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查海生与我同时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同学四年，小查在我头脑里留下深刻印象的主要有两件事。
第一学期上大课的时候，他喜欢抢别人的军帽戴。那年他才十五岁，个子不高，不胖不瘦，满脸稚气，戴上军帽，做一个鬼脸，活像《闪闪的红星》里的潘冬子，煞是可爱，所以，同学中的兵兄兵哥们也就很乐意让他抢帽子。正因为如此，年龄大的同学（包括我）都喜欢叫他冬子或小冬子。
到了高年级的时候，冬子喜欢上了哲学。一次闲聊的时候，他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尼采、萨特，再到后尼采、后萨特，褒贬了一个遍，俨然一个哲学史专业的博士生导师的气派，硬是让我这个平时也喜欢读点黑格尔并号称“刘克思”的人目瞪口呆。我当时想，冬子说不定会像马克思、列宁那样放弃法律专业而成为哲学家。
毕业后，冬子被分配到中国政法大学校报当编辑，我则到了江苏省委党校任教，彼此从未联系过。1988年北大九十周年校庆的时候，许多同学都回校了，而冬子没有。北京的同学说，查海生已经是著名的大诗人了，在文学界和青年学生中很有影响。“是吗？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他用的是笔名。”“是不是冬子？”“不，是海子。”从此，我知道了查海生就是著名诗人海子，著名诗人海子就是喜欢抢军帽戴的小冬子。
当我再次去北京的时候，同学说，冬子自杀了，自杀的原因说不清楚。那悲剧发生在1989年3月，他刚满25周岁。他的死，让我多少年叹息不已。或许是为了纪念，或许是为了忘却，我决心好好读一读海子的诗。图书馆里找不到，就是逛书店，店架上也找不到，就问售货员，售货员不屑地说：“买孩子的诗到儿童柜台呀，问我干啥？”这使我更加惆怅，原来卖诗的人却不知道那么著名的大诗人海子。是海子不著名呢？还是卖诗的人太无知、太不称职呢？我很扫兴，扫兴得丢下海子而忙别的事去了。
上个千年的最后一年，1999年，我终于从书店的文学柜台上而不是儿童柜台上买到了一本《海子的诗》。那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最新版本，印数已达三万，在诗歌不景气的今天，这是一个高印数了。我不得不承认：小冬子确实是一个著名的大诗人。
然而，读完了诗集中的一百四十多首诗后，我的情绪更坏了。除了字里行间还能显露一点当年小冬子的灵气之外，从头到尾逻辑混乱，语言拉杂，病句连篇，哪里像冬子的文笔？哪里像一个有深厚法学功底和哲学功底并担任新闻理论编辑的大学教师的文笔？
试以《天鹅》为例分析如下：
夜里，我听见远处天鹅飞越桥梁的声音
我身体里的河水
呼应着她们 这三行除了“桥梁”令人费解外，总体上还算不错。
当她们飞越生日的泥土、黄昏的泥土
有一只天鹅受伤
其实只有美丽吹动的风才知道
她已受伤 她仍在飞行
这四行中的问题就比较多了。第一，什么叫“生日的泥土”？什么又叫“黄昏的泥土”？这只能使人感到莫名其妙。第二，“当她们飞越”在时态上是过去时呢还是过去完成时呢？中国人可以不管，但若要翻译成外文时，则不能不管。可惜，最优秀的翻译家恐怕也无能为力。第三，“美丽吹动的风”中的“吹动”一词完全是多余的。任何风都是动的，不动还叫风吗？所以，“美丽的风”就足够了，不需要画蛇添足，搞成“美丽吹动的风”。如果要想进一步赞美风，可以在美丽后面加上温柔、善良、潇洒、细心、体贴、敏感、酷等等词汇中的任何词，都比“吹动”好得多。
而我身体里的河水却很沉重
就像房屋上挂着的门扇一样沉重
当她们飞过一座远方的桥梁
我不能用优美的飞行来呼应她们
这四行也有很多毛病。第一，“而……却”的转折毫无道理。如果天鹅飞得很轻松，“而我却很沉重”当然是对的。可是，上文已经交代，天鹅飞得很沉重，既然如此，有什么必要在“我很沉重”的句子里加上转折词呢？用“也很沉重”或者“越来越沉重”都比“却很沉重”好。第二，用“门扇”比喻沉重也很不妥。如果真的想表达沉重，用什么比喻都比用“门扇”好。俗气一点的如泰山、铁板、大理石、秤砣等，时髦一点的如质子、泥石流、冰川、流星雨、白矮星、黑洞等，抽象一些如铁流、星流、五行山、千级浮屠，等等等等，哪一个不比门板沉重？“门扇”算老几？它能让房屋感到沉重吗？房屋是吃干饭的吗？房屋是吃素的吗？如果是为了调侃，并非真的沉重，用鹅毛、鸿毛、挂历、三角裤等不也比“门扇”好得多吗？第三，“当她们飞过一座远方的桥梁”用词不当。如果这里的“桥梁”和第一段里的“桥梁”是同一座“桥梁”，那么这里的“一座桥梁”就应当改为“这座桥梁”或者“那座桥梁”。如果这里的“桥梁”和第一段中的“桥梁”不是同一座桥梁，就应该说成“另一座桥梁”。加一“另”字，举手之劳，不为也，非不能为也。
当她们像大雪飞过墓地
大雪中却没有路通向我的房门
——身体没有门——只有手指
竖在墓地，如同十根冻伤的蜡烛
这四行中明显的毛病也不少。第一，第一行中的“当”没有必要，第二行中的“却”应当省略。第二，“身体只有手指”这句话没有价值，也不合情理，如果将“只有手指”改为“只剩手指”可能有点意思。第三，“冻伤的蜡烛”纯粹是胡编乱造。手是可以冻伤的，蜡烛是不可能冻伤的，冻伤的手又红又肿，不会像蜡烛，像蜡烛的手必定是死亡的手，苍白、冰凉、僵硬。手指像蜡烛已经足够悲惨、足够恐怖了，还要让它像“冻伤的蜡烛”，怎么个像法呢？请教方家：蜡烛如何才能冻伤呢？冻伤之后又是什么样子呢？如果作者并不想让读者得到一个较为具体的想像，干脆就将这“冻伤的蜡烛”改为“甲乙丙丁戊”或“ABCDE”就是了，又何必用“冻伤”和“蜡烛”这些具有具体意象的词汇呢？既然使用了具有具体意象的词汇，说明作者并不希望读者瞎想像。既然如此，为什么就不能稍微推敲、锤炼锤炼呢？
在我的泥土上
在生日的日子里
有一只天鹅受伤
正如民歌手所唱
最后这四行似乎是想做一个总结，好像写得不错。但是，如果将“在我的泥土上”改为“在我生活的土地上”，将“在生日的日子里”改为“在生日的那一天”，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呢？泥土可以捧在手上、装在兜里，日子一般不止一天，让天鹅在泥土上飞翔，岂不受罪！让生日拖上好几天，产妇是何等悲惨！作者为何如此故意搞乱语义、污染语言呢？
一转眼，新世纪、新千年到来了。2000年7月中旬，我到上海大学参加一个叫做“法律语言学”的“国际研讨会”，会上遇到了中国政法大学从事文学教学工作的扬阳女士。我们很自然地聊了起来：“你知道查海生吗？”“不知道。”“小个子，长得像冬子，开始是校报编辑，后来好像也兼点课，爱谈哲学，还写诗。”“法大人太多，不熟悉这个人。”“你教文学的，居然连你身边的著名大诗人也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海子？”“对呀。”“你早说海子嘛！谁知道查海生查江生的？”
扬女士告诉我：每年春天，在海子的忌辰，学生们都要举行一些仪式，祭奠祭奠他们的小前辈、大诗人。
扬女士是中年人，是大学教师，还是文学教研室的主任，不属于容易激动的少男少女，她的激动和赞美肯定很有道理，于是我被深深地感染了。我要拜读，我要研究，我要寻找，我要好好欣赏欣赏小冬子的《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巧得很，上海会议结束没几天，我订阅的《书屋》到了。上面有一篇摩罗先生的文章，题目叫做《体验爱体验幸福》，它将《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三段十四行全诗恭列于文前，然后进行赞美，赞美的篇幅少说也有一千五百字吧。
摩罗先生虔诚地说：“打动我的不是激情，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美感之类。打动我的是这首诗的平静和朴素，以及在平静和朴素之后像天空一样广阔无垠的爱和幸福。”
摩罗先生的赞美和扬阳女士的赞美显然是一致的。现在就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首诗吧。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一个人既能“喂马、劈柴”，又能“周游世界”，既“田园”又“洋派”，既“古典”又“现代”，当然很潇洒、很幸福。但是，这一切为什么要“从明天起”呢？如果明天就能做到这一切，说明今天已经是一个幸福无比的人了，不必等到明天，等到明天再去做幸福的人，说明主人翁并不会体验幸福、享受幸福。如果明天做不到这一切，恐怕明天也仍然幸福不起来，那么所谓明天的幸福就不过是幻想和梦呓。这里哪有“广阔无垠的幸福”？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当然也算是一种境界，但是如何关心呢？却没有了下文。这在形式上与一二两行不对仗，在内容上有严重残缺。第四行“我有一所房子”，并且“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与“关心粮食和蔬菜”无关。
一个官僚或主教，天天说要关心、重视老百姓的菜篮子和米袋子，计划了多少工程，结果什么也没有做，却跑到海边建了一座自己享用的花园别墅。这就是“广阔无垠的爱”吗？既然不想将“关心粮食和蔬菜”的心情变成行动，干脆不去关心不好吗？如果改为“从明天起多吃米饭和蔬菜，并拥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不是更真诚一些、更可爱一些吗？
如果那一所房子暗指作者日后的墓地，如果他当时就已经想到日后要在海滨自杀，却要关心粮食和蔬菜，岂不是更加虚伪吗？
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
告诉他们我的幸福
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
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这四行看起来境界很好，其实也经不起解构。前一段说主人翁将有好多好多幸福，这一段里幸福却变成了闪电。闪电一闪而过，不能持久，又何谈幸福！所以，说“幸福的闪电”不如说“幸福的河流”。将自己的幸福告诉每一个亲人足矣，又何必“告诉每一个人”！这是不是有点自我炫耀？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
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承接“我将告诉每一个人”，当然很好，可是中间却硬插了关怀山的句子，显得很做作。是不是为了凑足“十四行”硬加上去的呢？连最基本的语法修辞规则都不尊重的作者，又何必拘泥于“十四行”的俗套呢？对陌生人的祝福看起来很丰富、很真诚，其实就是“工作顺利，家庭幸福”这八个俗字，没有什么特殊关怀，更谈不上所谓“广阔无垠的爱”。
“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当然是和陌生人对比的。从口气上看，好像是说：幸福你们尽管拿走吧，我只要一点点。但是，这一点点却要“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内涵远远比陌生人的幸福丰富。既然如此，又何必假惺惺地说“我只愿”呢？干脆说“我却要”、“我更要”岂不真诚？如果“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暗示作者将来要在海滨自杀，那也可以和对陌生人的祝福形成一种不矛盾的对比，也无可无不可，只是亵渎了幸福和爱等等词汇。作者不是死刑犯，不是非死不可，为什么不好好活着以继续为自己也为他人创造爱和幸福呢？自杀的人们，不是为了逃避就是为了反抗，不是为了反抗就是表示轻蔑，他们的祝福能让人感到幸福吗？
根据上面的分析，“海子的诗逻辑混乱、语言拉杂、病句百出”的观点可以成立了吧！
然而，病句百出又能怎么样呢？不是照样很流行吗？不是依然有很多崇拜者吗？这就叫病句走大运，不服不行！
看看这些年走红的哲学、文学、法学、经济学著作吧，究竟有几本不是靠病句支撑的呢？病句走大运，不服不行！
病句走大运并不是“中国特色”，而是一个世界潮流，是一个历史时代。
请看那《尤利西斯》，有一句话这样说：
I am always getting enough for 3 forgerring。这不是明摆着的狗屁不通的病句吗？然而，人们却将它当作神谕对待，虔诚研究，恭敬翻译，白首不疲。日本的翻译家们多次将它翻译成“买上三先令的，就足够了，可我总是忘记”，从来未对英文原文说半个不字。中国的文洁若女士一本正经地对日本学者们说：你们翻译错了，应当翻译为“我总是买上足够三个人吃的净忘记”〔1〕。真是剪不断理还乱，越理越乱，越乱越理，《尤利西斯》的名气也就越来越大。你想动摇《尤利西斯》的地位吗？那是蚍蜉撼大树，根本不可能。处在一个病句走大运的时代，又有什么办法呢？
再看看科斯吧。
科斯，出身于英国，成年后定居美国，任教于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年青的时候写过一篇叫做《企业的性质》的文章，很有思想，文笔也很不错。可是，该文发表后几十年无人问津。大概过了三十年，科斯又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社会成本问题》，拉里拉杂地写了十万字（英文的字），思想混乱，语言生硬，病句很多〔2〕。然而，就是这样一篇文章，发表后不久就流行起来了，并且被编入了经济学教科书。以后，人们从中搞出了一个科斯定理。再以后，科斯获得了1991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科斯定理是什么呢？全世界的经济学家多年来争论不休，莫衷一是，而科斯本人却拒绝对谁是谁非的问题表个态〔3〕。科斯仅仅说：
I did not originate the phrase,the“Coase Theorem,”nor its precise formulation,both of which we owe to Stigler.〔4〕
这段话可以译成这样的中文：“我没有创造过‘科斯定理’这个概念，更没有给‘科斯定理’下过精确的定义，这两者都要归功于斯蒂格勒”先生。
其实，真正懂得科斯定理的恐怕只有三个人。
一个是科斯本人，但他拒绝解释。
第二是上海财经大学的程恩富教授。他说：将一些简单的常识说成是伟大的定理，“似乎显得当代人的思维也太贫乏了”〔5〕。
第三个人是井蛙四郎。他说：“《社会成本问题》以一些半生不熟的经济学语言蒙住了法律学家，又以一些半生不熟的法学语言蒙住了经济学家，以‘不明确’和病句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6〕
无论出自本人的真诚拒绝，还是来自他人的理性批评，那都无济于事，全世界的经济学、法学著作都在大谈科斯定理，甚至文学家们也用上了科斯定理。这就是时代，病句走大运的时代。
在古代，在中世纪，以及在近代的大革命前后，有几个作家、学者是靠病句取胜的呢？那时候的诗文也可能出现病句，但没有人会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可是，时代不同了，据说现在已经到了后现代，后现代当然要有后现代的风采，要酷，要抛弃一切规则，所以，病句走大运也就理所当然了。不懂得这一点，就会落伍，就会被时代抛弃，就会自绝于世界历史潮流，就怨不得人。
弄懂了时代，才能跟上时代，才会有正确的抉择：要想成名，要想走大运，要想自已的诗文发表得容易些，不妨多来点病句。只有病句多了，人们才不容易读懂；人们读不懂，才会觉得你的诗文深奥、有水平，你的诗文也才能流行起来。如果你写了很多病句，想拒绝成名、拒绝赞美那也不可能，科斯就是最好的例子。如果你写了很多病句，即便自己羞愧得想自杀，甚至真的自杀了，那也无济于事，也挡不住你的诗文的流行，海子就是最好的例子。
注释：
〔1〕《书屋》2000年第7期第63～64页。
〔2〕参见井蛙四郎：《产权学家治学态度质疑》，见《理论文萃》1997年第4期。
〔3〕参见吴易风：《西方产权理论和我国产权问题》，载《高校理论战线》1994年第4期。
〔4〕见The firm,the market,and the law 第157页，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5〕见《西方产权理论评析——兼论中国企业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第69页。
〔6〕《西方产权学说质疑》，见《法学研究交流》1998年第2期第2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