文化的误解。
陈独秀在《新青年》中表现出来的偏执性格，后来逐步形成了一言堂、家长制作风。张国焘作为北大学生会主席参与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他也是陈独秀最钟爱的学生之一。张国焘后来继承了陈独秀的偏激，将其发展成小集团、小宗派和教条主义。对与陈独秀、张国焘两人的错误，瞿秋白、任弼时、毛泽东等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做出了批评。
今天看来，陈独秀的个性造成他当年在新文化运动中说了不少过头的话，发表了不少偏激的观点。出于政治的需要也许可以理解，但是，出于文化研究的目的，陈独秀的很多言论则显得过分极端。陈独秀的这个性格也影响了一部分《新青年》的撰稿者，更主要的是，很多《新青年》的读者，把陈独秀等人故意偏激的言论当作了真理。这一现象是我们今天回顾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应该引起注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