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1020-1078年)有一句传世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是他个人的抱负,也是儒家学者的共同理想。这么崇高的目标,恐怕不容易达成。我们更关心的是:他如何找到这样的目标?他又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而做过什么努力?
张载是陜西人,陜西古为关中之地,而他的学派也称为「关学」。他年轻时热衷于军事,曾想呼召同伴取回被西夏所占的洮西地区。二十一岁时上书范仲淹,畅谈兵学。当时范仲淹受宋仁宗任命为陜西经略安抚副使,也是一位著名学者。范仲淹见他器宇不凡,就提醒他:「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同时劝他读《中庸》。
他当时读了《中庸》,但觉得有所不足,于是又念了佛教与道家的数据,然后再回到《六经》。三十八岁时,他在京师「坐虎皮,说周易」。对其他学者的期许是:「孰能少置意科举,相从于尧舜之域否?」
他拜访当时推行新法的王安石,但相谈不洽,因为他的政治观已经深受孟子影响,主张「法三代,仁政必自经界始」,居然想要取法古人的示范,并以画分田界作为推行仁政的第一步。这其实也是先拚好经济,改善百姓生活,然后再实施教化的构想。他五十岁回归老家,学问渐成系统,教导学生「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他的气魄日益开阔,他说:「学必如圣人而后已。」并且认为:秦、汉以来学者之大蔽正是:「知人而不知天,求为贤人而不求为圣人。」
他所谓的「为往圣继绝学」就由此展开了。首先,往圣是指孔孟,而绝学是感叹儒家之道久已失传。学术不能复古,若要继承就必须「接着讲」而不能只是「照着讲」。这时挑战有二:一是要由儒家立场批判当时流行的佛教与道家;二是要重新诠释儒家与人生各种问题的关连。
针对佛教,张载的对策是「立气破空」。佛教主张四大皆空,以「心」作为天地起灭的主宰,否定了物质世界的实在性;同时,佛教还「以空为真」,认为人生人死皆是幻妄。如果这是真实情况,那么死后轮回又是怎么回事?张载的意思是:万物的原始质料是「气」,气的屈伸即是鬼神:「鬼者,归也」,「神者,伸也」。他说:「气于人,生而不离,死而游散者为魂。」这是从《易经‧系辞传》得到的理解线索。
针对道家,张载的对策是「以有破无」。老子的思想是「有生于无」,由此可能导入消极无为,甚至避世颓废的后果。张载认为,有与无都只是「气」的聚与散,这两者是一体之两种面貌,并无本末之分。
接着,让人好奇的是,这种「气化一元论」(用气的变化来解释万物的存在与发展)真能代表孔孟的思想吗?读过道家《庄子》一书的人都知道,庄子在描写生死时,明白宣称那是「气之聚散」。那么,张载如果坚持宇宙万物的本源是「太虚」,而「太虚即气」,那么他就必须说明人性的特殊结构,否则又如何接得上儒家所强调的道德修行?
张载认为:人有气质之性与天地之性。前者是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可以经由学习而改善的。这两者都是人性的组合部分。他的说法是:「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意即:人诞生于世,有了身体,那么气质之性随之出现。这种气质有清有浊,有刚有柔,但总是有所偏执。如果「善反之」,好好回溯本源,譬如读书明理,反身而诚,就会发现原来自己身上还存着天地之性。
天地之性又称「天理」,气质之性则代表了「人欲」。孔孟立「天理」,但其学说失传,以致后人「灭天理而穷人欲」,陷入人欲横流的不堪之境。因此,人生只有一条路,就是「存天理,去人欲」。这种观念成为宋明儒学的共识。于是问题成为:人皆有人欲,但人欲必然是恶的吗?答案是:把人欲当成私欲或物欲,那么必然以私害公,造成社会灾难;但是人欲也可以经由修行而成为大公无私而不再以自我为中心,那么这时就显示了「天理」的作用。所谓读书明理,学做圣人,其关键全在此处。这种说法不是没有困难。譬如,既然「气」是万物的本源与实质,那么气与天理的关系如何?为何物质性的气,会给人以道德上的要求?人为何一方面要随顺气的变化,如张载所云:「存,吾顺事;没,吾宁也」,而同时又须致力于成为完美的圣人?
宋明儒者凡是主张「存天理,去人欲」的,大概都无法回避这一类质疑。现代人固然要学习明白天理(人生的应行之道),但同时也知道自己既然是人,就不可能摆脱人欲的束缚。人欲未必是束缚,它也是真实人生的轨道。就像孟子说的,圣人之中,有「清者、和者、任者」,以及像孔子一样的「时者」。清、和、任三者,都离不开特定的气质轨道;「时」则难上加难。宋儒之可贵,未必在其学说,而在其理想高远而心境平和,是即孔子所谓「君子坦荡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