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研究：从一记一赋
看上游文人的川江审美观
谭云籍 谭蘅君
作者按长江江津段不少文人写过诗词歌赋，这些文人有本地人如江渊、钟云舫等，有外地人如张问陶、范成大等。不同的眼光看怒涛排空，声震百里的江景会产生不同的感受，笔下的江水也会或婉约或磅礴，或惊叹或惊恐，体现着不同的审美取向。本文从《江津县志》上取一赋一记，看江津文人和相邻的永川文人笔下的江津段长江险滩，各展示了怎样的审美体验？是否体现了巴人群体的某些共同特质？
千里川江为长江上游，水势奔涌，湍流呼号，浩浩荡荡，声若惊雷，多显江水之雄奇。
苏轼从老家眉山出川，川江为必经水域，因此面对大江东去，有了“乱石穿空，惊涛拍岩，卷起千堆雪”的描写。这恐怕更多来自长江上游的体验，毕竟长江在黄冈段已经变得多少有点温顺平缓。
苏轼《赤壁怀古》作于1082年七月。《赤壁赋》作于七月十六日，那时的赤壁只有“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的场景，绝对没有词作中的波涛翻卷之状。
杜甫流寓上游奉节，一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也只是从空间上写出长江之无穷；李白在安徽芜湖的天门山，一句“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也只是写出了山的强势刚硬，水的无奈回漩；在白帝城遇赦，“千里江陵一日还”“轻舟已过万重山”，也只是写出上游水速之快，未有川江不羁豪放之态。
而在《荆门浮舟望蜀江》时，唯剩下“江色绿且明，茫茫与天平”，突出中游水量较多而已。完全没有“涛似连山喷雪来”“浪打天门石壁开”的雄壮之美。
至于豪放派词人辛弃疾，可惜一生未到过上游，只能站在长江尾巴上的北固山，呤出一句“不尽长江滚滚流”，据说是化用杜诗，却化不出上游雄风。
宋代李之仪《卜算子·我住长江头》，一句“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长江上游川江，突然变成万种柔情，情人眼里的江水，都是柔柔的思念。白居易《忆江南词》中的“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直接避开长江，是地地道道驯服后涂脂抹粉的苏杭之水，虽然他在重庆忠县当刺史2年，却因精神上暗恋杨贵妃，天天试种荔枝，根本没心情体验上游的壮美河川。
还不如崔季卿的“八月长江万里晴，千帆一道带风轻”，多少有点壮阔味道。黄庭坚到过上游，还去过江津、泸州、宜宾、乐山，绝对领略过上游川江之险，但一句“长江淡淡吞天去，甲子随波日日流”，毫无其师东坡先生的豪气。
因此，有必要看看正宗长江上游文人的川江审美观，也许会有不同的水文化味道和人格特质。
本文选择《江津县志》记载的两篇写江津段长江水域的文章，一篇是永川人罗洪载的《大矶赋》，一篇是江津人夏泽的《黄石龙记》，这两处均在县志里列为“险滩”。
一篇赋，以夸饰奔放的笔法张扬了川江雄壮之美。一篇记，以记实朴素的笔触，写出了江津文人智斗险滩，淡泊名利的高洁品质。
《江津县志》载：“大矶脑（硇），在松溉下，大水险。”
古汉语将水边突出的大石称为“矶”，大矶脑（硇），自然是江边特别突出的大石头。
（一）《大矶赋》的写作背景
《江津县志》载有“明户部员外”罗洪载的《大矶赋》，那么罗洪载是何许人也？
族谱记载为：罗洪载，字道舆，号浒矶，明正德己卯举人，庚辰进士。仕至户部主事，释褐即疏劾肖敬，直声震于朝。著有《浒矶文集》五卷，邵宝（《明史·列传》第一百七十）二泉（邵宝别号二泉居士）诸先生曾赠公诗文。
正德己卯是公元1519年，庚辰是公元1520年，距今500多年。
查《明史》，有“户部主事罗洪载”。查《四川通志》，记载为：“进士、户部主事”。
海瑞也曾任户部主事，为朝廷基层官员，但比员外郎要强，相当于现在财政部、央行、税务总局、民政部的下属官员。
进士出身，跟苏轼们相同。至少写作能力绝对全国前列，否则在以八股定乾坤的科举考场，肯定拿不了进士文凭。
罗洪载为永川人，出生于著名的松溉古镇之罗氏家族。松溉曾两次作为永川县政府所在地，更是水陆货物集散地，人杰地灵。罗氏为当地望族，曾出过状元1人、省元1人、解元1人、进士11人、举人13人、贡生20人。
罗洪载所写的大矶在哪里呢？
除《江津县志》所记外，清光绪《永川县志·舆地·山川》也有记载：
“松子溉，邑之雄镇也。商旅云集，设有水塘汛，查缉奸盗。又下曰东岳沱，深数十丈，石刻‘澄江如练’四字（郡守陈邦器书）。沱上北岸，有后溪水来注之。东岳沱之前，曰哑巴溉，水最险恶，往来舟子不敢作欸乃声，故此以名。其下流有巨石立江边，形如虾蟆。水涨及虾蟆口，船无敢上下者。过此为大矶硇滩，江流至彼，乃入江津界。”
现在清楚罗洪载写大矶赋的原因了：因为大矶在永川松溉下面的江津朱杨镇水段，离他家很近，又颇有险名，因此一个永川文人便写了江津河段的大矶险滩赋。
大矶距松溉太近，行政区划却刚好是交界处，看起来又那么远。
（二）《大矶赋》写了什么？
走进《大矶赋》，首先是序言：“大矶，九矶之首矶也。在松矶东南，远见巨石横江，然未尝一至也。每夏，江水泛溢，声震百里，艛艪上下断绝，盖绝险矣。时夏，予系艇而观焉，因为之赋。”
我们怀疑“松矶”或为“松溉”误笔。序言介绍了大矶的位置，一个“横”字，说明是大石插向江中，阻拦江水。夏天“声震百里”这种场景，肯定是长江下游无法体验到的壮丽景象。
首段“予观大矶之奇也，发乎石笋之支，镇乎岷江之口。”写出大石来历，属于华莹余脉之云雾山脉分支下的石笋山的延续。
石笋山，分阴阳两山，阳山如男根，阴山如妇乳，对峙而立，乃道家名山。沿此山有一溪流，叫圣水河。石笋山延降至圣水河与长江（古时叫岷江）交汇处，最后沉于江中。
罗洪载叙述为：“其来也，或耸而为峰，或委而为坡，或深而为阜，及其底于江也。”
这石滩有多大呢？
“远见巨石崭崭，截江之半，横亘而孤峙，若虎之伏，形若龙之骧首。”占了长江一半的宽度，远望巨石高峻突出，形状如老虎低伏，如长龙抬头。
罗洪载写出了秋夏不同的水态。枯水期时，“当秋至而水落，江过其下，静若镜光，厥波不扬。两涯（相距）曾不里许，若寻丈之可量。”站在石矶伸入长江的末端，离对岸不到一里，好像很容易就可测量其宽度。这时的江水很温柔地从大矶石下面流过，水波不兴，平静得象一面镜子。
但春潮一涨，夏天一到，则是另一情景：“及夫春气融，夏日烈，雪山颓，冰壑决，注雨连昼，百川奔溢。”
雪山融化加暴雨连天，百川汇聚长江，江水终于变得暴戾张扬：“江于是乎潏潏漰漰，排天浴日，傍溢弥望，陡起千尺。冯夷喜而叹洋，天吴骇而丧魄，放千里而下趋，忽此矶之见阨，鼓万顷之漰涛，战数仞之巨脊，若劲兵之遇强敌，势不相下，气不相伏，而力足相抗也。”
这是一场劲兵与强敌的战斗。河神冯夷兴奋地感叹江水如汪洋泛滥，水神天吴则吓得惊魂飞散。
于是罗洪载开始描述这场大战最精彩的场景：“于是时也，江欲冲石而东注，石欲抗江而西折，勇心不回，斗气愈杰。其怒也，摇地轴而欲动；其号也，震天枢而若裂。日月为之薄晦，风云为之惨恻。巨鲲化而渤澥迁立，飓母猛而风沙四塞。驶万雷于九霄，鼓三军而一决。轰百里而聋瞆，压千峰而踬跌。盖江之最险，而观之奇绝也。”
这比苏轼笔下的赤壁更见风采：水与石的精神和斗志全出来了。不仅仅可以感受到地动山摇，听到如万雷轰然聋瞆的声响，还能近距离看见水雾弥漫，隐没日月，体验风云变色，山峰晃荡，灵魂出窍的惊险感受。
对比郦道元的《三峡》，“夏水襄陵，沿溯阻绝”，也只是突出江水之疾，未有如此骇人场景。
作为一篇赋，罗洪载深得起承转合之妙，马上宕开一笔，将大矶与钱塘大潮、砥柱石、瞿唐峡三者对比，认为“三者天下之至险也。曾不知此矶之险，殆有甚焉。”
对于见过其他三险的人来说，经此比较，马上能领会大矶险到何种程度。
至此，罗洪载开始由形转到神，提炼出大矶的精神品质：“不但争衡而颉颃，予于是又知夫天下之事所谓奇特者，必有激于不得已，夫然后舍其庸常，抗为雄伟，插八翼而天飞，惊一鸣于众耳，功足以盖当世，名足以垂千祀。”
万物也罢，人也罢，都是在环境逼迫下，不得已而奋起。只有抗争，“舍其庸常”，才有建功立业，千载享祀的机会。
因此，“奋发于困阨（困苦危难），振掉乎险阻，拂（弼）其志而后通达，穷其身而兴起。”这是人成就其生命高光时刻的必经之路。
这几句，怎么看都跟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相似。
作者最后感叹：“彼区区之流俗，玩易故常，莫不神阻气折，颜汗而心死。”见过生死博弈的水矶血溅长空的景象，再对比社会上流行的风俗习惯，那些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之人，哪有如此壮美的人生？实在是汗颜得令人无地自容。
“淼淼茫茫，千里就下、与天同光”的江水，遇此大矶，“忽然撼天地而震响，咤风霆而飞扬”，皆因大矶奋发抗争之精神。
表面写大矶，实写人生之悟也！
（三）巴渝文人的阳刚审美观
这就是川江上游文人对江水与大石碰撞激发的豪情壮志的赞叹，从更深的文脉去探索，它体现了巴人阳刚勇武的精神内涵。
巴文化圈，从川南来说，起自宜宾，包括泸州、永川、江津等沿江城市。
中国历史上最能征善战的民族，历来有“北蒙南巴”之说。巴人在中国历史上一出场就是牧野之战的先锋军，以其奇特的军舞战法，令“殷人倒戈”，实现商周易代，改写中国历史。随后助刘邦入三秦，取得楚汉战争的胜利，巴渝舞进入汉宫，涵养了汉朝“虽远必诛”的强悍精神，巴人获得朝廷免税权。
进入南宋，钓鱼城一战，巴人击毙蒙哥，不但保南宋国祚延续20年，还迫使西征欧亚的黄金家族突然东撤，西亚和欧洲压力骤减，改写世界历史。进入明朝，白杆军与戚家军、关宁铁骑并称三大铁军。进入民国，重庆成为陪都，巴人抗战改写亚洲历史。
只有刚性的群体，才能体验大矶的豪壮气魄，领略“奋发于困阨”的搏击之美。
罗洪载虽然只是户部官员，但其激情豪迈的铁血品质，抗争上进的人生选择，令许多文人诗词相形见拙。
讴歌壮美，赞扬气势磅礴的阳刚雄风，体现了上游文人的审美取向。与婉约柔媚的下游歌喉，形成强烈对比。
二、《黄石龙记》：审其智慧，大德圆融
夏泽，江津人，明朝弘治年间举人，也是读书人中的一流高手。弘治是中国明朝第九个皇帝明孝宗朱佑樘的年号，相当于公元1488年至1505年，前后共18年。
夏泽是明弘治戊午年中举，即公元1498年，距今500多年，弘治之后就是正德，跟罗洪载中举相差21年，基本上算是同一时代之人。
《江津县志》载：“黄石龙，在史坝下，小水险。”此处与松溉大矶险滩比较起来，温柔多了。但也是相对而言，毕竟仍属上游险滩之一。
（一）黄石龙险滩有专业捞救索钱的人
黄石龙与其他险滩不同。其他险滩是横江而立，因此“益多水之汹涌，益甚其势”。水越多，越凶险。水以“夏秋为盛，冬春流涸”，因此夏秋为高风险期。
黄石龙不是从江边山上延伸下来横在江中的大石头，它是“自江中直起，长脊高背，可数十丈，绵亘逶迤若游龙……顺流偃卧，不与水争，故不以石为险。”这条石龙，是从江中立起，顺江绵游，顺水偃卧，因此它像一条巨龙伏在江中，没有惊涛，没有劈波斩浪的壮景。
它的得名也跟水无关。“色黄而赤，兼之壤土漾沙，时或积之，恍如鳞甲，故又名黄石龙。”石头本身呈赤黄色，加上细沙堆积在石背上，犹如龙之鳞甲，于是称之为黄石龙。
夏秋江水“泛溢之际，水高出其上，两岸皆平，荡然空际，波浪不惊”，水流虽大，但却没有激波拍浪，江水唱着战歌从黄石上淌过。
但冬春“水涸之际”，黄石龙露出水面，形成“沙碛在左，岩壁处右”的险滩态势，“凡舟自上而下，远望峭壁，恐舟之撞崖也，急挽舟而北，顺石龙以下，稍出浅横，流必入碛上，细石成群，乱流冲击，舟横而侧顷之，沙石皆动，积与船平，舟斯溺矣。”
原来，船本应从右行，但船工怕撞上右边的峭壁，急切间向左向北，顺着江水而下，但右边水浅，船横在细石滩上，水流冲击，船必侧翻，陷入沙石，江水很快就积满船舱。
所以“冬春之交，十必没六七，其险非石龙为之，畏崖壁而左行陷于碛上搁浅之所至也。”
碛，指浅水中的沙石。船工害怕撞上崖壁，结果浅搁于沙石上。船一旦入细滩沙碛，“舟入其中，势必折坏”，因此“两岸居人熟知其故，恒驾小舟于下，一遇舟坏，便群争打捞，索救竞拾。覆舟之客，横立溯流，号呼不已。此方之人，岁以为利。”
对于舟客来说，一旦陷入水中，虽然水势并不汹涌，也不深，但毕竟害怕，大呼救命。两岸土著居民熟知情况，赶紧过来索钱打捞，以此为利。
换一个角度思考，如果索钱并不夸张，或者是合理范围，其实也是做一件好事。如果借此高价敲诈，那肯定有违良知。此处未记载费用，只是“群争打捞，索救竞拾”，忙着救人。
黄石龙的险情也很特别，不在夏秋洪水期，反在冬春枯水期，好像跟大矶们对着干。
（二）黄石龙的秘密和夏举人的妙计
夏举人在此风景优美的两岸都建有别墅（“予别业在两岸”），经常“闲游别观，徒上至下，周游往复。”因此了解黄石龙的奥妙，“知此地虽险，石龙之尾即接碛口。碛口似宽，其实极浅，舟师以多为平而下，误入其中，便陷入碛耳。”
他提出解决黄石龙的办法：“若砌此尾填高与龙尾平，则水顺而右下且直，必不入碛矣。”
考虑此处“度不过十余丈，水落之际，俨然坦平。”如果用沙石把入碛口砌高与龙尾平，那么水直接就顺着右边下去了，船工也不会往左边行去，问题不就解决了？
怎样砌这道水中的石墙与龙尾平呢？
夏举人设想：“掇碛中之细石。左手举而投诸右，非有疏凿扛举堆砌搬移之劳，在垒负尤易。须百十人挨序鱼贯长接移投，不难成功也。”
直接把左边的细石投到右边，不需要开凿挖掘扛举搬移，垒起来非常容易。只是需要百十人排成序列接移投送而已。
至于岸上土著居民，并非因此就失去生计，毕竟“上下之民不惟溺而利，抑暗于势无可谋者已。”只是环境所然，打捞搜救也不是唯一谋利求生的方法。
窥知黄石龙秘密和想出解决之道还不是精彩的地方，最有智慧的设计是后面。
夏举人不想自己出面去抢功，他看见一个游僧和尚，叫广惠，“担瓢自南偶憩于此”，于是“携之远眺”，让他在 “一日之间，见舟没者数”。
夏举人便“指点其故”，告诉他原因，再“与之谋”划，让他“结庵与石上”，提前告之客船往右走，用这种方式“募往来客商得若干钱，居民闻者皆笑之。”
这种得钱的方式，肯定与落水抢救得到的钱，在数额上是天壤之别，难怪江津土著居民会嘲笑他了。
虽然如此，“越一载，所集已足募松潘部落三百余。”
原来，夏举人与广惠只希望能募得招“松潘部落三百余”人的工钱而已。
有了工钱，找到人手，按先前设计的方法施工，“凡七十日而功成”。修好之后，“沿石尾而为漩水，顺则舟随势而东，更不入碛，晏然无事矣。”
这下广惠和尚成了名人，两岸居民早忘了这是他们找钱的方式，不但不恨他，还大力称赞他“有善力，能挽江河而济溺也。”并“群筑刹而奉僧焉”。
专为广惠和尚建寺庙奉祀，足见明朝时江津人之善良纯朴。
夏举人也禁不住称赞乡民说：“可见人原无乐害人之心，见利而动，遂不由中耳。”没有人会以害人为乐，为利而往，人之常情。由此可推测，黄石龙未改造前，居民搭救落水商旅，一定不会敲诈。
夏泽还上升到天道高度，认为“天亦不以不义之物厚乐祸之，人前此获溺之多，未见其富，今日无捞救之事，亦未见其贫。”
该怎样的命，还得怎样过。而且给你“不义之物”，你以为是快乐之事，其实是故意“祸”害你，因为你会失德。
这种天道价值观，很有传统味道，颇有意思。
（三）身隐功后和传递善举的大德胸襟
换个角度，以夏泽的经济实力，自己出钱请人改造黄石龙险滩其实并不难，但居然让一个和尚来做，这中间充满智慧。
和尚是以善的形象救溺商旅，能得众人拥戴，它的背后是群体精神的信仰所在。如果换成私人直接改造，可能真会招致土著捞救者的不满，毕竟这是能增加他们收入的事。
不过即便有一些阻碍，却不一定会影响结局。夏举人可能会成为当地人口中的大善人，妥妥明朝江津甚至重庆一大红人。
但夏泽选择做幕后英雄，将功名财利全推给广惠和尚，这种做法，在古代既展示了一种高洁的品质，更体现了传统“阴德”观。做好事不留名，此生不报，来生大报。
招摇过市做好事，这是积“阳德”，世人皆见，人人称颂，其德报已完成。
悄悄做好事，众人不知，却让众人得享其便利，这种“阴德”当世未报，按中国古代因果观，将随其一生，甚至福报为来世或福报其子孙。
这是大德也！
过了七年，夏泽回来，“广惠老而尤坚，再赴舟游，追忆昔日”，想到“陵谷易变”，沧海桑田，“安知异时迁转不常能必其久而无虞乎？”这法子就能永久保得平安吗？
因此“为之序”“併记于此，俟后日之君子可以随时补救，因势制宜，则固无不可为之事与无不可为善之人也。”
夏举人想得很远，如果未来出现其他变化，希望彼时乡人能“因势制宜”。
他相信，天下没有做不成的事，天下永远有行善的人，可见夏举人意志之强，善念之坚。
川江上流文人，以其智慧，向我们展示了智改险滩的故事，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理得天衣无缝，还顺便弘扬了佛法，又把自己隐藏在功名背后，这种价值观与审美观，彰显了江津文人智慧圆融的德性。
（三）黄石龙背后的历史故事
黄石龙背后其实还有一个历史故事，《江津县志》未载。但西南地方志学者邓少琴在《江津县志沿革志稿》中记载：公元35年，光武帝命征南大将军岑彭自荆门溯江而上征讨公孙述，破公孙述大将侯丹于黄石。
“此黄石，章怀注及《水经注》、唐杜佑等均为涪陵县下游之横石滩。但《读史方舆纪要》辨之”，认为应在今璧山江津县上。
邓少琴先生说：“按此称之黄石，即今江津朱家沱上之‘黄石龙’也。所云璧山，即今永川松溉镇突出大江北岸之朱家沱也。”
这场平蜀之战的大迂回核心战略，原来是在江津县黄石龙展开，离夏泽写作已过一千多年，距今近两千年矣。
是不是觉得黄石龙险滩突然有了金戈铁马的搏斗与嘶鸣声，混合着江水的涛声，远去的鼓角争鸣又回响在今天的时空？
历史现场为：岑彭率兵6万，攻克江关（今奉节）后，进至江州（今重庆市），见江州城粮多，一时难以攻破，就留冯骏军继续围困江州，亲自率兵直指垫江（今合川），攻破平曲（今合川东南一带）。公孙述派部将延岑、吕鲔、王元、公孙恢等拒广汉、资中，侯丹率兵二万拒黄石。
岑彭派臧宫率卒数万人与延岑相持，亲自率军回江州，沿都江（岷江别称，即今长江）而上，经巴县、至江津黄石袭破侯丹。昼夜兼行，长途奔袭，攻克武阳（今彭山区），并以精锐骑兵袭击离成都仅数十里的广都（今双流或成都南），蜀地为之震骇。
公孙述派刺客伪装成逃亡奴隶，投降岑彭，在一个叫彭亡的地方乘夜刺杀了岑彭，让后人将此与凤雏庞统死于一个叫落凤坡的地方联系起来，感叹天命玄妙。刘秀命吴汉率兵三万赶到前线，接替岑彭指挥。
因此，岑彭被阻合川，此路不通，立即调转军队走长江水道，出奇兵，黄石龙大破侯丹，成为兵锋直抵成都的关键。
如果按唐代史学家杜佑等人的观点，认为黄石为涪陵县下游之横石滩，那么硬伤明显。一是侯丹率军到横石滩已没有水道可通，重庆已被岑彭围困，只有翻山岭越才能到涪陵，粮草军械成为大问题。
二是此时岑彭已沿嘉陵江走内水攻成都。公孙述的布阵，只能在内水（涪陵道）和外水（长江岷江道）两条道上设防，因此在江津和涪陵之间，前者成为外水必选。
三是在交通极不发达的东汉，派一支2万人的军队翻越崇山阻隔，跑到重庆下游的涪陵去，难道是想从下游阻断汉军的补给线？战略目标错误。如果汉军直接沿外水长江经乐山或沱江直上成都，岂不全无阻挡？
所以，从军事战略来看，《读史方舆纪要》和邓少琴的看法是正确的。侯丹的军队就是想在外水防守岑彭大军。
179年后，即公元214年，赵云率军走外水，经江津攻占江阳（泸州）、僰道（宜宾）、乐山、资中，破犍为郡（治所武阳，今彭山区），抵达成都南。诸葛亮和张飞经内水嘉陵江到合川，然后分兵两路，张飞往北攻占巴西郡治阆中，诸葛亮沿涪江往西北攻广汉，最后完成合围成都。
三、恢弘大气，川江文人之美
如果说罗洪载的《大矶赋》展示了川江文人的豪迈之美，骨子里的阳刚血性，那么《黄石龙记》则体现了川江文人的大德大智，灵魂里的大气胸襟。
这两种都是大美。
没有恢弘的气度，难以抵挡名利诱惑。没有审时度势和透视事物奥妙的大智，难以设想出八面圆融的方案。
这两个文人都处明朝年间，中举相差21年；行政区划来说，江津与永川相邻；所写险滩都处在松溉下面，都在江津县域，是不是特别巧合？
两个文人的品质一综合，就能看出川江上游文人（江津和永川人为代表）的铁血精神不仅体现在战胜敌人和困厄之上，还表现在解决现实问题时百折思虑、反复推演的周密智慧之上。
川渝人读这两篇文章，可了解川江上游文人的大德大智与至刚至阳之美，从而涵养自己作为巴人的优秀品质，激发巴人生命基因里那种战胜一切困难的磅礴豪气，从而成为生命的强者。
当然，下游或其他水文化温婉柔顺的地方，也可将此作为对比，会学欣赏铁马秋风式的豪美，并积淀自己生命的阳性与刚性钙质，践行“天行健”的君子之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