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中的哲学
墨子系列之二
墨子是历史上的一个神秘人物，人们至今无法确定墨子的真实姓名。其出生地与出生年代不详，国籍也不确定。司马迁没有为他单独列传，只是在《孟子荀卿列传》中为墨子写了24个字：“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这段文字以“盖”冠首，令人怀疑的地方很多。据考证，墨子大致生在孔子之后，孟子、庄子之前，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一书则由其后学纂辑而成。墨子究竟是“宋人”还是“鲁人”，似乎难有定论。其思想在孟子之前已流行于世，影响极大，终与儒学并显天下。
墨子的姓名虽不可考，但他长得黑却是公认的。有人认为墨子姓翟名乌，而“墨”与“乌”都与“黑色”有关。墨子之“墨”也许正是其身份的象征。墨子常被人叫做“贱人”、“役夫”、“鄙人”、“小人”。关于墨子的劳动者形象及其事迹，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中多有述及。
“墨子是一个劳动者，他不做官，但他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孔子不耕地，墨子自己动手做桌椅……”（毛泽东《1939年4月21日在抗大生产运动总结大会上的演讲》）。墨子虽然有很深的学问，但却没有脱离生产劳动；墨子虽然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平民，但却代表着平民的利益。无论从其学说本身还是从历史记载的关于墨子的日常行为中都能看得很清楚，他是一位完全不同于来自儒家之流的那种以脱离生产劳动为荣的“士“阶层。
春秋战国时期，贵族内部走向分裂，社会贫富分化加剧，手工业和商业不断发展。而在生产力水平上升的同时，贵族政权却在向下转移。在社会变化日趋激烈的时代，逐渐产生了代表平民立场的墨子及其学说。
墨子曾经师从儒学，从《墨子》早期作品中可以看出墨子学说曾经受到了儒学的影响。但墨子的思想很快就发生了转变。“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悦），厚葬糜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淮南子·要略》。
墨子对儒家的背离，实际上是一种革命，即平民文化对于贵族文化的反叛。墨子思想中的这种反叛精神与世界其他民族主流思想的流变趋势是一致的。也就是说，随着贵族文化的衰亡，代之而起的应该是平民文化。但由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王权贵族政治势力过于强大，以此基础上形成了贵族文化的强势。因而，墨子式的反叛，在力量上显得十分单薄。再加上墨子本身并不是一个自觉的革命者，他在其学说中竭力推崇古代王道，对古代王权专制主义心存幻想，因而并不能引导广大平民走向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革命，其学说的命运是可想而知的。
墨子思想实际上是对儒家主张的基本价值观的挑战和突破。儒家代表人物孟子虽然非常推崇“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但却又毫不留情地攻击“墨氏兼爱，是无父也”（《孟子·滕文公下》）。
对于墨子的平民立场，《庄子·天下》中作了比较中肯的评价：“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墨翟、禽滑厘闻其风而说之。为之太过，已之大循。作为《非乐》，命之曰《节用》；生不歌，死无服。墨子泛爱、兼利而非斗，其道不怒；又好学而博，不异，不与先王同，毁古之礼乐。黄帝有《咸池》，尧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汤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乐，武王、周公作《武》。古之丧礼，贵贱有仪，上下有等，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独生不歌，死无服，桐棺三寸而无椁，以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未败墨子道，虽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乐而非乐，是果类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柰天下何！离于天下，其去王也远矣。”
这段话的意思是，不教后世奢侈，不浪费万物，不受礼法眩惑，而且用各种严厉的规矩约束自己，以帮助世人的急需。古时的道术有着重这方面的，墨翟、禽滑厘之流听闻这样的遗风并且热衷于这方面的活动。有些事实践得太过分，有些事节制得太谨慎。他们倡导“非乐”，要求人们“节用”，生前不唱歌，死时不厚葬。墨家主张“泛爱”、“兼利”和“非斗”，他们的学说是非暴力的；而且墨家又好学博览，不随意标新立异，也不与前代帝王苟同，反对古代的礼乐制度。黄帝时有《咸池》，尧时有《大章》，舜时有《大韶》，禹时有《大夏》，汤时有《大濩》，文王时有《辟雍》之乐，武王和周公还作过《武》乐。古代的丧礼，贵贱有严格的仪式，上下有不同的等别，天子的棺椁有七层，诸侯是五层，大夫是三层，士是两层。如今墨家却独自主张生前不唱歌，死时不厚葬，桐木棺材厚三寸而且不用外棺，并把这些作为法度和定规。用这样的主张来教育人，恐怕不是真正的爱护人；用这样的要求来约束自己，当然不是对自己真正的爱惜。这样的评论并非有意要诋毁墨家的学说。不过该唱歌时却反对唱歌，该哭泣时却反对哭泣，该奏乐时却反对奏乐，这样真的合乎人情吗？他们主张人活在世上要勤劳，死的时候要薄葬，墨家的学说太苛刻了；使人忧虑，使人悲悯，而做起来也难以办到，恐怕不能够算是圣人之道，违反了天下人的心愿，天下之人也就不能忍受。墨子虽然自己能够做得到，又能拿天下人怎么样呢！背离了天下人的心愿，距离天下百姓一心归往的境界也就很远很远了。
上述文字看起来确实是入情入理的分析，从中也让我看到平民文化被扼杀有一种近乎必然的历史趋势。
从学说的价值本身来说，墨家思想远比儒家、道家思想实用，但中国历史上为什么偏偏让墨家文化湮灭了呢？
“墨子的思想今天之所以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主要是由于它反映了春秋时代从长期沉睡中开始觉醒的小生产者的要求和愿望。但是，历史的发展表明小生产者这一阶层不是新的生产关系的体现者，他们没有条件代替世袭贵族走上政治舞台。墨子和他的学派的命运，也和他所代表的阶级的命运一样，在当时不得不陷入悲剧性的结局”（任继愈《墨子》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75页）。文中所谓的“小生产者”，应该泛指劳动者，代表着广大的平民阶层。来自于平民阶层以及受到平民阶层影响的思想家们，他们在学术上的不自觉，以及他们对自己所面临的世袭贵族强大力量的认识不足，他们很难真正成为引领文化革命的主力军。
墨子的思想来源于社会下层，下层的中国人民自然能够做到，做不到的只有王公贵族。没有任何一个王公贵族愿意自觉放弃他们天堂般的生活方式，与他们讲平等与兼爱，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无异于与虎谋皮。也就是说，只要等级制度存在，贵族就不可能和平民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墨子“无差等”的爱就不可能演变为全民意志。
世界上其他民族在平民文化与贵族文化的斗争中，往往从宗教革命开始，再由宗教革命引起文化革命，最终导致阶级革命，平民文化与贵族文化合而为一，形成统一的全民化的的社会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墨子思想如果不能引领一场彻底的宗教意义上的革命，就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全民化意志，其思想断无实施于中国社会的可能。
从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变化来看，中国平民试图引领宗教革命的条件似乎并不存在。没有根本性的文化革命以动摇贵族文化生存下去的深厚根基，王公贵族如何能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呢？
平民生活之苦，远比墨子所要求做到的更苦。但因此而要王公贵族们与代表平民利益的墨子一样“自苦为极”，这只能是平民式不切实际的幻想。
“墨子虽独能任，柰天下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