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孝廉选才，起于汉代止于汉代。发起人就是那个把儒学顶为“国教”、在桎梏国人上雪上加霜的儒生董仲舒。班固在《董仲舒传》中说:“州郡举茂材、孝廉, 皆自仲舒发之。”可见，举孝廉始作俑者，又是此人。
“举孝廉”的思想源于《孝经》的“以孝治天下”,《孝经》上说“夫孝,天之经,地之义”。这很合乎汉朝当家人的口味。据《汉书》载,汉代的“孝治”思想由来已久,刘邦当上皇帝后,即上其父为“太上皇”,这个在战场上扬言与政敌项羽“同分父亲一杯羹”的忤逆之徒，在取得天下后，突然高举“孝”字大旗，做起大孝子来。自此，大汉尽吹孝风。
为什么“无父”的刘邦为自己画上了大孝子的脸谱呢？为什么汉朝历代皇帝如此喜欢把“孝”字挂在嘴边？
他们提倡的所谓孝，不在其表，而在其里。“孝敬父母”是表，让普天下人都做皇帝的“好子民”才是里子。汉文帝刘恒就曾直言不讳地说过：“孝悌者，天地之大顺也。” 所有人都成了子民顺民，统治者的宝座也就稳定了。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借题发挥，把“孝”字大旗创造性地发展为自己的政改策议。汉武帝“从善如流”，于是纳董建议把“举孝廉”确定为基本的用人制度。从此，大汉便将“孝、廉”作为选拔朝廷官员德行标准，每年都要在全国进行一次“举孝廉”，全国各郡荐一名孝子，一名廉士进朝入仕。
“举孝廉”开始是两个科目：“孝”与“廉”是分开的。即孝子与廉士。后来合称为“孝廉”，是汉代察举制中最为重要的岁举科目，“名公巨卿多出之”﹐举孝廉成为汉代政府官员的主要来源。
“推荐—考察—基层任职锻炼”。举孝廉基本上分“三步走”。孝廉举至中央后﹐按制度并不立即授以实职﹐而是入郎署为郎官﹐承担宫廷宿卫﹐目的是使之“观大臣之能”﹐熟悉朝廷行政事务。然后经选拔﹐根据品第结果被任命不同的职位，如地方的县令﹑长﹑相﹐或中央的有关官职。一般情况下，举孝廉者都能被授与大小不一的官职。
“孝”与“廉”，原先在孔子儒教那里，不过是个人修身的道德目标，也就是说，是士大夫或君子应该达到的人格，与仕途无干。但是到了汉武帝的董式儒教时代，当“举孝廉”成为当时社会成员进入官场的主要门径之后，孝敬父母，廉洁自守，一跃而成为可以邀名贾利的手段。对象从目的变为手段，很快就散发出馊败味道。形形色色的“孝廉”开始在强大的“国教”影响下出笼。“士子”们在官方的鼓励下，开始比赛谁更“孝”、更“廉”。“孝”与“廉”成为一种表演。
汉代的“孝廉”竞赛，完全可以看作一场连绵不断的出演。从某种意义上说，董仲舒的“举孝廉”提议，开创了国人表演的先河，从根本上戕害了民族性格，泯灭了民族的才气。
从表面来看，以德为先当然也没什么不对，但是德这个东西并非是个标准量化之物，是可以伪装的，可以务虚的，所以是靠不住的。
事实证明，举孝廉选拔的“人才”鲜有真才，而大多是伪君子。 “举孝廉”虽然突出了孝德，但弊端很大，往往有人为了入仕，既不用功读书，也非真的行孝，而被一些冒充孝子的官迷钻了空子。
“举孝廉”制度，名为“德而优则仕”，实为“伪而优则仕”。“禄利”二字击中“举孝廉”的要害。势利之念猖狂于中，是非之辩则为之昧。西汉因此培养了一批“禄利”之徒、伪君子。所谓“以孝治天下”的“盛世”、“尧天舜日”，其时正是“伪君子”“伪圣人”辈出的时期。有史以来“伪君子之最”王莽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选拔孝子做官的西汉，却一度被“大孝子”夺取江山——大新皇帝王莽的横空出世，标志了大汉“举孝廉”人才体制的彻底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