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教育包括民主意识和民主精神的教养，特别是四书五经，儒家文化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我们国学的精粹，是全人类弥足珍贵的文学遗产。
《社会科学报》/ 叶匡政访谈：国学教育传递的是一种价值观
（《社会科学报》2008年4月24日，记者：陈占彪）
（记者 陈占彪）近日，台湾地区的一套《国学基本教材》在大陆出版，该书系大陆引进的第一套台湾语文教材，四十年来，台湾人的青春时代都诵读过这套教材，与大陆的相比，台湾的国学教育相对来说比较连贯，比较成熟，已形成自己的一套教学设计，课程配置等，我们请该书主编叶匡政先生讲述台湾历经四十年打磨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经验，也许能为我们的国学教育提供一个对比，一个借鉴，一个思考。
《社会科学报》：历史上的台湾中、小学“国学教育”情况如何？
叶匡政：台湾的教育历史比较复杂。1945年前，台湾被日本侵占了50年，一直是日式教育，官方语言也是日语。1945年收复台湾后，才开始慢慢肃清日语的影响。1949 年，国民党退守台湾，便着手大力推行“重建中国文化”的教育。1952 年，通过《台湾省各级学校加强民族精神教育实施纲要》，其中规定：国民学校把“爱国、守法、孝顺、信实、礼节、合作、勤俭、整洁”作为民族精神教育的中心，中等学校以“忠勇、孝顺、仁爱、信义、廉耻、礼节、勤俭、合作”为训导的准则。自此，正统的儒家思想一直在台湾教育中占主导地位，而这一切是通过国文教育来实现的。
《社会科学报》：台湾的基础教育过程中国文教育理念如何？
叶匡政：从小学到初中，台湾如今称为“国民中小学九年一贯制”教育。在国民教育期间，它的教育目标明晰，就是“培养人本情怀、统整能力、民主素养、乡土与国际意识以及能进行终身学习的健全国民”。所以在其《语文课程纲要》中，明确地将“体认中华文化的精髓”作为其语文教育的基本理念。
具体表现为，首先课程学习时间长，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全年200天授课时间，规定《国文》要占到正规学习时间的30%。其次，逐步提高文言文的教学分量，比如初一上学期文言文占课文的20%，以后每学期递增10%，到初三下学期占到60%。另外，书法也是初中国文的必修课，平均每两周一课时，学生每天要练习毛笔字。比如在《纲要》的能力指标中就要求：“欣赏名家（欧颜柳褚）碑帖，辨识各种书体特色”“用硬笔毛笔写出正确而美观的硬笔字、毛笔字”“能欣赏书法的行款、布局、行气”。书法成绩计入国文成绩中。
在初中《国文》教材中，有一篇题为《弘扬孔孟学说与复兴中华文化》的文章，文中说：“孔孟学说，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为我国学术思想的主流，亦为民族文化的精髓。我中华民族所以可大可久，历五千年而不堕者，就是由于我们以仁为本的民族文化，能绵延不绝，日久弥新。”这句话基本道出了台湾重视国学教育的原因。总的说来，台湾国民教育比较完整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教育的思想，注重中国儒家伦理道德对学生的熏陶，把立高远志向、孝敬父母、学会感恩、劝学惜时、做品行修养高洁之人作为国文教育的主要目标。
到了普通高中，国学教育的分量就更大了。不仅制定了专门的《“论孟选读”课程纲要》。在《“国文”课程纲要》中，也明确把国学教育列为它首要的两个目标：1.培养阅读文言文及浅近古籍之兴趣，增进涵泳传统文化之能力。2.研读文化经典教材，培养社会伦理之意识及淑世爱人之精神。可以看出，台湾的国学教育是从培养学生“社会伦理意识和淑世爱人精神”的角度提出的，目的是让学生学以致用，把经典中的文化精神传播到社会生活中去，把传统中的人文精神发扬光大。所以纲要要求：“吸取古人深思、反省之生活智慧，并落实在日常生活上；配合现代思潮，以达新旧传承之目的。”
《社会科学报》：能否介绍一下他们的教材使用情况，以及更为具体的教学安排。
叶匡政：教材上，高中国文有三套教材：《高中国文》、《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国学概要》。其中《国学概要》为选修课。《国学概要》中，不仅文言文比例均在50%以上，而且要求高中生具备写作明易文言文的能力。作文教学也体现了重文言文的倾向，这从早年台湾大学联考作文题就可看出，如：《曾文正公云：“风俗之厚薄，系乎一二人心之所向。”试申其义》《荀子云：“吾尝终日而思，不如须臾之所学。”试申其义》《言必先信行必中正说》《仁与恕相互为用说》等。
《中国文化基本教材》与《高中国文》同时教学，贯穿高中三个学年。一般他们的教学安排是：《国文》每周3学时，《中国文化基本教材》每周1学时，作文每2周2学时。《中国文化基本教材》也就是我们引进的这套《国学基本教材》，内容为四书的现代阐释。这套教材教学目标主要是阐明儒家义理，并倡导学生躬行实践，所以老师在讲读时，也常常配合历史故事与日常生活事件，阐发其中所蕴藏的深意，使学生能透彻领悟，在动静语默间，达到培养人格、陶冶情操的目的。
这套教材的《教师手册》中说明了学习四书的意义：“四书中所讲的伦理道德，是人与人相处之道。人与人的关系，古今相同，未尝稍变。孟子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大学》所谓‘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这些基本精神，现代亦未尝稍变。”“四书为中国文化的宝典，儒家学说的精粹，非口耳之学，乃身心之学，应教导学生由此学到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进而在生活中身体力行，以有助于个人的立身处世。”“儒家思想就是人生哲学……其中心思想是济世安民，以今日观之，仍具有时代意义……此时此地学四书，不是抱残守缺，而是为恢复民族自信心，建立和谐的伦理观念，因此教导学生研读《中国文化基本教材》，是要其体认中国文化的精博，培养其爱国淑世的精神，从个人的道德修养与行为实践做起，以奠定家庭伦理、社会秩序与国家建设的基础，进而实现社会大同的理想。”
而《国学概要》则分为“文字构造与演变”“修辞种类与方法”、“文学体裁与源流”、“史学略说”、“经学略说”、“子学略说”等，在整体上呈现了国学的源渊与总体脉络，为学生的阅读及成长后的终身学习提供了一个大略的学术指导。
高中生的国文总成绩一般按如下标准计算：《国文》与《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属必考科目，占总成绩的50%；作文练习成绩占40%，课外阅读成绩占5%，书法成绩占5%。从这个标准可看出，台湾的国文教育对学生的考核是非常全面的。
《社会科学报》：我们的语文教育与在台湾的国学教育相比较的，不同之处何在？
叶匡政：最大的不同就是，台湾的国学教育有一个统一的哲学基础，那就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干。这个哲学基础，也可以说是信仰，经过几千年的实践证明是适合中国人生活的。有了统一的哲学基础，才能帮助学生形成一个比较统一的世界观与价值观，道德、伦理与人格的教育也才有落脚点。将“传道”作为目标，可以说是台湾国学教育最明显的特点。
而大陆语文教育，强调的是语文的工具性。这几年虽然发明了“语文素养”这个词，开始关注语文的人文精神了，但因为没有统一的哲学基础，所以教材中收录的作品所传达的精神与价值是混乱的。你说，把孔子、鲁迅、卡夫卡的作品放在一起学，学生最终相信谁的思想与价值观？结果是，语文越学，价值观越混乱。
一个健康的社会，它的主流人群，应该奉行的是基本相同的社会价值观，这样社会才能稳定，生活其中的人才能感到幸福。而这一切，必须依靠教育来实现，而教育中只有语文教育能够承担这个功能。所以确立我们语文教育的哲学基础，是相关部门的当务之急。
《社会科学报》：这次引进的《国学基本教材》，与市面上种种国学书籍相比，其区别何在？
叶匡政：我们知道大陆的国学研究一直注重校勘与考据，做国学的现代阐释的学者很少，使得中国传统思想的微言大义根本无法进入公共话语平台，更不用说指导普通民众的生活与认知了。市面上虽然出现了一些相关的书籍，大多带着偏颇的个人视角，很多普及读物，对国学的解释方法是混乱的，对传统文化价值的传达是谬误的。
这套教材的可贵之处，是注重与现代社会生活经验的结合，每一篇原典后的“析论”部分都十分注意培养学生生活经验与伦理意识。从每单元后面的“问题与讨论”我们就可看出，比如在论语“言行”篇后，讨论问题是“现代社会讲究‘自我推销’，这和孔子要求的‘讷言敏行’是否矛盾？”而在孟子“存理克欲”篇后，问题是“孟子主张养心寡欲，但发展经济必须刺激消费，如何在寡欲和消费之间取得平衡呢？”这些问题都会促使学生在反省现代社会时获得生活的智慧。
《社会科学报》：你认为我们国学教育在现行教育体制和框架下如何可能？你有没有这样的设想？可行性如何？
叶匡政：我们的国学教育进入现行教育体制正在成为可能。近年，已有北京、上海、福建等10个省已实行了语文教改，将语文必修课的时间缩短到2个半学期。另外3个半学期，设定为选修课时间。各学校都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来决定校本课程的使用。比如厦门的松柏中学就已经决定使用这套教材作为校本课程了。去年以来，国学如何进入教育，已成为中学教育的热门话题。据我所知，今年教育界就有好几个研讨会探讨的是这个主题。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语文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培养学生的社会价值观。一个健康的社会，它60%以上的主流人群，应该奉行的是基本相同的社会价值观，这个社会才能稳定，这个社会中的民众才可能感到幸福。所以国学教育的目的，不仅是为了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更多是为了通过培养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来重构一个全体民众可以共享的文化共同体，藉此唤起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国家认同的新秩序，而这一切必须是在学校教育中完成的。
《社会科学报》：如何看待民间层面、自发形式的国学教育，比如读经班等？
叶匡政：这种民间自发的国学教育，说明了民众对信仰缺失的恐慌，他们在尝试着重新接受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与精神，来寻找心灵的寄托。儒家强调天道就在日常伦理中，你只有理解了儒家，才能理解我们的文化中，本来就有一种类似宗教的力量。它使人即使在挫折中，也能体会到生的幸福感，它可以时时抚慰你的心灵。儒家自古就是大多数中国人心灵的教堂。
我认为这肯定是好事，学校教育与民间教育从来都是互补的，现在讲求终身学习。我认为民间的国学教育只会越办越好。很多事物在发展之初，有一些无序是正常的。多诵读一些国学经典，我想你会对这块土地多一些理解，更对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也多一些理解。
《社会科学报》：国学教育中一部分是书面上的“国学教育”，但更重要的是要落实在日常生活的行为举止之中，文化实践之中。我觉得不能忽视这一部分。所以国学教育也许要重视这一方面。
叶匡政：因为教材传达的是一种明确的人生信仰，所以台湾国学教育强调的就是躬身实践，就是知行合一，要求把所学的内化为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准则，非常注意学生生活经验的积累。大陆语文教育在生活实践上，可以说极为欠缺。
这里我想引用台北县国中初中一年级语文老师的一次课程设计，我们就会明白台湾的国学教育是如何倡导身体力行的了：
课文：《论语论孝选》
主题：躬行孝悌
学习单设计：
1. 先说明自己是怎样对待父母的（实情）。
2. 这一个月来的变化（言语、行为、态度）。
3. 因为变化、家庭气氛变化（反思、思考）。
4. 因为躬行孝悌这件事，让我体悟到……（感受）
□ 反省自己的言行。
□ 认真观察熟悉又陌生的父母。
□ 站在父母的立场去思考父母所做的事。
□ 尤其重要的是：实践孝悌不是一个月的事，是终身的事。
《社会科学报》：在小学如何进行国学教育？尤其是那些经典的东西，小学生如何能懂，现在有的地方的做法就是死记硬背下来，我想这也许不是一种较好的做法，如果小学生不能懂，背它有什么用？
叶匡政：我可能不同意你的看法。我以为小学国学教育最好的办法还是背诵，这是中国几千年私塾教育检验过的。理解可以帮助记忆，但理解不能代替记忆。而能记住的东西，终有一天会理解的。
儿童时期是记忆力最好的时候，有研究表明，一个孩子背“小鸭乖乖”和背“有朋自远方来”，难度是一样的。过去的唐朝王勃，六岁能辞章；康有为七岁能属文；粱启超六岁毕业五经，八岁学为文，九岁能日缀千言。这并不是说古人比现代人聪明，而是我们常常低估孩子的智力。有读过私塾的老学者就说过，刚开始背时，是一点不懂，但若干年后，一旦豁然贯通了，不懂的全懂了，而且是“立体的懂”。
这个“立体的懂”很有意思。现在小学生的学法是，记住一个生字，再记住有哪几种字义，然后记住句子，这只是一种平面的懂。比如说“仁”字，在《论语》中出现了100多次，每一次的用法含义都有一些微妙的不同。按照我们现在的学法，就是将“仁”的含义归类，然后记住这些归类后的含义，但你读《论语》时，碰到一些词义变化微妙的地方，还会不大懂。如果能熟读背诵了，把有“仁”的句子都记住了，把这些句子的上下文也记住了，那么因上下文关系而发生词义变化的地方，你自然理解了。你不仅理解了它的含义，你还知道为什么会是这个含义。这就是一种“立体的懂”。这种融汇于血液中的懂，就是私塾教育所追求的精神。
《社会科学报》：我们过去的“国学教育”可谓是私塾教育，私塾教育利弊何在？
叶匡政：私塾教育的最大的好处，就是充分发掘了孩子的记忆潜能。过去十二岁，就要求背诵完四书五经。而且孩子记住的，是让中国人两千年得以安身立命的哲学思想，或者说一种信仰。我想这对他们未来的人生，对他们人格与道德的培养，一定大有益处。有这样的文字记忆，不说别的，就是作文演讲也会比别人多一些素材。
我们今天小学语文所教的那些文章，告知孩子的那些道理，都是不接受学校教育长大了自然会懂的东西。什么“春天来了，小草变绿了”，孩子在家庭生活中就可以得到这些生活经验，还用专门的课堂讲授吗？我个人认为这属于无效教育，唯一的用处就是认识了一些字词。
我目前丝毫看不出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有何弊端，只是它的很多教育理念今天已经失传。
（《社会科学报》2008-4-24，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