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巴蜀流人背景下江津从来不是流放地?
谭云籍 谭蘅君
一直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整个重庆几乎都是官员文人流放地的背景下,江津却没有一个流放人员?
要知道,重庆第一个建县地是合川,第二个建县地就是江津。
没有理由不重视江津。
何况江津是三通之地:西通成都和云南,东下重庆,南通遵义贵州。
难道江津有什么特殊之处,让历代朝廷避而远之,不敢把犯人流放至此?
一
中国有四大著名流放地。
第一是房陵(湖北十堰市所辖),这里离长安近,但在大巴山中,虽三江汇聚,交通还算方便,但毕竟是神农架林区,困于此,也就只有望峰息心了。
陵有两种主要解释:1. 大土山:山~。丘~。~谷迁变(简作“陵谷”)。2. 高大的坟墓:~园。~墓。~寝。
按字面意思,一是这里的高山构建了一个天然的大房屋,二是这里的地形就像一个安放尸体的陵寝。
历史这样解释:《史记》记载房陵名称的来历是“纵横千里、山林四塞、其固高陵、如有房屋”。
这里四围皆山,而且高大的山陵坚固异常,西南大山里还有石室如房屋。
换一个角度,此处四面群山环绕,略形成一个盆地,从卫星云图看,就象一个方方正正的墓室,可能这也是叫房陵的原因吧。
大山围成的天然活死人墓呵!
想一想,流放到此,基本算是活死人了,哪还有什么政治野心?
《旧唐书•中宗纪》中说:房县是“崎岖疾瘴之地,适合幽禁囚犯。”
意思是还有高湿和高温气候,极易感冒生病,一不小心,人就挂了,皇帝就更放心了。
房陵是中国最早的流放文化诞生地。
第一个流放房陵的是尧的儿子丹朱,为避舜帝而特意流放,虞以宾礼待之,封为房子国。虽然流放,但大小也算是一国。
秦朝流放规模最大:长信侯嫪毐[lào ǎi]作乱,株连四千余家人徙房陵;文信侯吕不韦赐死,株连万余家人徙房陵;秦灭赵国后,赵王室整体迀徙房陵,赵王赵迁郁郁而终。
汉唐帝王多:汉高祖刘邦长女鲁元公主驸马赵王张傲、济川王刘明等位6位贵族;唐高宗太子燕王李忠、唐中宗皇帝李显(后回朝做皇帝)、唐太宗女高阳公主及驸马、宰相房玄龄之子房遗爱等12位王公贵族,均流放于此。
两宋功臣多:宋太祖弟秦王赵廷美,赵匡胤心腹大将田钦祚,北宋开国功臣王彦升等流放房陵。
当然,前朝柴氏子孙也安置在此,毕竟还是担心。
据不完全统计,历代共有40余位帝王、皇亲、将相流放房陵,其中有16位帝王、16名皇亲、13名将相及刺史,尽为举家迁徙,最多人数达1400人。
其实房陵很美,古人之所以用“陵”名之,纯粹是想糟蹋流放之人。
现在改为房县,去掉陵字,算是避了晦气。
房县县城所在地就像一间房屋的客厅,周边起伏的山峦则像房屋四壁。
房陵在古代是战略要地:三国时孟达攻下后,蜀军翻过武当山就可以进入南阳盆地,东袭洛阳;南北朝对峙,襄阳成为对抗北方入侵的重要门户,而房县在襄阳以西,成为战略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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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最远的流放地海南,隔着茫茫大海,何况尽为南蛮,有勇无谋,皇帝放心。
这里流放过15位名相、贤臣、学士。如唐朝宰相李德裕、宋朝宰相丁谓、南宋谪臣胡诠、元朝宰相王世熙、及宋代大诗人苏东坡等。
南宋“中兴贤相之首”赵鼎在海南三亚呆了三年,认为秦桧一定会杀自己,于是绝食而逝,年63岁。
公元1128年,南宋高宗朝宰相,曾组织“东京保卫战”的李纲贬到海南万宁,11月26日在海口登岸后想削发为僧,但方丈看出他“尘缘未了”,李纲只好带发修行。第3天,朝廷发来公文:李纲被皇上赦免,准予放还。
《全唐诗》中有一首唐朝宰相杨炎被贬海南途中写了一首诗,内心极度悲凉,代表了流放者心声:“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崖州何处在,生度鬼门关。”
当然,南边流放地还有越南河内,很长时间是中国领土,但不及海南远。
汉唐时国土面积较大,河内临海,成为流放地理所当然。比如受王勃杀死官奴事件牵连,王勃父亲被贬到越南河内(交趾)市做市长兼市委书记,也就有了王勃去看望父亲,顺道在南昌写下《滕王阁序》,然后到越南溺水受惊而死。
当然,唐朝曾在河内设置“安南都护府”,这里的行政级别还是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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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潮州瘴江,古人眼里这里基本是疫区。《舆地纪胜》 这样介绍瘴江:“自瘴江至此,瘴疠尤甚,中之者多死,举体如墨”。
这哪是流放,这完全是借天杀人。
当年韩愈上《论佛骨表》,触“人主之怒”,几定死罪,后贬为潮州刺史,以为此去凶多吉少,便抱着必死之心写下“云横奏岭家何在? 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 好收吾骨瘴江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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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是黑龙江宁古塔,理由很简单,离北京三千里,天寒地冻,环境恶劣又人烟稀少,还是“放心”两字。
清代方拱乾在《宁古塔志》中记载:“四时皆如冬,八月雪,其常也。”8月飞雪,四季如冬,纵然无人看守,你能跑哪儿去?
那时没有GPS定位系统和导航系统,四围皆是山林、沼泽和野兽,最后不是被冻死、饿死就是成为野兽的口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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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朝大批官员流放至此,如明末兵部尚书张缙彦;郑成功父亲郑芝龙及其亲属;文字狱吕留良家族中的吕宏中、吕甫中、吕立中及其孙辈及仆人等。
清顺治至乾隆年间,更是有数万之众被发配到这里,形成鲜明的流放文化。
宁古塔不是塔,满语中宁古是“六”,塔是“个”,宁古塔本意是“六个”,指努尔哈赤的曾祖父福满所生的六个儿子曾居此地,各占一方,尊为“六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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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巴人最初是从大巴山和云贵高原下到盆地,所以生活环境历来艰苦,重庆便自然作为王朝流放地之一。
相较于平原,重庆环境曾让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感慨:“一个极为不幸的人类居住地,连一块平地都没有。”
恰恰是这样的地理环境,养育着巴人的铁血品质。
重庆著名的流放地是彭水。
至少可以列入中国古代六大著名流放地之一。
彭水是唐宋处理少数民族的最高机构黔中道(路)的政府机关所在地,由于山高林深,又是土家族苗族居多,流放人员想东山再起,也是有心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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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这条流放路线,全程高速公路,是唐朝的南北大通道。
从交通来讲,处于乌江流域,可接王朝东西大动脉长江,流放相对方便,但进入彭水却是蛮荒之地。
唐朝第一流放地是岭南道,两《唐书》所载有名有姓的211人,岭南道138人,占总流放人数的65%。
唐朝第二流放地就是黔中道,统计有27人,占总流放人数的13%。
彭水流放过皇亲国戚、朝廷大臣都是重量级。
唐太宗的舅哥宰相、凌烟阁功臣第一位的长孙无忌,贬彭水,死在贬所。
废太子李承乾,唐太宗宠爱有加,派孔颖达、于志宁、杜正伦、魏征等教诲指导,但他得知魏王李泰有夺嫡之念后,便暗杀李泰。失败后,联合汉王李元昌、驸马都尉杜荷、陈国公侯君集等,图谋造反,事情败露被废。
实在是抗压能力弱,性格狂躁,甚至铤而走险,教育上出了问题。
唐高宗太子梁王李忠,流放李承乾贬所,四年后(公元664年)被赐死,年仅22岁。
唐太宗第十四子曹王李明,青州刺史唐高祖儿子霍王李元轨(死在去彭水的路上,陈仓),宋代大诗人黄庭坚等,均流放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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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贬黔中道的人都算进来,那就多了,比如诗仙李白被贬遵义桐梓夜郎,七绝圣手王昌龄和“千古贤宦第一人”高力士均被贬巫州。
王昌龄贬龙标七年,公元749年李白在扬州听到这消息,写下了《闻王自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
没想到公元758年,57岁的李白从浔阳出发,怀着万分不甘又无奈的心情前往夜郎流放,此时应该是“我寄愁身与明月,步步惊心夜郎西”,李白参与叛乱,是十恶之罪,唐朝最高人民法院判的是无期徒刑,永久流放夜郎。
李白最后一任妻子,唐朝宰相宗楚客之孙女宗氏,最后为自己宠粉付出沉重代价,不得不出家为道姑。
公元762年3月,高力士遇赦,北行至遵义,得知李隆基驾崩,吐血而死,追赠扬州大都督,陪葬于唐玄宗泰陵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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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唐朝流放到黔中道8州的官员,合计27人次。
这些人按照唐律,首先要到“道”所在政府机关彭水少数民族管理机构报到,并登记户籍,然后才往贬所。
重庆第二流放地,应属开县。
开县处大巴山脉东南端,南河贯穿整个开县县城,加上北部东西中合计有五条溪流与南河交汇,形成独特的六龙锁城,一龙横卧的风水格局。
开县与房陵相似,房陵处于大巴山中央,开县处于盆地东面褶皱地带,都处群山围困之中,流放后皇帝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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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唐朝流放文人官员较多,如宪宗朝宰相、诗人韦处厚被贬为开县(开州)市长,在任3年,作《盛山十二景诗》,轰动京城长安。韦氏是京城五大豪门之一。
文宗朝宰相宋申锡被贬开州司马,因铲除阉党失败,死于开县。
“四部”尚书柳公绰,20多岁任开县市长,后任礼部、户部、后部、刑部“四部”尚书,死后追赠太子太保。
杜甫爷爷杜审言的堂弟杜易简,进士出身,博学有高名,官至中组部干部监督局副局长,可惜在武则天称帝的政治角逐中,站错位,盲目写了一道奏疏去弹劾李敬玄,惹得龙颜大怒,被贬开县司马,从小到大没受过多少挫折,又急又气又怕,到开县不久就吓死了。
除此之外,还有在《全唐诗》中留有诗歌的刑部尚书杨汝士、湖南省委书记(观察使)窦群、中书舍人唐次(《全唐诗》收录4篇)等人,他们在开县传播文明,设立学宫,形成开县积极上进的流放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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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南西道流放人员统计表中,开县居第二,仅次于达州(宰相李峤、阎朝隐、元稹等)。
当然,开县是“军神”刘伯承元帅的故乡,这块招牌很响亮。
历史上开县被称为“小天府”和“金开县”,素有“金开银万”之说,“银万”指万州,开县的自然地理与人文历史明显强于万州。
重庆第三流放地,应属奉节。
奉节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是省政府所在地,所以贬官到此的官员文人,多如过江之鲫。
这里的特点,就一个险字。
爱国诗人陆游在夔州当了3年副市长(通判),是他赋闲在家后第一次起用地。
刘禹锡任夔州刺史(822年正月—824年8月)还是比较豁达,他在夔州三年,集军政权力一身,留下了11首脍炙人口的《竹枝词》,成为竹枝词的古今典范,“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传颂至今。
当时从广东清远一把手转调夔州,算是平调。
刘禹锡两次作“桃花”诗,被贬23年在外,直到64岁回东都洛阳,69岁担任部长,死后追认为户部尚书,所以还是发出“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的感慨。
狄知逊,唐朝政治家、宰相狄仁杰的父亲,曾任夔州省政府办公厅秘书(长史)。
最著名的流放者,当属李白,过奉节遇大赦,“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成为大唐最喜悦的声音。
杜甫逃难到奉节,创作颇丰,但不算流放。
云阳虽然建县一千多年,但在夔州省人民政府眼皮底下,离省政府机关奉节较近,流放人员一般就直接放在省政府了。
也就是云阳被忽略得干干净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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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第四流放地,应属忠县。
忠县是忠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地点,忠州辖境相当今四川忠县、丰都、垫江、石柱等县地。
丰都是“巴人媚鬼”的地方,是巫文化的核心内涵之一;石柱土司是马援后人,娶了一个老婆叫秦良玉,她创建的白杆军是明朝三大王牌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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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著名的贬谪文人是白居易同志,做了三年忠县市长兼市人民政府书记,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栽树种果:“何处殷勤重回首?东坡桃李新种成。”
回长安时,自我总结:“三年留滞在江城,草树禽鱼尽有情”。
喜欢贵妃爱情故事的白居易,从写下《长恨歌》那一刻开始,在精神上就暗恋贵妃了,到了忠县第一件事就是种植荔枝,可惜忠县这块地,种不出贵妃喜欢的味道。
最终却种出了柑橘,虽然味道比不上泸州和江津,但总算为官一方,留点纪念。
忠县流放名人,比白居易官大的还有:公元780年,历任财政部长、长安市长、宰相、中国历史上“十大理财家”之一的神童刘晏,贬为忠州市军政一把手。
公元795年唐德宗时期的政治家、文学家、宰相陆贽,贬为忠州市长助手、秘书长。
第二年,政治家、思想家、三代为相的李吉甫贬为忠县市长,两人成为朋友,留下“宰相肚里能撑船”的典故。
陆贽的道德文章1000多年来一直受日本人顶礼膜拜,历代天皇都把陆贽文章作为必读经典,把陆贽尊为“圣哲中的圣哲”。
陆贽到忠县后,概不问政,潜心医术,造福百姓,是流贬文人中仍能为民谋利的典型。
肃宗朝宰相第五琦,因罪被贬为忠县市政府办公厅秘书(长史),途中,改流贵州凤冈县(夷州)。
重庆第五流放地,应属涪陵。
涪陵处乌江与长江交汇处,原是巴国都城,唐宋成为惩罚文人官员的流放地。
流放中最高职位是唐朝宰相魏元忠,贬为涪陵令,以 70 岁高龄死于涪陵。
最有名的流放者是北宋理学家程颐。1097年因元祐党争,程颐流罪涪陵,从崇政殿说书(相当于皇帝老师)到流放涪陵编管,基本是剥夺政治权利,外加开出公职,落差很大。
编管是宋代五刑之外增设的一个新刑种,与刺配不同,不加刺面,但属于比较严重的处罚:户口编入当地,受当地政府管束,没有人身自由,形同囚犯。
程颐的学生谯定给他挖了一个山洞,供他研究学问,程颐在点易洞枯坐静思4年,以罪人身份写成理学代表作《周易程氏易传》,程氏理学由此发祥,其学术思想和教育思想上承周敦颐、张载,下启朱熹、陆九渊。
明清科举基本是程朱理学的天下,科举考纲和考场作文标准基本是理学大师们在制定,涪陵进士在清朝列四川第一,不是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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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第六流放地,应属渝州。
渝州,就是现在的重庆主城,它是明清才发展起来的川东重镇,文化底蕴来说,只有几百年时期,在唐宋也是流放地。
这让主城人民在感情上很难接受。
高宗朝,国务院总理(宰相)高士廉的儿子、户部侍郎高审行被贬为重庆市市长(刺史)。
政治家、改革家王叔文主持“永贞革新”,罢除宫市和五坊小儿,免除欠税银50多万两,禁止官吏在正税之外的额外进奉,还企图夺取宦官手中的兵权等,触动宦官和官僚集团利益,被宦官抢先动手排除。
失败后,被贬重庆市民政局局长(司户参军),公元806年,被宦官控制的唐宪宗赐死于重庆。
第七名流放地,应属万州、合川。
合川是重庆市第一个建县的地方,三江汇合,处于交通大动脉要道,虽然从四川盆地来看,不是很适合打击犯人精神,但从整个四川来看,盆地均处于四围大山的封闭之中。
武则天时期,宰相张柬之和昭宗朝的刑部尚书崔凝等被贬合州军政一把手;宋代心学大师周敦颐在合川做副市长(通判)4年,留下廉溪学脉。
万州地理位置相对也比较开放,有长江通达东西,还有苎溪河等众多溪沟,在古代交通相对方便,也不适合流放重大犯人。
唐德宗贞元十五年,谏议大夫苗拯被贬为万州市市长兼市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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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长江天险,从四川宜宾入口到湖北宜昌出口,全段几乎都处于官员文人流放视域。
入口处的宜宾,处于夷汉之交,北接成都,东接重庆,南接云南,西接甘孜凉山等少数民族自治区,历来是夷汉之争的焦点,重兵把守。
北宋文学家黄庭坚由彭水贬所避表兄任省政府财政厅领导之嫌,续贬之地就是宜宾。
长江第二座城市泸州,同样是夷汉杂居,现在还有46个少数民族。
公元1119年宋徽宗御笔下诏:“泸州西南要会,控制一路,边阃[kǔn:门槛]之寄,付畀[bì:给]非轻,可升为节度,赐名泸川军。”
泸州是重要边关,控制着夷汉通道,自然也是流放地。
泸州与宜宾一样,历史上战争相对频繁:从三国诸葛亮率赵云攻下泸州江阳,溯流而上犍为、眉山、成都,到南宋抗元神臂城,泸州一直是战略要地。
历史名人不少:唐朝程咬金在泸州任边防军一把手(大都督);蔡锷护国军在泸州同民国政府征滇大军吴佩孚决战,吴佩孚一战成名;朱德于1916—1920年驻节泸州。
泸州作为川黔滇交汇地,也是历代流放官员必经之地,比如明朝状元杨慎作为国务院总理的儿子(其父为宰相),24岁中状元,但因“大礼仪”被明朝高院判无期徒刑,永久充军云南,往来于川滇,歇脚于此,晚年曾携妻儿在泸州寓居6年,最终还是被押解回滇,他几乎把泸州当作第二故乡。
但泸州、宜宾两城的核心任务是守边,很少流放官员来此担任要职,毕竟兵权在手,容易滋生野心。
审视整个长江流域,比较宽松的流放地是合川、渝州(主城)、万州等地,这些地方,交通发达,贬官于此,只是蛮荒而已,这些官员朝廷相对比较放心,不会出大乱子。
比较严防的流放地是彭水、开县、忠县三地,特别是彭水,基本是往死里整。
处于不紧不松的流放地,是奉节、涪陵。奉节毕竟是几百年省政府所在地,管理比较到位,而涪陵被堵在长江上流的中间段,往哪里都跑不掉。
而江津却不一样,作为长江上之要津,最不好管理犯人。虽然上有泸州宜宾堵住西面逃路,但江津往南直下遵义,往东除了直接出川之外,还可以在朝天门往北到合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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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上江津处于川渝黔交汇中心,想造反也容易联络,还环境优美,富晒之地,长寿之乡,美女如云,得巴蜀两种文明精华于一体,不符合流放地让其“心死”的目的。
江津静可守,动可攻,四通八达,是人文汇聚之地,商贾文人往来交流之所,不适合作犯人看管。
所以,江津群体具有开放、独立、自信、包容的特点,因为这片土地上聚集的人群,多数是自秦汉以来躲避兵灾的各地精英:从六国富豪、秦汉望族、两晋衣冠南渡到唐宋避战入川、明清移民、抗战陪都、三线企业入驻等,三千年历史积淀的人口迁入,具有一定的移民文化性质。
他们在这片土地休养生息,受这片土地固有基因的影响,兼具了巴人的铁血刚毅和蜀人的浪漫养生,融汇巴蜀以外自身文明的固有精华,形成了博采众长又归根于此的独特内涵。
江津是巴蜀两大文明交汇地。
所以,江津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是战争的核心地区,强大的鹤山坪与篆山坪对峙长江的防御结构,也没有成为巴蜀抗蒙体系之一。
三面环水的江津主城,也仅仅是被方四和张献忠两股土匪突袭攻破,随后被收复,绝大多数时间,它很安静平和地躺在大江臂湾,一任逝者如斯。
巴蜀作为流放地主要是唐朝,理由如唐高宗李渊所说,巴蜀“偏小易制”,贬谪于此,方便管理,皇帝放心。
北宋延续了唐朝的流放格局,主要流放地在岭南,以广西、广东、海南为代表,巴蜀不多,因为国土面积比唐朝小。
南宋能入蜀则是一种幸运,因为巴蜀是躲避兵灾最好的地方,许多富豪和望族争先迁入。
到明清,巴蜀的发展已不适合作为流放地,因为京城在北京,于是南方的云南、北方的宁古塔接任了主要流放地。
四
流放文化历来是中国文化极为重要的一环。
李兴盛的著作《中国流人史》、《东北流人史》,以及一些专家文章都在研究中国流放文化。
流放也是世界文化现象,比如列宁流放西伯利亚,拿破仑两次流放海岛,最终凄凉死在圣赫勒拿岛。
流人文化历为“晦学”,非“显学”,研究者不多,他们以犯人身份传播文化,对流放地文明的提升,功不可没。
中国流放文化,除了国内设流放地外,还流放当时的附属国。比如元末明玉珍之子明昇投降后,整个家族带着涪陵榨菜流放朝鲜半岛;与他同时去的,还有陈友谅的儿子陈理。
明昇流放朝鲜,立下战功,娶当地贵族为妻,高丽恭愍王把延安、白川两县作为贡物,供奉给明昇一家,朝鲜国王李成桂封其为华蜀君,享受“忠勋世禄”,现在明氏家族在韩国4万多人。
流放文化有着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创业精神,也有着贵族落魄的无奈与低贱;既有向自然的斗争,还有向朝廷的反抗。比如我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流放人员起义,是十六国时后赵东宫的十万戌卒,这规模想想都有点吓人。
研究重庆流放文化,可以了解重庆各区县的地域环境和文化脉络,从而为重庆规划发展提供历史支撑。
更重要的是,作为文化教学地域文化课程开发,需要借助一定的文化话题,进行文脉梳理,让学生了解全国流放文化的同时,聚焦巴蜀流放文化,并以此审视自身的文化基因,从而获得地域文化历史与地理人文的同时,增强文化自信。
本研究延续了中华读脉:由文字的阅读到地理山川的品鉴,传统所谓究天人之际也。
不会读天文与地理者,从整个中华文化来讲,不算真正的中国文人,因为你缺了一份精神信仰:对天地的敬畏与思考。即使你在通古今之变,却无法为往圣继绝学,无法为天地立心,无法为生民立命。不要把本地域系列的研究看成江湖风水,那是对地理山川的阅读理解。
当你有这样的意识后,你的心就变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