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城篇
一、江津老城的顶层设计思路
二、江津老城的风水布局
三、江津老城的城市封面
四、江津老城的改造建议
江津老城建设的顶层思路
中国古代城市建设有独特的范式,通常风格统一,整齐划一,建城思想体现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观、礼乐观、尊卑观、自然观、祭祀观、防御观等。
即由神到人,先天后人,先尊后卑,礼法并用,天人融和。
着重体现民族的哲学观、宗教观、道德观、政治观,辅以阴阳玄学、风水堪舆等。
建筑体式标准化、通用化、实用化、个性化,建筑构件符号化,建筑布局意境化,建筑追求以山水审美为前提,做到藏风纳水,有利个体生命的健康,甚至个体灵魂的安定和智慧的增益。
比如儒家经典《周礼·考工记》对古代城建是这样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庙,前朝后市,市朝一夫”。
意思是:建筑师营建都城时,城市平面呈正方形,边长9里,每面3个城门(设立两个侧门),合计12城门道。城内有道路南北9纵和东西9横,合计18条大街道。街道标准宽度为能同时行驶9辆马车(72尺)。王宫的左边(东)是宗庙,右边(西)是社禝,左右对称。宫殿前面(南面)是群臣朝拜的地方,后面(北面)是市场。市场和朝拜处各方百步(边长一百步的正方形)。
这种布局是中国传统文化认为最理想的设计:“左者人道所亲,故立祖庙于王宫之左;右者地道所尊,故立国社于王宫之右;朝者义之所在,必面而向之,故立朝于王宫之南;市者利之所在,必后而背之,故立市于王宫之北。”
当然,《考工记》这里的“国”,指国都,是京城待遇,记录的是西周丰镐的城市规划。如果是州郡,城门只能开2个,县城只能开1个。
所以城池的规模和形制,都有一定的层次标准。在大小、用材、颜色、数量、尺寸等方面,有严格的尊卑礼制等规定。
就城市本身而言,则可分为四个方面。
首先是城市地形风水的查看。什么地方可以建城,什么地方不可建,建哪里,怎样建,如何选址,建成什么形式,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操作程序,包括祭祀等宗教仪式。
从城市设计来说,一方面要“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保证民众住房需求;另一方面还要尽得自然之趣,“山翠万重当槛出,水光千里抱城来”,有生活意境。
第二是城市中心位置的确定。体现中华“原点”及四方拱卫思想,然后才是“仰观天象,俯察经纬”,框定城市的总体范围。
第三是以中心位置构建城市“中轴线”。官署、坛庙等重要建筑皆于其上,并以此布局左右对称的街道建筑和功能分区。比如北京的故宫中轴线(长约7.8公里),唐长安城的朱雀大道,成都的天府大道,洛阳的天街,广州的北京路等。
西汉、东汉之际城建制度出现一次重大转变,整个都城朝向由“坐西朝东”变为“坐北朝南”,由西城连结东郭或者西南城连结东北部的布局,变为东西南三面郭区环抱中央北部城区的布局。
(图注:隋唐长安,左右对称,东北角的大明宫是后来修建,早期城市设计,几乎是一张可以对折的城市,同时北区中央的皇宫,被东西南三面环绕。)
第四是城市住宅区和商业区的规划管理。注重卫生、治安、交通、排污等实用功能,城市管理由宋朝前严格的里坊制,向宋代后开放的街巷制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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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红框即为东西市,只有此处能够贸易。
当然,都城策划也有守正创新者。比如明代的南京城,设计者是“尤精经纬学”的刘基,他以《周礼》为指导思想,根据“三垣、二十八宿”星象,结合南京虎踞龙盘、依山傍水的地理优势,一改以往都城墙取方形或矩形的旧制,按照星象布局,根据山川、湖泊、河流的地理形势, 从防御的需要因形随势而建,将南京城的城墙设计为天象中的“南斗”和“北斗”的聚合形态,将皇宫置于北斗的斗勺内,然后在其中修建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符合天象意蕴。
京城13座城门分别对应南斗6星和北斗7星的13颗星。南斗斗勺内为传统民居区(老城南),北斗斗勺内为新建皇城区,两勺柄之间为军屯区,既符合当时的经济条件和民心所向,又保护了南京城最繁华的两大区域,更重要的是道家隐喻在南京城墙建筑语言中的设计思想,秉承了帝王皇权“至高无上”、“永为人主”的原则,体现了设计者“天人合一”与“皇权神受”的天道观与正统观,是遵循礼制、呼应天象、顺应自然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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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历经战乱,许多城市毁于兵灾,毁后重建,但基本结构一脉相传,难有变化。
一、油溪与僰溪:最早的风水吉地
江津老城规划,肯定要遵守《周礼·考工记》对古代城建设置的原则和它背后的哲学思想。
当然,就不得不看重风水,这是古代城建第一原则,并在这一原则指导下进行选址。
从历史来看,江津作为县政府衙门治所,一共有四个地方:益州牧刘璋设乐城县,县治油溪(一说龙门);公元487年,江州县的县治迁往江津顺江僰溪口,西魏(553-557年)改江州县为江阳县,县治仍在僰溪口;北宋置鼎山县,县治在鼎山,旋废,正史不载;公元598年置江津县,县治在几江镇。
这四个地方各有特色:油溪与僰溪口,都是两河交汇。
油溪是北边缙云山脉璧南河与长江的交汇处,后来成为贵州经遵义和李市,到成都的陆道转运中心;顺江僰溪口,长江与綦江的交汇处,是东下重庆,西通成都,南到遵义的交通要道。鼎山就在几江半岛南端,只是位置有微小距离。
为什么不选址两江交汇处,偏偏选择一个几江半岛呢?
不如先看其他两处的地形,看看是否符合中国传统风水追求:山明水秀,实现人居环境和山水意境的融合。
油溪地处长江北岸,北边是西南缙云龙脉与长江的山水交汇;东面和南面临江,西面是以明灯山为中心的圣钟坪,形如圆珠。如果说这里风水不错的话,那么风水最佳处肯定是它西边的圣钟坪。
油溪处重庆境内缙云山和云雾山两大龙脉之间,这区域还有吴滩镇、朱扬镇、金刚镇,历来是风水师驰骋才华的地方。
传说刘备曾准备建都圣钟坪,沿圣钟坪建了十八道城门:天生门、太平门、乾安门、德圣门、佛耳门、永胜门、监江门、南纪门、朝天门、地利门、安里门、侧耳门、永安门…….后因战事,建都失败,改建成都。
当然正史无载,所以只能当野史看待。不过它透露的玄机,却说明这里真有“龙穴”。
从风水来讲,圣钟坪恰恰是两大龙脉之间所戏的宝珠,所以风水上佳。
换一个角度,这里有开国元勋聂帅的祖坟(骑龙穴),江津人都知道的风水故事。另外,该处有一“玉印寺”,现为“护国寺”,建于山莲之中。
这里成为江津县治最初的选址,肯定在古人眼里有上佳的风水。虽然只存在54年,但还是值得研究。毕竟,重庆第二机场落地璧山正兴后,最大的受益者就是这两条龙脉之间的区域,机港大道直通长江,成为未来新兴产业布局的最佳选择。
顺江僰溪口,最大的优势是水道。綦江直通遵义,相当于僰溪口上通成都,下达江陵,南及贵州,三省通渠。
这样的地方如果放弃,实在太可惜。
何况水口是好风水,旺财旺人。
从地理形胜来看,它东面是中梁山脉穿江而过到达江南的余脉,为青龙方位,远高于西边所有小丘陵(白虎方位),属于吉地。
从北方看,铜罐驿形成的弓形煞气斜对僰溪口,却被长江大中坝遮拦化解,同时对东去的长江进行分流,一内一外,如都江堰的鱼嘴,形成一条内江回水沱,储水储财。綦江冲入长江时,又遇一小中坝在前方形成案山,阻缓水势,锁住吉气,是难得的两江汇合的绝佳造型。
此处风水象极长江入海口的上海滩:在江海汇合处,崇明岛静处其间,成为罗星锁水口的风水格局,滚滚长江水汽尽聚于此。
但僰溪口大、小中坝却更有意思,大中坝将长江一分为二,内储财水;小中坝锁住綦河水口,形成双星锁江格局。
但最终江津城址却放弃了这两处风水,选择了更好的地方:几江半岛。
二、风水阵塔:三塔连青龙
几江半岛对岸最大的龙脉是缙云山。
如果城市建在对岸,虽然北方位是高大的缙云山脉,靠山极佳。但缙云山脉是西南-东北走向,它同时属于城市西方白虎位,大凶。
所以对岸叫德感——以德感之,使之勿动。这是江津乡镇中最佳吉名,对化解白虎凶星,效果极好,可见当年风水师们的智慧。
有德感这一名字化解白虎,加上脉气遇水则止,几江半岛易完全处于玉水环抱之中,自然风水上乘。
当然,任何吉地都不可能十全十美,几江半岛也是如此,它的软肋在白虎位鼎山高于青龙位黄桷故道斜坡。
对于这种城市格局,到清朝时,风水理论已日渐成熟,经过佛教与道教长时间的整合,堪舆界倡导建风水塔以弥补。
“中国营造学社”对中国古域进行调研,汇集成《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梁思成的助手张驭寰先生出过风水塔专著《中国风水塔》,是目前国内唯一一部研究风水塔的专著。对风水塔的历史沿革和分布、风水塔的分类、建筑材料、尺度、艺术装饰、各部件做法等,进行了论述。
总体来说,南方风水塔多于北方,四川地区张驭寰介绍了28座名塔,数量上远高于其他地区。
风水塔在隋朝已出现,作为佛塔的附属产品,但性质形象已大变。张驭寰说:“既不属于佛教系统的各式塔楼,也不能列为墓塔的范围,把它们归纳起来早已成为一个独立体系。”
佛塔在宋以前是“一寺院建造一座塔,不建大殿,以塔作为主要崇拜物。”但佛教世俗化后,塔与寺院分离开来,“塔的佛性蕴涵向完全世俗繁华方面转变”,风水塔大行于世,“实际上就是由佛塔转型而改变了宗教性质的一种新的建筑类型”。
这种风水塔,民间称之为文峰塔、文笔塔、文昌塔、文塔等,是对天地人关系探讨与实践的产物,它强调了“三才之间,地道为独尊”。
风水塔的修建,四川重庆因山脉丘陵为多,成为风水师率先实践的土壤。
清代乾隆时期重庆府只修建了3座风水塔,均在江津。即大塔(文风塔)、小塔(文风塔)、文塔。
清代风水塔修建数量,江北厅和丰都均为4座,居第一。江津3座,排名第二。
不同的是,江津这3座风水塔,结成的是风水阵, 目的是补东南地势低洼,增强青龙地位。
这与其他长江边的风水塔建造目的大不相同。
古人认为“大江东去,浪淘尽”的地形不利于文风。大江东流往往“披沙淘金,竭尽英华,科名之不振,职是之故”。堪舆家们便想尽办法来弥补这种地理缺陷,于是借塔来阻止“水去沙尽”之困,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所以,风水塔往往建在两河交汇处的岸边,即风水学的“水口”处。
所以岷江、青衣江、大渡河等沿江分布着19座这类风水塔;长江流域在重庆内共有23座;嘉陵江流域从广元算起,共有9座;渠江流域共有19座;涪江流域共有29座。
但江津不是。江津以城南鼎山文塔(白塔)和江津北岸高家坪文塔,加上城中心位置建造的奎星阁,两塔一阁,结成风水阵塔,“补山水之形胜,助文风之盛兴”。
清代四川一带建风水塔的目的,是为了“壮黉宫”,即教育。一旦进士人数减少,必须立即从风水上找出问题,并快速补进,这已经成为一方官员的政绩。
江津这3座塔,《县志》图示为:南部的白塔,东部的文星阁,北部的文塔。
而白塔位置,从地图上看,大概在今天的小塔位置。
东部的文星阁,更象在名豪步行街,而并非现在的奎星广场。通过《县志》图,文庙北端有一“魁楼”,此魁楼极有可能是现在遗存的魁星楼,而文星阁在进士蹇滋善《修两文塔碑记》中有专门的记载:那是风水专用。
那么究竟是名豪步行街的文星阁还是文庙后的奎星阁呢?
根据《县志》记载,城南文塔在鼎山下,明代崇祯8年曾修建,乾隆甲寅年在公募与政府补贴的组合方式下,终于筹集资金,重修新塔,与圣庙(文庙)相对,此方为元魁星。江北文塔在圣庙的八卦艮方,与城南文塔丙艮相映,为荐元星,叫催官方。由于处长江北岸,又在山顶,工程量极大,费十数年方成。
建成之后,《县志》叙述:“津邑文运较前数十年颇盛。”为此江津籍进士蹇滋善专门为建塔写《修两文塔碑记》。
该记开篇即道:“风水之说儒者弗道,而山川形胜或有缺陷。古人陟巘降原,相度之际,未尝不继之以人力。”
意思是可以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来弥补山川风水之不足。
“粹然儒者”曾受一县长,对于培植江津文风非常用心,“尤三致意焉”。最后在乾隆丁酉岁(公元1777年),“于圣庙落成之后,环视地脉,谓东南北三方稍陷,必大为培补,始足以崇礼势而壮黉宫。先于东门内建奎星阁,立著成效。侯曰未已也:鼎山之南,大江之北,当建两文塔。侯亲为卜地,诹吉兴工。”
曾受一县长“历官四川阆中、綦江等知县,1762年任四川珙县知县,乾隆三十年(1765)调任江津知县,四年后升任合州知州”。在文庙建成后,随大家一同查看江津龙脉,有堪舆家认为东、南、北三方稍陷,受西方白虎位的鼎山压制,文风不振。所以提议在东门内建奎星阁,马上可以见效。
从乾隆城图看,这个位置不是现在的奎星广场,文星阁在县图的东门位置,即现在的名豪步行街。
图示:文星阁在县图的东门位置,即现在的名豪步行街。文庙建筑群标注有两座房屋,最北端有一座“魁楼”,即现在的奎星广场。而广场对面,是县衙门所在地,即现在的江津老公安局位置。
曾受一却认为不止于此,提出在鼎山南部,长江北岸,当建两座文塔,才能达到效果。并亲自占卜取地,挑选吉时吉日动工。那时的文人,《易》是必修科目,对于堪舆之事,极易贯通。
但好事多磨,“曾侯以致仕回籍,未获竣事。后复致书于邑人,期在必成。然屡兴屡废,讫无成功。”曾受一离职退休回原籍后,仍然未能成功。后来写信给江津县人民政府,希望建成。但提案屡提屡废,因为没有人民币,愿望无法实现。
终于在公元1794年,进士蹇滋善同志未经县人民代表大会提案,直接诉之当时的一把手涂县长,并获得成功:“岁甲寅,余言于邑侯涂公,请公项若干,复募费重修,南塔先成。惟江北之塔,厥功甚距,费尤不赀,历数寒暑,而功始竣。制军孙补山先生,题其额曰:标建奎躔,自是而文风亦蒸蒸日上矣。是役也,曾公倡之,涂公继之,趋事者明经程诗钟、张光组,太学生何绣裳三君之力居多。捐赀以建碑亭者,则司马戴君登霄也。”
该工程倡导的人是曾受一,落地的人是涂县长,出力的人是程诗钟、张光组、何绣裳,出钱最多的人是司马戴。
涂县长,全名涂长发,江苏江宁举人,乾隆54年任江津县长,在任5年,公正廉洁,1795年升任眉州。
司马戴同志家里很有钱,霍来宗同志在《团练乡勇碑记》中记载,戴君不仅“捐弃多金”,还“顾备丁壮数百余人亲为训练”、“制造枪矛千余件”、“铸大小炮位七十余尊”送给江津和重庆府江北厅,甚至“办蓑、苙各五千件,脚马两万件送营中”。
但可惜,司马一姓在江津的姓氏大族中还排不进前十。
参与《乾隆江津县志》修纂的江津几江人王家驹,乾隆37年(1772年)赐进士出身,行政级别为正七品散官文林郎(类似现在正处级),曾官广西平乐知县、任奉节夔州府学教授,《县志》收录了他写游城南文塔的文章《游鼎联宝塔记》。
公元1779年夏初,王家驹带领40多人登南城文塔,地点在离城半里的聚宝山,也就是现在“云鼎阳光”到 “园丁大厦”一线。
虽然刚刚进入夏天,换算成农历,相当于现在5月,气候已暖,有人打伞遮阳,从南安门到聚宝山这一段路,居然走得汗流浃背。
走到塔下,塔前有大树,树荫广达数亩,树下还有小条石,可供休憩。塔很高,“望塔顶高数十丈”,以当时的测量工具,不易计量。塔基很宽,“周围约数丈”,“层有十三”,每一面都开有窗户。整个塔给人的感觉是“峥嵘拔地,突兀撑空”。
第一层塔额上“嵌石刻四大字,所谓‘鼎联宝塔’者也”。
登楼过程,路径狭窄,拾级而上,“后人持前人脚,前人履后人项”,颇为艰难。塔楼每层四面门洞大开,越上光线越好,“披襟挡风,觉透体清凉”。
登上最高层俯瞰,“下地烟霭霏微,杳若无际,飞鸟过者,延视其背”。攀窗四望,“遥见鼎山耸峙,几水环流,华盖诸峰,如翠屏罗列。城堞参差,田庐隐见,尽在其下。吾津胜观也!”
突然就发现:王家驹登聚宝山“鼎联宝塔”是1779年夏天,涂县长建南部白塔是1794年,前后相差15年。这15年“鼎联宝塔”不可能就垮了重建。
意思就是,“鼎联宝塔”与风水白塔应该同时存在。
那么问题来了:风水白塔在哪个位置?蹇滋善《修两文塔碑记》中虽未明确指出,但《乾隆县志》记载是:“在鼎山下与圣庙相对”。
按照《乾隆县志》“在鼎山下与圣庙相对”,那么从南安门往山上遥望,必在现在塔坪路与燕窝穴街向南部延伸的两条线之间,也就是现在的江津融媒大楼到生活林之间的范围。
这里就是聚宝山。
从园丁大厦,经燕窝穴街上,到达南门,这一线,曾经是江津传说中的风水宝地,杨氏家族从放羊娃,到重振家族雄风,靠的就是祖坟埋在这一线的风水穴位上。
图注:从现在奎星广场向聚宝山望去,“鼎联宝塔”位置在塔坪路园丁大厦以下。“小塔”应该是新建白塔位置。
“鼎联宝塔”,《乾隆县志》未载,但距南安门,仅仅“一里许”。当年这里是一片荒山,甚至是坟山,直线距离短,但羊肠小道,爬上去还是要费一番周折。
换一个角度,如果聚宝山已经有一座13层的宝塔,是不是某种程度上已经充当了风水塔的角色?这种情况还有必要新建一座么?
《乾隆县志》记载,南部文塔有新塔和旧塔,旧塔建于明崇祯八年(1632年),没有明确标注地点。新塔建于1794年,相差162年。
幸好《民国江津县志》对旧塔有记载:“明崇祯八年建,今撤毁。”
那么“鼎联宝塔”呢?《乾隆县志》未载。
重新查《民国版江津县志》,赫然出现“县文塔有三”字样。
(一)“一踞鼎山,其形较小,中实,俗名‘小塔’。”这是当年曾受一卜定的风水塔位置。现在高德地图上还可显示“小塔”地点。
(二)“一峙武城后,俗称‘大塔’。中有蹬道盘旋而上,如入云霄。”这与王家驹《游鼎联宝塔记》所载吻合,为“鼎联宝塔”。
(三)“一屹立大江北岸高坪,近石佛山。势极峥嵘,与峙武城后者,相竞崛起。”
同时记载了城中塔池胜景:“天日清朗时,三塔之影咸倒入城内菱塘中。自塘岸观之,一一可见。故邑中风景,夙称‘菱塘塔影’为胜。”
江津确有三塔,但即便《民国版江津县志》,也未解释“鼎联宝塔”的来由,殊为可惜,说明编辑极为粗糙。但“菱塘塔影”,作为江津胜景,留下了史记文献。
《江津乾隆县志》的编修,脉络很清晰,从明朝开始,历经四次才完成。《四川地方志》570页至571页载:明朝嘉靖十九年(1540),杨元吉县长拜访本县名士杨彝(明正德十四年举人,翌年成进士,历官云南道监察 御史、浙江清军御史、贵州巡按御史、江西吉安府知有、河南按察司副使等},请他出面总领纂修县志,当时纂成县志二卷,但未能刊刻印行。到乾隆33年(1680)还能见到手抄残本。
康熙十九年(1680),县长王躄聘本县名士龚懋熙(明朝崇祯进士,宫太常博士,入清不仕)出来总其重修县志事,书成,仍未付梓。
雍正年间,县长王朝选曾依据龚懋熙版本,重辑县志五卷,至雍正十一年(1733)成书,依然未能刊刻印行。
直到乾隆三十二年(1761),曾受一在县中寻得以上各志的抄本,取而阅之,遂为补缺订伪,纂成县志21卷,然后由进士王家驹参与校阅,于次年夏天付之梓行,总算完成。
原刻印本迄今仅见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收藏一部。
明朝兵灾之后,《重庆府志》已残缺,仅剩下长寿、南川、綦江、江津、永川五县之志(当时重庆府共领三州十七县)。说明江津县志从明到清,一线贯之,未曾断裂。
从嘉靖十九年(1540)到乾隆三十二年(1761),221年断断续续编修,居然都没有注明“鼎联宝塔”的建造时间和目的,实为一大疏漏。
如此可确定:新建白塔在鼎山脚下,地图上的“小塔”,位于“鼎联宝塔”西边。而大塔,应该是可以攀登的“鼎联宝塔”,在塔坪路武城后。
“鼎联宝塔”虽然不是曾受一县长亲自卜定的风水塔,却依然达到了培护东方青龙的效果,这说明前朝已经有风水师在做这件事。
另外,有少数江津地方学者,认为风水阁是奎星阁,则明显错误。此风水阁在《江津乾隆县志》上是文星阁,位于东门,是新建,不是南门文庙。现在奎星广场上的奎星楼,是南门文庙建筑的一部分,不是培植风水所建。
曾受一县长在鼎山脚下查穴卜地所建白塔,自然选在龙脉穴位上,着眼于全局。原有的“鼎联宝塔”,也处风水线上,但当年建筑理由,却未明示,今人难以知晓。
可惜,三塔已不见踪影,文星阁荡然无存。荷池已毁,“菱塘塔影”,无一可见。
高家坪文塔因抗战时成为日本军机绕道江津轰炸重庆的航标,国民政府陪都防空司令部下令炸毁北岸文塔。2010年,江津第三次文物普查,将高家坪文塔遗址列为”抗战遗址“,申报文物保护单位。
据说很灵,江津建塔后,立即文风昌盛,屡中进士。
三、太极河:江津老城的阴阳锁龙术
长江在几江半岛温柔地划了一圈圆弧,就奔腾东去,“水去沙尽”,带走多少吉气财富?怎不让风水师们扼腕叹息?
这一圈半弧已是天赐,吉气停留,让龙脉浸淫土地。但终究远去,无法阻拦。
如何才能锁住万里长江这条巨龙的精脉,让它吉气长驻?这对风水师来说,是难得的挑战。
好在江津风水师众多,很多流派的弟子从昆仑祖山一路追踪龙脉,过米仓山、大巴山、秦岭,分出东去一脉,走出河洛地段,在平原上成就帝业。又分出西南一支,从大巴山蓦然回首,在四川大盆地东部,形成“五指拈花”的风水奇观。
天下风水师,但凡想有一丝造诣者,巴蜀之地便成为他们研学提升的练兵场。堪舆界翘楚袁天罡,《隋纲赟拓》记载,他是隋朝雅士重庆津琨(江津)人袁守懿的次子。
也就是说袁天罡老家在江津石门,虽然户口在成都。而袁天罡对相术和堪舆的精湛来源于巴蜀学习,可见当时巴蜀风水师的水平之高。
江津城市风水的顶层设计,同样体现出难得的堪舆标杆。
县志记载,江津东门外有莲池30亩左右,于是元朝时风水师设计凿渠引水锁龙气。水渠经金钗井,流入南安门,正好成为文庙前的泮池。然后继续由东向西,穿过天香街,流入小官山前的大水塘,绕一大圈,折而向北,经老米市街,过杨嗣桥(四不挨下面),从三通街又折而向东,快到新华书店,忽然又转而向北,穿过大通桥,从北固门太极口注入长江。
这条河流,在城内几次绕行后,划出一个非常漂亮的太极图,把江津内城分成不规划的阴阳鱼,与外圈的几江,形成难得的内外太极,独锁山川吉气,在中国的城市设计中,极具传统文化底蕴。
长江绕一“几”字,只是太极外圈。去水处的水口,建塔也能只起一定作用。城内太极河设计,才是堪舆界难得的锁龙术。
江津乾隆版老城图,遵循道家法则,天机不可外泄,只在北固门出口处,标注“太极口”三字,未标注太极河,是堪舆界的潜规则。
但这种堪舆界的春秋笔法,为后人留下了解读风水师天机的密码。
江津南部鼎山虽是白虎位,却流下了一条溪流,叫“砦溪”,该溪流从鼎山北面,经现在江津中学位置,由东北入城,“环学宫,注泮池”,与金钗井过来的溪水汇合,在城内绕行太极河后,注入长江。
这条溪水在入城前,仿佛是南城护城河,所以称“砦溪”。砦,同“寨”,解释为“守卫用的栅栏、营垒”。
两股溪水,让城内太极河水流充沛,河宽5-8米左右,水质清澈,河道两岸,杨柳成荫,生气勃勃。一抹绿痕,如一条优美的项链,得体地挂在城市颈项上。
江津人行走在这条项链上,俯仰之间,塔影云鸿,蓝天绿树,流水潺湲,鸟鸣婉转,何等惬意?
太极河上,除泮池文庙处必有泮桥外,还有三座桥,载入《县志》:一是大通桥,俗名板桥。二是大中桥,也叫杨嗣桥,因杨氏族人聚集于此。三是太平桥。
遇长江涨水,小船可从北固门直接驶入小官山杨嗣桥。
可惜,这条顶级风水河,毁在没文化的这几代官员手里。风水师们当年的集体智慧,被全部压在石板之下,成为暗河,仅作排泄城市污水之用。
现在北固门滨江路长江边,还可看到一条长石砌成的水沟,一直伸向江心,排放着生活用水。这条沟,就是曾经的太极河。
如果这条太极河保留至今,河岸重新整治,除了杨柳依依,微风徐徐,还有各种观赏鱼和鲜花盆栽、石桌石凳、古桥灯饰等等,对江津打造旅游城市和风水城市,必有补益。
太极河虽然因为今人的无知而变成了暗河,但这条河流永远流淌在江津人的灵魂深处。
如有条件,建议江津有关部门,在太极暗河上面,沿河做一个路标提示,告诉大家这条河流在城市之下,依然淌着千百年来城建者的智慧。
四、一场风水灾难:《县志》记载“伤县脉”悲剧
故事发生在明朝宣德初年(1426年),当时的县长兼县委书记袁旭同志,“以水东泄,筑堤拦水”,想引东泄之水,向西入太极河。
《县志》记载,袁县长是江西临川县人,永乐乙未年进士。该人政声颇佳,“廉明公勤,增大县治,重新学宫,政务修举,讼息民安”,并且“庚子入觐”,即庚子年入朝进见帝王,估计是到人民大会堂领取全国劳模之类的奖励。
所以当新派领导“代者至”时,江津人民不答应,“父老德其政,相率恳留”。
这样优秀的官员,肯定是希望江津更美好。
但这样做是否正确?
蹇滋善进士在乾隆年间写了一篇文章,叫《开复东门水道碑序》,专门讲述这事,留下了江津城市风水的历史记忆。
蹇进士开篇论述气脉风水与科举的关系,再讲述莲池左右水道原来的走向,然后说明朝末期(避开了袁旭同志,袁县长生活在明朝第5位皇帝时期,明朝一共16位皇帝,是否为贤者讳?不得而知),江津地方一把手误信“形家”风水师指点,以为是龙脉,便筑堤拦水,引水东流,造成江津科举不振的悲剧。在曾受一县长的倡导下,司马戴捐金出钱,右边水流故道得以疏浚。
事成当年,江津科举立显神威:在当年的秋闱乡试(清朝是三年举办一次)中,有4人中举人,其中一人为“经魁”,即五经取士中的第一名。
换成今天的语境,就是重庆市高考状元。不,那时重庆属于四川省,应该是重庆和四川的高考状元。
蹇同志也在第二年中进士。这离江津考中进士的历史,已经有29年了。盼了几十年,终于开胡了,全县人民普大奔喜,热泪盈眶。
江津人被曾受一县长的堪舆术彻底征服!
不妨跟着蹇滋善进士的文章,走进江津老城文化现场。
(一)风水与科举的关系。“人文之盛衰,科甲之隆替,气运为之而实地运司之也。”“地运司之”,意思是一个地方的科举盛衰,由地理风水决定。
(二)江津风水龙脉走向。“津邑龙脉自鼎山落坪,由金钗井左畔穿平田,逆大江而西上入城。”当然,这条龙脉起自“黔播”,即贵州高原,来龙绵延几千里。与江北缙云龙脉和云雾山龙脉起自昆仑,经大巴山折向西南不同。龙脉由高山降入平地后,最终折而向西入老城。龙穴在何处?本文没有讲述。
(三)莲池左右两条水道。“其平田之右水,停涵而东泄,从古关帝庙前出江。左水西流,绕泮池从太极口达江。此左右水之各东西流者也。”
(四)误信风水师筑堤改道。“晚明因当事者误信形家言,于古关帝庙前,右水出江之处筑堤壅塞,误作龙脉,而右水不能出江矣。”本来水流逆西而上,穿太极河而入江,确为当年风水师的智慧。但为什么却伤了县脉呢?
(五)改道造成县脉被冲伤。“于是春夏涨溢,右畔之水横流而左,而县脉之穿平田处汩没被冲。”原来是右水不能出江后,只能向左,造成春夏涨水时,左流的水太多,将由鼎山落坪,折而向西的这条县脉(龙脉)淹没,造成县脉被冲坏。
(六)抢救县脉在行动。“故邑侯曾公前志谓科甲之减,盖由于此。急宜培复。侯卸任时,犹以开通故道为嘱。岁戊午,适与戴司马图南,谈及此。戴公素慷慨,急公者曰:‘是何难哉?计费几何?当为成之。’遂亲为相度,即捐囊,兴作刻日。沟成,水循故道。”
“故邑侯”,指已退休的老县长曾受一先生。“兴作”,兴造制作。“刻日”,指限定日期。得到戴公资金支持,很快完成沟渠改造,右水终于可以循原来的水道入长江。
(七)风水改造立显神效。“时值秋闱榜发,登乡荐者四,一列经魁。予适以次年成进士。去前辈之发甲科计二十九年矣。”
“秋闱”,是对科举制度中乡试的借代性叫法。明、清时在各省省城和京城举行的科举考试,通常安排在农历八月,因此叫“秋闱”。“乡荐”,唐宋应试进士,先由州县荐举,称“乡荐”。意思是通过了省考,是举人待遇。“甲科”,指科举考试。
蹇滋善同志第二年中进士,打破了江津县29年来无进士的历史。
(八)赞美为风水作贡献者。“至是,人始信公之言为不谬,而服戴公之勇于好义为不可及也。今恐岁久填塞,司马复捐工价,浚使益深,功峻勒碑,垂后聊记数语,以为后鉴云。”曾受一县长以儒生身份,却是道家堪舆高手,实为江津县史上的巅峰人物。
司马戴家里有钱,偏偏作为富翁还勇于好义,满满的正能量。
不过,查一下重庆地区历代科举情况,可以发现:宋代江津中进士11人,居重庆市第7位。元代中进士5人,居重庆市第一。
明代中进士36人,举人168人,五贡177人,居重庆市第二,仅次于主城巴县。
清代中进士13人,武进士1人,举人134人,武举人22人,五贡190人,居重庆市第五。清朝主要是奉节崛起,加上涪陵得程颐理学圣地,合川得周敦颐廉溪学脉,都有先天优势。而长寿在涪陵之侧,大打教育牌,进步神速。
也就是说,有明一朝,江津科举其实相当厉害。只有到清朝,江津才出现落后倾向。
整体来说,从宋朝算起,江津科举合计有功名者757人,居重庆市第四位,次于主城巴县、理学圣地涪陵、廉溪学脉合川。高于从唐朝以来,处省政府地位的奉节。
但很可惜,去涪陵、合川,很少看见这两座城市打科举进士牌。这说明这两地领导的地域文化意识很淡薄,或者说对自身地域文化的认识严重不足。
那么莲池右水循故道东流入江,是否是打破江津29年无进士的理由呢?或者说南北风水塔与东门文星阁结阵,是否产生了提振文昌的效果呢?
是巧合还是真有神效?无法通过科学的方法来实证。
不过从反面来看,城内文塔废弃,太极河掩盖,今天江津教育在重庆的地位,或者说高考成绩,还居第四位么?
至少今天江津的教育地位很悲摧!绝对无缘第四。
对莲池由元至清的变化,《县志》记载为:“元时凿渠引水入泮池,由大通桥注之江。宣德初(明朝),知县袁旭以水东泄,筑堤拦水。成化中(明朝),知县宋潜构亭于上,后壅塞不常。嘉靖乙酉(明1525年),知县王贡疏之。丁酉(明1537年),知县杨元吉葺其旧亭,扁曰‘君子池’,建亭池中,扁曰‘水心亭’,有诗。邑副使杨发记并见艺文。国朝邑令宫殿对,建亭其上,后令郎嘉卿更加濬导。形家谓掘沟过金钗井,县脉被伤,科第之减,以此亟宜培复。”
这里记叙了莲池在元朝凿渠引水入泮池后,明清两代县长们的不同建构:袁旭筑堤拦水、宋潜建亭、王贡疏导、杨元吉建亭题扁、宫殿对建亭、嘉卿疏导等。
其中乾隆朝的县令叫宫殿对,是江苏泰州人。由蓝旗国子监三年任,六年调阆中县。不要把宫殿误读为建筑,是复姓。
杨元吉是江津太和人,由举人十五年任。《水心亭记》比较有名。
宋潜是庐陵人,由举人十年任。《县志》评价较高:“公勤廉干,百废俱举,四民悦服。”
江津《县志》对建风水双塔后的科举提升,这样表述:“津邑文运较前数十年颇盛。”这个评价总体还是较客观准确。
五、奎星阁与文星阁:不是一回事
两塔一阁连青龙,其中的一阁,究竟是哪一阁呢?
是文庙后面的奎星阁,还是东门明豪步行街位置的文星阁呢?
幸好,《乾隆版江津县志》,发现有曾受一县长亲自写的《续修文庙碑记》,找到了线索。
《续修文庙碑记》里面详细记载了江津旧文庙“岁远材朽,宜重修”。当时遇边关不宁,“金酋不靖,出入塞垣者数年”,直到公元1776年夏大师平定边关后,周君与学博(教授五经的学官)冯君一道,筹集资金,于秋天聚集工匠,开始动工。“此大工之余后人”,情怀可嘉。
修建过程中,曾受一县长又“奉檄自巴调署津邑,计离津七载有余”,七年后重新回到江津做县长,自然马上过问文庙续修之事。发现墙高不够,庙前甬道及左右两阶和内外之地,均未彻以砖石,亏功不少。冯君提出两个建议:一是与崇圣祠毗连的学署,建造体制不协调,有损圣庙形象。二是原来文庙里壮黉宫体势的旧魁星阁,“今倾圮破漏,也需要重修”。于是政府拨款五百缗,加上士绅筹集,终于“墙称其宫,阶升有路,祠易其地,阁亦岿然钜工”。
然后,曾县长谈到了七年前他在津做的一件大事,就是建奎阁。理由简单,查看此地风水,重在文庙左面艮方来脉。堪舆家说坐向纳甲,文昌之位,“宜建高阁”。于是他“曾砌石台丈许作基”,还发簿酬金。可恰逢降职,离开江津,工程于是中止。这次重来,急欲完成,“募金踵成之”。
建成之后,曾县长非常高兴,文笔一转:“兹文光射斗,人杰地灵,云蒸霞蔚。”并与当年乡试的优秀成绩结合,认为是阁楼建成后的吉兆:“今秋闱发其兆矣”!
同时说明“左畔文昌阁实为黉宫建矣”。也就是说,左边文昌阁,与文庙后面的奎星阁不是一回事,是七年前就准备在建,目的是补文昌位。
那么很明显了:乾隆城图上的“文星阁”,才是曾县长用作风水的阁楼。与奎星广场上的奎星,不是同一阁楼。
作者:谭蘅君、谭云籍 文化教学之地域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