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重塑精神地标 打造母城文化——寻找江津母城源点，延续群体精神信仰
江津城建思想：国之大事，唯祀与戎
——江津老城的风水布局之四
公知盛行时代，老说中国人没有精神信仰，以此贬低中华族群，彰显崇外意识。
其实，从世界轴心时代开始，中国就是人文的天空，中国人文的最大特点，就是以人为世界的核心。在天地人三才中，“人”才是这个世界的主人。
上古时代中国最早进行“天人分裂”的宗教改革，将天还给神，将地还给人，让人有思想和情感，做人该做的人道之事。
老祖宗这样设计人的世界，自然就给了人信仰的自由。
无论是自然崇拜，还是祖先崇拜，还是后来有了神谱体系的仙道崇拜，佛道崇拜等，中国人都可以自由选择，甚至可以多种崇拜共存。
信仰上的宽容，才是中国人精神世界远远高于世界其他族群的根本。
但中国王朝演绎的最后选择，还是以儒教大行天下，辅以佛道。如果说道家以宫观为修炼的丹室，佛家以寺庙为炼化的场所，那么儒家则是以社会作为修炼的烤炉。
三家不同的方式，带来不同的结果：道家以成仙为追求，佛家以成佛为目标，儒家则以成圣为理想，追求外圣内王。
这样的信仰，以及体现在精神上的自由选择，必然会在城市设计与布局中得到呈现。
一、遗爱祠：廉政教育基地
儒家的核心，是“修齐治平”的天下雄心，所以在落坪处金钗井旁的莲池边，修建了江津廉政文化教育场所：遗爱祠。
《民国版江津县志》记载：光绪8年（1882年），县长国璋建，“祀清代邑令之有德政者”。后来张继县长又增修“寒香亭”，广植梅花，以梅喻魂，崇尚高洁之美，君子品质。
这也是重庆市第一个“遗爱祠”。
国璋县长姓国，名璋，蒙古族镶白旗人，蒙古族名字叫杭阿坦氏，清末著名的能吏。为官清廉，刚正不阿，体恤民情，精干明决。“所至有政声，江津、巴先后摄篆（代理官职，掌其印信）者三次，兴利除弊，事无不举。”
国璋与江津有缘，三任江津县长兼县委书记。分别是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光绪六年（1880年），光绪17年（1891年）。
国璋书记重点做了四件事，让江津人民感恩难忘。一是治理有方，让坏人不敢随意欺压良民，“一时讼棍敛迹”。二是促成聚奎书院的修建，让邓石泉兴教办学的愿望实现，聚奎书院至今成为江津书院文化的代表。三是没收县衙贪役梅魁田产，作为聚奎书院和几水书院奖学金。第四是“捐廉八百余金”，在高牙场和仙池坝购置“仰天窝”田产，用田租重奖成绩优秀的读书人。这项奖励，被士林称之为“国公课”，相当于江津本土版的“诺贝尔”奖学金。
江津民间更多传说却是：为纪念国璋县长的巨大付出，江津人建“遗爱祠”于莲池岸，一方面留芳后人，一方面激励来者。此说与《县志》有出入，但民间版更表达出江津人民对有德官员的爱戴之情。
为国璋县长建“遗爱祠”并非江津一地，国璋离开江津后，到巴县任职，因处理洋教纠纷案，为百姓请愿，被朝廷削职。
他离职后，重庆人民感其仗义忠直，在佛图关峨岭建“遗爱祠”，立其牌位。这是光绪13年（1887年）后的事了。
国璋以后进入“遗爱祠”的县长很少，查《民国版江津县志》只有三位：张继、宋嘉俊、周学铭。连剿匪有功的龙铸县长，也未能进入。
可见，进祠堂的标准很高。这对所有到津任职的县长，是极好的廉政教育基地。
如果以此为标准，新中国或者改革开放后，有多少江津县长能进“遗爱祠”？辜文兴？唐昌放？还是……
可惜现在“遗爱祠”已毁，作为全重庆市第一个廉政教育基地，强烈建议恢复优秀文化传统，让廉官能吏成为江津的一种传承。
二、县衙：儒家治国的权力机构
龙脉逆折西行的第二个节点，建了县衙和文庙，这是儒生治国教化的场所。
江津县人民政府办公楼地址历史悠久。《县志》载：“创自后周至元末兵燹。明洪武初，知县田子贞创建。宣德中，知县袁旭拓基更新。”
筑城是大工程，但建县后，县人民政府办公衙门必须立即开建，以快速行使朝廷管辖权，这项工程相对小很多。《县志》所说“创自后周”，指北周孝文帝在公元557年，将县人民政府从顺江口搬迁到几江半岛。所以，县人民政府所在地历史，那是真正接近1500年之久。
一直到元末，才因战乱而遭受焚烧破坏。但到朱元璋称帝（公元1368年），田子贞县长马上修建。到公元1426年，袁县长马上拓展更新。中为“正堂”，后为“正己堂”。左为“幕厅”，右为“库”。
明朝嘉靖年间，杨元吉县长在广场前面建仪门，右为狱（办理官司的地方），稍前为土地祠（信仰开始了），又前为谯楼（城门上的瞭望楼）。在“正己堂”后建知县住宅，左为县丞（副县长）住宅，左前为捕盗主簿（秘书）住宅，宅前为盈府。右为管粮主簿宅，右前为典史（县级公安局长）住宅。功能齐全，算是江津第一处县委家属院，或者县委机关直属楼盘，对外限购，直接分发。
当然，县衙办公地点必须有：前为吏廨（官吏办公的地方）。
明朝还在外面左右各建一亭子，一是“申明亭”，一是“旌善亭”。这是明朝政府衙门的时代特色，朱元璋皇帝提出的政治要求。
“旌善亭”是专门用来表扬县里发生的好人好事和大明帝国礼部选录的循官良吏比较突出的事迹，即所谓“善人义举”，宣传正能量，鼓励人们积极向善。
“申明亭”正好相反，它要求把县里发生的“坏人坏事”和刑部选录的大明帝国官吏违法乱纪影响比较大的事情，写在亭中，以达到警醒人们，不要重蹈覆辙的目的。
可见明朝宣传部工作确实值得表扬。
不仅对内，明朝对外文宣也是高手，利用汉蒙矛盾，最大限度激发汉人斗志，终于将蒙古帝国的黄金家族逐回北元上都，让元顺帝很礼貌地完成了外来政权在中国全身而退的“奇迹”。
当然，清朝也是全身而退，和平交权。但清朝满族人少，最后融入了汉文化大家庭。
康熙九年，沈维垣县长重建，增加了班房（衙门里衙役当班的地方）。
乾隆31年，曾受一县长在大堂左畔建土地祠，将大门外的旧祠地，改为卡房，关押犯人，这个地方一直延续到解放后。
三、文庙：儒家教化人间的场所
文庙建于宋朝英宗治平二年（乙巳，公元1065年），由伟大的郑谔县长修建。他不小心就创建了重庆市第一座文庙，值得江津人骄傲。这是儒家最大的教化场所。石登写《乾隆江津县志•重修文庙记》，记录了江津文庙修建的起讫时间。
江津历来重视科举，重庆市第一位进士叫毕申，江津人，公元998年打破了重庆科举史上的零记录。
公元1065年修建，伟大的冯忠县长建重庆市第二个书院：五峰书院（重庆市第一个书院，也是江津所建，时间是公元1008年）。
但于210年后，文庙被废（注意，不是毁，建筑物还在）。因为已经进入元朝，科举废除80年，自然文庙也就不再使用。因此石登认为，这是“神明气运之一厄也”。
被废时间是己亥年（1275年），忽必烈命元军集中兵力合攻重庆，先下宜宾、泸州、江津，公元1278年2月，重庆城破。
江津历来是兵家容易忘却的地方。文庙废于该年，也算是劫数。
但元朝恢复科举后，江津考中进士6人，居重庆市首位，主要因为江津是巴蜀甚至全国的避战圣地，元末战争期间迁移至此的望族世家较多。
江津文庙在元朝的修复也非一帆风顺。《县志》载：丙申年（1296）年，石似翁第一次修建，随即被毁。乙巳年（公元1305年），王善庆、石可顺第二次修建，却不能完成。前面张县长已建庙门，有意兴建文庙，却未有时间。前后25年之间，屡建屡废，实为人事不齐，时运不济。
直到壬子年（公元1312年），安文宪同志任江津人民政府县长兼县委书记，不遑他务，以学校为己事，《县志》记载，当时只剩下大成殿了。他自己出俸禄，亲自督工，终于文庙焕然一新，江津从此儒风大振。
明朝洪武8年（1357年），田子贞县长创修两庑斋堂。宣德年间（1426年-1435年），袁旭、何信修建了明伦堂、两斋馔堂。旧有采芹、观德二亭，射圃（习射箭的地方）在采芹亭后面，后来全部废除。袁旭县长在文庙前开凿泮池。
成化年间（1465年-1487年)，按察司副使鼓韶给泮池两岸砌石修平。
嘉靖16年（1537年 ），师生请求将儒学门由文庙左侧迁建右侧，杨元吉县长立即答应。
进士龚懋熙记载了清朝年间王朝选县长的改建情况：康熙21年（1682年），王璧县长在原址上重建启圣祠，雍正元年更名为崇圣祠。雍正8年（1730年），知县王朝选改建于大成殿之后，以符合礼制。
王朝选县长对学宫的修建还包括：一是将名伦堂建于崇圣祠右边的儒学宅前。二是大成殿正龛从前很简陋，四配十哲两庑及崇圣祠正配各龛及各祭器皆无。雍正九年王县长改建大成殿正龛，增建各龛及祭器。这让大成殿配置符合国家礼制标准。三是在棂星门前建设“仪路”和“礼门”两个牌坊，极大提升了学宫的庄严形象。四是筑围墙把学宫围起来，建造泮池。
如此学宫终于符合政府验收要求，算是完全恢复了元朝前的规模。清朝版的九年义务教育学校验收算是完美收官。
曾受一县长修整魁星楼，将四周墙壁改为砖石，强固学宫。嘉庆9年，徐鼎县长增高棂星门及东西宫墙，用黑色和白色颜料将大成殿、崇圣祠房屋全部粉饰，并使魁星阁焕然一新。
四、宫庙与祭礼：儒道合谋的信仰系统
江津龙脉第三处落穴，则是江津人的精神信仰之处：武庙、字圣庙、万寿宫、南华宫、清廉祠，城隍庙、文昌宫等。
注意，这里没有佛家寺庙。这是江津古代城市建设的一大特色。虽然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太子寺（建于明末清初）和佛学院，但《县志》未载，更没有专门的寺庙目录。
地理志部分，只有：疆域、关隘、形胜、山川、城池、公署、津梁、险滩、救生船、驿站、古迹、塚墓、废址等。
当然，在介绍过程中，也涉及到对城外寺庙位置的解说，比如石佛寺，大佛寺等。但未列入江津古迹。
江津城市规划，只有儒道两家的文化建筑，这表达了江津人的文化取向：儒家积极的入世精神，道家借神仙之术解救苍生的悬壶济世精神才是主流。佛家作为出世的精神避难所，民众有选择的自由，但主流社会不提倡。
作为城市整体规划，这三个场所已经涉及治理权、教育权、信仰权。城市内不能有驻军，专门在石子山设置了武城（或古较场）。令由城出，兵由将领，实施将兵分离，这是控制兵权。
除此之外，城市还有坛庙和祭祀礼仪，这是宗教权。
东门外有地坛、广寿寺、川主庙和社稷坛，东门内有文星阁、禹王宫、火神庙，此设计从《乾隆县志》一直到《光绪县志》，均是如此。《民国县志》只标注了川主庙和遗爱祠。
西门外有东岳庙和风云雷电山川坛，西门内有川主庙、福圣宫。《光绪县志》在西门内增加了龙王祠、川主庙、天上宫（玛祖神庙）、桓侯宫（祀张飞）等。
东门和西门内外的宫庙，加上迎恩门内的宫庙，完整地组成了城市的信仰系统和祭祀系统。体现了《左传》所说：国之大事，唯祀与戎。
宫庙的作用各有不同。比如东门外的广寿寺就是为皇帝祈福。每逢皇帝圣诞前后各三天，县长和同僚们很辛苦，在鸡鸣时县长率同僚穿蟒服，一同行到东门外的广寿寺，在万寿亭里，文武官员分东西班，席地而坐，叫坐班。
皇帝正诞那天，鸡刚叫，穿上朝服，分东西班行三跪九叩之礼，这叫朝贺。
元旦、冬至行礼也如此。
秋节时，行两跪六叩，首礼不坐班。
《会典通礼》记载的是文武各分七班，坐班顺序有严格规定。如图。
比如文庙，每年仲春和仲秋上丁日祭祀。先散斋两天，不饮酒、不食葱蒜，不吊丧问疾，不听乐，不判刑等等。
比如东门外的坛，称为社稷坛，为石坛，有一门，四周墙高十丈，每年仲春和仲秋祭祀。
比如西门外的坛，叫风云雷雨山川坛，与社稷坛一样的规格，祭祀时间也相同。但祭祀人员、数量、祭品、祭文等不同，在《县志》上都有严格规定和记载。
总之，从大的文庙和宫庙之圣与神，到小的城门之神、山川之神，甚至龙王之灵等，都有相应的祭礼，涉及不同的人员、程序、祭品、祭文，以表达江津人民敬天畏地，祈求各方神灵保佑的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