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有一个日本名字，叫吉田晋。这是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逃亡到日本之后起的。梁启超在日本一住就是13年，直到辛亥革命风云乍起，他才带着“天若佑中国，我行岂徒然”的自信与豪情，乘坐“天草丸”返回中国。耐人寻味的是，他回国下榻的第一站，就是日本驻奉天(今沈阳)领事馆。可见他与日本人的关系之厚密亲近。
说起来，日本当局对梁启超是有大恩的，而梁启超也对日本有着特殊的感情。
当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四处捕杀“维新党”之时，若不是日本公使林权助全力相救，梁启超恐怕早就和谭嗣同一起到刑场高吟“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了。后来他的学生蔡锷在云南反袁护国，梁启超急于从上海赶赴广西，说服“南天王”陆荣廷起兵响应，又是日本外交官和商人主动伸出援手，历尽千难万险，将他送到了南宁。
在梁逋居日本期间，他和日本政、商界人士犬养毅、高田早苗、柏原文太郎、志贺重昂等过从甚密。梁还很快学通了日语，然后用日语阅读日本人译著的政治学、资生学(经济学)、智学(哲学)、群学(社会学)等书籍。他在《论学日本文之益》一文中形容自己的心情是“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并主张“我国人之有志新学者，盍亦学日本文哉”。
正是在日本期间，梁启超越出了康有为的思想框架，建立了自己独立的思想体系。1915年，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支持自己一圆皇帝梦，准备接受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梁启超在获知“二十一条”的内容之后，义愤填膺，通过《京报》、《国民报》和《亚细亚报》等报刊，接连发表了《中日最近交涉评议》、《中日时局与鄙人之言论》、《中国地位之动摇与外交当局之责任》等8篇文章，对袁政府发出严厉警告，并痛斥日本的侵华罪行，尖锐指出，日本此举是企图趁欧美因战争而无暇东顾之机，“谋蹙我于死地”，这是典型的侵略！并强调日本如欲寻求中日“合邦”，同化与灭亡中国，只能是痴心妄想。中国几千年来素有反侵略的传统，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日本必须撤回那些“伤害我主权为我所不能堪”的条款！
日本当局在派人对梁启超进行“种种运动”遭到严词拒绝之后，不由得恼羞成怒，通过其报纸污蔑梁启超接受了德国的贿赂(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属于“协约国”，德国属于“同盟国”。中国在战争后期加入了“协约国”，对德宣战)，很多日本报纸也指责他“忘恩负义”。梁启超则对此进行了坦荡的反驳。
他指出：维护国家民族的权益是我的权利和义务。我难道因为曾受日本保护十余年，就可以放弃对国家的责任吗？难道日本一些人要我“日思引外人以扰乱祖国而始为报恩”吗？他正告那些日本军国主义者：“凡以正义待我者，无论何国，吾皆友之；凡以无礼加我者，无论何国，吾皆敌之”。
作为“言论界之骄子”，梁启超的文章引起了巨大反响。“二十一条”最终未能付诸实施，梁启超是有很大功劳的。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召开的“巴黎和会”期间，梁启超又重演了这一幕。作为中国的文化名人，他受到了东道主法国方面的热情礼遇，在法国政要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上，梁启超就《凡尔赛和约》中关于中国山东的不平等条款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严正指出：“若有一国要承袭德人在山东的侵略主义遗产，就是为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媒，这个国家便是和平公敌！”梁启超的演说赢得了在场各界人士的热烈掌声。从这个意义上说，梁启超虽然没有直接参加“五四运动”，但却是“五四运动”的间接推动者。
梁启超强烈的民族情感，使他超越了个人恩怨。和梁启超同时代的那些经常“往来于中国与他国之间”的知识分子，比如康有为、陈天华、杨度等等，其实都具有强烈的民族情感。但到了当下，那些口口声声“世界公民”、有条件“往来于中国与他国之间” 的知识分子，却有不少人不认同梁启超这一代知识分子的选择。他们有时不惜出卖自己的民族自尊而求“留洋”、“媚外”，不禁让人感到寒心。
梁启超的行动让日本一些人感到了恐慌和不解。诚如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日本文化非常强调“报恩”。在他们看来，“恩” 是债务，而且必须偿还，“难以报恩于万一”是日本人经常说的一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