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二程理学与四川苏氏蜀学之异同
卢连章
苏轼（1036—1101 ），字子瞻，苏辙 （1039—1117），字子由，为同胞兄弟，四川眉 州眉山人。二苏之学术思想，世称“蜀学”。
二程洛学与苏氏蜀学之争，起于朱哲宗元祐初年，其主要原因是苏轼和程颐在皇帝面前或朝臣之间争宠斗胜的名位之争。宋神 宗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神宗崩，哲宗嗣位，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熙宁旧党司马光、吕公著复起执政，废除王安石新法，排挤新党人物。此即所谓“元祐更化”时期「六 月，程颢病逝，其弟程颐由司马光、吕公著推荐，授汝州团练推官，充西京国子监教授。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二月，诏以程颐为通直郞，充崇政殿说书，为哲宗皇帝讲书。此时， 苏轼也入京任翰林学上侍读，与程颐同侍哲宗皇帝。但是，程颐任讲官深受元老重臣的信赖，“吕申公（公著）为相，凡事有疑，必质干伊川。进退人才，二苏疑伊川有力，故极口诋之。”（《二程集》第343页）由此产生了他们之间在政治上的互相猜疑和诋毁。继而出现程颐“在经筵，归其门者甚众，而苏轼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党、蜀党之论。二党道不同，互相非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七 十一）。同时，程颐恪守古礼，强调尊师重道, 要求说书坐讲，以师道自居。苏轼则认为这样是对皇帝不尊。程颐主持司马光丧事，依 照孔子“哭则不歌”之言，主张庆吊不同日；苏轼进行嘲讽，引起朝臣大笑，于是洛、蜀之间 “遂成嫌隙”（《续资治通鉴,卷八十）。以后愈演愈烈，发展至洛、蜀门人之间的斗争。洛蜀之争的结局，先是程颐于元祐二年罢崇政殿说书，差勾西京国子监，居洛讲学。苏轼于元祐四年外放出知杭州，成为地方官吏。
“洛蜀之争”是旧党内部的不同派系之争，他们都反对王安石变法，是王安石新党的反对派。洛蜀党争在学术思想领域的具体表 现，主要是性情之辨。苏轼以文学著名于世， 坚持以文为道，善于形象思维，强调情感的抒发和性格的自由奔放，主张性情统一论，反对性善情恶论。据载：程颐为人行事，“多用古礼，苏轼谓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五）；苏轼也自称：“臣素疾程颐之奸，未尝假以辞色，故颐之党人无不侧目。”（《苏东坡全集•杭州召还乞郡 状》）关于“人情”的论述，苏轼早在宋仁宗嘉 祐六年（1061年）应中制科试论答中已明确指出：“君子之欲诚，莫若以明。”为什么？因为“圣人之道，自本而观之，则皆出于人情。不循其本，而逆观之于其末，则以为圣人有所勉强力行，而非人情之所乐者。”如果是这样， “虽欲诚之，其道无由”（（苏东坡全集•中庸论》）。就是说，“道”是顺应人们自然感情的原则，而不是强制性的“勉强力行”。由于后世儒者“逆观之于其末”，颠倒了人与道的关 系，这样就不近人情，人们“虽欲诚之，其道无由”。所以，苏轼主张“辨其所从生，而推之至 .于其所终极”，充分认识人情是”圣人之道”的出发点，把顚倒了的“道”再颠倒过来，而实现 “人情之所乐”。为此，苏轼从维护人情的立场出发，提出了性情统一论。
苏轼认为：“儒者之患，患在于论性，以为 喜、怒、哀、乐皆出于情，而非性之所有。”这样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有喜怒，而后有仁 义；有哀乐，而后有礼乐”。所以，有人“以为仁、义、礼、乐皆出于情而非性，则是相率而叛圣人之教也”（《苏东坡全集•韩愈论》）苏轼反对情性相分论，指出喜、怒、哀、乐是情，也 是性，仁、义、礼、乐是性，也是情，这才是圣人的教导。苏就认为，人性是人人共有的，也是与生俱来的自然本能，“圣人与小人所共之而皆不逃焉，是其所谓性也”（《苏轼全集•扬维论》）。同时，性之善恶也是人性的一种求生存繁衍的自然生理本能，既非德行，也非罪过，圣人之善，小人之恶，都是后天所为，不是先天就有的。因此，性情是人人都有，在人情人欲的权利面前，应该人人平等。当苏轼看到二程门人“朱公按为御史，端笏正立，严毅不可犯，班列肃然”的气势时，气愤地向人说：“何时打破这敬字！”（《二程集》第414页）这是因为二程洛学把“敬”放在内心反省工夫的重要地位。而苏氏蜀学则以文人自立，寻求的是放意妄肆的个性自由。二程和二苏走的是两种不同的人生道路。
程颐以理论道，长于理论的抽象思维，强调对情欲的限制，突出心性的修养，主张性善情恶论，反对性情统一论。此乃洛蜀之争的学术原因。
在二程的著作中，有关苏氏蜀学的评论不多，二程对苏氏蜀学多持批判态度，看不出洛学对蜀学的吸收借鑒之处。这也是洛蜀党争的必然结果。
北宋中期同时并存有新学、洛学、关学等几个学派。及至宋室南渡以后，发生了重大变化，较有影响的王安石新学受到排斥，日趋衰微；张载关学后继乏人，未得广泛传播；唯有二程洛学传衍不绝，并经朱嘉、陆九渊的继承发扬，逐渐形成了理学和心学两大学派，尤其程朱理学日益取得了官方哲学的正统地位，控制中国思想界长达七百年之久。
二程理学之所以能够存在和发展，究其原因有三：一是二程理学比较符合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生产关系的需要，而受到封建统治 阶级的推崇。二是二程理学曾出入佛、道，而又依据先秦儒家经典，回答了佛、道所提出的问题，并对佛、道学说进行了理论的批判、改造和吸收，从而达到了理论思维的新高度，恢夏了儒学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最高权威。所以，二程理学是继承发展孔孟儒学又超越佛、道学说所形成的一种新的理论体系。三是二程理学上承孔孟儒学，下开宋明理学之基，是中国哲学发展史链条上承先启后之枢纽和主要学派，它包罗面广，影响力大，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此可以说。二程理学是应运而生，順时而成。
简介：蜀学
蜀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宋代蜀学指由苏洵开创，由苏轼、苏辙兄弟加以发展，由黄庭坚、张耒、秦观等文人学士参与组成的有共同思想基础与学术倾向的学派；广义的宋代蜀学指两宋时期包括三苏、周程及其在蜀后学、张栻、度正、魏了翁等著名人物融合蜀洛、贯通三教而以宋代新儒学为主的巴蜀地区的学术。所以，从广义的蜀学眼光看，应把周敦颐、程颐等著名理学家在巴蜀的学术活动和著述也包括到宋代蜀学里来。
宋代蜀学发展到南宋，崛起了张栻、魏了翁两位著名人物及所代表的南轩学派和鹤山学派，其影响所及，超出了巴蜀地域，成为有全国性影响的重要思想家和学派。蜀学在中国学术发展过程中，它显现出了四川的学术具有的某些地域特色，它与齐鲁之学、关学、洛学、闽学、楚学、徽学等相比较，尤有独特的个性，故而形成了“蜀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