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民国版本《江津县志》中的“职官志”和“学校志”两大章节，江津在外省道州县为官的李氏族人特别多。在科试中，李氏及第者更是比比皆是，名单录了一长串，这成为地方的一大文化特色。从方志上还得知，李氏是江津十大姓之一，人丁繁茂，耕读传家。笔者近来又读到民国七年编印的《李氏家乘》，对李氏耕读传家的治家之本又有一个全新的了解。
江津李氏祖上是名盛一时的“楚之大冶县永丰乡”望族。自元末避兵由楚入蜀占藉江津县金子里，李妙权是入津第一代，为始祖。李妙权幼有大志，博淹群书，兼精天文地理及韬略。元文宗时由贡士乡试考中，成为举人。他目击时变，知国事不可为，决意不仕。时刘福通、陈友谅等起兵称帝，曾请李妙权出山，他坚决不就，隐姓埋名为黄冠。见蜀中稍宁，便携家人来蜀省江津县金子里石膏滩，设馆教书，教授本家和乡邻子弟。由于他因材施教，春风化雨，诲人不倦，“津人讶其文行，从游者众”，门生越来越多。李妙权去世后，葬于江津仙池坝白庙山，后来当地流传的“天葬坟”故事，其内容就是讲李妙权丧葬之事的。李妙权后裔后来分布在津邑各里，家业发达，人丁兴旺。二世三世四世等等后代全都继承入津始祖之风，多以设馆授徒和稼穑为业，传承了耕读雅风，多成就大业。
李氏入津最初虽属避难，但后代秉承了祖辈勤学的习性，至今在江津繁衍了近三十代，真正成了巴渝望族。五世孙李时，字廷用，少年聪颖绝伦，“以奇童领乡荐科目之开。”后官至湖广省黄梅县教渝，后世子孙“登科甲者前后十二人”，“为县令州牧者十有余人……”。十二世孙李昌，崇祯年举人，任贵州开州知州，博古通今，称为“艺林领袖、诗学名家。”李氏十三世孙李春深在“家乘”叙中说：“祖自元末大明初从湖广来津，历四世，开科及靖历，启桢间赐进士三人乡进士八人岁进士十八人，廪生增生附生二百余人。人丁繁衍，难以悉数……”。时工部郎中周长应对李氏十二代孙李一静说：“贵族人文蔚兴，多士济济，洵古僰溪之望族也。则祖宗之积德昌后可知矣。”就在明代，江津李氏任“五马大夫者四人、文林郎者一人”，此堪称“一门五贵”，真是“各房科甲功名之盛。”在后来的李氏十世孙中，有庠生二人，太学生三人。十七世孙有庠生二人，十八世孙中有贡生一人，庠生二人。十九世孙中有庠生三人，太学生二人，拔贡一个，军功一人。二十世孙中有太学生五人，庠生一人。二十一世孙中有太学生五人……
李氏族内文风盛传，这与其严厉的家训有关。将“教训子弟”作为家训重款，代代相传相袭。“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谨”，李氏“惟祖考有懿训，父兄垂教，戒后之人未有不欣然慕惶然恐者”，“族人法燕山义方之训师，伏波诫子之文俾，子弟有所规效而渐臻于善……”从李氏宗族谱牒中可以看出，李氏族人表现出强烈的崇儒文化心态，要求族人以儒家的处事原则为立身之道，强调宗族的教育要造就知书识礼、忠孝双全的后代子孙，并积极鼓励培养族中子弟参加科举考试，以求得功名宦绩。“师为教化之本，隆师重道，正以崇其教也。若不尊崇，不惟教化不行，而且有亵渎之嫌，何得漫言传道？”李氏宗族注重启其愚顽，提高智商。要求族人德才体能，全面向上。立志成才，以仕栋梁。这真是“胆识才略，诗书文章。”这在江津，此乃典范。
封建社会里人们以读书为出人头地之事，以读书为谋取职业的一种手段，以此光宗耀祖，而族人也以子弟的优异学业成绩为荣。宗族组织总是采取各种手段支持和奖励后生向学。旧时乡村各宗族大多设有族学，族内各家各户的幼童，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进族学读书。各宗族设有专供办学“学田”、“儒赀田”，将其中一部分或全部收入，用于族中子弟学费、试费及登科弟的奖励费。在清咸丰元年，李妙权后裔李信存，捐资在江津县城外面的石子山创建育才书院，广收弟子，成为名馆，造就了一批江津学人，影响很大。李妙权后裔李器美可谓江津学人领袖，他深知学校是兴贤之所，毅然倡建义馆，使人才蔚起云蒸。又大义归建魁星阁，以培植文风，使三应乡荐者五科十人，而继起者方兴未艾。
其实，李氏只是江津耕读传家的典型代表之一，江津百姓历来有读书好学习惯，书卷味十分浓郁。江津城乡非常崇尚耕读传家、诗书世家。在宋、元、明、清时，江津的一些象冯忠、曾受一、国璋这些县侯非常重视文化教育。曾受一“劝学”、国璋设“国璋课”等故事都被传为美谈。津人在农耕之时，首先想到的是子孙后代教育的问题，把对子孙的教育看成是振兴家族的第一要务。时在全县，如果十里八村出了一个秀才，这不是一个家族骄傲，而是十里八村人的骄傲。
江津的文化教育在巴蜀各各州县中，是起步较早的。在北宋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江津建成了文庙，这是重庆境内各县史记载最早文庙。文庙又叫学宫，接收经过考试合格的士子读书，参加上一级的科举考试。在此之前，宋真宗咸平元年，（998年），江津人毕申考取进士，这是重庆地区史载的第一个进士。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江津知县冯忠创办了五举书院，这是重庆地区最先出现的书院。它是江津官办的藏书和讲学之所，以讲习儒家经籍为主，兼议论时政。宋天禧年间（1017—1041）县人又在县治西150里的牛心山（石蟆境内）开设了南山经堂，这是历载的重庆地区第一所民办书院，在这里就读的张弦后考上进士，当上了湖广总领。那时，一个家庭能耕能读，几代相袭，就是人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家庭模式。明代江津土著江渊读书中榜进士，当工部尚书，后告老还乡，一边教授乡童，一边大修《江氏谱谍》，后来江家代代都有举人、状元、秀才等产生，这对全县影响非常之大。
北宋时，词圣苏轼的长子苏迈率本家族迁居江津，定居在江津的圣钟里，就是现在金钢沱的圣钟坪。南宋中期，诗圣杜甫的十三世孙杜莘老率家族迁入江津的清泊场。苏迈也好，杜莘老也罢，他们都是进士，是当时的大文人。他们到江津，大修祠堂，大办学堂，到处讲课，教授乡童，对全县影响很大。
江津的书院很多，宋有五举书院、南山（牛心山）书院（经堂）等，明代，有栖清书院，江渊少时就在此读书，后来江渊告老回家后，在梅子溪建起了梅溪书院、楼台山建起楼峰书院。清代，又增加官办的几水书院。 清道光以后除了上述所说的李氏捐办的育才书院外，还有私办聚奎书院、双峰书院、志城书院，莲峰书院、桂林书院、余庆书院、凤鸣书院、文峰书院、钟山书院、清风书院等，江津是重庆府中书院最多的县。特别是聚奎书院、几水书院，育才书院在四川特别有名。这些书院，在清末都改成小学堂或中学堂。聚奎书院就是现在的聚奎中学前生，几水书院就是现在的四牌坊小学前生。光绪三十年（1904年）到三十一年两年间，全县就兴办小学堂136所，期中，白沙还首办了2所女校。江津的第一届县委书记、四川省第一位女委员（地下党）、毛泽东表弟文强的妻子周敦琬就毕业于女校，她被称之为巴蜀才女。光绪三十二年，官办江津中学堂建成，县衙成立了教育会、师范传习所等。到国民二年（1913年），全县有学堂达203所，数量名列全省之首。而且门类齐全，有小学、中学， 师范、职校，女校等。大量城乡小学堂的普及，使一般的普通家庭的子弟都能读上书。当时的江津，可称为书香县邑。从这些书院、学堂可谓桃李满天下。江津家长很具有开放意识，都愿意将自己的子女送到国外学习，他们叫喝洋墨水，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政府同意选派留日学生，江津就有一批15名学生考入官费或私费到日留学。回来后多成就了大事业，他们海归后，大多在当时有名的江津中学堂、聚奎中学任校长或老师，少数成为实业家。特别是回国后任教的这些喝洋墨水老师、校长，又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更为优秀的学生。1919年，江津有23人留学法国。1920年，又有15人留学法国。当时的四川留学法国的学生有492人，是全国最多的一个省，占全国的三分之一，而江津县则是四川留学法国学生最多的县，有42人，加上1913年，单独一人去的段调元，共有43人。这个数字非常令人深思。
元代重庆府考取的进士，仅江津就5人,夔州4人,大足2人,铜梁、璧山各1人,总计13人。
明代重庆府进士最多：重庆府和巴县112人,铜梁43人,长寿32人, 合州二县41人，江津28人，荣昌15人,涪州三县27人,夔州七县21人,忠州17人,永川11人,垫江9人,梁山7人,潼南6人,大足5人,綦江4人,总计396人。
清代重庆府进士：重庆府和巴县20人(含武进士2人),长寿14人(含武2人),垫江14人(含武2人),江津9人,涪州26人(含武1人),忠州8人,铜梁7人,梁山8人(含武1人),璧山5人,綦江4人,荣昌4人(含武2人),合州6人(含武3人),潼南5人(含武3人),永川3人,南川2人,夔州10人(含武4人),大足1人。总计文进士126人,武进士22人。
耕读传家思想是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相当一部分儒家学者或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人们基于家庭建设目的而进行的一种以劝人勤于耕种和善于学习为主要内容的家庭美德思想，它反映了儒家在士农工商诸业选择中基本的价值追求和人文关怀，寄托着儒家学者对家庭建设和社会风气建设的理想，具有深刻的伦理文化意蕴。它是在中国传统农本社会中，所努力追求的一种理想生活图景，在乡土社会中受到足够的尊重，形成足以吸引农家为之世代奋斗的内在精神动力。一个成功的“耕读传家”能立时成为乡里农家的表率，激励着乡亲们以各自的方式默默地为之奋斗。
从江津李氏的“耕读传家”，可以看出江津当时的读书风尚，从江津的读书风尚，可窥视出江津在封建农耕社会里，深厚的文化底蕴。（摘自《江津风采》2008年第四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