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城篇
一、江津老城的顶层设计思路
二、江津老城的风水布局
三、江津老城的城市封面
四、江津老城的改造建议
江津老城建设的顶层思路
中国古代城市建设有独特的范式，通常风格统一，整齐划一，建城思想体现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观、礼乐观、尊卑观、自然观、祭祀观、防御观等。
即由神到人，先天后人，先尊后卑，礼法并用，天人融和。
着重体现民族的哲学观、宗教观、道德观、政治观，辅以阴阳玄学、风水堪舆等。
建筑体式标准化、通用化、实用化、个性化，建筑构件符号化，建筑布局意境化，建筑追求以山水审美为前提，做到藏风纳水，有利个体生命的健康，甚至个体灵魂的安定和智慧的增益。
比如儒家经典《周礼·考工记》对古代城建是这样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庙，前朝后市，市朝一夫”。
意思是：建筑师营建都城时，城市平面呈正方形，边长9里，每面3个城门（设立两个侧门），合计12城门道。城内有道路南北9纵和东西9横，合计18条大街道。街道标准宽度为能同时行驶9辆马车（72尺）。王宫的左边（东）是宗庙，右边（西）是社禝，左右对称。宫殿前面（南面）是群臣朝拜的地方，后面（北面）是市场。市场和朝拜处各方百步（边长一百步的正方形）。
这种布局是中国传统文化认为最理想的设计：“左者人道所亲，故立祖庙于王宫之左；右者地道所尊，故立国社于王宫之右；朝者义之所在，必面而向之，故立朝于王宫之南；市者利之所在，必后而背之，故立市于王宫之北。”
当然，《考工记》这里的“国”，指国都，是京城待遇，记录的是西周丰镐的城市规划。如果是州郡，城门只能开2个，县城只能开1个。
所以城池的规模和形制，都有一定的层次标准。在大小、用材、颜色、数量、尺寸等方面，有严格的尊卑礼制等规定。
就城市本身而言，则可分为四个方面。
首先是城市地形风水的查看。什么地方可以建城，什么地方不可建，建哪里，怎样建，如何选址，建成什么形式，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操作程序，包括祭祀等宗教仪式。
从城市设计来说，一方面要“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保证民众住房需求；另一方面还要尽得自然之趣，“山翠万重当槛出，水光千里抱城来”，有生活意境。
第二是城市中心位置的确定。体现中华“原点”及四方拱卫思想，然后才是“仰观天象，俯察经纬”，框定城市的总体范围。
第三是以中心位置构建城市“中轴线”。官署、坛庙等重要建筑皆于其上，并以此布局左右对称的街道建筑和功能分区。比如北京的故宫中轴线（长约7.8公里），唐长安城的朱雀大道，成都的天府大道，洛阳的天街，广州的北京路等。
西汉、东汉之际城建制度出现一次重大转变，整个都城朝向由“坐西朝东”变为“坐北朝南”，由西城连结东郭或者西南城连结东北部的布局，变为东西南三面郭区环抱中央北部城区的布局。
（图注：隋唐长安，左右对称，东北角的大明宫是后来修建，早期城市设计，几乎是一张可以对折的城市，同时北区中央的皇宫，被东西南三面环绕。）
第四是城市住宅区和商业区的规划管理。注重卫生、治安、交通、排污等实用功能，城市管理由宋朝前严格的里坊制，向宋代后开放的街巷制转变。
图注：红框即为东西市，只有此处能够贸易。
当然，都城策划也有守正创新者。比如明代的南京城，设计者是“尤精经纬学”的刘基，他以《周礼》为指导思想，根据“三垣、二十八宿”星象，结合南京虎踞龙盘、依山傍水的地理优势，一改以往都城墙取方形或矩形的旧制，按照星象布局，根据山川、湖泊、河流的地理形势， 从防御的需要因形随势而建，将南京城的城墙设计为天象中的“南斗”和“北斗”的聚合形态，将皇宫置于北斗的斗勺内，然后在其中修建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符合天象意蕴。
京城13座城门分别对应南斗6星和北斗7星的13颗星。南斗斗勺内为传统民居区（老城南），北斗斗勺内为新建皇城区，两勺柄之间为军屯区，既符合当时的经济条件和民心所向，又保护了南京城最繁华的两大区域，更重要的是道家隐喻在南京城墙建筑语言中的设计思想，秉承了帝王皇权“至高无上”、“永为人主”的原则，体现了设计者“天人合一”与“皇权神受”的天道观与正统观，是遵循礼制、呼应天象、顺应自然的杰作。
中国历史上，历经战乱，许多城市毁于兵灾，毁后重建，但基本结构一脉相传，难有变化。
一、油溪与僰溪：最早的风水吉地
江津老城规划，肯定要遵守《周礼·考工记》对古代城建设置的原则和它背后的哲学思想。
当然，就不得不看重风水，这是古代城建第一原则，并在这一原则指导下进行选址。
从历史来看，江津作为县政府衙门治所，一共有四个地方：益州牧刘璋设乐城县，县治油溪（一说龙门）；公元487年，江州县的县治迁往江津顺江僰溪口，西魏（553-557年）改江州县为江阳县，县治仍在僰溪口；北宋置鼎山县，县治在鼎山，旋废，正史不载；公元598年置江津县，县治在几江镇。
这四个地方各有特色：油溪与僰溪口，都是两河交汇。
油溪是北边缙云山脉璧南河与长江的交汇处，后来成为贵州经遵义和李市，到成都的陆道转运中心；顺江僰溪口，长江与綦江的交汇处，是东下重庆，西通成都，南到遵义的交通要道。鼎山就在几江半岛南端，只是位置有微小距离。
为什么不选址两江交汇处，偏偏选择一个几江半岛呢？
不如先看其他两处的地形，看看是否符合中国传统风水追求：山明水秀，实现人居环境和山水意境的融合。
油溪地处长江北岸，北边是西南缙云龙脉与长江的山水交汇；东面和南面临江，西面是以明灯山为中心的圣钟坪，形如圆珠。如果说这里风水不错的话，那么风水最佳处肯定是它西边的圣钟坪。
油溪处重庆境内缙云山和云雾山两大龙脉之间，这区域还有吴滩镇、朱扬镇、金刚镇，历来是风水师驰骋才华的地方。
传说刘备曾准备建都圣钟坪，沿圣钟坪建了十八道城门：天生门、太平门、乾安门、德圣门、佛耳门、永胜门、监江门、南纪门、朝天门、地利门、安里门、侧耳门、永安门…….后因战事，建都失败，改建成都。
当然正史无载，所以只能当野史看待。不过它透露的玄机，却说明这里真有“龙穴”。
从风水来讲，圣钟坪恰恰是两大龙脉之间所戏的宝珠，所以风水上佳。
换一个角度，这里有开国元勋聂帅的祖坟（骑龙穴），江津人都知道的风水故事。另外，该处有一“玉印寺”，现为“护国寺”，建于山莲之中。
这里成为江津县治最初的选址，肯定在古人眼里有上佳的风水。虽然只存在54年，但还是值得研究。毕竟，重庆第二机场落地璧山正兴后，最大的受益者就是这两条龙脉之间的区域，机港大道直通长江，成为未来新兴产业布局的最佳选择。
顺江僰溪口，最大的优势是水道。綦江直通遵义，相当于僰溪口上通成都，下达江陵，南及贵州，三省通渠。
这样的地方如果放弃，实在太可惜。
何况水口是好风水，旺财旺人。
从地理形胜来看，它东面是中梁山脉穿江而过到达江南的余脉，为青龙方位，远高于西边所有小丘陵（白虎方位），属于吉地。
从北方看，铜罐驿形成的弓形煞气斜对僰溪口，却被长江大中坝遮拦化解，同时对东去的长江进行分流，一内一外，如都江堰的鱼嘴，形成一条内江回水沱，储水储财。綦江冲入长江时，又遇一小中坝在前方形成案山，阻缓水势，锁住吉气，是难得的两江汇合的绝佳造型。
此处风水象极长江入海口的上海滩：在江海汇合处，崇明岛静处其间，成为罗星锁水口的风水格局，滚滚长江水汽尽聚于此。
但僰溪口大、小中坝却更有意思，大中坝将长江一分为二，内储财水；小中坝锁住綦河水口，形成双星锁江格局。
但最终江津城址却放弃了这两处风水，选择了更好的地方：几江半岛。
二、风水阵塔：三塔连青龙
几江半岛对岸最大的龙脉是缙云山。
如果城市建在对岸，虽然北方位是高大的缙云山脉，靠山极佳。但缙云山脉是西南-东北走向，它同时属于城市西方白虎位，大凶。
所以对岸叫德感——以德感之，使之勿动。这是江津乡镇中最佳吉名，对化解白虎凶星，效果极好，可见当年风水师们的智慧。
有德感这一名字化解白虎，加上脉气遇水则止，几江半岛易完全处于玉水环抱之中，自然风水上乘。
当然，任何吉地都不可能十全十美，几江半岛也是如此，它的软肋在白虎位鼎山高于青龙位黄桷故道斜坡。
对于这种城市格局，到清朝时，风水理论已日渐成熟，经过佛教与道教长时间的整合，堪舆界倡导建风水塔以弥补。
“中国营造学社”对中国古域进行调研，汇集成《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梁思成的助手张驭寰先生出过风水塔专著《中国风水塔》，是目前国内唯一一部研究风水塔的专著。对风水塔的历史沿革和分布、风水塔的分类、建筑材料、尺度、艺术装饰、各部件做法等，进行了论述。
总体来说，南方风水塔多于北方，四川地区张驭寰介绍了28座名塔，数量上远高于其他地区。
风水塔在隋朝已出现，作为佛塔的附属产品，但性质形象已大变。张驭寰说：“既不属于佛教系统的各式塔楼，也不能列为墓塔的范围，把它们归纳起来早已成为一个独立体系。”
佛塔在宋以前是“一寺院建造一座塔，不建大殿，以塔作为主要崇拜物。”但佛教世俗化后，塔与寺院分离开来，“塔的佛性蕴涵向完全世俗繁华方面转变”，风水塔大行于世，“实际上就是由佛塔转型而改变了宗教性质的一种新的建筑类型”。
这种风水塔，民间称之为文峰塔、文笔塔、文昌塔、文塔等，是对天地人关系探讨与实践的产物，它强调了“三才之间，地道为独尊”。
风水塔的修建，四川重庆因山脉丘陵为多，成为风水师率先实践的土壤。
清代乾隆时期重庆府只修建了3座风水塔，均在江津。即大塔（文风塔）、小塔（文风塔）、文塔。
清代风水塔修建数量，江北厅和丰都均为4座，居第一。江津3座，排名第二。
不同的是，江津这3座风水塔，结成的是风水阵， 目的是补东南地势低洼，增强青龙地位。
这与其他长江边的风水塔建造目的大不相同。
古人认为“大江东去，浪淘尽”的地形不利于文风。大江东流往往“披沙淘金，竭尽英华，科名之不振，职是之故”。堪舆家们便想尽办法来弥补这种地理缺陷，于是借塔来阻止“水去沙尽”之困，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所以，风水塔往往建在两河交汇处的岸边，即风水学的“水口”处。
所以岷江、青衣江、大渡河等沿江分布着19座这类风水塔；长江流域在重庆内共有23座；嘉陵江流域从广元算起，共有9座；渠江流域共有19座；涪江流域共有29座。
但江津不是。江津以城南鼎山文塔（白塔）和江津北岸高家坪文塔，加上城中心位置建造的奎星阁，两塔一阁，结成风水阵塔，“补山水之形胜，助文风之盛兴”。
清代四川一带建风水塔的目的，是为了“壮黉宫”，即教育。一旦进士人数减少，必须立即从风水上找出问题，并快速补进，这已经成为一方官员的政绩。
江津这3座塔，《县志》图示为：南部的白塔，东部的文星阁，北部的文塔。
而白塔位置，从地图上看，大概在今天的小塔位置。
东部的文星阁，更象在名豪步行街，而并非现在的奎星广场。通过《县志》图，文庙北端有一“魁楼”，此魁楼极有可能是现在遗存的魁星楼，而文星阁在进士蹇滋善《修两文塔碑记》中有专门的记载：那是风水专用。
那么究竟是名豪步行街的文星阁还是文庙后的奎星阁呢？
根据《县志》记载，城南文塔在鼎山下，明代崇祯8年曾修建，乾隆甲寅年在公募与政府补贴的组合方式下，终于筹集资金，重修新塔，与圣庙（文庙）相对，此方为元魁星。江北文塔在圣庙的八卦艮方，与城南文塔丙艮相映，为荐元星，叫催官方。由于处长江北岸，又在山顶，工程量极大，费十数年方成。
建成之后，《县志》叙述：“津邑文运较前数十年颇盛。”为此江津籍进士蹇滋善专门为建塔写《修两文塔碑记》。
该记开篇即道：“风水之说儒者弗道，而山川形胜或有缺陷。古人陟巘降原，相度之际，未尝不继之以人力。”
意思是可以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来弥补山川风水之不足。
“粹然儒者”曾受一县长，对于培植江津文风非常用心，“尤三致意焉”。最后在乾隆丁酉岁（公元1777年），“于圣庙落成之后，环视地脉，谓东南北三方稍陷，必大为培补，始足以崇礼势而壮黉宫。先于东门内建奎星阁，立著成效。侯曰未已也：鼎山之南，大江之北，当建两文塔。侯亲为卜地，诹吉兴工。”
曾受一县长“历官四川阆中、綦江等知县，1762年任四川珙县知县，乾隆三十年（1765）调任江津知县，四年后升任合州知州”。在文庙建成后，随大家一同查看江津龙脉，有堪舆家认为东、南、北三方稍陷，受西方白虎位的鼎山压制，文风不振。所以提议在东门内建奎星阁，马上可以见效。
从乾隆城图看，这个位置不是现在的奎星广场，文星阁在县图的东门位置，即现在的名豪步行街。
图示：文星阁在县图的东门位置，即现在的名豪步行街。文庙建筑群标注有两座房屋，最北端有一座“魁楼”，即现在的奎星广场。而广场对面，是县衙门所在地，即现在的江津老公安局位置。
曾受一却认为不止于此，提出在鼎山南部，长江北岸，当建两座文塔，才能达到效果。并亲自占卜取地，挑选吉时吉日动工。那时的文人，《易》是必修科目，对于堪舆之事，极易贯通。
但好事多磨，“曾侯以致仕回籍，未获竣事。后复致书于邑人，期在必成。然屡兴屡废，讫无成功。”曾受一离职退休回原籍后，仍然未能成功。后来写信给江津县人民政府，希望建成。但提案屡提屡废，因为没有人民币，愿望无法实现。
终于在公元1794年，进士蹇滋善同志未经县人民代表大会提案，直接诉之当时的一把手涂县长，并获得成功：“岁甲寅，余言于邑侯涂公，请公项若干，复募费重修，南塔先成。惟江北之塔，厥功甚距，费尤不赀，历数寒暑，而功始竣。制军孙补山先生，题其额曰：标建奎躔，自是而文风亦蒸蒸日上矣。是役也，曾公倡之，涂公继之，趋事者明经程诗钟、张光组，太学生何绣裳三君之力居多。捐赀以建碑亭者，则司马戴君登霄也。”
该工程倡导的人是曾受一，落地的人是涂县长，出力的人是程诗钟、张光组、何绣裳，出钱最多的人是司马戴。
涂县长，全名涂长发，江苏江宁举人，乾隆54年任江津县长，在任5年，公正廉洁，1795年升任眉州。
司马戴同志家里很有钱，霍来宗同志在《团练乡勇碑记》中记载，戴君不仅“捐弃多金”，还“顾备丁壮数百余人亲为训练”、“制造枪矛千余件”、“铸大小炮位七十余尊”送给江津和重庆府江北厅，甚至“办蓑、苙各五千件，脚马两万件送营中”。
但可惜，司马一姓在江津的姓氏大族中还排不进前十。
参与《乾隆江津县志》修纂的江津几江人王家驹，乾隆37年（1772年）赐进士出身，行政级别为正七品散官文林郎（类似现在正处级），曾官广西平乐知县、任奉节夔州府学教授，《县志》收录了他写游城南文塔的文章《游鼎联宝塔记》。
公元1779年夏初，王家驹带领40多人登南城文塔，地点在离城半里的聚宝山，也就是现在“云鼎阳光”到 “园丁大厦”一线。
虽然刚刚进入夏天，换算成农历，相当于现在5月，气候已暖，有人打伞遮阳，从南安门到聚宝山这一段路，居然走得汗流浃背。
走到塔下，塔前有大树，树荫广达数亩，树下还有小条石，可供休憩。塔很高，“望塔顶高数十丈”，以当时的测量工具，不易计量。塔基很宽，“周围约数丈”，“层有十三”，每一面都开有窗户。整个塔给人的感觉是“峥嵘拔地，突兀撑空”。
第一层塔额上“嵌石刻四大字，所谓‘鼎联宝塔’者也”。
登楼过程，路径狭窄，拾级而上，“后人持前人脚，前人履后人项”，颇为艰难。塔楼每层四面门洞大开，越上光线越好，“披襟挡风，觉透体清凉”。
登上最高层俯瞰，“下地烟霭霏微，杳若无际，飞鸟过者，延视其背”。攀窗四望，“遥见鼎山耸峙，几水环流，华盖诸峰，如翠屏罗列。城堞参差，田庐隐见，尽在其下。吾津胜观也！”
突然就发现：王家驹登聚宝山“鼎联宝塔”是1779年夏天，涂县长建南部白塔是1794年，前后相差15年。这15年“鼎联宝塔”不可能就垮了重建。
意思就是，“鼎联宝塔”与风水白塔应该同时存在。
那么问题来了：风水白塔在哪个位置？蹇滋善《修两文塔碑记》中虽未明确指出，但《乾隆县志》记载是：“在鼎山下与圣庙相对”。
按照《乾隆县志》“在鼎山下与圣庙相对”，那么从南安门往山上遥望，必在现在塔坪路与燕窝穴街向南部延伸的两条线之间，也就是现在的江津融媒大楼到生活林之间的范围。
这里就是聚宝山。
从园丁大厦，经燕窝穴街上，到达南门，这一线，曾经是江津传说中的风水宝地，杨氏家族从放羊娃，到重振家族雄风，靠的就是祖坟埋在这一线的风水穴位上。
图注：从现在奎星广场向聚宝山望去，“鼎联宝塔”位置在塔坪路园丁大厦以下。“小塔”应该是新建白塔位置。
“鼎联宝塔”，《乾隆县志》未载，但距南安门，仅仅“一里许”。当年这里是一片荒山，甚至是坟山，直线距离短，但羊肠小道，爬上去还是要费一番周折。
换一个角度，如果聚宝山已经有一座13层的宝塔，是不是某种程度上已经充当了风水塔的角色？这种情况还有必要新建一座么？
《乾隆县志》记载，南部文塔有新塔和旧塔，旧塔建于明崇祯八年（1632年），没有明确标注地点。新塔建于1794年，相差162年。
幸好《民国江津县志》对旧塔有记载：“明崇祯八年建，今撤毁。”
那么“鼎联宝塔”呢？《乾隆县志》未载。
重新查《民国版江津县志》，赫然出现“县文塔有三”字样。
（一）“一踞鼎山，其形较小，中实，俗名‘小塔’。”这是当年曾受一卜定的风水塔位置。现在高德地图上还可显示“小塔”地点。
（二）“一峙武城后，俗称‘大塔’。中有蹬道盘旋而上，如入云霄。”这与王家驹《游鼎联宝塔记》所载吻合，为“鼎联宝塔”。
（三）“一屹立大江北岸高坪，近石佛山。势极峥嵘，与峙武城后者，相竞崛起。”
同时记载了城中塔池胜景：“天日清朗时，三塔之影咸倒入城内菱塘中。自塘岸观之，一一可见。故邑中风景，夙称‘菱塘塔影’为胜。”
江津确有三塔，但即便《民国版江津县志》，也未解释“鼎联宝塔”的来由，殊为可惜，说明编辑极为粗糙。但“菱塘塔影”，作为江津胜景，留下了史记文献。
《江津乾隆县志》的编修，脉络很清晰，从明朝开始，历经四次才完成。《四川地方志》570页至571页载：明朝嘉靖十九年（1540），杨元吉县长拜访本县名士杨彝（明正德十四年举人，翌年成进士，历官云南道监察 御史、浙江清军御史、贵州巡按御史、江西吉安府知有、河南按察司副使等}，请他出面总领纂修县志，当时纂成县志二卷，但未能刊刻印行。到乾隆33年（1680）还能见到手抄残本。
康熙十九年（1680），县长王躄聘本县名士龚懋熙（明朝崇祯进士，宫太常博士，入清不仕）出来总其重修县志事，书成，仍未付梓。
雍正年间，县长王朝选曾依据龚懋熙版本，重辑县志五卷，至雍正十一年（1733）成书，依然未能刊刻印行。
直到乾隆三十二年（1761），曾受一在县中寻得以上各志的抄本，取而阅之，遂为补缺订伪，纂成县志21卷，然后由进士王家驹参与校阅，于次年夏天付之梓行，总算完成。
原刻印本迄今仅见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收藏一部。
明朝兵灾之后，《重庆府志》已残缺，仅剩下长寿、南川、綦江、江津、永川五县之志（当时重庆府共领三州十七县）。说明江津县志从明到清，一线贯之，未曾断裂。
从嘉靖十九年（1540）到乾隆三十二年（1761），221年断断续续编修，居然都没有注明“鼎联宝塔”的建造时间和目的，实为一大疏漏。
如此可确定：新建白塔在鼎山脚下，地图上的“小塔”，位于“鼎联宝塔”西边。而大塔，应该是可以攀登的“鼎联宝塔”，在塔坪路武城后。
“鼎联宝塔”虽然不是曾受一县长亲自卜定的风水塔，却依然达到了培护东方青龙的效果，这说明前朝已经有风水师在做这件事。
另外，有少数江津地方学者，认为风水阁是奎星阁，则明显错误。此风水阁在《江津乾隆县志》上是文星阁，位于东门，是新建，不是南门文庙。现在奎星广场上的奎星楼，是南门文庙建筑的一部分，不是培植风水所建。
曾受一县长在鼎山脚下查穴卜地所建白塔，自然选在龙脉穴位上，着眼于全局。原有的“鼎联宝塔”，也处风水线上，但当年建筑理由，却未明示，今人难以知晓。
可惜，三塔已不见踪影，文星阁荡然无存。荷池已毁，“菱塘塔影”，无一可见。
高家坪文塔因抗战时成为日本军机绕道江津轰炸重庆的航标，国民政府陪都防空司令部下令炸毁北岸文塔。2010年，江津第三次文物普查，将高家坪文塔遗址列为”抗战遗址“，申报文物保护单位。
据说很灵，江津建塔后，立即文风昌盛，屡中进士。
三、太极河：江津老城的阴阳锁龙术
长江在几江半岛温柔地划了一圈圆弧，就奔腾东去，“水去沙尽”，带走多少吉气财富？怎不让风水师们扼腕叹息？
这一圈半弧已是天赐，吉气停留，让龙脉浸淫土地。但终究远去，无法阻拦。
如何才能锁住万里长江这条巨龙的精脉，让它吉气长驻？这对风水师来说，是难得的挑战。
好在江津风水师众多，很多流派的弟子从昆仑祖山一路追踪龙脉，过米仓山、大巴山、秦岭，分出东去一脉，走出河洛地段，在平原上成就帝业。又分出西南一支，从大巴山蓦然回首，在四川大盆地东部，形成“五指拈花”的风水奇观。
天下风水师，但凡想有一丝造诣者，巴蜀之地便成为他们研学提升的练兵场。堪舆界翘楚袁天罡，《隋纲赟拓》记载，他是隋朝雅士重庆津琨（江津）人袁守懿的次子。
也就是说袁天罡老家在江津石门，虽然户口在成都。而袁天罡对相术和堪舆的精湛来源于巴蜀学习，可见当时巴蜀风水师的水平之高。
江津城市风水的顶层设计，同样体现出难得的堪舆标杆。
县志记载，江津东门外有莲池30亩左右，于是元朝时风水师设计凿渠引水锁龙气。水渠经金钗井，流入南安门，正好成为文庙前的泮池。然后继续由东向西，穿过天香街，流入小官山前的大水塘，绕一大圈，折而向北，经老米市街，过杨嗣桥（四不挨下面），从三通街又折而向东，快到新华书店，忽然又转而向北，穿过大通桥，从北固门太极口注入长江。
这条河流，在城内几次绕行后，划出一个非常漂亮的太极图，把江津内城分成不规划的阴阳鱼，与外圈的几江，形成难得的内外太极，独锁山川吉气，在中国的城市设计中，极具传统文化底蕴。
长江绕一“几”字，只是太极外圈。去水处的水口，建塔也能只起一定作用。城内太极河设计，才是堪舆界难得的锁龙术。
江津乾隆版老城图，遵循道家法则，天机不可外泄，只在北固门出口处，标注“太极口”三字，未标注太极河，是堪舆界的潜规则。
但这种堪舆界的春秋笔法，为后人留下了解读风水师天机的密码。
江津南部鼎山虽是白虎位，却流下了一条溪流，叫“砦溪”，该溪流从鼎山北面，经现在江津中学位置，由东北入城，“环学宫，注泮池”，与金钗井过来的溪水汇合，在城内绕行太极河后，注入长江。
这条溪水在入城前，仿佛是南城护城河，所以称“砦溪”。砦，同“寨”，解释为“守卫用的栅栏、营垒”。
两股溪水，让城内太极河水流充沛，河宽5-8米左右，水质清澈，河道两岸，杨柳成荫，生气勃勃。一抹绿痕，如一条优美的项链，得体地挂在城市颈项上。
江津人行走在这条项链上，俯仰之间，塔影云鸿，蓝天绿树，流水潺湲，鸟鸣婉转，何等惬意？
太极河上，除泮池文庙处必有泮桥外，还有三座桥，载入《县志》：一是大通桥，俗名板桥。二是大中桥，也叫杨嗣桥，因杨氏族人聚集于此。三是太平桥。
遇长江涨水，小船可从北固门直接驶入小官山杨嗣桥。
可惜，这条顶级风水河，毁在没文化的这几代官员手里。风水师们当年的集体智慧，被全部压在石板之下，成为暗河，仅作排泄城市污水之用。
现在北固门滨江路长江边，还可看到一条长石砌成的水沟，一直伸向江心，排放着生活用水。这条沟，就是曾经的太极河。
如果这条太极河保留至今，河岸重新整治，除了杨柳依依，微风徐徐，还有各种观赏鱼和鲜花盆栽、石桌石凳、古桥灯饰等等，对江津打造旅游城市和风水城市，必有补益。
太极河虽然因为今人的无知而变成了暗河，但这条河流永远流淌在江津人的灵魂深处。
如有条件，建议江津有关部门，在太极暗河上面，沿河做一个路标提示，告诉大家这条河流在城市之下，依然淌着千百年来城建者的智慧。
四、一场风水灾难：《县志》记载“伤县脉”悲剧
故事发生在明朝宣德初年（1426年），当时的县长兼县委书记袁旭同志，“以水东泄，筑堤拦水”，想引东泄之水，向西入太极河。
《县志》记载，袁县长是江西临川县人，永乐乙未年进士。该人政声颇佳，“廉明公勤，增大县治，重新学宫，政务修举，讼息民安”，并且“庚子入觐”，即庚子年入朝进见帝王，估计是到人民大会堂领取全国劳模之类的奖励。
所以当新派领导“代者至”时，江津人民不答应，“父老德其政，相率恳留”。
这样优秀的官员，肯定是希望江津更美好。
但这样做是否正确？
蹇滋善进士在乾隆年间写了一篇文章，叫《开复东门水道碑序》，专门讲述这事，留下了江津城市风水的历史记忆。
蹇进士开篇论述气脉风水与科举的关系，再讲述莲池左右水道原来的走向，然后说明朝末期（避开了袁旭同志，袁县长生活在明朝第5位皇帝时期，明朝一共16位皇帝，是否为贤者讳？不得而知），江津地方一把手误信“形家”风水师指点，以为是龙脉，便筑堤拦水，引水东流，造成江津科举不振的悲剧。在曾受一县长的倡导下，司马戴捐金出钱，右边水流故道得以疏浚。
事成当年，江津科举立显神威：在当年的秋闱乡试（清朝是三年举办一次）中，有4人中举人，其中一人为“经魁”，即五经取士中的第一名。
换成今天的语境，就是重庆市高考状元。不，那时重庆属于四川省，应该是重庆和四川的高考状元。
蹇同志也在第二年中进士。这离江津考中进士的历史，已经有29年了。盼了几十年，终于开胡了，全县人民普大奔喜，热泪盈眶。
江津人被曾受一县长的堪舆术彻底征服！
不妨跟着蹇滋善进士的文章，走进江津老城文化现场。
（一）风水与科举的关系。“人文之盛衰，科甲之隆替，气运为之而实地运司之也。”“地运司之”，意思是一个地方的科举盛衰，由地理风水决定。
（二）江津风水龙脉走向。“津邑龙脉自鼎山落坪，由金钗井左畔穿平田，逆大江而西上入城。”当然，这条龙脉起自“黔播”，即贵州高原，来龙绵延几千里。与江北缙云龙脉和云雾山龙脉起自昆仑，经大巴山折向西南不同。龙脉由高山降入平地后，最终折而向西入老城。龙穴在何处？本文没有讲述。
（三）莲池左右两条水道。“其平田之右水，停涵而东泄，从古关帝庙前出江。左水西流，绕泮池从太极口达江。此左右水之各东西流者也。”
（四）误信风水师筑堤改道。“晚明因当事者误信形家言，于古关帝庙前，右水出江之处筑堤壅塞，误作龙脉，而右水不能出江矣。”本来水流逆西而上，穿太极河而入江，确为当年风水师的智慧。但为什么却伤了县脉呢？
（五）改道造成县脉被冲伤。“于是春夏涨溢，右畔之水横流而左，而县脉之穿平田处汩没被冲。”原来是右水不能出江后，只能向左，造成春夏涨水时，左流的水太多，将由鼎山落坪，折而向西的这条县脉（龙脉）淹没，造成县脉被冲坏。
（六）抢救县脉在行动。“故邑侯曾公前志谓科甲之减，盖由于此。急宜培复。侯卸任时，犹以开通故道为嘱。岁戊午，适与戴司马图南，谈及此。戴公素慷慨，急公者曰：‘是何难哉？计费几何？当为成之。’遂亲为相度，即捐囊，兴作刻日。沟成，水循故道。”
“故邑侯”，指已退休的老县长曾受一先生。“兴作”，兴造制作。“刻日”，指限定日期。得到戴公资金支持，很快完成沟渠改造，右水终于可以循原来的水道入长江。
（七）风水改造立显神效。“时值秋闱榜发，登乡荐者四，一列经魁。予适以次年成进士。去前辈之发甲科计二十九年矣。”
“秋闱”，是对科举制度中乡试的借代性叫法。明、清时在各省省城和京城举行的科举考试，通常安排在农历八月，因此叫“秋闱”。“乡荐”，唐宋应试进士，先由州县荐举，称“乡荐”。意思是通过了省考，是举人待遇。“甲科”，指科举考试。
蹇滋善同志第二年中进士，打破了江津县29年来无进士的历史。
（八）赞美为风水作贡献者。“至是，人始信公之言为不谬，而服戴公之勇于好义为不可及也。今恐岁久填塞，司马复捐工价，浚使益深，功峻勒碑，垂后聊记数语，以为后鉴云。”曾受一县长以儒生身份，却是道家堪舆高手，实为江津县史上的巅峰人物。
司马戴家里有钱，偏偏作为富翁还勇于好义，满满的正能量。
不过，查一下重庆地区历代科举情况，可以发现：宋代江津中进士11人，居重庆市第7位。元代中进士5人，居重庆市第一。
明代中进士36人，举人168人，五贡177人，居重庆市第二，仅次于主城巴县。
清代中进士13人，武进士1人，举人134人，武举人22人，五贡190人，居重庆市第五。清朝主要是奉节崛起，加上涪陵得程颐理学圣地，合川得周敦颐廉溪学脉，都有先天优势。而长寿在涪陵之侧，大打教育牌，进步神速。
也就是说，有明一朝，江津科举其实相当厉害。只有到清朝，江津才出现落后倾向。
整体来说，从宋朝算起，江津科举合计有功名者757人，居重庆市第四位，次于主城巴县、理学圣地涪陵、廉溪学脉合川。高于从唐朝以来，处省政府地位的奉节。
但很可惜，去涪陵、合川，很少看见这两座城市打科举进士牌。这说明这两地领导的地域文化意识很淡薄，或者说对自身地域文化的认识严重不足。
那么莲池右水循故道东流入江，是否是打破江津29年无进士的理由呢？或者说南北风水塔与东门文星阁结阵，是否产生了提振文昌的效果呢？
是巧合还是真有神效？无法通过科学的方法来实证。
不过从反面来看，城内文塔废弃，太极河掩盖，今天江津教育在重庆的地位，或者说高考成绩，还居第四位么？
至少今天江津的教育地位很悲摧！绝对无缘第四。
对莲池由元至清的变化，《县志》记载为：“元时凿渠引水入泮池，由大通桥注之江。宣德初（明朝），知县袁旭以水东泄，筑堤拦水。成化中（明朝），知县宋潜构亭于上，后壅塞不常。嘉靖乙酉（明1525年），知县王贡疏之。丁酉（明1537年），知县杨元吉葺其旧亭，扁曰‘君子池’，建亭池中，扁曰‘水心亭’，有诗。邑副使杨发记并见艺文。国朝邑令宫殿对，建亭其上，后令郎嘉卿更加濬导。形家谓掘沟过金钗井，县脉被伤，科第之减，以此亟宜培复。”
这里记叙了莲池在元朝凿渠引水入泮池后，明清两代县长们的不同建构：袁旭筑堤拦水、宋潜建亭、王贡疏导、杨元吉建亭题扁、宫殿对建亭、嘉卿疏导等。
其中乾隆朝的县令叫宫殿对，是江苏泰州人。由蓝旗国子监三年任，六年调阆中县。不要把宫殿误读为建筑，是复姓。
杨元吉是江津太和人，由举人十五年任。《水心亭记》比较有名。
宋潜是庐陵人，由举人十年任。《县志》评价较高：“公勤廉干，百废俱举，四民悦服。”
江津《县志》对建风水双塔后的科举提升，这样表述：“津邑文运较前数十年颇盛。”这个评价总体还是较客观准确。
五、奎星阁与文星阁：不是一回事
两塔一阁连青龙，其中的一阁，究竟是哪一阁呢？
是文庙后面的奎星阁，还是东门明豪步行街位置的文星阁呢？
幸好，《乾隆版江津县志》，发现有曾受一县长亲自写的《续修文庙碑记》，找到了线索。
《续修文庙碑记》里面详细记载了江津旧文庙“岁远材朽，宜重修”。当时遇边关不宁，“金酋不靖，出入塞垣者数年”，直到公元1776年夏大师平定边关后，周君与学博（教授五经的学官）冯君一道，筹集资金，于秋天聚集工匠，开始动工。“此大工之余后人”，情怀可嘉。
修建过程中，曾受一县长又“奉檄自巴调署津邑，计离津七载有余”，七年后重新回到江津做县长，自然马上过问文庙续修之事。发现墙高不够，庙前甬道及左右两阶和内外之地，均未彻以砖石，亏功不少。冯君提出两个建议：一是与崇圣祠毗连的学署，建造体制不协调，有损圣庙形象。二是原来文庙里壮黉宫体势的旧魁星阁，“今倾圮破漏，也需要重修”。于是政府拨款五百缗，加上士绅筹集，终于“墙称其宫，阶升有路，祠易其地，阁亦岿然钜工”。
然后，曾县长谈到了七年前他在津做的一件大事，就是建奎阁。理由简单，查看此地风水，重在文庙左面艮方来脉。堪舆家说坐向纳甲，文昌之位，“宜建高阁”。于是他“曾砌石台丈许作基”，还发簿酬金。可恰逢降职，离开江津，工程于是中止。这次重来，急欲完成，“募金踵成之”。
建成之后，曾县长非常高兴，文笔一转：“兹文光射斗，人杰地灵，云蒸霞蔚。”并与当年乡试的优秀成绩结合，认为是阁楼建成后的吉兆：“今秋闱发其兆矣”！
同时说明“左畔文昌阁实为黉宫建矣”。也就是说，左边文昌阁，与文庙后面的奎星阁不是一回事，是七年前就准备在建，目的是补文昌位。
那么很明显了：乾隆城图上的“文星阁”，才是曾县长用作风水的阁楼。与奎星广场上的奎星，不是同一阁楼。
作者：谭蘅君、谭云籍 文化教学之地域文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