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最漫长的一次朋党之争，是中唐牛李党争。长达40年的牛李党争不仅把中唐拖入晚唐，而且还毁了大量人才，最后使得晚唐几无贤才可用。
那么，牛李党争毁掉的最大一位人才是谁？
我以为当属家喻户晓的杜牧。
杜牧之所以今天还被大多数人知晓，是因为他的诗歌。然而当世的杜牧，却是一个政坛人物，他的理想也不在寄情山水，而在兼济天下。杜牧的祖父杜佑乃大唐名相，一生曾留下相当的政治业绩。但杜牧在50年短暂的生命里，不仅几无耀眼的政治作为，而且还一度迷失人格，退化为“官场变色龙”。
就杜牧的才华而言，他本可以在政坛上有所作为。但为什么一事无成、沦为“官场变色龙”？
这一切皆因他赶上了牛李党争时代，仅活了50岁的杜牧，被动搅和在长达40年之久的牛李党争之中，劳心费神的他渐次被废，成为党争逆淘汰游戏中的牺牲品。
中国历史上的文人群中，能武的甚少，而杜牧就是凤毛麟角的能文能武者。他不仅写得一手好诗，而且还懂兵法。杜牧对兵法，既非文人纸上谈兵，也非一知半解。如果说缺乏实战经验的他是个军事家的话有些过，那么说他是个出色的“军事学家”则名至实归。
然而，这个出色的“军事学家”长期困扰在牛李党争的夹缝中，难以作为。
牛李党争其实是唐朝官僚集团内部土崩瓦解的象征，尽管牛僧孺李德裕都不是酒囊饭袋，有能力有功于国家，但搁在一起，就是一对无法调和的死掐蟋蟀。牛李两大派官僚窝里死斗，“你方唱罢我登场”，这种争斗与两派官僚的命运一样变幻无常。
而本来为“无党派人士”杜牧，在这种形势下，不想出局就也只能首鼠两端了。孤傲的杜牧在某种程度上，也不得不成为骑墙派。尽管他未必不想做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但那毕竟是真空独立的幻想，而不是现实的哲学。别人结党营私而你却刚正不阿，你就成了“异己”，“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你不投靠某个政治集团，就必然失去政治靠山，下场便可想而之了。
在杜牧30岁左右的英年时期，曾经被牛党党首牛僧孺赏识，得监察御史，任上也颇得意，然而昙花一现，此消彼长，另一方面，他在同样是他上司的李李德裕那里就看不到好脸色了。
在牛李之争中，杜牧曾一时倒向牛僧孺，但李德裕也提拔过杜，当过杜牧的伯乐。所以，杜牧迫于形势，忽左忽右，忽冷忽热。
在跟着李党干的时候，杜牧对党首李德裕拥护之至。李德裕对藩镇用兵、对抗回纥吐蕃、清理江贼、贬斥佛教，杜牧上书表态，坚决拥护。他不仅给李德裕出谋划策，还一再说“某受恩最深”，并称赞李德裕“庙算深远”、“文德素昭，武功复著”、“上符神断，潜运庙谟”。李德裕还算赏识他的才干，并采纳了他的一些建议，打了一些胜仗。
而在跟着牛党干的时候，杜牧便倒戈李党，他一边给党首牛僧孺写墓志铭时几近夸张奉承之词，一边对提拔过自己的李德裕又大骂起来，可见，党争把这样一个大才子变成变成了情绪化动物。
与其说，政治现实把大诗人逼成变色龙，不如说，党争的毁人游戏把一个人才首先从人格上摧毁。
以人格的代价来换取升迁的机会，这种选择对心高气傲的杜牧来说，无疑是无比痛苦的。
但是，即便是他首鼠两端左右逢源，骨子里的孤傲还是被上司看穿了眼。他们都没有从心底把这个人才看定为自己的人。李赢，杜牧不得志，靠边站；牛赢，杜牧同样不得志，靠边站。相比那些彻底失魂、从精神上也成为变色龙的同僚，他所遭受的是逆淘汰。
史载，当牛党得势后，“凡（李德裕）所薄者，必不次拔擢之”，而唯有杜牧“远弃，其道益艰”，被外调到更远的桐庐。由此可见，杜牧其实并不真正算哪一派，谁也不“待见”他。
长达40年牛李党争，几乎贯穿了杜牧的一生，牛李党争结束了，杜牧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杜牧平生做的最大官是中书舍人，相当于朝廷的机要秘书，正五品官。但是，那已是他的垂暮之年了。诗人在那个“高位”只干了不到一年，就耗尽了生命最后一滴血，撒手人寰。
一个文武双全的人杰，在并不太平的世道，终生壮志未酬，升迁无望，报国无门，没有得到大展才华的一点机会，而渐次被废为一个官场的“变色龙”，毁在了窝里斗中，实在是太可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