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巴蜀流人背景下江津从来不是流放地？
谭云籍 谭蘅君
一直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整个重庆几乎都是官员文人流放地的背景下，江津却没有一个流放人员？
要知道，重庆第一个建县地是合川，第二个建县地就是江津。
没有理由不重视江津。
何况江津是三通之地：西通成都和云南，东下重庆，南通遵义贵州。
难道江津有什么特殊之处，让历代朝廷避而远之，不敢把犯人流放至此？
一
中国有四大著名流放地。
第一是房陵（湖北十堰市所辖），这里离长安近，但在大巴山中，虽三江汇聚，交通还算方便，但毕竟是神农架林区，困于此，也就只有望峰息心了。
陵有两种主要解释：1. 大土山：山～。丘～。～谷迁变（简作“陵谷”）。2. 高大的坟墓：～园。～墓。～寝。
按字面意思，一是这里的高山构建了一个天然的大房屋，二是这里的地形就像一个安放尸体的陵寝。
历史这样解释：《史记》记载房陵名称的来历是“纵横千里、山林四塞、其固高陵、如有房屋”。
这里四围皆山，而且高大的山陵坚固异常，西南大山里还有石室如房屋。
换一个角度，此处四面群山环绕，略形成一个盆地，从卫星云图看，就象一个方方正正的墓室，可能这也是叫房陵的原因吧。
大山围成的天然活死人墓呵！
想一想，流放到此，基本算是活死人了，哪还有什么政治野心？
《旧唐书•中宗纪》中说：房县是“崎岖疾瘴之地，适合幽禁囚犯。”
意思是还有高湿和高温气候，极易感冒生病，一不小心，人就挂了，皇帝就更放心了。
房陵是中国最早的流放文化诞生地。
第一个流放房陵的是尧的儿子丹朱，为避舜帝而特意流放，虞以宾礼待之，封为房子国。虽然流放，但大小也算是一国。
秦朝流放规模最大：长信侯嫪毐[lào ǎi]作乱，株连四千余家人徙房陵；文信侯吕不韦赐死，株连万余家人徙房陵；秦灭赵国后，赵王室整体迀徙房陵，赵王赵迁郁郁而终。
汉唐帝王多：汉高祖刘邦长女鲁元公主驸马赵王张傲、济川王刘明等位6位贵族；唐高宗太子燕王李忠、唐中宗皇帝李显（后回朝做皇帝）、唐太宗女高阳公主及驸马、宰相房玄龄之子房遗爱等12位王公贵族，均流放于此。
两宋功臣多：宋太祖弟秦王赵廷美，赵匡胤心腹大将田钦祚，北宋开国功臣王彦升等流放房陵。
当然，前朝柴氏子孙也安置在此，毕竟还是担心。
据不完全统计，历代共有40余位帝王、皇亲、将相流放房陵，其中有16位帝王、16名皇亲、13名将相及刺史，尽为举家迁徙，最多人数达1400人。
其实房陵很美，古人之所以用“陵”名之，纯粹是想糟蹋流放之人。
现在改为房县，去掉陵字，算是避了晦气。
房县县城所在地就像一间房屋的客厅，周边起伏的山峦则像房屋四壁。
房陵在古代是战略要地：三国时孟达攻下后，蜀军翻过武当山就可以进入南阳盆地，东袭洛阳；南北朝对峙，襄阳成为对抗北方入侵的重要门户，而房县在襄阳以西，成为战略要道。
第二是最远的流放地海南，隔着茫茫大海，何况尽为南蛮，有勇无谋，皇帝放心。
这里流放过15位名相、贤臣、学士。如唐朝宰相李德裕、宋朝宰相丁谓、南宋谪臣胡诠、元朝宰相王世熙、及宋代大诗人苏东坡等。
南宋“中兴贤相之首”赵鼎在海南三亚呆了三年，认为秦桧一定会杀自己，于是绝食而逝，年63岁。
公元1128年，南宋高宗朝宰相，曾组织“东京保卫战”的李纲贬到海南万宁，11月26日在海口登岸后想削发为僧，但方丈看出他“尘缘未了”，李纲只好带发修行。第3天，朝廷发来公文：李纲被皇上赦免，准予放还。
《全唐诗》中有一首唐朝宰相杨炎被贬海南途中写了一首诗，内心极度悲凉，代表了流放者心声：“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崖州何处在，生度鬼门关。”
当然，南边流放地还有越南河内，很长时间是中国领土，但不及海南远。
汉唐时国土面积较大，河内临海，成为流放地理所当然。比如受王勃杀死官奴事件牵连，王勃父亲被贬到越南河内（交趾）市做市长兼市委书记，也就有了王勃去看望父亲，顺道在南昌写下《滕王阁序》，然后到越南溺水受惊而死。
当然，唐朝曾在河内设置“安南都护府”，这里的行政级别还是比较高。
第三是潮州瘴江，古人眼里这里基本是疫区。《舆地纪胜》 这样介绍瘴江：“自瘴江至此，瘴疠尤甚，中之者多死，举体如墨”。
这哪是流放，这完全是借天杀人。
当年韩愈上《论佛骨表》，触“人主之怒”，几定死罪，后贬为潮州刺史，以为此去凶多吉少，便抱着必死之心写下“云横奏岭家何在？ 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 好收吾骨瘴江边。”
第四是黑龙江宁古塔，理由很简单，离北京三千里，天寒地冻，环境恶劣又人烟稀少，还是“放心”两字。
清代方拱乾在《宁古塔志》中记载：“四时皆如冬，八月雪，其常也。”8月飞雪，四季如冬，纵然无人看守，你能跑哪儿去？
那时没有GPS定位系统和导航系统，四围皆是山林、沼泽和野兽，最后不是被冻死、饿死就是成为野兽的口粮。
明清两朝大批官员流放至此，如明末兵部尚书张缙彦；郑成功父亲郑芝龙及其亲属；文字狱吕留良家族中的吕宏中、吕甫中、吕立中及其孙辈及仆人等。
清顺治至乾隆年间，更是有数万之众被发配到这里，形成鲜明的流放文化。
宁古塔不是塔，满语中宁古是“六”，塔是“个”，宁古塔本意是“六个”，指努尔哈赤的曾祖父福满所生的六个儿子曾居此地，各占一方，尊为“六祖”。
二
巴人最初是从大巴山和云贵高原下到盆地，所以生活环境历来艰苦，重庆便自然作为王朝流放地之一。
相较于平原，重庆环境曾让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感慨:“一个极为不幸的人类居住地，连一块平地都没有。”
恰恰是这样的地理环境，养育着巴人的铁血品质。
重庆著名的流放地是彭水。
至少可以列入中国古代六大著名流放地之一。
彭水是唐宋处理少数民族的最高机构黔中道（路）的政府机关所在地，由于山高林深，又是土家族苗族居多，流放人员想东山再起，也是有心无力。
图注：这条流放路线，全程高速公路，是唐朝的南北大通道。
从交通来讲，处于乌江流域，可接王朝东西大动脉长江，流放相对方便，但进入彭水却是蛮荒之地。
唐朝第一流放地是岭南道，两《唐书》所载有名有姓的211人，岭南道138人，占总流放人数的65%。
唐朝第二流放地就是黔中道，统计有27人，占总流放人数的13%。
彭水流放过皇亲国戚、朝廷大臣都是重量级。
唐太宗的舅哥宰相、凌烟阁功臣第一位的长孙无忌，贬彭水，死在贬所。
废太子李承乾，唐太宗宠爱有加，派孔颖达、于志宁、杜正伦、魏征等教诲指导，但他得知魏王李泰有夺嫡之念后，便暗杀李泰。失败后，联合汉王李元昌、驸马都尉杜荷、陈国公侯君集等，图谋造反，事情败露被废。
实在是抗压能力弱，性格狂躁，甚至铤而走险，教育上出了问题。
唐高宗太子梁王李忠，流放李承乾贬所，四年后（公元664年）被赐死，年仅22岁。
唐太宗第十四子曹王李明，青州刺史唐高祖儿子霍王李元轨（死在去彭水的路上，陈仓），宋代大诗人黄庭坚等，均流放彭水。
如果把贬黔中道的人都算进来，那就多了，比如诗仙李白被贬遵义桐梓夜郎，七绝圣手王昌龄和“千古贤宦第一人”高力士均被贬巫州。
王昌龄贬龙标七年，公元749年李白在扬州听到这消息，写下了《闻王自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
没想到公元758年，57岁的李白从浔阳出发，怀着万分不甘又无奈的心情前往夜郎流放，此时应该是“我寄愁身与明月，步步惊心夜郎西”，李白参与叛乱，是十恶之罪，唐朝最高人民法院判的是无期徒刑，永久流放夜郎。
李白最后一任妻子，唐朝宰相宗楚客之孙女宗氏，最后为自己宠粉付出沉重代价，不得不出家为道姑。
公元762年3月，高力士遇赦，北行至遵义，得知李隆基驾崩，吐血而死，追赠扬州大都督，陪葬于唐玄宗泰陵旁。
据统计，唐朝流放到黔中道8州的官员，合计27人次。
这些人按照唐律，首先要到“道”所在政府机关彭水少数民族管理机构报到，并登记户籍，然后才往贬所。
重庆第二流放地，应属开县。
开县处大巴山脉东南端，南河贯穿整个开县县城，加上北部东西中合计有五条溪流与南河交汇，形成独特的六龙锁城，一龙横卧的风水格局。
开县与房陵相似，房陵处于大巴山中央，开县处于盆地东面褶皱地带，都处群山围困之中，流放后皇帝放心。
这里唐朝流放文人官员较多，如宪宗朝宰相、诗人韦处厚被贬为开县（开州）市长，在任3年，作《盛山十二景诗》，轰动京城长安。韦氏是京城五大豪门之一。
文宗朝宰相宋申锡被贬开州司马，因铲除阉党失败，死于开县。
“四部”尚书柳公绰，20多岁任开县市长，后任礼部、户部、后部、刑部“四部”尚书，死后追赠太子太保。
杜甫爷爷杜审言的堂弟杜易简，进士出身，博学有高名，官至中组部干部监督局副局长，可惜在武则天称帝的政治角逐中，站错位，盲目写了一道奏疏去弹劾李敬玄，惹得龙颜大怒，被贬开县司马，从小到大没受过多少挫折，又急又气又怕，到开县不久就吓死了。
除此之外，还有在《全唐诗》中留有诗歌的刑部尚书杨汝士、湖南省委书记（观察使）窦群、中书舍人唐次（《全唐诗》收录4篇）等人，他们在开县传播文明，设立学宫，形成开县积极上进的流放文化氛围。
在山南西道流放人员统计表中，开县居第二，仅次于达州（宰相李峤、阎朝隐、元稹等）。
当然，开县是“军神”刘伯承元帅的故乡，这块招牌很响亮。
历史上开县被称为“小天府”和“金开县”，素有“金开银万”之说，“银万”指万州，开县的自然地理与人文历史明显强于万州。
重庆第三流放地，应属奉节。
奉节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是省政府所在地，所以贬官到此的官员文人，多如过江之鲫。
这里的特点，就一个险字。
爱国诗人陆游在夔州当了3年副市长（通判），是他赋闲在家后第一次起用地。
刘禹锡任夔州刺史（822年正月—824年8月）还是比较豁达，他在夔州三年，集军政权力一身，留下了11首脍炙人口的《竹枝词》，成为竹枝词的古今典范，“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传颂至今。
当时从广东清远一把手转调夔州，算是平调。
刘禹锡两次作“桃花”诗，被贬23年在外，直到64岁回东都洛阳，69岁担任部长，死后追认为户部尚书，所以还是发出“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的感慨。
狄知逊，唐朝政治家、宰相狄仁杰的父亲，曾任夔州省政府办公厅秘书（长史）。
最著名的流放者，当属李白，过奉节遇大赦，“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成为大唐最喜悦的声音。
杜甫逃难到奉节，创作颇丰，但不算流放。
云阳虽然建县一千多年，但在夔州省人民政府眼皮底下，离省政府机关奉节较近，流放人员一般就直接放在省政府了。
也就是云阳被忽略得干干净净。
重庆第四流放地，应属忠县。
忠县是忠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地点，忠州辖境相当今四川忠县、丰都、垫江、石柱等县地。
丰都是“巴人媚鬼”的地方，是巫文化的核心内涵之一；石柱土司是马援后人，娶了一个老婆叫秦良玉，她创建的白杆军是明朝三大王牌军之一。
最著名的贬谪文人是白居易同志，做了三年忠县市长兼市人民政府书记，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栽树种果：“何处殷勤重回首？东坡桃李新种成。”
回长安时，自我总结：“三年留滞在江城，草树禽鱼尽有情”。
喜欢贵妃爱情故事的白居易，从写下《长恨歌》那一刻开始，在精神上就暗恋贵妃了，到了忠县第一件事就是种植荔枝，可惜忠县这块地，种不出贵妃喜欢的味道。
最终却种出了柑橘，虽然味道比不上泸州和江津，但总算为官一方，留点纪念。
忠县流放名人，比白居易官大的还有：公元780年，历任财政部长、长安市长、宰相、中国历史上“十大理财家”之一的神童刘晏，贬为忠州市军政一把手。
公元795年唐德宗时期的政治家、文学家、宰相陆贽，贬为忠州市长助手、秘书长。
第二年，政治家、思想家、三代为相的李吉甫贬为忠县市长，两人成为朋友，留下“宰相肚里能撑船”的典故。
陆贽的道德文章1000多年来一直受日本人顶礼膜拜，历代天皇都把陆贽文章作为必读经典，把陆贽尊为“圣哲中的圣哲”。
陆贽到忠县后，概不问政，潜心医术，造福百姓，是流贬文人中仍能为民谋利的典型。
肃宗朝宰相第五琦，因罪被贬为忠县市政府办公厅秘书（长史），途中，改流贵州凤冈县（夷州）。
重庆第五流放地，应属涪陵。
涪陵处乌江与长江交汇处，原是巴国都城，唐宋成为惩罚文人官员的流放地。
流放中最高职位是唐朝宰相魏元忠，贬为涪陵令，以 70 岁高龄死于涪陵。
最有名的流放者是北宋理学家程颐。1097年因元祐党争，程颐流罪涪陵，从崇政殿说书（相当于皇帝老师）到流放涪陵编管，基本是剥夺政治权利，外加开出公职，落差很大。
编管是宋代五刑之外增设的一个新刑种，与刺配不同，不加刺面，但属于比较严重的处罚：户口编入当地，受当地政府管束，没有人身自由，形同囚犯。
程颐的学生谯定给他挖了一个山洞，供他研究学问，程颐在点易洞枯坐静思4年，以罪人身份写成理学代表作《周易程氏易传》，程氏理学由此发祥，其学术思想和教育思想上承周敦颐、张载，下启朱熹、陆九渊。
明清科举基本是程朱理学的天下，科举考纲和考场作文标准基本是理学大师们在制定，涪陵进士在清朝列四川第一，不是偶然。
重庆第六流放地，应属渝州。
渝州，就是现在的重庆主城，它是明清才发展起来的川东重镇，文化底蕴来说，只有几百年时期，在唐宋也是流放地。
这让主城人民在感情上很难接受。
高宗朝，国务院总理（宰相）高士廉的儿子、户部侍郎高审行被贬为重庆市市长（刺史）。
政治家、改革家王叔文主持“永贞革新”，罢除宫市和五坊小儿，免除欠税银50多万两，禁止官吏在正税之外的额外进奉，还企图夺取宦官手中的兵权等，触动宦官和官僚集团利益，被宦官抢先动手排除。
失败后，被贬重庆市民政局局长（司户参军），公元806年，被宦官控制的唐宪宗赐死于重庆。
第七名流放地，应属万州、合川。
合川是重庆市第一个建县的地方，三江汇合，处于交通大动脉要道，虽然从四川盆地来看，不是很适合打击犯人精神，但从整个四川来看，盆地均处于四围大山的封闭之中。
武则天时期，宰相张柬之和昭宗朝的刑部尚书崔凝等被贬合州军政一把手；宋代心学大师周敦颐在合川做副市长（通判）4年，留下廉溪学脉。
万州地理位置相对也比较开放，有长江通达东西，还有苎溪河等众多溪沟，在古代交通相对方便，也不适合流放重大犯人。
唐德宗贞元十五年，谏议大夫苗拯被贬为万州市市长兼市委书记。
三
长江天险，从四川宜宾入口到湖北宜昌出口，全段几乎都处于官员文人流放视域。
入口处的宜宾，处于夷汉之交，北接成都，东接重庆，南接云南，西接甘孜凉山等少数民族自治区，历来是夷汉之争的焦点，重兵把守。
北宋文学家黄庭坚由彭水贬所避表兄任省政府财政厅领导之嫌，续贬之地就是宜宾。
长江第二座城市泸州，同样是夷汉杂居，现在还有46个少数民族。
公元1119年宋徽宗御笔下诏：“泸州西南要会，控制一路，边阃[kǔn：门槛]之寄，付畀[bì：给]非轻，可升为节度，赐名泸川军。”
泸州是重要边关，控制着夷汉通道，自然也是流放地。
泸州与宜宾一样，历史上战争相对频繁：从三国诸葛亮率赵云攻下泸州江阳，溯流而上犍为、眉山、成都，到南宋抗元神臂城，泸州一直是战略要地。
历史名人不少：唐朝程咬金在泸州任边防军一把手（大都督）；蔡锷护国军在泸州同民国政府征滇大军吴佩孚决战，吴佩孚一战成名；朱德于1916—1920年驻节泸州。
泸州作为川黔滇交汇地，也是历代流放官员必经之地，比如明朝状元杨慎作为国务院总理的儿子（其父为宰相），24岁中状元，但因“大礼仪”被明朝高院判无期徒刑，永久充军云南，往来于川滇，歇脚于此，晚年曾携妻儿在泸州寓居6年，最终还是被押解回滇，他几乎把泸州当作第二故乡。
但泸州、宜宾两城的核心任务是守边，很少流放官员来此担任要职，毕竟兵权在手，容易滋生野心。
审视整个长江流域，比较宽松的流放地是合川、渝州（主城）、万州等地，这些地方，交通发达，贬官于此，只是蛮荒而已，这些官员朝廷相对比较放心，不会出大乱子。
比较严防的流放地是彭水、开县、忠县三地，特别是彭水，基本是往死里整。
处于不紧不松的流放地，是奉节、涪陵。奉节毕竟是几百年省政府所在地，管理比较到位，而涪陵被堵在长江上流的中间段，往哪里都跑不掉。
而江津却不一样，作为长江上之要津，最不好管理犯人。虽然上有泸州宜宾堵住西面逃路，但江津往南直下遵义，往东除了直接出川之外，还可以在朝天门往北到合川。
行政上江津处于川渝黔交汇中心，想造反也容易联络，还环境优美，富晒之地，长寿之乡，美女如云，得巴蜀两种文明精华于一体，不符合流放地让其“心死”的目的。
江津静可守，动可攻，四通八达，是人文汇聚之地，商贾文人往来交流之所，不适合作犯人看管。
所以，江津群体具有开放、独立、自信、包容的特点，因为这片土地上聚集的人群，多数是自秦汉以来躲避兵灾的各地精英：从六国富豪、秦汉望族、两晋衣冠南渡到唐宋避战入川、明清移民、抗战陪都、三线企业入驻等，三千年历史积淀的人口迁入，具有一定的移民文化性质。
他们在这片土地休养生息，受这片土地固有基因的影响，兼具了巴人的铁血刚毅和蜀人的浪漫养生，融汇巴蜀以外自身文明的固有精华，形成了博采众长又归根于此的独特内涵。
江津是巴蜀两大文明交汇地。
所以，江津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是战争的核心地区，强大的鹤山坪与篆山坪对峙长江的防御结构，也没有成为巴蜀抗蒙体系之一。
三面环水的江津主城，也仅仅是被方四和张献忠两股土匪突袭攻破，随后被收复，绝大多数时间，它很安静平和地躺在大江臂湾，一任逝者如斯。
巴蜀作为流放地主要是唐朝，理由如唐高宗李渊所说，巴蜀“偏小易制”，贬谪于此，方便管理，皇帝放心。
北宋延续了唐朝的流放格局，主要流放地在岭南，以广西、广东、海南为代表，巴蜀不多，因为国土面积比唐朝小。
南宋能入蜀则是一种幸运，因为巴蜀是躲避兵灾最好的地方，许多富豪和望族争先迁入。
到明清，巴蜀的发展已不适合作为流放地，因为京城在北京，于是南方的云南、北方的宁古塔接任了主要流放地。
四
流放文化历来是中国文化极为重要的一环。
李兴盛的著作《中国流人史》、《东北流人史》，以及一些专家文章都在研究中国流放文化。
流放也是世界文化现象，比如列宁流放西伯利亚，拿破仑两次流放海岛，最终凄凉死在圣赫勒拿岛。
流人文化历为“晦学”，非“显学”，研究者不多，他们以犯人身份传播文化，对流放地文明的提升，功不可没。
中国流放文化，除了国内设流放地外，还流放当时的附属国。比如元末明玉珍之子明昇投降后，整个家族带着涪陵榨菜流放朝鲜半岛；与他同时去的，还有陈友谅的儿子陈理。
明昇流放朝鲜，立下战功，娶当地贵族为妻，高丽恭愍王把延安、白川两县作为贡物，供奉给明昇一家，朝鲜国王李成桂封其为华蜀君，享受“忠勋世禄”，现在明氏家族在韩国4万多人。
流放文化有着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创业精神，也有着贵族落魄的无奈与低贱；既有向自然的斗争，还有向朝廷的反抗。比如我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流放人员起义，是十六国时后赵东宫的十万戌卒，这规模想想都有点吓人。
研究重庆流放文化，可以了解重庆各区县的地域环境和文化脉络，从而为重庆规划发展提供历史支撑。
更重要的是，作为文化教学地域文化课程开发，需要借助一定的文化话题，进行文脉梳理，让学生了解全国流放文化的同时，聚焦巴蜀流放文化，并以此审视自身的文化基因，从而获得地域文化历史与地理人文的同时，增强文化自信。
本研究延续了中华读脉：由文字的阅读到地理山川的品鉴，传统所谓究天人之际也。
不会读天文与地理者，从整个中华文化来讲，不算真正的中国文人，因为你缺了一份精神信仰：对天地的敬畏与思考。即使你在通古今之变，却无法为往圣继绝学，无法为天地立心，无法为生民立命。不要把本地域系列的研究看成江湖风水，那是对地理山川的阅读理解。
当你有这样的意识后，你的心就变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