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来，和自己的本行“经济学”背道而驰，一天比一天远了，与“文学”的关系却倍加亲密起来，像忘形的朋友似的。严格而论，我并没有超人一等的天赋，偏要不避艰险地走上这条路去，而且觉得醰然有味，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是不是缘法？拉杂读书，兴到为文，几乎成了生活的习惯了。但是一旦遇到天才作家，正牌文士，终不免面红耳赤，显着十分忸怩。因为我是左道旁门，未可以语于大方之家。
先学写诗，继写小说，前后有七八年，这便是我的简单的履历。诗，统计起来，写过不下数十首，大多数发表于《晨报副刊》和《诗刊》，有一小部分则登在《小说月报》。曾经几次有野心想编订一本诗集，最后还是放弃了原来的计划；缘故是初期的试作，如今新诗成熟时代，印行出来，怕不会笑破了读者的肚子。最难忘是徐志摩先生，如果缺少他的鼓励和敦促，也许连这点微薄的成绩都没有。我的写诗是他寄寓松坡图书馆旧址的时候开始的。庭院里的那棵参天拿云的古槐永远在我的记忆之中。志摩在《石虎胡同七号》中描写过它，我还特别用它做题材作了一首《老槐吟》，登在前期的《诗刊》上。这首诗当时很受他的赞美。还记得有一首名《百年后》的短诗，我曾依照志摩的推敲，修改过三次才发表，足证他对我做诗的热心。那时我因读了几本莫泊桑和柴霍甫的英译选集，也学写一些短篇小说，得陈西滢、王统照两先生的指正不少。但在现在看来，都是些不成形的东西。一九三○年以后因为生活的转变，家庭的重担挑到肩头上，过着非常单调机械的日子，烟士披里纯早已逃走无踪；写诗不成，只好以全力来学写小说了。
因为自己的创作力十分薄弱，不能大量地生产；一方面又鉴于卖文为生的危险，于是不得不找一点职业的工作。这职业便是教书，也就等于“拉散车”一样，把时间零碎贱价地卖给了别人；每到日落黄昏，才气喘吁吁地回到家里，全身已经筋疲力竭了，哪里还有提笔的勇气！何况理智的粉笔生活与热情的创作生活又是绝对冲突的。但因为朋友们的催逼，却也不能完全停止写作。这两年来寥如晨星似的在各杂志中出现的几篇便是在这种窘迫和狼狈的情形之下产生的。意识的不正确，技巧的不完美，事实上也就无法避免了。
常常研究自己的作品产量稀少的原因：一半固然应归咎于生活的忙碌；一半也由于我的想像力太贫薄和生活的体验还不够透彻。今后的努力，我是完全辨清路径的方向了。从根本上说，还得多读名家的杰作。
说到写小说，个人有一种偏嗜，总爱着眼小处，尽力在字句上修饰，因此便忽略了全篇的结构，遂不免往往有雷同的布局。还有，我因为感觉着以都市的生活来做材料的创作是太普遍了（虽然其中不乏佳作），便妄想换一个新的方面来写，——这新的方面即是一些边远省份乡镇中的人物和风景。并且自己又最爱读ＢｒｅｔＨａｎｅ的富有地方色彩的小说。所以我的短篇，有好些便喜选取故乡（贵州）的题材。就我以往的创作说，其中比较惬意的几篇，如《在贵州道上》、《到镇溪去》、《盐巴客》、《潆渡》，也正是属于这一类。不过这种小说，ｌｏｃａｌｃｏｌｏｕｒ太浓，恐怕是不易得到一般人的了解的。何况我离乡太久，有些地方已经描写得不很真切。如果机会允许，还想回家一行，细细地考察一下故乡农村和城市的情形以后再写，也许可以产生几篇较好的作品，那只好俟之将来了。
（原载上海开明书店１９３６年４月初版的《城下集》）
【点评】
蹇先艾（１９０６—１９９４），现代作家。１９０６年生于贵州遵义。学生时期即开始写作，１９２６年参加文学研究会，与李健吾等组织曦社，出版《爝火》杂志。１９３１年至１９３７年任北京松坡图书馆编纂主任。此时著有短篇集《朝雾》、《一位英雄》、《乡间的悲剧》等。抗战时期，在贵州与谢逸等组织每周文艺社，出版《每周文艺》，还主编贵州日报副刊《新垒》。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５１年，先后任遵义师范学校校长，贵州大学等校教授。这时作品集有《盐的故事》、《幸福》等。１９５１年至１９６５年相继担任贵州省文联主席、贵州省文化局局长等职。此间作品有短篇集《山城》、《倔强的女人》和散文集《新芽》等。
《我与文学》：作者走出了偏远的贵州，外面的世界闯进了他的视野。他跋涉在文学的道路上，得到了徐志摩、陈西滢、王统照等先生的鼓励和支持。他热爱文学，但是爱好与现实生活的矛盾却是难以调和的，那么作者只能够选择妥协与调和的道路。在进行文学创作的过程中，大量的阅读经典著作，借鉴别人有益的经验和技巧是非常必要的。在谈到自己的作品时，作者很清楚自己的作品往往忽视了全篇的整体布局，创作的题材也多是对自己生活的西南偏远地区的描写。其实这也正是作者与众不同的地方吧，也是一种扬长避短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