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盆地的南宋城堡
——红层方山上失落的古城要塞群
撰文/范 晓
（全文摘引自《中国国家地理》2007年第9期）
自1206年（宋开禧二年），铁木真在漠北斡难河（今鄂嫩河）竖起九脚白旄纛，拜受“成吉思汗”称号，建立大蒙古国始，仅用了十六七年，便占中亚、越高加索、跨克里米亚半岛、抵第聂伯河，横扫欧亚大陆；21年后灭西夏；28年后灭金朝。然而，蒙古对偏安的南宋王朝，自1235年（宋端平二年）宋蒙战争全面爆发始，至1279年（宋祥兴二年）崖山海战最后一役止，浴血45年才告得手。这其中，南宋在四川盆地的山城堡垒战，对左右战争局势、延长宋朝统治，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1259年（宋开庆元年）夏，蒙古国第四位大汗蒙哥、以骁勇善战著称的蒙军大将汪德臣，均在蜀中前线的钓鱼城下负伤，相继殒命于嘉陵江温汤峡。临终时,蒙哥汗愤恨不已：“我之不治伤疾皆源于此城也，我去世之后，若克此城，当尽屠之。”
为什么蜀中这些星罗棋布，看似并不起眼的城堡，竟然让纵横无敌的蒙古铁骑也断鞭折戟呢？我在四川盆地的自然与人文考察中，探访了这个古城要塞体系的许多重要之地，力图从地理背景的角度去寻求答案。
天然自成的形胜之地
蜀中的南宋古城要塞，皆依托红色丘陵中的方山而筑。而这种红层方山地貌，是四川盆地最具代表性的一种独特地貌。
构成四川盆地红色丘陵的岩层，皆为恐龙时代的侏罗纪、白垩纪时，内陆河沼湖泊中的沉积物。当时盆地里气候湿热，泥沙沉积物中的三氧化二铁大量富集，所以使岩石带上了鲜明的红色，而后这些岩石作为丘陵的基岩，被侵蚀暴露于四川盆地，人们便把这套岩层称之为“红层”，把四川盆地也称为“红色盆地”。
由于红层中常含有厚大的砂岩层，它比红层中的泥岩层抗风化能力更强，加上四川盆地内的岩层少有褶曲，多呈水平状，因此在长期的风化侵蚀中，这些砂岩层多残留在山丘顶部，形成山顶平阔、四周峭壁围绕的方山，状若城郭。由于这些砂岩层的厚度一般都可达到二三十米，厚者可达五六十米，因此方山周围这种数十米高的垂直峭壁，远比人造的城郭更为险要，更加易守难攻。而且，砂岩层是良好的含水层，凿井取水不是难事，平阔的山顶也适于农耕，可屯田以自给，这就给建立能长期固守的军事要塞提供了优越条件，从而使看似不起眼的红层方山，更胜于盆地周边的、以及川东平行岭谷中的高大山岭，成为更适合凭险据守的天设之地。
四川盆地这些方山中的一些出类拔萃之地，实际上早在南宋以前，就多被僧家看中，在方山顶上建寺立庙，成为信徒朝拜、香火繁盛之所。而这些方山的军事价值，在面临危难多事之秋，而又为杰士名帅慧眼所识之后，终于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焕发出了一道十分耀眼的光芒。
垒在惨痛浩劫之后催生
宋代时“蜀”或“四川”之行政及地理概念，与今大不相同。北宋时四川最北边的利州路包括了文州（今甘肃文县）、兴州（今陕西略阳）、兴元府（今陕西汉中）、洋州（今陕西洋县），蜀之北界的一部分在太白山一带的秦岭主脊。南宋时，因秦凤路、永兴军路（今甘、陕主体部分）大部为金朝所占，宋廷把秦凤路、永兴军路残存的部分划入利州路，并把扩大了的利州路分为利州东路和利州西路。此时，蜀之北界已全面推进到作为嘉陵江——汉江与渭河之分水岭的秦岭主脊，汉中盆地之于蜀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成都平原（蜀汉的刘备当年立国之初，自称为汉中王，不知是否也有此种地缘的考量）。宝鸡与凤州之间的大散关、牛岭关等为蜀之外口，而沔州（今略阳）、西县（今勉县）以南沿大巴山、米仓山山隘分布的鸡冠隘、阳平关，为蜀之内口。二者之间还有扼沔州、兴元之北门户的七方关、白水关、武休关等隘口。
金朝在对南宋的作战中，虽然也曾突破大散关、武休关，一度攻占汉中，但终被击退，并未能越阳平关、鸡冠隘一线。蒙古的崛起，对于金宋之争来说，恰似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1232年（宋绍定五年），蒙古在对金作战中，借道宋境，攻破大散关、沔州、阳平关，左路顺汉江而下，袭邓州（今邓县）、唐州（今唐河）；右路则顺嘉陵江而下，攻破四川城寨一百四十余处，至西水县（今阆中与梓潼间）而还。这是宋朝的内蜀关隘第一次被攻破，也为蒙古后来的大规模入川埋下了伏笔。
1236年（宋端平三年），宋蒙战争全面爆发的第二年，蒙军分三路大规模南征，阔端率西路军全面突破蜀口防线，攻占兴元、利州（今广元）、剑门关，长驱直入攻陷成都，成都惨遭屠城，死者数十万众（若据《清容居士集》记载，宋将贺靖事后在成都录验骸骨竟达一百四十万具，城外者不计）。蒙军并在川内大肆攻掠，除川东的夔州路外，四川五十四州俱破，川西人死之七八，这是四川有史以来遭受的第一次惨痛浩劫，也开北方游牧民族攻掠四川之先河。
所幸的是，蒙古在对宋战争的早期，延续了游牧民族的征战特点，以烧杀掠夺为目的，不以据城守地为重。攻掠得手以后，北返草原，再待来年，这就给了南宋重整防务的机会。但转机并未很快出现，蒙军的塔海、秃雪等部，分别于1238年（宋嘉熙二年）、1239年（宋嘉熙三年）、1241年（宋淳佑元年）、1242年（宋淳佑二年），几度入川。攻陷诸多州城，大肆掠杀，并深入川东，进逼夔门，试图打通三峡，夹击长江中下游的宋军。
1243年（宋淳佑三年），对于南宋的西部屏障四川来说，是重要转折的一年。因成都已遭毁灭性破坏，南宋在四川的军政中心四川制置司治所由成都迁至重庆，名将余玠入蜀主事，他采纳冉、冉璞的建议，在原重庆知府彭大雅修建的基础上，增筑加固重庆城和合川钓鱼城，作为川防基地。而最重要的是，余玠将此筑城法推广至大巴山以南的四川全境，建成了第一批以方山为依托的城堡群落，初步构成较完善的防御体系。自余玠始直至南宋灭亡，四川历年所筑的此类山城要塞有八十余处。但其中最重要者，皆始建于1243年余玠初任之时，后有“川中八柱”之概称。
虽然红层方山在四川盆地内普遍分布，但余玠对城址的选择颇具匠心。
一是以嘉陵江、渠江、沱江、涪江、岷江、长江等干流为轴线，以山口、峡口等为支点，进行布设，以控扼水陆交通要冲。例如：合川钓鱼城，当嘉陵江穿过华蓥山形成的小三峡之上口，下可与重庆相互应援，上可阻自北面来犯的蒙军，为重庆屏障；金堂云顶城，地处沱江切穿龙泉山形成的金堂峡之下口，历来为川西门户，在成都平原无险可守时，它便成为扼守沱江、拱卫川中丘陵地区的重要据点；乐山的三龟九顶城，岷江由此穿过龙泉山南端的余脉，并与大渡河、青衣江交汇，形成川西至川南的水陆要津；泸州神臂城，当华蓥山余脉与长江交会处，是控制重庆以西长江上游水路的关键；
二是靠近原有的州府城镇，便于军政的治所及军民迁入城堡固守；
三是充分利用天然的险要地势，提升堡垒的防御能力。我在考察中看到，不少古城都利用了河流的屏障作用，尽量选择三面临江或两面临江的环境，让江流成为天然护城河，使方山四周的峭壁之下，更多了一道障碍。例如泸州神臂城、合川钓鱼城、南充青居城、苍溪太获城等，分别利用了长江、嘉陵江、东河形成的曲流半岛，江流环绕成天设之险。剑门关为南下入蜀的必经关隘，因大剑溪、小剑溪横切山岭，形成剑门关、苦竹隘左右两道关口。历代多于剑门关设防，但宋军却选择苦竹隘作为剑门天险的主要据点，正是由于苦竹隘为四面皆被悬崖深峡隔断的四方形孤山，比剑门关更易固守。苦竹隘一带的岩石是比砂岩更为坚硬厚大的砾岩，因此形成的峭壁更加雄峻，其险要程度非川内其他古城能比；
四是尽量选择面积广阔的方山，便于聚兵屯田，长期坚守。这些古城的面积多在一二平方公里以上，其中的耕地多在数百亩至千亩以上，由于山顶平台有相当集水面积，可凿十数口或数十口水井，且四时不枯，城内可容纳的军民至少在数千人至万人以上。像合川钓鱼城这样重要的堡垒，面积约4平方公里，城内聚集的军民最多时有十余万人。
孤撑危局于大厦将倾
宋蒙战争中，南宋一方在总体上一直处于守势。四川的方山城堡体系的主要功能，也在于防御自保，它使四川盆地内原来无险可守，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状态的众多州城，能够迁徙到各个方山城堡内，有了起码的安全保障。而且由于这些城堡地处要冲，它们也在阻滞拦截蒙军的进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246年（宋淳佑六年），蒙军分四路再次入蜀，在初具规模的城堡要塞体系面前，尝到了苦果。蒙军元帅汪德臣率部攻蓬州运山城，汪德臣所骑战马被飞石击死，其弟汪直臣被击毙。七月，蒙军费尽周折攻下运山城外城，但却无奈内城。整个四川战局也一直未能取得打通三峡，东出江汉的目标。为此，蒙军不得不开始试探在后来被证明是极具胆识的“斡腹”计划，即绕行川西高山峡谷区及吐蕃境，攻取大理国，由黔、桂、湘大迂回南宋的侧翼。
1247年（宋淳佑七年），蒙军即开始沿着今之松潘、泸定、大渡河一线向南推进，取道青羌欲入大理，但为诸蕃所阻。次年，蒙军再次欲经吐蕃境攻大理。余派遣俞兴、杨文出碉门（今天全禁门关），在岩州（今泸定县北）马鞍山与从吐蕃境南下的蒙军激战，在大渡河畔击溃蒙军。
在逐渐有了较稳固的基地以后，余玠也开始主动出击，试图履行他对宋理宗“当手挈全蜀以还本朝”的承诺。1250年（宋淳佑十年）10月，余玠为收复汉中北征，在米仓山道、阴平道、金牛道、西县败蒙军，并围困兴元府，但因蒙军几路来援，余被迫撤兵。他不会想到，这次北征竟成了宋军最后一次北返汉中盆地。接下来的两年，又发生了一些转折性事件。
1252年（宋淳佑十二年），宋军的筑城战法开始为蒙军所仿效，蒙军元帅汪德臣在嘉陵江上游的沔州修筑城寨，作为取蜀的基地，开了以堡垒对堡垒的先河，这在蒙军的战术上是一个重要变化，也反证了余玠构建城堡体系的成功。同年十月，在间断了六年之后，蒙军的火鲁赤部又大举入蜀，抄掠成都，进逼嘉定府（今乐山）。余玠调全蜀精锐进行“嘉定会战”，这也是他最后的辉煌一战。依托建于龟城山和凌云山上的三龟九顶城，以及嘉定府旁的万山、必胜两堡，余玠败蒙军于嘉定城下。蒙军在败撤途中，又于苦竹隘、剑门关等多处遭袭阻。
1253年（宋宝佑元年）春，蒙帅汪德臣继沔州之后，更深入蜀中七百里，在嘉陵江畔的利州筑城建寨，垦荒屯田。在川内开辟了重要的立足点，并堵死了宋军北进收复失地的大门。对这一事件的严重性，当时宋臣牟子才曾评论道：“敌反用其计，出没于剑、阆两州之间，抄掠粮道困我，不出三年，蜀之命脉绝矣。”在此危急关头，宋理宗反听信谗言，忌余玠拥兵坐大，突发牌符召余入京，并命余晦入蜀接替余玠，余玠积郁成疾，竟服毒自尽，自此川蜀形势发生逆转。余玠之境遇竟和南宋初年之岳飞、明末之袁崇焕惊人相似。令人感叹南宋的自败之举，也不禁想起杜牧《阿房宫赋》中的警句：“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也是在1253年，忽必烈受蒙哥汗命，率军分三路远征大理，他与吐蕃首领八思巴修好，吐蕃诸部归附。蒙军西路入阿坝草原，经色达、甘孜、新龙、理塘、得荣南下，过金沙江进逼丽江城；东路军取川西北草原通内郡之古隘道，经松州（今松潘）、茂州（今茂县）之境，循南宋沿边军州，出岷江故道，越雅州（今雅安）、黎州（今汉源），过大渡河南下。忽必烈自领中路，循大渡河西岸南下，然后自泸定东渡大渡河，入宋境，过岩州（今泸定北）、翻飞越岭、抵满陀城（盘陀寨），再由富林越大渡河，取清溪古道，经安宁河南下，跨金沙江，攻陷大理。并于次年灭亡了立国316年之久的大理国。此次“斡腹”的成功，打开了南宋侧翼的门户，为蒙军后来平定安南国（今越南北部）、由昭通进击川南、由右江入广西、进击湖南，铺平了道路。也为后来忽必烈继蒙哥汗位，建号“大元”奠定了基础。而四川自此开始要面临来自南面的进攻，因此在盆地南缘山区新筑了兴文凌霄城、南川龙崖城等要塞，以扼守滇川、黔川通道。虽然从地质地貌特征来看，凌霄城、龙崖城等已不属于红层方山的范畴，但它们仍然是方山城堡战术思路的延伸。
南宋四川城堡体系的沦陷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一是1258年（宋宝佑六年）至1259年（宋开庆元年），蒙哥汗亲率大军入蜀，占领除钓鱼城之外的嘉陵江、涪江、沱江的诸城堡，他自己却死于钓鱼城下，蒙军丧主之后只得退军，但此时他们已懂得派军留驻于被占的南宋城堡，建立攻战的基地；二是1275年（宋德佑元年）至1278年（宋祥兴元年），此时已是南宋灭亡的最后时刻，元军在占领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俘宋恭帝，追杀小皇帝宋端宗、宋帝昺的同时，也相继占领了四川岷江、长江、渠江的各城寨。1279年正月，钓鱼城在坚守36年之后，成为最后陷落的四川南宋城堡，同年二月，宋帝昺在广东崖山投海而死，南宋最后的残余力量也彻底败亡。
尽管在余玠之后，四川防御体系的颓势已显现，但红层方山上的城堡群凭其天设之险，仍然给蒙（元）军制造了巨大的障碍。蒙哥死后，蒙军不得已改变了战略方向，主攻荆襄，并以襄樊会战揭开了最后灭宋的序幕。另外，四川城堡中最重要的苦竹隘、鹅顶堡、太获城、运山城、青居城、钓鱼城、云顶城、三龟九顶城、紫云城等，最后皆因降才告破，而非武力所攻取。其中许多城堡也是反复争夺，尤以泸州神臂城历经九次易手为最。
凭险筑塞的典范之作
四川盆地的南宋城堡体系，巧妙地借助了红层方山的地形地貌，以崖为墙，倚山借势，就地取材，在城堡的布局以及城门、城墙、瓮城、炮台等的构筑等方面，都有独到之处，这些城堡或城池，是中国建筑史中没有引起足够注意但又十分重要的单元。
这些城堡的平面形态，完全依红层方山山顶平台的形态而定，多呈不规则的多边形。而且，由于厚大砂岩层常常呈多层产出，因此方山也往往形成阶梯状，在最高的山顶平台之下，还会有低一级的平台环绕，筑城中常依此分为内城与外城，构成多道防线，在一些规模较大的城堡，如钓鱼城、太获城、云顶城等，这种特征最为明显。
方山城堡虽然以悬崖峭壁为天然城墙，但为了防御作战，仍然要沿悬崖顶端构筑连续的人工城墙，不过，由于借助了天然的悬崖，所以人工砌筑的城墙并不高，一般数米即足矣。上有垛口，城墙内侧一般有两三米宽的跑马道，以利运动军队。在城堡转角处或悬崖的突出部位，多砌筑有炮台。另外城门的两侧也是炮台设置的主要地点，例如钓鱼城的护国门、三龟城的北门、九顶城的南门、东门等。在一些悬崖平直的城墙段，也沿袭传统城墙“马面”的筑法,构建了突出于悬崖之外的石台，以作炮台，在钓鱼城出奇门西侧即存有这样的遗址。
城堡的城门都修筑在通往方山顶部的天然隘口处，完全依地势而设，与一般城镇的城门相比，分布不规则。而且为了防御的需要，城门一般较少，如偌大的苦竹隘，仅有唯一的东南门，开于悬崖半壁，地势险要。四川南宋城堡的城门，都是宋代开始流行的典型的圆拱形券门，而且多为双拱制式，加大了门洞的进深。这些城门比一般城镇的城门要小许多，据现有的城门测量数据统计，其门洞高一般在2.2米至3.2米之间，门洞宽一般在1.56米至2.2米之间，两人要并排而行都很困难，与城内可容纳的人口不成比例，可谓小气，但对防御来说，这却是不错的考虑。
瓮城，是中国古代城池独创的制式。即在主城城门之外，加筑一小城，如瓮形圈住主城城门，以加强防御，一旦敌军突破瓮城城门，可凭借瓮城周边的城墙进行围击，犹如给主城城门加了一道保险锁。瓮城也被创造性地运用于四川的南宋城堡体系中，宋军主要选择方山城堡周边地势稍显平缓，且易受敌军攻击的地段设置瓮城。例如：金堂云顶城之北门外，沿方山向外突出的一平缓山梁筑有瓮城，它圈住了北门东侧一段峭壁高度不大的城垣，也控制了经此山梁攻击云顶城的通道，泸州神臂城北、西、南三面为临江的峭壁，唯东边与丘陵相接，因此在东门外筑有瓮城，也被称为耳城，而且在耳城下筑有护城池塘；红层方山因周边溪流的溯源侵蚀，也会使方山悬崖的顶端曲折迂转，形成一些向内凹进的谷地或洼地，形如口袋，它也被利用来构筑瓮城，其最典型者莫如广安大良城南门外和西门外的两个瓮城。
四川的南宋城堡建筑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独创了“一字城”和“一字墙”的形制。一字墙是砌筑在方山悬崖边、由悬崖向外突出、与悬崖的走向呈垂直相交的石墙。方山周边的悬崖一般都很难攀登，但偶然也有伸出的山嘴或山梁，或有突出的岩坎，易被敌军利用。一字墙就主要选择在悬崖外侧地形变化转折处，主要起到隔断悬崖外侧通道的作用。我在考察中发现，悬崖边的地形变化转折处，多是城门所在的位置，因此一字墙也常和城门配合使用。如蓬安运山城的东门旁、金堂云顶城的北门旁，均有构筑。一字城的基本格局和一字墙相似，又被称为横城墙，它也是为了阻断方山城堡外缘的通道，但规模大得多，类似长城，可布置和运动军队。最重要的是，一字城皆选择在三面临江的半岛状方山城堡的两侧，从悬崖边伸出一直延伸到江中，从而封锁住城堡外侧沿河岸的半环状通道，使整个半岛构成一完整封闭的城防。另外，一字城也是由城堡直达江边的通道，可借此与水路发生联系，同时护卫一字城内侧的补给码头。泸州神臂城的东门与南门之间，即有一字城直贯江渚。而合川钓鱼城的南、北一字城更是规模宏大的典范之作，它甚至跨过嘉陵江的河汊，与河心滩相连。
我国古代城墙与城门系统的构筑，多用夯土，或用夯土加包砖。而四川的南宋城堡充分利用了红层方山固有的砂石资源，就地取材，全部采用了砂岩块石或条石砌筑，是为它的一大特点。因此，在这些城堡内或附近，几乎都可发现遗留下来的南宋采石场遗址。
方山堡垒流进时光的长河
余玠在四川首创的凭险筑寨的堡垒战法，由于功效显著，被南宋朝廷推广运用于当时的京湖、两淮战场，同样大显神威，甚至蒙军将帅也加以仿效。在四川作战的后期，蒙军除了充分利用已攻占的南宋城堡，作为屯兵和指挥之所外，还于战略要地筑城建寨，以钳制宋军。1262年（宋景定三年）至1267年（宋咸淳三年），蒙军就曾因钓鱼城屡攻不克，于今武胜境内，建母德彰山城，以控扼钓鱼城的北路要冲。
元朝平定四川之后，逐渐把迁徙于山城堡垒中的军政治所又返迁原地。但这些堡垒的作用和影响却并未因时过境迁而消亡。在以后的历史长河中，每逢战乱，这些旧城故垒又一再成为民众的避乱屯守之地，或成为不断兴起的武装势力攻击或盘踞的场所。尤其是在明末清初、清末民初，诸如张献忠屠戮四川，白莲教、义和拳聚众起事的大动荡时期，这些方山城堡内外，血雨腥风的场景屡屡重现。
我在考察这些南宋城堡时，常访谈于当地的老人。除了偶而有人语焉不详地提及余玠的传说外，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些老人几乎都耳熟能详地说起八大王（即张献忠）的杀人故事。在苦竹隘，带路的当地老农讲述说，八大王剿遍四川，唯朱家寨（即苦竹隘）屡攻未下，后来探知寨子北面有一条秘密险径，便前驱羊群，寻路而上，攻破朱家寨，尽屠城中居民，血染小剑溪达十余里。我在读《蜀难叙略》、《蜀碧》、《蜀破镜》、《荒书》这些亲历者记述张献忠剿四川的史书时，常常不寒而栗，难以置信。但居民传自祖辈的记述，又印证着这些记载。我常常想，也许只有最惨痛的经历，才能如此清晰和顽强地存在于民间世代相传的记忆中。我有些不解的是，在蒙军面前尚能一战的川中堡垒，明末清初竟没有留下多少凭险自保的事迹。相反，四川遭受的屠城之惨烈、杀人之残毒，达于空前绝后，对社会和生灵造成的大破坏，远比外族入侵有过之而无不及，并使四川的人口损失超过宋末元初，人口数创下了历史最低点。（据谭红主编的《巴蜀移民史》的数据，1175年（宋淳熙二年）统计的四川人口为264万户，751万余口。到南宋灭亡后不久的1282年（元至元十九年），仅余12万户；经过元、明时期的恢复，到1593年（明万历二十一年）统计的四川人口已达310万人以上，但到了清初的1651年（清顺治八年），四川人口竟不足10万人）。更值得深思的是，张献忠们的暴行一旦被戴上了“农民起义”的光环，竟会成为被歌颂赞赏的对象。另据记载，张献忠攻破这些山城堡垒之后，也实施了最严重的破坏，使我们能看到的这些城堡，在尚存的南宋遗迹之上，往往叠加了清代及民国重修的部分。
透过这些城堡要塞积淀的血色，很容易读出王朝皇权时代，暴力的不断轮回。无论是尚武嗜战的强悍外族，还是铤而走险的本朝流民，他们都是要用新的暴力去取代一个旧的暴力，用自己的新帝位去替换一个别人的旧帝位，并等待另一个暴力来将自己终结。
在暴力称王、刀枪出政权的封建朝代，这种哪怕是只能提供暂时自保的堡垒体系，也会对后来者产生巨大的影响。自南宋以后，经过多次战乱祸害，这种寨堡在四川盆地大大小小的方山上，已发展得不计其数。大到如清嘉庆年间始筑的周长大于100公里、有36个大城门，72个小城门的垫江鹤游坪古城堡；小到如仅供一家大户使用的武胜宝箴塞。其中都可以看到南宋城堡的影子。
始建于1910年的武胜宝箴塞，可以说是四川盆地内保存最完整的方山城堡之一，虽然其规模较小、年代较近，但却并不影响它作为研究这种要塞建筑的一个鲜活标本的价值。宝箴塞是武胜县大户段襄臣家族所建，与寨外的段家大院相呼应，平时在段家大院居住，战乱时则举家入城堡内躲避，这和四川的南宋州府与方山城堡的关系如出一辙。宝箴塞选择了段家大院旁的一座红层砂岩方山构筑，在砂岩陡壁上砌石为墙，墙高6至13米，厚50厘米左右。墙内侧是环绕全寨的防御通廊，通廊全为屋顶覆盖，城墙每隔一定距离便设置有望孔、射击孔，使墙外任何角度的来犯者均在射击视线之内。寨内居室、仓储、水井、厨房、戏楼、天井、花园等一应设施俱全，水井内据说有暗道可通段家大院。和南宋古城一样，宝箴塞充分体现了依山借势、据险筑寨、进退自保、长期固守的特点，且建筑具有浓厚的川中民居特色。我国著名古建筑专家罗哲文称赞宝箴塞为：“全国罕有蜀中一绝之军防要塞式住宅。”
历经近八百年的风摧雨侵，四川盆地的南宋城堡更彰显出它的特殊价值。
当我在四川盆地的这些南宋古城中探寻时，常常为这些分布范围如此之广、遗存如此丰富、自然与人文结合如此完美的历史遗产而惊叹。
历经近八百年的风摧雨侵，在数十座城堡遗址中，仍然可以看到相当数量的南宋时期的城墙、城门、炮台保存下来。在这些方山的石壁上，也保留了不少记载当时史事的南宋摩崖石刻，颇为珍贵，尤以万州天生城为最，在它的前寨门和中寨门之间的石壁上，就保留有1241年（宋淳佑元年）至1276年（宋景炎元年）的五方摩崖石刻。在探访剑阁苦竹隘时，当地人告诉我，上世纪60年代，在苦竹隘城门之下的溪沟修建水库时，于河滩中曾发现大量生锈的铁箭镞。站在这些无声的历史遗存之前，总会让人眼前浮现那些血火交织、刀枪齐鸣的活剧，从而生出让人挥之不去的厚重悠远的思绪。
我国现存的古代城市的城池建筑并不罕见；历代为防御自保兴建的城堡式村寨也遍及各地；历史上为躲避战乱将居民点迁徙于山城要塞也非四川独有。但是，像四川盆地的南宋城堡这样，以独特的红层方山地貌为背景，以迁入要塞的州府军政治所为支撑，构成一国一朝大区域的防御体系，形成“如臂使指，气势联络”的堡垒群落，却是绝无仅有。而且由于明、清以前完整的城池建筑已十分罕见，四川盆地的南宋城堡遗址群更彰显出它的特殊价值。
令人颇感遗憾的是，承载着丰厚的自然与历史遗产的这些古城要塞群落，几乎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不用说大部分南宋古城遗址都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就是在世界遗产地乐山大佛所在的三龟九顶城，情况也令人汗颜。在龟城山和凌云山上，现仍残留有总长近2000米的南宋城墙以及5座炮台遗址，除凌云山南门的炮台经修复展示外，其余遗址不仅未能很好地保护与展示，而且在景区的各种建设工程中，也遭到一些损毁。在对凌云山的景区介绍中，这段历史遗产几乎成为空白，在景区的游客接待中心，当我询问时，导游们居然都对三龟九顶城不知其详。
近几十年来，也是这些古城遗址遭受人为损毁最严重的时期，城墙等建筑被大量地拆除去修田建房。我在考察中还发现，如苍溪太获城的西门、南充青居城的北门及城墙等，均是在最近几年因公路、电站的修建而遭拆毁的。
另一种担忧来自所谓的旅游开发，喜好“大手笔”、“大改造”，热衷于造假古董，已成为一种流行病，这使历史遗产的遭遇更加不堪。我们看到不少例子，在重修重建过程中，不考虑古城原物原件原态原境的保护，自以为比古人高明，使古建筑丧失了它的历史文化价值。
我常常想起在埃及卢克索参观过的一所重建的神庙，它在历史上已遭到十分严重的毁坏，专家们把能找到的建筑构件仔细清理、逐一编号，重建的神庙严格按照原来的形式，而且构件中哪部分是原件，哪部分是新仿制的，都区分明显，一目了然，无法复原到建筑中去的原构件，也编上号，在神庙旁陈列展示，这颇值得我们借鉴。而且对有些遗址来说，保护好它残存的原貌，并科学地加以展示，是比重建更好的选择。
四川盆地历史上曾经是易于偏安自保的封闭之地，但站在这些古城要塞的遗址前，却给人一种宿命难逃、浩劫不能幸免的悲怆。红色的山岩恰似鲜血浸染的历史之页，当它翻过去以后，暴力与封建专制的苦难轮回也应当永远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