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香格里拉的囚徒－－藏传佛教与西方 [复制链接]

　　几个世纪以来，由于地理环境的封闭和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西方人对东方文化的奇葩西藏文化和藏传佛教的理解和认识存在许多误区，导致了“西藏神话”的产生和延续，同时，制造神话的西方人通过他们的作品，又不断地神化着他们的西方读者。“西方的狂热者总是试图将西藏禁锢于他们自己所创造的幻想之中”。（Kenneth L.Woodward，《新闻周刊》）美国学者洛佩兹在《香格里拉的囚徒》一书中，探讨了围绕西藏发展起来的神话，并试图澄清西方人对西藏文明和藏传佛教的种种误解。 

　　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是大乘佛教的一个重要分支，是佛教与藏族原始宗教本教的相融合、藏化之后的佛教。西方人认为，喇嘛教是印度佛教的一种“堕落的形式”；喇嘛教与天主教有许多相似之处。洛佩兹在该书的第一章《名称》中，阐述了“喇嘛教”名称的由来以及西方人对喇嘛教的认识。他认为，西方最通行的关于藏传佛教的名称“喇嘛教”，被西藏人看成是一个贬义词。在19世纪末，英国和俄国都希望将西藏并入他们的帝国。欧洲人通过将殖民地描述成为一个需要得到拯救的文化沙漠来象征地为殖民主义辩护。因此，西藏被描写成为居住着迷信的人民的一块无理性的地方，这个民族生活在堕落和邪恶的僧侣的枷锁之下。西方人声称，这些僧侣的这种宗教不是印度佛教的一种真实的形式，因而用这个名称名不符实，而应当称之为“喇嘛教”。西方学者将真实的佛教描述为一种理性和克制的宗教，充满了深奥的哲学，并且不受仪式的限制。事实上，这样一种纯粹的佛教形式从来没有在亚洲存在过，而只是在欧洲和美国的图书馆和演讲大厅中见到过。洛佩兹将喇嘛教看成是一种外来的构想，是由汉族扩张主义者和西方的东方学家在18世纪晚期发明的。他认为，佛教在西藏建立，只是作为对西藏宗教的更早的万物有灵论或原始的形式的补充。虽然洛佩兹并不否认先前存在的民间宗教有助于藏传佛教的定型，但是他认为，“喇嘛教”这个名称极大地夸大了它们的影响。 

　　《西藏度亡经》的蓝本是古代印度的《度亡经》，系8世纪莲花生时代创作的，并将其传入西藏，由藏族高僧翻译成藏文，名《中阴闻教得度》（Bardo Thodol），朗达玛灭佛时被埋藏于地下，成为“伏藏”，后由仁增噶玛宁巴（Rigzin Karma Ling-pa）从色丹（Gser-ldan）河畔的甘布达（Gampodar）山掘出。20世纪20年代，藏族喇嘛卡孜·达瓦桑珠（Lama Kazi Dawa-samdup）和美国学者伊文思·温兹（W.Y.Evans Wentz）合作将其翻译成英文，仿《埃及度亡经》（The Egyptian Book of the Dead）之名，改书名为《西藏度亡经》（The Tibetan Book of the Dead）,传入西方后，成为在英语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最著名的藏传佛教经典，西方人由此窥见了藏族文化和藏传佛教之一斑。洛佩兹在第二章《书籍》中，以《西藏度亡经》为个案，阐述了西方对《西藏度亡经》的翻译和研究，《西藏度亡经》在西方的影响以及西方人对死亡的认识。西方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十分推重《西藏度亡经》。心理学大师荣格（C.G.Jung）说：“若干年来，乃至从它的初版（1927年）发行以来，《中阴得度》就成了我的随身伴侣，不但我的许多富于启示性的观念和发现要归功于它，还有许多根本的认识或见地也要归功于它。”“这本书所带来的信息是，‘死亡的艺术’不仅跟‘生活的艺术’或‘出生的艺术’同样重要，且为‘活的艺术’或‘生的艺术’的补充和圆成。”（伊文思·温兹、达瓦桑珠：《西藏度亡经》第二版序，1948年）温兹说：“本书将一切伟大信息中的最大信息，带给如今转生于这个地球之上的人类家庭的每一分子。它向西方人民揭示了一种直到现在唯有东方人民通晓的‘死生之学’。”（温兹、达瓦桑珠：《西藏度亡经》，第三版序，1955年）温兹说：“不但要使东西方人民之间获得一种更佳的了解，同时还要纠正人们，尤其是整个西方人士，对于人类的根本问题――生死――缺乏正知，不加闻问的态度”。（温兹、达瓦桑珠：《西藏度亡经》普及版序，1959年）洛佩兹指出，西藏人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的著名的宗教文献《西藏度亡经》。在西方广为人知的是一部题为《中阴得度》的简短的藏文作品，意为“通过在中阴状态中的听闻求得解脱”。这是一部关于死亡的文献，向一名已死或将死的人诵读，以帮助他或她逃离再生，或者，如果这不可能，以使其在来世有一个好的再生。20世纪20年代，美国通神论者（Theosophist）瓦尔特·温兹（Walter Wentz）到印度旅行，与藏族喇嘛达瓦桑珠合作将《西藏度亡经》翻译成英文，并于1927年出版，于是，这部作品便成为西方最著名的藏文文献。温兹随后加上了自己的评论，将这部关于死亡的藏文文献改造成为一篇通神论的论文。后来，又出版《西藏度亡经》多种不同的译本。需要说明的是，西方人强烈的“文化霸权”观念也体现在了《西藏度亡经》的英译上，本来该书是由藏族喇嘛卡孜·达瓦桑珠（Lama Kazi Dawa-Samdup）翻译，由美国学者伊文斯·温兹编辑出版的，对此温兹有十分明确的表述，然而后来西方人只要提及《西藏度亡经》，就说是温兹翻译的，将英文版的所有功劳都记在了温兹的帐上。

　　1956年，以普布·洛桑然巴（Tuesday Lobsang Rampa）署名的《第三只眼睛》（The Third Eye）一书在西方出版，在此后的半个世纪，洛桑然巴在西方几乎家喻户晓，《第三只眼睛》也成为西方最畅销的书籍之一，不断再版，由于西方人对西藏和藏族知之甚少，加之作者高超的创作水平，致使许多西方人一直以为这是真人真事。实际上这是一大骗局。洛佩兹在第三章《眼睛》中，称洛桑然巴为骗子，并揭露了在西方招摇撞骗的洛桑然巴及其《第三只眼睛》的骗局。普布·洛桑然巴看上去是藏人的名字，《第三只眼睛》的“作者前言”称：我是一名藏人。是极少数到达这个陌生的西方世界的藏人”。该书第9版《出版者前言》：“从一开始该书就是一个谜。一些人怀疑其真实性，许多人相信其基本属实，……”实际上，这是一个英国人假借洛桑然巴之名制造的一个骗局。英国的一名私人侦探经过长期的追踪调查，最终发现洛桑然巴并不是藏人，而是英国一名水暖工的失业的儿子，其真名叫瑟瑞尔·哈斯金（Cyril Hoskin）。洛桑然巴及其流浪经历完全出自哈斯金这个受过教育的想象力丰富的头脑。哈斯金从来没有到过西藏，也不会说一句藏话。他以洛桑然巴之名著有自传体三部曲在西方出版：第一部《第三只眼睛》（The Third Eye，1956年出版），第二部《来自拉萨的医生》（Doctor from Lhasa，1959年出版），第三部《然巴的故事》（The Rampa Story，1960年出版）。哈斯金一生撰写出版了18部作品，到他去世时，他的作品的销售量已达400万册。

　　洛佩兹论述了洛桑然巴其人及其自传体“三部曲”――《第三只眼睛》（1956年）、《来自拉萨的医生》（1959年）和《然巴的故事》（1960年）的主要内容，着重揭示了《第三只眼睛》一书在西方的影响。该书自面世之后，在英语世界十分畅销，两年之内（到1958年）再版达9次。在《第三只眼睛》中，自称为西藏喇嘛的洛桑然巴自述，他在8岁时，经受了类似开天目的开启第三只眼睛的手术，手术中在他的前额钻了一个孔，这样他就可以他看见预兆。西方读者信以为真，一位狂热的读者甚至试图用一位牙医的钻子为自己开一个孔。作者评述道：洛桑然巴断言，闭上眼睛和嘴唇，只是进入喇嘛教神秘膜拜仪式的开始。对于受到认可的西藏历史与文化知识而言，然巴的眼睛闭上了，因为他不是另一种膜拜仪式即藏学膜拜仪式的开始。他或许也可被称之为神秘主义者，首先，他把西藏神秘化了，用他自己神秘的想像对西藏的各种事实作了修饰；其次，他将读者神秘化了，他利用了那些读了他的著作的大众的盲信倾向。然巴被视为西藏研究史上最大的骗子。以“普布·洛桑然巴”的名义从事写作的这位英国人却宣称他被一位西藏喇嘛附体了，经过那个为期7年的过程，不仅在他的服饰上，而且从他的生命要素上，都已变成了一位西藏人。他实现了这一转变，是通过他自由漂浮的能力，这种漂浮能力首先来源于在一个载人风筝上的地心引力和在灵魂载体上自由漂浮时对于时间和空间的控制。 

　　om mani padme hum这“六字真言”是最著名的佛教明咒，也是藏传佛教信徒念诵最多的咒语。但是对“六字真言”的解释一直众说纷纭，对于西方人来说，“六字真言”更是一个解不开的谜。洛佩兹在第四章《咒语》咒语中，探讨了西方人对“六字真言”的理解和认识。作者提供了关于“六字真言”的一种新解释，指出，19世纪欧洲的梵文学者将这句最著名的佛教明咒释为“莲花里的宝石”，这是由于他们将一个呼格后缀误读为一个位置格后缀，这样就认为宝石（mani）在莲花（padme）中。这句明咒的基本意思应翻译为：“啊，宝—莲先生，请助我们一臂之力”。 

　　西方人对藏传佛教艺术情有独钟，但是他们难以分清藏传佛教艺术与印度佛教艺术、宗教艺术与世俗艺术之间的界限，因而对藏传佛教艺术的平交也存在分歧。洛佩兹在第五章《艺术》中，对藏传佛教艺术以及及西方学者对它的研究和评价作了简要的分析。“对本世纪艺术史研究者对西藏艺术品的神奇想象所进行的各种假设和解释，以及如何通过重复这些奇想获得知识的状况进行一些探讨”。在西方艺术史界，对西藏艺术的评价存在分歧，一些人认为西藏艺术缺少创造性，西藏的画家缺乏创作力，只会按照图像学中的造像量度经循规蹈矩，几乎不可能根据自己的想象力创作个性化的作品。另一些人则认为西藏艺术的美学价值远远超过了纯粹的创造，“禅定是西藏绘画的美学动力，其表现的境界比其他艺术形式更高”。洛佩兹引用帕尔等西藏学艺术史家的论点，精辟地分析了出现这种差异的地理根源和认为因素。

　　随着藏传佛教的西渐，在西方学术界兴起了藏传佛学研究，并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果。洛佩兹第六章《领域》中说：“本章将考察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藏传佛教研究在北美洲的发展。尤其是集中在随着1959年开始的西藏大迁徙之后所发生的变化方面，并试图弄清某些问题，从中可以看出，知识的产生总是有倾向的，总是会受到特定的时间、地点和文化风气的制约”。作者精辟地评述了西方尤其是北美州的藏传佛教研究，重点阐述了藏传佛教在美国的传播和美国的藏传佛教研究，勾勒出了美国藏学和藏传佛学研究的轨迹。

　　1959年后，随着藏人的外流，藏传佛教又回到了佛教的故乡印度，达兰萨拉称为中国之外最大的藏传佛教中心，格鲁派的最高领袖以达兰萨拉为根据地，由于西藏从来没有成为欧洲的一个殖民地，因此在西方人看来，这是一片神秘的土地。19世纪有一种时尚，即在说到不能确定其下落的某个人时，就说他在西藏。例如，一些人声称，耶稣消失后的岁月是在西藏度过的。“通神论协会”的创立者布拉瓦兹基夫人（Madame Blavatsky）说，“圣人”（Mahatmas），保存了亚特兰蒂斯（Atlantis，传说中的岛屿）的古代智慧的大师们居住在西藏。在“空中楼阁的冒险”中，夏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在解释他在与莫利亚迪（Moriarty）教授一道跳入瑞钦巴齐瀑布（Reichenbach Fall）后显然死亡的岁月的下落时告诉华生（Watson）：“我在西藏旅行了两年，在那里以访问拉萨来消遣，并且与喇嘛首领度过了一些日子。你可能读过一位名叫斯格森（Sigerson）的挪威人的精彩的探险记，但是我确信，你决不会想到你正收到你的朋友的消息”。西藏“将使西方再生”，西藏“能够拯救西方，使它从玩世不恭和物质主义的泥潭中解脱。西藏被视为可以治愈西方没落的文明并使它恢复活力的良方”。 

　　西藏并不是一个非暴力的社会，即使在达lai喇嘛于1642年执掌世俗权力之后。五世达lai喇嘛只是通过他的和硕特蒙古施主固始汗的军事介入，以他的军队击败了达lai喇嘛的对手藏王，才执掌了西藏的世俗权力。藏军于1681年向拉达克开战，1792年向准噶尔蒙古开战，并且在18世纪多次武装入侵不丹。藏军抗击1788-1792年和1854年入侵的尼泊尔军队，并且于1842年抵抗来自克什米尔的多格拉（Dogra）军队的入侵和1904年英国军队的侵略。九世、十世、十一世和十二世达lai喇嘛都幼年夭折，一些人或所有的人都谣传他们是被毒害致死的，十三世达lai喇嘛幸免于他的摄政所策划的一次谋杀企图。 

　　总之，《香格里拉的囚徒》一书是了解和认识藏传佛教在西方的影响和西方人对藏传佛教的认识的一个缩影，从中可以看出西方学者对藏传佛教的研究，西方人对藏传佛教的认识和态度，该书对中国学术界认识西方学者心目中的藏传佛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香格里拉的由来


"香格里拉"一词，源于藏经中的香巴拉王国，在藏传佛教的发展史上，其一直作为"净王"的最高境界而被广泛提及，在现代词汇中它又是"伊甸园、理想国、世外桃源、乌托邦"的代名词。据藏经记载，其隐藏在青藏高原深处的某个隐秘地方，整个王国被双层雪山环抱，由八个成莲花瓣状的区域组成，中央耸立的同环雪山，初称为卡拉巴王宫，宫内居住着香巴拉王国的最高领袖。传说中的香格里拉中是具有最高智慧的圣人，他们身材高大，拥有自然力量，至今仍从人们看不到的地方借助于高度发达的文明通过一种名为"地之肚脐"的隐秘通道与世界进行沟通和联系，并牢牢地控制着世界。事实上长期以来，这条"地之肚脐"的神秘通道，一直作为到达香格里拉王国的唯一途径而成为寻找香格里拉的关键。

詹姆斯·希尔顿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记叙了康韦等四位西方人士，在战时从南亚次大陆一个叫巴司库（作者虚构的某国城市名字）的地方，在乘机转移去白沙瓦时，被一个神秘的东方劫机者劫往香格里拉蓝月山谷的神奇经历。在小说中所描写的整个香格里拉 ，各种信仰和平共存 ，四处遍布着基督教堂、佛教寺庙、道观和儒教祠堂。人们奉行适度的原则，对任何事情都保持一种适度的原则，即使对待欢乐也不例外。香格里拉就是一个自然景色——雪山、冰川、峡谷、森林、草甸、湖泊，财富——那里富含金矿和纯净空气的汇萃地，是美丽、明朗、安然、闲逸、悠远、知足 、宁静 、和谐等一切人类美好理想的归宿。在这里，其实香格里拉已经是成为了一个理想中的国度了，一种和谐、宁静充斥其间。当1934年4月英国伦敦麦克米出版公司出版该小说时 ，令出版商和作家始料不及地在欧洲引起了轰动，并很快畅销到美、日等国。小说出版后，立刻被独具慧眼的好莱坞制片公司摄制成电影，影片风靡全球，主题歌"香格里拉"唱遍全球。后来，香格里拉一词被香港—新加坡企业家郭氏家族买断，成为酒店的商号，进而风靡世界，成为世界酒店品牌的至高象征之一，这从侧面印证了《消失的地平线》在人文学上的伟大意义。《消失的地平线》成了西方人的《桃花源记》，《消失的地平线》伟大的意义在于，为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植入了人间乐土的意境。正如《不列颠文学家辞典》在评述《消失的地平线》时所指出的：它的功绩在于为英语词汇创造了"世外桃源"一词——香格里拉。从此，这片想象中的人间乐土就成了"伊甸园"、"世外桃源"、"乌托邦"的代名词。

就这点在东西方上认识是大致一样的，"世外桃源"、"乌托邦"在中国也同样是如此，那都表现了人们对美好的事物的追求，对一种宁静和谐的向往。香格里拉最先兴起是在西方，首先值得注意的是 ：《消失的地平线》是在一战过后，二战待发的时候 ，此时的西方经济不是很繁荣，人民普遍处在一种心灵迷漫的状态中，这点可以从希特勒的上台得到社会背景方面的佐证。人们普遍希望富强、繁荣，只是现实中 却还不能够得到这种的满足，这是一种心灵的渴求。也正是《消失的地平线》出现并引起轰动的深层次社会背景。一如当今现实的社会中反腐巨片及清宫秘史的热播中可以看出人们对现实社会的一种渴望与无奈的心情。话题撤远了。回归正题，这当中首先要说的是：A、宁静和谐是香格里拉的主题，这是个很抽象的东西，可以存在于人们的心灵中，想象中，渴望中。但是不一定需要很真实。因为詹姆斯·希尔顿是个作家，不是历史学家，不是史官。B、詹姆斯·希尔顿本人没到过这地方，他的小说的素材来自美国人奥地利血统的洛克的探险照片、日记、记录。讲到这里就不能不提洛克，他是美国夏威夷大学的植物学教授，应《国家地理》杂志的稿约而来到中国的西南边陲地方进行植物学的研究的，在中国的二十年代就深藏中国的丽江古城里，只是被当地的淳朴人文、厚重历史、多样民俗所深深吸引，一呆呆了近三十年，直到解放前才恋恋不舍的离开。C、还值得一提的是，此篇小说的结尾与中国的桃花源记有异曲同工之秒，同样是那四个西方人士离开后，想要再次返回的时候，已经无法返回了，无法找到旧时的道路了。D、同样值得重视的是，小说中提到了道家和儒教、基督教。佛教不足为其，因为藏传佛教在中国的雪域高原上广为流传。其中的道家和儒教可以说是中国所特有的人文静观。基督教在中国的西南边陲中 同样存在，西方的传教士在19世纪的时候已经在中国的西南边陲从事此项活动，现今的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的一些地方还保存有基督教堂，著名的如：茨中教堂。E、文中提到的香格里拉是藏语中的香巴拉的音译，文中也提到他的含义是宁静美好、心中的日月的意思，与藏语香巴拉的意思完全吻合。

综合以上几点，现今的学者普遍认为，香格里拉是一种向往的地方，是心灵中的理想国度，未必真实存在，一如中国的桃花源一样。不过其原型在中国西南的横段山脉中，因此现今人们普遍认为：在云南、四川、西藏交界的藏区为希尔顿笔下的香格里拉，概因当年的洛克就在这一地区活动了数十年。此川滇藏地区的范围大致包括：丽江、泸沽湖、香格里拉（云南迪庆中甸）、梅里雪山、虎跳峡、最后的香格里拉（四川稻城亚丁）、四川泸沽湖、贡嘎山、丹巴美人谷、太阳谷（四川得荣）、乡城、西藏芒康、昌都、波密、墨脱、雅鲁藏布江这一大片域。这一带的风景与《消失的地平线》中描述的总体一致，特别是书中提到的很有特点的东西在这里都能够找到。如；梅里雪山、稻城亚丁三神山等。但是不是具体提到某个地点。

现在云南有个叫香格里拉的地方是迪庆藏族自治州的州府中甸于2001年批准更名而来的。这倒不是说书中说的香格里拉是在这个地方，而是当地政府出自开发旅游经济上的考虑而做出的决策。说起这个香格里拉还有个趣闻：早在七八是年代，就有消息不断传出，香格里拉已经被找到了，在印度在尼泊尔等等，但是后来都被认为是旅游经济上的需要而进行的炒作，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认证得来的。云南可以说是很早就认识到开发旅游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比方99年的世博会。他最早提请中央政府批准香格里拉的更名，当四川政府认识到旅游经济的重要性的时候，香格里拉的名称命名已经不可更改了 ，于是四川政府就 在四川境内的稻城亚丁的日瓦乡更名为香格里拉乡，这还不够，还将稻城亚丁加个前缀—最后的香格里拉，这还不够，还将最原汁原味的香巴拉名称授予稻城亚丁，因为县级城市的更名需要中央政府的批准而不好擅自更该，于是就在四川境内以香巴拉的名称来称呼稻城亚丁。这是一段国内香格里拉的纷争的由来及内幕。当然说这么多的香格里拉，将我们本土生产的桃花源给遗忘在一旁很不 应该，当然中国的桃花源更早，只是近代中国的经济实力还没能够左右世界经济的时候，古代文化上的先行优势不一定能够被世界所充分了解。套用中国一句老话：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现今的香格里拉的美丽风景已经深入到每个到过该地区的人的心中，在这片雪域高原之中，有举世闻名的梅里雪山、稻城亚丁三神山、一望无际的高原草甸、风格各异的民族歌舞、独具魅力的民间传统艺术、神秘的多宗教文化，众多独特民族、多彩的民俗等等将一直激励着人们寻找自己的香格里拉—不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理想中的

　　一个人走过的路愈多，他的生命就愈精彩。这似乎印证了一句话：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一成不变的日子里，不会再有令人感动的风物扑面而来；琐细的生活中，心底的激情已找不到燃点。于是，当人们沉醉于对未来生活的憧憬中时，梦中就会出现那个遥远而神秘的所在——香格里拉。

　　香格里拉存在于佛经和探险家手记的记述之中，它承载了人类太多弥久不衰的向往。在公元13世纪编撰的藏传佛教经典《大藏经》中，香格里拉被描绘成一个由神人统治、主宰全球的王国，是人类一切美好理想的寄寓之所。没有人知道香格里拉到底是哲学意义上的王国，还是地理学意义上的王国；没有人能说出它是仅仅存在于人们的想像之中，还是由于其地理上的奇美秀丽引发的哲学性思考。一直以来，香格里拉都是一个奇异的谜、一个巨大的悬念，并为东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植入了一个精神家园的意境，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伊甸园和世外桃源的代名词。

　　寻找生命的绿洲、寻找生命里的香格里拉已成为人们心底难解的情结，无数人背起行囊开始苦苦寻找，就是因为他们坚信：香格里拉就在远方的某个地方、的确，我们改变不了周围的环境，但可以改变自己；我们改变不了过去，但可以改变现在；我们改变不了生命的长度，但可以改变生命的宽度。如果说人生是一段旅程，起点是生，终点是死，那么，那种永不放弃的寻找就是最美丽的过程。

　　古代西方哲学家圣奥古斯丁曾说过： “世界就像一本书，不去旅行的人只读到了其中的一页。”虽然为世俗所羁，我们不能走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但我们可以做出一种个性化的、富有魅力的选择，让每一次出行都成为一次心灵的历险、一次文化的探索、一次对历史的追寻。在我们身居的世界中，有许多地方，静静地竖立在远方地平线上，如美丽与哀愁共存的耶路撒冷、普度性灵的圣地拉萨、浓缩了印度古文化的“爱情丰碑”泰姬陵、美丽的童话王国哥本哈根、见证华夏古国所走过的非凡历程的长江、黄河……这些地方的价值不在于其物质的丰盈，而在于其厚重的文化底蕴。走近这些一生至少应去一次的人间胜地，我们可以感受到灵魂的颤栗，被现代生活节奏所压抑的心灵也会得到抚慰、安宁和满足。

　　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种本能的渴望，既寻找物质的丰裕，也寻找精神的乐土。 承载沧桑的历史名城：人类文明的厚重在罗马、西安等古城圣迹中彰显，使身临者如回千年以前； 普度性灵的宗教圣地：耶路撒冷的美丽与哀愁、麦加的感召与牵引，在《回到拉萨》的歌声中，世界变得更加澄明和宁静； 思想流浪者的精神家园：雅典、都柏林的后裔们以古圣先贤的名义在自己的理想国中经营着自由的心、睿智的精神，不露半点骄横之态，默默地精心守护着自己的乐土； 浓缩着人类才智的建筑经典：长城、吴哥窟、比萨斜塔…… 将现代繁华演绎得淋漓尽致的大都市：巴黎、芝加哥、悉尼……

　　这些地方的自然景观及人文内涵如同一种无文字的文化、无课本的演说，一旦渗透进我们的生命和血液，将以润物无声之势影响着我们的意识，涤荡我们的灵魂，直至生命的终点。

　 雪山环绕，铺满鲜花的中甸八瓣莲花草原，敞开坦荡的胸怀，含情脉脉，展示她那融融的春意。她亘古不变的祥和温馨，精美超然，总是洋溢着一种诗意。在草原的中心，有一座美丽的日月城，那就是迪庆州首府所在地中甸县城，谁能想象，在“世界屋脊”的怀抱中，还有如此充满诗情画意的地方。难怪詹姆斯·希尔顿感叹道：“这确实是一幅奇妙、不可思议的景象！”

　　 平均海拔3300米的中甸高原，确实是一幅不可思议的画卷。哈巴雪山、巴拉更宗雪山、天宝雪山等，群峰错落有致，连绵起伏，终年积雪不化。它们与浓绿欲滴的林海草原相映，与蓝天白云相依，崇高而圣洁，雄浑而庄严，恍若天神，呼之欲出。著名中甸二十四景中，如碧塔、纳帕这样的高山湖泊景观，无疑是香格里拉妩媚中的一个最动人的微笑。你如若有幸在这些高山之颠的充满空灵之气的仙湖中荡一次舟，那么，大自然的万丈柔情便会把你心灵深处的皱褶永远抚平。中甸又是奇峡异谷的盛产之地，比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还深的虎跳峡早已闻名于世，还有被希尔顿称之为“蓝月峡”的碧让、睡曲等迷宫般的大峡谷静静地安祥于雪山怀抱之中。它们一如晨歌，清新醉人，又似古韵，幽婉深沉。春花之烂漫，秋叶之红艳，夏日之绿茵，冬雪之素装——晨雾、云海、夕晖，中甸之景，景景动人。
　　
　　在雪山峡谷、草原之中，5000多种动植物生机盎然，地下的200多种矿藏，有待开发。古籍中有关中甸“群山蕴宝，众水流金”“富藏未发”等等的描述与记载，便是由此而来。对此，希尔顿也有如出一辄的关于“发现了黄金矿”的忠实记录，在三十年代便向全世界展现了中甸“如意宝地”的风彩。
　　
　　如果说，大山大川是中甸的骨骼与血液，那么，厚重、立体、神秘、多元的文化积淀无疑是中甸的灵魂。唐蕃以来。中原文化、藏文化以至印度文化在这里猛烈碰撞留下的火花，照亮了西部中国这一方热土，宗教文化的千姿百态，照亮了云南旅游皇冠上的这颗明珠，照亮了国家八大旅游热线之一的中甸·香格里拉。
　　
　　在中甸一地11613平方公里，13万人口中，便有以藏族为主体的26个民族，6种文字、8种宗教，它们长期和睦相处、互相学习，共同发展，创造了独树一帜的中甸宗教文化。希尔顿说：“香格里拉宗教比《圣经》毫不逊色！”想必有他的道理。
　　
　　人称“小布达拉宫”的噶丹·松赞林寺，是云南藏传佛教之首。它气势恢宏，香火鼎盛，金光夺目，远近百里，如见佛光。还有大宝寺、承恩寺等给中甸带来的是一派古典的气息。进入这些寺院，便是进入了一座座艺术的殿堂。“仙人遗田”白水台，不仅因其华泉奇观召来了四海匆匆的脚步，还因其全世界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纳西族东巴文聚焦了五洲的目光。藏传佛教、东巴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宗教，在今天更是倍受世人的青睐与崇拜。人言“不懂得喇嘛就不懂得藏族。”“没有到过白地白水台的东巴不算大东巴。”正是这些幽远古老的宗教文化，凸观着中甸这方山水、这方人民在漫漫历史长卷中的灿烂与辉煌，也只有在这些有点儿发黄但仍然清香四溢的古典中，才能探寻出人类文化起源、发展的轨迹。
　　
　　啊，法号法鼓之声在天际回荡，酥油灯点燃了一腔赤诚。任凭日月如梭，任凭风霜如剑，刮不走心里那面与灵空絮语的经幡，摇不垮镌刻在心坎上的灿烂日月——千百年来，香格里拉人就是这样固守着人是大自然的朋友而不是主宰者的信条。历史也一直以它的丰厚的给予兑换着人们对自然法则的忠诚，向城里人讲述着一个久违了的绿色童话。于是一份对香格里拉不忍触摸、不忍端详的爱意和虔诚不禁油然而生。
　　
　　阳光抚摸着每一道生命的年轮，水份滋润着每一条根系，金雕的翻飞沉醉了过往的山风，满地的鲜花羞红了草原的笑脸。骏马、帐篷、炊烟、奶茶将人生过滤得纯净清香，森林、牧场、青山、流溪把尘世的喧嚣漂洗干净。因为雪山太纯洁了，因为江河太清秀了，人们的情思也如那里的空气一样干净。于是，走进中甸，你一不小心就会踏入诗境，稍不留意，就会碰响旋律。
　　
　　用哈达美酒沟通感情，用心扉之光照亮友谊，用歌声与灵空交流，用舞步与大地亲吻。中甸的每一个坝子都是欢乐消魂的舞池，每一片木叶都是一首荡人心魂的欢歌。正如希尔顿所说：在这里“一个世纪是一个年寿”，人们对年龄并不介意。他们认为生死不过是两个世界的交替存在，所以开朗、达观、长寿。能言即歌，能走即舞。只要还能走动，那么，唱歌跳舞就是活着的主要方式。无论岁月沧桑，无论流年似水，他们执着地热爱着每一个鲜活的日子。只要古歌从山间飘起，人们便盛装起舞了。色彩变成了斑斓的海，象百鸟之羽，象天边彩霞，又象灿漫的山花。于是，召来了风风火火的脚步，梦魂依依的心灵。
　　
　　其实，中甸·香格里拉只是一方高居雪原的绿洲，它实实在在向人们展示出它原本固有的魅力也即一点也不故弄玄虚的朴素，他仿佛经历了大彻大悟后才获得的宁静——它的单纯以及把这份单纯溶进雪山、草原、生活和生命之后所赢得的丰富。啊，一次投入便是一次灵魂的净化，一次投入便是一次生命的升华。
　　
　　或许，你还会有更多的感叹，或许，你还会有更多的回眸，人言相思难解，只因情缘未尽。那么，就等待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带上那份执着、那份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