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志华
女人向来是话多的。林海音女士有一次说起语文学家赵元任博士夫妇时，就指出他们“是值得一提的一对有趣的老夫妇”。赵博士虽然高歌一曲《教我如何不想她》流传风行了几十年，但是他在家中却是一位“一言不发”的丈夫。
有人访问赵家，就只听赵太太一个人的。赵太太在她那本写得妙趣横生、文笔极好的自传中也承认：“我有一个第二女低音的声音、我接电话说‘喂’的时候，对方说：‘请赵太太听电话。’我说：我就是赵太太。’我的声音很大。我同旁人辩论的时候，若是双方同样有理，我常常胜利。”
如此想来，作为语文学大家的赵博士，即使语言学学得再好些，在家中也还是要常常哑口败北。一个出了名的语文学家的丈夫，也是对付不了一个不学语文学的太太。
对于女人的话多，梁实秋先生更是把它上升归纳为普遍规律。梁先生说；“女人的嘴，大概是用在说话方面的时候多。女孩子从小就往往口齿伶俐，就是学外语也容易琅琅上口，不像嘴里含着一个大舌头。等到长大之后，三五成群，说长道短，声音脆，嗓门高，如蝉噪，如蛙鸣，真当得好几部鼓吹！等到年事再长，万一堕入‘长舌’型，则东家长，西家短，飞短流长，搬弄多少是非，若出无数口舌；万一堕入‘喷壶嘴’型，则琐碎繁杂，絮聒唠叨，一件事要说多少回，一句话要说多少遍，如喷壶下注，万流齐发，当者披靡，不可向迩！一个人给他的妻子买一件皮大衣，朋友问他‘你是为使她舒适吗？’那人回答说：‘不是，为使她少说些话！’”对女人的话多痛恶如此，男士们在此问题上的观点就很可见其一斑了。
丰子恺先生逝世后发表的遗作中，有这样一则札记：“有人说，世间女子大都比男子多说话，一年之中，只有二月里少说些。何以故？因为二月只有二十八天。”
丰先生没有对此发表评论，但这则札记本身就是一种表态。
盼女人少说话，恨女人多说话，古今中外的男士竟同存此心。古希腊诗人萨拉朱斯雷有两句非常幽默但也非常刻薄的《咏蝉》小诗：
蝉的生活多么幸福呀，因它们有不会开口的太太。
昆虫学告诉我们，所有会叫的蝉都是雄的。据著名的昆虫学家法布耳说，雌蝉不仅不会叫，它们甚至连听觉也没有。法布耳曾在雌蝉的树下冷不丁放了一枪，而雌蝉们似乎无动于衷。
看来总是世间的男子受了太多的女人说话带来的折磨，所以才会生出“不开口的太太”之想。奇怪的是，但看他们结婚或领教话多之苦后再婚时总不讨哑巴来作老婆。
其实男人还是要女人们说话的，光他们同性对话总不免寂寞，只不过他们不想听女人讲油盐酱醋柴米茶之话，也不想听阿大尿床、阿二跌跤之话。
男人们不嫌女人们话多的首先是情“话”。所谓情话绵绵，从不见人嫌其长，更不见人嫌其多。
梁实秋先生自己的婚姻大事就得力于女方的“话”。不信你看梁先生的自白。
梁先生说：“我遵照指示大胆的拨了一个电话给一位夙未谋面的小姐。季淑接了电话，……她生长在北京，当然说的是道地的北京话，但是她说话的声音之柔和清脆是我所从未听到过的。形容歌声之美往往用‘珠圆玉润’四字，实在是非常恰当。我受了刺激，受了震惊，我在未见季淑之前先已得到无比的喜悦。”
梁先生自己赞了一通嫌不够，还搬出大文豪来助威。“莎士比亚在《李尔王》五幕三景有一句话：
她的言语总是温和的，
轻柔而低缓，是女人最好的优点。”
这位北京话说得柔和清脆又道地的季淑女士后来就成了梁太太。
男人们不嫌女人们话多的还有是奉承话。男人说煤球很白，女人就要接一句“白得像元宵”。男人说墙壁很黑，女人就要对一言“黑得像锅灰”。夫唱好随，鸾凤和鸣，琴瑟调和说的就是这意思。
男人们不反对女人话多的还有一种话是男人想说又说不出口需要女人为他代说的那种话。譬如想走门路谋一肥缺或出一趟国门，要在上司那里打通关节；或者是上门来送礼的礼太薄了，有必要开导一番，这时男人们就叫女人们去说话，无论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还是口角春风，花言巧语，都一律的不反对。
所以现在一谈廉政，马上就提出个先从夫人们廉起的问题。实在也还是因为女人们话多，言多必失，祸从口出，让人抓住了把柄的缘故。
男人反对女人话多。实际上是很内外有别的。他们一般都反对自己的女人活多，并不反对别人的女人话多。对于别人的女人的话，他们倒常常作出高山流水式的反映，你一言我一句地说“话”嫌不够时，他们还要写“话”。西方十八世纪夫人们的沙龙和冰心女士笔下的《我们太太的客厅》，造就了多少有成就的文学家、艺术家、音乐家、哲学家乃至科学家。曹雪芹就是听了很多女人的话，才写成《红楼梦》。一部《金瓶梅》也是女人的话多。没有女人们在那里说着那么多的话，我们的文明大概还要落后许多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