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陶是当时的考试院院长。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考试院曾大张旗鼓地举行过多次高等考试，其中正规的有1931年的第一届、1933年的第二届、1935年的第三届、1936年的第四届及1939年的第五届。前四届地点都在南京，第五届在重庆。 这些高等考试的主要对象是大学毕业生，因为那时毕业即失业的现象很严重，参加高等考试被录取以后，就取得了做官的资格。但录取者毕竟是极少数，特别是前三届高等考试皆关防严密，题旨艰深，且程序繁琐，由此曾出现一些趣事。
聘请名流高官出题、阅卷 1931年7月，国民政府举行了轰动一时的第一届高等考试，考试院院长戴季陶聘请了30多位名流学者及政府部门的高级官员为典试委员会委员、襄试委员会委员及监试委员会委员。襄试委员协助典试委员，负责命题、阅卷、评分等工作；监试委员则负责在整个考试过程中的保密、防弊及监考工作。 委员的名单事先绝对保密，在接到国民政府的聘书后，各位委员立即集中举行宣誓就职典礼，由国民政府主席授予梅花章和黄缎绶，以示对考官的礼遇与尊敬。然后致训词，勉以秉公取才，为国求贤。最后由院长欢送到“宁远楼”（考试院内办公大楼），亲自将楼门加锁，并以红纸封条加封，此为“入闱”。入闱后即扃闱，此后委员们的饮食起居都在宁远楼内，不得与外界有任何来往，不能同家人通任何音讯，形同禁锢。此举是为防止考官作弊，泄露试题，并保证委员们专心进行命题、阅卷、评分等工作。至少要等到两个月后正式发榜时，委员们才得以出闱，参加发榜仪式。
戴季陶给考生改名 1931年第一届高等考试时，有几千人应考，三试发榜，仅录取了100人，考试院院长戴季陶曾一一传见被录取者，以摆龙门阵的方式，作上下古今谈。当戴季陶看到有一位叫屠晋，号剑痕的同学名单时，恻然动容，自言自语、意味深长地说：“屠晋号剑痕……”他把“屠”和“剑”字的音调读得特别重。在谈话中，戴对他说：“老弟，你这个名字杀气太重，甚为不祥！ ”屠晋答：“那就请院长给我另行赐名吧！ ”戴说：“正是，我就想这么办，但你的名已不可改了，不过今后不宜去山西工作。我想改你的号为‘希平’，就是希望和平的意思，这样可以起到相克相生的作用。 ” 还有一件戴季陶以貌取人的事。那是在第二届被录取的考生中，有位名列前茅的考生叫李学灯，原打算任用他为立法委员，但这位仁兄其貌不扬，又天生卷发，一身学生装束，高领短袖，甚不入时，戴季陶很看不惯，认为“此人类似上海小开，轻浮之气未除，尚须磨炼”，竟改变原意，将他安排进入法官训练班学习，成了一名普通学员。不久，司法部长王用实（兼考选委员会委员长）想把李学灯提到部里当秘书，但戴仍以尚须磨炼为词，加以拦阻。直到抗战胜利后，司法部又提李学灯为贵州高等法院院长，戴仍有难色，最后不得已才勉强首肯，可见其对人成见之深。
女性也勇于应试 1931年10月，轰动全国的首届高考发榜了，100名佼佼者从几千考生中脱颖而出，然而遗憾的是，这100名优胜者中竟无一女性，一些女性应试者阅榜后禁不住当场失声痛哭。典试、襄试委员也深感失望，典试委员邵元冲的夫人张默君更是禁不住伏案流泪。究其原因，一则当时男女同学制实行不久，大学毕业生中女性比例较小；二则当时女性应考者在竞争的勇气、临场的镇定和多门学科的应付方面也较男生差些。 随着男女同学制的发展和应试制度的改进，到1933年第二届高等考试时，已有女性“攀登龙门”。其中一位是中央大学法学院毕业的陈自观，另一位是倪光琼。 据《文史春秋》报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