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中的哲学
墨子系列之十一
血缘关系基础下的私欲代表着人的基本欲望，是人类母体文明中应该被打破的坚硬外壳。但在春秋战国时代，以儒家为代表的王权专制主义贵族文化刻意强化宗法意识，从而将个体人的力量拓展为群体化的力量，从文化领域强化了由家族血缘关系形成的统治集团在中国政治领域的合法地位。
宗法制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基本政治制度，它体现着人的私欲通过血缘关系形成的统治集团的无限扩张。一个个体意义下的人，通过其家族延续了个体生命的存在。这样，一个人不仅可以实现其本人的私欲，还可以通过代理者延续本人实现不了的私欲。也就是说，虽然本人不能永享富贵，但却可以通过子子孙孙无穷尽的延续来实现他们本身达不到的目的。
宗法制与政治制度的结合，形成了强大的文化惯性，从而在中国社会几乎所有的领域形成了浓烈的宗法文明色彩。
墨子深刻地洞悉了宗法文明的局限性，对这种腐朽的政治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他提出了“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主张，主张不拘一格地使用人才，坚决反对君主任用骨肉之亲、无缘无故富贵者以及面目姣好者。
在墨子看来，一个人一旦涉及自己的私利，则往往能“按能举之”，即使“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也不会去使用。“今王公大人有一牛羊之财，不能杀，必索良宰。有一衣裳之财，不能制，必索良工。当王公大人之于此也，虽有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实知其不能也，不使之也。是何故？恐其败财也。当王公大人之于此也，则不失尚贤而使能”《墨子·尚贤下》。现在的王公大人，有一只牛或羊不会宰杀，一定去找好的屠夫。有一件衣服不会做，一定去找好的裁缝来做。这时候的王公大人，虽然身边有骨肉之亲、有无缘无故而得富贵的人以及有面貌漂亮的人，他会知道这些人确实没有这方面的能力，不会让他们去做，为什么呢？因为（王公大人）担心损失自己的财物罢了。当王公大人在这些小事方面还不失为一位尚贤使能的人。
王公大人们在涉及自己的一已之私欲时，能够做到“尚贤”，但到了国家的层面上，一切都被改变了。墨子揭示了一个普遍性的基本事实，即公权可以被用来满足个人的私欲，但却不会反过来将个人之私利用来满足别人的欲望或者其他公共方面的需要。“逮至其国家则不然，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则举之。则王公大人之亲其国家也，不若亲其一危弓、罢马、衣裳、牛羊之财与？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皆明于小，而不明于大也。此譬犹瘖者而使为行人，聋者而使为乐师。”《墨子·尚贤下》。然而，等到他去治理国政的时候，就不是这样了。是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缘无故富贵的人以及面貌漂亮的人，就任用他们了。如此看来，王公大人爱他自己的国家，还不如一张坏弓、一匹病马、一件衣服、一只牛（羊）吗？我因此知道，天下的士君子，都只懂得小道理，而不懂得大道理。这好比让一个哑吧去当外交人员，一个聋子去当乐师一样。
宗法制有着十分明显的危害性，墨子对宗法制下贵族不平等占有制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贵而恶贫贱。然女何为而得富贵而辟贫贱哉？曰：莫若为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王公人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此非可学能者也。使不知辩，德行之厚，若禹、汤、文、武，不加得也；王公大人骨肉之亲，蹙、躄、喑、聋，暴为桀纣，不加失也。是故以赏不当贤，罚不当暴。其所赏者，已无故矣。其所罚者，亦无罪。是以使百姓皆攸心解体，沮以为善。垂其股肱之力而不相劳来也；腐臭余财，而不相分资也；隐慝良道，而不相教诲也。若此，则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乱者不得治《墨子·尚贤下》”。现在天下的士大夫和君子，都希望得到富贵而厌恶贫贱。但是怎样才能得到富贵而避开贫贱呢?有人可能会说，不如做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缘无故富贵者以及面貌长得漂亮的人。然而，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缘无故富贵者以及面貌漂亮的人，却不是可以通过学习能够得到的啊。假如不辨是非，即使像禹、汤、文、武一样，但也不会被任用；而王公大人骨肉之亲，即使是跛、哑、聋、瞎乃至暴虐如桀纣一样，也不会被罢免。由于赏赐的不是该被奖赏的人，惩罚的不是该被惩罚的人，因而，所赏赐的人是没有功劳的人，所惩罚的也是没有罪过的人。所以使百姓人心涣散，没有心事做好善事。人们宁可垂手坐视，也不愿帮助别人一把；宁可让多余的财物腐烂变质，也不分给别人；虽有很深的道德学问，只是藏在心里，也不愿教给别人。如此一来，饥饿的人就没有饭吃，寒冷的就没有衣服穿，混乱的社会就得不到治理。
墨子思想之所以在皇权大一统之后的中国社会湮灭于历史的长河中，与其对于宗法制所持的坚决的批判精神有着极大的关系。于此可知墨子之学遭到皇权厌弃，是断不可避免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