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金沙遗址出土了一大一小两件石磬，远古时期，磬的地位非同寻常，古蜀人显然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礼乐；然而，金沙人并未给后人留下线索，这两件石磬到底属于哪位蜀王？哪位工匠才有资格铸造这神圣的乐器？金沙人不曾给后人留下答案，或许，我们可以从磬的历史与沿革中，找到一丝蛛丝马迹。
从某种程度上说，上古时期的乐器史，就是一部磬的历史。在古史的传说时代，石磬往往与三皇五帝联系在一起，地位极其尊贵，这件神奇的乐器奏响的，往往是一个部落或国度的颂歌；在商朝人追思祖先的祭祀仪式上，他们擂鼓，吹管，然而，似乎只有磬的出现，才能令他们满足与平和。早在1929年，三星堆遗址就出土过一块石磬，2006年，一块商周时期的“石磬王”穿越2000多年的古老荣光降临成都平原，石磬在考古发掘中并不多见，三星堆、金沙遗址的石磬便弥足珍贵。在它们背后，我们看到了两个曾经盛极一时的国度和一群陶醉在礼乐中的古蜀人。
音乐古国金沙
距今2000多年的金沙遗址是商周时期成都的缩影，也是后人开启一个古老国度与一段失传历史的大门。迄今为止，金沙共出土文物6000余件，庞大的数目背后是日复一日地祭祀活动。或许，史前的金沙人用了数百年的耐心，在一片他们眼中的圣土上，反复进行着一系列令人匪夷所思的祭祀仪式，象牙，石器，玉器，黄金，青铜，所有金沙人都愿意倾其所有，献出他们的全部财富。
然而，对于这些执着的古蜀人，西汉史学家扬雄在《蜀王本纪》中的评价仅仅是一句轻描淡写的“不晓文字，未有礼乐”。1986年，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礼器、乐器已将扬雄的断言留在了历史深处。2006年6月10日，金沙也开始回应。这一天，金沙遗址出土了100多件文物，最引人瞩目的，则是一大一小两件石磬。
大石磬长107厘米，宽58厘米，厚3.7厘米，另一件则略小，石磬有孔，数千年前，它们或许曾悬挂在古蜀国某处神秘的场所。大石磬上并无图案，小石磬上则隐约能看到两组“弦文”，显然，这个符号出自金沙人之手，它代表什么？是为了装饰？还是隐藏着一些不为人所知的信息？为何大石磬上反而没有任何纹饰？金沙人没有留下答案，甚至无暇给后人留下任何暗示。
石磬是远古时期的重要礼、乐器，它们的出现，预示着金沙人已经拥有了自己的音乐。敲击石磬，尚能听到饱满、清脆的响声，金沙古国的工匠无疑是一些好手，他们的作品在今天仍能奏响奇妙的乐章。
中国磬的历史
甲骨文中，“磬”字的写法，是一人站立，作敲击悬石状，郭沫若认为“其意若曰以手击磬，耳得之而成声”。“磬”字的由来与它的演奏方式不无联系，磬演奏时需悬挂起来，因此上方都有悬孔，金沙石磬自然也不例外。
上古时期的磬往往与三皇五帝、夏启联系在一起。《尚书·舜典》记载：“帝（舜）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这里的“石”，就是石磬。夔是舜时的乐官，舜令他掌管礼乐，教化子民，于是夔就想到了石磬，以石块敲击石磬，以手拍打石磬，在富有鼓动性的音乐声中，部落的猎人蒙上各种各样的兽皮，装作百兽，集体舞蹈，在出猎之前，为神灵献上祭祀仪式，祈祷满载而归，在疯狂的呼喊声中，一个部落达到了灵魂的高潮。
夏代大禹与其子启也用磬，用处却截然不同。相传大禹在王宫前悬挂钟与磬，谁要进献治国之道，就敲钟；谁要上奏令人忧虑的事情，就击磬。夏启则是一个颇会享受的君主，《墨子·非乐》记载，夏启曾在野外举行了一场宴会，席上也有石磬助兴，敲击石磬奏响乐章，君臣疯狂饮酒，以曼妙的舞姿跳着一种叫“万舞”的舞蹈，乐声响彻云霄。
到了商代，古人的制磬技术已日臻成熟，从春秋时期齐人在《考工记》中的记载，不难管窥制磬的复杂工艺：“其博为一，股为二，鼓为三。三分其股博，去一以为鼓博；三分其鼓博，以其一为之厚”。这里的“博”、“鼓”指的是磬的部位，各部位之间有严格的规定，这样制成的磬才符合标准。商王朝规定：祭祀天地山川，当用石磬；祭祀祖宗先帝，则敲玉磬。《诗经·商颂》是商朝人追思先祖的乐歌，祭祀仪式中，既有“奏鼓简简”，又有“嚖嚖管声”，最后在“依依磬声”中，才达到“既和且平”，在他们心目中，磬似乎代表着某种标准或平衡。
周朝的磬被涂上了一层等级色彩，玉磬成为王权的象征，只有王宫中才能悬挂，诸侯大臣若胆敢悬挂玉磬，那便意味着僭越。在周代，颂读诗歌，有“颂磬”；伴奏笙管，有“笙磬”。磬的地位崇高，制磬的工匠也由此高人一等，享有“乐师”的礼遇，还有一些人专门从事击磬教育，他们被称为“磬师”。
时至春秋战国，磬的使用已有改变，此前的磬多是单独出现，称为“特磬”，春秋战国则出现了编磬，大大小小的石磬编成一组，每只磬有不同的音色，便能敲击出一曲完整的乐曲，与编钟相似。1978年，湖北曾侯乙墓同时出土了一组编钟与编磬，编钟64枚，编磬32枚，经音乐家测试，磬的音域跨三个八度。从编磬上的铭文看来，磬与钟音律相符，相得益彰，故常在一起演奏，钟声的清脆，磬声的悠扬，看来曾一度令曾侯陶醉。
考古学上，金沙遗址距今约2000余年，大约相当于中原的商周时期，此时是特磬的时代，成都平原也不例外，三星堆、金沙的石磬都是特磬。或许，为了效仿大禹，古蜀王的王宫前悬挂着磬与钟，当战争抑或是洪水等不幸降临之时，金沙人便去敲击这只磬，悲鸣的响声便迅速传遍了整个成都平原。或许，会是另一个远古场景：巫师敲击着石磬，口中念念有词，听到敲击声的金沙人彷佛戴上了魔咒一般，歌唱，跳跃，舞蹈，祷告，在一片圣土上，石块在石磬上来回撞击，一望无际的象牙，玄妙的青铜人头，耀眼的玉壁，散发着璀璨光芒的太阳神鸟，与疯狂的金沙人一起上演着一段原始而沧桑的舞蹈。
“磬王”降临成都平原
虽然出土不多，磬的历史并未停留在传说阶段。龙山文化时期的象陶寺遗址出土了100余件随葬品，却只有一件石磬；青海柳湾遗址埋着成百上千座史前墓葬，只有一座木棺大墓出土了石磬。1974年，考古学家在山西夏县东下冯发现了一件石磬，其年代大约距今4100年；河南偃师二里头一直被认为与夏王朝有着某种联系，这里也出土过一件石磬，距今3800年。由于磬在古代只有王者之尊才有资格享用，因此在考古发掘中极少出土，或许，一件磬背后，就隐藏着一个失传的古国与一位曾经显赫的君主。
奇怪的是，虽然地位崇高，这些遗址出土的石磬并不精美，古人只是稍加打磨便草草了事；此时的石磬样式也不固定，千奇百怪，甚至与生产工具石犁、石铲并无太大区别，晋代郭璞就说：“罄形似犁棺，以玉石为之”，这里的“犁棺”便是石犁。甘肃省博物馆藏有一件石犁，上面跟石磬一样穿了孔，敲击也能发出悦耳的音乐。远古人类在缶（一种瓦器）上蒙上麋鹿皮击打，听到“咚咚”声，于是发明了鼓，考古学家据此认为，古人在田间劳作，石犁、石铲偶尔撞击石头，发出悦耳的响声，长此以往，便把一些犁、铲单独悬挂起来敲击，这才发明了磬。
商周时期的石磬开始彰显着艺术的魅力，1950年，安阳殷墟武官村商代贵族墓中出土了一件石磬，上面雕刻着一只猛虎，张着嘴巴，鼓起双眼，全身匍匐，似乎正欲扑向猎物，这件石磬被称为“虎纹石磬”；1973年，安阳小屯村一带又发现了一件龙纹大石磬，长88厘米，高28厘米。这两件磬都是半圆形的，其实，也有一些石磬是曲折的，后人由此将弯腰称为“磬折”，《史记》就记载“西门豹簪笔磬折，向河立。”
考古学家发现，夏商周三代石磬的长度，似乎存在着某种约定：山西夏县东下冯石磬长66.8厘米，宽28.6厘米；殷墟虎纹石磬长84厘米，高42厘米；龙纹大石磬长88厘米，高28厘米。这三件石磬在中原石磬中已属大型，却从未超过1米。这种所谓约定在成都平原并没有市场，金沙石磬达到了惊人的107厘米，是迄今为止商周时期的“磬王”。谁能想到，在中原史籍中被称为蛮夷之地的西南，竟然出土了全国最大的石磬。金沙古蜀王似乎有着惊人的魄力，他一声令下，古蜀国的工匠便炸开了锅，他们寻找到一块巨大的板岩，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精心磨制出了这块石磬。在一个巫师占卜出的黄道吉日，不知是谁第一次敲响了这块“磬王”，也不知有多少金沙子民在它的乐章中陶醉。
然而，当考古学家将金沙石磬与三星堆石磬对比时，却又发现了另一些谜团。
三星堆遗址也出土过一件小石磬，磬为绿灰色，表面经过三星堆人的精心雕凿，光滑细腻。敲击时，声音虽不大，却有余音绕梁之感。令后人费解的是，它竟与《考工记》里记载的中原石磬的形制如出一辙，这便给了后人一些暗示：难道3000年前的三星堆工匠洞悉中原的礼乐制度，据此造出了这件石磬？还是这件石磬本出自中原人之手，辗转流落到了三星堆人手中？显然，三星堆石磬更像一个舶来品，金沙石磬则散发着强烈的古蜀气息，它庞大的体积，便彰显着金沙人的特立独行。
三星堆与金沙这两处史前遗址出土了为数众多的礼器、乐器：奉献给太阳的青铜神树，代表着四季与十二个月的太阳神鸟，祭祀山川的玉璋、玉壁、玉戈，象征天圆地方的玉琮；吹奏乐器陶埙，礼乐重器石磬。在这些文物背后，两个古国的影子若隐若现，历史彷佛定格在一些片断：祭祀山川，歌颂太阳，用音乐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在石磬悠扬的敲击声中，一群古蜀人就这样陶醉在成都平原上。（萧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