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渝历史文化名人（欢迎跟帖）（申精） [复制链接]

春申君黄歇
　　春申君(?--前238)，姓黄名歇，战国后期楚国巫郡万乍顷池(今重庆市巫溪县红池坝)人，学问渊深，见闻广博，多才善辩，为楚国的左徒。与战国时期的信陵君(魏国)、孟尝君(齐国)、平原君(赵国)同称"战国四君子"。
　　楚顷襄王二十六年(前273)，秦昭王派大将白起攻陷了韩国、魏国，并想派白起联合韩、魏的兵马一同去伐楚。正在此时，楚顷襄王因黄歇善辩，口才好，派他去秦国，力图与秦国修好。黄歇奉命出使秦国。此时，秦兵已攻楚，取得巫、黔中二郡，克拔了鄢、郢二城，东至竟陵，楚顷襄王被迫迁都至陈县。黄歇想到楚怀王被秦骗而囚死于秦之事，顷襄王是楚怀王的儿子，秦国很轻视他，怕秦国一鼓作气来灭掉楚国，便上书秦昭王，分析当时形势，极言天下惟秦、楚最强盛，双方宜和不宜战，战则两败俱伤，和则诸国臣服。秦昭王以为说得有理，于是召止白起，谢绝韩国、魏国，发使与楚国结约。
　　黄歇从约归楚复命。然后只身回到故里，收拾家中金钱细软，对老管家说："你为我家操劳数十年，我无以为报，就将这里的房屋土地全部送给你，供你家享用。"管家不接受。黄歇说："楚与秦从约，君王必置太子于秦，令我侍太子而往，我的家小不在楚都，怎能让君王放心?"管家说："既然如此，老奴依旧替主人照料就是。"黄歇再三谢过，并将已写好的送约交管家收存，带全家离开老屋，到楚都建立薪居。
顷襄王二十七年(前272)，黄歇奉命侍太子熊完入秦。留九年，秦昭王不许熊完回楚国，顷襄王病重，黄歇让太子化装为下人混出关去，估计已回楚都，便向秦昭王说明原委，请赐死罪。秦昭王大怒，欲令其自杀；应侯讲情，于是放归。
　　楚顷襄王三十六年(前263)，黄歇回到楚国三月，顷襄王死，太子熊完立，是为考烈王。考烈王元年(前262)，以黄歇为令尹，赐淮北十二县。后十五年，黄歇献出十二县为郡，改封于吴(今江苏苏州)，封号春申君，于城内建府第名春申君城，门下有食客3000人。黄歇为令尹第四年，领兵救赵，破秦军40万，胜利而归；第八年为楚北伐灭鲁，楚复强。第二十二年，各国患秦不断攻伐，相约合从，以楚考烈王为合从长，春申君率兵至函谷关，秦开关迎击，合从兵皆败走。考烈王与春申君日疏。二十五年，考烈王病死，在内讧中春申君被杀，满门遭戮，春申君城亦毁。

秦女实业家巴清
　　巴寡妇清，战国末至秦初巴郡(今重庆长寿县)实业家。出身寒微，少年受父教诗书。出嫁没几年，丈夫病死，没有儿女，青年守寡。为服侍年迈公婆、维持家计，她不顾世俗礼教的束缚，承担丈夫生前事务，继承夫家开汞炼丹事业，选三个老实劳工分别带领采汞、炼丹、销售人员，另选经验丰富者专门检查丹砂质量，合格的就加上"巴记丹砂"封条，不合格的就退回重炼。仅几年，巴记丹砂就在各地享有盛誉，经营收入猛增。她又别出心裁奖勤罚懒，医治染病者(汞水有毒，在炼丹过程中去尽其毒气，炼丹劳工易中毒)，安置年老者，解雇肆意破坏不听忠告者，让劳工各自守职尽业，人心安定，产量与销售收入倍增。她拨出部分余额，救助无依无靠的老人和儿童，指定专人专管，被乡人奉为"活神仙"，社会贤达。史书上说她"用财自卫，不见侵犯"。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巩固边防，下令郡县按"两丁抽一，三丁抽二"征集劳力去修筑万里长城。巴郡及属县奉旨挨家逐户征集役夫。巴清年老，无丁可抽，但念保家卫国人人有责，自己也应尽力而为，便将积蓄的几万两白银全部捐献给朝廷，作为修筑长城的费用。地方官如实上报。
　　秦始皇览巴郡禀报的奏折，为巴寡妇清疏财卫国所感动，为表彰她忠贞爱国，特下诏封她为"贞妇"。接着又念她年高孤苦无依，特地降旨接她到京城供养。巴清到咸阳不久，卧病不起，经御医治疗无效，病死京城。秦始皇按巴清落叶归根的遗愿，派军士将其遗体送回其故里，令巴郡厚葬，并御书"怀清台"三个大字作为墓名，以示他对巴清的怀念和敬意。郡县官府遵旨，在巴清故里龙山寨(今重庆长寿县城南3公里的千佛乡寨沟村，当时属巴郡江州县)动工修建怀清台，安葬了巴寡妇清。
　　西汉以来，重本抑末(即发展农业生产，打击节制工商业主)，对巴清与怀清台褒贬不一，各持一端，连北宋王安石在青年时期写的《兼并》诗也有"兼并乃奸回......秦王不知此，更筑怀清台"之句。到手工业作坊比较发达的明代后期，文人学士才予以另眼相看。如明末诗人金俊明登怀清台诗云："丹穴传赀世莫争，用财卫国能守贞。龙祖势力倾天下，犹筑高台怀妇清。"
　　两千多年前的巴清，取汞去毒炼制成上乘丹砂，作为药物、染料畅销全国各地，是对社会的一种贡献；富甲一方，不以富凌穷，而以资财扶贫济困；慷慨疏财卫国，连不可一世的秦始皇也为之感动。一介女流，在那文化科技尚不发达的时代，尚有如此胆识、胸怀、业绩，实在令人敬佩。


江州守将严颜
　　严颜(?一?)，蜀中名将。东汉末年巴郡临江(今重庆忠县)人，为益州牧刘璋部将，领军守江州(今重庆市区江北嘴)。史称他"善开硬弓，使大刀"，年纪虽高，精力未衰，有万夫不当之勇。刘璋生性懦弱，不能任贤用能。建安十七年(212)，为拒汉中军阀张鲁侵蜀，特派法正去荆州请刘备入蜀，并令所过郡县均需供奉财粮。刘备入巴郡时，严颜拊心而叹日："此所谓独坐穷山，引虎自卫者也。"
　　建安十九年(214)，诸葛亮领张飞、赵云等率军溯长江入蜀支援刘备，自领赵云攻江阳，令张飞攻巴郡江州。张飞军至江州城下，严颜辅佐巴郡太守赵笮准备迎敌。此时，有部属献策说："张飞勇猛，不可轻敌。今宜深沟高垒，坚守不出。彼军无粮，不过一月，自然退去。更兼张飞性烈如火，常鞭挞士卒；如不与战，必怒；怒则必以暴厉之气待其军士，军心一变，乘势击之，张飞必败。"严颜从其言，令军士尽皆上城守护，并发动老百姓搬砖运石，相助守城。
　　数日后，张飞用诱惑之计，引严颜夜出袭营，被张飞擒获。张飞攻陷江州后，安顿百姓，并叫刀斧手把严颜推出。张飞坐在厅上，严颜不肯跪下。张飞怒目咬牙，喝日："何以不降，而敢拒战?"严颜全无惧色，回叱张飞，说："汝等无义，侵我州郡!我州只有无头将军(指巴蔓子)，无投降将军!"张飞大怒，喝叫左右推出斩首。严颜亦怒，日："贼匹夫!砍头便砍头，何怒也?"张飞见严颜声音雄壮，面不改色，佩服其胆略，乃回嗔作喜，走下阶来，叱退左右，亲解其绑，取衣给严颜穿上，并扶他在正中高坐，低头便拜，说："刚才言语冒犯将军，请勿见怪。我素知老将军乃豪杰之士，望能助之，以复汉窒。"严颜感其恩义，乃与张飞相聚。
　　刘璋败绩，严颜自刎而死。后人有诗赞日："白发居西蜀，清名震大邦。忠心如皎月，浩气卷长江。宁可断头死，安能屈膝降。巴州年老将，天下更无双。"
　　唐贞观八年(634)，由于州人巴蔓子刎首留城，严颜、甘宁忠勇，"意怀忠信"，遂改临州为忠州，唐太宗李世民追赠严颜为忠州刺史。


江东名将甘宁
　　甘宁(?～215)，字兴霸，巴郡临江(今重庆忠县)人，颇通书史，好游侠，曾招亡命之徒，纵横于江湖之上。其随从均被文缔，所乘舟车，皆以蜀锦作帆幔，时人称他为"锦帆贼"。他为人仗义，将所夺资货发放给老百姓。他惩治当地盗贼，以致界中20余年不见抢劫，得以安宁。后来，他悔前非，改行善事，带800余众投靠荆州牧刘表，被安置在南阳，久不为用。甘宁怕刘表势崩，祸及自己，欲投东吴，但刘表的部将黄祖屯驻夏口，挡住去路，而被留在夏口三年，仍不受重用。

　　建安八年(203)十一月，孙权引兵伐黄祖，战于大江之中，黄祖兵败。孙权部将凌操轻舟当先，杀人灭口，被甘宁一箭射死。凌操之子凌统时年15岁，奋力径夺父尸而归。孙权见风向不利；乃收军还东吴。黄祖得以祸免还营，但待甘宁仍冷如当初，不予拔用。
　　都督苏飞数次在黄祖面前举荐甘宁。黄祖说："甘宁乃劫江之贼，岂可重用?"并派人化诱甘宁的兵卒。甘宁独自忧闷，苏飞知其意，乃置酒邀甘宁到家，说："我荐公数次，奈主公不能用。日月逾迈，人生几何，宜自远图，看能否遇到知己!"甘宁沉思良久，叹日："我虽有其志，但不知为何轻薄我?"苏飞日："我当保公为邾县长，公可自作去就之计。"于是，甘宁召回离他而去的兵卒，过夏口，欲投江东，又怕东吴恨他救黄祖杀凌操之事，犹豫不决。东吴大将吕蒙得知信息后，立刻来见他，说："吴主求贤若渴，不记旧恨；况各为其主，又何恨焉?"周瑜也力劝他投奔东吴。甘宁便引众投奔孙权。
　　孙权接见甘宁，说："兴霸来此，大获我心，岂有记恨之理?猜无怀疑，愿教我以破黄祖之策。"甘宁说："今汉祚日危，曹操终必篡窃。南荆之地，操所必争。刘表无远虑，其子又愚劣，不能承业传基，明公宜早图之；若迟，则操先图之矣。今宜先取黄祖，他年老昏迈，务于货利；侵害吏民，人心皆怨；战具不修，军无纪律。明公若往攻之，其势必败。既破黄祖，鼓行而西，据楚关而图巴蜀，霸业可定也。"孙权大喜，说："此金玉之论也。"遂命周瑜为大都督，总领水陆军兵，甘宁为副将，征讨黄祖。黄祖领兵战，被甘宁一箭射死。苏飞被擒，孙权拟将他斩首，连同黄祖首级一同祭献于其父孙坚之灵前。苏飞密使人向甘宁求救。甘宁说："飞即不言，我岂忘之!"遂见孙权，顿首哭告，说："我以前若不得苏飞帮助，则骨填沟壑矣，安能效命于将军?今苏飞罪当诛，但我念昔日之恩情，愿纳还官爵，以赎飞罪。"孙权说："他既有恩于你，我当为你赦之。但他如逃，奈何?"甘宁说："苏飞得免诛戮，感恩无地，岂肯走乎?若飞去，我愿将头献于阶下。"孙权乃赦免苏飞。但当大家欢宴时，凌统拔剑在手，直取甘宁，因甘宁在江夏时射死其父凌操。孙权连忙阻止，说："当日兴霸射死你父，是各为其主，不容不尽力。今为一家人，岂可复理旧仇?"然后命甘宁领兵5000，战船100只，镇守夏口。
　　建安十三年(208)赤壁之战，甘宁随周瑜拒破曹操于乌林。后攻曹仁于南郡，未破，他向周瑜献计，说："曹仁令曹洪据守彝陵(今宜昌)．为犄角之势。我愿领兵取彝陵．都督可取南郡。"周瑜依其计。甘宁取彝陵之后，仅兵卒千人人住城中。曹仁乃令五六千人围甘宁于彝陵。受围多日，曹兵箭矢如雨般射入城中，士兵皆惧，甘宁仍谈笑自若。坚守至周瑜带兵前来，击破曹仁围兵。后来，甘宁随吕蒙镇益阳，拒关羽。关羽号称有3万人，并选精锐之士5000于上流5公里，欲夜涉渡攻城。吕蒙与诸将商议对策，时甘宁有300兵，说："能否给我增加500人，我去对付关羽，保证他不敢涉水夜渡。涉水即为我擒。"吕蒙便给1000兵，甘宁带兵夜往。关羽闻之，乃不渡而结寨。孙权嘉甘宁之功，拜为西陵太守，升为抑冲将军。
　　建安十九年(214)，甘宁从孙权攻皖城，受阻，他手持铁练，冒矢石而上，奋勇死战，杀曹将，得皖城。孙权乃乘胜进军合肥，被曹军大将张辽击败，退居濡须(今安徽巢县南)。曹操从汉中出兵濡须，号称步骑兵40万，临江饮马，不可一时。孙权收拾军马以应之，任命甘宁为前部都督迎战。甘宁献计，只需百骑，即可夜袭曹营。孙权壮其胆，乃拨100精骑给他，又以酒50瓶，羊肉50斤赏赐军士。甘宁回营，叫100人列坐，先将银碗斟酒，自喝两碗，说"今晚劫寨，请诸公满饮，务必努力!"众人有难色，甘宁怒叱："我为上将，且不惜命，你们何得迟疑!"众人见甘宁甚怒，皆拜说："愿效死力!"他便与百人共饮酒肉。食毕，人插白翎，马嘟枚，袭击曹营，斩杀数十百人，魏军惊骇，鼓噪，举火如星，甘宁已返吴营。创造了"百人惊曹营"的战例。有诗赞日："鼙鼓声喧震地来，吴师到处鬼神哀!百翎直贯曹家寨，尽说甘宁虎将才。"相持月余，曹操罢兵而去。
　　建安二十年(215)，甘宁随孙权再次攻合肥。刚开战，军中瘟疫蔓延，孙权令大军后撤，仅带甘宁、凌统及虎士1000余人驻逍遥津北。曹操的大将张辽得知，想起建安十二年(207)在此与孙权、甘宁久战不决之苦，立即率步骑兵如潮水涌人逍遥津北，并令后队烧了逍遥津大桥，断绝了退路。凌统与甘宁等死战，左冲右突，杀至桥头，甘宁疾呼："何不击鼓吹号以壮士气?"鼓号声骤起，孙权马惊，一跃而过逍遥津，吕蒙、蒋钦策马跟随其后，奔回大营。甘宁断后，身中数箭，仍拼杀不止，敌退而血尽死于树下。孙权闻报，哀痛不已，称甘宁为江东名将。
　　甘宁归葬于万州甘宁乡贯风村。其墓尚存。


蜀汉直臣董允
　　董允(?～246)，字休昭，巴郡江州(今重庆市)人，系掌军中郎将董和的儿子，诚实好学，性情直爽，处事谨慎。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后，董允初任太子刘禅的舍人，后迁太子洗马，充任太子出行时的先导官。刘禅继位，升董允为黄门侍郎。公元228年，诸葛亮将北伐，行前考虑后主刘禅年轻，没有治理朝致的能力和经验，董允处事正直无私，准备让他负责宫中事务，遂上书刘禅说："侍中郭攸之、费神、侍郎董允等，先帝简拔以遗陛下，至于斟酌规益，进尽忠言，则其任也。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若无兴德之言，则戳允等以彰其慢。"经刘禅同意，升董允为侍中、虎贲中郎将，统宿卫亲兵，负责宫廷警卫。
　　董允对蜀汉忠心耿耿，深谋远虑，将宫内大小事务安排有序，诸般杂事处理得当。对后主一些行为勇于直谏，尽力医正。如，后主常欲选美女充实后宫，董允以古时天子的后妃之数不超过12为由，直谏后主"今嫔嫱已具，实不宜增加"，国弱民贫，宫廷费用能省就省。后主无言辩驳，终未办成。宦官黄皓，为讨好后主，以黄门丞之便，欲自引玉颜进献。董允得知后，一面正色进谏，指出刘裨不该宠信像黄皓那样专会逢迎拍马的小人；一面严厉斥责黄皓，不准他惑乱后主。黄皓畏惧，不敢作奸犯科。故在蕾允去世前．黄皓始终只是个小小的黄门丞。
董允礼贤下土，即使资历浅、官位低的人，他都很尊重。有一次，他与几位大臣外出游宴，恰逢年少的郎中董恢来见，他立即勒马停车，回府与董恢交谈公事。
　　董允一心为国，为表彰他的勋劳，尚书令蒋琬上表后主，让后主赐董允爵位和土地，董允坚决辞掉。
　　延熙六年(243)，董允加辅国将军；延熙七年(244)，以侍中出任尚书令，主持尚书台，管理全国日常事务，地位仅次于主持国政的大将军费秫，是费讳的得力助手。延熙九年(246)，董允病逝。蜀人对他非常敬仰，把他与诸葛亮及其接班的蒋琬、费神并提，称为"四相"，又称"四英杰"。

大成丞相范长生
　　范长生(218-318)，又名延久、九重，字元寿，别号蜀才，涪陵郡丹兴(今重庆黔江联合镇)人。博学多才，擅长书法，淡泊名利，厌恶战乱，青壮年时不愿人仕为官。
　　蜀汉延熙十一年(248)，涪陵豪族徐巨杀都尉反叛，后主刘禅派车骑将军邓芝讨平，责令徐、蔺、谢、范四姓5000余户迁往成都，以削弱豪族，免再生事端。范长生迁往成都后，住青城山，修道隐居，以重信义及有学识受人尊敬，成为川西天师道的首领。涪陵1000余家移民依靠范长生，在岷江以西一带安居乐业。
　　晋惠帝太安元年(302)，李特率关中、汉中入蜀的流民起义，击溃官军，占领了成都以北偏东的大片土地。次年正月，李特一举攻破郫江防线，进驻成都少城。不久，李特战死。范长生同情这支起义军，出山为其筹集粮饷，招募兵马。李特的儿子李雄在范长生的资助下，率领残部于太安二年(303)十二月，攻人成都大城，欲迎范长生为国君，范长生国辞而回青城山。
　　晋惠帝光熙元年(306)，李雄称帝，国号大成，改元晏平，亲率百官迎拜范长生为丞相，敬称范贤，尊为四时八节天地太师，封西山侯。是时，范长生已88岁，他在任期间，坚持"清心寡欲，敬天爱民"，宽和政役，轻徭薄赋，建官学，兴文教，端正风化，罚不妄举，刑不滥及。规定男丁一岁谷三斛，女丁半之，疾病又半之；每户绸绢不过数丈，银不过数两，民多富实，道不拾遗，夜不闭户，人称蜀才。
　　晋元帝太兴元年(318)，因病去世，享年100岁。后人在青城山为其立庙，崇祀他为"长生大帝"；清光绪年间，黔江知县张九章在黔江联合坝修建范公祠，以示纪念。
　　　范长生书法豪放，与慕容恪、王猛齐名；另著有《蜀才易注》十卷。《资治通鉴》亦称他"博学多能"。

晋太子中庶子文立
　　文立(?～279)，字广休，巴郡临江(今重庆忠县)人。少游蜀太学，治《毛诗》、《三礼》，兼通群书。曾师从谯周，与李密、陈寿同窗。因其好学谦谨，同窗间誉其为颜回。州刺史费神命为从事，入补尚书郎，复辟为大将军东曹椽，官至尚书。蜀亡仕魏，为梁州(今陕西汉中市)别驾从事。
　　魏元帝咸熙元年(264)，举秀才，除郎中。
　　公元265年，魏亡，晋武帝(司马炎)立，改为秦始元年。此时，晋武帝欲招纳梁、益二州的俊才，以辅佐其业。秦始二年(266)，晋武帝拜文立为济阴(今山东定陶县西北)太守。他在任期间，政事清明，百姓乐业。后，晋武帝立太子，以司徒李胤为太傅，齐王骠骑为少傅，选文立为中庶子(太子属官)，辅佐东宫。他恪尽职守，尽辅导之节。
　　秦始五年(269)，曾上表晋武帝称："诸葛亮、蒋琬、费秫等子孙流徙中畿，宜见叙用，一则以慰巴蜀民之心，其次倾东吴士人之望。"帝纳之，以为善言。
　　秦始十年(274)，晋武帝下诏书日："太子中庶子立忠员清实，有思理器干。前在济阴，政事修明；后事东宫，尽辅导之节。昔光武平陇、蜀，皆收其才秀，所以援济殊方，伸叙幽滞也。其以立为散骑常侍。"晋散骑常侍官职显要，常侍从皇帝，并拟典章奏诏令，参与机要，出纳王命。对于这一要职，文立累辞，帝不许。后又迁卫尉，兼梁益二州大中正，负责人才的选拔。
咸宁末(279)率于官。晋武帝深知文立素怀蜀汉之情，乃送葬于蜀。
　　文立著奏章诗赋数十篇，但多亡佚。现仅存《上疏辞太子中庶子》、《上疏辞散骑常侍》、《上书请叙故蜀大官及死事者子孙》三篇，言辞恳切，雍容典雅，行文流畅，整饬工整，表现了他谦虚谨慎之品质及其对蜀汉故旧子孙的厚情。


唐书法家闾邱均
　　闾邱均(?～?)，一说成都人，一说合州(今重庆合川县)人，今采后说。少嗜书，负文名。唐高宗朝(650--680)游宦京师，与杜甫祖父杜审言同登进士第，与之友善。武周载初元年(689)，参加洛阳殿试策问，不被启用。武周长安五年(705)正月，宰相崔玄晡与同官张柬之等人密谋，乘武后病重之机，率羽林兵(禁卫军)一
　　500余人拥太子李显入宫，逼武后还政于唐，中宗得以复位，改元神龙中宗复位后，其女安乐公主主持朝政，赏识闾邱均的才华，任命他为太常博士。
　　景龙四年(710)六月，韦皇后、安乐公主等设谋毒死中宗，拥李旦(睿宗)即位，韦后临朝称制，七月改元景云。不久，韦皇后、安乐公主与后党韦温等欲谋害睿宗，睿宗子临淄王李隆基(即后之唐玄宗)起兵诛杀之，复睿宗皇位。闾邱均因被安乐公主的赏识，受株连，贬循州司户参军，卒于宫。
　　闻邱均是初唐后期著名文士，与陈子昂、杜审言齐名。有《闾邱均集》20卷，目人《旧唐书·艺文志》，已亡佚。《全唐文》录其文10篇。计表8、颂与碑铭各1。八表中内秀与文笔俱佳者有三：《为益州父老请留博陵王表》、《为益州父老请留史司马表》、《为益州父老请摄司马邓某为真表》。以上三表均系替益州父老请留"官员"之作，因事设词，简约明达，叙事析理，情词恳切，全用骈体，整饬流畅，无板滞之感。
　　闾邱均除能文外，亦工于书。曾书东蜀《牛头山瑞圣寺碑》、《滇南爨墓碑》、《刺史王仁求碑》，笔力劲遒，书法极佳，被称为当时之极笔。杜甫对其书法备极称颂，曾为之赠其孙《赠蜀僧闾邱师兄》一诗：
　　大师铜梁秀，笈笈名家孙。世传间邱笔，峻极逾昆仑。凤藏丹霄暮，龙去白水浑。青荧雪岭东，碑碣旧制存。斯文散都邑，高价越琦瑶。晚看作者意，妙绝与谁论。


唐诗赋家李远
　　李远(?～860)，字求古，一作承古，夔州云安(今重庆市云阳县)人。少勤学，有大志。唐文宗大和五年(831)登进士第。唐文宗开成年问(836-840)，以监察御史佐福建幕；唐武宗会昌初(841)，官司门员外郎。
　　公元847年，唐宣宗李忱即位，改元大中。大中中，历司勋员外郎．岳州刺史。大中十二年(858)，宰相令狐绚奏荐李远为杭州刺史。宣宗日："联闻远诗有'青山不厌千杯酒，白日惟销一局棋'，疏放如此，岂可临郡理人耶!"令狐绚答日："诗人托此以写兴耳，未必实然。"再次进行推荐，宣宗才说："令往观之。"李远至杭州，治绩卓著，颇有政声。后历官忠州、建州、江州刺史，皆有政绩，终御史中丞。
　　李远善为文，尤工于诗。常与杜牧、许浑、李商隐、温庭筠等交游，与许浑齐名，时号"浑诗远赋"。许浑《寄当涂李远》诗称他"赋似相如诗似陶"；《诗话总龟》卷四五引《郡阁雅谈》谓"李远体物缘情，皆尽臻妙"，又引卢尚书哭李远诗云："洛下已传平子赋，临川争写谢公诗"，可见其诗名已重当时。著有《李远诗集》、《武孝经》、《龙纪圣异历》、《历代鸿名录》各一卷。《全唐诗》录其诗一卷，《全唐文》录其文五篇，计序二篇，赋三篇。
　　李远今存之赋，以《蝉蜕赋》、《题桥赋》为佳。《蝉蜕赋》以蝉的生长阶段为切入点，写蝉虽小，却"能变化以知机"，历经险恶，从时而变，终能"响绕晴云"，"声催晚景"，实现"飞声而不朽"之愿。此赋以蝉喻人，隐含士子人世、挣扎、上进、挫抑、出世以及奋进之寄托，激励士子苦努力，顺应时势，"脱身而奋飞"，颇含象征味。《题桥赋》写司马相如离旧居赴长安之时，"别骑留连，乡心顾望，铜梁杳杏以横翠，锦水翩翩而迸浪。徘徊浮柱之侧，睥睨长虹之上。神催下笔。俄闻风雨之声；影落中流，已动龙蛇之状"，借司马相如穷达之变，表达"警后进而慕前贤"的意旨。
　　李远的诗赋清丽疏放，骈俪工稳，极富艺术感染力。


晚唐诗人孙定
　　孙定(?～?)，晚唐才子，涪州(今重庆市涪陵区)人，自幼好学，博闻强记，为人洒脱，却热衷功名。但时运不济，屡考进士不第。唐昭宗景福二年(893)，再次落第，心中郁闷，醉酒长安，挥笔题诗，遥寄其兄孙储，以抒发失意之感慨：
　　行行血泪染尘襟，事逐东流渭水深。愁跨蹇驴风尚紧，静投孤店日初沉。一枝犹挂东堂梦，千里空驰北巷心。明天悲歌又前去，满城烟树噪春禽。他东奔西走，漂泊异乡，尝尽艰辛，一生作诗1000多首，但多毁于战火，仅存《寄孙储》一首，载于《全唐诗》中。


后蜀史馆修撰幸寅逊
　　幸寅逊(?～?)，夔州云安(今重庆市云阳)人，一说成都人，今取前说。少时聪颖好学，善为文，亦工于诗。公元934年末，后蜀主孟昶继其父孟知祥的皇位后，实行"赋役俱省"、与民休养的政策，巴蜀曾一度成为安定繁荣之区。此时，幸寅逊仕后蜀，为茂州(今四川茂汶县)录事参军，不久迁新都令。未几，拜司门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出知武信军府，加史馆修撰，改给事中，预修《前蜀书》。复迁翰林学士，加工部侍郎，判吏部三铨事，领简州(今四川简阳县)刺史。
　　公元964年，宋太祖赵匡胤代蜀。965年正月，后蜀亡，幸寅逊随孟昶归宋，授右庶子。
　　宋太祖开宝五年(972)，为镇国军行军司马。幸寅逊崇奉道教，时居青城山道院，养生有术，日服秘方，至延上寿。罢职时，年已九十有余，尚有仕进之意，治装赴阙，未登程而卒。
　　幸寅逊为人耿介，直言敢谏。孟昶即位后，不久即极度奢侈，纵情寻乐，不理朝政。酷好击毯，虽盛暑不已，左右不敢谏。惟幸寅逊上《谏孟昶书》，先引古人"玩人丧德，玩物丧志"、"不远宝物，则远人格；所宝惟贤，则迩人安"的古训，说明道德修养、以贤为宝之重要；次言"心犹火也，纵则自焚"，指出放纵之害处；再以太公望不进鲍鱼为例，阐述"饮食必居礼，况起居玩好乎"之理；未以高祖盂知祥"节衣俭食，惠养黎元，化家为国"之事，规劝后主孟昶"亲贤俊，去壬佞"，不要迷于"博戏击鞠"、"奔车跃马"，以致"妨怠政事"，望他以前蜀"覆车"为鉴，根除劣习，尽心国政。全文高屋建瓴，层层深入，正反对比，情深意挚。孟昶虽未尽从，亦未降罪。归宋后，他又针对当时行猎之风，上疏谏猎，宋太祖赵匡胤嘉之，召见赐帛。
　　幸寅逊著有《王氏开国记》，今佚。《全唐文》录其文一篇(即《谏孟昶书》)，《全唐诗》录其诗一首，断句六则。其诗体物细微，别有新意。如《梨》，诗日：
　　嚼处春冰敲齿冷，咽时雪液沃心寒。又如《云》，诗日：静即等闲藏草木，动时顷刻遍乾坤。再如《雪》，诗日：
　　深妆玉瓦平无垅，乱拂芦花细有声。


谯定治《易》涪陵
　　谯定(?～?)，字天授，涪州涪陵(今重庆市涪陵区)人，自号涪陵居士。少喜学佛，后归于儒，曾向羌中郭载学《易》。后尽弃其所学，往河南洛阳听程颐讲《易》学，遂得闻精义，造诣日深。宋哲宗绍圣(1094--1097)年间，王安石推行的变法派抬头，因程颐反对王安石变法，于绍圣二年(1095)被贬谪涪陵。谯定与程颐同来涪陵，游北山岩穴，认为是读书研习之好所在。于是，他随程颐于北岩研讨《易》经，并助其讲学，终日不倦。程学也随之在涪陵传播，而北岩亦被涪陵人称为"点易洞"。
　　宋钦宗靖康初(1126)，召为崇政殿说书，谯定坚辞不就。
　　宋高宗即位(1127)后，召赴维扬(今扬州)。他行至汴梁，适逢金兵大至，失其所在，流落归蜀。从此，淡泊时政，隐居青城山中。蜀人称他为"谯夫子"，绘像祀之。晚年不知所终，时人讹传他化仙归去。
　　谯定之《易》学"得之程颐，授之胡宪、刘勉之，而冯时行、张行成则得(谯)定之余意者也。"(《宋史·隐逸传》)而胡宪、刘勉之、冯时行、张行成皆南宋著名学者，可见谯定《易》学之影响。谯定著有《易传》，今佚。《诗话总龟》录其诗九首，《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录其文一篇。


爱国"状元"冯时行
　　冯时行(1100～1163)，字当可，号缙云，重庆洛碛人，少年时读书于缙云寺。一说于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举进士第一(状元)。一说冯时行只进士及第，未中状元，之所以称他为"冯状元"，是家乡人民对他的尊敬和爱戴。但据宋制，殿试一甲第一名为状元，有时一甲前三名均称状元。冯时行虽非殿试第一名(沈晦)，但进入前三名亦未可知，故我们仍采"状元"之说。于宋高宗建炎中(1127-1130)，他出任奉节县尉。绍兴初(1131-1134)，任江原(今四川崇州)县丞，后由川陕抚渝杨愿举荐，升为左奉议郎，调知丹棱。
　　绍兴八年(1138)，奉召入朝，面觐高宗。时值秦桧被金人遣归而得高宗宠信，主张与金人议和。冯时行出于爱国忠心，直言相奏："金人议和，何足深信!"主张与金人宜战不宜和，并详尽地分析了当时的军事形势，建议缩短岳飞的防线，选知兵善战的大臣，"分重兵以镇襄阳"，使岳飞专力于江汉之间。不但未被高宗采纳，反而被斥之为"杯羹之语，朕不忍闻!"不久就被赶出京城。绍兴九年(1139)，冯时行出知万州。他一到任，便深人民间，调查研究；惩恶锄奸，解民疾苦；鼓励农商，发展生产。当时城内有一武阳侯庙，为一恶棍把持，以祭祀樊哙为名，搜刮民财。冯时行以樊哙未到万州为由，下令拆除武阳侯庙，取缔祭祀活动。同时，冯时行还为地方积蓄了一批钱财，而转运官李炯企图将这些钱财拿去孝奉主子秦桧，被冯时行制止。李炯便将此事密报秦桧。不久，李炯擢升为提刑，冯时行则在第二年(1140)秦桧杀岳飞、逐张浚的同时，被革职。尽管如此，万州百姓仍十分爱戴冯时行，称他为勤政爱民的"贤守"!
　　绍兴十一年(1141)，冯时行回到缙云山，过着茅棚竹舍的生活。身在村野，却心忧于国。他曾作《春日题相思寺》五律一首：系艇依塞渚，抉节上晚林。山山春已立，树树雨无声。扫叶移床坐，穿云买酒斟。相思思底事，老大更无心。抒发了他抗金大志未酬、悲愤交集、既忧且恨的心情。
　　他在另一首五律中写道：归来岂不好，去国意如何?主圣忧思切，时危习俗讹。山高更回首，天阔阻悲歌。一寸丹诚地，余生感愤多。
　　忧愤之情，溢于言表。他担心祖国的前途与命运，"吾惧中国，终不可以为国也。"他极愿"督貔虎以振天威，诛鲸鲵以雪国耻。"表示"我亦乾坤一穷士，痴心未肯老为郎。"忧思无限，报国无门，他只好创办缙云书院，办学授教，把希望寄托于子孙后代。他曾有七律一首以记此事：
　　筑缙云山下村，缙云山色青满门。承当春色花成段，领略朋簪酒满樽。尽去机关驯虎豹，略推恺悌赦鸡豚。要知余庆须弥远，堂上森然见子孙。
　　绍兴二十七年(1157)，秦桧死了两年后，冯时行才被起用，知蓬州。二月到任，三月又被尚书王珏"以复论招军事"罢去，实际任职20天。他又再一次回到缙云山。直到绍兴二十九年(1159)，才由王刚中荐举，复官知黎州。他到任后，发现税米积弊，每石理钱计十三千，搜刮民财，重困民力。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令百姓充当土丁。凡当土丁者，每石税米由十三千减为八千；不当土丁者，每石减为十千。并禁止官吏勒索土丁财物。他还根据这里少数民族多的情况，实行汉夷互市，互换货物的政策。因他为人廉正，执法颇严，很快改变了黎州的面貌。
　　绍兴三十一年(1161)，冯时行调知彭州，针对当时的抗金形势，写了《请易田师中用张浚刘铸疏》，建议起用抗金名将张浚、刘铸，提出"宜省官吏，减州郡冗卒"。第二年，提刑成都，他办理同少数民族划分疆界事，"井井有条，后以为法。"后巡行雅州时，发现奸弊积甚，老百姓田少税多，大地主田多税少，对此他愤愤不平，并革除了这些奸弊，减轻了百姓的痛苦。
　　冯时行曾自述人生宗旨为："上无负于明天子，下无负于贤方伯，幽无负于鬼神，明天负于庶民。"于隆兴元年(1163)逝世后，民众长期怀念他，"虽一饭必祝"。后人还在重庆东城建有"状元楼"，巴县鱼嘴沱砌有"状元墓"，北碚缙云山下有"状元碑"，至今尚存。


蒲国宝与《南山泉铭》
　　蒲国宝(?～?)，生卒年不详，重庆璧山县人，南宋开禧(1205-1207)年问中进士第一，是宋代重庆的又一名状元。故《四川通志》说："国宝与同邑人冯时行先后鼎名。"明、清之时，璧山县城建有冯蒲二状元坊，凉亭关石崖上刻着："尝怀抗书冯时行，太息通经蒲国宝"的对联，意思是说冯时行曾经给皇帝上书，主张抗金，支持岳飞抗战，而蒲国宝则是一位"饱饫六艺，淹贯经史"的"长太息以掩涕"的忧国忧民的学者。他生活在南宋动荡之时，长期匿居璧山乡下，潜心治学与书法。今重庆市多功城翠云寺内尚存其手书"天池寺"匾额，但其著作多散失，仅存《金堂南山泉铭》一文。
　　南山泉，在璧山南部金堂所在地，乃一清冽甘美之泉。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兰陵人钱治曾作《南山泉记》，历经171年，南山泉声名仍未彰。唐人陆羽作《茶经》一书时，将泡茶之水分为30个等级，后来张日新作《煎茶记》将水分为37笔，毛文锡作《茶谱》又分为38等，而南山泉的水质不低于兰溪所列的30等中的第二等，但上述三人未曾到过南山泉，故此泉不在三书之内，以致默默无闻。为此，蒲国宝于宋宁宗庆元三年(1197)作《金堂南山泉铭》，他在"序"中说绍熙辛亥年(1191)有一北方人黄才叔在南山之南，"手披荆棘，锄其菪秽"，建屋10余间，极具幽居之胜，并引泉水于园庭之内，其声涓涓。他同二三宾朋前往黄宅，立刻感到空气清新，烦暑顿消。取泉水沏茶，饮之，浓香甘美。他由此感悟到：世间一切事物的兴废通塞，"亦自有时，何独泉耶"，即任何事物均需机遇，遇到有识之士(伯乐)，其自身的价值才能显现出来。所以，他有感而发，写下这篇《金堂南山泉铭》。在文中，他除了赞美南山泉"清新香洁，酌之如醴"而外，并抒发感慨："一泉小物，隐而弗示，不有奖鉴，孰发其秘"，就是说无人宣传南山泉，其好的美质就不为人所知，故"勒铭山阿，以告吾类"，把"铭"文刻在山崖上，以告天下人。可以说，《金堂南山泉铭》是南宋时期璧山县的一份旅游广告，也可以说是一篇托泉寓人、渴求伯乐的哲理文。如今读来，还给人以不少启迪。

韦君靖首凿北山石刻
　　韦君靖(?一?)，生卒年不详，京兆(今陕西长安县)人。唐僖宗乾符(874-879)年间任昌元(今重庆市荣昌县)令。时值唐末，宦官、藩镇势力崛起，玩皇帝于股掌之间，京师长安沦为战场，一度安定的四川也成了军阀火并之地。韦君靖趁兵戈四起、民不聊生之际，招募义兵，抑强扶弱，务织劝农，足食足兵，组建了一支强大的地方武装，成为一个很有实力的地方领袖。
　　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底，黄巢率农民义军攻克潼关，直指长安。中和元年(881)正月，唐僖宗驾至成都，四海波腾，三川鼎沸。乾秀升于黔峡作乱，侵凌巴渝。韦君靖统率义兵讨除逆党。他趁韩秀升抛舟楫、围郡城之际，依山排阵，背水布兵，上下拦截，两面夹攻，大败贼兵，遂拜为普州(今四川安岳)刺史。唐昭宗龙纪元年(889)，西川节度使陈敬埴叛唐，当陈敬埴与东川节度使杨师立交战时，韦君靖又乘机率兵"收复合川，绝其枝蔓"，即拜为合州(今重庆合川)刺史。唐昭宗大顺元年(890)，他参与王建征讨陈敬碹，在大破山行章一役中，韦君靖率精兵2万余人，破27寨，杀贼1000余人，声威大振。"上闻伟绩，特授工部尚书，拜当(昌)州刺史，充昌普渝合四州都指挥静南军使"，其时昌州州治已由静南迁至大足。
　　韦君靖在任期间，刚毅果敢，赏功罚恶，甄奖公勤，黜弃私党，拔擢英才，以致"政茂颖川，化光河内。邑有仓箱之咏，俗多襦祷之谣。求瘼之念弥坚，除害之心尤切"。三军感德，万众归心。但他见两川之间"江涛未息，云阵犹横"，乃于景福元年(892)春正月，在城西北的龙岗山建永昌寨，"粮贮十年，兵屯数万，可谓固若金汤，有备无虞。与此同时，又在北山凿造佛像。
　　韦君靖之所以能够首凿北山佛像，是因为当时战乱频繁，对生产破坏很严重，而昌(大足)、普(安岳)、渝(重庆)、合(合川)四州乃富裕之区，经济比较繁荣。富绅望神佛保佑，穷人乞造福来世，宗教意识炽盛。加之许多文化仕人和能工巧匠因北方战乱而纷纷南下，为石刻造像提供了大批人才。再就是从《韦君靖碑文》得知，他在拜为昌普渝合四州都指挥后，曾上表陈情，"遁思退居"，又因他"重仁义，轻金帛，怜孤恤老，济弱扶危"的人格品行，并受当时崇佛之风的影响而具有浓厚的佛道思想观念。因此，他在此时此地一提倡，刻佛活动自成声势。后经五代至南宋绍兴年间，历时250多年，北山石刻佛像臻于宏大。


赵智凤开凿宝顶石刻
　　赵智凤(1160--1249)，南宋昌州(今重庆市大足县)米粮里沙溪人。不尚华饰，其家宅旁有古佛岩，5岁时落发剪爪，入庙为僧。淳熙三年(1176)，西往广汉弥潆镇，拜瑜伽本尊教主柳本尊为师。柳本尊，原名柳居直，晚唐四川嘉州(今四川乐山)人，为四川佛教密宗祖师之一。后云游广汉，得太守赵公支持，在弥潆镇建庙传教。赵智凤从其学法，历时三年。淳熙六年(1179)返大足，传柳本尊法旨，承持其教，命工首建圣寿本尊殿，名其山日宝顶。他发弘誓愿，普施法水，御灾驱患，德播远近。由于他持传柳教，故世称赵本尊。
　　宝顶石刻从淳熙六年(1179)起到淳裙九年(1249)止，历时70载，赵智凤以一僧人之躯，精心设计，巧妙安排，呕心沥血，终于在宝顶山上凿诸佛像上万尊，建成一座完备而有特色的佛教密宗道场。
　　宝顶石刻造像，以圣寿寺西北山谷中的大佛湾和寺东面的小佛湾为中心，分布在方圆2公里之内，共有13处。大佛湾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其地势成马蹄形，长约500米，崖高15-30米，摩崖造像刻在东南北三面石壁上和石窟中，共计31幅大型雕像。另有记载宝顶石刻由来和密宗史实的碑刻7通，宋人魏了翁等题记17则，舍利塔2座。
　　赵智凤苦心经营，自绘蓝图，命工匠先将造像蓝图镌刊于小佛湾，然后在大佛湾扩大雕造。每部群雕之中又分刻成几组或几十组雕像，连续记载一个或几个不同内容的佛经故事，并配以文字说明，好似一幅幅图文并茂的连环图画。而每组造像之间，又以佛教教义将其串连起来，成为一个完整的宣扬佛教教义的体系。"凡释典所载无不备列，几乎将一代大教搜罗毕尽。"提倡行善积德，则可成佛，将柳本尊视为一代佛祖，这在佛教史上是未尝有过的。
　　现在人们观赏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无一不赞叹宝顶大佛湾石刻造像规模宏大、技艺精湛。赵智凤完美、精巧的设计，更令人叹服。

溺水忠义赵立
　　赵立(?--1276)，字德修，重庆人。自幼好学，博涉书史，生信守义，立志卫国。进士及第，因上书忤贾似道被谪。
南宋恭宗德裙初(1275)在贾似道被革职后，赵立得到起用，任太社令、湖北提刑，奉命往四川催促诸将入卫。他辗转回重庆，重庆已被元军重重包围，不得进入；赵立急赶往嘉定，而嘉定守将昝万寿已举州降元；到泸州，泸州已被元军占领；等到张珏收复泸州进重庆时，张珏说："不知宋帝去向"，意欲巩固重庆防线，以接宋帝来重庆。赵立便往涪州(今涪陵)，而涪州阳立已降元，闭门不纳。因无以复命，赵立溺水而死。感其忠义，《宋史》为其立传。





贾元淹贯经史
　　商元(?一?)，字长卿，号易岩，重庆市长寿县人。有文才，火 淹贯经史，以文章名世。约活动在元成宗大德元年(1297)至元泰定五年(1328)，博学多才，当时凡使蜀还京者，士大夫相访，必首问得贾先生(长卿)文章否?为人所敬慕，不入仕宦，清贫高雅，终于布衣。他的文章《题观澜阁歌》，撰涪州(涪陵)文庙《御碑亭记》，乡人重之(见《涪州志》)。他的《涪陵学宫亭记》记述了元顺帝至正十三年(1353)夏四月，涪郡守臣僧嘉闾自捐俸金，采坚石，召石匠，勒碑建亭，以倡儒学的盛举。同时，文中还追述了孔子在历朝历代的封号，直到元武宗之时，首祀先圣制日："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于至圣之上特加'大成'，切当之论，极古未有。"并指出元代之所以"尊孔"，在于兴教倡学，"用意文治人才"，以致文化之盛，远过前代。最后表明其"草野布衣"之身份和"幸亲见休光，敢拜手稽首，敬为之记"的态度。此文先总说"碑亭之建，臣子所以奉扬国家至美，勒之金石，以示无穷"，再说涪陵学宫碑亭刻建之意义与经过，叙事清晰，文辞平易，体现了他对倡教兴学之喜悦心情。
　　《涂山禹庙碑记》写元顺帝至正十二年(1352)，费著任重庆路总管时重修涂山禹庙，作者为之作碑记。作者在文中大量引用《东汉郡志》、《巴郡志》、《水经注》、《汉史》、《蜀志》、《帝王本纪》、《蜀本纪》、《华阳国志》、《元和志》等书，证明"禹乃汶山郡广柔人。其母有莘氏感星之异生禹予石纽广柔。隋改广柔为汶山，石纽在茂州......禹为蜀人，生于蜀娶于蜀，古今人情，不大相远。"再引《通鉴外纪》云："禹娶涂山之女生子启，南巡狩会诸侯于涂山(引者注：九江当涂)。如是则娶而生子，生子而后南巡，南巡而后会诸侯。娶则在此，会则在彼，次序昭然。会稽乃至群臣之地，或崩葬之所，故日禹穴。"从而驳夏禹庙、涂后祠在九江当涂、会稽之说。最后，又理正言直地指出："世次绵远，地名改易烦乱，附会不足证。况会稽、当涂，在禹时未人中国，禹安得娶于彼哉?今特辩而证之。"作者先提出禹娶涂山氏于九江当涂之说，然后引用史料，逐层批驳，从而确立巴郡涂山为禹娶涂山氏之所。考证精详，论证层次清楚，论据充分，颇具说服力。
贾元又是书法家，书学苏(轼)体，温雅有法，名盛一时。涪陵北岩"观澜阁"匾额和《涪陵文庙御碑亭记》是其遗墨，笔法苍古，韶秀俊逸。


天官府蹇义
　　蹇义(1363--1435)，明大臣，字宜之，初名珞，重庆巴县(今渝中区)人。洪武十八年(1385)中进士，奉旨入朝谒见太祖，以"奏对称旨，语言诚实"，得到朱元璋嘉奖，赐名"义"，授中书舍人，特命朝夕侍奉左右，九年不加升。他小心谨慎，未尝忤色。惠帝即位，遵其祖父生前意旨，迁蹇义为吏部右侍郎。在"靖难之役"中，蹇义以及时迎附，受到朱棣意识，成祖即位，迁蹇义为左侍郎，数月后升蹇义为吏部尚书。成祖欲全部改变惠帝变更过的政策。蹇义从容进言："损益贵适时宜。前改者固不当，今必欲复之，亦未悉当也。"列陈数事本末，成祖称善而从。永乐二年(1404)，蹇义兼领太子詹事。永乐七年(1409)，成祖北巡，令蹇义辅太子监国。永乐十七年(1419)，蹇义奔父丧回故里，成祖及太子皆遣官赐祭。永乐十九年(1421)，蹇义奉命巡应天诸府，问军民疾苦，罢黜文武长吏扰民者数人，条兴革数十事奏行天下。复原职。永乐二十年(1422)，成祖北征回朝，怪蹇义不辅政，令逮捕关人锦衣卫监狱。次年释放。
　　仁宗朱高炽即位(1425)，甚念蹇义昔年辅助他监国的辛劳，加蹇义为少保，后又加少师。宜宗朱瞻基即位(1426)，委任蹇义内参馆阁，外预军机，职同宰相。宣宗非常敬重这位历仕五朝、职位显赫的元老，从不直呼其名，而称蹇尚书，还特地降旨赐给他免死牌，"本人可免二死，子孙可免一死"。宣德七年(1432)，钦赐府第一座于重庆。因吏部尚书为百官之首，故以"天官府"名其府第。
　　蹇义病逝后，宣宗追赠他为太师，谥号"忠定"。今重庆城区内地名天官府、蹇家巷、蹇家桥皆因其得名。


明工部尚书江渊
　　江渊(1400-1473)，字时用，号定庵、可潜，别号竹溪退叟。重庆市江津九龙铺(今享堂乡)人。聪明好学，博览群书，喜欢议论，常自喜自言：天生我才必为当世所用。"宣德五年(1430)中进士，入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
　　正统十四年(1449)蒙古瓦刺军大举进攻明朝，明英宗率军50万亲征，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惨败被俘，明军溃散，危急京师，史称"土木堡之变"。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英宗之弟廊王朱祁钰监国，徐有贞等倡议南迁。江渊闻讯急入，与于谦等人极陈南迁误国，务必固守京师，向廊王献守京师之策，甚得郧王赏识，升任刑部右侍郎，参与军事，协助于谦、孙镗等击退瓦刺军，对保卫京师做出了贡献。事后，郧王朱祁钰被拥立为皇帝，即代宗。他深得代宗信任，任刑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
　　景泰元年(1450)，江渊奉诏出视紫荆、倒马、白羊诸关隘，与都指挥同知翁信督修雁门关。是年秋，遂以本官兼翰林学士，人阁预机务。不久改任户部侍郎，兼职如故。
　　景泰二年(1451)六月以天变条上陈三事：(一)厚结朵颜、赤斤诸卫，为东西藩篱；(二)免京军余丁，以资生业；(三)禁讦告王振余党，以免枉滥。代宗完全同意。
　　景泰三年(1452)二月，江渊改任吏部侍郎，仍兼翰林学士。春季，京师久雨雪，江渊上书请下明诏免景泰二年田租之三，帝亦准其所奏，加太子少师。景泰五年(1454)，江渊升任工部尚书。景泰八年(1457)正月，被瓦刺释放回京的英宗乘代宗病重之机发动政变，夺回帝位，复辟上台，改年号为天顺。由于徐有贞进谗言，子谦遭杀害，江渊被谪戍辽东。
　　直到成化元年(1465)，明宪宗朱见深即位后，才被赦还乡，并赐府第(住宅)于江津县城石狮子街，由明宪宗亲书："北极勋臣府，西川相国家"联，刻石于大门两旁。
　　江渊善为诗，著有《观光集》、《锦荣集》及江津前八景、后八景诗等。


廉厉御史牟俸
　　牟俸(?～1480)，巴县(今重庆渝中区)人。为人严谨'冈0直不阿。明景泰初(1450)进士。授御史，巡按云南。宁远伯毛胜镇金齿，牟俸列其违法放纵的罪状，将吏皆震惊。天顺元年(1457)出任福建佥事。成化初(1465)，进秩副使。后迁江西按察使，为政谨慎严厉，回京任太仆卿。
　　成化八年(1472)，牟俸以左佥都御史巡抚山东。遇天灾，请开济南官仓将储备的粮食减价出售，令临清以关税收买米麦救济灾民，朝廷准其所奏。当时山东发生大灾荒，流落迁徙的越来越多。牟俸请皇帝诏令邻境抚、按随所安顿流徙饥民，秋成资遣他们还乡复业；又乞开放淮浙盐百万引，免除受灾州县拖欠的赋税。宪宗不仅诏如其所请，还诏令运临清府库存粮十万石去救济灾民。到七月，牟俸又以公私困竭，为救饥荒，乞开纳粟例，令胥吏得以就选，富民授散官，暂且截留漕粮备救济；十月又说："现在救饥荒仅救了他们的饥饿，没有管他们的冷冻，有了吃的，没有穿的，还是不免冻死，乞借给贫民布疋棉花。"宪宗称善。牟俸又檄发东昌、济宁仓粟十万多石为军士月粮，而以德州、临清寄库银买米救济灾民，奏请伏自行其事之罪。宪宗宽恕了他自作主张的过失。事后还以牟俸所奏下诏：将河南输边粮食运往山东救灾，而另给银为边饷，山东输京租20万石亦留给山东救灾用。成化十年(1474)，山东又遭特大天灾，牟俸奏请开放仓储粮食借给灾民。他巡抚山东五年，尽心救荒治政，救活饥民不可胜数。随后，牟俸升右副都御史改抚苏州、松州，仍治理严格。所部多巨室，牟俸特意抑制他们巧取豪夺，禁止索取私租，劝谕富家出谷以备天灾救济所需，动数千计；这就有损世家大族富户的利益，犹如捅了马蜂窝，怨谤纷纷。中官汪直有事到南京，一些世家大户便诬陷牟俸。牟俸在山东时与布政使陈钺赌气不和，陈钺说牟俸的坏话，汪直有意听信陈钺。成化十四年(1478)，牟俸到京议事，汪直奏请降诏捉牟俸入狱。并累算先前牟俸与翰林学士江朝宗过于亲密，江朝宗孝服期满回朝，牟俸到九江迎接他，联舟并下，所到之处，有司接待宴请颇盛。江朝宗辩驳，涉及汪直其他事情，汪直亦被逮入狱。
　　牟俸为政清廉，得罪巨室，含冤坐牢半年，谪戍湖广。同僚皆知是被汪直诬陷，竟无能为其辩白冤情者。牟俸被押往湖广一年多，屈死于戍所。


明右都御史李实
　　李实(约1417-1482)，字孟诚，号虚庵，合州(今合川市)人。明英宗正统七年(1442)进士，为人恣肆，无拘检，有辩才。正统十四年(1449)，瓦刺(蒙古)军进攻明朝，英宗率50万大军亲征，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惨败，英宗被俘，史称"土木堡之变"。英宗弟朱祁钰被于谦等拥立为帝，称代宗，改号景泰，组织力量抗击瓦刺军。在京师危急之时，李实在任职的淮安、扬州募兵二万北上勤王，取胜。蒙军首领也先派完者脱欢议和，举朝无敢往。他慨然请行，由礼科给事中擢为礼部右侍郎，以和议正使身份前往瓦刺军营中谈判。并宣读皇帝诏书，斥责其入侵京师及俘虏英宗的罪责。后往巴延特穆尔营谒见英宗，君臣同泣。英宗日："处此逾年，始见卿等。"李实颇言英宗前宠王振太过，以致蒙尘。还京之后，当引咎自责。英宗不悦，李实尚未感知。因也先要求明朝派大臣来奉迎英宗，李实回朝以告。后杨善再往，和议成，英宗还京。李实迁右都御史，巡抚湖广五年。清正廉洁，政绩斐然，得官民赞扬，后返京掌都察院事。景泰八年(1457)正月，英宗发动"夺门之变"，重新复辟。因嫉恨李实在和议时曾劝他引咎自责，便罗织罪名，斥为平民，遣送回乡。李实返乡后，绝口不及世事，优游闲居，曾放歌日：老来喜得返故乡，不慕元功图像麒麟阁。直到宪宗成化后期，其罪名方昭雪。宪宗诏复其职，因重病缠身，于成化十八年(1482)未行而卒。
　　李实著有《出使录》(又名《使北录》)一卷．《四库全书总目》收入"杂史类存目"，其"提要"云："景泰初，额森(也先)议和，朝议遣使报之，实时为礼科给事中，自请行，乃权为礼部右侍郎，偕少卿罗绮往。使颇得额森要领。及杨善再往，遵奉英宗南还。此乃所记在漠北见英宗及与额森辩论之语。"可见《出使录》乃他出使瓦刺谈判期间所见所闻的实录，颇具史料价值，可惜此书现已不复见。

明翰林侍读学士江朝宗
　　江朝宗(1425-1506)，字东之，号乐轩，重庆巴县(重庆渝中区)人。幼聪敏，七岁随父游京师，从学名辈。业《春秋》，学业日进。明英宗正统十二年(1447)丁父忧，回籍，读书温泉寺。景泰二年(1451)中进士，选为庶吉士。景泰七年(1458)参修《大明一统志》。书成升翰林院编修，后升翰林院侍读，参加经筵讲授。成化三年(1467)秋，撰《英宗实录》，迁翰林院侍读学士兼东宫侍讲。两典会试，所拔多名隽之才。成化十五年(1479)，因受"牟俸案件"牵连，贬官广东，任市舶提举。"牟俸案件"指廉厉御史牟俸在巡抚山东、苏州、松州期间，救灾民，抑豪强，禁私租，强令富豪之家出谷以备天灾救济之需。因得罪巨室，被中官汪直诬告，于成化十四年(1478)含冤入狱。因他与江朝宗同为巴县人，过从甚密，江朝宗受牵连被贬。江朝宗在广东期间，外国使者争先恐后想会见他，所送土特产品，丝毫无取。在粤数年，从不以书信联络当权者。后以老退休，恢复学士衔。
　　江朝宗归田后，杜门不出，待人随和，深受乡民敬重，多次被推举为孔子祭祀大典大宾。善书法，乡里有求必应。值岁凶，散禀粟以济乡人，故有"礼义廉耻以维持世道，孝弟忠信以风化乡间"之誉，其"文章足以华国，学识足以代言"，著有《紫轩集》、《蜀中人物记》等。天下许多难了事，乡人何用太相惊!"次年(1487)登进士第，选庶吉士。上书宪宗，请亲贤良，疏宦官，罢浮冗而广求风节之臣，考经史之义理而明圣学。此疏精诚毕见，切中时弊。宪宗不听。不久，孝宗即位(1488)，他又上书直斥权臣万安、刘吉、尹直，请重用王恕、王螗、彭韶等忠直之士。帝得疏后，万安、尹直相继罢斥，而刘吉任职如故。恨邹智入骨，指使党羽诬邹智诋毁时政，逮捕下狱，施重刑欲置之死地。邹智虽身经三木之鞭挞，仅余残喘，但神色自若，无所曲挠。幸王恕、彭韶营救得免，于弘治二年(1489)贬广东石城吏。临行，将亲友赠送的礼物一一退还，并写《答友人》一信云：
　　仆以不才，自速奇祸。荷明主宽仁大度，曲加保全，不胜幸甚!但愿二三君子进德修业，举明主于三代之隆，则仆虽死南荒，亦复何恨。嘉贶不敢留，谨随使者奉上，伏惟照察。
　　在广东，邹智尽心政务，废除一切豪华之礼仪，保持纤尘不染，一身清白。听说理学家陈献章在新会讲学，乃往受业，自此学业日益精深。不幸于弘治四年(1491)冬十月病卒，年仅26岁。著有《立斋遗文》(诗文集)五卷。
邹智一生忠耿，疏劾权奸，刚直之声动天下。於君国之间，缠绵笃挚，无一毫怨尤之意。他去广东前，愤然给明孝宗写《辞朝》诗云：
云韶声静拜彤墀，转觉婵媛不自持。罪大故应诛两观，纲竦犹得窜三危。尽披肝胆知何日，望见衣裳只此时。但愿太平无一事，孤臣万死竟何悲。
　　又有诗云：
　　人到白头终是尽，事垂青史定谁真。梦中不识身犹系，又逐东风入紫宸。忠君爱国之心，出于性情，见于言表。故他存留在《立斋遗文》中的文章，直气充盈，多忠言谠论。如轰动一时的《弘治戊申应诏封事》(1488)是明孝宗刚即位，宣布革新，弊政多所更改。邹智大喜，以为其志可遂，乃上此疏。疏中纵论为人主之道，讲正心之学，兴利除弊之必要，关键在于正衙门，退小人，进君子。如：然兴天下之利，当求利之所以兴，欲革天下之弊，当求弊之所以革。欲正天下之衙门，当自大衙门始。......夫内阁者，天下之大衙门也。以内阁之利言莫利于君子，以内阁之弊言莫弊于小人。小人不退，欲弊之革，不可得已；君子不进，欲利之兴，不可得已。窍照少师万安，持禄怙宠，殊无厌足，少保刘吉，附下罔上，漫无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挟诈怀奸，全无廉耻，世之所谓小人也。陛下留之则君德必不能辅，朝政必不能修，纪纲必坏，风俗必偷。天下之贤必有所观望而不敢来，天下之邪必有所盘结而不肯去。上弊社会，下弊苍生，此弊所当革者也。臣愿陛下风之再辞以全其体，给之余禄以饱其欲，放之田里以休其劳，则天下之弊无不革矣。再照南京兵部尚书致仕王恕，托志忠勤，可任大事；兵部尚书致仕王珐，秉节刚劲，可寝大奸；北直巡抚右副都御史彭韶，学识醇正，可决大疑，世之所谓君子也。陛下用之，则君德必为之开明，朝政必为之清肃，纪纲必振，风俗必淳；天下之贤必拔茅而来，天下之邪必望风而去。上利社稷，下利苍生，此利所当兴者也。臣愿陛下予以安车以优其礼，赐之手诏以重其行，置之左右以展其蕴，则天下之利无不兴矣。然君子之所以不进，小人之所以不退，岂无它哉，大抵宦官之权重也。
　　这段宏论以对比手法，点名道姓，斥权奸，荐忠良，责内阁，砭时弊，倘无以天下为己任之勇气，是万万办不到的。再如《弘治庚申拾遗》(1500)中更向皇帝提几点建议：(一)任宰相以亮天工，不使小人参错其间；(二)选谏官以开天听，罢浮沉之辈，求风节之臣；(三)收人望以协天心；(四)复祖宪以正天纲。即"以宰相为股肱，以谏官为耳目，以正人君子为腹心，然后深思竭虑，定宗社生灵长久之计，则天纲于是乎正矣!"这封"奏疏"可谓上封"奏疏"的延伸和具体化，同样表现了他千冒天威，忧虑国事，忠直刚义，无阿谀之习的高风亮节。
　　邹智的文章还有一些托物言志的抒情短章，如《赏雪诗序》以"雪兆丰年"引起，说："无雪则无年，无年则天下忧。天下皆忧，吾独得不忧?有雪则有年，有年则天下乐。天下皆乐，吾独得不乐?"表达了他与大众同忧乐的志趣。《笔铭》赞笔之正直；《墨铭》誉墨之刚灿；《砚铭》颂砚之默默无闻、流而不息的精神。这些抒情小品应该说是邹智人格精神之写照。
　　邹智的文章善用排比，多慷慨之音；清劲平实，无空洞之言。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他"疏劾权奸，直声动天下；然于君国之间，缠绵笃挚，至死不忘"，"故其诗文多发于至性，不假修饰之功；虽间伤朴速而直气流溢，其感人者固在文字外矣。"这一论评县十分确当的。


骨鲠英风刘洼
　　刘菹(1470-1524)，字秋佩，号帷馨，涪州(今重庆武隆县)人。明孝宗弘治十二年(1499)年平进士，授户部给事中，为官清正，多次劾显贵外戚贪赃枉法，有直声，上书弹劾尚书侣钟、庆云侯周能、寿宁侯张峦等。正德元年(1506)，武宗朱厚照即位，未数月即改孝宗之政，宠信宦官刘谨等，宴游寻乐，不理朝政，他上疏直谏，被杖于午门，后又针对宦官刘谨等结党营私，斥逐大臣，镇压异己等误国行为，多次上疏，"极言时政缺失"，忤旨，再遭廷仗之刑，夺俸三月。后被刘谨诬为与刘健、谢迁、吕种等五十三人为奸党，被流放居庸关，时人王守仁有"骨鲠英风海外知"的赞誉。正德五年(1510)，宦官张永告刘谨谋反，刘谨被处死后，他才被起用为金华知府，举治行卓异，严除恶习，禁溺女婴，百姓感恩，谓新生女婴为"刘女"，有政声。正德八年(1513)，因杖创复发，辞官归养，在家乡创办白云书院。嘉靖初(1522)，再起知长沙，迁江西副使，卒于御史任上。他为人刚直，不畏权贵，关怀民苦，为人所敬。
　　刘茳的文章，录入《涪州志·艺文志》的有三篇。一是《劾逆趟刘谨疏》，此文以忠耿之心，上奏明武宗朱厚照，"痛陈忠悃，乞斥奸佞，以全君德，以保圣躬。"作者以愤激之心，历数宦官刘谨等的罪行："各挟技能，争献谀论，蛊惑君心，靡所不为，导引圣驾，专事宴游"，以致"国事因之日非"，"弊政因而日滋"；"各处灾伤，民穷盗起，兵威财力竭于内，北虏南蛮横于外"；"军马钱粮，国之命脉也。今命脉微矣，譬如人身外貌，丰肥而脉理沉涩，不即就医，死期立至，岂可沉湎酒色，坐视其毙乎?"这一切，"败祖宗之家法，伤清明之治化，略陛下之初政，成天下之祸乱，皆刘谨也。"
　　再以忠挚之言力劝皇帝："陛下此时正宜兢兢业业，侧身修行，亲贤远奸，图维治理，早朝宴罢，节用裕民，庶可转灾为福，易危为安。"最后，提出希望："乞敕锦衣卫将刘谨数人拿送法司，明正典刑，另选安静良善内臣数辈，置诸左右，以充任使，更望陛下出入起居，不近玩好，视听言动，俱循理法，使人欲退。听天理流行，以之讲学，则清心而目明；以之修身，则道存而诚立，推而措诸天下，太平之世，不难致矣。"此文事关国家大事，指斥权奸逆佞，故措辞尖锐，言论激烈；但在规劝皇帝上又委婉恳挚，动之以情。如："臣每入朝，远而望之，圣体清癯......若夫游幸过度，未免伤神。夫千金之体，坐不垂堂，而况祖宗神灵，惟陛下一脉，可不慎哉!"再如劝皇帝勤政为国时，说："伏望陛下念我太祖高皇帝之取天下，问关百战，出万死于一生；念我成祖文皇帝之定天下，北伐南征，竟终天于异域；念我宣宗章皇帝之缵天下，内难纵横，而千戈谋动于邦内；念我英宗睿皇帝之理天下，外夷继叛，而播迁流离者数年；念我孝宗敬皇帝之奄弃天下，顾命之言，反复叮咛之不已，无非欲陛下之敬德修业，敬天勤民，为祖宗绍基业，为万世开太平，为生民增福寿也。"真是动情晓理，肝胆俱碎!
《荐兵部尚书刘大夏书》为兵部尚书刘大夏鸣不平，申冤屈。刘大夏官至二品，为官清正，"不为其子乞恩"，其子弟均在原籍，"恪守家法，寂无形迹"，"历官数十年，居家不逾中人之产"，如此廉吏却遭人诽谤，认为他"有蹊田夺牛之状"，"有愧于先进之人"，"不得与马文升相伯仲，而亟宜黜退"。为此作者上疏，一为刘大夏辩诬，一为国家得人才不易。所以他说："臣非曲为大夏辩论也，但念天之生才甚难，国家之得才尤难，才用于时而保全始终之节为更难。"最后，希望皇帝即敕吏部查勘，如有夺牛之事，请"黜罢"，如无此事，"亦宜究治造谣之人，使老臣得以安其位而行其志，勿使负屈于青天白日之下也。"此文辩驳有力，表现了他憎恶邪恶，爱护忠良的耿直之心。
　　《乞谥景宋濂先生疏》，此文为明初文学家宋濂请谥封号之作。宋濂(1310-1381)，字景濂，浦江(今属浙江)人，明初奉命修《元史》，官至学士承旨知制诰，深得太祖朱元璋宠信。后因长孙宋慎牵涉胡惟庸案，胡惟庸(?～1380)案指洪武六年至十二年(1373-1379)年间，胡惟庸任丞相，专权树党。后以谋逆罪被杀。洪武十九年至二十三年(1386--1390)，太祖又认为他有通倭、通元(北元)的罪状，穷究党羽，牵连致死者三万余人，故称为"胡狱"。宋慎也在其中。于是，宋濂全家谪贬于茂州，赴茂途中病死于夔州。刘范认为，宋濂病故时，"既不蒙葬祭，亦不蒙赠谥，当世莫为之言，盖以为罪人也；至今莫为之言，又以为往事也"，这实在不公允。"而濂以学问文章为昭代之名臣"，"为本朝欧(阳修)苏(轼)，当时得罪自其孙，不自其身，天地之大当见容也，日月之明当见察也，见容见察，则漏泉之泽当身恤矣。"所以，他希望皇帝"念濂为圣祖文学旧臣，为本朝文章大家，略可赦之"，追赠谥号，"赐濂杨明之典，则圣朝彰善之政，善善之心，激昂人才之风光，辉文治之运，一举而兼得。"作者站在扬善抑恶、鼓舞士风的立场，冒天下之大不韪，直言敢谏，为宋濂平冤请封，非忠耿之士不敢为。
刘蒲不畏权贵，刚直不阿，忠直敢言，具有高尚的人品与忠正的风格，其文亦如其人，行文平易自然，恳切忠直，说理透辟，情深义浓。他又精书法，有"白云书院"、"宝莲桥"、"极乐胜境"等题刻，书法道劲，高出常格，临摹传拓者甚众。著有《刘范先生文集》、《邹刘奏疏合刊》等。


明刑部尚书喻茂坚
　　喻茂坚(1474--1566)，字月梧，荣昌(今重庆市荣昌县)人。明正德六年(1511)，与杨慎(升庵)同榜考中进士，授河南省铜陵县知县。后调浙江省临海县知县，他发现当地乡民有溺死女婴的习俗，即令民间生育女婴者，报官后立即奖给衣衫布裙，使不少女婴得以存活。乡民就将这些女孩取名为"喻女"，以示感激。正德十四年(1519)，他任福建道监察御史。嘉靖元年(1522)，巡抚陕西，平总兵李隆之乱。嘉靖二年(1523)，巡抚河南、河北两省时，参与军国大事的商讨，严厉惩治了贪污残暴的官吏。又先后担任河间、真定知府、贵州贵宁道副使、贵州、浙江右布政使。在任陕西左布政使、郧阳巡抚、应天(南京)巡抚期间，曾参与镇压各地的农民起义。在任淮阳总督漕运期间，精心规划，裁节冗费，节省修漕经费白银10余万两，他没有按照旧例作为个人收入，而是将这笔银两来代为完纳庐、凤、淮、扬四府百姓水荒积欠钱粮银18万两，很得民众拥戴。
　　不久，喻茂坚升任南京大理寺卿，刑部右侍郎。因秉公查处楚世子英耀杀父一案有功，颇受明世宗(朱厚熄)赏识。明世宗嘉靖二十七年(1548)，升任刑部尚书。他主持编撰《问刑条例》，这是一部重要的明代刑典，对研究明代刑律有重要作用。他面对朝政的昏暗腐败，不畏权势，上疏营救谏官夏言，弹劾奸相严嵩，因而触怒明世宗，遭受贬谪。
　　嘉靖二十八年(1549)，他辞官回到荣昌故里。还乡后，创议主持在县城东门外修建乐雅书院，亲自"以诗书课后"，培养人才。嘉靖四十五年(1566)病故，葬于县城东郊，即人们所称的"尚书坟"，他在县城大东街的故居称为"尚书巷"。


廉直拒贿"夏天官"
　　夏邦谟(1485--1566)，字舜俞，号松泉，涪州(今重庆垫江县)人。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进士，授户部主事兼户部考功稽勋。德州仓正等职，掌管户口、财赋和官吏考核。
　　在任职期间，夏邦谟对收支严加监督、审核，严禁地方官损公肥私。在户部，因持论公正，被权奸嫉恨，被贬为两淮运判。不久，任道州同知，夏邦谟推行"一条鞭法"，减轻人民负担。之后，历任云南参议，湖广、浙江、江西副使，云南参政、福建按察使、右都御史等职。
嘉靖二十六年(1547)以后，夏邦谟历任户、吏、礼部尚书等职。在任期间，他查田亩，裕赋税，弥补国库长期亏空；纳群言，拒馈赠(贿赂)，不为权奸左右，深受明世宗倚重，连永明殿、社稷坛等各项祭祀，有时也诏他代为拜祷。权贵嫉恨于他，不断寻隙攻讦。嘉靖三十年(1551)被罢官。他从政40余年中，为人廉直，视国事如家事，不避忌怨，毅然肩之。秉公执法，事事处处为民着想，人称"夏天官"。
　　晚年居涪州，工诗，时与杨慎(升庵)赋诗唱和；擅书法，与颜(真卿)、蔡(襄)二家为近。曾书《荔圃春风》："南海移来种最奇，员姿绚烂艳阳时。焉知涪地珠林实，偏荷昭阳国色知。当月曾劳人远贡，而今不复马飞驰。喜逢君德同尧舜，独重贤才贱荔枝。"书法苍劲排宕，为后学称之。


明兵部尚书张佳胤
　　张佳胤(1526～1588)，字肖甫，铜梁(今重庆铜梁县)人。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知河南滑县。因擒巨盗高章，名声大振，升任户部郎中。又因考察属官材料失实，贬陈州同知。隆庆五年(1571)升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十府。安庆兵变，坐勘狱词不合，调南京鸿胪寺，任光禄大夫，进右都御史，巡抚保定。上任途中因丧事归故里。
　　万历七年(1579)起故官，巡抚宣府，因与总督郑络设计制服了四处抢掠的蒙古族头人马五大，回朝任兵部右侍郎。万历十年(1582)春，受首　席大学士张居正推荐，赴浙江平乱，兼浙江右佥都御史，代理浙江巡抚职。平定兵变后，升兵部左侍郎，继又功加右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他派部将李成梁屡败鞑靼察汉尔部，功加太子太保。后回朝任兵部尚书，为朝中权贵所不容。万历十四年(1586)，他三次上疏乞休，恩准返乡。万历十六年(1588)病亡。赠少保。天启初(1621)，谥"襄宪"。
　　张佳胤工诗文，自号踞崃山人，为"嘉靖五子"之一。著有《秦议》二十二卷，《幄崃集》六十五卷，《补华阳国志》一卷。
　　他的诗"诗律精严，高视千古"(《静志居诗话》)，又有人评为"宏博雄肆，凌驾前人"。如《夜宿黄牛峡》：
　　春到黄牛峡，江辞白帝城。楚云高不落，巴水去无声。绝塞书难得，孤舟月更明。棹歌听自短，几处夜猿鸣。全诗写溯江旅程，巴水楚云，月夜思乡，渔歌猿啼，切景切情，绘形绘声，情景交融，错落有致。似乎信手拈来，却有自然天成的效果。
　　他的散文亦才气纵横，联翩浮想。《昆仑洞赋》描写铜梁县昆仑洞的佳景。该洞矗立山崖。险峻幽深。下则有无底之谷，上应岷峨之境，气势磅礴。洞内钟乳清泉，古木珍禽，牧子樵夫，唱和云林。于是突发奇想，诸神临降，仙宫集会，老、庄咸聚，抵掌探神。最后写与童子对歌，表现出对幽居生活的向往之情。另有一篇《祭周兴叔通政文》。周兴叔，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嘉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官太常寺少卿，后迁南京通政司右通政，职掌内外章奏和臣民密封申诉文件。他是张佳胤的好友。此文先叙二人以道义相交的过程："人之相知，贵相知心。余长西蜀，公振武林。先后释竭，宦海浮沉。风波末路，内外辰参。惟兹同气，神交孔深。"次叙他们时常书信往来，一起共事，"或从谈艺，文苑之魁；或从议政，王佐之才。"再叙自己陈情乞归，卧病斋阁之际，兴叔又以诗慰问，并过门相访，"长话纵横"，两情依然。后叙兴叔突然病亡，"别去几何，讣音忽驰。伏枕惊起，疑梦疑痴"，作者无限悲痛。全文旬式整齐，音韵婉转，情真意挚，流露出对死者无限崇敬与怀念之情。


刘时俊讨叛平乱
　　刘时俊(?～1629)，字尹升，号勿所，原籍四川隆昌，后迁重庆荣昌县定居。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平生秉性严谨，敏锐，遇事大胆敢为。历任桐庐、吴县知县。在庐县时，曾毁瘟神庙，改庙地为书院，借以办学；在桐县时，制止土豪不顾航行安危，霸占航道渔利的做法，在吴县时，吴县至嘉兴的长桥塘路受江海流水侵蚀毁损，南运河拉船纤夫及行路者十分艰难。他疾民所疾，立刻组织人力，筹银3．7万余两，重修长桥塘路80里，名为宝带桥，乡民感其德，称为"刘公堤"。同时，他还严惩买通官府吏卒，贩卖私盐，盘剥百姓的土豪盐枭。
刘时俊后升任南京兵部主事，刑科给事，太仆寺卿。因抱负受阻，无所作为，遂辞职还乡。
　　明嘉宗天启元军(1621)，四川永宁宣慰使奢崇明叛乱，其子奢寅、婿樊龙和部将张彤等驻扎重庆，杀死巡抚、道、府、总兵等官员20余人，并分兵攻占合江、纳溪，破泸州，陷遵义，震动川、黔两省。刘时俊上奏朝廷，请予讨伐。明王朝即令刘时俊督兵征讨奢崇明、樊龙等。刘时俊从湖广招集兵将时，水西(今贵州毕节附近)少数民族又反，他带领部队在金刀水击败水西兵。接着，他又到夷陵调遣少数民族及汉族士兵，遣部将侯良柱带队到重庆前线，他带队从北路到保宁，会合总督商议用兵策略。当时巴县县令戴佥宪亦会同进兵。但戴佥宪提出"撤关让路"的妥协主张，刘时俊坚决反对，说："樊龙首恶必不可宽"，总督亦同意。于是，他立刻自保宁奔赴重庆前线。这时，樊龙援兵已抵自市驿，明军由于戴佥宪的"让路"主张而纷纷溃散。刘时俊驻军浮图关，在军前表态：决不让路。同时集结溃散官兵，率兵巡查，设哨于两江，士气大振。第二日，樊龙张彤部出城迎战，战败；渡江后欲与援兵会合，又被击败。刘时俊亲督官兵，与秦良玉等兵力合力追击，樊龙部大败溃逃，最后斩樊龙、张彤及奢氏党羽，重庆得以收复。监军戴君恩及总督竞冒功，向朝廷参劾，诬告刘时俊勾结樊龙，致使他被免职。由于在朝御史周宗建、湖广参政尹伸秉公直言，为他辩白，才得以澄清事实。后升任兵部右侍郎。
崇祯二年(1629)去世。朝廷追录其平定重庆功绩，赠封为兵部尚书。
　　刘时俊能诗善文，一生著述甚多，先后著有《三邑人文》、《居官水镜》、《仕途悬镜》、《存奇》、《大易统要》、《治安文献》等。今录其驻军浮图关时的诗二首，可见一斑。
　　题佛(浮)图关军驻岩关扼上头，凭栏百里望皆周。群山翠点高低列，两水清涵上下流。地险我何妨进退，孤城彼自受羁囚。一时纵耳还生喜，釜底游鱼可待体。此诗写出了他居高临下，据险困敌，充满必胜的豪壮心情。
　　喜二子自江南来携硝磺到渝助军
　　专征久已愧庸才，家事何常复念哉。江外忽惊双桨至。膝前瞥见两儿来。
　　勤王早觉亲恩重，赴难还将国用裁。移孝作忠唯此际，一番喜动转成哀。此诗写出了他征叛将张彤、樊龙、忘却家事，他的两个儿子自江南携硝磺(炸药)来渝助军孝为忠，忠心报国的情景，以及最后被诬害后的愤懑心情。


明礼部尚书王应熊
　　王应熊(?～1646)，字非熊，春石，重庆府乐碛(今重庆渝北区洛碛镇)青溪里人。有异质，读书过目不忘。年十六就有"小先生"之称。兵宪曹学俭深器之，授以诗文。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天启元年(1621)，出使四川。次年，调任洗马，不久改任詹事。因直言得罪太监魏忠贤，险遭祸害。
　　崇祯三年(1630)，升任礼部右侍郎。崇祯五年(1632)，擢礼部左侍郎。他为人刚直，人多畏惧。崇祯六年(1633)冬，众臣推选阁臣，他因资望浅不能参与，崇祯皇帝特旨提拔他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人参机务。崇祯八年(1635)正月，农民起义军陷凤阳，毁朱氏皇陵。他因包庇巡抚杨一鹏被弹劾，他上书请归。崇祯帝特赐舆马费并派官护送他回巴县。
　　崇祯十二年(1639)，其弟王应熙横行乡里，乡人赴京诉王应熙不法事480余条，贪赃170余万，他受牵连。巡抚、巡按勘究之时，他被召用，便不了了之。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义军攻占北京，崇祯帝自杀。崇祯十七年(1644)五月，福王在南京称帝，他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总督川湖云贵军务，他坐镇遵义。1645年，福王朝廷亡，诸将拥兵自雄，各霸一方，他无一师可督。清顺治四年(1647)，清兵陷重庆，降将侯天锡遣使招降，他斩其使，他欲逃往永宁山中，至仁怀(今贵州赤水县)土城，抑郁病死。
　　他博学多才，熟谙典故。其诗文、德行皆受曹学俭影响。著有《雪程记》22卷、《涵园集》20卷。其文今能见者，有《五福宫殿铭》。五福宫，位于重庆城西山顶，通远门侧，是城内登高胜地。《蜀中名胜记》日："五福宫乃城中最高处，俯窥圜窥，坐带江流。"有"云崖深处"、"福地清都"之称。天启元年(1621)，因永宁(今四川叙永)宣慰使奢崇明叛乱，寺毁。崇祯二年(1629)重修。《五福宫殿铭》就是记载这重修之事的。"铭"的"序言"交代五福宫因辛酉奢崇明之乱而被毁，十年不复。对予这"名胜秀甲"之景区，"委之于草莽可乎哉?"所以他接手修复，于己巳(1629)冬中二十一日动工，于第二年庚午(1630)春季二十八日落成，所以他"镂铭于石，诗以道志"。"铭"之正文先写五福宫"寥天星坛"高耸之气势和"双流衣带，北斗阑干，群峰新沐，献翠如欢"的双江环绕、群峰碧翠之自然景观。次写他在"众谋鲜断，百弛讵张"的情况下，问道于人，知道"伐柯不远"，便决定重修此宫。再写宫成之后，"清静无为，万物以丰。芝楹俨硕，茶寮静嘉。羽衣衲士，于焉是家"，成了僧道和游客之佳所。后写五福宫成了佛道同在之地，"非同非异，云树周遮，好种松鬣，莫植桃花"，表达了异物同处，常年青翠的美好愿望。此"铭"每句四言，叙描结合，融情于叙事之内，寓理在绘景之中，余音缈缈，令人思索。其诗有《曲水寺》一首：
　　朱明初丽日，曲水此含烟。浅藻浮悠俺鹭，深林响杜鹃。禅枝松缀子，僧饭豆归田。一宿谁云少，犹能免俗牵。曲水寺在重庆西南40里人和乡龙潭山，曲水萦洄，幽林环抱，故名曲水寺。此诗写出了他寄宿曲水寺时的免俗闲适恬静的心情。


喻思恂参劾权奸
　　喻思恂(1575-1647)，字醒拙，号川石，重庆府荣昌(今重庆荣昌县)人。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初任真定府柏乡县知县，为政清廉，为民称赞。后调枣强县知县，并考选为山西道御史。后奉命巡视漕运。时值宦官魏忠贤专权，派人向喻思恂索取贿赂说："公此差皆魏力，可觅东吴大本奇珍以献，八座可立待。"喻思恂不屑地说："魏党专权，天下切齿，喻某钢肠铁骨，宁断吾首，不可屈志以事之!"喻思恂的严词拒绝使魏忠贤这个权奸嫉恨于心。
　　明熹宋天启四年(1624)，喻思恂与魏大中等50余人多次上疏朝廷，弹劾魏忠贤欺上网下，专权误国，并列出24大罪状，明熹宗不予理睬。喻思又独自上疏，指出魏忠贤"品流卑贱，心性贪残，目不识丁，巧能饰作。我皇上信心为忠而莫辨其大不忠，名之为贤而靡觉其大不贤。"这一奏疏因批评了皇帝，受到朝廷的斥责。喻思恂眼见皇帝昏庸，国事日非，势不可为，就和一些朝官以患病为由，请辞还乡。魏忠贤为清除异己，除已拘捕杀害在朝为官者外，还派廷尉拘捕辞职还乡之人，喻思恂自不能免。幸明熹宗死去，魏党阴谋才未得逞。
　　崇祯帝即位(1628)后，喻思恂仍被任命为山西道御史，奉命巡查长芦盐政。他看到穷苦盐民卖儿卖女，家破入亡，难以完税，便节省自己的俸禄代为完纳。后历任河南道、太仆寺卿、浙江巡抚等职。在浙江巡抚任内，曾与广东、福建合兵，剿灭海盗刘香，并积极参与防倭(日本海盗)、剿倭之战。他主动捐赠俸禄和节省杂费共计白银21万余两，贮存于宁台，作抗倭费用。因粮丰兵足，倭寇不敢来犯，致使浙江、福建沿海得以安宁。
　　明末全国各地农民纷纷起义，震撼皇都北京。喻思恂奉命率兵数万北援，止于山东。后升南京兵部右侍郎。崇祯十四年(1641)退休返家。
　　崇祯十七年(1644)，张献忠义军人川，喻思恂率亲属逃离荣昌，奔赴贵州。南明弘光元年(1645)，他以户、兵二部侍郎总管川、湖、云、贵饷务；隆武元年(1645)，他以户、兵二部尚书行事；永历元年(1647)，他以兵部尚书召入永历帝(朱由榔)住地，与遗臣王应熊、范文光等总督四川、湖南、云南、贵州军务，力图恢复明王朝。可惜天不假年，宏愿未了，于同年去世，葬于贵阳。


喻思懂巡抚贵州
　　喻思催(1568--1650)，字似枣，重庆府荣昌(今重庆荣昌县)人，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经魁。初任河北获鹿县知县，升任大理寺评事，不久转任大理寺寺副。
　　崇祯元年(1628)，奉命秉公承审宦官魏忠贤、张体乾、谷应选等三大案件，分三等定罪，大快人心，得到崇祯皇帝的赏识，升户部山西司郎中，管理河西粮务。
　　崇祯六年(1633)，授贵州威靖兵备道，驻普定。后调云南曲靖兵备道。在任职期间，昆左地区少数民族土司率众反抗官府，他亲临阵前，说服土司归顺，避免了一场战祸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当地乡民曾建生祠以表感激。后来，又调金滕兵备道，总理军务，驻扎贵州铜仁。
　　崇祯十三年(1640)，退休回荣昌。
　　崇祯十七年(1644)，张献忠农民起义军入川，他带领亲属逃离荣昌，奔赴贵州遵义。这年，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入北京后，崇祯帝自缢于梅山，南明福王朱由崧建立弘光王朝，他任平、越、缉、绥等六府命官，以安定少数民族地区。同年加太仆寺少卿。
　　桂王朱由榔永历三年(1649)，升任贵州巡抚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后代理四川巡抚。
　　永历四年(1650)死于任所。著有《赋役全书》。


明末兵部尚书程源
　　程源(?～1661)，生年不详，江津(今重庆江津市)五岔乡人。明崇祯十六年(1643)考取进士。当时，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直逼潼关，他主动给朝廷上疏，列陈防御十策，未被朝廷采用。明崇祯十七年(1644)，清军由山海关攻入北京，击败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唐王朱聿键在福建称帝，程源闻讯前往投奔，任命为太常卿，曾奉命使粤。
　　公元1646年，唐王败亡，程源在广东拥立桂王称帝，改元永历，被任命为东阁大学士，兵部尚书。负责经营云南、贵州、四川、湖北诸省，督战并克敌制胜有功，受朝廷嘉奖。后于偏桥之役被叛将王祥俘获，程源七日不饮不食，并向王祥晓以大义，终将王祥说服，重新归顺明朝。
　　桂王永历十五年(1661)，明亡。程源悲愤万分，背发毒疽，含恨而死。


了庵居士刘道开
　　刘道开(1601～1681)，一名远鹏，字非眼，别号了庵居士。巴县(今重庆市渝中区)人。自幼好学，尤潜心于兵农水利。崇祯六年(1633)举人。张献忠入川，他携家至涪陵，后又转徙梁平、垫江间。清初，他由达州迁入阆中，巡抚李国英重其名，欲为其请官，他坚辞以死誓，乃止。李国英常造访问他治平之术，他虽以戡乱抚民休养生息之道进之，然亡明之痛，未尝一日去怀，遂从当地离指和尚遁藏。顺治十七年(1660)，其子如汉迎他至京师赡养，他则闭门精修，居斗室20余年，不与人交往。卒时遗命以僧服入殓，不得用清朝衣冠。著有《自怡轩诗文集》、《痛定录》、《蜀中人物志》等，惜均佚失。今能见者有两文，一为《蹇忠定公辨诬》(见《巴县志》、一为《金鳌寺碑记》。
《蹇忠定公辨诬》针对《从信录》一书中对蹇忠定公的诬蔑而写的。蹇忠定公(1363-1435)，蹇义，明初五朝元老，重庆府巴县人，原名珞，字宜之。洪武十八年(1385)进士，初授中书舍人，因谒见明太祖朱元璋时，奏对语言诚实，得朱元璋嘉奖，特赐名为"义"。后历任惠帝、成祖、仁宗、宣宗四朝大臣，内参馆阁，外务军机。他为人质实和厚简静，处事有量，未尝一语伤物，至议典法，不苟包容，必归于正历。他事五朝凡五十年，贵而能谦，富而能约，在皇帝面前所言之事，未尝退而语人。故在吏部33年，慎择郡守，考察明恕，不苛不纵；宣德四年(1429)解部物，专赞密勿，协助皇帝治理天下。由于他"厚重谨默，不矜不伐"，很得朝廷欣赏，常给赏赐。宣德七年(1432)，宣宗还赐其免死牌，本人免二死，子孙免一死；又在重庆赐他大府第一座，按王爵规格建造，由宣宗御书中堂匾额"一个臣"和门联"祈天永命天官府，与国咸休国老家"。病逝后被追赠为太师，谥"忠定"。可见他受"王礼"之重。但《从信录》却谓蹇义"以天下太平劝上微行，而生日得赐纱与马。"对此，刘道开愤然日："余览至此，不觉掩卷忿叹，日：'有是哉!草野书生，敢以耳代目，轻易诬蔑先辈也。'"然后引用《忠定公年谱》之大量事实，证明蹇义之忠厚宽弘、谦恭谨慎，故得历朝重用，而非阿谀奉承之徒。故批驳日："夫身为大臣而劝上微行，不知于已何利焉?且以劝上微行而后得赐，则不劝微行必不得赐明矣，然则《年谱》所载之赐，岂皆乌有子虚乎?"最后指出，《从信录》之所以如此诬蔑，是因为蜀人在朝"显者寥寥"。所以，他大呼："已吁!可胜冤哉!可胜冤哉!"此文观点鲜明，事实充分，批驳有力，行文流畅，表明了他求实正直之风。
　　《金鳌寺碑记》是应山之僧了能之嘱之记事文。金鳌寺，乾隆旧《志》称："智里六甲，城西南六十里，高二里。"风景幽爽，"上有崖，悬五石，名五谷仓。"后属跳蹬乡。此文写金鳌山之得名："山名金鳌，从其形似名之也。踞大江之滨，盘郁蹲耸，若鳌之矫首奋翼于沧溟中，故日金鳌。"次具体写其幽爽之景："中峰为寺，群峰绕之迂回，蹬级造顶则平。古松弥望，每风至笙簧盈耳。寺之左，短墙仄径，绿阴森爽，尤为佳胜。若云篆，若珞璜龟亭，若云凤，皆几席问物，是则金鳌寺之大观也。"再写金鳌寺修建之始末。元之前无考。元代曾加修葺，明神宗万历年间大加恢拓，思宗崇祯间再加完善。邑人多读书其中。"先辈卿大夫诸生时，多下帷于此，有'十载金鳌九进士'之谣"，并说明其子也在这里"杖而登焉"，意在追寻先辈卿大夫之路。后写金鳌寺无碑无句无题咏，慨叹先辈"之所为朴也"，"非其才不足也，有所专而不暇他务也。"因而应了能和尚之嘱，写此碑记，以补前代之缺。最后以"辞"作结。此文叙事写景抒情，三者融合，简洁情深，并表达他希望"后有作者，嘉惠鸿篇"的谦谦之风。
　　刘道开生性好善疾恶，年70时曾作"座右铭"以自警云："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尝试。言行须当质鬼神，心术要可对天地。自厚而薄责于人，不得则反求诸己。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不要不虞之誉，不避求全之毁。"句句皆其躬身实践之言，处处体现其洁身自好、独善其身之高风亮节。


苟金薇除暴安良
　　苟金薇(约1661～1717)，字井生，合州(今重庆合川县)人，性善孝友，少有大志。10余岁时，他随父苟云龙从贵州归来，正值兵燹之后，田园荒芜，乡里丘墟。他们便在渠江旧居之侧，结茅庐以栖身。耕读并营，寒暑无间。生活虽然艰苦，但未改其济世之志。康熙二十年(1681)举人，屡试礼部不第，后为广东曲江县知县。这里是粤东北门户，兵民杂处，使客辐辏，号称难治之邦。苟金薇到任后，因乎人情，顺乎土俗，除强暴，安善良，兴利除弊，教养兼施。他在曲江县六年，使该地政通人和，百废俱兴，邑野大治。由于他的政绩突出，被督抚举荐"卓异第一"，后升任广西新宁州知州。他到任后，除采取在曲江的一些措施外，还发展经济，繁荣商业，兴办学校，培养人才，极受州人拥戴。大约康熙五十六年(1717)，因丁继母忧，返归故里。不料抵家数月后，即病逝，年53岁。
　　苟金薇的文章，今能见者有《素园寓集自序》，此文记述了他艰难的身世，17岁父亲去世，临死时"语无一及家事，惟呼薇，命之曰：'吾殁后，能读父书，瞑吾目矣。"'后，他便结茅山中，耕营苦读。再述他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冬赴京师，滞留两载，后拜识胶西王夫子，并留他住在素园书舍。王夫子鼓励他写诗，"自是稿始不复弃去"。经5年后，他检点翻阅，虽自谦为"不足言诗"，"然年来身所经境，所遇忧闷困苦，久客无聊之状，未尝不有十一于兹。"他认为这些诗纵不敢以见他人，但可留示子孙，让他们"知吾艰难半生，犹瓠落无所，似如此而渠，欲优游安坐以有成立也，能乎哉?则是薇存此集之志也。"取名为《素园寓集》者，是他存诗自寓居王夫子的"素园"时开始，以"不敢忘父师言且志敬也。"此"序"文字朴实，诚恳亲切，感情真挚，谦谨有序，读之令人感动。此外，还有《出粤日记》一卷，此书是他由曲江复改官粤西，在路上纪程之作。虽未存刻本，但据作者行状实录，就苟氏族谱所载金薇与戚友谈话数例，蔼然仁者之言，亦可折射出作者的风貌。《曲江吏事纪实》一卷，此书乃他任广东曲江县得督抚保奏"卓异"候升之时，自将其在曲江任内紧要公牍选择，编纪其事，皆有案可考，未有伪作。后经曲江富绅李式准等校录，尤不可有欺饰，故名之日《吏事纪实》，非虚言也。此书一出，人人皆谓之为实录，"各置一编，传诵不止"。苟金薇的文章重在纪实，故叙事议理，诚朴明晰，有厚笃之风。

东川诗社社主龙为霖
　　龙为霖(1689-1756)，字雨苍，号鹤轩，重庆府巴县(今重庆渝中区)人。幼聪慧，9岁能文，11岁入县学，16岁中举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进士，因病归。康熙四十八年(1709)殿试，授中书。历官云南太和知县、石屏知州、广东肇庆同知、潮州知府。在任所惩奸邪、均徭役，兴学设教，政绩卓著。后为流言诽谤，去官，潮人追思立祠以祀。乾隆元年(1736)召见起用，坚辞，请终养返里，奉母家居20年。善诗文，与同邑周开封、忠州陈龙崖等结诗社于东川，极诗文酒唱之乐。晚年好静，居九龙滩别业以终。著有《荫松堂诗集》、《橐驼集》、《读诗管见》、《本韵》等。工书法，真草俱佳，指书尤绝。
　　龙为霖的文章今能见者有《答赵中丞论韵书》(见《巴县志》)，此文就赵中丞(名国麟，时巡抚福建)索问《本韵》一书之事而写。《本韵》集前人之大成，考据精详，为当时学者所称道。文中除感谢赵中丞的夸奖外，主要谈了他写作《本韵》的立脚点和写作经过，以及他对韵的看法与主张。全文行文谦谨，态度蔼和。另有一篇《募修藏经阁引》。藏经阁，即古佛崖，乾隆旧《志》称："藏经阁，在西湖池岸，一名古佛崖。明嘉靖元年建，康熙四十八年重修。有前明杨升庵诸公诗碑五，成都守冀应熊题'选佛场'额。"今重庆渝中区罗汉寺第二重门后尚有"古佛崖"三字。本文分三层：第一，写天下山川奇胜，景物清幽，大半皆在禅房僧院，始信梅宛陵之诗："从来绝胜不离俗，未有幽深不属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文人学士、鸿章椽笔，怕"岁久散亡"，常"多借古寺残碑，流传征信。"而士君子车尘马足之倦后，来禅院憩息，既可"静烦嚣，娱心志"，又可题诗撰文，给禅院增添了许多清词雅韵。第二，写藏经阁是巴郡形胜中之首屈一指者。表现在："环古刹，带清池，径从石罅中入。"自然景观美；"自唐以来，殿阁崖巍，迥出尘表。又有禅藻亭、宝素亭诸胜，藏古遗迹如宋苏东坡、明杨升庵诸乡先生及宦游过此者石刻咸在焉。非所谓幽深胜绝者欤!"人文景观美；再加上郡守李公在阁旁选地创立书院，许多士子亦爱其"地僻景幽"，来这里"藏修息游"。文化氛围浓。第三，写募修藏经阁之缘起。僧某以殿宇诸胜渐渐颓破，独遗碑林立，怕数百年后故物将剥落湮灭，故"重为伊咎"，"亟谋募化，意在存古"。而作者则想到书院在阁旁，"如人共室而居，气象盛衰，相为表里。"所以愿为他"走笔而为引"，希望"十方檀越，不吝布施......诸先达遗刻，永垂莫坠......即四方骚人墨客，访胜来游，将发抒胸臆，流连咏歌，更复何极!"有钱出钱，有题咏墨宝赠题咏墨宝，使藏经阁焕然一新，形胜更加光彩。此文由远及近，把募修藏经阁之意义、作用阐述得非常亲切、平易、自然，使人不觉突兀，而能自愿投入捐赠之行列，达到了"募修"之目的。


东川书院主讲周开封
　　周开封(?～?)，字骏声，号梅屋，巴县(今重庆渝中区)人。康熙五十九年(1720)举人，官福建龙岩州判。淡于名利。致仕归，与龙为霖、何元鼎等结诗社于东川。尝主讲东川书院。善诗文，其诗潇洒出尘有规度，其文清丽晓畅有韵致。著有《诗影》、《诗铄》等书。
周开封的文章，今能见者有三：《千斯门城楼赋》、《玄天宫重修募引》、《游华蓥山记》。
　　《千斯门城楼赋》先写重庆之形胜险要：渝郡雄丽，"拊瞿塘以为门户兮，倚玉垒而为负废。涂山嶂郁延左峙兮，嘉陵右注而潆纡。城基则悬崖千仞兮，两江则环抱而为汤池。"次写千斯门的得名与壮观。千斯门在城北偏东，临嘉陵江，隔江对江北城。"古者因事以立名兮，殆米粟菽麦之所储"，可见千斯门为古代之粮库。"上建巍巍之敌楼兮，盾橹启闭有攸司。"但后来遭遇大火，千斯门被毁。故"今昔于是殊观兮，风景萧瑟而凄侧。临郛一望而心伤兮，举足碾河而瓦砾。"再写干斯门之重建。运斤斧，进庶工，勤陶甓，"功不日而事成，视旧规而整饬。"因此，百姓相呼竞集，闲人独步而斜观。后写登楼观景："春葱蔚而夏昭融兮，乃环楼四面之江山。雁字斜而水石明兮，柳絮起而风气寒。回盼丹霞而扶桑始暾兮，对卷彩云而金波乍阑。"春夏秋冬，四时之景不同。而夜景尤为壮观："啮月而微亏兮，水含星而不吐。两岸之灯光如昼兮，四起之歌声论证谱?宵渡客兮一叶轻浮，卖酒船兮数声柔橹。"最后，赞美千斯门城楼之奇观可与岳阳楼、滕王阁比美。此文立意高远，叙事简洁，描形绘景，生动逼真。文辞优美，意蕴深富，令人有登楼观景之美感。
　　《玄天宫重修募引》写玄天宫因火灾被毁，为僧如善谋复建而募修所写之文。玄天宫，乾隆旧《志》称：在治北小什字。此文先将玄天宫与涂山进行比较，指出涂山之所有形胜景观，玄天宫皆有，且玄天宫"近在城内，不比游涂山之劳也。"次写玄天宫始创何时，已不可考，但明初张三丰已有"题玄天观诗"。康熙己丑四十八年(1709)，"余读书其中三年。尔时古制静穆，似不在城市者。"再写玄天宫遇火灾，针对有人认为宫既毁，神已不福民，反对复建进行批驳，指出："夫物，有成必有毁。佛氏以地、水、火、风为四大劫，劫至，虽天地亦所不免，况区区佛教?且神殿受职上帝，天载无声臭，使神之所以福民者，必见闻影响，令人诧异窥测，则亦浅之乎神矣，修复为是。"再指出："况斯地形胜，不亚涂山，登其上者可以放怀，可以游目，动荡凝存，神态皆爽。是又游，人达士所期其重建，而不辞助施者也。"批驳完毕，最后赞扬僧之重建之德，并展示宫殿修复之后，严洁疏朗，妥神祗，奉祭祀，"诚心达而气象舒，斯为美矣。"文章先立后破，破中有立，把募修玄天宫之意义表述得清楚明白，也从道义上肯定了"长官大夫、乐善长者"的善举，很好地起到了征募重修的作用。
　　《游华蓥山记》写于康熙庚寅四十九年(1710)春初，从前文"康熙己丑(1709)，余读书其中三年"得知，此时作者尚在玄天宫读书，此文当是春游之作。它集中描绘了华蓥山幽深之景："箐山骨皴裂，乔木荫翳，仰而视之，惟见碎天，溪水潺潺，咽于危桥细栈之下"；"苔翠湿衣，尤多南竺子，红累累如珊瑚珠，幽秀撩人"。再写雪景："天明启户，则银色世界，不异峨眉。于是偕老仆，拖竹仗，出入瑶山琪树问，巾履皆白。丛树深林，古藤纠结，或如老龙，或如老虎，或如盘蛇，或穹起而如桥，或惊孥而忽掣。青苔延缘于上。树枝有已折者，苔须以一线缀之，数点雪花，因隙来附，最惬人意......登楼而望，雪光晃漾，沁骨裂眦，咫尺之外皆重雾，不啻洪漾未开。"王尔鉴《华蓥雪霁》诗云："最爱华蓥雪，新晴映玉林。何须披鹤氅，无事待立阴。长啸联风月，空山自古今。光流尘不染，清响度崖音。"诗中之景在文中历历再现，可谓诗文并茂，相得益彰!


翰林庄主李为栋
　　李为栋(?～?)，字粲宸，巴县(今重庆市)人。乾隆元年(1736)进士，蒲州知府。在重庆北碚区歇马、凤凰二乡之间有碑刻"翰林庄"三字，是其故里。他的著作多遗失，今能见者有两文，一是《西山慈云寺记》．一是《飞雪崖赋》。
　　《西山慈云寺记》写于乾隆五年(1740)，作者赴江阳(今江津市)，应山僧之邀请，去西山慈云寺之见闻。慈云寺，在原直里六甲多子山，山在城西100里，高5里，长10里。旧《志》云多子山："脉衔江津华盖山。又云：松林、鹅岭二山皆其递结。盖多子之名，言其善发也。或日：侧视山形如多字，故以为名......山麓南行数里日慈云寺，明季僧智卓重建，规渡甚伟。"此文先写入山之幽景："至山足，群峦叠嶂，疑无寺。然及度岭穿谷，则有苍松夹道，青蔼虬盘，溪涧自巅下，激声响铮铉，与松簧协应。"次写第二天在山上之感受："翌日蹑屐登前峰，见烟霞云树，绿野青畴......留山中二日，凡幽邃奇险之处，无不遍历。夜则月挂林梢，寒辉映碧，伏枕而听，松声鹤唳，幽咽凄清。恍梦入罗浮，与子晋僵俭吹箫和曲，晨钟一击，仍归浊世。"写出西山可与缙云山比美的幽旷。再写临别时山僧请题赠，说："荒山自前明阁部王公(春石)去后，鲜有题赠者。山之形胜，此后将无征信，请为之记之。""余诺"之后，归家数日，山中情景仍历历在目，故写下此文。最后，表达他珍爱自然与生态的美好意愿："惟老树干章，为名山垂荫，勿剪勿伐，是所望于后来者。"勿乱伐山林的告诫，于今亦有重要意义。
　　《飞雪崖赋》分"序"和"正文"。"序"交代了写"赋"之目的。飞雪崖，在渝城西北七十里之土主乡。《巴县志》叙梁滩河"穿高滩桥出约里许，至飞雪崖。王《志》载，崖在梁滩坝高滩桥下，石涧断截河水，陡泻数十丈，望若飞雪。相传太白、东坡皆题诗崖问，风雨残蚀，泯然无存。"作者说他"授读在此，披襟常游，深惧古迹之久湮"，故为之作赋，使后人知其胜况。"正文"先写飞雪崖之得名：因一水纡回，耸山体而葳蕤，穿越石宇，"于是千寻瀑布，一泓鼎沸。"珠雾迷漫，壮若雪花，"故刻画其形而名之日'飞雪'。"次写崖下水潭，"皎然澄清，汪乎渝泱，其体淳泓，其色莽苍。"作者绕谷而行，只觉寒气逼人，"湿袍袖而淋漓，泉流雨喷；顾人影而恍惚，密室云吞。"再写飞雪崖可与赵郡苏溪、益州郑谷相比，之所以现在知之者少，是因为以前的"残碑之莫读"。最后写"古洞长林，幸则为诗酒琴书之窟，不幸则为荆棘蓬荜之阴"，像飞雪崖这样的景观，只要"拟乎涧巢"，题咏刻石，远方诸天姥就会"将见来寻幽之屐，可遍四方；入纪胜之编，永垂千古。"表达了飞雪崖"藏在深闺人未识"的遗憾和望它尽快知名四方的愿望。
　　李为栋的文章，语调平和，清幽淡雅。常以卒章显志之法，使义理在记事写景中自然溢出，无矫揉造作之态。文章无世俗之风，有超然之气，给人以神清气爽之感。

《四库全书》总阅周煌
　　周煌(1714-1785)，字景垣，号绪楚，别号海山。涪州(今重庆涪陵区)人。幼聪颖好学，13岁学举子业，下笔奇思迭出，人惊为奇才。乾隆二年(1737)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任《八旗通谱》馆纂修官。历任山东、顺天、云南乡试同考官。十三年(1748)丁父忧。服除，回京，充国史馆纂修官，转中允、侍讲；二十年(1755)，琉球国中山王子尚穆遣臣上表请封，他被诏为正使，偕侍讲全魁渡海册封。二十三年(1758)，充《文献通考》馆纂修官。迁左庶子，命在尚书房行走。后升侍讲学士。二十五年(1760)，典福建乡试；二十六年(1761)，升补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不久迁江西学政。三十一年(1766)，回京擢刑部右侍郎。三十二年(1767)，擢兵部侍郎，提督浙江学政。四十四年(1779)一--月，充《四库全书》馆总阅，十二月擢工部尚书。四十五年(1780)，调兵部尚书。四十七年(1782)，充《明臣奏议》总裁。命为阿哥房总师傅。四十九年(1784)，调补左都御史，以兵部尚书致仕。五十年(1785)，卒于家，谥文恭。著有《应制集》、《海东集》、《豫章集》、《湖海集》、《蜀道吟》、《海山存稿》二十巷、《疏球国志》十六卷等，惜均失。
　　周煌的文章，在《清文汇》(沈粹芬等辑)中录有一篇，即《吴钺传》。吴钺，字炳臣，号左黄，固始人，三岁而孤。即长，貌伟岸，性刚直，常为乡里排解不平事。后纳粟得主簿，分发四川，署彰明县、彭县典史，借补营山县典史。乾隆三十二年至三十三年(1767-1768)间，滇省用兵，两解牛马赴滇，军功加一级。三十八年(1773)正月，大兵深入金川，守咬喀粮站，调泽耳多粮站。六月十一日，贼犯木果木大营，大帅战死泽耳多。在贼众势大、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吴钺坚守岗位，率众杀敌，最后战死。作者在描述吴钺壮烈牺牲时写道："大营以东，泽耳以西，松林沟和赤里角沟站，俱被夺。声汹汹，贼垂至。有劝君走者，君奋然日：'吾奉命守此，与站存亡，分也。与吾共杀贼者，骨肉也。'......迨贼至，君率兵及夫役等相接杀，贼势稍溃。俄望见飞骑四面如云集，自顾败残士卒余无几，流矢火光绕木城，环相攻也。日：'死耳!死耳!余官虽卑，恨不能报国矣!'遂被害。被害时犹徒手杀数人，血淋漓遍体。"然后，深情地赞美："今君文吏，且小吏耳，而卒能杀身成仁，于以光国典，而无愧于其先也。呜呼，可不谓伟男子哉!"此文文笔简练，叙事清晰，述吴钺尽职尽忠之事迹，彰其爱国报国之精神，情深意挚，感人肺腑。
　　周煌善诗画，精书法，长多种书体。其草书布局疏密相间，笔势雄浑自然，苍劲多姿。今涪陵区文化馆存其乾隆戊申(1788)手书横批一幅，行草相杂，且含魏隶笔意，极富雅趣。又存行书寿联，笔力雄健苍劲。

蜀中名师李惺
　　李惺(1785--1863)，字伯字，号西讴，忠州(今重庆垫江县人)。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三甲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入庶常馆、散馆。两年后，历任翰林院检讨、国史馆纂修、文渊阁校理、国子监习业、詹事府左春坊左赞善等职。
　　李惺"笃厚乐善，器识宏远，清德名满天下，不为高官厚爵所动"，在朝18年，深感朝廷腐败，国事难为，以祖母年老多病为由辞官还乡。他认为教育可以培养造就人才，从道光十五年(1835)起，执掌成都锦江书院20年，后以年老专门任教。他学识渊博，矢志培育英才34年，无论书院内外的读书人，凡求教于他，他就给予满意的回答，从不懈怠。故当时享有"天下翰林皆弟子，蜀中进士尽门生"的美誉。
　　咸丰十年(1860)，朝廷许以五品卿衔督办四川团练，李惺以年老力辞不就，三年后辞世。他为人刚直，严正不阿。一生致力于自学与任教，从教多年，育才甚众。性甘淡泊，勤于著述。在文学、哲学和书法等方面造意宏深，清史馆为其立传。著述甚丰，后人辑为《西讴全集》10，《西讴外集》8卷刊印行世。
　　李惺今存《瞿塘峡》诗个首：
　　地不此间袭，江应无处流。群山开一缝，万里送孤舟。古石黝如铁，秋潭腻似油。自怜非画手，窜取入双眸。此诗语言精炼，意境开阔，突出了瞿塘峡之险，再现了秋山之峻秋水之洁，真有不是画廊胜似画廊之美。
　　另有《新建文翁词碑记》一文载《西沤全集》，注有"代作"二字。据光绪十二年(1866)刊《增修灌县志·艺文志》中亦载此篇，作者为强望泰。据考，强望泰为陕西韩城人，以进士入官。道光七年(1827)任成都水利同知。对都江堰的历史、治理，颇多研究与劳绩，任职期间，每年淘滩作堰，均"与役徒为伍，虽严寒风雪不敢告劳"。又在灌县城内修太平街、修路，又感于汉代文翁治理都江堰的功绩而被淹没，便自己捐资修建文翁祠，以昭文翁之德。可见这篇"碑记"乃李惺代强望泰所作无疑。
　　《新建文翁祠碑记》分五段：(一)"蜀之水利兴焉"源于岷江水流；(二)水利之兴始于秦代李冰，继则汉之文翁。文翁任蜀郡守时，"穿湔江口，灌溉繁田千七百顷"(《华阳国志》)；(三)新修文翁祠的原因在于："有功德于民者祀之"，文翁祠的地址、规模与修建过程；(四)说明强望泰修祠的动机是："余幼服先君忠烈公之训，见义必为"，因而将自己省衣缩食之1500余缗钱倾囊捐助，"一砖一瓦，一木一石，不敢取之于民。诚念躬居民上，于我民豪无补益，若更徭役相累，则疚心滋甚。"(五)希望后之君子对祠"加以修葺"，祠之管理设看司一人，费用由所购四亩多田之所收租金中开支。怕久则弊生，故备书以贻来者。全文叙事清晰，辨析入理，文字朴实简洁，既表达了对文翁的崇敬之情，亦表现出强望泰为官清正，彰前贤之遗迹，发后人企慕之诚的高尚的思想情怀。
　　李惺还是书法家，工楷书，行笔严谨，苍劲有度，作品多见于佛坛古刹。今秀山县图书馆存有其墨迹《浙江提督祝毅斋墓志铭》、《四川叙永直隶厅同知晴川先生墓表》。


建威将军杨芳
　　杨芳(1770-1846)，字诚村，秀山(今重庆秀山县)九江里人，土家族。少读书，有壮志。16岁从军，南北征战，临阵皆为前锋，直前搏击，累授动。历任行署书办(文书)、都司、营参将、拱官守备、副将、提督、参赞大臣等职。嘉庆年间，参加镇压湘黔苗民起义和川陕楚白莲教起义。
　　道光七年(1827)，杨芳随署理(代理)陕甘总督杨遇春(四川崇州市人)率部赴新疆平息张格尔叛乱，攻克沙布多尔、阿瓦巴特等城，收复了喀什噶尔与和阗等重要城镇以及新疆南部的大片地区，生擒张贼格尔于喀尔克里山葱岭(今阿富汗东部)，粉碎了英帝国主义(支持张格尔叛乱分裂中国的阴谋。战功卓著，被道光皇帝封为一等果勇侯、建威将军，与杨遇春合称"二杨"。杨芳60寿辰(1830)时，道光皇帝御笔书写了"酬庸锡羡"的匾额和"祝福"二字赐给他，表彰他在维护祖国统一中的功勋。道光二十一年(1841)，鸦片战争爆发，道光皇帝下诏湖南提督杨芳以太傅侯充任参赞大臣赴广州抗击英军。
　　道光二十三年(1843)，他告老还乡，不以显官高倨人上，而以平民身份与当地乡民父老谈笑为乐。
　　道光二十六年(1846)，卒于家中，朝廷谥"勤勇"，赐银500两办理丧事。
　　杨芳不仅勇武，亦长文墨，工诗对，善书法，取法颜真卿。其行草书疏密得体，行笔中锋，笔力雄健。今酉阳县文管所尚藏其"虎"字草书墨室，古劲苍参，一笔贯穿始终。他有儒将风度，在军中著有《平平录》十卷、《西征笔记》二卷等，可惜今已亡佚。


程德全拒俄忧国
　　程德全(1860--1930)，字纯如，号雪楼，云阳(今重庆云阳县)九龙乡人。其父以教书为业，全家7口，生活维艰。他自幼随父读书，后又一同外出教书，以教资补贴家用。
　　光绪十四年(1888)，程德全赴京乡试，未中，后入国子监肄业。当时日俄觊觎我国东北，边防形势紧张。他留心边事，购求有关东北资料，悉心研究，并拜见在京做官的黑龙江旗人寿山，谈到东北情形，寿山甚为惊讶，说："君到过几次，何熟悉乃尔!"两人于是订交。光绪十七年(1891)，程德全一度人瑗珲黑龙江副都统文全幕。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战起，他又人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军幕。他"单骑赴营"、"痛陈时事，愿效驰驱"、"于炮弹风雪中，指画山川，尽力筹战"。次年，由依克唐阿保奏，程德全补用知县分发安徽。
　　光绪二十四年(1898)，程德全调赴黑龙江，人新任黑龙江副都统寿山幕。光绪二十六年(1900)，寿山擢升将军，移节省城齐齐哈尔，他携眷随至省城，办理将军文案，兼任银元局总董。7月，沙俄借保护东清铁路为名，出兵入侵东北。程德全支持寿山抗敌，分北、西、东三路抵抗，他任营务处总理，往来联络。7月25日，瑗珲失守，俄军长驱直入，直扑省城，军情危急。8月15日，程德全受寿山命赴前敌督队，于"眷属去留存亡早已置之度外"。18日，抵博尔多，值河水陡涨，10余万难民、溃卒阻于北岸，逃生无路，"呼天号地，惨不忍闻"。他一面收编溃卒，预备战壕，检查枪械，积极筹战；一面遵寿山指示，自办照会，阻俄进兵。他心中明白，"照会俄国乱伤我民，此一纸空谈，万不中用"。于是，他连夜组织难民过河，于21日将难民渡完。次日，俄军至博尔多河岸，程德全拟作缓兵之计，以待后援，随即带翻译过河与俄军前锋领队连年刚博夫面议停战候旨。敌初不应，他据理力争，表示"即贵国兵强器利，我兵尚有一人一枪，亦当攻击，决不准任意过河"。经过反复辩论，俄将始同意暂住河北，候待两日。24日，程德全再次过河与敌面议，阻止俄军前进，俄军再三不允，他"抵死相阻"，"且哭且詈"，"拔刀自刺"。这样，双方才达成不伤性命，不夺财帛，不攻省城，俄军在城北10余里江滨扎营，彼此听候朝议的议约。28日，程德全把议和情况星夜归报寿山。翌晨，忽闻俄将听信通事姜某密告，以为他意在诱而聚歼之，遂驱队至五里墩，誓要攻城。程德全闻变，急挥泪拜呈寿山，飞马出城，俄发炮轰击清军，他"挺身当炮口而立，冀以身殉"，时清军未予还击，俄军遂亦停止炮击。翌日，俄军入城。9月3日，连年刚博夫邀程德全等人人营议事，"要一万人修铁路"，"车二千辆"，"马三百匹"等；又称奉俄皇令要程德全任黑龙江将军。程德全一语回绝："既未奉我大皇帝谕旨，万万不能代办"。连年刚博夫不允，程遂投江自杀以明志，被俄军救起。尔后，俄人又欲将他押赴赤塔，行至海拉尔，风雪交加，奇寒难当，程德全忧劳成疾，僵卧蒙古包中20余日，得俄国红十字会帮助，才被释放。
　　光绪二十七年(1901)，程德全擢升直隶州知州，赏戴花翎加三品衔。黑龙江经过战乱，百业凋敝，他筹款银10万两，设立便民会，派人到上海购买货物，使黑龙江省百货流通，赢银2万余两，作为安置难民之资。光绪二十八年(1902)，程德全筹资道经吉林，被吉林将军长顺派往"三姓"(今依兰县)，办理善后交涉，兼办筹饷缉捕事务。程德全的作为，深受士民爱戴，黑龙江、吉林将军也多次上书清廷，请求破格升用。光绪二十九年(1903)冬，程德全送父南归至上海，适俄将已撤军队复据奉天，日俄矛盾加剧，东北形势又趋紧张，朝廷电召程赴京引见。12月28日，慈禧、光绪在京召见程德全，他被擢升道员，翌日又赏加副都统衔，署理齐齐哈尔副都统。
　　光绪三十一年(1905)，程德全擢升黑龙江将军。黑龙江为旗地，行旗制，用旗人，清廷对程德全的任命，打破了立朝200余年来的惯例。程德全"忧募笃乐，夙夜不遑"，"力图报称"。他对外争国家利权，对内"施兴革"，志在"振衰图强"。在其上任之先，黑龙江铁路交涉局总务周冕与东清铁路公司擅立合同，允给铁路展地20万垧，并将黑龙江产木之区大半划给俄人。他上任后，力主作废另议，历时4年，几经周折，最后将铁路展地减去7万余垧，并把伐木地段缩减十分之九。他派人与俄交涉，把已被俄人占去的瑗珲、六十四屯、都鲁河金矿等力争收回。对于勾结俄人，祸国殃民的通事，则坚决镇压。在内政方面，他奏改旗制，增设垦务局、善后局，裁汰旗制冗员，增设地方官，实行招垦放荒，开放矿山，修筑铁路等。他还先后在省城创办各级各类学校，并考选学生出国学习。光绪三十三年(1907)，东北建东三省，设立总督，程德全任黑龙江巡抚，须事事听命于总督，职权削弱，程德全被迫以病辞职。
　　宣统元年(1909)，清廷启用程德全任奉天巡抚，次年调任江苏巡抚。他莅江苏后，力主革新，与立宪派人士过从甚密。他支持立宪派主张，要求从速召开国会，实行宪政。武昌起义爆发后，程德全犹疏请清廷"宣誓立宪，罪己大赦"。清廷留中不发，他"知军国之事，已无可为"。11月4日，上海独立，当晚，上海革命党人由沪赴苏州，邀请当地士绅谒见程德全，他立刻请见，谓"诸君来意，本抚院早已知悉，极愿共表同情。"5日，江苏宣布独立，成立军政府，程德全被推出苏军都督。随后，他通电欢迎孙中山回国组织临时政府。民国元年(1912)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任命程德全为内务总长。后在革命党人与袁世凯的斗争中，他力主调和，但事与愿违，遂心灰意冷，决意退出政界。
　　1913年9月，程德全退出政界后，隐居上海、苏州，惟以诵经礼佛为事。1920年，程德全60岁生日时，黑龙江士绅和他的故吏在齐齐哈尔市龙沙公园内为他树碑，名"清云阳程公以身御难之碑"，记述和赞颂他在庚子俄乱中的事迹。1926年，程德全在常州天宁寺受戒，法名寂照。1930年5月29日，病逝于上海。遗著有《程中丞奏稿》、《赐福屡笔记》、《抚吴文牍》等。今苏州城外寒山寺，有"古寒山寺"四个大字为其墨迹。





(一)政治军事人物
重庆保路同志会会长朱之洪
　　朱之洪(1871-1951)，字叔痴，重庆巴县人。早年考入东川书院，学习程朱理学，与梅际郇、陈崇功、杨庶堪、向楚等同乡结为好友，常切磋学问，讨论国事。同时与杜成章等发起创办正蒙公塾。1903年，与杨庶堪等发起组织革命小团体"公强会"。1905年8月20日，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之前，重庆公强会代表童宪章、陈崇功等，由孙中山亲自主盟，于8月14日加入同盟会，并代表朱之洪、杨庶堪等人人盟。
　　1906年初，他与杨庶堪发起组织同盟会重庆支部，杨庶堪为首盟，他负责党务、宣传及联络工作。
　　1907年秋，朱之洪与向楚应川南永宁(叙永)中学堂监督杨庶堪之邀，去该校任教，并积极宣传革命。
　　1909年，杨庶堪、张培爵等众多革命党人汇聚重庆，积蓄力量，伺机而动。朱之洪任川东师范学堂督学及重庆教育会会长。
大力宣传革命，为重庆起义作准备。
　　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激起四川人民的愤慨。6月17日，四川保路同志会在成都成立。28日，重庆保路同志协会成立，朱之洪被推为会长。8月5日，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召开特别股东大会，朱之洪以重庆股东代表身份前往参加。他一方面出席股东大会及公开抗争，一方面与革命党人龙鸣剑、曹笃等密会，商议武装起义问题。9月，"成都血案"发生，他星夜返回重庆，向同盟会重庆支部汇报成都情况。此时，端方率鄂军人川，镇压革命活动。他同刘祖荫前往奉节会见端方，劝阻其入川，遭拒绝。10月，辛亥革命爆发；11月中旬，新军夏元时起义部队到达江北，他受命前去洽商，约定夏军人城日期，并予返城途中说服龙隐镇、浮图关等处水警、巡防军归顺革命。11月21日，杨庶堪密约各界在总商会开会，商议与夏之时部队会师问题。次日凌晨，夏之时部队抵达浮图关，重庆知府钮传善慌忙关闭九门，宣布戒严。朱之洪不顾个人安危，偕张颐从通远门翻墙出城，至两路口与夏军相遇，告之城中情况，夏军得以顺利进城。11月22日，革命党人里应外合，光复重庆。23日，重庆蜀军政府正式成立，朱之洪被推为高等顾问兼大汉银行总办。不久，他又协助吴玉章平定了蜀军总司令林绍泉的叛乱，蜀军政府得以巩固。
　　1912年3月，成渝军政府合并，朱之洪任渝方和谈全权代表，与成都四川军政府代表张治祥在荣昌和重庆举行谈判，并签署了协议合并草约。3月，四川都督府成立，他被推举为同盟会烈士纪念会四川支部理事，请求抚恤死难烈士家属。他还筹办中山平民医院，在重庆鹅岭建立辛亥革命先烈公葬地。
　　1913年，他参加"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的战争，任川东安抚使。事败后流亡日本。
　　在日本，他会见孙中山。孙中山常与他筹谋国事，并书"天下为公"、"海阔天空"两幅横额相赠。袁世凯死后，他先后任四川省议员、南北议和代表。1923年1月，被孙中山委任为国民党本部参议。
　　1925年，任中国国民党四川临时省党部(右派)执行委员。1928年，他与绅耆温少鹤、李奎安等人发起创办重庆大学。1933年，任巴县文献委员会委员长，主持《巴县志》的修撰工作。抗战时期，当选为历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朱之洪生性耿直忠义，曾组织"四川同盟纪念会"，把四川籍革命党人惨遭袁世凯杀害于川外的张培爵、邹杰、张威、程仲汉、张启善等的忠骸运回四川，在重庆浮图关下的鹅岭建立"建国先烈墓"。组织编写《蜀中先烈备征录》6卷。又发起组织"筹建四川革命先烈纪念委员会"，自任主任委员，先后在重庆建立"四川革命先烈纪念碑"、"邹容烈士纪念碑"、"张培爵烈士纪念碑"等。杨庶堪于1942年8月6日在南岸弹子石病逝后，他又任"杨沧白(庶堪)纪念堂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为纪念邹容烈士，他又倡办"邹容中学"，他任董事长。
重庆解放后，朱之洪被选为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特邀代表。1951年9月逝世。朱之洪一生为资产阶级革命奔走辛劳，不争名利，功成身退，专事为蜀中先烈办后事而慰忠魂，为他们树碑立传，显示出"人不为者我为之"的高贵风范。


蜀军都督张培爵
　　张培爵(1876-1915)，字列五，重庆荣昌县荣隆场人，出生于医生家庭。1899年入隆昌县学，1903年考入成都高等学堂理科优级师范，受到当时"推翻帝制，建立共和"革命思潮的影响，积极投身于社会改造和革命活动。在校成立"剪辫队"，带头剪去自己的辫子。在家乡荣隆场倡导成立女子放脚会，影响城乡许多妇女。同时，和李宗吾等创办叙属联立中学。1906年，经谢持介绍加入同盟会，即以叙属联中作为基地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同盟会员，联络会党，策动新军，聚集武器。
　　1907年，他与熊克武、谢持、黄复生等密谋，计划在慈禧太后生日之际，炸毙在成都参加庆典的官员，策动凤凰山新军党人进占成都，发动起义。事泄失败，他留蓉营救被捕同志，联络泸叙等地革命党人。
　　1909年，他受重庆府中学堂监督杨庶堪之邀出任该校学监，并与杨庶堪、黄复生、熊克武等组成"乙辛学社"，作为重庆同盟会的核心，领导同盟会的一切活动。他们派遣同盟会员及进步学生参加重庆新巡防军、城防营、水道巡警、商团等，控制这些部队。
　　1910年，全川各地保路运动兴起，张培爵与杨庶堪等决心趁机起义。1911年秋，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传到重庆，他们立即派人到川东南各县联系，促成丰都、忠州(今忠县)、彭水、涪陵、长寿、垫江、大竹、广安、岳池等县先后起义。11月5日，从成都出发的同盟会员夏之时率起义部队于18日抵重庆江北，他们即派人与之联络。同时，张培爵在重庆府中提供快枪200支供学生操练，并布置自造炸弹，组织敢死队。11月22日晨，重庆起义正式开始。夏之时军抵浮图关，革命党人，学生军，起义军，警、团全部按计划行动，臂缠白布标记，高呼"民国万岁"的口号，分路集中于朝天观。杨庶堪、张培爵等各界代200余人，群众数千人参加集会。川东道朱有基闻风潜逃，重庆知府钮传善、巴县知县段荣嘉被饬令到会，他们均"慑于民气，语吃气阻，皆剪发缴印降"。会后，军民列队游行时，他们又被押解游行示众。全城大街小巷遍挂"汉"字旗。
　　11月23日，蜀军政府宣告成立。张培爵任都督，夏之时任副都督，杨庶堪、朱之洪为高等顾问，向楚为秘书院长等。并通电全国，发《对内宣言》、《对外宣言》；制定《蜀军政府政纲》等。张培爵任蜀军政府都督期间，重视经济和财政，首先接管了大清银行重庆分行和浚川源银行，改大清银行为大汉银行，还减免税收，有利工商业的发展。他还善于团结同志，主持大政，各项工作均进展顺利。
不久，成都建立的"大汉四川军政府"与"蜀军政府"在荣昌荣隆场经谈判达成合并协议。张培爵于1912年2月赴成都，电请尹昌衡任四川军政府都督，张培爵任副都督。后实行军民分治，张培爵任四川民政长。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让大总统位给袁世凯，张培爵致电孙中山反对此举，声言袁必为中国之祸。袁世凯为剪除异己，于1912年10月调张培爵去北京任"总统府高级顾问"。1913年，孙中山发动讨袁的"二次革命"，他潜赴上海，与谢持等商议，拟回重庆支持熊克武反袁，未果。后，他北返天津租界，以开袜厂作掩护，秘密反袁。1915年2月，袁世凯特务将他骗出租界逮捕，并于3月7日将其杀害，年仅39岁。
　　袁世凯暴死后，朱之洪等集资于1916年6月将其遗骨运回荣昌县荣隆场野鸭塘安葬。1935年，国民政府明令公葬。1941年3月，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决定在重庆市沧白路树立"张培爵纪念碑"，于1944年7月底落成。现烈士墓建于荣昌县北郊，谢无量手书墓联：
蜀国吊忠魂，化碧苄弘原不死；神州忧寇乱，问天屈子但增哀。

同盟奇才杨沧白
　　杨沧白(1881--1942)，名庶堪，又名先达，字品璋，后改沧白。号邻斋，重庆巴县木洞镇人。幼时聪颖好学，博览经史。1897年人重庆经学院，与邹容同学，二人志同道合，遂成莫逆之交。1900年参加童子试，重庆府试第一，称为奇才。后感国势积弱，有革命志愿，不再参加院试，准备出国寻求救国之道。1903年，与梅际郇等组织了四川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公强会，广交有志之士。
　　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重庆留学生童宪章、陈崇功等由孙中山主盟，首批加入同盟会，并代表杨庶堪(沧白)、朱之洪、朱必谦等人人盟。后受孙中山之命回渝，1906年建立了同盟会重庆支部，推杨庶堪(沧白)为首盟。他们以学校为基地，团结士绅，利用哥老会，争取分化清朝官吏，为武装起义作准备。杨庶堪(沧白)在重庆府中学堂、正蒙、开智等校教授英语，曾主编《广益丛报》，宣传民族民主革命大义。
　　1906年至1909年，他先后到川南永宁(叙永)中学和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任教，传播革命思想，发展组织。后任重庆府中学堂监督，遂将同盟会重庆支部机关设在学堂内，并掌握了供学生操练用的200支步枪。重庆府中学堂、巴县中学、川东师范学堂等主要学校的领导权，全为同盟会所掌握。
　　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后，他积极准备重庆武装起义。武昌起义成功后，他与张培爵等先策动长寿、涪陵、忠县、丰都、彭冰、酉阳、秀山、黔江、江津、南川、合江等县起义，然后组织力量，配合夏之时龙泉驿起义部队的到来，一举夺取清王朝的川东地方政权，成立重庆蜀军政府。
　　蜀军政府都督理应由他担任，但他坚决辞让，推荐张培爵担任，自己退任高等顾问。后蜀军政府与成都的"大汉四川军政府"合并，四川军政府护理都督胡景伊完全投靠袁世凯。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讨袁，8月在重庆成立四川讨袁军，熊克武任总司令，杨庶堪(沧白)任四川民政总厅厅长。讨袁失败后，他流亡日本，初见孙中山。"倾谈之间，总理惊得奇才，多所倚重，左右不离"，同盟"奇才"的称誉也就不胫而走。
　　1914年，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他任政治部副部长，并与谢持一道被指定为四川主盟人。1915年，他与蒋介石同返上海，协助陈其美发动肇和舰起义。1916年，袁世凯死后，恢复国会，他被四川补选为国会议员。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东就任中华民国政府大元帅后，任命他为四川宣抚使。1918年3月，受孙中山派遣返川任四川省长。10月在重庆就职，不久往成都。1919年，广州军政府发生分化，孙中山拟将国会迁往重庆。1920年9月，议长林森率国会议员70余到渝。时值川内军战又起，他辞去省长职务，与国会议员一道于10月离渝赴上海。在上海，他被孙中山任命为国民党本部财政部长，筹划军需，执掌机要。
　　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他奉命联络滇、桂军击败陈炯明。1923年3月，他任广州大元帅府秘书长，后任广东省长，为蒋介石、戴季陶嫉恨，于6月愤而辞职。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杨庶堪(沧自)按孙中山生前与段琪瑞等达成的协议，出任段琪瑞内阁司法总长。因不满官僚腐败。仅三个月即辞职闲居。
　　1930年10月，任国民政府委员。他移居上海，闭门读书，不与蒋介石合作。
　　抗战初期，杨庶堪(沧白)在上海未及撤出。汪精卫在南京组织傀儡政府后，多次派人邀请他，他均严辞拒绝。接着又由日本大角海相出面，要以3万美元购买他收藏的明代五彩大花瓶，他又加拒绝。1939年11月11日，他抛妻别子，扶病只身化装逃往香港，16日飞回重庆。次日《新民报》即将他忠贞不屈事迹刊布。这时，他在重庆早无恒产，以后寄居南岸霞庄，辞谢政府各种要职，1942年8月6日病逝，终年62岁。国民政府明令褒扬，生平事迹宣付国史馆。1943年7月原重庆府中学堂旧址改建为"杨沧白先生纪念堂"．所在街道建国路(原书院街、炮台街)改名为沧白路，以不纪念。


功成身退况春发
　　况春发(1877--1927)，重庆巴县冷水场人。出身贫苦，以补鞋为生。他为人正直，有侠义心肠，对朋友所托之事，无不尽力而为，尤好施舍而不求报答。
　　况春发生活的时代，正是满清政府腐败不堪之时，因此他自幼就习拳练武，后来成了巴县的拳术师，很早就参加了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哥老会组织，并于辛亥革命前夕升任为袍哥五排的当家管事。但他认为：哥老会是鱼龙混杂，散沙一盘，既无严密的组织，又无周密的计划，简直不能与同盟会相比。
　　此时，同盟会重庆支部负责人杨庶堪(沧白)、张培爵正在重庆府中学堂和体育学堂的学生中发展组织，并拥有几百支枪。况春发心想如果哥老会与同盟会合作，力量会更大，将来一定会胜利。另一方面，杨庶堪(沧白)、张培爵也认为：哥老会的反满思想与孙中山的民主革命主张相符，同盟会与哥老会可以联合行动。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况春发作为哥老会的头面人物也就积极参加了起义的准备工作。
　　况春发利用自己与邓昆山(川东道尹朱友基的心腹，时任炮队营教练长)的友好关系，劝说邓昆山赞助、支持革命。邓昆山被说动后，暗中将大炮的撞针和机柄卸下，交给同盟会，使重庆清军的大炮成了哑巴，为光复重庆创造了极好的条件。此外，况春发还拿出家产，购置刀、矛、剑、棍等器械，组织一支有300多人参加的"义勇军"，自任队长，严格训练，使这支队伍成为同盟会重庆支部控制下的革命武装。
1911年11月22日，张培爵在重庆朝天观召开数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迫使清朝驻重庆官吏缴印投降，宣告重庆蜀军政府成立。这天，况春发手执大刀，臂缠白布，率领300余名"义勇军"，威风凛凛，巡视街头，维持社会秩序，保卫大会会场，并沿途高呼："民国万岁!"全城充满革命气氛，见者无不为之动容。
　　重庆蜀军政府成立后，有人劝况春发做官，他笑而答日："我之所以帮助同盟会诸公推翻清政府，是因为我对清朝贪官污吏鱼肉人民深恶痛绝。我不能贪天之功，惟利是图!"于是，况春发在革命成功后，继续作他的鞋匠，以修补鞋为业。
　　况春发革命胜利不居功，不惟名利，功成身退的事迹，一时被传为美谈，为人们所敬仰。


武汉国民政府监察院长邓懋修
　　邓懋修(1872--1932)，重庆巴县冷水场人。青年时期因见清朝腐败，外侮频至，乃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重庆起义及以后的护国讨袁战争，欲奋起救国。失败后，他从事教育，宣传革命，培养人才。
　　1919年，他被选为四川省议员。在此期间，他大量阅读介绍西方资本主义的图书，"深感资本主义代议制之虚伪"，"徒增纠纷，无济于事"。加之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成立，他见"革命大义传播渐广，大为感动"。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共第一次合作，国民革命蓬勃兴起。邓懋修认识到国共合作是"当时中国最好的出路"，决心与共产党人坚持合作，始终不渝。
　　1925年1月，他与杨罔公、童庸生等一起成立重庆国民促成会，被推选为赴京参加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的代表。在北京，适逢孙中山逝世，他参加了悼念孙中山的活动，后被委任为回民党四川党务筹备员。国民党四川省党部成立后，他任执委，协助吴玉章改组和整顿国民党四川党部。当时执委中国民党右派居多，工作开展甚难，他协助吴玉章在工人、青年学生中发展党员，壮大左派力量。这年10月，他当选为出席国民党"二大"的代表，在会上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
　　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邓懋修愤激地提出弹劾案。年底，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他随往，并出任监察院长。1927年，重庆发生"三三一"惨案，许多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惨遭杀害。他在武汉和吴玉章联名给军阀刘湘发电报，谴责其屠杀革命群众、破坏国共合作的罪行。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听取四川代表汇报惨案情况及讨论惩处蒋介石的会上，他坚决主张开除蒋介石国民党党籍并将逮捕法办。
　　1927年，"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发生后，邓懋修力劝吴玉章移居他处，以保安全。他则急赴上海转汕头，参加共产党员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军事斗争。失败后，他避居上海。他拒绝参加国民党反动派的活动，和共产党员陈立三等保持密切的联系。
　　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淞沪，十九路军奋起抗敌，邓懋修以染病之身积极支持。但由于蒋介石向日寇妥协，致使淞沪抗战失败，他十分悲愤。因忧愤国事，他病益重，自知不起，于这年8月返重庆老家。弥留之际，他仍询问江西红军消息，悬念革命不已。邓懋修一生坚持进步，坚持革命，其高风亮节令人敬仰。

龚焕辰南下护法
　　龚焕辰(1879--1933)，宇北居，江津李市镇人。1904年留学日本，就读东京数理院。因不满清政府的腐败，于1905年在日本参加同盟会。
　　1911年，辛亥革命后回国，从事新闻工作。1913年，当选为第一届国会参议院议员。1914年，抗议袁世凯解散国会，愤而离京，赴东北创办吉林甲寅垦殖社，欲谋求实业救国。
　　1916年，黎元洪重申《约法》，龚焕辰应召赴京，参加国会活动，并出任《醒华报》主任。
　　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东就任中华民国政府大元帅后，他南下护法，任护法国会参议院议员。1922年国会第二次恢复活动时再次出山，直到1924年段琪瑞撤销国会时止。他在任期间，曾成功地为张学良与白崇禧、周西城与王家烈调解过矛盾。他以政见鲜明、辞辩雄健而著称。
　　1925年，孙中山逝世以后，龚焕辰眼见国民党内部各派剑拔弩张，无心仕途而托故还乡养病。返乡后，他曾婉言拒绝军阀刘湘欲聘其为顾问的要求。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已发动"九一八"事变，步步侵逼中国，他主动致函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反对国民政府对日本的投降主义路线。
　　在此之前，章太炎正竭力鼓吹国学，弘扬国粹，龚焕辰秉承其析学主旨，经两年筹备，在江津夹滩金槐古刹开办一所文学专修学校。其课程设置完全参照普通大学文学系。后来，学生中的一些人竟成为学有专长的国学人才。所以，外地均以大专院校视之。上海地图出版社直到1950年，还以"津南文学院"称之。


"大汉都督"杨柏舟
　　杨柏舟(1880--1922)，字荩诚，重庆秀山县人。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考入贵州武备学堂，1905年被选送日本振武学堂攻读，后转日本连队士官学校，他均以优异成绩毕业。
　　留日期间，因不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加入孙中山，黄兴在东京成立的同盟会，又与同在日本攻书的革命人士组织革命团体，多次共商光复中华大计。
　　宣统二年(1910)，学成归国，被清政府授予"武举衔"，任贵州营务处帮办，后调任陆军小学总办(校长)，兼新军教练官(副标统)和讲武堂堂长。
　　1911年，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他领导的陆军小学学生和新军一标进步官兵，随即起义，推翻贵州巡抚沈瑜庆等清朝官吏，建立了贵州省"大汉都督府"，他被推举为都督。
　　当汉阳武昌辛亥革命危急之时，杨柏舟自带3000精兵援助。当武汉抗争议和后，他于1912年2月只身赴南京，晋谒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被孙中山正式任命为贵州省都督。
　　袁世凯纂权任大总统后，杨伯舟被调京。1916年，袁世凯复辟帝制，他悄离北京，到上海谒见孙中山，面请带兵讨袁。6月，袁世凯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张勋复辟，拥溥仪为帝。此时，杨伯舟到成都与刘存厚商议讨伐张勋大计。不久，张勋被段琪瑞"削平"，他以四川代表身份回到北京。
　　1912年冬，杨伯舟因病回到故乡，第二年(1922)夏卒于家中。国民党中央闻讯，拨银洋2000元治丧，并加"辛亥起义，响应武昌，建设共和，厥功甚伟，着宣付国史馆立传，以彰功勋"等考评语。


黄墨涵筹建民建
　　黄墨涵(1883--1955)，原名云鹏，重庆永川市人。1901年考入成都东文学堂。1904年，他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1910年夏，他学成归国，经留学生考试，获法科进士。
　　1912年初，任统一党干事。5月，统一党等组织合并为共和党，黄墨涵任总务主任。后章太炎创办《大共和日报》，他任主笔。这年，又当选为四川省临时参议会代表、共和党四川支部常务干事。1913年，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宪法起草委员。
　　袁世凯任大总统后，下令解散国会。黄墨涵到中国公学，任大学部校长。1916年，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被捕。袁世凯死后才获释，在北京继续评议宪法，并创办《多闻日报》。张勋复辟时，赴天津参加反复辟斗争。不久，张勋被段琪瑞赶走，黄墨涵当选为第二届国会参议员，兼任大理院特约律师。
　　1923年，曹锟搞贿选，黄墨涵与沈钧儒等到天津组织国会迁沪，到杭州劝卢永祥讨曹，失败后滞留上海。
　　1924年，返四川，任四川省财政厅长，在任期内编著《四川财政录》一书。
　　抗日战争时期，任聚兴城银行协理，久裕银号总经理。他常以川康地方金融家的身份从事民主运动。
　　1945年，受黄炎培之邀，他参加"陪都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的活动，随即与黄炎培、胡厥文等人发起组织中国民主建国会。12月16日，中国民主建国会在重庆成立，在成立大会上黄墨涵与黄炎培、胡厥文被推举为主席团成员。民主建国成立后，他当选为常务理事。
　　1946年4月，中国民主建国会总会由渝迁沪，在重庆成立四川会务指导员办事处，黄墨涵任常务指导员兼召集人。在此期间，他奔走于重庆、成都间，积极筹建民建成都、重庆分会。6月，他在重庆积极参与反对内战的签名活动，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统治。
　　新中国成立后，黄墨涵任重庆相辉学院院长，聚兴诚银行常务董事，先后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政协重庆市委员会副主席、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民建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民建重庆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
　　1955年11月8日，因病在重庆逝世。


于法有光的律师熊福田
　　熊福田(1887--1964)，又名佛恬，原名德树，号兰陔，重庆市石柱县西沱镇人，出身于一个经营中药铺的商人家庭。5至7岁时受家庭教师教育。宣统元年(1909)进入忠州(今忠县)自治研究所学习。讲授"法学通论"的陈老师向他推荐梁启超及其著作，他"倾心感佩"，认为梁启超的"文笔和议论都是最好、最新奇"的；后又为留日归来的同盟会员吴洪恩的激进的民主思想所吸引，并经吴洪恩介绍秘密参加了同盟会，成了他一生中"一个最大的转变的关键"。
　　学习期满，他考入重庆私立法政学校。这时，辛亥革命胜利，重庆成立了军政府，吴洪恩任忠州临时军政府司令，他回石柱县任司法处陪审员。石柱军政府司令池龙师是留日归来的同盟会员，劝他去日本留学，寻求治国之术。
　　1912年重阳节，熊福田与忠州两同伴一起东渡日本，他考入东京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科专门部正科。1914年，他在东京加人中华革命党，投入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发表了许多讨袁爱国的文字。当时，一些老同盟会员受袁世凯迫害，流亡日本后在东京成立一所法政学校，招收中国学生入学。熊福田在该校任编辑讲义的工作，边工作边学习，还参加了明治大学发起成立的"马克思读书会"，探讨马克思主义的精义，探求新的治国之道。1915年秋，熊福田在明治大学毕业后，回国返乡，先在忠县崇古学校任教。年底回石柱，本想在西沱镇创办高等小学，服务桑梓，因遭土豪劣绅反对，于大年三十夜愤然出走。
　　1916年春到成都，经推荐，先后在法政学校、法专、商专等校讲授"经济学"、"民法"等课，并与熊克武、但懋辛、唐宗尧等老同盟会员结识。1919年4月，唐宗尧被孙中山的南方政府任命为四川高等审判厅厅长，熊福田被该厅委托为民一庭庭长。当时，四川法院奉行北洋政府大理院的判例，又援用清宣统二年的"大清新刑律"，熊福田将这两个不同的刑律进行大胆的改造，去君主专制部分，加民主政体的内容，并在判案和教学中运用，深受法学界人士和学生的欢迎。
　　1924年，杨森以北洋政府委任的督理四川军务的名义进驻成都，熊福田因于1922年熊克武与杨森内战时为熊克武草拟了一封声讨杨森的电文，杨森以此为由贬熊福田为沪州高二院监督推事。于是，他举家移重庆避祸。到重庆，被刘湘委任为讨伐杨森的经费统筹处秘书。杨森后来被逐出四川，统筹处撤销，熊福田便开始了他的律师生涯。
　　熊福田在从事律师工作中，为自己立下了三条律师的道德标准：(一)不扩大当事人的纠纷；(二)不替当事人作虚伪的供证；(三)不苛求报酬。他以其渊博的法律知识，过人的胆量，雄辩的才能，办理许多大案要案，其中最为突出的有三大案。
　　第一，状告外国宽仁医院草菅人命案。这家医院所属女院歧视中国人，多次发生医疗事故，致人死命，群众十分痛恨，官府无可奈何。熊福田抓住儿媳也是遇害者之一的事实，据理力争，终于胜诉，女院从此关门。
　　第二，重庆伪钞案。在审理中法院张冠李戴，真犯逍遥法外，无辜者被判了死刑。他经调查，掌握了实情，一次辩护就真相大白，蒙冤者得以平反。
　　第三，为"共产党案"辩护。1928年10月1日，重庆卫戍司令部连续破坏了中共四川省委、共青团省委、共青团巴县县委、逮捕中共四川省委代理书记张秀熟、团省委书记蔡铭钊、团县委书记池望秋等20余人。其中许多是熊福田兼课学校的学生，年龄最小者16岁。
　　中共四川省委委聘熊福田为张秀熟等人辩护。他接手此案后，经几个月的调查准备，于1929年5月11日出庭辩护。他首先指出法院混淆了共产党、共青团与其他团体的区别，造成起诉的失误与科刑上的失当；再指出"暴动大纲"只是手抄稿，既未散布，更无暴动行动，不能构成"危害民国罪"；又针对酷刑逼出的供词定罪一事，指出"三木之下，何求不得"?照供词定罪不能成立；再针对起诉书中将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的合作说成"举动嚣张"、"现象日恶"之词，他根据自己耳闻目睹的事实，从辛亥革命谈到大革命时期四川贯彻孙中山三民主义，贯彻三大政策的情况，回顾了自"三三一"惨案以来捕杀共产党人的惨痛史实，赞许杨圈公、漆南薰、袁诗尧等为爱国的仁人志士。他根据档案和事实证明，本案20余人没有属于一般刑律或"惩治异党条例"的罪证，故本案不能成立。何况大多为中学生，关心国家大事与社会问题有何罪?应予全部无罪释放。
　　最后，他发表了涉及此案的三点声明：(一)此案诸人"均系为国家社会问题，而非个人私利"；"目前国家政治是否令人满意?社会状况是否令人不受刺激?"造成本案原因"纯系社会政治刺激而成。"(二)本案既由国民政府饬交法院办理，法院应保持司法独立的精神，不受各方任何暗示与影响，依法办理，秉公办案。(三)福田本人为国民党员，今天为共产党案出庭辩护，是忠于律师职守，遵从律师职业道德，执行国家关于律师条例之规定，知我，罪我，均希谅察。
　　熊福田义正辞严的辩护，在场者无不折服，连法官、推事也频频点头。旁听的新闻记者无限感慨地说："记者自出入法院观审以来，盖未见如斯有价值之雄辩也。"最后，法院于5月29日宣判，除张秀熟、罗孝慈、蔡铭钊三人判10年、6年不等的徒刑外，其他人处刑都较轻。
事后，中共四川省委为表示谢忱，送熊福田一面银盾，银盾中间刻"于法有光"(隶书)四个大字。从此，熊福田与中国共产党人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1930年以后，熊福田先后担任云阳、石柱两县县长。他书"清、慎、勤"三字作为座右铭以自勉。在两县任职内，他革除旧弊，以拯救民命为己任，为大众办了不少好事、实事，终因为当地土豪劣绅所不容而辞职。他曾在自慰诗中写道："一尘不染留清白，万年随缘任雌黄"。这是他两任县长清白为官的写照。
　　新中国成立后，熊福田曾出任万县专区法院院长。1953年解职回家。1955年肃反和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两度入狱。若非张秀熟为他出具为党庭辩的证明，可能早遭厄运。他的一切财物均荡然无存，惟独那面银盾历尽劫难保留了下来。1961年到石柱县医院工作，他于　　　　1964年病逝。1979年得到平反昭雪。


抗暴律师潘大道
　　潘大道(1888--1927)，字力山，重庆市开县人。早年留学日本，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同时，师从章太炎学习经史子学，颇有造诣。留日期间，眼见清政府日益腐败，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
　　1911年回国，参加清政府学部考试，名列前茅。后被聘为四川省法政专门学校教授。去成都途经万县时，正值辛亥革命胜利之后，他便策动清军巡防左军管带刘秉章反清，投奔革命军政府。
　　1912年4月，潘大道到成都，任法制局局长，又参与创办共和大学。共和大学解散后，离蓉去沪，为《雅言》、《大中华》、《甲寅》等杂志撰稿，发表他的革命主张和对时局的看法，是当时颇有影响的专栏作者。
　　1917年秋，回四川任省政府秘书长，同年又被选为国会议员。不久；叉任四川政务厅厅长，后又曾一度代理省长。
　　1918年春，潘大道去北京任大学教授。1919年冬，去美国留学，专攻政治。1922年回国，被选为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1923年，曹锟贿选总统，他从法律角度抗暴力，坚决反对贿选。后受曹锟迫害，他被迫离京去沪。曹锟倒台后，他才又回北京兼任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教务长，并执行律师职务。
　　1926年，段琪瑞制造屠杀学生的"三一八"惨案后，潘大道受学生委托担任律师，再次抗暴，义正辞严地揭露北洋军阀政府血腥屠杀无辜民众的罪行，为青年学生的爱国行为讨回公道，为死难者鸣冤昭雪。他的抗暴行为，深受广大民众赞许。这年夏天，他就任上海法科大学校长。
　　1927年，他在上海创办《党论旬刊》。由于他博学多才，文才口才均好，因此他常撰文和演讲，揭露社会的黑暗及反动派对人民的屠戮罪行，引起反动派的不满和嫉恨，于这年的10月14日派遣特务将潘大道暗杀。
　　当时法学界著名人士沈钧儒等搜集整理潘大道的著作，编成《力山遗集》，于1932年出版，以示对他抗暴精神的纪念。


川军元老夏仲实
　　夏仲实(1889--1969)，名首勋，重庆江津白沙镇人。幼入私塾读书，1907年考入四川陆军小学第二期学习，1910年毕业后被选送保定陆军中学步科第一期深造。毕业时以成绩优异留校任校长见习秘书。未及一年乃辞职返川，任川军刘湘部少尉候差员，1915年升任连长。
时值袁世凯称帝，刘伯承受孙中山之命，入川策划讨袁，奉节、万县纷起响应。夏仲实结识刘伯承后，毅然将人枪数十与刘伯承汇合于大顺场，不久在新庙场成立护国军第一支队。刘湘对此深为不满，将他划归二十四军刘文辉节制。
　　因他治军有方，逐步升为川军第10师第20旅旅长。1925年春，第10师师长刘斌失败下野，他继任10师师长。
　　1927年6月，刘文辉任他为总指挥，率兵三路进攻，兼并了驻扎西康的国民党第23军刘成勋部。
　　1933年，四川的二刘(刘湘、刘文辉)之战爆发，夏仲实对军阀混战造成的民生凋敝感到十分沉痛，随着刘文辉的失败，他也就解甲归田回自沙镇。
　　1937年秋，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夏仲实为抗敌御侮而毅然重整戎装，请缨杀敌。他于1938年春出任国民革命军九战区第30集团军第78军军长，于6月率部出川抗日。他采取以少胜多、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在江西德安万家岭战役中，击毙日军本间师团长。其后，他又参加了武汉会战的南浔战役，长沙会战的平江战役，连战皆捷，荣获国民政府陆海空军甲种一等奖章、三等勋章。
　　1941年1月7日，"皖南事变"发生后，夏仲实不忍骨肉相残，反对对新四军围剿屠杀，坚决拒绝集团军司令王陵基的反共任命，子9月愤然再卸戎装，重回故里，以造福桑梓、振兴实业为己任。他捐资创设白沙义渡，集股兴建白沙水力发电厂，维护社会稳定，受到白沙民众的赞誉和尊重。
　　1947年，夏仲实当选为第一届立法委员，次年10月在上海参加反对蒋介石独裁的三民主义同志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前身)。
1949年春返川，与熊克武、刘文辉等成立"川康渝民众自卫委员会"，暗中与共产党联系，号召群众抗兵、抗粮；同时，又与进步人士胡子昂、朱蕴山、杨杰等取得联系，从事策反工作，动员国民党军队某部师长谢增勋及罗君彤、余中英等率部起义；并在成都、白沙两地，利用他的地位，掩护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脱险。
　　新中国成立后，他应邀移居重庆市中区，其乡里不知。土地改革时，农会自卫队员30余人到重庆"捉拿逃亡地主夏仲实"，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接见他们时说："夏仲实不是逃亡地主，是革命的。他在抗战争中建立过功勋，在解放战争中帮助过我们，是我们请他进城来的。你们快回去告诉农会。"他积极参加政权建设，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重庆市人民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政协常委、重庆市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委员、四川省民革副主委、重庆市民革一至三届主任委员。在"文革"中，因所谓"一号专案"蒙冤，于1969年1月2313被迫害致死。1978年11月得到平反，恢复了名誉。


被蒋介石免职的军长傅翼
　　傅翼(1889--1952)，字西屏，酉阳县人，沉默寡言，性格倔犟，少交往，毕业于成都讲武堂。1931年任国民革命军二十一军三师参谋长。1935年在成都体校任教。
　　抗日战争时期，傅翼于1938年出任七十八军十五师师长。随后任新编十六师副师长、师长。1943年任七十二军副军长、军长。历经长沙、常德、长衡、醴陵、赣江等战役，战功卓著，曾多次受到嘉奖，荣获勋章。
　　抗日战争胜利后，傅翼遵从国共重庆谈判签订的《双十协议》，1946年，他率领的七十二军在湖北宋埠、麻城一带与李先念部队接触，他命令所部士兵朝天鸣枪，让李先念部队通过。因此，被蒋介石斥骂为"老朽昏庸"而被解除军职。1947年返回重庆赋闲，1952年病故。


《中国军事史》主编郭汝瑰
　　郭汝瑰(1907--1997)，原名汝桂，重庆市铜梁县人。生于书香之家，祖父是秀才，父亲是小学校长，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1918年去成都读小学，1922年考入成都联中。1926年考入广州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其问，在恽代英的帮助下，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并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活动。1927年，黄埔军校校务委员吴玉章见他思想进步，又是四川人，便派他回川，在杨森部其堂兄郭汝栋师任排、连、营长。1928年，加入共产党。后因杨森投靠蒋介石，捕杀共产党人，他便于1930年11月去日本留学，先后进入日本虎城学校、士官学校学习，与党失去了联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郭汝瑰与一批中国留日学生愤然退学回国。进南京陆军大学和陆军大学研究院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任战史教官。
　　抗日战争时期，郭汝瑰积极参加抗战，曾任国民军第18军14师参谋长，暂编第3师师长，洞庭湖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参加过淞沪战役、武汉战役、长沙第三次会战，以及常德、苏州等地战役，行程万余里，累立战功。
　　1943年初，调重庆浮图关国防研究院深造，任研究委员。此间，他曾向共产党员韩炼存提出找共产党，接组织关系的要求，未成。
　　1944年春，他以驻英国大使馆副武官的名义到英国考察军事。1945年2月回国，任军政部军务署副署长。
　　1945年12月和1946年3月，郭汝瑰在重庆任廉儒家里两次秘密会见董必武，他汇报了国民党军事情报、军队人员数量、装备、编制、番号等，要求恢复党籍和去延安，经董必武作工作后，指示他继续留在国民党军内部，以了解信息和动态。
　　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任国民政府国防部第五厅厅长、第三厅厅长，徐州陆总参谋长，长期在蒋介石身边工作，参加了蒋军进攻解放区的历次重大战役的会议和计划的制定。他通过中共地下党联络员任廉儒，经上海的王葆桢，向中共中央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如蒋的作战"序列"、"淮海战役蒋军部署"等，为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郭汝瑰的行为曾被蒋军的一些高级将领怀疑，但他都很好地隐蔽过去。
　　　1948年底，根据党的指示，他辞去第三厅厅长职，回四川任72军军长。1949年2月回到重庆，不久任叙泸警备司令和国民党第22兵团司令。他要求起义，请解放军派员联系起义事宜。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派赵力钧和另一位同志去与他联系。12月，郭汝瑰率部队在宜宾起义成功。
　　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川南行署委员兼交通厅长，南京军事学院教员，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政协常委，全国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成都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等职。
　　"文革"结束新时期开始，他于1980年重新入党。他精神焕发，致力于中国军事史的研究，足迹遍布全国，组织力量，查阅史料，采访健在的当事人。先后主编出版了《中国军事史》、《郭汝瑰回忆录》；他和黄玉章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一书，编写人员既有专门从事中国近代史和军事史研究的学者，也有曾在抗日战争浴血奋战的国共两党的将领，此书站在中华民族和全体中国人民的立场，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让事实说话，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匡正了以前史书中的片面观点，或扬共产党敌后抗战的功绩而贬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用，或如台湾的著作扬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用而诬蔑否定共产党敌后抗战的功绩，此书经四次修改，参阅290多部图书和相关档案，让读者全面客观地了解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真正历史。可惜此书于2002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郭汝瑰已去世五年，但他的心血与劳苦已凝存史中!


饶国模捐资助革命
　　饶国模(1895--1960)，字范英，又名绍文，重庆市大足县人。少时，受谭嗣同、秋瑾及参加广州起义牺牲的二哥饶国梁等人革命思想的影响，爱国主义思想日渐强烈。不久，她到成都益州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受到女权运动的影响，主张男女平等，妇女在社会中应有独立的地位和作用。
　　20世纪30年代初，与丈夫的感情破裂，毅然带着孩子独立生活。她抱着"实业救国"的宗旨，将积攒的钱在重庆红岩嘴买下13公顷多的荒坡地，雇人垦荒，种植果树，办起"大有农场"。
　　1930年，重庆省立女子职业学校闹学潮，驱逐走校长，她通过关系将李光岱、岳永著(共产党员)介绍到该校任校长、教务主任，并掩护地下党员荣高棠、黄梦谷等在该校任教。他们排除军阀的干扰，学校办得生气勃勃，培养了大批妇女人才。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她拿出资金捐献给东北义勇军，支持抗日。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她任重庆妇女慰劳会委员兼劳动部部长，发动妇女缝制数千件棉背心捐赠给抗战将士，并募集捐款支援前方。她热情支持三个儿女加入中国共产党，掩护他们的革命活动，分别将他们送到延安、新疆从事革命工作。
　　1938年10月，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撤至重庆。日机轰炸市区，周恩来决定在郊区建房，将机房街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迁至市郊。饶国模得知这一信息后，于1939年春以自己建房的名义，拿出积蓄，建成40多间二楼一底的房子，为避免国民党特务纠缠，以租房的名义给八路军办事处使用。后来，她又拨地为办事处修建了招待所、托儿所、医院、球场，又拨地给办事处的同志种菜。她还将高峰寺的房子借给《新华日报》设立印刷厂和办事处疗养院，将小龙坎复元寺的一块田土作为中共南方局和办事处病故、牺牲同志的墓地。
　　1939年5月，八路军办事处和南方局城区住房被炸，全体人员连夜搬到红岩嘴。饶国模除自己用房外，将剩余房屋全部让给八路军办事处人员，并热情款待，与周恩来、邓颖超等同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41年1月7日，"皖南事变"发生后，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和延安交通中断，经济十分困难。饶国模除拿出自己的积蓄外，还四处借贷，全力支持办事处的工作。
　　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下榻红岩村，曾邀饶国模共进午餐，感谢她对办事处的支持与帮助。
　　1946年5月，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人员迁往南京前，董必武写诗赞颂她：
　　八载成功大后方，红岩托足少栖惶。居停雅有园林兴，款客栽花种竹忙。解放战争期间，她不顾个人安危，拿出金条，帮助党组织营救被捕同志，还将办事处交还的房子办了一所红岩小学，解决当地儿童的入学问题，又可安排地下党员当教师。实际上，这里成了地下党的联络点。
　　1948年，华蓥山起义失败，她安排掩护20多人在"大有农场"当工人。这年，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地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而饶国模却在中共重庆党组织处境极端艰难之时毅然加入了共产党，坚持党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重庆一解放，她就把自己的房地产全部交给国家。在解放军和地下党的会师大会上，她被邀请到会，被誉为"革命的妈妈"。此后，她曾任西南军政委员会监委委员、重庆市人民代表。还组织妇女互助会，创办20多个街道托儿所，解决不少街道妇女和儿童的就业与读书问题。以后，她担任全国妇联执委、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1960年6月病逝于北京。1980年，重庆市人民政府在红岩村修建了"饶国模墓碑"，以表达党和政府以及人民对她的敬仰与怀念。


新中国第一位女大使丁雪松
　　丁雪松(1918～?)，原名丁正兰，因酷爱雪中屹立的青松而改现名。幼时家境贫寒，父早逝，与母相依为命。初读于木洞新民小学、重庆文德女子中学。1932年以优异成绩考入饶国模主持的重庆省立女子职业学校。在教务主任岳永著(地下党员)和教师饶国模的影响下，思想觉悟不断提高，追求妇女自由解放，积极参加进步活动。
1935年，为谋求生活自立，考入重庆平民银行工作，业余撰写稿件在报上发表。这年冬天，北平"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爆发后，她满怀爱国激情团结金融界进步青年组织读书会，化名丁屏书在《商务日报》发表文章，宣传抗H爱国思想，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7月，她团结一批进步的职业青年在大梁子成立"重庆职业青年救国会"，当选为理事，负责宣传工作。同期，她参加了由重庆救国会举办的"山付新文字暑期讲习班"，学习抗日救亡主张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学习班结束后，被吸收为重庆救国会会员。不久，得知日本派岩井为驻成都领事路经重庆时，在重庆抗日救国会的领导下，她率领职业青年救国会成员到重庆警备司令部向李根固司令递交抗议书，迫使岩井狼狈逃窜。她还在平民夜校任教员，教平民识字和了解抗日救亡的道理。她参加"民众歌咏会"，教大家唱救亡歌曲。
　　1937年8月，重庆妇女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她担任委员，分管组织。11月，中共上海局派张曙时来重庆与救国会中党员联系后，成立了中共重庆市工作委员会，恢复了地方党组织的活动。19岁的丁雪松成为首批从救国会中被吸收入党的党员之一。1938年夏，丁雪松被党派送到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任女生队区队长、队长。1939年入延安中国女子大学高级研究班，任一队队长、学生会副主席、俱乐部主任。这年，她与在延安的朝鲜籍著名音乐家郑律成结为夫妇。
　　从1942年起，她先后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的秘书，中共中央西北局调研室研究员。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不久，丁雪松即随丈夫郑律成去朝鲜工作，历任朝鲜黄海道宣传部干部，朝鲜劳动党中央侨委秘书长，朝鲜华侨联合总会委员长，中国东北行政委员会驻朝鲜商业代表团代表等职，并兼任新华社平壤分社社长。同时，负责筹建中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1950年秋，经周恩来总理和金日成主席批准，丁雪松及其丈夫郑律成一同回中国工作。历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朝鲜处副处长，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秘书组组长。1964年，经周恩来总理亲自提名，出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秘书长。　　1971年起，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秘书长、副会长。
　　1979年28至1981年58，出任我国第三任驻荷兰王国大使；1982年5月至1984年8月，出任我国第六任驻丹麦王国大使。
　　丁雪松是中共第八、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丁雪松是新中国第一位女大使，也是第一位出使过两国的女大使和第一位派驻欧洲国家的女大使。



钟云舫痛拟江津长联
　　钟云舫(1847-1911)，名祖菜，重庆市江津高牙乡青草碚人。早年中秀才，补廪后，在江津城南阙氏祠设馆授徒，历20余年。他博学多才，遍览经史百家，尤擅诗词对联。他生性刚直，嫉恶如仇，不喜交游，惟以教读为乐。
　　光绪年间，民主革命运动兴起。钟云舫虽为一介书生，却怀忧国忧民之心。时江津县令朱锡藩贪赃枉法，狎妓嫖娼，他写对联予以嘲讽。朱锡藩恨之入骨，遂罗织罪名，将其逮捕，打人省城大牢。因家贫，亲友怕受株连，一直无人出面申辩，以致一关就是两年。璧山才子钟长春得知后，义愤填膺，拍案而起，说："我若不管此事，天下要友何用?"于是变卖田产，筹大洋600元，星夜赶赴成都营救。钟长春与钟云舫的友谊，据《钟云舫撰联脱狱趣闻》介绍，钟长春中秀才后，虽满腹诗书，才情出众，却处处碰壁。他决定出外游学，寻求同道。一天，他到江津城郊，欲找投宿之所，忽听路旁一茅舍中传来蒙童读书声："临财母狗得，临难母狗免......"钟长春知道这两句本为："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以为是塾师误教之故，便走进门去，意欲讽刺一番。于是，朝伏几假寐的先生施礼道："先生请了!晚生路过贵地，听学生们读书，触动灵感，想到一句联语，敢请先生属对。"接着念出上联："《论语》《四书》无母狗"；塾师懒洋洋站起来，随即对道："《春秋》《三传》有公羊"。塾师敏捷的文思，工稳贴切的对仗，使钟长春大吃一惊，于是请教姓名，得知是大名鼎鼎的钟云舫后，他立即改容相敬，再三致歉。钟云舫十分赏识钟长春的才华，并告诉他刚才是抱病打盹，顽童们故意讹读好耍的。从此，二人成了莫逆之交。钟长春到成都后，以钱开路，买通了川督赵尔丰的一名亲信幕僚，答应相机开脱。此时望江楼刚落成，赵尔丰附庸风雅，传谕征集名家楹联，虽有多家应征，但均不中意。那幕僚窃喜，便向趔尔丰推荐了钟云舫。赵尔丰曾闻其名，欣然同意。于是，幕僚要钟长春贿通狱卒，通知钟云舫拟联。钟云舫援笔立就，上联状锦城山川之美，地理之胜；下联感慨西川历史嬗变，人事沧桑，长212字，对仗工整。赵尔丰十分满意，便问："钟云肪现在何处?"那幕僚如实相告："钟先生遭人诬陷，现蹲在牢狱里。"赵尔丰问明案情，并无实据，便下令释放。
　　光绪二十九年(1903)三月，四川大旱，江津知县武文源却加租加征，民怨沸腾，举人张泰阶联络士绅上告，钟云舫草拟诉状并名列其上，使武文源被革职。次年，武文源买通官府加上莫须有的罪名，构陷钟云舫与举人张泰阶，将他二人押到成都质讯，拘禁于待质所。钟云舫痛心疾首，愤而创作《拟题江津县临江城楼联》，他在"小序"中写道："飞来冤祸，理所不解，偶一触念，痛敝心肝。迟迟春日，藉此搜索枯肠，欲其不以冤情撄念耳。以泪和墨，以血染纸，计得一千六百余字。明知抛查取厌，而故曼其词，谬欲以长制胜。阅者笑我之无耻，当谅我无聊也。噫!"此联长1612字，为全国第一长联。上联写"地当阢泸渝，控涪合之冲，接滇黔、通藏卫之隘，回顾葱葱郁郁，俱围入画江城"的山川形胜，临江城楼的高巍耸势和烟云波诡，史迹纷纭，人撩忧患，以及自己如莺啭鸥哗、咬霜咽雪的晶莹志趣和"握斧施斤，与渠镌囫囵没窍混沌"的决心。下联叹"蒙有倾淮渍、溢沪渎之泪，堆衡岳、压泰岱之愁，满腔怪怪奇奇，悉属戕心涕泗"，念蚕丛鱼凫启土和众多文人墨客豪杰英雄的匪朝匪夕，漂零萍梗；斥"猢狲美面具，豺狼巧挂臂"的现实，以致产生"甫卸翳胞，遽烦汤饼，愧悔昏昏曩昔，泣求包老轮回"的厌世思想；最后表达"借酒杯斟酌，就诗歌辞赋，权谋站住千秋"，并"望银涛放声痛哭，哭到海枯石烂，激出丈长鼻腻，掬付龟鳌，嘱稳护方壶圆峤，近约十二万年后，跟踪蹑迹，视依所玲珑别式乾坤"，坚信未来必有驱除黑暗的别样世界。全联写景、论史、言志、抒怀，一气呵成，气势浩荡，凝重悲愤，对仗工稳，用典贴切，誉满一时。约两年之后，有人怜其才，为之辩冤，钟云舫才获释放，恢复自由。
　　光绪三十一年(1905)回到江津，将自己撰写的1850多副对联和诗文，辑成《振振堂集》8卷印行。宣统二年(1911)正月，病逝于江津。


卞小吾创办《重庆日报》
　　卞小吾(1872--1908)，名鼐，字小吾，生于重庆江津稿子乡龙井湾一个书香世家，早年就读于江津白沙黑石山聚奎书院，1888年考中秀才。遂赴重庆，因不满清朝腐朽统治，卞小吾遂产生种族革命的思想。与杨沧白、朱叔痴等人相识并成至交，与杨庶堪、田心澄、董鸿词等人组织了重庆早期的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游想会"，每逢初一、十五相邀郊游以议论时政，针砭时弊，追求革命真理。
　　1902年，卞小吾受邹容、吴玉章等人赴日留学接受新思想的影响，决心背叛封建家庭，投入救亡运动，遂从重庆赴北京，因北京戒备森严，几月后转赴上海，与《中外日报》记者马君武、汪康年、谢无量、章行严等人结识，并经常参加蔡元培、吴稚晖等人在南京路所组织的爱国学社，其革命信念更加坚定。邹容、章太炎入狱后，他曾三次到狱中探望，商议革命大计，邹容等认为上海与北京一样，而西蜀等地的反清灭洋运动此起彼伏，大有用武之地，乃劝卞小吾回川。
　　1904年2月，卞小吾回到重庆，决心首先创办报纸以揭露清廷的腐败无能，宣传革命思想，唤起民众。因办报经费无从着落，遂返家与二哥卞子宣变卖了祖传的全部田产共得白银6000余两，用来作办报经费，并复返上海购买了陈天华的《警世钟》、邹容的《革命军》及《苏报纪事》等革命禁书各数百册，于次年春秘密运抵重庆，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散发。
　　1904年9月，卞小吾在重庆方家什(今渝中区民生路重庆宾馆对面)麦家院正式创办了《重庆日报》，报纸用四开土白纸活字印刷，每份售价40文。为掩护该报宣传革命，卞小吾还邀其日本友人竹川藤太郎为社长，而报社的实际主持者是他本人，他还聘请了志同道合的好友肖九陔、苏才周、燕子才等激进的爱国人士担任编辑和记者。《重庆日报》是重庆地区最早的革命报刊，它专门从事革命宣传，对清王朝的黑暗、官吏的丑恶进行猛烈的抨击和无情的揭露，该报曾转载上海《苏报》一题为《老妓颐和园之淫行》的消息，矛头直指慈禧太后。创刊伊始，该报便以其鲜明的战斗性引起了社会的广泛重视，在群众中产生了广泛影响，这引起了清朝重庆地方官府的惊恐。同时，卞小吾还在重庆通远门外兜子背集资创办了东华火柴公司，欲以此为革命打下经济基础；次年2月，他还在黄桷街创办了东文学堂以图普及教育；这年5月，他又在培德堂创办了女工讲习所。其革命势力大有一日千里之势。
　　卞小吾积极从事的革命活动，使清朝官府对其恨之入骨，多次想将卞小吾锄掉，均未得手。1905年4月29日晨，卞小吾照例步行到女工讲习所授课，途径方家什字路口，被早已潜伏在此的重庆官府衙役逮捕。其友人得知消息后，曾告各方求救，但终没有结果。5月28日，卞小吾被押解到成都审讯，囚禁于成都府。卞小吾被捕后，仅仅出版了八个多月的《重庆日报》也被查封，这一事件被称为"重庆的《苏报》案"，在当时引起相当大的震动。卞小吾被捕后东华火柴公司、东文学堂、女工讲习所均因无人主持而陷于停顿，卞小吾及其同仁开创的革命事业因此毁于一旦。
　　在狱三年，卞小吾仍未失去革命的信心和斗争的意志，坚持著述《救危血》、《呻吟语》等文章，其词慷慨激昂，被后人传诵一时。1908年5月15日夜，卞小吾被四川总督锡良授意成都府尹高增爵假借狱卒和囚犯王佑生之手秘密杀害，其头部及腹部所受刀伤达70余处。卞小吾被杀害后，其妻袁氏悲痛欲绝，并欲赴京城鸣冤，终因手头拮据缺乏差旅费而未能成行。卞小吾也成了重庆新闻记者以文字而遭杀身之祸的第一人。1912年，中华民国追赠其为"辛亥革命烈士"，并准予将其公葬。


《巴县志》总纂向楚
　　向楚(1877--1961)，字先乔，号角及翁，重庆市巴县人。八岁人私塾，端谨勤奋。1896年(19岁)入县学，次年考入东川书院，师从院长赵熙，致力于汉唐经学和声韵文字学的研究，深得赵熙嘉赏，与同学周善培、江庸，被称为"赵门三杰"。1898年随赵熙到北京，曾在清廷内阁任职。1899年补廪生。此间，他阅读了章太炎的《舷书》及《国粹学报》后，逐渐产生民主革命的思想。
　　1902年，中壬寅举人。后应聘赴广东任两广节署教读，两广师范国文教师。
　　1906年初，重庆成立同盟会支部，杨庶堪(沧白)任首盟，向楚抱着"置困难牺牲于度外，勇往直前"的精神，加入同盟会，并参加重庆同盟会的核心组织--乙辛学社。之后，他与杨庶堪(沧白)同应聘永宁(今叙永)中学，他们在该地宣传民主革命，发展同盟会组织，使永宁成为川南革命的基地。
　　1908年，杨庶堪(沧白)任重庆府中监督，向楚与其他同盟会员又齐聚重庆，以府中学堂为同盟会同志活动的大本营。
1911年，重庆响应辛亥革命起义前夕，向楚负责文字宣传和草拟文告。11月22日，重庆革命党人在朝天观举行市民大会，宣告重庆独立。向楚会同朱之洪等人迫令重庆知府钮传善、巴县知县段荣嘉剪辫缴印，跪地投降。当晚，向楚受命带二名武装士兵接收清政府的大清银行及浚川银行，将两家银行的重要簿据几十本及全部存款270万银元一并提走，为蜀军政府作了经济上的保证。第二天，蜀军政府正式成立，向楚任秘书院院长，负责蜀军政府的日常工作。次年三月，成渝两地军政府合并，重庆设镇抚府，他任镇抚府秘书厅厅长。
　　1913年，重庆响应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向楚任讨袁军民政总厅总务长、总司令部参议兼秘书。讨袁失败后，他逃亡到上海，化名林松年，以教书维持生计。
　　1915年，向楚加入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12月，他与杨庶堪(沧白)、陈其美等策动肇和兵舰起义。起义失败，他应南京高等学校之聘，任该校国文部教授，讲授文字音韵学。
　　　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电邀杨庶堪(沧白)、向楚到广东任大元帅府秘书长和秘书。孙中山以向楚学问渊博，诲人不倦，亲书"蔚为儒宗"四字横幅相赠。
　　1918年，孙中山任命杨庶堪(沧白)为四川省长，向楚为政务厅长、省政府秘书长，并于1920年代理杨庶堪(沧白)辞去的省长职务。在三年的代职期内，他关注教育，为国育才，选拔优秀学生资送出川深造或出国留学。
　　1924年后，因不满四川军阀连年混战，愤而离职，弃政从教，先后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教授、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教授。任教期间，他力倡导读作风，教学与治学相结合，培养学生自学钻研能力，弘扬民族文化精神，取得显著成效。
　　1933年，巴县成立文献委员会重修县志，聘请向楚为总纂主其事。他和朱之洪、龚春岩、文伯鲁、向宗鲁等一起共事，于1939年完成《巴县志》的刊讫工作，凡23卷，附文征1卷，共24卷。重修的《巴县志》虽对清朝旧志有所参阅，但体例构架，因时制宜，新增"工业"、"商业"、"交通"、"军警"、"交涉"、"自治"、"学校"、选举"、"市政"、"物产"、"事记"、"蜀军革命始末"，实为旧志所无。其中《事记》、《蜀军革命始末》，向楚因亲历其事而保存了不少辛亥革命前后的珍贵史料。《疆域》、《古迹》二篇，经他润色，山水草木，皆富感情。尤其是他通晓巴蜀方言，在《礼俗篇》中特撰的《方言》一章，探寻巴郡方言的语根，辨析甚精，为学术名篇。故《巴县志》被誉为民国以来国内稀有之名志，称为"向志"。
　　1949年底，成都解放前夕，四川大学校长黄季陆去台湾，教授会议公推向楚代理校务。当时胡宗南部欲驻兵川大校园，向楚多方力争抗拒，使校区得免兵祸。成都和平解放后，军代表接管学校，向楚办理移交，巨细靡遗，接管人员均赞其负责之精神。新中国成立后，向楚任四川大学教授、川西区和四川省人民代表及省政协委员。1952年院系调整后，调任四川省文史馆副馆长。1961年11月，无疾而逝。向楚一生追求进步，对辛亥革命和成渝两地的教育文化事业，均有贡献。


学贯中西的吴宓
吴宓(1894--1978)，名玉衡，字雨僧，又字雨生，陕西泾阳县安吴堡人。早年就读于三原宏通书院，自幼受姑丈陈涛(伯澜)的教诲，熟读经、史、子、集，也擅长于诗词歌赋词章之学。因陈涛是关中大儒刘古愚的弟子，后在广东受业于康有为。吴宓受陈涛的影响极深。
　　1910年，陕西省保送他报考北京清华学堂留美预备科。1916年7月赴美留学。赴美之前，他自选的专业为化学工程。校长周贻春深知他的天赋才能和文学修养，给他选定了弗吉尼亚大学和专业英国文学。因弗吉尼亚大学是一所老牌保守的学府，其英国文学专业以严格的语文训练和坚实的文史基础知识著称。吴宓在那里求学一年(1916-1917)，因不满足于钻故纸堆，渴望扩大学术视野，概括古今中外的学问，于是转入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师从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教授。白璧德教授的专业是法国文学，擅长于西方思想史和文学批评，同时注重东方文化，尤其推崇印度佛学和中国儒学。吴宓深受其影响，走白璧德治学之路，力求博、大、精、深。
　　1921年7月，吴宓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后回国，应梅光迪之邀执教于南京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在此期间，他深感新文化运动的一些人的偏激与片面，认为应坚持全面、公平、和平的价值标准评价传统文化，于是他与梅光迪创办《学衡》杂志，以图倡导传统文化的精髓，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审视与批判，寻找出其中亘古不变的东西，"重建民族的自尊"。同时，积极介绍西方优秀文学作品，评论西方文艺和社会思潮，努力宣传他的文学和文化救国论的理想。在教学方面，他用英语讲授世界文学，包括西欧、北美、俄罗斯、印度、埃及、波斯、日本等国文学。这在我国高等学校是最早的外国文学教学。他讲课内容充实，条理清晰，英语流畅，很有感染力和说服力，深受学生欢迎。
　　1925年，清华学堂改为国立清华大学，吴宓被聘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任。他聘请国学大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担任研究生导师。他提倡并实践用西方科学方法研究国学(文、史、哲、语言、考古等方面)，培养了王力、陆侃如、姜亮夫等一批卓有成就的人才。
　　国学研究院结束后，吴宓受聘为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教授，讲授英国文学和欧洲文学。在这里，他制定了外文系的培养方案，提出"博雅之士"的培养目标，即兼通中西学问的外国语人才。他参考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的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以及对第一、第二和第三外语的严格要求，以"欧洲文学史"为核心基础课，以英语为教学、讨论和研究的基础共同语，以法语或德语为阅读、鉴赏文学作品和查阅期刊和专著的语言，兼及意大利、西班牙、俄语、日语、希腊、拉丁、梵文等为扩大学习和进一步深造之语言。课程设置有分斯文学史课，如"古代希腊罗马文学"、"中世纪欧洲文学"、"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文学"、"十八世纪欧洲文学"、"十九世纪欧洲文学"、"当代欧洲文学"有按文学类型开设的"西洋戏剧"、"西洋小说"、"文学批评"等；有按作家开设的"但丁"、"莎士比亚"、"密尔顿"、"歌德"、"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巴尔扎克"、"斯丹达尔"、"波德莱尔"、"纪德"等课；还有"西洋哲学史"、"印欧语系语言学"、"英汉互译"等课程。吴宓除讲授"古代希腊罗马文学"、"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外，还讲授"中西诗歌之比较"、"文学与人生"、"新人文主义"等属于比较文学范畴的课程。在这样全面、系统、求实、创新的教学计划中，清华大学外文系在20世纪30年代确实造就了一批优秀的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教学、研究和翻译人才。
　　在此期间，他于1930年9月赴欧洲游学访学，在牛津大学和巴黎大学研究文学。还利用假期参观莎士比亚、司各特、雪莱、卢梭等人的旧居，使他在西方民俗、地貌风物等方面的视野大大开拓，文化胸襟也大大拓展。1933年回国后，仍回清华大学任教授。因他通晓英、法、德语和拉丁文，在此期间，他翻译出版过不少西方名著，曾用中、英文发表过研究《红楼梦》的论著，是我国很有影响的"红学家"。1935年，吴宓还将其诗作900多首辑成《吴宓诗集》，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1937年，抗战军兴，吴宓积极主张抗日，随清华南迁至昆明，任西南联大教授。此间，1939年与1943年，清华评议会两次决定，安排吴宓休假一年，作学术访问和研究，他均以"抗战期间，应加紧工作"为由，放弃休假。
　　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任武汉大学外文系主任兼《武汉日报》文学副刊主编。
　　全国解放前夕，谢绝友人之邀请，"1948年放弃赴美国讲学；1949年冬卸台湾之聘；又辞不往(钱穆主持的)香港东亚书院任教，而决留居中国。"他说："生为中国人，死在中国土。"遂于1949年5月到重庆，在北碚相辉学院和勉仁学院任教，兼任重庆大学外文系教授。
　　重庆解放后，1950年4月起任四川省教育学院教授。9月，该院合并于西南师范学院，此后一直在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历史系、中文系任教。1951年5月，吴宓被特邀出席重庆市首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1955年1月，任四川省政协委员。他教学积极性更高，曾先后开设了"英国小说"、"欧洲文学史"、"世界文学"、"中国古典文学"和"世界古代史"等课程，并为本院和兄弟院校培训过外国文学研究生。1956年春，吴宓将多年珍藏的1000余册西文图书(其中有不少是早已绝版的珍本)全部捐赠给西南师范学院图书馆。他乐于助人，常以工资的大部分资助有困难的教师和学生。1963年春，他曾热情协助重庆市川剧二团导演川剧《晴雯传》。在文化大革命中，吴宓以古稀之年，被诬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关入"牛棚"，在批斗中被打致残。1977年1月，由其妹接回陕西泾阳治病养伤，1978年1月17日含冤逝世，终年84岁。1979年7月18日，西南师范学院召开平反昭雪大会，为吴宓恢复政治名誉。
　　吴宓一生从事中西文化的教育与研究，学贯中西，是我国著名的学者和颇具影响的"红学家"，是我国中西比较诗学的奠基人，中国比较文学的开创者。他毕生从事教育，先后任教于我国多所著名大学，培养了徐中舒、高亨、吕叔湘、钱钟书、季羡林、许国璋、王佐良、李赋宁等一大批著名学者，编著了《世界古代史》、《法文文法》、《拉丁文文法》、《外国文学名著讲读》、《中国文学史大纲》、《外国文学讲义》等多部高校教材。可惜"文革"中备受摧残而致死，正如史学家杜钢百先生沉痛哀悼的："想想雨僧夫子一代鸿儒，学贯中西而通古今，竟然遭时不造，速遁无所用其才，神州之大，却不能容一书生展其才学，后代学子也不能传其学术造诣，而蹉跎岁月，磨难二十余年，岂不哀哉!岂不痛哉!"


文献学家向宗鲁
　　向宗鲁(1895--1941)，原名永年，学名承周，重庆巴县白市驿人。1905年入白市驿观文书院学习。1908年考入巴县中学堂，阅读了大量的文史典籍。1909年考入川东师范学校。1911年春，赴成都考人存古学堂(后改为国学院)。在3年学习中，他勤奋刻苦，善于思考。他常提出新论，引经据典，向山长(校长)请教，师生常辩论切磋学术，得到山长著名经学家廖季平的教诲和资助。当山长廖季平得知他的家境清寒时，主动给他免去学费，每月还贴补他伙食费大洋两元。
　　1913年，学成返渝，任巴县木洞镇高等小学堂国文教师，后因校长变动，曾经两度失业，备受穷困煎熬。经友人介绍，在江北中学任教。
　　1922年春，受聘到武昌裕华纱厂厂主家作家庭教师，为主人的子女办一学馆。在此期间，向宗鲁生活安定，结识了藏书家徐行可，并阅读其家藏秘籍善本，并与之砥砺切磋，历时既久，学问大进。他潜心著述，校注了《史通》、《管子》、《淮南子》等。
　　1927年，向宗鲁与牟鸿仪女士结婚，返渝在重庆国学专修馆讲学一年，同时参与襄办重庆大学，后仍回武汉任教。
　　1930年，他应重庆大学之聘，任首届中文系主任，主讲《文选》。同时，受川东师范、重庆联中、省二女师等校之聘，讲授古典文学。他治学严谨，授课端庄，威仪严肃。讲授《文选》，不挟书本，征引各家注释，贯串背诵，只字不漏，诸生敬重。后来，经整理授课内容，写成《文选理学权舆续补》一书。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他撰写了《重庆学界告全国同胞书》，表达了全校师生员工同仇敌忾和正义凛然的爱国精神，受到称赞。当时，重大师生按学问品行评论，把向宗鲁与文学教授文伯鲁、数学教授何鲁并列，称为重庆大学的"三鲁"。
　　1935年，重庆大学文学院、农学院并入四川大学，他应聘为四川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讲《文选》、《淮南子》、《管子》等课。其间，他曾参加《巴县志》编纂，主编"疆域"、"建置"、"古迹"部分。1940年，他任四川大学中文系系主任。1941年暑假，向宗鲁回重庆白市驿探亲，旅途中暑，回到四川大学即卧床不起，于9月24日逝世于峨眉山伏虎寺，后归葬予重庆巴县。
　　向宗鲁博通文献经史，以校注见长，是著名的文献学家。他校注的古籍有：《昭明文选》、《史通》、《管子》、《春秋左传正义》、《淮南子》、《淮南鸿烈集解》、《说苑》、《周易正义》、《礼记·月令章句》，并分别撰有校记、校证、疏证、疏校、评校或手批注释，著有《文选理学权舆续补》、《校仇学》等。


档案学家殷仲麒
　　殷仲麒(1907--1970)，重庆长寿人。1935年春，任巫山县地方稽征所文牍，因感档案混乱，遂阅读《行政效率》月刊有关文书档案的文章，兴趣渐浓，梗潜心研究档案学。
　　1936年2月以后，先后在重庆税务机关、四川省地方税局、营业税局、禁烟总局、财政厅、教育局、粮食局等单位主持卷务，所到机关的档案管理均由他由分科改为集中，类、纲、目三级制分类得到完善，并编制档号，依次排列，处理有序，使调卷快速，颇受赞誉。
　　1938年以后，重庆市各机关档案管理，均效其法。
殷仲麒积累了丰富的档案管理的实践经验，又有深厚的档案学的理论知识，因而他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著述颇丰。他的颇具影响的论述有：《档案管理之研究》、《空袭下档案保管之安全问题》、《四川省政府改革档案方案》、《川康档案改革问题》、《县政府档案人员之培养》、《县政府档案管理办法》、《县政府文书处理办法》、《建立中国档案制度之途径》等。
　　1942年10月，殷仲麒考察了许多大中小学校文书处理和档案管理情形，著成《学校文书处理与档案管理》一书，流传甚广，对各学校档案管理工作起了重大的指导作用。
　　1944年，他在重庆访问了26个中央级单位的档案管理机构，于1945年开始用3年多时间撰写《中国档案管理新论》一书，将他的旧著与经验熔为一炉，集旧中国档案学理论之大成，是民国时期档案学理论最为杰出的代表作之一。
　　1945年3月，殷仲麒有感于档案人才缺乏，在重庆创办私立崇实档案函授学校。他认为，我国文书档案有其特殊环境，无法因循旧习，应该以实际经验创造科学法则，教授学员，故以"崇实"为校名。该校分设文书处理、档案管理两科，于1946年招生。1948年12月，由于条件的限制而停办。但在两年零九个月中，共招生294人，为档案管理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重庆解放后，殷仲麒先后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粮食管理局和四川省粮食厅工作。1956年7月，奉调北京，在国家档案局、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档案学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工作，文化大革命中，殷仲麒遭受迫害，于1969年被遣送到江西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劳动，受到多次批斗。　　1970年1月7日，经中央办公厅政治部批准，被定为"反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取消国家干部资格，清洗回长寿县老家。1970年5月，殷仲麒在长寿县病逝，1979年389日，中央档案馆宣布为他平反，撤销原中办政治部的错误结论与处分，并恢复了名誉。


《新蜀报》总经理周钦岳
　　周钦岳(1899--1984)，又名周静明，重庆巴县长生镇人。1913年进巴县中学读书，中学毕业后赴上海考入浦东中学校学习。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倾心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1919年，积极投身"五·四"爱国运动，参加游行示威和火烧曹公馆的行动。此后，又参加了"六三"大游行和拥护蔡元培继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斗争。
　　1919年底，他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10月，因与赵世炎、蔡和森、陈毅、李立三等104人参加进驻里昂中法大学，反对法国当局歧视华人的斗争，被法国当局遣送回国。
　　周钦岳与陈毅等30多名留法勤工俭学的同学于1922年春节后陆续回到四川。他们在重庆采用讲演、传单等方式，揭露法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政府相勾结迫害勤工俭学学生的罪行。其中周钦岳与陈毅思想开朗，目光敏锐，擅长写作，在《新蜀报》上发表了一批社会新闻、时评之后，被《新蜀报》社长兼总编辑沈与白聘为主笔。
　　1922年秋，沈与白出任军阀刘湘驻北京的代表，总编辑由周钦岳担任。他着手改革报纸印刷发行，充实内容，聘在北京中法大学读书的陈毅长期撰稿。从1923春到1926年，陈毅在《新蜀报》发表10多万字的文章。同时，聘来重庆工作的萧楚女担任主笔。由于萧楚女理论水平高，文化修养好，文章涉及的内容广泛，思想性强，很有战斗力，使报纸充满生气，面目一新。从1922年秋至1925年3月，萧楚女在《新蜀报》上发表近千篇文章，总计100多万字，系统地介绍和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思想，高举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旗帜，使《新蜀报》成为一块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思想阵地。
　　1925年，经刘成辉介绍，周钦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三三一"惨案发生，他以报人身份在街头采访，未入会场，幸免于难。事后被军阀通缉，于4月2日晨同萧华清一起扮作城防司令郭勋祺的弁兵，离开重庆至武汉。
　　在武汉，经组织安排，他担任国民革命军第11军第26师政治部主任，参加了在河南临颍第二次北伐的最后一战，打败了奉系的"铁军"韩麒春部。后因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武汉"清党"，他离开了部队，与党失去了联系，开始了流亡生活。他先去上海，出任中华电讯社总编辑。1930年去广州，任中山县经济顾问。1931年又到上海，四处找党，经一位四川同乡介绍参加了党的外围工作，进行抗日救亡活动。　　1932年在一家日本纱厂中领导工运，不幸被捕，在龙华监狱受酷刑拷打，始终严守秘密，保持了革命气节。两个月后，经萧华清和第19路军秘书长徐名鸿营救，保释出狱后被叛徒盯梢，被迫出走日本。
　　1934年，他应《新蜀报》同人邀请，于1935年秋从日本回到重庆，出任《新蜀报》总经理。他革新人事，裁掉冗员，吸收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到报社工作；去上海买了新式转轮印刷机，改用电气铸字，使《新蜀报》以内容丰富、印刷精美占领了市场，获得读者好评。
抗战时期，他坚决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聘请漆鲁鱼、高天、萨空了等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担任主笔，宣传团结抗战、反对投降主义。他还亲自拟了"抗日在胜利，胜利在团结"10字，刻成木刻，于抗战两周年登在《新蜀报》上。他还受周恩来的委托，为《新华日报》尽快在重庆出版发行提供了有利条件，并积极配合《新华日报》的宣传工作。
　　1938年底，周恩来到重庆，周钦岳以《新蜀报》的名义宴请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叶剑英、潘梓年等，并请《新民报》社长陈铭德、总编辑罗承烈作陪，以示对党和《新华H报》的支持。
　　1941年，"皖南事变"后，《新华日报》开了天窗，有的报纸发表文章攻击共产党，《新蜀报》坚持不表态，以示反对。
　　1945年6月，国民党军统特务张骏趁周钦岳回乡料理母丧之机，霸占了《新蜀报》。他回城后愤而向法院起诉，痛斥反动派的阴谋，坚决不与这些人合作，愤然离职去香港，投入反内战、反独裁的民主运动。
　　1949年5月，他与100多位新闻界人士一道，从香港乘船北上，抵北京后，受到周恩来的接见。不久，陈毅电邀他去上海。两位患难朋友相见，百感交集。一个多月后回北京，参加全国新闻总协筹委会。9月，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10月1日，被邀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
　　新中国成立后，他随军南下抵重庆。重庆解放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重庆市文化局长、重庆市副市长、四川省政协副主席、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历届全国人大代表。1984年12月病逝。他的一生勤恳敬业，廉洁奉公，坚持原则，奋斗不息，为革命和建设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


张森楷实业兴教
　　张森楷(1858--1928)，原名家楷，字元翰，号式卿，晚年号端叟，重庆市合川双凤乡大田坝人。自幼攻读经史，5岁入私塾。光绪二年(1876)因才华出众，为四川学使张之洞选人州学，定为秀才。一年后选人成都尊经书院深造，后转入锦江书院就读。光绪十二年(1886)书院学习结束，受聘为合州振东乡学主讲，又专门研究历史。1893年中举人，次年借在京参加会试之机，登门拜访当世名家求教学问，深入社会各阶层考察和探索民富国强之道。后返成都为尊经书院襄校，觅人合作撰《史通六鉴》，未得，于是改择"实业救国"的道路。
　　1901年，张森楷在合州大河坝场(今合川市太和镇)创办"四川省蚕桑公社"，自任社长。次年为蚕桑公社立案，改为"四川民立实业中学堂"，任校长。张森楷前往江浙延聘师资和技术人员，又东渡日本考察蚕桑事业的新技术和新成果。回国后，全力在合州境内推广引进的良桑种植和新法养蚕缫丝技术，并以新知识教育学生。合州蚕桑事业发展起来，年植良桑7万株，养蚕由一季改为两季。到1908年，蚕种增至5000张，并将缫丝厂扩建为四川第一经纬丝厂，年产"英雄牌"生丝200余担。合州桑种蚕种遍布巴蜀，生丝行销海外，清政府授予张森楷"三等商勋"奖励。后被合州知州陈世虞诬告，经历8年创立起来的合州蚕桑事业全被强夺，张森楷"实业救国"以惨败告终。
　　1909年，张森楷受聘任成都府中学学历史教员，郭沫若曾是其学生。1911年，清四川总督赵尔丰下令逮捕了四川"保路运动"领导人颜楷、张澜等10余人。张森楷不顾自己安危，挺身而出，多方奔走呼吁，全力营救被捕人士。
　　辛亥革命后，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召开股东大会，张森楷当选为川汉铁路公司成都局总理。上任后，改革陈规陋习，整顿路权，触及到凭借铁路谋私的少数弄权人的利益，被免去总理职务，还所谓"亏挪路款，献款熊逆(熊克武)"的罪行遭四川省政府通缉，他只身逃往北京总检察厅讼冤。1915年通缉令被撤销。1917年，张森楷受合川知事郑贤书礼聘主持编修《合川县志》，历时5年完成该志83卷，共200余万字。1924年，应四川通志局宋育仁聘请，一年内完成《四川通志》中的《历代地理沿革表》和《历代职官沿革表》。次年受聘到成都大学任国史教授。1927年辞教从事著述。1928年6月23日病逝于北京。一生著有《史通人物表》、《二十四史校勘记》、《史记新校注》等，共27种1134卷。


办学兴教曾吉芝
曾吉芝(1872--1942)，名纪瑞，原籍江西金溪县，年弱冠入巴县县学，继为廪膳生，占巴县籍。1901年，清廷废科举，兴学堂。1903年，曾吉芝与巴县举人汪桂五、江津许见田等捐资创办开智小学堂，聘向楚教国文，杨沧自教英文，算学秀才蓝香圈教算学。1904年，清廷选拔人才到日本学习教育。重庆府派了曾吉芝、璧山李梧荪、铜粱杨习之等前往，入日本弘文书院，八个月学成归国。
1906年，他与李梧荪创办川东师范学堂。1907年，他又创办巴县中学堂，任监督(校长)。同年，他又以祖籍江西关系为江西会馆创办昭武小学。
1908年，巴学劝学所成立，他调任视学。1911年，他调任四川省视学，视察下川东。其间，他经早年结识的同盟会员杨沧自、向楚的介绍，加入同盟会，接受"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思想，秘密进行革命活动。11月22日，重庆蜀军政府成立，他任秘书院编制局长，起草了《蜀军军政府设置地方司令官施行细则》。
1915年10月，他调任四川省上川南视学，遂离开重庆，来往予上川南道穷乡僻壤，深山老林之间，虽极备辛劳，但他仍为办学充满热情与忧国之思。如30日抵永川城的"日记"云："......抵永川城，见有石柱二处，大书'国耻纪念'四字，下注：'勿忘五月七日即旧历三月二十四日日本强迫我政府承认十九条条约之～日'。此种伤心事，不意于征程寂寞中更复睹此，触目伤怀，倍增无限情绪。转令我恩家之念倏然相忘，若置于元何有之乡，而别具一种忧从中来，有莫知其所以然者。既又行三十里抵黄葛树，遂止宿焉。旅中作感怀诗一首：'国乃家之本，家存赖国存。国危曾不惜，家在更何言。沧海风云急，乡关风豹蹲。仔肩今暂息，黄葛小孤村。'"爱国赤忱，溢于言表。后经大相岭，又作《登大相岭四十韵》，此诗后为画家向春舫绘为《蜀山行旅图卷》，杨沧白、于右任等名流均题诗其上。
1917年，适逢雅安各中学校举行联合维持会，他和雅安所属六县视学均参加。会毕留影，他题《雅集吟》诗，五古56句。其中叙治学之道云："新理加发明，旧学商密邃。取髓遗糟粕，探源穷奥义。次第竟研求，翕然泯异义。"这几句诗的要旨出自朱熹的《鹅湖寺和陆子寿》诗："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即是说治学既要吸取中国固有文化的精髓奥义，去其糟粕，又要不断向西方学习新的东西用以充实发展。
1918年，调回重庆。1919年，他被选为省议会议员，任职共五年。
1924年，曾吉芝回重庆再任巴县中学校长。1925年12月，黔军将领袁祖铭垂涎四川富庶，出兵欲逐川军将领鲜英，在重庆城内对峙，战事一触即发。他作《岁暮戒严有感》诗，其五云："异族逞残未解纷，翕然谋我我无群。国威扫地宁能国，分子如沙更欲分。勇尚私争摧实力，声腾御侮饰虚文。神州莽莽悲何限，独抱杞忧五内焚。"列强外侮，国势垂危，而军阀却割据争夺，他感到痛心疾首，五内俱焚。
1927年，中学改制。4月，他再任巴县视学，不久改任巴县教育局局长，兼巴县中学、巴县国民师范学校、巴县甲种农业学校、巴县女子中学校四校校长。待巴师、巴农并入巴县中学，整顿工作有了眉目后，又辞去巴中校和女中校校长兼职。
1928年，他又为江西会馆创办赣江中学，兼任校长。
1932年旧历10月18日是曾吉芝60寿辰，又是他办学30周年纪念。重庆和巴县各界人士在夫子池广场为他举办盛大的祝寿和纪念集会，除军政要人讲话外，他的学生胡子昂、温少鹤也在会上讲话，一致颂扬他办学兴教的劳绩。巴县举人梅黍雨赠诗一首："风流石宝久消沉，城阙何曾有嗣音。幸赖菁莪能锡我，遂教桃李得成荫。党庠里序皆千古，寿考作人只一心。盛事欺君能久视，飞鹗终集泮宫林。"此诗概括和评价了曾吉芝对重庆教育事业的贡献。他本人也很珍惜这首诗，亲笔抄录，后记云："昔余周甲，梅君黍雨作此见赠，特照录之。吉芝记于半僧山馆。"
1933年8月，四川省政府委他为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后改名为四川省立重庆女子师范学校)校长。他已感衰老不支，勉为其难。1936年1月辞职，专任赣中校长。这年，他还为巴县中学普二班毕业同学录中题词："疑须共析，学患寡闻。诗赓求友，礼尚乐群。他山借助，解释群纷。集思广益，至乐足云。"为普八班毕业同学录的题词是："学商邃密"。表述了他对青年学子严谨治学、集思解纷、求新创新的期望。
在此期间，他还为重修《巴县志》积极奔走。他于1933年与朱叔痴等筹设文献委员会和县志编纂委员会，待《巴县志》初稿完成，他被推为审查主席。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曾吉芝积极支持抗战，常怀"耻树降旗作虎伥"，"无限卧薪尝胆情"，作《抗敌十首》，发出抗敌救亡的呼声。其中有表述抗战到底决心的："长期抗战帜高悬，众志成城久更坚。孤注愿将拚一掷，终教公理胜强权。"有谴责汉奸卖国行径的："防线层层策万安，将军飞度胆应寒。如何纵敌长驱入，不误谋疏误汉奸。"有激励胜利信心的："未到人枪弹尽期，吾华终是有为时。河山半壁撑大柱，无数民军悉劲师。"充满了爱国激情。不久，他随赣江中学疏散到巴县人和乡。
1941年，曾吉芝已年老体衰，但他眼见国土被日寇侵占，忧心如焚，曾作《梦中吟》：男儿气壮足千古，顽强抵御宜相辅。恨我力薄年复衰，借助诸人驱豺虎。这是他的最后一首诗，梦中犹不忘救国。可惜日寇尚未驱逐，他于1942年病逝于任上。
曾吉芝一生以教育为志，办学兴教，培育人才，无论社会怎样动荡复杂，他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坚守教育岗位，走教育救国之路，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汪云松经商执教
汪云松(1873--1958)，名德薰，祖籍湖北，随父定居重庆市巴县。清末，在外地任过知县、知府及吉林省银号总办、电灯局总办等职。辛亥革命后回到重庆，随父经商，曾任浚川银行经理、大中银行总经理、重庆总商会副会长、会长，重庆参事会主席。汪云松才思敏捷，关注教育事业，以为青少年应尽可能地广泛学习进步科学，养成刻苦耐劳的品格，才会在强国富民的进程中付出辛劳。1919年，他与温友松等积极筹组留法勤工俭学重庆分会，被推选为会长；又与温少鹤等集资开设重庆留法预备学校，任董事长兼校长。他重教学质量，审查学生试卷，帮毕业生代办护照等。邓小平曾是该校第一届毕业赴法勤工俭学的学员。1919年10月，聂荣臻申请留法勤工俭学，汪友松对聂荣臻进行面试，成绩合格，11月就帮聂荣臻办完出国护照。汪云松还与李奎安等倡议筹建重庆大学，并与商界同仁创办重庆孤儿院、重庆贫民教养工厂，成绩卓著，受到国民政府嘉奖，获"嘉禾"、"文虎"勋章，被保荐为"记名道尹"。重庆解放前夕，为保护城市、迎接解放作了大量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汪云松被特邀为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重庆市人民政府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特邀全国政协委员。后当选为重庆市第一、二届人大代表，任重庆市文史馆副馆长。1958年2月病故。


新学先驱程昌祺
程昌祺(1881--1941)，重庆市黔江青冈乡人。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去日本，就学弘文师范学校；回国后，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春出任黔江视学。他会谒知县，拜访同仁，选择校舍，选聘师资，动员学生，核算经费，办起了黔江初小和高小。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学生达到832人，奠定了黔江县近现代教育的基础。
1908年，他调成都任四川省督学。他奔走于梓潼、叙府、南江、自贡、仁寿、雷波等县，督办新学，取得了很好的实绩。
辛亥革命后，他历任蜀军镇抚府教育司长、四川军政府教育部总务科长、四川巡按使公署教育科长等职。由于推行新学成绩卓著，他受到民国大总统孙中山的传令嘉奖。
民国十三年(1924)，他受聘出任外国入主办的四川华西协和大学总务主任，后改任中国文学系主任兼图书馆中文部主任。该校校长赞誉他"人格之伟大，修养之委实"，为中国同行及校内师生所尊崇。
程昌祺一生从事教育，为推行新学之先驱，为成、渝两地的教育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于1941年病逝。


沈懋德执教重庆大学
沈懋德(1894-1932)，巴县人。早年留学日本，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物理系，潜心专攻物理、天文，创制了天体仪，绘制了恒星运转图，成绩优异。1923年毕业回国，先后任武昌高等师范学堂物理学教授、教务长，成都大学理科学长兼物理系主任。
1928年与川东籍教授吕子方、彭用仪、吴芳吉等在成都大学共商创办重庆大学，为了简化办学手续及行政机构，曾建议在重庆设立成都大学分校，未获同意。但是，沈懋德仍诚心筹办重庆大学，次年辞职回渝。
沈懋德回到重庆，遍谒地方名流，耆绅宿老，亲草《重庆大学筹备宣言》，得到早就热心倡议筹办重庆大学的汪云松、温少鹤等的支持。控制重庆的国民党二十一军军长刘湘、国民政府首任重庆市长潘文华，也想在自己的地盘上有大学，便批准了。
1929年10月，重庆大学在菜园坝杨家花园开学，沈懋德任教务长，实际主持校长工作，并担任物理学、天文学教授，亲自参加选定沙坪坝为重庆大学校址。因操劳过度，于1932年5月不幸逝世，年仅38岁。
为了永久铭记沈懋德先生，重庆大学校务委员会决定将新建环校公路命名为"懋德路。"遗著《气象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杨若愚兴教树人
杨若愚(1902--1951)，重庆市丰都县人。出身中医家庭，幼时读过几年私塾，读书不多。17岁时人重庆电信局作练习生。由于他勤奋刻苦，业务逐渐娴熟，从1926年起先后任垫江、合川、邻水等县电报局局长和川军范绍增部电务处长。
1936年，杨若愚转入经商，在重庆开办泉源商号、浚源钱庄、裕丰银行、惠川公司和渝西自来水厂等工商企业。由于他经营有方，企业发展很快。20世纪30年代末，他已拥有80多万元的财产，在小龙坎开辟市街，修建100多间铺面，在复元寺修建公馆别墅"渔庐"(现重庆沙坪公园)。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大批文化人及青年学生齐集重庆。而重庆学校容量小，学生上学成了问题。杨若愚受张伯苓在沙坪坝开办私立南开中学的影响，萌发了"教育救国"的思想。他在夫人王焕志(中共地下党员)的支持下，拿出私人财产20万元，捐出小龙坎"五桂堂"的地产，创办重庆私立树人学校。邀请名流罗家伦、胡子昂等15人组成校董事会，于1938年9月校舍落成开学。
树人学校还成了中共地下党的联络点。重庆沙磁区地下区委，通过王焕志的关系，先后安排了区委书记刘作先及其他10多位地下党员来校任教，这些人都成了学校的教学骨干，区委机关也就设在树人学校。
由于治校有方，校风良好，历届全市会考均名列前茅，与私立南开中学、私立清华中学并称陪都三大名牌私立中学。为奖励清贫学生，杨若愚捐出私产，在校设立"清贫奖学金"。显著的办学成绩，多次受到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嘉奖。
1940年2月，树人学校增办初、高中部及高职班，至1943年下期，学生已达1094人。为解决校舍不足，杨若愚又将小龙坎私人住宅"梅园"捐出，作为分校后的树人小学校舍(现重庆树人小学校舍)。
杨若愚深感幼时读书之艰难，故在创办企业积累了资金以后，便抱定"穷其财力，竭其热忱，不畏艰辛，达成树人使命"的宗旨，不遗余力兴教办学，造福大众。
重庆解放后，杨若愚将树人中学、小学全部交给政府公办。他曾应邀出席西南文教座谈会，入西南革命大学学习。但在土地改革中，被农会关押，1951年10月1日病死狱中。1985年，杨若愚的错案得到了平反纠正，恢复了他热心树人的教育家的名誉。


无产阶级教育家赵君陶
赵君陶(1902--1985)，女，又名郁仙，重庆市酉阳县龙潭镇人。幼时在家读私塾，学过绘画，父亲充当教师。1919年随家迁居北京三哥赵世炯的住处--冰窖胡同。半年后，经自学考上女师大先修班。
在女师大，与刘和珍、杨德群等进步同学要好，参加中共北京地委组织的青年干部训练班和女师大的进步组织"女星社"。常听革命先驱赵世炎(她的五哥)及其他共产党员讲马克思主义，讲妇女解放，思想上受到很大启迪。
1924年11月，积极参加驱逐反动校长杨荫瑜的斗争。
1925年初，她被送到上海大学学习，专修社会学。在这里，结识了共产党早期活动家李硕勋，并与他一起，积极参加"五卅"反帝爱国运动。
1926年加人中国共产党。8月，与李硕勋结为伉俪。10月，她和李硕勋一起到武昌，任湖北省妇女协会宣传部长，主编《湖北妇女周刊》。她还协助共产党员赵世兰(她的姐姐)办了一期专为"秋收暴动"培养妇女干部的训练班。12月，她被指定为湖北省妇女代表大会筹委会委员兼秘书长。
1927年3月8日，赵君陶作为主席团成员之一参加了湖北省妇女代表大会。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她转移到上海，在中共江苏省委秘书处工作。
1928年10月20日，她的儿子李鹏诞生，小名为兰兰。
1929年11月18日，她参加了中共江苏省委第二次党代会。1930年，她任中共中央妇委会秘书，常奔走于上海各区委之间，传达上级的指示。
1931年4月，顾顺章在上海叛变。5月20日，她送丈夫李硕勋去苏区任红七军政委。李硕勋到香港后，因病，未去红七军，被留任广东省军委书记。6月下旬，赵君陶带儿子一起去香港，协助李硕勋工作，任广东省军委机关秘书。
9月初，李硕勋去海南岛工作，被叛徒指认被捕，受尽酷刑，坚贞不屈，于9月5日在海口市东较场英勇就义。她得知消息后，悲痛万分，带着儿子离香港回上海。解放后，她还写了《题李硕勋遗照》一诗，表达她的怀念与悲痛之情："英姿栩栩肖生前，出人龙潭虎穴间。不悲未竟平生志，红旗染有公血鲜。"
1932年3月17日，李硕勋的遗腹子女儿李远芹诞生。因芹与琼同音，取纪念李硕勋在海南琼山牺牲之义。李远芹后更名为李琼。
不久，党为保存革命力量，刘伯承找赵君陶谈话，传达了党组织要她隐蔽起来的意见。于是，她带着一儿一女回到四川。联系地址为："成都东御街王季甫先生诊所"。
她先回庆符(今四川高县)李硕勋家，不久到重庆，在合川女中教书。
1933年到成都，住在她二哥家。后去金堂、简阳、成都(协进中学)、犍为(五通桥通材中学)教书，虽未接上组织关系，仍按共产党员的要求，积极从事革命宣传工作。
1937年，她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在成都参加文化界抗日救亡活动。
1939年5月，中共中央南方局调赵君陶到重庆。她参加了战时儿童保育会，在北碚任直属第三保育院院长，达七年之久，为培养和教育战时儿童倾注了不少心血。1945年秋，毛泽东在重庆淡判期问，接见了她，对她出色的工作表示感谢。
在这期间，她的儿子李鹏(兰兰)一时去不了延安，先在陶行知先生办的育才小学读书。直到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李鹏才同八路军办事处和南方局工作人员一行100多人分坐五辆卡车去延安。
1946年秋初，抗日战争胜利后，赵君陶带着保育院的一些孩子乘船东下去南京。深秋，她带着女儿李琼北上北平，后转延安。她被分配在延安大学教书，后在徐特立领导的中央教育研究工作。
1948年8月，调她到东北行政委员会直属保育委员会工作。后任哈尔滨市第四中学校长。
1949年，出席了全国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南教育部中小学教育处长、南开大学党委委员、工农速成中学校长、化学工业部教育司副司长、北京化工学院党委常委、副院长等职。
赵君陶一生为革命四处奔走辛劳，为党的教育事业献出了毕生心血，是我党杰出的无产阶级教育家。她于1985年12月14日辞世，真是：
革命六十年松柏精神留人间；育才半世纪桃李芬芳满天下。



破山禅师创建双桂堂


"画和尚"竹禅
　　竹禅(1825--1901)，俗姓王，号熹公，今重庆市梁平县人。20岁时在梁平县城北门报国寺削发为僧。但他是一个情感极丰富的人，而不是一个潜心向佛的释子。据传他出家后，未了凡心，与该县一大家闺秀情意绵绵。女方父母认为玷污门风，欲加惩治。于是，他在26岁时离梁平县外出云游。
　　他先到汉口。由于他擅长书画、金石雕刻，他不愿到当地寺庙中去"挂单"，诵经坐禅求吃住，而是自住旅馆，写出招贴(广告)，宣称四川和尚卖画。人们好奇，纷纷来求画。他画好之后，盖上自刻的两方印章："王子出家"、"报国削发"，本意是说他姓王，在报国寺出家。但不知底细的人以为他真是"王子"，于是求画者日多。他在汉口住了一段时间，画技大进，也有了一些积蓄。于是，他乘船东下，到上海滩去卖画为生。
　　在上海，他一面卖画，一面游历名山大川，将天地山川之灵气熔铸其画幅中，于是画风逐渐自成一格，名声也越来越大，收人也增多，他结束了游方和尚的生活，而成为一名穿着僧衣的名画师。但他性格怪僻，对王公大贾求画，他坚辞不绘，而对平民百姓和佳丽淑女，则慨然允诺。所以，有人记述他："所画多孤竹怪石，遇王公巨贾求其画，恒雅不欲绘，而对方外女郎则乐于从命。窥其风趣，恨不得有两颗心，一颗属于佛祖，一颗献给佳人。"竹禅在上海居住较久，后又去宁波、南京、北京等地卖画。至今北京法源寺、宁波天童寺还藏有他的墨迹。在外云游一段时间后，仍回到上海。他除卖画外，还著有《藏家三昧》(六卷)传世。尽管他生活安定，声名大振，但作为一个情感丰富的艺术家，在十里洋场的上海，内心仍然是孤寂的。他曾画过一幅《念佛多》的横披，一只八哥立于孤石之上，题诗云："吾年七十多，着个老八哥。与我为侣伴，教他念弥陀。"跋文几句，说这八哥"随吾云游南北二京，两湖三江，见之者无不生大欢喜而称赞之。养经七年之久，忽然一旦哀鸣，念佛立亡，教令想痛切。埋之未久，生出莲花一朵，如铜钱大，莫谓人而不如鸟乎!"这幅画及这段跋语，表面是对他喂养七年八哥之死的悼念，实则是他孤寂的内心，对人性恶劣的厌倦以及独立尘世的理想追求的写照。
　　浪迹江湖的竹禅，对故土是十分眷恋的。1856年，他曾回梁平一次，送给梁平的大寺院双桂堂贝叶经、舍利子等珍贵佛教文物。双桂堂为此修建了一座舍利塔，成了佛门一大稀有之景观。1898年，竹禅已70多岁，当他得知双桂堂经济拮据时，立刻从上海给双桂堂汇来1000两银子，那时双桂堂负债万余，得此大银如雪中送炭，感激不尽。第二年(1899)，双桂堂派专人去上海请他回双桂堂任方丈，竹禅欣然允诺。
　　1900年，竹禅回到梁平县双桂堂，正想凭自己的影响力振兴双桂堂时，不料半载之后，他染病不起，与世长辞。双桂堂的僧众为悼念他，给　　他建了墓塔，门上一联：
　　携大笔一枝，纵横天下；与破山齐名，脍炙人间。竹禅是晚清闻名遐迩的画坛怪杰，其画风独特，可与扬州八怪媲美。他的绘画清刚中见俊俏，潇洒中见苍劲，确为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他的书画散存于双桂堂、新都宝光寺、成都文殊院等寺庙，现已收入《海上墨林》、《韬养斋笔》等书中，他的生平事迹收入《中国美术家名人辞典》。

"中国梵高"陈子庄
　　陈子庄(1913-1976)，原名陈富癸，字子庄、思进，又号兰园、南原、十二树梅花书屋主人，晚年因推崇方方壶、石涛、又号石壶，重庆市荣昌县人。1919年随父到永川读私塾。因其父是陶瓷绘画艺人，他从小耳濡目染，对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24年，人庆云寺念书学画。寺内僧人练习武术，他也跟着练习。经四年勤学苦练，便在川东一带行武为生，补贴家用。后来往于成都、重庆之间，靠卖武度日，但军阀部队的武术教官常仗势欺人，他不堪忍受，遂改为卖画糊口。由于他的画艺日益精进，名声渐起，被当时的四川省主席王缵绪聘为私人秘书，为其鉴定文物字画，他得以接触不少名人真迹，并有机会与来四川的大画家齐白石、黄宾虹结识，使其艺术视野大为开阔。
　　1937年，抗战爆发后，陈子庄于1939年被邀参加抗日队伍，途经万县时被国民党宪兵团抓进重庆军法执行总监监禁三年。1942年，陈子庄出狱后回荣昌老家，经营花果园艺，开茶铺为生。
　　解放前夕，陈子庄又置身军旅，任永川团管区少将司令，1949年底随王缵绪起义，被送到西南军政大学学习。1952年到重庆三心水泥厂当技工。1953年调任建新化工社技师。1955年，经人介绍，任四川省文史馆研究员。
　　陈子庄的绘画分"文革"前后两个阶段。"文革"前，他潜心研究传统书画理论，努力探索，其作品表现的是对中国传统绘画的继承，亦包含了一些个人怀才不遇而形成的逞才傲气，也有一些清新、灵宕之作。如1960年初创作的《荷塘鸳鸯》、《闲牛》、《荷花蜻蜓》等。"文革"后，他经过"文革"中被抄家、关牛棚、老妻精神失常、子女上山下乡、爱子溺水而亡等系列打击，沉寂几年之后，他于"文革"刚结束就奇峰突起，创作了一批违逆时俗的作品，为传统山水画的发展带来一股新鲜气息。比如《鹰》，为了表现出"栖身思狡兔，侧目似愁胡"的意境，他的构图是雄鹰转头向下，侧目睥睨的瞬间动态，突出鹰头猝然侧动下视的迅捷感，以展现鹰的机敏。《黑天鹅》，一只颈项竖挺，一只俯首水中，加上柔美的水纹、飘逸的芳草，俨然一幅明净美丽的童话境界。《青山叠翠》中的松林山石，淡淡的暮霭，淙淙的流水，牧童归来，山雀落巢，均体现黄昏的静谧之美。正如他题跋所云："自有秀逸之气当于笔墨外求之。"
　　晚年，无论在题材的选择和表现形式上，陈子庄更追求"平淡天真"的意境。他在20世纪70年代所画山水画册页中写道："蜀中山水险峻易得而淡远至难，余去年游九顶山燕子崖，南行百余里群山万变莫测，惜老病之人不能多行，归而点染此景，得一淡字。"在《竹林水榭》图中也题跋日："平淡天真，迹简而意远，为不易之境界也。余写虽未称意，然心向往之。"可见"平淡天真"绝非浅层之作，而是更难企及的更高的艺术境界。
　　陈子庄在绘画之余，还深入钻研绘画理论，形成自己独特的画论。(一)画品与人品要统一。他认为："处境困厄，心地益澈，画境随之而高逸超妙也。"又说："名利心去一点，画品就高一点，名利心增一分，画品就低一分。"因此，他晚年自号"石壶"，是对清末画家出家僧人石涛和元代大画家上清官道士方从义(方方壶)的景仰，因这二人均是方外之人，淡泊名利，画的格调高，具有飘逸脱俗之气。(二)忌模仿，求创新。他认为："作画不可照抄对象，要在写实的基础上变化对象的状态，使其突出动人。"他在《石壶论画语要》中说："花鸟画我与吴(昌硕)、齐(白石)的不同在于：吴、齐画形，我则画影。画必之法，吴、齐已达登峰造极之境界。"他还针对有人说他的山水画是从黄宾虹学来的说法，指出："黄宾虹是近代画坛卓有成就的一位大家，值得后人尊敬，并宜师法继承，我也向黄宾虹学了不少东西。当然，我和黄宾虹在艺术上的主张是不同的。黄先生主张'浑厚华滋'，这是画坛正统派的观点，我主张'平淡天真'，是在野派的观点。黄先生推崇二米、高房山、赵孟颊，我推崇方方壶、郑所南、吴仲圭、赵子固、孙龙、青藤、吴昌硕。黄先生不赞成扬州八怪，我推崇扬州八怪。"就是说，他学黄宾虹又不同予黄宾虹，有自己的创新。(三)重个性，显精神。他说："绘画作品是作者全人格、全生命力的表现。""不画别人的画，也不画大自然的画，要通过大自然画自己，通过物质画精神--这才是自己的。"又说："艺术家的心量是无穷的，一个小小印章，一幅小画，往往可以窥见其心量之浩大。"就是画是画家人格精神之再现。(四)提倡"意度"之说。即画家要"因景生意，因意立法"，在艺术创造上大胆运用夸张、变形、拟人化等手法，使出于笔下的形象，透露着内质的真和美。而"意度"的得来是和画家的人品、资质、学养、生活积累及其胸襟等是凝聚在一起的。因此，画家只以画法学画不行，须从文学、书法、哲学、历史学等多方面全面提高，才能有所成就。陈子庄的这些画论是从他坎坷的人生和几十年的艺术积累中总结出来的。这些观点后来由他口述，陈滞冬整理成《石壶论画语要》一书，由四川美术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
陈子庄子1976年末逝世。12年(1988)之后，中国美术馆、中国美术家协会、四川省美术家协会在北京联合举办了《陈子庄遗作展》，观众每天逾万人，轰动京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30多家新闻单位纷纷撰文报道了展览盛况，留言簿上写满"子庄的画使我们一开眼界"等语。由于他际遇坎坷，被新闻界、美术界称为"中国的梵高"。

白屋诗人吴芳吉
　　吴芳吉(1896--1932)，重庆市江津德感乡人，因出生于重庆市杨柳街碧柳院(李家大院)，故号碧柳。3岁时，母刘淑贤授以《诗》，能背诵《周南》、《召南》各篇。6岁时，其父吴传姜在渝经商破产，家道衰落。8岁时，迁回德感乡。第二年，为方便读书和谋生，其父迁居至白沙。因邻里售毒聚赌，环境恶劣，其父用木牌书"白屋"二字悬于墙上，望以清白传家。吴芳吉后自称"白屋吴生"，世称"白屋诗人"，即缘于此。
　　吴芳吉10岁入聚奎书院就读。其父因商务纠纷，被控入狱。吴芳吉得书院会计龚某帮助，赶赴重庆，自作讼状为父辩冤，官吏见他仅10岁，言辞恳切，遂释其父。
　　宣统元年(1909)，吴芳吉因受国文教师同盟会员肖湘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渐知国事，生救国之心，曾在两小时的作文课内，写出1700字的《读外交失败史书后》，历数国耻，以诗论文，严谨深刻，语多精辟，以"神童"闻名遐迩。
　　宣统二年(1910)，清政府用美国退回的庚子赔款在北京清华园设立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大学前身)，下诏各省选送优秀学童入学。吴芳吉经成都预试、北京复试被录取。1912年，吴芳吉入学后，与吴宓(雨僧)、刘朴(柏荣)友谊深厚。当时川籍学生何鲁、黄乘礼被一外籍教师无理辱骂，激起公愤，各省学生选出代表据理抗争。吴芳吉被选为四川代表，写抗议书贴于食堂门口。校方为取媚外人，悍然将学生代表全部开除。事态扩大后，经教育总长调解，要求学生代表写悔过书后复学。吴芳吉以"为人代抱不平，无过可悔"，拒不写悔过书，被迫离校，流落京城数月。次年，经吴宓等捐助路费，启程返川。至宜昌，盘费已尽，航运又因"二次革命"军兴受阻，只得步行乞食，历时五月，绕行3000多里始到 ；家，潜心苦读。
　　吴芳吉，以执教为业，以诗闻名于世。1914年，他任四川嘉州(今乐山)中学英文教员。1915年，赴上海，经吴宓介绍人右文社校对《章氏丛书》。生活虽清苦，但能博览群书，增广见闻。曾作诗云："呜呼人生如朝露，百年行乐奚足数?安得读遍古今书，行遍天下路，受遍人间苦，使我猛醒悟。"9月，因与右文社经理意见相左，愤而辞职，"典衣尽，还读书"，乃至日食米粥一碗。1916年春，闻家乡遭北洋军阀张敬尧部兵祸，急国四川。行至忠县，被北洋军当作"间谍"，几遭杀害，经再三辩白始脱险返家。途中作诗19首，多为忧国愤世之作，题为《弱岁诗》。
　　1918年秋，赴永宁(今叙永)中学任教，访婉容墓，作《护国岩词》。1919年7月，从永宁中学返乡，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加入白沙学界联合会，组织游行，发表演说，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同时办《场期白话报》、《场期讲演》，发表《明月楼述》、《护国岩词》、《两父女》三首诗，影响很大。秋，应上海《新群》杂志社社长周君南邀请，赴上海任该刊诗歌编辑。此时，他认识到"旧诗之运已穷，穷则必变"，予是发表《小车词》、《婉容词》、《两父女》、予以响应，这些诗既不耽古，也不盲目追随某些自由体新诗，而；是在继承传统诗歌的基础上，适应时代的变化而创作出的新词。
　　比如《婉容词》的开头："天愁地暗，美洲在哪边?剩一身颠连，不如你守门的玉兔儿犬。残阳又晚，夫心不回转"，倾诉了一个被弃女子悲苦的心声，感情真挚，音韵婉转，广为传颂，奠定了吴芳吉。
在诗坛的地位。
　　1920年春，《新群》停办，8月赴长沙明德中学任教，与挚友刘朴、刘永济创办《湘君》季刊。公暇谒屈原墓，作《汩罗访屈原墓作》等诗数十首。
　　1925年4月，得知江津遭川黔军阀混战之祸，急返家。吴宓时任清华大学研究部主任，电邀他赴清华任教。他以"曾被清华无理开除，不欲为仇仇效奔走"而谢绝。改受聘于西北大学。在西安期间，他遍游古城名胜，写下不少纪游诗。同时遭遇直系军阀刘镇华部围西安城达220天之灾，城内粮绝，师生捕鼠罗雀而食。他在壮岁(30岁)诗中描绘了"饿馀满街蒸气疠"，"野犬食人肉"的惨景。
　　1927年春，围城之灾结束后，吴宓回陕，迎吴芳吉到京，后赴沈阳东北大学探望刘朴、刘永济，并留校任教。数月后，得知父病危，急返川。
　　1927年9月，应成都大学校长张澜函邀，赴该校任教，出任中文系主任。次年，又兼任四川大学教授，并将历年诗作130余首辑为《白屋吴生诗稿》出版。在蓉期间，与吕子芳、沈懋德、彭用仪等教授共约创办重庆大学。1930年，重庆大学建成，他受命起草《重庆大学筹备委员会成立宣言》，出任重庆大学文科预科主任兼副教授。
　　1931年7月，应江津县长、教育局长之请，就任江津中学校长。他励精图治，以身作则，延请名师，邀加拿大友人文幼章到校讲英语教学法，提倡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学校面貌为之一新。"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深夜得知消息，立即敲响学校大钟，集合师生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次日，带领师生上街游行，宣传抗日救国；几天后，又在校门"学、海、津、梁"四大柱上放置四门土大炮，直指东洋，又作《抗日歌》，亲自缮写付印。
　　1932年，淞沪抗战发生后，他准备从军，同十九路军一起奋勇杀敌，后友人劝他以从军精神办学，方未成行，奋笔写下抗日诗作《巴人歌》，盛赞英勇抗日的第十九路军，并多次到'重庆演讲，朗诵《巴人歌》，慷慨悲愤，声泪俱下。4月，应加拿大友人文幼章之邀，赴重庆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讲演《儒家思想与耶教精神》，并吟《巴人歌》，悲愤激昂，引发旧疾肺结核。5月初返江津，当晚向全校师生朗诵《巴人歌》，未竞，猝然晕倒在讲台上。5月9日上午，得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的消息，他愤怒已极，在旧居白屋与世长辞，遗体安葬于白沙黑石山梅林。
　　吴芳吉从18岁执教到36岁去世，总以忧国忧民意识激励学生为国家兴盛自强不息，如春雨润物般献出自身。他的诗歌也表现出与人民共呼吸的强烈的爱国情感。如《戊午元旦试笔》诗云："三日不书民疾苦，文章辜负苍生多。"在《红颜黄±行》诗中大声疾呼："痛莫痛于亡国，哀莫哀于丧师"，警示国人吸取朝鲜、越南亡国的教训，坚决抵抗外国法西斯的入侵。他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却留下了不少流传久远的好作品，如《婉容词》、《两父女》、《巴人歌》等，至今仍脍炙人口。他的诗文杂著由挚友吴宓、门人周光午编印成《白屋先生遗书》、《自屋嘉言》、《白屋家书》等。20世纪新时期开始，四川人民出版社于1982年出版了《白屋诗选》；1984年，巴蜀书社出版了百万字巨著《吴芳吉集》，收录其诗歌、文章、书札、日记、残简等，其中有诗歌近600首，文章41篇。


土家族才女王剑虹
　　王剑虹(1901--1924)，土家族，女，原名王淑瑶，今重庆市酉阳县龙潭人。其父王勃山，爱文物，谙医道，悉诗文，是辛亥革命时期的老同盟会员，曾任孙中山广州国民政府秘书。她深受其父革命思想和文学素养的影响。
　　王淑瑶少时就读于龙潭高级小学堂，因聪颖好学，成绩优异。1916年，考入湖南桃源县第二女子师范学校。
1919年，"五四"波涛传到桃源第二女师，王淑瑶是学生运动的主要负责人，她热情、机敏、善辩，尖锐、透辟的言论常常激起全体同学的热情，把具有保守思想的校长、教员问得瞠目结舌；她常领导同学罢课、示威、游行、演讲。这时，她与蒋冰之(丁玲)成为"不是姐妹，胜似姐妹"的好朋友。这年底，其父王勃山决定带女儿到上海读书。行前，王勃山根据龚自珍《夜坐》诗中的诗句："万一弹关砉然破，美人如玉剑如虹"，遂将女儿的名字由王淑瑶改为王剑虹。在上海，她结识了李达、王会悟(李达夫人)、施存统、陈独秀等人，经常阅读《新青年》、《共产党》月刊，思想认识有了极大的提高。
　　1921年10月，李达和陈独秀商议，在原有《新青年》之外，再办一个妇女刊物，王剑虹和王会悟(李达夫人)便参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份妇女杂志《妇女之声》的创办及编辑工作。为了掩护刊物身份，王剑虹又与王会悟和徐宗汉商量，以"中国女界联合会"的机关刊物的名义出版，徐宗汉欣然同意。这年底，陈独秀和李达商量决定筹办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即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所妇女干部学校--上海平民女校。随后，王剑虹和王会悟均入该校读书，同时到沪东纱厂参加妇运工作，得到陈独秀、陈望道、沈雁冰、刘少奇的教育和帮助。
　　1922年春节前夕，王剑虹利用回川探亲之机重返湖南，把好友丁玲(蒋冰之)接到上海平民学校读书。
　　1923年暑假，王剑虹与丁玲一起闯天下，来到南京。王剑虹意外地遇到了老朋友施存统(字复亮，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原为日本东京小组成员。其妻王一知是王剑虹龙潭小学的同班同学)以及柯庆施，经他们二人介绍，又结识了刚从苏俄回国的瞿秋白。施存统和瞿秋白都劝她们不要盲目"闯"，建议她们到上海大学去读书。
　　上海大学的前身是上海私立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1922年秋因管理不善，引发学潮，师生一致请求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出任校长，孙中山大力支持，于是将校名改为上海大学。于右任当校长时，共产党人邓中夏主持教务，瞿秋白任社会学系主任，李大钊、蔡和森、恽代英、张太雷、萧楚女、毛泽东和国民党人戴季陶、汪精卫、吴稚辉、叶楚伦及海外名流学者，如杨杏佛、郭沫若、胡适、陈望道、邵力子、沈雁冰(茅盾)、田汉、周建人等，都先后到校任教或开设特别讲座。上海大学提倡学术自由，注重提高学生调查分析和思考能力，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一所新型学校。王剑虹人上海大学中文系二年级，丁玲人中文系一年级就读。这年(1923)，瞿秋白当选为中共"三大"中央委员，并兼任上海大学教务长。他常去看望王剑虹、丁玲，教她们学俄文，还给她们介绍苏俄和欧洲文艺复兴情况，引起她俩很大的兴趣。
几个月后，丁玲发现瞿秋白突然和她们疏远了，特别是他和王剑虹之间，常常好似故意回避，辅导俄文之事也告中断。一天，王剑虹突然说她要回四川老家。丁玲惊问何故，王剑虹只说想念故乡。丁玲心情越来越烦躁，便一个人在房里发火似地乱翻。不料，在王剑虹的床垫下翻出一叠诗稿。她们之间从没有什么秘密，难道王剑虹对丁玲还有隐瞒?丁玲好奇地一看诗稿，顿时惊住了：剑虹爱上秋白了!其中一首诗这样写道：
　　他，回自新气的饿乡，
　　本有的潇洒更增新的气质，渊博的才华载回异邦艺术之仓。
　　他那学识、气度、形象，谁不钦羡敬重?
　　但只能偷偷地在心底珍藏!
　　丁玲完全明白了剑虹要回川的真意，便急奔秋白处。说她"拾"到一叠诗稿，看不太懂，特来请教老师。秋自接过诗稿一看，激动地问道："这是剑虹写的?""不是她还是谁呢?"丁玲说，"剑虹现在很苦恼，要回四川去。"秋白近来也很苦恼，原因是王剑虹给他画的那幅讲课素描。当时剑虹请他提意见，秋白故意说："画得不像。"剑虹很扫兴，从此他俩便不由自主地疏远了。"现在，只有你才能留住她!"丁玲真诚地说："你快去吧，她正好在家。"瞿秋白赶到王剑虹处，在一阵沉默之后，终于以一首小诗表达了自己的感情：
　　倩女传书似红娘，笨傻张生喜欲狂。急赴闺阁拜莺莺，两朵红杏终出墙。1924年1月，瞿秋白和王剑虹终于喜结良缘。他们都很感激
丁玲这位"红娘"。
　　不久，瞿秋白告别新婚的爱妻，去广州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期间，他几乎每天给王剑虹一封信，信中还夹着情意绵绵的诗："万郊怒绿斗寒潮，检点新泥筑旧巢。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王剑虹和瞿秋白婚后刚刚半年，她就患上了肺病，终于在1924年7月她在恩爱夫君"阿双"(秋白乳名)的怀抱中与世长辞了!瞿秋白望着清纯如诗、情怀高尚的爱人，感到撕心裂肺的悲痛。
　　作为土家族的女子王剑虹能够得到瞿秋白的真爱，说明她是才华横溢、纯美高洁的，尽管他们的恋情不长，但感人至深。50年后，丁玲在回忆录《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一文中说："尽管他们这段生活是短暂的，但这一段火一样的热情，海一样的深情，光辉、温柔、诗意浓厚的恋爱，却是他毕生难忘的......剑虹在他心中是天上的人儿，是仙女(都是他心中的话)......"王剑虹去世时才23岁，我们为土家族才女的早逝感到惋惜!悲乎?痛乎?

长征女剧作家李伯钊
　　　李伯钊(1911--1985)，女，重庆市人。幼年父亲早逝，生活艰难，全靠慈母含辛茹苦，得以维持生计和上学念书。1924年，她考入设在重庆的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深受国文老师萧楚女(共产党员)的影响，参加了重庆平民学社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认真阅读了两本马克思主义理论入门书：《新社会观》和《共产主义ABc》，积极参加反帝反军阀的群众革命斗争。
　　1925年春，为反对新校长接任，二女师发生"学潮"，李伯钊是领导学生罢课的骨干。后来，斗争受破坏，新任校长到位，对罢课斗争的骨干李伯钊等四位同学勒令退学。此时，由廖苏华介绍，她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李伯钊离校后，受团组织的派遣，到上海大学读书，并担任浦东团地委宣传委员，从事工作运动，到女工中去教唱、讲解《国际歌》，启发女工觉悟。
　　1926年6月，因动员青年工人准备参加上海武装起义不幸被捕。在狱中，她守口如瓶，保护了组织和同志。9月，经组织营救出狱。这年冬天，她被派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劳动大学学习。在这里，她努力学习，成绩优秀，爱上了苏俄文学，并开始了文学创作。她的第一部作品是与沈民合写的《国际青年节歌舞活报》。
　　1928年夏，她从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三班毕业，分配在该校翻译第二班工作。曾派去少共中国代表团作翻译，得到周恩来、蔡畅等的赞扬。
　　1929年，李伯钊在莫斯科与杨尚昆结婚。1930年冬奉调回国，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在上海作一段工人运动工作后，即绕道香港去闽西革命根据地，任闽西军区政治部宣传科长，继而担任中央苏区高尔基戏剧学校校长，1933年又调任中共中央苏维埃政府教育部艺术局局长，与沙可夫等组织成立工农剧社总社。这期间创作有话剧：《无论如何要胜利》、《农奴》、《战斗的夏天》，话报剧《扩大红军》、《为谁牺牲》(与胡底、钱壮飞合作)。1934年秋，李伯钊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宣传千事。她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以歌声、快板鼓舞士气，使战士们愉快地踏上新的征程。1935年6月，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她与陆定一合作创作了《一、四方面军会合歌》、《打骑兵歌》，并到各连队教唱，这些反映红军战斗生活的歌曲，深受红军指战员的欢迎和喜爱。
　　之后。李伯钊受中共中央委派率领宣传队到红四方面军工作。这期间，她坚决抵制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径，被迫三过草地，倍受艰难。她坚信党中央决策的正确，曾设法拿到张国焘企图另立"中央"的会议记录，为以后党中央清算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罪行提供了可靠的证据。
　　抗日战争时期，李伯钊在陕北积极投身抗日文化运动。1938年，她受中共中央委托，与周扬、艾思奇等人筹建鲁迅艺术学院，学院成立后，　　她任党组委员、编审委员会主任。这期间，她与向隅合作，创作了三幕歌剧《农村曲》(李伯钊作词，向隅谱曲)，剧本描写抗战初期农村青年妇女王凤姑和她的哥哥王大发一家被日本侵略军害得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国恨家仇使这家人迅速觉悟起来，勇敢地投入反侵略的斗争。该剧演出后，深受群众欢迎，反响强烈。
　　1939年，她赴敌后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科长兼鲁迅艺术学校校长和党总支书记，她招收天津、晋东南流亡学生，进行系统的革命教育，培养抗日的宣传员。此间，她创作了话剧《老三》和《母亲》。
　　1940年，李伯钊回延安，任中共中央文委地方文化科长。
　　1942年，人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并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党校毕业后，留校任文艺工作研究室主任，领导创作室和管弦乐团。同时，还兼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晋东南分会理事，《文艺战线》、《抗战生活》两杂志的编委等社会职务。
　　1945年，她出席中共中央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1947年，她参加了晋西北土地改革工作，第二年在石家庄任中共中央华北局文委委员、华北文联副主任、华北人民文工团团长。她根据土改中的生活体验，创作了反映土地改革的中篇小说《桦树沟》。
　　1949年7月，李伯钊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团团长，与萧华一起率领新中国第一个出国文工团到匈牙利布达佩斯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受到外国朋友的隆重欢迎。
　　建国后，李伯钊一直从事文化艺术事业。她在担任中共北京市文委书记时，在彭真的大力支持下，筹建了新中国第一个集歌剧、话剧、音乐、舞蹈于一体的综合艺术团体--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并出任第一任院长。1950年，她又写出并组织演出歌剧《长征》，这是我国第一部以长征为题材的重要作品，其中第一次出现毛泽东的舞台形象。
　　1951年，她调任中央戏剧学院，先后担任院党委正、副书记及正、副院长。在任职期内，她尊重艺术规律，爱护知识分子，虚心向艺术界的行家请教，为繁荣我国文艺事业做出了贡献。1957年，她写作出版了《女共产党员》，以高昂的激情歌颂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帅孟奇与敌人进行英勇斗争的事迹。
　　"文革"中，受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被关进监狱致残，但她从不低头，坚持与林彪、"四人帮"进行斗争。林彪摔死、"四人帮"被粉碎后，李伯钊得到彻底平反。1978年2月，她回到北京后，立即进行话剧《长征》的修改工作。她历时三载，四易其稿，突出遵义会议后党与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和全军终于胜利北上的历史主题，并把剧本定名为《北上》，其中领袖形象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以毛泽东为首的生活在红军指战员中的领袖群体。《北上》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公演，获文化部和中国戏剧家协会优秀剧本创作奖。
　　李伯钊历任全国文联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全国妇联第一、二、三届执行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第四届委员，第五、六届政协常委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她于1985年4月17日逝世。
　　李伯钊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献身，奋斗不息的一生。她是革命文艺的辛勤耕耘者，是呕心沥血培育艺术人才的园丁。她不愧是奋勇搏击的中华女性，一代巾帼中少有的英才。

诗人与文论家何其芳
　　何其芳(1912--1977)，诗人、文学评论家。本名何永芳，万县人。幼聪颖，在家念过七八年私塾，熟读唐诗宋词。1926年春，进万县第一高小。只读一学期，就以超同等学力一跃而入万县初中。1928年初，转入重庆读中学，酷爱冰心和泰戈尔的诗集，尤喜英语课。1929年夏天，进入上海中国公学预科学习，他阅读了大量的中外诗歌。1930年秋，他去北平，在《新月》杂志发表近200行的诗《莺莺》。1931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他大量阅读法国象征派诗人马拉美、魏尔伦、韩波、瓦雷里的诗，并于1932年在《现代》杂志发表《季候病》、《有忆》等为诗坛瞩目的诗。1935年，他大学毕业后，曾在天津南开中学和山东莱阳乡村师范学校任教。1936年，他与卞之琳、李广田的诗歌合集《汉园集》出版。他的散文集《画梦录》也在这年出版，因其散文精美的文笔而获得《大公报》的文艺奖金。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回到故乡万县，任教于师范学校，并继续进行诗歌、散文创作，与杨吉甫在《川东日报》上创办"川东文艺"，后有散文集《还乡杂记》出版。1938年，何其芳先去成都一中学任教，同时进行诗歌和杂文创作。这年8月，他北上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曾任文学系主任。后随贺龙部队去晋西北和冀中革命根据地工作。1942年，他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及整风运动后，思想认识水平大为提高，其诗歌、散文、杂文创作发生了新的变化。代表作有《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生活是多么广阔》，诗集《夜歌》、散文集《星火集》等。
　　1944年到1947年，何其芳两次到重庆工作，担任中共四川省委委员、宣传部副部长、《新华日报》副社长等职，在大后方宣传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和解放区文艺取得的成就，并揭露国民党对进步作家的迫害。关于这时期的生活，他曾说："1944年4月我曾到过重庆一次，1945年1月才回延安。1945年9月，日本投降后，我又到重庆去工作，一直到1947年3月被国民党反动派强迫撤退为止。这两次在重庆的时候，曾为了《新华日报》副刊和其他杂文副刊的需求，写了一些杂文。现在编起来，就叫它《星火集续编》。《星火集续编》共分四辑。第一辑针对当局严格的报刊审查制度，寓刺于曲笔中，揭露"陪都"在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现实；第二辑采用古代笔记体的手法写延安解放区的新生活，给国统区的民众吹进一股清亮的春风；第三辑通过对王若飞、冼星海、阉一多等的回忆，展现了他们爱憎分明、铁骨铮铮，抗战爱国，求民主、求解放的高尚品质和坚定的革命精神。第四辑通过《谈读书》、《谈苦闷》、《谈朋友》等随笔，发表了他对一些社会现象的看法，观点鲜明，极富启迪。《星火集续编》思想深刻，内涵丰富。它是作者继《星火集》之后，在大后方的暗夜里续燃的照亮人们前行的"星火"！
　　1947年10月至12月，何其芳随军出征并兼任朱德总司令的秘书。1948年初，调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工作，参加过张胡庄的土改。1948年11月，调中央马列学院任国文教员、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委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何其芳以高昂的热情写下诗歌《我们最伟大的节日》，纵情欢呼新中国的创立。之后，任《人民文学》编委。1953年负责筹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任副所长、所长，兼任《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主编。这期间，诗歌创作较少，而将主要精力用于文学研究和评论工作。所以，1954年，他以《回答》一诗答复热切期盼他的诗歌的读者："如果我的杯子不是满满地，盛着纯粹的酒，我怎么能够，用它的名字来献给你们呵。我怎么能够把一滴说成一斗?"不料他的《回答》却引来了文论界的"粗暴干涉"，他只好以沉默相待。直到1960年，他才露出一丝苦笑："我的歌呵，如果你的沉默，不过是黑色的壳，什么时候一声巨响，迸射出腾空而起的烈火?"
　　这时期，相对于诗歌、散文创作，何其芳在文学评论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他继1950年出版《关于现实主义》一书后，又相继发表和出版了《关于现代格律诗》、《关于写诗和读诗》、《论(红楼梦)》、《没有批评就没有前进》、《诗歌欣赏》、《文学艺术的春天》等著作，以及论文集《西苑集》。20世纪60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受毛泽东之托，编辑出版了《不怕鬼的故事》一书。
　　"文革"中，受到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摧残。"文革"后，何其芳大量撰写有关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贺龙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回忆录及诗歌。正当他满怀激情重新歌唱的时候，不料长期的积劳与"文革"的折磨使他于1977年离开人世，病逝于北京。现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和香港文学研究社分别出版的《何其芳文集》(六卷本)问世。


诗人与散文家方敬
　　方敬(1914--1996)，重庆市万县(今万州区)人，出身于平民家庭，自幼不幸，6岁丧父，靠孀母辛苦抚育。6岁入私塾读书，12岁(1926)进万县第一高小，1927年升入初中。1928年，他和何其芳一起到了重庆，各自找到一个初中转学。这时，他受到"五四"新文化的洗礼，喜爱新文学，尤其是新诗。在新诗方面，给他启蒙影响的是郭沫若、冰心等诗人。此外，外国诗人泰戈尔、歌德等也滋润着他的心灵。
　　1929年夏，他和何其芳结伴到了上海，人吴淞中国公学预科读书。两年预科毕业后，因生活坎坷而辍学。于是，他回到家乡，先后在万县初中和垫江初中教书，课余仍不断写作新诗。
　　1934年，他实现了去北平并考上北京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的愿望。他像同时代的许多青年一样，在沉抑的氛围中不免感染到一种忧郁。他说，"当初是由于孤独，由于苦闷，由于生之执著"，也由于青春年少的敏感，开始了他柔弱忧郁的歌唱。这时，他一支笔写诗，一支笔写散文，陆续在《文学季刊》、《文学月刊》、《新诗》、《大公报》副刊、《文艺》、《作家》、《水星》等全国著名报刊上发表诗歌和散文。散文作品后来结集为《风尘集》(1937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诗歌结集为《雨景》(1942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这些诗和散文，抒写的是一种低吟细语，呈现出细柔、委婉之风。
　　抗日战争爆发，方敬蓄积于心的爱国主义激情顿时迸发出来。他南下回到成都，立即投入抗日民族解放斗争的洪流。1938年，他在四川大学借读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一方面坚持党的地下革命工作，担任四川大学文学院中共地下支部书记，由于工作努力，作为模范党员受到表彰；一方面他又积极从事文艺活动，与何其芳、卞之琳、朱光潜等合编《工作》半月刊，宗旨在宣传抗战，针砭时弊，伸张社会正义。这年，他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
　　大学毕业后，他到四川省罗江县国立第六中学四分校与作家李广田、陈翔鹤等担任语文教学工作，并同办文学刊物《锻冶厂》。
1941年春"皖南事变"后，经组织安排，他由成都疏散到昆明。1942年又到桂林，一方面在桂林的一所中学教英语，一方面创办工作社，出版文学丛书，并积极参加抗战活动。
　　1944年，湘桂撤退时到贵阳，历任贵州大学讲师、副教授，同时主编《大刚报》文学副刊《阵地》。
　　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曾与潘家洵、祖文、吕荧等主办《时代周报》，争和平，反内战，争民主，反独裁。
　　1947年，他遵照党的指示到重庆文艺界和教育界中上层人士中开展统战工作。先后在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重庆大学、相辉学院任教授，一直到1949年11月重庆解放。
　　从抗战到解放，他先后出版了诗集《声音》、《行吟的歌》、《受难者的短曲》，散文集有《生之胜利》、《记忆与忘却》。这一时期，他的文风与诗风有很大的转变，他满怀对自由、解放、光明的热望，发出时代的声音，积极地为抗战胜利和争民主反压迫、反内战求解放而歌唱。作品的内容有赞颂，有针砭，有愤懑，有期待，跳动着时代的脉搏，弹奏出民众的心声。
　　重庆解放后，一直在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师范大学)工作，历任教务长、副院长、中国各体文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参与主持编纂国家重大科研项目《汉语大词典》。长期担任四川省文联和作协副主席、重庆市文联和作协主席、重庆抗战文学研究会会长等职。
　　新时期开始，他的创作热情激发，出版了诗集《拾穗集》(1981)、《飞鸟的影子》(1990)、散文集《花环集》(1983)、《何其芳散记》(1990)。1991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方敬选集》。此外，还有未成集的论述、序跋、回忆录多篇。曾担任《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的副总主编、《杨吉甫诗文选》主编、《银河系》诗刊主编。他还翻译出版了列夫·托尔斯泰的《家庭幸福》、狄更斯的《圣诞欢歌》等中篇小说及外国诗歌、散文、短篇小说多篇。
　　1952年，曾参加亚太和平会议的工作；1984年应英国英中文化协会邀请出访英国，并在伦敦出席了英国笔会为第六届作家节举行的国际学术会。他的部分诗歌已被外国翻译评介。
　　　方敬的文学创作，体现着他自觉的人生追求。他说："写诗是一种人生追求，对真善美的追求，是精神的创造。生活大于诗，诗高于生活。诗的魅力是由诗人对人生的美感的体验而产生的心灵的艺术磁性，以心吸心。新诗首先要新，新诗是受现代生活哺育的心灵开放的鲜花。"他在人生道路上和创作过程中，积极进取，不断探索，把一切"馈赠"给养育过他的土地和人民。
他于1996年病逝于重庆。


作家与翻译家刘盛亚
　　刘盛亚(1915--1960)，笔名S·Y、轼俞、成敏亚等，重庆市人，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青少年时期受到良好教育，酷爱文学，富于正义感。1933年，在南京金陵中学读书时，开始写作，有历史小品《轰》，反映清末爱国志士彭家珍炸良弼的故事。1934年，在北平文治中学时，又创作了以艺人在旧社会的悲惨生活为内容的小说《白的笑》，发表于《文学季刊》上。
　　1935年，赴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留学。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于1938年毅然回国，参加进步的文化救亡运动，在《文艺阵地》、《抗战文艺》刊物上发表揭露德国法西斯的《璀字旗下》、《小母亲》等文艺作品，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驰名于大后方文坛。
　　1938年至1940年，先后在四川省立戏剧学校和四川大学任教，并与周文在成都创办《文艺后防》周刊，发表了大量进步作家的作品。
　　1941年初，先后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理事、成都中苏友协理事。
　　1942年，刘盛亚回到重庆，为了进步文化事业的需要，在周恩来的领导和郭沫若的支持下，与于立群、郭培谦集资创办群益出版社，任总编辑，编《中原》月刊，出版数十种进步文艺作品和学术著作。他创作的具有民主思想的长篇小说《夜雾》也于1944年在群益出版社出版。那时，正是抗战的艰苦时期，刘盛亚在重庆文化戏剧界作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他大力支持和帮助中华剧艺社演出郭沫若的《屈原》、《棠棣之花》，陈白尘的《翼王石达开》等进步话剧，并亲自照顾一些来自外省的贫病交加的进步文化人士。
　　1944年，国民党当局加紧了对进步人士的迫害，刘盛亚离开重庆到乐山的武汉大学任教授，与武大师生创办进步刊物《星期文艺》，后被勒令停刊。此间，他创作了反映教师清苦生活的长篇小说《彩虹曲》，在成都《华西晚报》连载。
　　1945年冬，他到成都任四川大学外文系教授。1947年被聘为成都进步报纸《西方日报》副刊主笔。此时正是国民党发动内战，疯狂镇压民主力量之时，刘盛亚不顾个人安危，积极参加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调回重庆文联工作，开始了专业文艺创作。1951年，参加赴朝慰问团去朝鲜访问、创作。回国后，他在重庆《新民报》上发展中篇小说《再生记》，受到粗暴批判。但他仍深入生活，勤奋创作，发表了《新居》、《英雄城》、《高射炮手》等数十篇作品，歌颂志愿军和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成就。
　　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60年4月逝世。1979年9月，四川省文联改正错案，为他恢复了名誉。
　　刘盛亚一生创作和翻译了多部作品，主要的有：长篇小说《夜雾》、《钓鱼城》、中篇小说《水浒外传》、《最后命令》；短篇小说《星》、《悬崖标灯》；历史剧《南朝金粉》、《隋炀帝》；改编剧《钟楼怪人》(据雨果《巴黎圣母院》)、《浮士德》(据歌德《浮士德》)；报告文学《木工黄荣昌》；儿童文学《水底捞船》、《鲤鱼送屈原》；译著《幼年》(托尔斯泰)、《萝茜娜》(高尔基)、《蔡特金传》、《海涅诗选》、《歌德诗选》等。1983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刘盛亚选集》。


《红岩》第一作者罗广斌
　　罗广斌(1924--1967)，又名罗文进，重庆忠县人。出身于官绅富豪之家。抗战时期，在川西小县洪雅上中学时，因抗拒父亲要他和一位贫苦女同学(洗衣工的女儿)永远断绝往来的意旨，在家里被囚禁三年多，不准恋爱和通信。
　　1944年，由于在昆明西南联大读书的中共地下党员马识途(忠县人)的帮助，罗广斌到昆明西南联大附中就读。
　　1945年7月，他参加了中共外围组织"民青"。冬天，他又积极参加昆明的"一二·一"学生运动，思想上受到极大的教育和震动。1946年初，组织上曾派他去滇南一所县中学以教书为掩护，准备开辟农村工作。之后，他考入重庆西南学院新闻系，回到重庆。
　　在重庆期间，他担任西南学院新闻系学生会主席和校学生会主席，积极参加"反饥饿，反内战，争自由，争民主"的斗争。1948年3月1日，经江竹筠、刘国$志介绍，加人中国共产党。入党后，被派到川东南秀山县民建中学任教，并担任特别支部宣传委员，化名罗退之。他一方面参加地下党刊《反攻》的印刷工作，一方面在学生中建立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六一"社。8月，经组织派遣到成都，对其同父异母的兄长国民党军第15兵团司令罗广文作统战工作。9810日，被叛徒出卖，在成都被捕。先后被囚禁在重庆渣滓洞、白公馆集中营。
　　在监狱中，罗广斌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因敌特碍于罗广文的势力，未对他施以酷刑)，与敌人进行了英勇巧妙的斗争，并对看守做争取教育工作。1949年10月7日傍晚，他从被囚的黄显声将军所订的报纸上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立刻回到楼下二号牢房(白公馆)，向本室的陈然、王朴、丁地平、刘国$志、毛晓初等同志传播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消息，大家高兴得拥抱着，淌着眼泪，耳语欢呼："我们胜利了!""新中国万岁!"深夜，经罗广斌提议，大家在一床红绸被面上贴上五星，制成一面五星红旗。罗广斌还作了一首《我们也有一面红旗》的诗：
　　我们有床红色的绣花被面，把花拆掉吧，这里有剪刀，拿黄纸剪成五颗明亮的星，贴在角上。
　　再找根竹竿，就是帐竿也罢!瞧呀，这是我们的旗帜!
　　鲜明的旗帜，猩红的旗帜，我们用血换来的旗帜!美丽吗?看我们挥舞它吧!
　　别要性急，把它藏起来呀!等解放大军来了那天，从敌人的集中营里，我们举着大红旗，撒着自由的眼泪，一齐出去！
　　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前夕，美蒋特务对革命志士进行大屠杀，罗广斌争取看守杨钦典打开牢门，和其他19名难友从白公馆集中营越狱脱险，他是白公馆最后一次越狱斗争的组织者。罗广斌脱险后，按照狱中同志的嘱托，于12月25日，即重庆解放后的第25天，立刻向中共重庆市委递交了一份由血与泪写成的《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报告长达二万余字，共分七个部分。其中第七部分为《狱中意见》，共八条，是狱中支部和难友们讨论、研究出来的，记录着狱中共产党员们向党的最后寄语。这八条是：
(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
(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锻炼；
(三)不要理想主义，对组织也不要迷信；
(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
(五)切勿轻视敌人；
(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
(八)惩办叛徒特务。
　　字里行间，有悲愤，有忧虑，有深刻的思考，有希望和建议，可谓条条重若千斤，其中饱含着惨烈的教训，对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这八条意见，体现了罗广斌及狱中共产党员们对党的耿耿忠心。
　　重庆解放后，罗广斌先后任共青团重庆市委常委兼统战部长，重庆市青年联合会副主席，长寿湖农场场长。为宣传和弘扬革命先烈的斗争精神，他先后与脱险战友刘德彬、杨益言合写纪实文学作品《圣洁的血花》、《在烈火中永生》。1958年至1961年，他与杨益言合写长篇小说《红岩》，表现革命志士在渣滓洞、白公馆监狱的英勇斗争。此书深受广大读者欢迎，一再重版，先后发行350多万册，并翻译成外文发行，后又改编成电影《烈火中永生》和歌剧《江姐》等。
　　1962年调重庆市文联从事专业创作。
　　1966年"文革"开始，罗广斌即受到冲击，被诬为叛徒，遭到监禁。1967年2月10日，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粉碎"四人帮"后，中共重庆市委于1978年10月为其平反，其沉冤得到昭雪。罗广斌虽然含冤辞世，但他在《红岩》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爱国、奋斗、团结、奉献的红岩精神，却永远昭示着人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断努力。


夏云瑚的影业生涯
　　夏云瑚(1903--1968)，原名祯莲，重庆市巴县人。1922年毕业于重庆广益书院商科，进美孚洋行当翻译四年，后开设制帽商店和"渝孚"、"青羊"冰厂，觉得电影、戏剧影响面广，好的影片可以振奋民族，便投身到重庆环球电影院当职员。
　　1929年受该影院经理吴铁生委派驻上海，负责挑选影片，统一对重庆、成都、昆明发行。他在上海便结识了左翼电影工作者蔡楚生、柯灵等人并受到影响。1936年在重庆经营"国泰"大戏院，不久就联络成都、重庆电影院业组成"长江影片公司"，任副经理，积极宣传和经营国产进步影片。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夏云瑚只身前往上海，将由进步的电影戏剧界人士组成的"上海影人剧团"带到重庆作抗日救亡演出。该剧团在国泰大戏院演出《芦沟桥之夜》、《沈阳之夜》、《放下你的鞭子》、《流民三千万》、《汉奸》等话剧50多场。上海影人剧团改为职业剧团后，由夏云瑚主持对内对外事务。
　　在此期间，夏云瑚与人合办了"重庆亚洲影片公司"，大量发行苏联影片。1938年"十月革命"节期间，夏云瑚特意请人画了一张巨幅列宁像，不顾特务威胁，悬挂在国泰大戏院门口，在国泰大戏院内放映《列宁》、《夏伯阳》等影片，以扩大影响，效果甚佳。1941年皖南事变后，夏云瑚邀请"中华戏剧艺术"在国泰大戏院先后公演了《大地回春》、《天国春秋》、《法西斯细菌》、《屈原》等20多部进步话剧，轰动了重庆城。
　　抗战胜利后，夏云瑚与任宗德在上海合资创办了昆仑影业公司。1947年，昆仑影业公司与中共领导的联华影艺社合并，夏云瑚任总经理兼厂长，拍摄了《一江春水向东流》(下集)、《万家灯火》、《丽人行》、《三毛流浪记》、《乌鸦与麻雀》等10余部进步影片。
　　1948年，夏云瑚掩护阳翰笙离开上海赴香港，随后携家眷赴香港，并在香港筹建了南国影业公司，还在印度、美国等地经营电影事业。
　　1957年，夏云瑚回到北京，1958年任中国电影发行总公司顾问。在"文革"期间遭到残酷迫害，1968年12月含冤病逝。1979年871得到平反昭雪，将其骨灰盒安葬于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钟惦荣敲"电影锣鼓"
　　钟惦浆(1919--1987)，原名永发，重庆市江津几江镇人。少年时就读于江津县中学初中部，一年后失学，边打工边学文化，他把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当为座右铭。
　　1937年3月，他参加中共领导的重庆救国会；他想献身于中华民族的抗战事业，当年11月离开重庆，奔赴延安。
　　钟惦荣到延安后进入抗日军政大学，次年转入鲁迅艺术学院。他于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到敌后，在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任教；1943年后到冀中游击区，先后在晋察冀边区文联、美协、军区政治部抗日剧社、冀中十分区剧社编辑部工作；1948年调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次年调文化部筹建艺术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钟惦荣于1952年调中宣部工作，同年以《(无罪的人)为什么不是消极影片?》引起文艺界及观众注目。1957年，因在《文艺报》发表《电影的锣鼓》，此文具体分析了部分国产电影不受观众欢迎的原因，对以行政方式领导电影创作和管理制片生产的方法提出了批评，主张继承中国进步电影的传统，尊重电影艺术家的创作自由和创作个性。后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复出后，调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撰写了100多万字的理论、评论和美学论文，文笔犀利，开创中国影评一代新风；并创建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亲自培养、扶持了一批影评新人。他曾任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中宣部电影指导委员会成员，新闻电影制片厂第二总编辑，《文艺报》编委兼艺术部主任，《电影美学》主编。1987年3月病逝于北京。
　　钟惦荣一生著述较丰，先后出版有《陆沉集》、《起博书》、《电影的锣鼓》、《电影策》等专著。


作曲家刘雪庵
　　刘雪庵(1905--1985)，笔名晏如、晏青、苏崖，重庆市铜梁县巴川镇人。1926年，人成都私立美术专科学校学钢琴、小提琴和作曲，并学唱昆曲。次年返乡。1928年任铜梁县养正中学校长兼音乐教员，渐具民主革命思想。他曾借纪念北京"三·一八"惨案两周年之际，组织学生示威游行，提出向封建神权开战，掀起打菩萨运动，使当局极为震惊。
　　1929年秋，他考入上海私立中华艺术大学，次年秋，转入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师从萧友梅、黄自学习作曲。在学生时代，他就创作有《飘零的雪花》、《采莲谣》等作品。
　　1934年起，先后在中央航空学校、上海音乐艺文社《音乐杂志》、上海新夜报《音乐周刊》任教或作编辑工作。此间，他创作了钢琴曲《中国组曲》、抗日歌曲《出发》、《前进曲》、《前线去》等。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创办抗战音乐刊物《战歌》，并先后在重庆担任中国电影制片厂音乐顾问、军委会政治部设计委员会委员、中央训练团音乐干部训练班教员等职，曾任青木关国立音乐学院理论作曲组副教授。1942年起任璧山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授、《音乐月刊》主编。在这段期间，他先后创作了《长城谣》，《流亡三部曲》之二《离家》、之--(上前线》，《民族至上》，《自由神》，《忆南京》等歌曲；并创作了电影歌曲《中华儿女》、《孤岛天堂》、《保家乡》等，同时为军队创作了《海军军歌》、《空军军歌》等。1941年，为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谱写全部插曲。这些作品在抗战时期对激发人民为祖国的存亡而战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刘雪庵先后在苏南文化教育学院、江苏师范学院、华东师范学院、北京艺术师范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任教授。1956年，他根据古曲《平沙落雁》创作了钢琴曲《飞雁》。
　　刘雪庵曾于1936年为歌舞片《三星伴月》谱写了一首探戈舞曲的场面音乐。后来编剧竞填上词，题名为《何日君再来》，此曲深为群众喜爱，在敌占区也流行起来，起了一些消极影响。1957年，《何日君再来》被批判为轻佻之作，刘雪庵被错划为右派。粉碎"四人帮"后，他的错案得以平反昭雪。于是，1980年，他重振精神，与金山合作，再次为《屈原》重新谱写了插曲和音乐。
刘雪庵终因长期含冤受屈，忧郁寡欢，晚年竞至双目失明，于1985年在北京病逝。


川剧名净吴晓雷
　　吴晓雷(1894--1960)，本姓乔，重庆市合川肖家场人。他出生不久父亲病逝，母亲带着他改嫁到吴家，取名吴隐山。继父做小生意，家境不宽裕，他12岁时被送进南充"小怀宁科班"学戏。怀宁科班后改名"晓字科班"，按科班字辈，吴隐山取了个艺名吴晓雷。
　　在这里，他师从著名川剧作家刘怀绪，专攻净角。刘老师对他管教甚严，他也勤奋好学，经过4年(学徒3年，给老师挣1年工价，算是对老师的报偿)科班的磨练，加上他独具一副好嗓子，深厚洪亮，最先在《檄文诏》一戏中饰演秦始皇崭露头角，其唱、做功夫得到好评。
1917年，"群林科社"在合川创办，他应邀到科班任教师。他一边教学生，一面又虚心向年长的艺人学艺，在唱、做、念、打各方面的功夫进一步提高，功底更为扎实。而且，他学三弦、竹琴，在戏曲音乐方面也学有成效，这为以后在唱腔艺术上的创新改革奠定了坚实的音乐基础。
　　从群林科班出来后，吴晓雷开始搭班，拜师访友。先后拜成都名净蒲兴斋、陕班秦腔名角刘九强、刘炳宣(因演《财神图》闻名，人称"刘财神")、张猫猫、何珍山等著名艺人为师，学习各家的拿手好戏和艺术绝招，足迹遍及重庆、泸州、内江、自贡、成都等地。他转益多师，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眼界大开，在唱腔艺术上逐渐成熟，在全川逐渐享有盛名。
　　1921年，他和魏香庭、帅志华、四季红等30多个川剧艺人组成一个戏班，应贵州一王姓军阀之邀，步行一个多月到贵阳演出。在此期间，他还在贵阳"天字科班"任教。后来，演出日艰，戏班日渐减员，他们不得不与平(京)剧班、黔调班同台演出，共谋生活。趁此机会，吴晓雷有意识地向大鼓艺人学了《草船借箭》等戏，向汉剧艺人学了《描容上路》等戏，向滇剧艺人学了《沙沱搬宾》、《五台会兄》、《三打王英》等戏，向陕班郧鄂艺人学了《补缸》等戏，把京、滇、秦、黔、汉、大鼓、竹琴等诸种声腔之韵味，以及发声、用气、吐字、行腔、共鸣音的运用等技巧，融会在川剧唱腔之中，对川剧胡琴腔的唱腔艺术进行了突破性的革新与创造，创立了独树一帜的唱腔流派--吴派(京汉调)。
　　20世纪30年代，吴晓雷在成都"新又新科班"任教，此时他已是一个"腔兼平(京)汉"，"唱腔奇特，前无古人"的"招牌花脸"，他创立的"吴派"(京汉调)唱腔受到社会关注，反响强烈。
　　20世纪40年代，他在重庆教"又新科班"，其唱腔艺术已达炉火纯青的地步，被誉为川剧"唱腔大王"。在川、黔两省的广大川剧观众中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头顶《濮阳》身《背鞭》，脚下踏的《五台山》；左手挥刀《伐梨树》，右手举笔《判七贤》；走拢要唱《铡美案》，《抬铡进宫唱不完》，赞扬他在上述拿手戏中有绝妙的表演。由于他最长于包公戏，又有"活包公"之称。
　　新中国成立后，吴晓雷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制度，他受命参加组建西南川剧院的工作，不久担任重庆市川剧院院长。
　　1951年，他送二儿子参军，赴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1952年10月，他与著名生角陈淡然合作演出的《五台会兄》一剧，参加文化部在北京举办的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荣获演出二等奖，演员二等奖，并收入电影《川剧集锦》，在全国放映。
　　1953年，他参加赴朝慰问团。当他到达儿子所在部队演出时，第一个节目就是《五台会兄》，真是台上兄弟会，台下父子会，传为美谈。
　　吴晓雷热心于戏曲事业，积极投入"改人、改戏、改制"的戏政活动，主动不演思想内容不健康的剧目。经他口述、挖掘、整理、出版的传统剧目有100多个，灌制录音唱片和磁带的有几十个戏的唱段。在党的领导教育下，他的思想觉悟提高很快，是解放后最早参加共产党的川剧艺人之一。
　　1960年11月，吴晓雷因脑溢血在重庆逝世，但他开创的"吴派"(京汉调)唱腔艺术，对于川剧声腔艺术的革新和发展，却具有不朽的功绩。


川剧名旦廖静秋
　　廖静秋(1925--1958)，女，艺名桂蕊，重庆市潼南县双江镇人。出身贫苦，生活艰难。1934年，她才9岁，为生活所迫进天全班，跟谭香云学唱川剧。
　　1935年，学戏不到一年，便随戏班到仁寿县正式登台演出。此后，她以仁寿县为中心，连续演唱了八年。
　　1943年，她转到什邡律一班演戏。
　　1947年赴成都，先后在华瀛大舞台、三益公剧院演出，先后拜谭香云、琼莲芳、阳友鹤为师，廖静秋学戏勤奋刻苦，并能博采众长，而又有所创新。她的旦角唱腔刚柔相济，不温不火，嗓音清细圆润，一曲高腔"清水令"，唱得韵味醇厚隽永，流转自如，获得了"廖清水"的美名。她演出的《梁红玉》、《杜十娘》、《凤仪亭》、《思凡》、《贵妃醉酒》等戏，均有独特的创造，受到观众的喜爱。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教育关怀下，廖静秋参加了土地改革运动，在斗争实践中受到很大的教育，思想觉悟有了大的提高，进步很快。她对川剧艺术精益求精，演技日趋成熟。为了配合当时的革命斗争，她参加演出了多部优秀的现代戏，有《三打》中的李妈，《赵老板娘》中的老板娘，《小二黑结婚》中二诸葛的妻子，她都演得神情毕现，生动感人，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由于她在"新戏"(现代戏)表演中的独特表现，受到观众欢迎，有"桂蕊(廖静秋艺名)飘香，轻歌妙舞"的称誉。
　　1952年10月，廖静秋随四川省川剧代表团赴京参加文化部举办的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会演，她演出的《梁红玉》、《归舟投江》受到艺术界的好评。中国唱片社编《新编大戏考》时，对廖静秋的表演艺术进行了评价："(她)嗓音清亮、圆润，又善于吸取名家唱腔之所长，并结合自身的条件，加以锤炼，逐渐形成朴素自然中见纤巧，委婉轻柔中见刚强的演唱风格。她演出的《贵妃醉酒》、《归舟投江》、《梁红玉》、《王昭君》等剧，表演细腻入微，声腔富于变化，常创造一些'小腔'，细腻地刻画人物的思想活动。"1953年，廖静秋身患癌症，但她用自己的全部生命和超人毅力创造艺术形象，坚持演出。在病危之际，还坚持参加川剧戏曲片《杜十娘》的拍摄工作。
　　1958年2月，由她主演的我国第一部川剧影片《杜十娘》正在全国各地上映之时，病魔也在此时夺去了廖静秋的生命，年仅33岁。但她塑造的心地坦荡纯洁、忠于爱情的杜十娘，从对爱情的执著追求到彻底破灭的悲剧，震撼了观众的心，在华夏大地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廖静秋高尚的人品将同她塑造的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一起，永留人间!



　　李耀庭(1836--1912)，名正荣，云南昭通府恩安县人，世居云南，幼时迁渝。因家贫，当脚夫，为人运送货物糊口，来往于昭通、叙府(今宜宾)的川滇道上。
　　清咸丰六年(1856)，他参加清军，参与镇压云南杜文秀起义。因作战勇猛，任都司等职，后封郎中、孝义大夫。
同治四年(1865)，李耀庭弃戎经商，在川滇道上贩运货物，做起马帮生意，小有钱财。后与他人在宜宾开设荣茂公商号，因亏损于1880年停业。
　　光绪六年(1880)，他来到重庆，加入同乡王兴斋经营的天顺祥字号经商。不久，任管事，分理下属各埠业务。后王兴斋回云南奔丧，商号由李耀庭管理。由于他经营有方，善交官商各界，商号业务日益发达。后又增办滇边盐务，办理公私汇兑业务，公私款项不断汇入天顺祥，官府的军饷、丁银、丁赋也归其办理。李耀庭成了天顺祥实际的经营者。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王公贵族纷纷出逃，李耀庭乘机收存他们的银款，贱买他们的财物而大发横财。慈禧太后逃往西安后，他又捐助大量银两而获得清廷赏识，增加了政治资本。
　　在同治、光绪年问，天顺祥已得到大的发展，其票号在全国18个省中已有15个省设立分号，在香港和海防也设有分支机构，成为我国南帮票号金融大户，号称"西南首富"的金融巨头。
　　光绪二十九年(1903)，王兴斋去世，王、李二家渐生裂痕，天顺祥元气大伤。
　　光绪三十年(1904)，重庆设商务总会，李耀庭被推举为首位总理，成为重庆商界领袖。
　　为了发展事业，李耀庭在天顺祥不振之后，遂将手中积累的大量财富兴办实业，在蓬溪设顺昌公司钻探石油，在重庆投资自来水公司发展公　　用事业。1907年，以其子的名义在重庆创办烛川电灯公司；1907年，与人合资办潼川锦和丝厂；后又投资川江航轮有限公司；开办信证钱庄，在渝发展新型金融业。
　　李耀庭在重庆的30年经营，已成重庆屈指可数的百万富翁。但他并不是为富不仁之人，而是一个热心于慈善、公益事业者。他热心赞助公益活动，赈灾、救荒、办学、修桥、修路等造福大众之事，他都率先倡导并捐巨款。他还拥护和支持辛亥革命，光绪二十三年(1897)，他资助宋育仁创办《渝报》，宣传新文化思想，鼓吹革命；辛亥革命前夕，他还赠送三万银元，供作同盟会起义经费；他还督勉其子拥护共和，参加起义。孙中山特书"高瞻远瞩"四个大字，予以表彰。
　　李耀庭在重庆购鹅岭建为私人别墅，名"礼园"(现重庆鹅岭公园前生)，接待各方到重庆的贤士名流。其子继承其遗风，赵熙、蔡锷、熊克武等辛亥革命元老在辛亥革命失败后，都先后成为"礼园"的座上客。
　　李耀庭于1912年病逝于重庆。
 
爱国实业家文化成
　　文化成(1878--1950)，字汉光，号良宪，重庆市江北县(今渝北区)人。早年在邻水县读书，选贡生，有正义感。成年后，对清政府的日益腐败和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十分愤恨，遂热心于政治活动和实业经营。
　　光绪三十年(1904)，英帝国主义分子立德乐非法窃取江北厅龙王洞煤矿的开采权。4月，他们成立了"华英煤铁矿务公司"，1905年又夺得运煤短程铁路的修筑权。他们一方面开采龙王洞的优质煤，一方面勘测运煤铁路线路，"任占范围，广播标杆，越界侵占了不少田地"，激起了江北厅各界人民的强烈反对。
　　文化成在重庆总商会的支持下，与他人合作，于1905年组织成立江合煤矿公司，坚决阻止英商立德乐掠夺江北厅的矿、路权。他奔走于江北、重庆、成都等地，上书呼吁，要求收回江北厅路矿两权。在各方的压力下，立德乐只得坐下来与中方谈判。文化成与赵资生作为中方谈判代表，据理力争，驳斥立德乐的百般狡辩，迫使立德乐于1909年7月签订《江北厅矿权收回合同》。其中规定：由中方出资赎买其设备、产品，英商完全撤走。华英煤铁矿务公司交由江合煤矿公司经营。中方收回了被英商夺占五年的江北厅路矿两权。后，文化成任江合煤矿公司总经理、董事长。清朝末年，他任四川省咨议局议员。
　　1911年，清政府向帝国主义出卖川汉铁路的修筑权，激起四川及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形成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文化成以四川省咨议局议员的身份，在议会中向清廷抗争，支持保路运动。
　　1927年，文化成发起参与组织"北川民生铁路公司"，修筑了四川最早的一条铁路--北川铁路。以后，他又与人合资创办蜀江铁厂、大昌铁厂，并先后担任江北县银行董事长，重庆大中银行董事，重庆市总商会公断处处长，江北县财务委员会委员长、天府煤矿公司董事等职。
1932年，宋庆龄、杨杏佛主持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文化成积极参与该同盟组织的反对国民党反动派迫害进步人士，援救革命者，争取言论、出版、结社、集会自由的活动。1934年，四川"二刘"(刘湘、刘文辉)大战时，他与胡文澜、罗春士等人发起组织了"四川民众弭兵后援会"，赴南京向国民党中央请愿，要求停止军阀内战，还给人民大众以安宁的生活。抗日战争时掳，文化成曾任重庆市临时参议会副议长，四川省参议会参议员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文化成于1950年3月以江合煤矿公司董事长身份，向江北县人民政府呈报《江合公司成立经过》的报告。不料，他于这年病逝。
　　文化成早年积极参与从英商手里收回江北厅路矿两权，是爱国的行为，他以后大办实业，参加民权保障同盟，反对军阀混战，屠戮人民，对于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都是有利的，应当给予肯定。

玻璃制造第一家何鹿蒿
　　何鹿蒿(1883--1970)，重庆市江津梁家乡人。1903年受实业救国思想影响自费留学日本，入东京岩城玻璃厂深钻玻璃生产技术。1905年与熊克武在日本同时加入同盟会。他逐渐认识到非革命不能救国，非实业无以自强，树立了实业救国的思想。
1906年，他在日本购买了办厂的全套玻璃生产设备和各种化学原料，归国返川，选址在重庆江北刘家台，办起了第一家重庆鹿蒿玻璃厂。三年创业，备尝艰辛，他变卖了田产，先后七次东渡日本大阪，才使企业开工。当时该厂修建的高温元炉及其23米的烟囱，是重庆地区最早出现的现代工业熔炉建筑。
　　建厂初期，他聘请日本技师3人，招收学徒150余人，后增至100人以上，为了解决燃料缺乏，何鹿蒿与人合作，在江北海底沟投资二万余元，开办了仁记煤矿。1909年，生产蒸蒸日上。该厂压机制造的杯、盘、灯具，人工吹制的各种瓶罐，手工制造的各种花瓶，以及各色磨花、印花、游花茶茶具，均造型美观、新颖。产品一上市，销路畅达，供不应求，风行省内外。在四川省第四次劝工会上荣获头等奖牌。在成、渝两地举行的商品赛会上，鹿蒿玻璃厂参加三次，均获金质奖章。
　　1911年，四川劝业道将鹿蒿玻璃厂的产品选送巴拿马赛会，获一等奖。鹿蒿厂名噪一时，驰名西南。
　　1913年，讨袁(世凯)运动失败，因他是老同盟会员，被通缉，他只好东躲西藏，工厂损失极大。以后，军阀混战，销路受阻，他惨淡经营，勉强维持生产业务20年。
　　抗日战争时期，鹿蒿玻璃厂有过短暂的繁荣，于1939年在贵阳设立分厂。但因日机轰炸，无法运出，销售受阻，他只得将其以玻渣贱卖，将老厂于1940年迁至江津县江口，继续生产。1943年，何鹿蒿集股法币100万元，在曾家岩重新建厂，扩大经营玻璃工业。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内战，社会动荡，通货恶性膨胀，经济衰退，法币不断贬值，鹿蒿玻璃厂无法继续经营，于1948年破产倒闭。
　　新中国成立后，鹿蒿玻璃厂恢复生产，并于1956年发展为公私合营企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他被聘请为技术顾问，并任重庆市政协委员。他日夜指导技术攻关，获重庆市工业局奖励。他在"文革"中受到冲击、迫害，于1970年逝世。但他创办的鹿蒿玻璃厂，是我市的第一家玻璃企业，为重庆市玻璃工业的发展开创了先河。

 
陈汉卿创制江津米花糖
　　陈汉卿(1885--1949)，重庆市江津长冲乡人，家贫，16岁左右进城谋生，他在江津县城糕点店赊销糕点、杂糖。他肩挎小玻璃匣，内装糖果糕点，手敲小锣，沿街叫卖，数年后渐有积蓄。1909年，他与其弟陈丽泉在县城小什字街开设"天太斋"糖果店。后自办作坊，生产糖果糕点和炒米糖。作坊前摆设柜台售货，形成前店后厂的局面，生意渐隆。
　　1925年，陈汉卿兄弟将"天太斋"改名为"泰和斋"，准备扩大生产，发展业务。他们针对米花糖是江津民间待客的常备茶点，需求量大，但味道不佳，影响销路。于是，陈汉卿与店内工人反复研究，又征求顾客的意见，大胆改进生产工艺，改进制作方法，提高米花糖质量。他探得宜宾柏树溪所产的糯米，颗粒长大而富粘性，昭通一带盛产核桃，核仁大，壳薄泡，是制作米花糖的上好原料。于是，他派其弟陈丽泉长期驻宜宾购运。上等原料加上更新后的工艺，从而创制出色、香、味俱佳的"油酥米花糖"。新产品一问世，遂以洁白晶亮、酥脆化渣、香甜爽口等特点迅速占领市场，成为江津的著名特产。数年后，竟畅销外地，泰和斋的名气也大为提高。
　　陈汉卿不仅注意提高产品质量，还注重改善经营管理。他规定：(一)门市营业人员，顾客上门要笑脸相迎，介绍品种，对答殷勤；(二)不短斤缺两，不掺劣掺假，不出售腐烂，不抬高市价；(三)全店职工按时上下班，旷工者年终酌扣红酬；(四)严禁盗窃、舞弊、赌博、酗酒、打骂，情节轻者批评，重者开除出店。从此，泰和斋全店职工同心同德，生产业务蒸蒸日上。1933年，泰和斋油酥米花糖参加四川物产竞赛会，获得四川省农业改进所农产品评比甲等奖。
　　1941年，陈氏兄弟将独资经营的泰和斋糖果店改为合营，抽出大部分资金另开设宏茂商店，扩大经营项目。在泰和斋里，陈氏兄弟占6股，其余4股由该店工人和满师的学徒认购。缺资金者可入虚股，即认股若干，按月在工资或年终的红酬中扣还。这样，大大地调动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1945年，他们正式启用"双凤朝阳"的注册商标，两年后又将其弟陈丽泉的头像印在包装封上。"双凤朝阳"米花糖从此走红四川省内外。而陈氏兄弟也就从一个普通的小贩而成为拥有数十万资产的富商。
　　1949年，陈汉卿以50两黄金购买了重庆朝天门集义街的一块地皮，准备开泰和斋分店。不料这年底，江津解放时，陈汉卿在江津不幸遭国民党胡宗南部队炮击身亡。
　　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陈汉卿的弟弟陈丽泉以泰和斋全部资产加入公私合营的江津糖果店。1960年自然灾害期间，原料缺乏，江津油酥米花糖曾一度停产。三年困难时期过去，江津米花糖又恢复生产，只是将原商标"双凤朝阳"改为"玫瑰牌"。如今，"玫瑰牌"江津米花糖已成为重庆名噪全国的著名土特产之一。

榨菜大王邱寿安
　　邱寿安(?一?)生卒年不详，清末四川涪州(今重庆涪陵区)城西洗墨溪邱家院子人。光绪年间，他在湖北宜昌开设"荣生昌"酱园，兼营四川腌菜。他在长期经营中，发现涪陵青菜头的腌菜尤其畅销，深受好评，其商业价值很大。于是，他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春天，回到涪陵，开设作坊，采用民间秘方，并改进工艺，批量生产青菜头腌菜。因在施工过程中要经过压榨工序，故取名榨菜。这种榨菜具有鲜、香、嫩、脆的独特风味。据当今现代科学检测，这种榨菜含有蛋白质、脂肪、钙、磷、铁、糖、氨基酸、维生素、粗纤维等多种矿物元素和营养成分，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邱寿安将生产的榨菜全部运往宜昌，不久脱销，获得厚利。
　　从此，邱寿安连年生产，后又运销上海。他独家保持专利10余年，至民国初期广泛传开，形成一大行业。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已远销南洋等地，驰名中外，名冠世界三大名腌菜之首。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展尤为迅速。涪陵地区常年种植青菜面积15～20万亩，产青菜头20～30万吨，加工榨菜8万吨左右。20世纪80年代以来，涪陵榨菜在保持传统质量、风味的基础上，辅以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已加工出适应市场需要的多种风味的精制榨菜，改大坛包装为无毒塑料袋小包装，销量大增。"乌江牌"、"白鹤牌"、"名山牌"榨菜多次评为国优、部优产品，获得金奖、银奖。其中"乌江牌"榨菜1993年9月26日获首届新加坡国际名优产品博览会金奖。20世纪90年代以来，涪陵榨菜主销全国各省市区，出口东南亚、欧美等国家和地区，创汇600多万美元。2000年，全区种植青菜40万亩，加工榨菜30万吨，并加紧开发绿色食品榨菜、脱水榨菜、榨菜松等系列新产品。如今，邱寿安开创的涪陵榨菜已成了重庆市的著名土特产之一，同时成了涪陵区的重要支柱产业。

桐君阁创办人许健安
　　许健安(?～1909)，清重庆府巴县(今渝中区)人。早年在药店当学徒，懂得一些中药知识。
　　1900年，清光绪帝下令禁吸鸦片。许健安机敏地看准时机，开始经营"戒烟丸"。此"戒烟丸"实际是用鸦片混以大黄，外涂煤炭粉末制成，名为"戒烟"，实为变相贩毒，以满足瘾君子之需，又可瞒过官府检查。开初，他肩挑药担，随制随卖，获利颇丰。许健安见有利可图，便同其兄弟许吉林、许承恩、许尊三等集资设厂于雷公嘴(今重庆解放西路)，号名"汇川局"，大量制造"戒烟丸"，销售省内外。不久，又在重庆市区陕西街设立"香中魁"香室，在小什字设立"寄中华"香室，明售神香，暗卖戒烟丸。后来，又在武汉设立总号，作为向各省推销戒烟丸的枢纽。同时，又与人合伙，在鱼市口(今重庆解放东路)开设"汇川永"字号，大做鸦片生意，牟取暴利。不到数年，许健安已成为重庆城的显赫富翁。
　　许健安粗通中药知识，为了寻求后路，他于1908年从所获暴利中拿出1万两银子创办桐君阁熟药厂。他善于经营，先使门面装潢别致，引人注意；再派专人到全国各地采购优质生熟药材，珍禽异兽，以及新式生产工具和设备，以夸耀于同行，吸引顾客；再就是注重药物质量，选料认真，即使在当地高价购买，也绝不以次充好；最后还注重宣传。这样，桐君阁以货真价实，远近闻名，人皆乐于购买。他还用挖技师、冒商标等办法来开辟销路，改进设备、工艺，使桐君阁一直保持在西南独霸一方的地位。
　　此外，许健安深知商业的发展离不开官绅的支持。于是，他结交官绅，跻身官场。他先给侄儿许云闽捐官河南司行走，再让他兼管天津"寄中华"业务；后借许云闽之名为自己的父亲请封为朝议大夫，母为三品夫人，在雷公嘴建立牌楼；他和弟弟、子侄均捐了同知衔，以抬高政治地位。
　　　许健安用尽心机，苦心经营，重庆桐君阁药厂很快名声鹊起，独树一帜，人人皆知。不料，他却在药厂开业半年后病逝于重庆。

航运巨子卢作孚
　　卢作孚(1893--1952)，原名魁先，别名卢思，重庆市合川人。自幼好学，天资聪颖，因家境贫寒，小学毕业辍学，自学成才，16岁开馆办补习学校，讲授中学数学。边教书边自学，编著有中等代数、三角、几何学等最新讲义，所著《应用数学题新解》一书，当即由重庆中西书局出版发行。
　　辛亥革命初，他受卢梭、孙中山等人的影响，参加同盟会，从事反清保路运动。1914年，他出游北京、上海，后回乡执教，参编《合川县志》。随后相继担任成都《群报》、《川报》编辑、主笔和记者，1919年接任《川报》社长兼总编辑。积极投身"五四"运动，参加少年中国学会，主张"教育救国"。1921年任泸州永宁公署教育科长，积极开展通俗教育活动，聘请中国少年学会会员王德熙和恽代英分别担任川南师范学校校长和教务主任，开展以民众为中心的通俗教育与新教育试验，影响全川，因四川军阀混战，中途被夭折。
　　1924年，到成都创办通俗教育馆，在少城公园内建起了各种陈列馆、博物馆、图书馆、运动场、音乐演奏室、游艺场、动物园等文化娱乐场所，集中了成都各种工程技术人才和文学艺术专家，充分发挥了他们的才智。每日前来学习、观赏者在万人以上，一时间成了成都的政治、科学、文化艺术和游览的中心。然而红火一阵，又蹈川南教育实验的覆辙。由此转而产生了"实业救国"的念头。他认为要使国家富强，就必须把中国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即"建设现代化的海陆空军、现代铁路、轮船、飞机、电报、电话、现代的矿山、工厂、现代的科学研究机构和学校"，而这一切，又以交通运输业为"各业之母"。于是，他于1925年秋，弃学从商，奔回合川，创办了民生实业公司，设想以办轮船航运业为基础，兼办其他实业，把实业与教育结合起来，促进社会改革以达到振兴中华的目的。
　　卢作孚白手起家创办航运，当初筹资极为困难。因当时川江航运被外资轮船垄断，谁能斗得过洋人，多有疑虑，不愿冒险投资。幸亏得到友人支持，筹得8000元资本，亲赴上海订购载重70．6吨浅水铁壳小船一艘，于1926年秋驶回重庆，取名"民生"，开辟嘉陵江渝--合航线。公司总事务所设在合川县药王庙内，简陋狭窄，破烂不堪。有职工45人，岸上职工仅7人，工薪极低，总经理卢作孚本人每月仅30元，助理15元，其余10元，岸上7人的薪金总额只相当于其他轮船一个大副的薪金。但他们除了总揽岸上事务外，竭尽全力改善经营管理，卢作孚还亲自上船接待旅客，并提出"一切为了顾客"的口号。上自经理下至水手都兼服务工作，接待热情，侍候周到，伙食亦好，很快就得到了社会好评，班班客满，接应不暇。第一年就获利20000余元。
　　1927年春，卢作孚到北碚出任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峡防团务局局长，他在清剿匪患的同时，对峡区进行乡村建设实验。在这里建成了四川第一条铁路--北川铁路；组建了当时四川最大的煤矿--天府煤矿；创建了西南最大的纺织染厂--三峡织布厂；创立了中国惟一最大的民办科研机构--中国西部科学院；在四川率先架建成了乡村电话网络；开辟了被誉为重庆北戴河的北温泉公园。他在这里修公路、开运河、办农场、建工厂、辟公园、修建体育场、改造旧城市，并在城镇中设医院、建立图书馆、博物馆以及各种学校。他办的学校除各色各样的民众学校外，正规学校从幼稚园、小学、中学一直办到大学。不几年功夫，将一个贫穷落后的"土匪窝窝"，建设成了闻名遐迩的风景旅游区、文化城市、民生公司培育人才的基地。与此同时，民生公司也发展很快，到1929年，又新制了"民用"、"民望"两艘轮船，总吨位230吨，职工增至164人。航线从嘉陵江渝--合线扩大到长江渝--涪、渝--沪线。当年，卢作孚被刘湘任命为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
　　此时正值外国船只横行川江，日本的太古、怡和、日清及美国的捷江等轮船公司，凭着强大的实力，大幅度降低水脚，企图挤垮华轮公司，独霸川江。竞争非常激烈，华轮公司面临破产境地。面对这种形势，卢作孚挺身而出，明令中外轮船进出重庆港，都必须向川江航务管理处结关。他从北碚调去一个常备中队驻重庆港口，担任检查轮船勤务，规定来往轮船在管理处的士兵登轮后，方能开始上下客人；轮船装卸货物，也必须在航管处士兵监视之下进行。经过一场激烈的斗争，迫使日清公司接受中国海关检查，开创了外国船只接受中国地方政府检查的先例，废除了甲级船员必须用外国人的陈规，提出外轮冲翻中国木船必须赔偿损失，和"中国人不搭外国船，不装外国货"的口号等等，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严重打击了外轮的气焰，维护了民族尊严。卢作孚勤俭经营，把"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作为民生公司的宗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化零为整"统一川江航运，主张将川江所有华轮公司联合组成一个公司，一致对外。于是从1930年起，在川江航线上以民生公司为中心，开展了"化零为整"统一川江航运的活动。凡是愿意售卖轮船的公司，民生公司予以收买，凡愿意同民生合并的公司，其轮船财产均以较高价格折价，然后用部分现金偿还原公司的债务，其余作为加入民生公司的股本，人员全部接收，量才录用。如此，不到一年，即合并了重庆以上航线的7个轮航公司，接收轮船11只。接着便向重庆下游扩展，又合并了7个公司。刘湘、刘文辉等军阀的船只亦以高价收买人股的方式，变成了民生公司的产业，从而合并和收买华商轮船28只。到1935年，美国捷江公司和一个英国轮船公司在竞争中垮台，11只大轮船为民生公司收购。层清公司由盈转亏，太古、怡和见事不妙，亦悄悄退出川江。这时民生公司拥有轮船42只，吨位16884吨，职工增N2863人，有股本120万元，资产730万元，经营了川江航运业务的61％。这样，卢作孚夺回川江航权的理想初步实现。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任命卢作孚为军事委员会水陆运输管理委员会主任，卢作孚坐镇武汉、宜昌等地，具体指挥。1938年秋武汉失守，大量后撤重庆的人员和迁川工厂物资近10万吨，屯集宜昌无法运走，不断遭到日机轰炸。卢作孚集中全部船只和大部分业务人员，采取分段运输，开办夜航，昼夜兼程抢运，不顾日机狂轰烂炸，经过40天的奋战，终于在宜昌失陷前，将全部屯集的人员和物资抢运到了四川，又把20万川中健儿送上抗日前线。这次抢运行动，瞩目中外，被誉为中国的"敦克尔克"。在整个抗战期中，民生公司共抢运了各类人员150余万人，物资100万余吨，遭日机炸毁船只16艘，牺牲职工100余人。抗战胜利时，国民政府授予卢作孚一等一级奖章。在这段时间中，民生公司又收买了由沦陷区逃出的长江中、下游华轮公司轮船70多只。是时，船只最高时刻达到137只，36000余吨位，拥有职工7000余人。不仅独占了川江航运，成为战时中国最大的航运企业，而且还控制了许多其他重要企业，除附属民生机器厂，为大后方最大的机器制造工厂外，并向矿冶、航运、机械、纺织、食品、贸易、保险、新闻等各行各业中的78个企、事业，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卢作孚本人曾担任了几十个企业的董事长或董事。
　　抗战胜利后，卢作孚把长江航线的重点移至上海，以此作为向沿海远洋发展的基地，增辟由上海到台湾、汕头、香港等南洋航线和由上海到连云港、青岛、天津、营口等北洋航线。并在台湾、广州、香港等地设立民生公司分公司或办事处。同时又与金城银行集资100万美金，创办"太平洋轮船公司"，购人海轮3艘，把航线延伸到越南、泰国、菲律宾、新加坡和日本。到1949年拥有各种船舶150余只，吨位72000吨，职729000余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卢作孚于1950年6月，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中共香港党组织的缜密安排下，卢作孚由香港回到北京，他所组织的18艘海外轮船陆续从香港驶回大陆。他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并担任全国政协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北碚文化事业管理委员会主任等职。1952年2月8日在重庆不幸逝世。毛泽东曾称赞他是我国四个不能忘记的实业家之一。中共中央赞许他"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胡子昂实业救国
　　胡子昂(1897--19913，字鹤如，出生于重庆市南岸区南坪。在巴县中学读书时，受辛亥革命的影响，积极参加游行和宣传活动。1919年，他就读于北京农业专科学校(今北京农业大学前身)时，投身于"五四"运动。1923年毕业回川后，曾任巴县中学校长、巴县农会会长、重庆市教育局长等职。1926年，他任川康边务处长，1930年在南昌任江西农业学院总务主任兼技师，培养了大批农业人才。
　　1935年，胡子昂重返重庆，有感于国家贫穷落后，内忧外患，决心以"实业救国"，遂与友人共同经营重庆华西兴业公司。在过去承建重庆电力厂取得成功的基础上，胡子昂亲自抓了重庆自来水的改建工程，并兼任自来水公司经理两年。1935年冬，胡子昂等负责承建四川水泥厂，经常亲临施工现场指挥作业，1937年10月，该厂正式投产，成为西南地区最早出现的年产量4．5吨的水泥厂。此外，胡子昂等领导的华西公司还在成都、重庆等地承建或改建了电力厂、银行、学校、仓库、办公民用房等以及当时成渝铁路第一总段68．15公里的筑路工程等一系列工程，在西南工商界声威大振。
　　1937年，胡子昂等在已有的汽车修理厂的基础上，建起了华兴机器厂、华联钢铁厂以及华西猪鬃厂、华泰木厂、华一砖瓦厂、矿场等，形成一批华西系列工厂。1937年底，胡子昂集资在重庆南岸铜元局、天台岗、马鞍山等地办起了裕华农场，颇具规模，后因遭权贵刁难，被迫停办。华西公司从成立到1939年，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发展为西南地区最大的一家工程技术和工矿企业。1938年始，胡子昂等即着手筹建中国兴业公司。5月，胡子昂飞赴汉口向国民政府申请贷款，拟将华联钢铁厂扩建为大型钢铁企业。在孔祥熙的插手下，1939年7月，在华西公司基础上组建成立了官商合办的中国兴业公司，官股占80％以上，该公司被官僚资本所控制，公司董事长为孔祥熙，中国实业银行董事长傅汝霖任总经理，胡子昂任协理(副总经理)。胡子昂参与主持实施了钢铁厂的扩建工程，使之成为抗战后方民营钢铁厂中最大的企业，为战时的军需民用提供了大量的钢铁和各种器材。1942年初，因受排挤，胡子昂辞职到成都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
　　1941年，胡子昂自筹资金150万元，在重庆开办了华康钱庄，亲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944年改为华康银行，并陆续在成都、武汉、上海设分行，成为重庆一家比较有影响的银行。1944年1月。因中国兴业公司管理混乱，经营亏损，于是不得不重新起用胡子昂到公司任总经理，但胡子昂上任不到半年，孔祥熙便下台，宋子文继任行政院长，中兴公司资金、业务、生产均出现极大困难。1945年1月28日，国民政府经济部通知中国兴业公司全部停工清理资产、遣散员工，中兴公司彻底倒闭。
　　中国兴业公司的倒闭，使胡子昂异常苦闷、彷徨。由于他长期受官僚资本的倾轧和排挤，他从亲身经历中逐渐认识到，依靠官僚资本是不能发展民族工商业的，"实业救国"的道路并不能走通。早在1938年，胡子昂便与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有过交谈和接触，以后又多次接触，使胡子昂对共产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了解，胡子昂还先后同张澜、史良、黄炎培等上层民主人士有过交往，受其影响，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1945年秋，胡子昂积极支持中国民主建国会在重庆的建立，以后又积极配合民建会的工作。
　　1946年，胡子昂出任重庆参议会议长，并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和立法委员。在任议长期间，重庆市参议会不挂国民党的党旗；在立法院会议上，他公开反对蒋介石轰炸解放了的济南市。他还拿出20两黄金资助郭沫若成立"群益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出版进步书刊。1948年底，胡子昂离开重庆到香港。
　　1949年9月，胡子昂应中共中央邀请，在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下，由香港到北京，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12月，随刘邓大军挺进西南，回到重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财经委员会委员、重庆市副市长。他将华康银行和自己在各企业的全部股票以及个人珍藏书砸无偿上交国家。
　　1952年作为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分团长率团到抗美前线慰问志愿军，1956年率中国友好代表团访苏，赫鲁晓夫曾称之为"中国红色资本家的楷模"。
　　胡子昂还先后担任过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民建中央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第二、三、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一、二、三、四届全国政协代表和委员，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文革"中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文革"后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不幸于1991年瘸逝。

　　汪代玺(?～1951)，号若痒，璧山县人。自幼随父住重庆城新丰街香料店，信天主教。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后，向亲友借钱自费去法留学学医，习五官科。回国后，受聘于法国教会在重庆办的仁爱堂医院，为五官门诊科医生兼看皮肤病。不久辞职，他在新丰街自办诊所，收入颇丰。秘密自配一种胃痛药，交华洋药房独家经营。每瓶售价1元，药房得4角，他得6角，成本不足3角。疗效好，销售旺，得利甚厚。
　　汪代玺为人平易谦和，擅长社交，深知敛财之道，察觉兴办旅游业可能赚大钱。1927年前后，他以1400块银元购得丁姓清明会产地放牛坪一大片荒山，建起三栋房屋：一为他的住宅，一为周围遍植梅树的梅岭，一为"生百世"目光浴俱乐部，统称为汪家花园，俗称汪山。他便放弃行医，专门经营汪山，雇人凿石开井，建造石屋，围井其中，井水清冽味甘供饮用，石屋清凉，用来贮存鱼、肉、蔬菜及鲜果等。他多方网罗生百世俱乐部会员，亲手将精美的欢迎券送给各银行、钱庄、公司、行号及政府机关，邀请上山游玩。事先还与江边力帮议妥滑竿、轿子：马匹坐价，不得随意提价，以免麻烦游客。山上设有日光浴场、麻将馆、扑克馆、象棋馆、网球场等。游客上山后，俱乐部发给每人一个纸包，内装餐券、毛巾、牙签等，凭券领取西餐，登山、打网球后用毛巾拭水擦汗。游客事先并不交款，游耍完才结账，会员则可游玩若干时日后结账。若游客是达官巨富，汪代玺则迎入自己的住宅，更予厚待。日光浴由他自己指导，并讲解有关卫生知识，对多在室内工作的人，确有好处。生百世俱乐部的服务周到，卫生、简便、新颖，以至当时去汪山旅游成为富裕阶层的一种时髦，游客日臻。汪山一带也逐渐发展起来。
　　汪代玺还创办了四川旅行社，自任社长。在经营旅游业的同时，又经营房地产。后在度假别墅的基础上建造各式各样的山中别墅，供侨居重庆的外国人和外地来渝的坐商租用，并炒地皮，成为当年重庆的百万富翁、"地皮大王"和旅游事业家。1946年后寓居上海，1951年病逝于上海。

兴办旅游业的汪代玺


 
高扬"民生精神"的童少生
　　　童少生(1903--1984)，重庆人。1926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经人介绍进入美商捷江轮船公司任职。他极富爱国心和正义感，目睹帝国主义分子对我国民族工商业的种种压迫，他感到愤慨，也为自己为外商工作感到内疚，他盼望发展自己国家的航运事业！
　　1935年，主张实业救国的重庆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在对外竞争中战胜美商捷江轮船公司，将收购该公司及英国轮船公司的11艘大轮船，童少生作为美方谈判代表之一，在谈判过程中他竭力为民生公司争取最优惠的价格。卢作孚非常器重和赏识他，认为他博学多才、精明能干，勤于事业，善于管理。美商捷江公司被兼并后，卢作孚热情地欢迎童少生进入民生公司，并成为卢作孚的得力助手。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武汉失守，大批后撤人员及迁川工厂的物资屯集宜昌，要及时赶运到重庆，重庆又有20万健儿要赶运出川，参加抗战，童少生积极参与卢作孚领导的川江"三段航运"及加开夜航的创举，完成了宜昌和重庆的抢运任务，避免了日机的轰炸。他高扬卢作孚制定的"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的民生精神，以公司生存发展为己任，严于律己，廉洁无私。比如，他曾多次往返美国，为公司购买船舶、耗材、配件等，每次价值均为数百万美元，对方付予的回扣，他分文不取，全部转到公司的账上。他还协助卢作孚，加强经营管理，坚持独立自主，时刻警惕官僚资本的侵吞。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于1946年挑起内战，国统区通货恶性膨胀，法币贬值，百业凋敝，经济一蹶不振。航运事业受其影响，十分艰难。这时，童少生留守上海，任民生公司总经理兼上海区副总经理，管理长江下游和华北沿海业务。为了生存，他和卢作孚商量，增辟上海至台湾、汕头、香港等南洋航线和上海至连云港、青岛、天津、营口等北洋航线，扩大了民生公司的业务和影响。1949年4月，长江航运中断。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30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4月23日午夜解放南京，上海解放在即。这时，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与童少生建立联系，希望他尽力保持公司财产，不准任何人破坏转移。上海临近解放时，国民党扬言要凿沉所有船只。童少生闻讯，立即吩咐每艘船上准备几百块银元，如果国民党军队来炸船，就以银元相送，以便保住船只。不几天，丧心病狂的国民党政府下令黄浦江内所有船只一律自行凿沉，不得违抗。眼看民生公司的轮船和其他船只遭难，童少生忧心如焚。这时，与他同住的一位搞机务的职员想了一个办法，建议把船上的海底凡尔打开，让水淹到半沉状态就关掉。从岸上看去，船好像已经沉了。童少生欣然同意，立即通知各船如法照办，巧妙地保住了公司在沪的船只。
　　上海解放时，童少生满怀喜悦，率领船队员工，手持红旗，亲自上街欢迎解放军进城。民生公司的船只及巨大财富，终于回到了人民手中。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给予陷入困境的民生公司以极大的帮助，童少生深受感动和教育。1952年初，卢作孚从"以个人影响社会，以事业影响环境，以社会影响国家"的思想出发，主动争取公私合营，童少生赞成这一主张。2月8日卢作孚逝世后，童少生继承民生精神，率先接受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民生公司成为全国最早实行公私合营的大型企业之一，对全国工商界人士走社会主义道路起了积极影响。
　　童少生先后任民生轮船公司副总经理、长江航运管理局副局长、四川省民建主任委员、四川省工商联主任委员、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建中央副主席等职。"文革"受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
　　粉碎"四人帮"后，他虽到耄耋之年，仍壮心不已，志在江海，心系祖国。他曾向交通部的一位负责同志建议如何改变川江航运统得过死、管理僵硬的局面，并深情地说："在民生公司时，我一心向往有一日中国海运事业能发展起来，因而在美国和加拿大学习期间，格外留心学习。建国之后，我国海运事业迅速发展，五星红旗飘扬于五大洲港口，心里真有说不出来的高兴。"与此同时，他与四川省副省长何郝炬商议，成立四川省长江公司，积极发展对外贸易业务。他还不断撰文，向海外介绍中国的建设成就，呼吁海内外华人团结起来，共同完成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大业。他热爱祖国的耿耿忠心有目共睹，为世人所景仰!


中医学家冉雪峰

　　　冉雪峰(1879--1963)，名敬典，重庆巫山县人。出身于中医世家，少时习文学医，在其父教导下研习医术。虽家境贫寒，但他勤奋好学，光绪十八年(1892)，他15岁中廪生。光绪三十三年(1907)，世居武昌，担任上海《民主报》驻鄂新闻记者，创办湖北通讯社。
　　　1911年，参加武昌起义，任湖北新闻社社长兼武昌起义指挥机关军务处秘书长。后，袁世凯出兵威胁孙中山让位，实现南北议和后，他因报导湖南炮队反正(拥护孙中山)，为黎元洪所不容，被判死刑，成为共和后因言论系狱第一人。
　　1912年，武昌起义周年纪念日，在各省代表强烈要求下，冉雪峰才获释放。后来，袁世凯复辟帝制，冉雪峰又将其劣迹披露报端，再次被捕入狱。直到1916年6月，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而死亡后，他才获得释放。
　　1917年开始，他决心不问政事，专心研究祖国医学。他在武昌挂牌行医，医名日噪。
　　1918年，全国鼠疫大流行，他从实践中总结出治疗鼠疫的"太素清燥救肺汤"、"急救通窍活血汤"等有效方药，治疗鼠疫病患者，功效显著。后总结成《瘟病鼠疫问题解决》一书。此外，在中医药防治白喉、天花、麻疹、霍乱等急性传染病方面也有突出贡献，并有专论和专著付梓。
　　1919年，他与中医学界的同仁一起组织湖北省中医公会与中国医学会，被选为会长。
　　1920年，他创办中医夜校。
　　　1923年，他独资兴办湖北武昌私立中医专门学校，任校长。从1929年起，历任汉口卫生局考试中医委员会委员，湖北省检定中医委员会委员、中央国医馆湖北分馆馆长、中国国医馆医务处处长。在这时期，他的医术日渐高明，因他的医道与汉末著名医学家张仲景一脉相承，故有"北张南冉"之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积极投身于抗日活动。1938年6月以后，日寇围攻武汉，在武汉保卫战期间，他组织"湖北省中医战地服务团"，捐资为抗日将士和难民免费治病。10月25 E1，武汉沦陷后，他避难于万县董家岩乡。其间，他除为民治病外，还著有《国防中药学》、《大同生理学》、《大同方剂学》、《大同药物学》、《冉雪峰医学丛书·方剂学六卷》等多种著作。抗战胜利后，他于1946年迁往汉口。
　　1949年，举家搬迁重庆。
　　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应邀出任重庆中医进修学校校长，从事中青年中医师的培养和提高工作，组织编写了四川省第一套中医进修教材，并著有《内经讲义》，为学校培养了一批中青年教学骨干。
1955年，任重庆市政协委员。
1956年初，奉调入京，任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兼高干、外宾治疗室主任，中华医学总会常务理事，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享受一等专家待遇。他诊治过数以百计的外国友人。1958年，中共"八大"召开期间，他会诊过许多领导同志的疾病，卫生部长傅连璋对他极为称赞。
　　1959年，他出版《八法效方举隅》，该书是建国以来中医研究八法的第一部专著。
　　1960年，撰成《冉雪峰医案》。
　　他在80岁高龄(1959)时，还撰写《冉注伤寒论》，此书总结了他60多年的临床经验，既是对汉末著名医学家张仲景的《伤寒论》的继承在理论和实践上又有所发展，是一部珍贵的中医文献。
　　冉雪峰于1963年1月病逝于北京。他从医60多年，历来主张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交流和渗透，提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的中医理论造诣精深，医术精湛，医德高尚，是很有名望的中医学家和教育家。

电力专家赵崧森
　　赵崧森(1878--1950)，重庆市荣昌县人，早年毕业于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理化科，后去日本留学，毕业于日本工业大学电机科，获电工学士学位。
　　1923年，赵崧森回国后，到重庆电灯公司任总工程师。那时，工程技术人才缺乏，该公司的发电机组能量未充分发挥，发电量不足，影响重庆市的工业用电和市民照明用电。赵崧森到职后，对发电机组进行大整修，大大提高了电机发电率，工业用电充足，市民照明也得以解决，企业面貌一新，山城夜晚也是一片光明。
　　在这期间，他结识了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杨期公，接受了进步思想的影响。他全力支持其妹赵宗楷与杨圈公结为夫妇，并掩护杨罔公进行革命活动。
　　1927年，"三三一"惨案后，杨罔公跳越城墙脱险，并转移到江北。4月1日，杨圈公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回市区联络同志。当晚，杨罔公召集党团负责人在赵崧森家里召开中共重庆地委最后一次秘密会议，商议和研究已暴露同志的转移问题。4月3日晚，杨罔公在朝天门轮船上被捕，并于7日英勇牺牲后，赵崧森全力帮助赵宗楷收烈士遗体，处理善后事宜，并抚养烈士子女成人。
　　1930年，赵崧森在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建设委员会作技正，为了增加发电能力以发展中国经济，他设想在宜昌以上、三峡下部拦河筑坝，建设世所罕见的宏伟电站。他还极力推动派出调查组、勘察队多次进行实地勘察，经过两三年的辛勤劳动，由赵崧森主持编写出《电气建国方案》，铅印成16开本一厚册。这一方案可以说是今天三峡大坝宏伟工程的最初构想，但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这一宏伟规划根本不可能实现。1943年，美国人萨瓦奇在三峡筑坝建电站的设计思想，其中大部分均来自赵崧森的"方案"。他还编制有《全国电力发展规划图》，珍重保存到全国解放。
在20世纪30年代，赵崧森先后担任过成都高师和唐山交通大学的理科教授，北京电灯公司电机厂厂长。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赵崧森回到四川，任成都电业局总工程师，为了发展从安岳县发源，流经大足、荣昌、泸县，汇人沱江的濑溪河水利电力事业，他从发源地亲自踏勘，直至江口，最后写成《电化昌州(荣昌)》一书。
　　新中国成立后，赵崧林爱国热情空前高涨，曾拟成《电气建国计划书》上报中央人民政府，受到国家的表扬。可惜建国不久，他于1950年逝世。但他提出的电气建国的构想，对于我们今天从事现代化的事业，仍有不少启迪和借鉴意义。

土壤学家侯光炯
　　侯光炯(1905--1996)，字翼如，江苏省金山县(今属上海市)人，出生于一个清贫的私塾教师家庭。旧中国贫困落后和屈辱的历史，使他从小就萌发了"科学救国"的思想。1918年，他考入江苏南通甲种农校，1924年转入北京农业大学，1928年毕业留校任助教。
　　1929年，他进入我国第一个土壤研究机构--实业部中央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工作。该研究室主任先后由美国的技师潘德顿(Pendleton)、梭颇(Games Thop)担任，他们按美国式的调查技术训练中国人，以达到为他们服务的目的。侯光炯在和美国学者共事期间，一方面吸取西方的土壤学研究手段和方法，但在实践中慢慢感到欧美学者的思路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他开始了自己独特的思考和研究。他选定"水稻土土壤剖面形态与肥力关系"这一课题，未得到美国专业家的认同，侯光炯坚持己见，与同事们一起，踏遍了河北、陕西、山西、江西、江苏、黑龙江等省的山山水水，采集了大量的土壤、岩石、植物标本，撰写了大量的土壤调查报告，最后写成《江西省南昌地区红壤性水稻土肥力的初步研究》。
　　1935年7月，刚满30岁的侯光炯带着这篇论文出席了在美国牛津召开的第三届国际土壤学会，他用娴熟的美语向世界40多个国家的400多名土壤学家宣读了这篇论文，反响强烈。因为这是第一篇由中国人撰写的在国际土壤学讲坛上宣读的论文，因为在这篇论文里中国人第一次提出了"水稻土"这一特殊的土壤名称，以及水稻土形成的淹育、潴育、潜育等概念，鲜明地提出土壤学研究应直接地为农业服务的观点，引起与会代表的高度重视。会后，侯光炯到美、英、荷兰、德国、瑞典、匈牙利、意大利进行土壤考察、访问和讲学。然后到苏联莫斯科土壤研究所访问，在这里进行了四个月的土壤研究。
　　　1937年回国后，任中央地质调查所土壤室主任。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随中央地质调查所迁至重庆北碚，从事紫色土、黄壤等土类及土壤肥力研究，发表了《四川重庆区土壤概述》、《中国土壤分类方法之商榷》等论文，创立了"土壤粘韧曲线的测定"方法。这段期间，他还兼任四川大学、重庆大学、川北大学土壤学教授。
1946年，任四川大学农化系土壤学教授。
　　1950年4月，应邀赴京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召开的全国土壤肥料工作会议。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到重庆北碚西南农学院(今西南农业大学)任土壤农业化学系教授、系主任。这年，他通过调查研究，搜集了大量的农业土壤资料，提出了"农业土壤"的新观点，在《土壤学报》上发表了《土壤的粘韧率及粘韧曲线》，首先把粘韧曲线作为认识土壤胶体活性的一种款方法，创进了农业土壤的研究方法，为发展我国农业土壤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53年至1958年，他自带学生完成了国家交办的西双版纳橡胶宜地林考察、长江上游水土保持调查，并积极参加第一次全国群众性土壤普查。此间，他还于1956年发表了《四川盆地内紫色土的分类与分区》论文，针对土壤学研究方法上的脱离实际、脱离农业生产的缺陷，对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种特殊耕作土--四川盆地的紫色土进行认真研究，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与此同时，他还担任中国科学院重庆土壤研究室主任，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院士)，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年，他还出席了国际土壤学会第六届会议。
　　在党的教育与关怀下，侯光炯的科学精神更加高涨。1960年，他的《农业土壤生理性》一文，为他以后提出的"土壤肥力生物--热力学"的新观点打下了基础。
　　1963年，他在《土壤胶体性质的变化及其在肥力上的意义》一文中，认为土壤胶体是土壤产生肥力的物质基础，保证农业丰收的途径应该是改进胶体品质，培养肥力机制。这实为治本之举，为农业生产的丰收从肥力方面作出了理论探讨。
　　1973年开始，他顶着"文革"的邪风，带领教师到四川省简阳县镇金乡联合四队蹲点六年，在那里建立了科研基地，研究出省水、省肥、高产的"大窝栽培法"、"棉花矮株密植"、"小麦梯开条播"等农业生产技术，在丘陵山区推广，取得很大效益。
　　1975年，他在《农民群众的生产斗争经验开辟了发展土壤科学的广阔道路》一文中，提出了"土壤肥力的生物--热力学"的新观点，引起国内外土壤学界的强烈反响。其研究成果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重大科技成果奖。
　　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1980年开始，侯光炯在宜宾市长宁县扎根农村16年，先后提出并完成了自然免耕机理和水田免耕技术的研究，并在我国南方14个省、区大面积推广，增产粮食10多亿公斤。该成果于1986年获四川省重大科技成果一等奖，全国科技成果三等奖。
1994年，侯光炯出席了在墨西哥召开的第十五届国际土壤学会议。
　　1996年，他提出根治长江流域旱涝灾害、旱地自然免耕、生态治洪、免耕治土、建立长江上游生态农业示范区等重大科研课题，可惜科研课题尚未完成，侯光炯就以90多岁的高龄病倒在宜宾市长宁县相岭镇的土壤研究试验第一线，带着若干欣慰与遗憾与世长辞了!
　　侯光炯从事高等教育和土壤科学研究的60余年中，他走遍祖国的大江南北，访问过10多个国家，坚持扎根农村，把自然作为自己的土壤研究室，执著地探索土壤科学为农业服务的途径，撰写发表论文140余篇，编著出版了《中国农业土壤概论》、《土壤学》(南方本)、《农业土壤基础知识》、《侯光炯土壤学论文选集》等多部专著与教材，是中国土壤科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是西南农业大学的一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名誉校长，第一届至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曾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先进工作者"，"四川省自然科学界精神文明标兵"，"四川省有重大贡献科技工作者"等光荣称号。他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顽强拼搏、严谨治学、坚持真理的高尚品德，为青年一代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的人品和业绩为世人所敬重!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袁隆平(1930～？)，中国杂交稻育种工程中心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北平人。抗日战争期间，北平沦陷，他九岁(1939)时随父母来到重庆。他在重庆上完小学、中学后，考入西南农学院，于1953年8月毕业，被分配到湖南安江农校任教。他在重庆生活了14年，重庆是他的生长之地，为他后来事业的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袁隆平从事杂交水稻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那时，三年困难时期，广大农民生活在饥饿线上，为粮食问题而焦虑。袁隆平作为一个农技科学工作者，深感自己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因此，为解决中国粮食问题而终身奋斗的决心和使命感，促使他H夜思考着如何提高水稻的产量问题。1960年7月的一天，他在早稻常规品种试验田里挥汗工作时，突然发现一株形态异样，穗数粒数都较多的与众不同的水稻植株，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他对此稻株进行研究和培育。
　　第二年(1961)春天，他把这一变异稻株的种子播到试验田里，长出来的秧苗表现各异。经研究分析，这是地道的"天然杂交稻"。袁隆平敏锐地想：既然自然界存在着"天然杂交稻"，那么我们一定可以探索其中的规律与奥秘，培养人工杂交稻。然后利用其杂交优势，提高水稻产量。于是，袁隆平坚定地把精力和智慧转移到培养人工杂交稻这一挑战性的课题上。
　　然而，要培养人工杂交稻谈何容易!因为动植物的杂交优势是指两个不同动植物的种、亚种、品种(或自交系)、生态型之间杂交产生的杂种，较其双亲具有更大优势的生物学现象。而水稻是雌雄同花的自花授粉植物，要在大田生产中用人工一朵一朵地去雄授粉来进行人工杂交，获得杂种优势利用，是多么困难!当时，前人曾经试验过一条并不成功的途径：需要有一种雄花不育的"母稻"(不育系)；加上一种可高产，又可恢复"母稻"育性、让其产籽的"公稻"(雄性不育恢复系)；还需要一种让"母稻"世代持续不育性状的"公稻"(雄性不育保持系)。袁隆平在杂交高梁、玉米等作物取得成功的启示和鼓舞下，决定从"三系"配套的方案实施研究开始。
　　1964年6月到1965年7月，他和新婚妻子邓哲(农技员)以及助手们每天在田间劳作，共检查了1．4万个稻穗，结果在洞庭湖早籼等四个品种中，找到了六株天然雄性不育的植株。经过两年的观察研究，袁隆平在《科学通报》第17卷第4期上发表了《水稻的雄性不孕性》的文章，此文立即引起国家科委的重视。当时，"文革"风暴正烈，国家科委也给予他尽可能的大力支持。
　　1970年，袁隆平遭受到批斗、迫害，但他和助手们仍然坚持用1000多个品种，做了3000多次杂交组合，但仍未培育出不育株率和不育度都达到100％的不育系来。袁隆平焦急、疑虑：是否要蹈前人的覆辙?他经过冷静、科学的思考，总结数年来的教训，借鉴国外的做法，以及他的经验，他决定另辟蹊径，果断地提出了"远缘的野生稻与栽培稻杂交"的新思路，并派出助手四处寻找野生稻种。1970年11月23日，他的助手李必湖在海南岛崖县的普通野生稻群落中，发现了一棵雄花败育株。他们如获至宝，精心培育试验，终于使杂交水稻研究走上了康庄大道。
　　1971年4月和6月，湖南省举办了两期由袁隆平主讲的"杂交水稻培训班"，先后培训100多名科技骨干。袁隆平不顾个人得失和门户之见，及时通报了自己及助手们的最新发现，并慷慨地把饱含心血与智慧的"野败"奉献出来，分给有关单位进行研究。1972年，袁隆平等人以及江西、福建等省的科技人员培育出了第一批数种不育系和保持系。在农业部的关怀下，召开全国杂交水稻科研协作会、成立由农技部门、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组成的全国范围的攻关协作网，大大加快了"三系"配套的研究和进程。
1973年，袁隆平在苏州召开的全国水稻科研会议上，发表了《利用"野败"选育三系的进展》的论文，正式宣告我国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
　　从此，杂交水稻在全国大面积推广。到1996年，全国累计种植杂交水稻增产3000多亿公斤，杂交水稻生产技术也走向了全世界。因此，袁隆平于1981年荣获我国有史以来第一个特等发明奖；1985年获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一等"杰出的发明家"金质奖章；1987年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一等"科学奖"；1988年获英国皇家让克基金会一等"让克奖"(这是中国科学家首次获此殊荣)；1993年获"菲因斯特"世界饥饿研究奖；1995年在加拿大领取了联合国粮农组织设立的"粮食安全保障荣誉奖章"；2001年2月获200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首届)，被世界誉为"杂交水稻之父"。
现在，袁隆平正按照他在1987年提出的著名论文《杂交水稻育种的战略设想》中的构想，即水稻"三系"、"两系"、"一系"杂种优势利用的"三个战略阶段"，正努力不懈地开展研究工作。据报道，"两系"法和"一系"法已被列为国家"863"计划(1986年，著名科学家王大珩、王淦昌、陈芳允、杨嘉墀联名给中央写了一封《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1986年3月5日邓小平作了批示，后形成我国高科技发展计划，根据批示时间命名为863计划。)的重要内容；而"两系"法在理论上可比现在杂交水稻增产30％以上，并已进入"中试阶段。这意味着中国、世界将迎来农业科技上的又一个辉煌!
　　　袁隆平的成功在于他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为中国解决粮食问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不怕吃苦、顽强拼搏、求异创新的科学精神，独特新颖的研究思路，团结协作的态度，以及上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因此，艰难险阻挡不住他，"文革"风暴吹不倒他，他百折不挠，坚韧顽强，终于获得了成功。真是：忍辱负重几十年，只为人间少饥寒!


破山禅师(1597-1666)，名海明，四川大竹县人，祖籍重庆，是明初大学士天官府蹇义的后裔。他8岁入乡校，12岁婚配，14岁父母双亡，依兄嫂度日。19岁出家，皈依佛门，拜姜家庵住持和尚为师，法号海明，字旭东。
　　从此，破山海明苦志佛法，勤修苦练。他在湖北破头山修行30年，转浙江10年。他广游多师，博采众长，为各派大师所器重，不久在浙江开坛说法，收徒建寺，誉满浙江。
　　明崇祯五年(1632)，破山海明回四川后，在梁山(今梁平县)、石柱县、万县等地传经播道，影响很大。
　　清顺治元年(1644)，反清复明运动在全国展开。斗争最烈，时间最长，受害最重之区是四川，而川东三峡地区尤为惨烈。破山海明身逢其乱，他情系民生，为平息战火，劝人止杀，不惜放弃教规戒律，置生死于度外。他说："老僧为百万生灵，忍惜如来一戒乎?"深深感动了百姓。
　　清顺治十年(1653)，破山海明在梁平县金带乡创建双桂堂禅院，并把禅宗传播到川、滇、黔数省。如四川省成都市著名的昭觉寺、文殊院、峨眉山寺院、新都的宝光寺，均由他的弟子创建或兴建。
　　破山海明常以偈为诗，有诗作1200多首遗世。如双桂堂大雄宝殿后一石碑上刻有他的五言律诗一首：
　　地冻雪留砌，天寒日照迟。游人愁出户，野鸟怯临枝。远岫云封壁，平溪水结弥。何时开霁色，扶杖过长堤。这首诗以隐晦的手法，表达了破山在明朝灭亡、清人入主中原之后国家破灭、山河沦亡的沉痛，以及期求民族复兴的愿望。清人人关后，暴政频仍，激发了众多民族志士的反抗，破山一直以救民族危亡为己任，积极参与反清复明的活动。这首诗正是他当时深沉的悲痛和深切期望的反映。破山还善草书，郭沫若生前特别提到他的遗墨，现新都桂湖公园陈列有他的《牧牛颂》。总之，破山是集佛学、文学、书学于一身的一代禅师，他以70年的人生经历跨明、清两代，其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历程，兼容并包的佛学思想，清新自然的诗歌风格，浑朴超逸的书法艺术，在明清之际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今天成了我们研究古代巴蜀、黔、滇文化的重要史料。

赵智凤开凿宝顶石刻 ，大足冬尖香飘四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