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2月5日晨6时许，上海开往南京的“吉和”号轮船正在长江上逆水航行。甲板上，一个清瘦憔悴的青年男子倚着船舷，一手抓着酒瓶，一手捧着海涅的诗集，一边喝酒，一边读诗。南京已经不远了，一些旅客三三两两地走上甲板。突然，这名男子越过船舷，纵身跃下滚滚长江。船上发现后急抛救生物捞救，但水深流急，那人挣扎了几下很快不见了踪影。这位投身赴江流的男子，就是被鲁迅称为“中国的济慈”的朱湘，他死时年仅29岁。
朱湘自杀的重要原因是长期的经济窘困。1926年，朱湘在伙食费都经常交不出的情况下，还自费出钱办了一份名为《新文》的刊物，并由自己一人写稿、编辑、校对和发行。可是因为手头拮据，杂志虽然陆续编定了六期，但只印行了两期便停刊了。朱湘一生中，仅有的一段富足生活是在安徽大学任英文文学系主任的初期，当时他每月有300元的薪水，不仅衣食无忧，而且有闲钱去购买古玩字画。但好景不长，学校不久就开始欠薪，朱湘的高薪成为画饼。他的一个孩子出世不久，就因为没有奶吃而活活饿死，这件事对他刺激很大。
与此同时，朱湘还要面临频频失火的后院。朱湘的夫人刘霓君与朱湘有着相似的身世，二人是指腹为婚。婚后不久，由于性格的差异，一封书信引来了霓君的猜忌，两人感情出现了裂痕。虽然留美期间，两人写很多书信倾诉相思之苦，但归国后久别重逢的欢乐并未持续多久，旧有裂痕便又暴露出来，并且日益扩展和加深。他们时常发生口角，甚至打架，把家具、摆设砸碎，待和好后再去买一套新的回来。家庭不睦，反复无常，缺少亲情，给心灵一直流浪的朱湘无法提供稳定和安宁的归宿。
在从安徽大学辞职后的一年半时间里，朱湘漂泊于长沙、武汉、北平、天津、上海和杭州等地，以卖文为生，不得已时便向旧友们求援和告贷。此时他罹患了脑充血病，加上事业和离家的精神折磨，文思已大不如前之敏锐精进。各报刊又大都是刊出文稿后才支付稿酬，往往杯水车薪、远水解不了近渴，有时竟闹到身无分文、受尽侮辱的地步。有一次在上海，他穿着旧棉袍，由轮船上的茶房“押解”着去找友人赵景深，因为无钱买票，行李被押在船上。这对于清高孤傲的诗人来说，是多么沉重的嘲弄和打击！
朱湘自杀后，闻一多曾在唁函中提到:“子沅(朱湘)的末路实在太惨，谁知道他若继续活着不比死去更痛苦呢！”
在中国新诗诞生初期可圈可点的诗人当中，郭沫若、徐志摩、闻一多和朱湘这四人是并驾齐驱的。就诗的风格而言，郭沫若的诗如不羁的烈火，徐志摩的诗有若璀璨的宝石，朱湘好比无暇的美玉，闻一多则是澎湃的江河。以郭沫若、徐志摩、闻一多三人的成就来说，世人就算不全了解，大多也有所耳闻。而知道朱湘的却几乎是百无一人。这对这样一个对新诗发展做出了诸多创造性贡献的诗人来说，生未能逢其时，死又不能传其名，何尝不是最大的悲哀呢？或许这也是诗人苦难的一种余音吧。
许莉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