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川异域，风月同天：高考作文评分标准要符合传统
写作学的审美标准，鼓励道古的表达方式
疫情席卷华夏，当各种医药物资运往武汉的时候，我们看到最多的标语是“武汉加油”。
当2月1号日本捐赠物资上写着“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岂曰无衣，与子同裳”时，我们的知识阶层和普通民众突然有了羞愧之色：原来同样的意思，可以表达得这样唯美。
说穿了无非用典而已。
其实，并非仅仅如此。
从文脉来讲，商周开始，我们就形成了独特的民族审美特质：含蓄内敛之曲美。
所以会写文章的人，被称作“文曲星”，因为他们懂得借中间宿主来表达自己的心意，让你去领悟。
这类中间宿主，可以是人象、物象、景象、事象，各种象既可以是当下，也可是从前。
孔子说，读了《诗经》，才“可言”。
那是知识阶层的精神特权：他们的对话就象一盘棋，棋局背后充满了应对的机智。
那是一种无声的较量，是语言背后优雅的斗智。
《诗经》的每一首诗，都在讲政事。仅《左传》记叙赋诗唱吟就有32例，涉及载诗63篇。
当代直接告白式，被扫进下里巴人的角落，难登大雅之堂。
不妨穿越时间的隧道，去还原远古时代的历史现场。
先举两个文盲案例：
其一，外交吟《相鼠》，无知留笑柄。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齐庆封来聘，其车美。孟孙谓叔孙曰：“庆季之车，不亦美乎？”叔孙曰：“豹闻之：‘服美不称，必以恶终。’美车何为？叔孙与庆封食，不敬。为赋《相鼠》，亦不知也。”
什么意思呢？齐国贵族庆封不学无术，骄奢荒淫，他到鲁国去参加宴会，鲁国叔孙豹用嘉宾之礼迎请庆封。宴席上，庆封举止粗鲁，缺乏贵族礼仪，摆出一副暴发户的样子。于是叔孙豹对庆封吟唱了一首《相鼠》以规劝：“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结果，庆封没听懂是在骂他，照常吃喝，沦为笑柄。
第二年庆封因齐乱奔鲁，叔孙再次宴请他，他还是不敬失礼，叔孙于是干脆让乐工朗诵《茅鸥》，这是逸诗，也是刺不敬的，但他还是不解其意，为时人所鄙视。（叔孙穆子食庆封。庆封泛祭，穆子不说，使工为之诵《茅鸥》 ，亦不知。）
其二，孟僖子学礼，知耻而后勇。
《左传·昭公七年》：“公如楚，郑伯劳于师之梁。孟僖子为介，不能相仪。及楚，不能答郊劳。”
讲的是春秋末年，鲁国三桓之一的孟孙氏宗主孟僖子不懂礼仪对答的事：昭公到楚国去，郑简公在师之梁慰劳昭公。孟僖子做副手，不能相礼。到达楚国，不能对答郊外的慰劳礼。面对楚蛮子，礼仪之国却失礼见辱，所以归而学礼，死前将两个儿子投入孔子门下学习。
无学诗，无以言，这个言，不是普通民众的俗语，是知识精英专用的外交应对。
再来看看唱诗中的曲美案例。
秦晋之好：秦穆公和晋文公重耳教科书式的唱诗谈判。
《左传 晋公子重耳之亡》：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请使衰从。”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赵衰曰：“重耳拜赐！”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级而辞焉。衰曰：“君称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这是讲晋文公离开楚国后来到秦国。秦穆公以接待国君的规格宴请重耳吃大餐。子犯文化程度不如赵衰，自觉请辞，让赵衰陪重耳去谈判。
宴会上，这场影响春秋局势的对话，却毫无把柄让诸侯抓拿。双方非常简单，却又惊心动魄。在帮与不帮问题上，双方都很优雅地吟唱，显得云淡风轻，仿佛是后世文人之间的唱和交流。
重耳先给秦穆公唱了一首《沔水》：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飞隼，载飞载止。嗟我兄弟，邦人诸友。莫肯念乱，谁无父母？
《沔水》出自《诗经》。沔是满的意思，浩荡的流水朝向大海，重耳想表达两层含义：第一表明效忠之情，自己是河水而秦穆公是大海，一支一宗，关系分明。赞美穆公国力强盛、胸襟宽广的同时，表达自己今后不忘恩德，一定会报答；第二则含蓄地表达了自己的雄心，“沔”字是关键，说明自己要让一条河流“满”起来，有这样的信心和能力。
秦穆公听完心花怒放，赶紧回了一首《小雅·六月》：六月栖栖，戎车既饬。四牡骙骙，载是常服。猃狁孔炽，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国。
《诗经》中的《六月》讲述的是周宣王时的相臣尹吉甫奉命出征猃狁大捷庆功之事，赞美宣王时的中兴功臣也即这次战争的主帅尹吉甫文韬武略、指挥若定的出众才能，和堪为万邦之宪的风范。秦穆公在此用这首诗歌作答，委婉地表达了自己对重耳的支持，并以中兴大捷暗喻晋文公必定成功。当然，秦穆公也希望重耳明白，他们之间的关系。
刚唱完，赵衰就在旁边大声提醒：“重耳，快拜谢秦伯的恩赐。”公子重耳走下台阶，拜谢，叩头。
秦穆公也走下一级台阶表示不敢接受叩谢的大礼。
赵衰说：“君王提出要重耳担当辅佐周天子使命，重耳怎么敢不拜谢？”
当然，赵衰借典故也点明了两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共同辅佐周天子。可能与秦穆公希望的有点小差距。
其实，这种外交应酬，就是一种用典，更是一种道古的传统写作学的叙述方式。
它维护了救援者的尊严，也避免了资助者高高在上可能让被救助者产生怨愤，是中国古代最绅士最优雅的心灵交流。
《左传》用“公子赋”、“公赋”，其中的“赋”，是称为赋诗的唱诗方式，可追溯至西周的“乐语”一类特殊的表达方式，汉代班固《汉书•艺文志》中说：“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
就是用乐诗来表达和交换情意，即“诗言志”。
春秋时期的赋诗多是根据场合、对象的不同，灵活选唱《诗经》歌曲，以实现“道志”的目的。
若不懂对方赋诗之意或不能正确回答，则被认为非常失礼，甚至造成双方的失和、纠纷或外交的失败。
赋诗的方式，分为单人、双人、多人模式。
一、单人赋诗，如：
其一、《左传•召公三年》载：“郑伯如楚，子产相。楚子享之，赋《吉日》。既享，子产乃具田备。”（《吉日》，出自《诗·小雅》，是宣王田猎之诗。楚王欲与郑伯共田，故赋之。享而田猎，这是对来聘的郑伯最高的礼遇。）
其二、《左传·定公四年》载：“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哀公为之赋《无衣》，九顿首而坐，秦师乃出。”这是大家熟悉的申包胥入秦乞师。吴军攻入郢都，申包胥嚎陶大哭于秦庭，曰夜不绝，七曰不食，秦哀公为之感动而赋《秦风·无衣》，义取“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与子偕作”，表示愿意出兵助楚复国。
二、双方互赋唱和，如：
其一，《襄公十六年》载：“穆叔如晋聘。见中行献子，赋《祈父》。见范宣子，赋《鸿雁》之卒章。”
《左传》襄公16年，齐国侵犯鲁国，鲁国的大臣穆叔前往晋国寻求帮助。穆叔见了中行献子，赋了《祈父》。该诗有“予王之爪牙，胡转予于恤，靡所止居”。这是把鲁国比作晋国的“爪牙”（勇士卫士），报怨晋国不援助。
穆叔又见了范宣子，赋了《鸿雁》的最后一章“雁雁于飞，哀鸣嗷嗷。维此哲人，谓我劬劳。维彼愚人，谓我宣骄。”这是一首写流民的怨愤诗，表明自己辛苦跑去求援，只有通情达理的哲人才看得出自己的奔波，而糊涂虫则会以为自己在发牢骚。
其二，《文公十三年》载：“郑伯与公宴于棐。子家赋《鸿雁》。季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文子赋《四月》。子家赋《载驰》之四章。文子赋《釆薇》之四章。”
背景：郑伯背叛晋国降楚，害怕晋国报复，所以又想归服于晋。适逢鲁文公由晋回奋，郑伯便在奖地与鲁侯相会，请他代为向晋说情。
方式：双方应答全以赋诗作为媒介。
过程：郑大夫子家赋《小雅·鸿雁》，“鸿雁于飞，肃肃其羽。之子于征，劬劳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鳏寡。”暗示郑国寡弱，希望鲁国哀恤，代向晋国陈情，请求和好。
季文子说，鲁也是小国，与郑一样同有孤弱之优，表示理解郑国的要求。但他答赋《小雅·四月》，“四月维夏，六月徂署。先祖匪人，胡宁忍予？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维以告哀。”借行役之苦，迁徙动荡，委婉地表示拒绝。
子家又再赋《鄘风·载驰》的第四章，“大夫君子，无我有尤。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是许穆夫人吊唁卫侯，主张救国的诗，再次求助。
季文子又答赋《小雅·采薇》第四章，取其“岂敢定居，一月三捷”之句，表示实在不好意思再次谢绝，只好为郑国的事再行奔走而不敢安居。于是郑又与晋结同盟。
三、多人接和，如：
《昭公十六年》载.•“郑六卿饯宣子于效。宣子曰：“二三君子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子齹赋《野有曼草》，子产赋《郑》之《羔裘》，子大叔赋《褰裳》，子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车》，子柳赋《萚兮》。宣子赋《我将》。”
晋大夫韩起到郑国聘问（代表本国政府访问友邦），在归国时郑国六卿在郊外为宣子（韩起）饯行，宣子说：“请几位大臣都赋诗，让我韩起也可以了解郑国的意图。”于是通过郑国六卿子齹（罕婴齐）、子产（公孙侨）、子大叔（游吉）、子游（驷偃）、子旗（丰施）、子柳（印癸）等多人接赋，在颂美韩起的同时，隐晦地表达了郑国的政治诉求：希望晋国保护郑国。
有意思的是，除子产赋《郑》之《羔裘》外，其余五卿所赋之诗，《野有曼草》，《褰裳》，《风雨》，《有女同车》，《萚兮》均是《郑风》中表达男女相思或婚恋之喜的诗歌其中“邂逅相遇，适我愿兮”，“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既见君子，云胡不夷？”等诗句，既表达对韩起的溢美和讨好，也希望晋国能保护郑国。
韩起听懂了“示好”之意，所以赋《周颂 我将》，义取“日靖四方”“于时保之”，表达晋强郑弱，晋将护郑之志。 后世一脉相传，形成中国文化独特的含蓄气质，曲美追求。
比如流传的北大学生谈恋爱，直接在QQ中敲典故：
男：采葛。（出自“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采葛”两字，自然是表明思念。）
女：将仲子。（出自“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说的是姑娘虽然喜欢这个男子，但男子风流，怕有流言，有些犹豫。）
男：出其东门。（出自“出其东门，有女如云”，意思是女子虽多，却都不是自己的所爱。表达独爱她一人，让她放心。）
女：击鼓。（《击鼓》里最著名的句子就是“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击鼓”一出，也就是答应了。）
这样曲美的爱情交流，优雅的情怀表达，的确浪漫。
可惜这种文脉却中断于新中国之后的“语文”：我们追求建国初期普通劳动大众的欣赏水平和交流习惯，拒绝雅文化，以直白的方式残忍地让几代人行走在平庸和低俗的泥潭里。
不过这种典雅的叙述方式，却一直为文化作文所提倡，并形成潮流。
谭蘅君老师发表在《写作》杂志2017年第12期的论文《高考作文的历史叙事：道古文脉的延续》，比较完整地论述了这种写脉的发展。
我们不妨直接阅读原文，希望高考作文阅卷场的评分标准，能够传承中华“道古”写脉的婉转之美，不要再把18岁青年的写作，降低到文盲的水平。
这是对教育的犯罪。
摘要：历史底蕴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古"方式，体现了中国文化重历史、轻鬼神的人文特征。发端于周朝的这一传统，无论是百家争鸣，历代科举，还是诗词歌赋、经史子集，均留下了借助历史文化的“道古"痕迹，并成为中国三千年写作学的重要基因。探究文化作文历史底蕴，在优秀传统文化进教材的当下，可以找到文化作文写作教学的理据，强化读写结合，实现个人文化成长与群体的历史文化传承的的同时，提升考场分数，从而实现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完美结合。
关键词：历史；道古；文化；高考
“道古"作为中国文化的话语方式，一直延续到当代。
中国是世界上最注重信史打造的国家。按照历史惯例，当朝为前朝写史，以贯彻鉴古知今的文化传统。同时通过对前朝人物的盖棺定论，以伸张道德正气，引导一个群体的文化观念，维护道统延续。
所以，二十五史，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民国的《清史稿》，详细记录了中国文化的重要节点。
四大名著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在小说方面的最高成就，其中《三国演义》是叙述离明朝12 年前的天下大事；《西游记》是叙述离明朝8佣年前的玄奘取经的故事；《水浒传》是叙述离明代 400年前的宋代故事；《红楼梦》“无朝代可考"，但起笔于女娲神话时代，有唐朝的痕迹，服饰是明朝，隐喻清朝。均为“道古"文脉的延续。
从科举考试来看，历届试题均体现了“道古的文脉基因，特别是“史论"，专考以史论今的分析能力，通过历史的兴替来提出当世的治道之术。
仅以清末最后一次科考试题为例：会试第一场“史论五篇"，主要针对国内的历史文化，如“ （1 )周唐外重内轻，秦魏外轻内重各有得论；（2）北宋结金以图燕赵，南宋助元以攻蔡论；（3）诸葛亮无申商之心而用其术，王安石用申商之实而讳其名论"等。第二场“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主要针对世界历史文化，如“（1）泰西外交政策往往借保全土地之名而收利益之实，盍缕举近百年来历史以证明其事策。（2）日本变法之初，聘用西人而国以日强；埃及用外国人至千余员，遂至失财政裁判之权，而国以不振。试详言其得失利弊策。"这些试题虽已过百年，但放在今天来看，仍有积极意义。
第三场殿试策题，则考查借历史经验解决当下问题的能力，共四题。如：（1）汉唐以来兵制，以今日情势证之欤。（2）古之理财，与各国之预算决算有异同否。
从考官对状元刘春霖文章的评价来看，“议论驰骋、茹古涵今" “熟悉洋势、言之凿凿、词意透辟" “论古有识、思力沉挚、笔情清矫、纵横出没、变化从心"等评语，说明刘春霖展示了史料史辩史观史识等“道古"的综合能力和借古通今的智慧及辞章才华。
近十多年来，高考文化作文的品质逐渐提升。虽然少数省市的阅卷场，如江苏、浙江等，在前些年对历史底蕴的文化作文有些曲解，进行过打压，但这种状况在文化兴国的潮流和传统文化进校园、进教材、进考试的环境下，已经扭转。
历史底蕴以“道古"方式阐述自己的观点，高考作文也有两种表现：一是利用中国历史文化，一是利用外国历史文化。前者还可以分为主流文化和地域文化（地域文化在科举的乡试题中也经常出现，如清末河南的“中州形势论"、陕西的 “王猛治秦论"等）。比如2-年北京高考作文《北京的符号》，明显要求写作具有北京地域文化标志的元素，2011年重庆一考生《藏地一幕，千年一叹》，表现了对西藏地域宗教文化的惊叹， 2012年四川一考生《水在江南》，20巧年天津一考生《别有其“范儿"天津卫》等均突出地域历史文化特色。但2 7年北京一考生《遗失的情趣》， 2009年湖北一考生《站在项脊轩的门口》，20巧年天津一考生《魏晋风度诊断》、《我所理解的民国范儿》，2016年江苏一考生《高明摩诘》等，却体现着主流历史文化精神。
外国历史文化在高考作文中也常见。如2011 年辽宁一考生《苏格拉底的苹果》，2013年上海一考生《我心中的瓦尔登湖》，2014年江苏一考生的《活得像梵高的向日葵》等，借助外国历史文化名人的事迹与哲学思想，打造文章的文化底蕴。
用“道古"方式思考，也必然带来文化思辨。
如古今文化思辨，2009年湖北一考生《站在邮局的门口》，对邮局的昨天和今天进行对比辨析；如中西文化思辨，2012年重庆一考生的《救赎》，通过中西药文化的对比思辨，表达对中国医道精神的赞美。
历史底蕴的文化作文在文体形式上丰富多彩。现代文体：有散文，如2005年四川考生《永远的苏武》；有戏剧，如2013河南考生《我自横刀向天笑（历史三幕剧）》；有现代小说，如2015年北京考生《假如我与心目中的英雄生活的一天》；有文言小说，如2006年福建考生之《玲珑》；有书信，如2011年广东考生《莫怨此生非锦年一致纳兰性德的一封信》等。
古代文体也同样精彩纷呈。有古诗，如2005 年四川考生唐汉霖的《永远的谭嗣同》、2009年湖北考生周海洋的《站在黄花陵园的门口》等；有骈体文，如2010年江苏考生王云飞的《绿色生活》；有文言文，如2003年北京考生耿亮的《转折》；有赋体，如2003年陕西考生柳成定的《吊屈原赋》；有祭文，如2006年河北考生的《祭乌鸦文》；有论体，如2010年福建考生杨华的《士运论》；有传体，如2007年四川考生的《智士程济小传》；有歌序体，如2007年浙江考生高志远的《吊李白歌并序》；有说体，如2016年湖北考生的《知说》；有歌体，如2004年贵州考生的五言歌体《戍妇歌》等。
这些考场精品，有的曾经轰动一时，如央视专门介绍了周海洋和他的作文。柳存定的作文为当年全国六个满分作文之一。王云飞的骈体文，采用古文字，更是惊艳全国。南京市语文基础知识阅卷组组长、古典文献学专家吴新江在看完全篇后认为：“不仅普通阅卷老师不认识、看不懂，就连我这个教古典文献的老师，也不全懂，有些见过但没用过，还有四五十个古字根本不认识。回去后我查阅资料，做了注释，光注释就写了满满4页！"
2017年全国2卷作文试题，与传统科举试题有同工异曲之妙。全国2卷以《周易》、杜甫、李清照、魏源、鲁迅、毛泽东等人的名言为材料，强调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无数名句化育后世"，要求 “以其中两三句为基础确定立意，并合理引用，写一篇文章"。科举考试题的“经义"，即是以儒家经典中的一段一句或不同章节同一主题的句子为题目，让应试者作文，阐述自己的理解和认识。
天津卷以“重读长辈这本书"为题目，长辈代表着传统，重读意味着学习与思辨，服务于当下，也是“道古"文脉的体现。
“道古"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话语方式，体现在写作学上，就是对历史文化的收集整理与运用，借古道今，借信史成就文化作文之信言信理信文。
了解文化作文的历史底蕴源于中国厚重的传统文化，知晓其源流传承，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国学文化的今天，有助于我们读写结合，激发学生对民族文化的热爱，从而培养出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中国人。
当然，历史文化素材的使用不限于中国，应该把写作的视野同时放在世界文化的平台来审视，借助中国“道古"话语的写作学特点实施文化作文与文化教学，有助于我们培养出具有世界视野的中国人，从而为中华文化的复兴打下坚实基础。
这，也是文化作文的使命：在近百年西方文化的强势撞击和文革的文化清洗等造成华夏文化式微的现实下，借写作平台，服务于个体生命的文化成长和民族国家的文化崛起。
因此，文化作文上承五千年文脉和教脉，下接未来文化与写作学追求，在中国文化处于历史最低谷的时期，以文化良知和文化的担当肩负起文化责任的教育新理念，需要更多教育人来共同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