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上古已有此字。在甲骨文、金文都有“巫”字。它应当是中国先民最早创造的一批文字。长江流域出土的文物上很早就有了“巫”字。有人考证江苏昊县澄湖出土的良诸文化陶罐上的符号，释其四个字符号为“巫戌五俞”。在安徽含山凌家滩4号墓出土刻纹木版也有“巫”字。
中国上古创字是有规律的。先民把工和二个“人”字组合在一起，自有其用意。工，《说书》解释说：“工，巧饰也。象人有规规榘也。与巫同意。凡工之属皆从工。”宋代俆锴说：“为巧必遵规矩法度，然后为工，否则目巧也。”巫事无形，失在于诡，亦当遵规榘，解释故曰与巫同意。”工的原始意义至少有二点其一是巧饰，其二是曲尺。近人杨树达在《积微居小述林.释工》认定工象曲尺之形。工，借用古代文学家对“工”字的解释，上下二横分别代表天地。巫则是由二个人在其中。《说文》释“巫”：“象人两袖舞形”。今人根据甲骨文和金文，认为巫字“象两玉交错形”。《汉语大字典.工部》的巫字条说：“《说文》‘筮‘筮巫以玉事神。从霝〈注：ling,古同“零”、“灵”〉声。灵〈注：ling,同“灵”〉或从巫。’古代巫师以玉为灵物。古以交错的玉形代表巫祝的巫。”因此，巫字的字形与舞形、玉器有关，上古没有贬意。《说文解字》释巫云：“巫，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觋，能齐肃事神明者，在男曰觋，在女曰巫。”《风俗通义》言：“巫氏，凡氏于事，巫付、匠、陶也。” “巫”这个姓氏源于“巫”一职，即作为天地鬼神与人交通的媒介者。
中国古代创字规律，音义有微妙的联系。清代考据学家往往穷尽毕生精力研究音群和义群的关系。巫与乌、呜、污、诬、误、恶、雾、勿、忤、芜同声，大多是些晦暗之词。
巫与诬通。汉代杨雄《法语.君子》载有“不果则不果矣，人以巫鼓”。李轨《注》云：“巫鼓犹妄说也。妄说伤义，甚于不言。”汪云宝《义疏》云：“巫读诬。诬鼓，谓诬妄鼓扇。”
此外，巫与舞在读音上都是一声之转，这可能与巫的动作有关。巫最初的印象是手舞足蹈。
巫文化是上古时期人类在繁衍生息,推进社会发展中,创造的一种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原始文化,它也是人们对万物有灵崇拜时期的文化的通称,是人类远古的文化。巫文化融汇了天文地理,人文数理、医卜星相、五行八卦,祭礼娱乐的总和,它诠释了中国传统的道、哲、理、文、联姻,并渗透影响了阴阳学说、庄老思想、屈原诗歌、孔丘仁义。它构成了华夏民族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极大的丰富了华夏民族文学艺术宝库、宗教哲学、科学技术,推动了中华文化的成长。
甲骨文时代的巫，是男巫女巫的通称，后世女巫才称为巫，男巫叫觋，《说文》中对巫的解释是：“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据说他们能使鬼神附体，或用其他方式见到鬼神，总之是具有与鬼神沟通的功能而不同于常人。传说有个巫咸，能知人生死祸福；黄帝作战前，要找他用蓍草来占卜；还有记载说，他的儿子巫贤当了辅佐殷王祖乙的大臣。论起来，祖乙与黄帝年代相去很远，他们父子的寿命真够长了。但既是传说就不必那么较真；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时的巫，地位是很高的，因为他们是那时最有文化的人，又能将人间事向鬼神报告并把鬼神的指示带回来。但担的责任也大，譬如天不下雨，便将巫脱去衣服放在太阳下曝晒，甚至架起火来烧，以为这就可以惊动鬼神，下雨来救他，结果烧死了不少；战国时西门豹治邺，将用河神的名义诈骗钱财危害人民的巫，统统扔到河里去，说是请他们去通报河神，就是这古法的应用。 治病也是巫的专业，那时得病以为是中了什么邪。就找巫来驱邪。用唱歌跳舞，或口中念念有词及其他奇怪的形体动怍来行使法术；有时也给病人吃点药物。巫在表现鬼神附体或作法前，自己也常要吃某些药以求得兴奋，因为他得表现出与平时不同的癫狂状态，这些药是他们一代一代靠经验积累起来的，只有他们才有和敢用；还有象占卜的时候需要将龟甲或兽骨烧出裂纹，一般人不会烧，而巫则能很快就完成，他们确一些有别人没有的本事，于是成了“招神，逐疫，禳灾，除不祥”的专业户，巫是他们的姓氏。
殷人特别崇奉鬼神，杀了许多牲口还有俘虏和奴隶去祭祀，但最后被周人灭了。比起来周人不那么信鬼神，治病也开始有专门的医生，巫不那么重要了。医是从巫分化出来的，传说巫彭是医的开山祖。
巫文化
巫文化
所以我用了巫文化这个词。以巫为职业的巫婆神汉也仍然有，可能因与巫蛊之类害人之事相关，名声不好，但人们实际上还是信的；而不用巫的名号，换个装束，以什么高人、大师的面貌出现，实际干巫的事，更是可以风行社会。宣称自己能与无形的神仙鬼怪沟通，能预知未来，致人祸福，总之是通灵不凡之人，是他们共同的特征，把握住这特征，要有科学的武装，识别他们其实也是不难的。可惜在中国信巫而不信科学，因无科学而更信巫，形成了一个循环往复的怪圈，要突破实在是太难了。
说起“巫文化”的发源地，不是别处，正是巫咸国。我们必须首先要弄清，人们口耳相传广泛使用的“巫文化”、“巫术”、“巫师”等概念中的“巫”究竟是指的什么？对此，学界目前尚未做出严密定义，但从已有的研究来看，毫无疑问，“巫”指的就是神与人之间的一种媒介，也可以说是一种通灵的职业。而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则被叫做“巫师”，他们是通达天地的预告者，也是执行者；他们所使用的通灵手段，主要包括占星、占卜等形式，这些都被统称作“巫术”。而与之相关的宗教也好，风俗也罢，还有艺术等等，通通都被视为巫文化。巫文化不仅反映了先民的思维方式、情感诉求，还间接地反应了远古的经济生产力水平，作为一种精神现象的载体，它还开创了三峡流域后来的精神文明和群族文化。
可以说，巫文化是一种充满神秘的人类文明，它不仅渗透、影响了阴阳说、老庄思想、屈原诗歌，甚至还包含了禅、中医、宗教，而且还丰富了华夏民族的哲学、科技和艺术，极大地推动了华夏民族的成长。
既然如此，那我们所说的三峡巫文化又具体指的什么呢？有专家给出定义说：三峡巫文化实际上是一种标准的地域性文化，它指的是西起重庆，东至宜昌，北靠大巴山脉，南临武陵山与大娄山，包括整个重庆市及湖北省的宜昌市和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全长660公里，总面积约15万平方公里范围以内的文化。主要以巴文化与楚文化为对象，其中，尤其又以巫文化为最大的核心文化。
提到巫文化，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往往都是装神弄鬼的那一套，尤其在科学文明已经春风沐雨般的今天，人们更是难以理解巫文化背后的积极意义了。然而，如果我们放下偏见，亲身走进巫文化滥觞之地的巫山巫溪等地，就会发现，事实上巫文化作为一种人类精神文明的早期印记，背后保存了许许多多华夏文明的母题，是人类童年时期的集体记忆中最为辉煌灿烂的部分。比如巫文化背后所蕴含的“天人合一”的理念，又比如起源与盐、药文化的巫术，还比如巫歌、巫舞、巫戏等形式多样的艺术文化。
而其中最让人感兴趣的大概要数“巫术”了，然而，这恐怕也是迄今为止，人们对巫文化误解最深的内容之一。
从历史上来看，三峡地区自古就有崇尚巫术占卜的传统，其中，尤以巫山、楚地为主。这里巫风弥漫，历来就有“信鬼巫、重人祠”的习气风俗。在汉族民间，人们的大小事情都离不开巫术占卜活动。无论是造屋铺桥，还是修堤筑坝，先民们往往都习惯于求神问佛，占卜问卦。甚至连生老病死，丧葬嫁娶，也都离不开巫师鬼神的指引和帮助。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当巫溪巫山等地的土家族人建房时，从动土，到奠基，再到竖柱、上梁、钉大门，每一个具体的环节，人们都会向巫师问卦，每一道工序都得选择黄道吉日，并且还要专门去找一些能言善辩的工匠来说吉利话，那阵势简直是大动干戈，来不得半点的马虎。而等到上梁、安门的时候，还得请专门的贺梁礼官来家里念《上梁礼词》和《彩礼词》。人们相信，只有通过以上的种种方式才能实现娱神、祈福的功效。有趣的是，在上梁前，人们往往会举行一场别开生面的“退煞”仪式。所谓“退煞”，简单地说就是上梁前人们首先得杀鸡撒血，等梁上好以后，还得向梁上抛“屋梁粑粑”的一种巫术仪式。人们相信，这些巫术都具有一种神秘力量，能确保自己得到神的祝福和庇佑，能让家人获得安宁和吉祥。
甚至，当家中有人生病患疾时，人们往往也不急于投医问药，而是摆上祭坛，献上牛羊，宴请巫师，“击鼓卜筮以祝”。一般来说，巫师的治疗方式大致被分为两种———咒术疗法和药物疗法。其中，咒术疗法是巫师向病人施以催眠、暗示和激发，使病人内在的防御技能充分诱发出来，达到治疗病症的目的，它主要包括歌舞降神、征兆、招魂、占卜、祝咒等方式。药物疗法则主要采用丹砂（即硫化汞）配以三秀（灵芝）、瑶华、白芷等中草药来实施治疗，祛除病症。
由于受到佛、道轮回思想的影响，巫文化中对于人死后的灵魂归属问题也格外重视。于是，在巫溪巫山等地就产生了著名的丧葬风俗：悬棺葬。先民们之所以采用将棺木置于高山悬崖之上的丧葬方式，不仅是因为这些生前世代居住生活在崇山峻岭之中的少数民族，感念山神庇佑的恩典，而且还因为他们相信只要将先人安葬于此，让死者继续与大山为伴，并目睹崖下子孙生活，已经去世的人的灵魂就能获得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这种力量能使他们保佑自己的子孙健康平安。
不仅如此，关于人死后灵魂归宿这个问题，人们还发明了很多别的巫术形式。即便是到了现今，在巫溪等地的汉族民间也还零星地保留着跳端公、告阴状、赶白虎、化九龙水、请七仙姑、请桌子神等巫术形式。比如，其中比较常见的“跳端公”，它常常又被称作“过刀桥”———这是一种专门为超度死者所做的法事。根据习俗，作法事之前，首先得扎好“刀桥”。而所谓的“刀桥”，其实是将两尺长的刀每隔一两尺远缚在两根竹竿上，共绑十多把刀，并需要将两尺长的刀以每刀一两尺的间距捆缚在两根竹竿上。然后，用桌椅扎成一两丈长的桥头，将用竹竿做好的刀梯平放做“桥身”，刀口向上放置。最后，便是在阵阵锣鼓声中，由端公一边在口中念念有词，一边赤脚踩着刀口走过，而死者的亲属们则一律披麻戴孝，跟随在端公、灵幡、灵牌之后不断地作辑，以示躬送。
还有一种类似于巫蛊的“告阴状”也别具特色，这是一种将仇人姓名、生辰八字、地址等写在一张纸上，揉成团塞进即将下葬的死者口中，让死者带到阴间，请求阎王受理诉状的巫术。人们相信，这样一来，即使到了阴间，此人也会被阎王绳之以法，永世不得安宁……如今，在巫溪的宁厂镇长桂、万古一带，还流传着一种类似的暗害巫术，它是在生辰八字不容易收集到，政府机关查户口又不方便的情况下流行起来的。据说只要收集到仇人的毛发，指甲或脚印泥土等，然后将收集起来的东西盛于小竹筒内，边念咒语边涂上鸡肉(防止灵魂外跑或污灵)，再用树叶包裹，偷偷投入危险之地，受术者就会逐渐痴呆乃至死亡。除此以外，巫溪地区流传的巫术还有很多种花样。比如为了驱鬼辟邪、还愿请神之类目的而采取的巫术则更是数不胜数，层出不穷。虽然这些巫术难免带有迷信色彩，然而，如果将它们放到远古人类历史上来关照，也许你就会穿过纷繁的巫术现象，站到人类和人性这个更高的层面上去理解人们对幸福、对健康、对丰收的深切渴望，并且进一步理解无论是先人还是作为后代的我们，人类所共有的渴望得到外力帮助和保护的这种人性深处的普遍愿望了。
追本溯源，在对巫术活动有了初步了解之后，人们往往会对巫术的起源之谜感到百思不得其解。就好比“木有根，水有源”一样，当然，巫术的产生肯定不会是凭空而来。只是巫术的胚胎，竟然是貌似八竿子也打不着的盐、药文化，想必这结果，不仅让人不易想到，甚而至于，简直是叫人疑窦丛生，不肯信服了。
但是，只要跟你提起一个词，你也许就会豁然开朗，这个词就是———“盐巴”。很难想象，我们早已熟视无睹，日常所说所用到的东西，竟然会与貌似深不可测的巫文化起源联系起来。没错，根据古书记载，远古时期，在巫溪、巫山一带，巴人确实是靠盐兴旺、发达，乃至到了后来又兴邦立国……然而，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巴国当然也难逃其宿命。相传，盛极一时的巴国在享受了因盐带来的丰实富余之后，紧接着又因盐而引来了邻国的嫉妒，并最终引发了楚、秦相争。巴国于是由此遭至战祸，直到最后灭亡。不难看出，在这里，盐是巴文化之所以产生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而与此同时，巴人又是盐这种远古时期的新兴产物的重要开拓者。于是，从此以后汉族民间就有了“巴不离盐，盐不离巴”的说法，然后又有了“盐巴”一说。虽然时代久远，但盐作为一种再珍贵不过的资源，在三峡地区是确有其事的。现已发现的上古三峡地区自流盐泉就有三条之多，它们分别是：巫溪县宁厂镇宝源山盐泉、彭水县郁山镇伏牛山盐泉，以及湖北宜昌市长阳县西的盐水。
作为万人敬仰的通灵使者的巫师，他们的使命从来都不是单一的。一方面他们是与神灵最接近的，负责传达神的旨意；另一方面，他们也是一个时代掌握了最先进的生产技术、文化知识的特权阶级。因此，除了上面提到的制盐技术，他们往往还掌握着制药本领。而他们所采用的药，不是别的，正是“丹砂”。巧的是，这种珍贵的物质的产地不是别处，正是古时候的巫山———于是巫山在古代又被称为“丹山”。
由此可见，巫术最初的含义并不是指借助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对某些人、事物施加影响或给予控制的方术，而是指巫咸国的巫师们通过占星、占卜知识的运用，练就的独特土法制盐、制药之术。而拥有了盐、药文化的巫溪巫山等地，很自然的，便由此人丁兴盛，并产生了重要的巫文化。
接下来，随着原始部族间的战争与迁徙，巫文化得以深入发展：巫咸古国被巴国兼并成为巫郡后，巫楚文化开始融合，产生了一度繁荣的巴文化。到秦汉统一后，这个以巫文化为母体的巴地族群文化，又开始融入了华夏文化共同体，巫文化因此成为托起华夏文明的伟大巨石之一。
了解了巫术文化的“来龙”之后，接着我们还应看看它的“去脉”。
历史上，随着西南各部族间的战争与迁徙，巫文化逐渐开始了以巫山之地宝源灵山为中心，向华夏各地的广泛传播与发展。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巫文化不可避免地受到周围各地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影响、积淀，而带上了一定的地方色彩，如：湘西的赶尸，晋北的“看闯客”，南夷的巫蛊等等。
事实上，在巫术的整个演变历程中，它逐渐开始分化，并形成了黑巫术和白巫术两条大的支脉。其中，“黑巫术”是指嫁祸于别人时使用的巫术；“白巫术”又称吉巫术，指的是祝吉祈福时用的巫术，例如湘西赶尸便是白巫术之一。
要说“赶尸”巫术，还得从一个传说说起：相传几千年前，苗族祖先有个叫阿普蚩尤的人率兵在黄河边浴血奋战，与敌厮杀，在战争结束后，阿普蚩尤因为感念与士兵的兄弟情谊，不忍将士兵弟兄的尸首曝于野外，于是，他便和军师一起施法，将战死沙场的士兵尸首“赶”回了故里。而后，湘西地区的人们便有了赶尸的风俗，只要有居于异乡的亲人过世，便会邀请“赶尸者”将亲人尸体赶回故土安葬。从这里不难看出，湘西巫文化背后，实际上是与当地人们极重乡土观念紧密结合的。
另一方面，中国巫文化自古以来便受到佛教轮回学说的影响，二者相互融合就形成了系统的鬼神文化，加之地域间民俗文化的差异，这就使得巫文化形成了一种共性群体下的个性趋势。比如，在山西北部盛行着的一种“看闯客”的驱鬼方式———所谓“闯客”，指的便是鬼魅。据说，在山西汉族民间，人们认为造成疾病的原因在于鬼魅缠身，因此，一旦有人生病，信奉者便会到纸铺里去“看闯客”，以寻求驱鬼的方法，送走鬼魅保得安康。
还值得一提的，也是最为现代人所熟知的，是巫文化中大名鼎鼎的“巫蛊”。据说，早在秦汉时期巫蛊便已出现，主要包括诅咒、射偶人、和毒蛊等内容，属于黑巫术的一种。而现今盛行于南夷等地的巫蛊之术，又主要以苗族巫蛊为主。这里的苗人好养蛊，他们认为造成疾病的原因都是着了蛊，需要解蛊才能恢复健康。而苗族的蛊，传说也是天下最难解的“奇毒”，谁要是中了苗族巫蛊，就必须请下蛊之人或是请族中最有威望的巫师解蛊，如果被没有能力之人随意解蛊，则很有可能遭到反噬，中蛊者与解蛊者皆会一命呜呼！
很显然，这些奇异诡秘的巫术，正是源于三峡腹地的巫文化与不同民族间的地域文化相融合后的产物———-当巫文化中存在的神话和信仰渗透于民俗文化仪式中时，就会形成不同种类的仪式语言，维护着人类的情感和精神。
因此，虽然在人们以往的看法里，中原地区是中华民族文明起源的摇篮，其他地区则被视为蛮夷之地，而事实上，在国家形成之前，中原并不是文明最发达的地区，相反像巫文化这样的地方文明势力倒是显得不可小觑。所以说，若是将巫文化作为“华夏文明的起源”也是合情合理的。
军国大计的影响
/巫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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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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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时南齐的末代皇帝萧宝卷，信奉据说是死后成为钟山之神的蒋子文，还有个宋徽宗，相信妖人林灵素，都是因此误了大事的昏庸亡国之君。
令曹操叹羡“生子当如孙仲谋”的孙权。到了晚年相信一个名叫王表的神，这位神，“不见其形”而是靠一位名叫纺绩的婢女沟通，孙权把这位无形的神封为辅国将军罗阳王，在都城修建馆舍迎去请教。国将兴，听于民。国将亡，听于神。这句名言就是后人孙盛对此事有感而发的。
近在清代，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荒唐的事。那是在鸦片战争后期，道光二十一年，林则徐因主张抵抗英军而皇帝想和，早已被撤换，但这时皇帝忽然又要抵抗了，将主和的钦差大臣琦善撤职换成奕山，还派去了一位打内战很内行的果勇侯杨芳当钦差参赞大臣。这位果勇侯一到广州，马上下令“广收马桶，排列沿河”，还在城隍庙做法事，将符水装入坛中埋在地下，“种种设施，不一而足，其扞患御侮之法可谓良且尽矣。”（广东军务记，收在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Ⅲ，神州国光社，1954）须知这不是在武侠小说或仅供消遣的影视中，而是面对英军入侵的备战行动！结果可想而知，英国人不吃这一套，这位钦差参赞大臣也下台了。
相信巫术并以国家的名义用它来与科学创制出来的物质力量较量，还发生过更大规模的一次，大家都会想到，那就是义和团的行为。
西方科学技术与中国巫术较量的结果，中国方面一败涂地，于是也想到应该向西方学习了，但是当时的当权者以为洋人比我们强的，无非是船坚炮利，想要的仅是西方的技术，叫做“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在精神世界中还是“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也就是后来概括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连最著名的维新派领袖康有为也这样认为：
“吾国人之所以逊于世人者，但在物质而已。物质者至粗之形而下者也。吾国人能讲形而上者，而缺于形而下者，然则今而欲救国乎，专从事于物质足矣；于物质之中，先从事于其工艺兵炮之至粗者，亦可支持焉。（《物质救国论》，1905）
落花洞女
落花洞女
巫文化
至于落洞，实在是一种人神错综的悲剧。地方习惯是女子在性行为方面的极端压制，成为最高的道德。这种道德观念的形成，由于军人成为地方整个的统治者。军人因职务关系，必时常离开家庭外出，在外面取得对于妇女的经验，必使这种道德观增强，方能维持他的性的独占情绪与事实。因此本地认为最丑的事无过于女子不贞，男子听妇女有外遇。妇女若无家庭任何拘束，自愿解放，毫无关系的旁人亦可把女子捉来光身游街，表示与众共弃。
仙娘
仙娘
执行巫术后，已成为众人承认的神之子，女人的潜意识，因中和作用，得到解除， 因此就不会再发狂，初执行巫术时，且照例很灵，至少有些想不到的古怪情形， 说来十分巧合。因为有事前狂态作宣传，本城人知道的多，行巫近于不得已，光顾的老妇人必甚多，生意甚好。行巫虽可发财，本人通常倒不以所得多少关心，受神指定为代理人，不作巫即受惩罚，设坛近于不得已。
行巫既久，自然就渐渐变成职业，使术时多做作处。仙娘还可以行使点小法术，埋在地下，放在枕边，使“仇人”吃亏。或更作媒作中，弄一点酬劳脚 步钱。小孩子多病，命大，就拜寄她作干儿子。小孩子夜惊，就为“收黑”，用个鸡蛋，咒过一番后，黄昏时拿到街上去，一路喊小孩名字，“八宝回来了吗？”另 一个就答，“八宝回来了，”一直喊到家。到家后抱着孩子手蘸唾沫抹抹孩子头部， 事情就算办好了。行巫的本地人称为“仙娘”。她的职务是“人鬼之间的媒介”， 她的群众是妇人和孩子。她的工作真正意义是她得到社会承认是神的代理人后，狂病即不再发。当地妇女实为生活所困苦，感情无所归宿，将希望与梦想寄在她的法术上，靠她得到安慰。这种人自然间或也会点小丹方，可以治小儿夜惊，膈食
放蛊是一种古老的黑巫术，是楚巫文化的一部分。两千多年以前的《春秋左传》中就有关于蛊的记载。宋人郑樵所着《通志六书》里甚至记录了制造蛊毒的方法，大意是说，将各种毒虫集中在同一器皿之中，任其互相袭击与吞食，最后存活下来的就是蛊，即毒虫之王。历朝历代官府都针对制造蛊毒行为有非常严厉的刑律，故放蛊巫术完全处于秘密状态，历代志书史记，关于蛊毒的记录数量虽然不少，总是廖廖数语，并且语焉不详，这就使蛊婆(草鬼婆）与蛊毒变得更加诡秘。《干州厅志》记：“苗妇能巫蛊杀人，名曰放草鬼。遇有仇怨嫌隙者放之，放于外则蛊蛇食五体，放于内则食五脏。被放之人，或痛楚难堪，或形神萧索，或风鸣于皮皋，或气胀于胸膛，皆致人于死之术也。”
传说放蛊的手法有三到四种，以手法的不同可鉴别法术的高低：伸一指放，戟二指放，骈三指四指放，后果各不相同。一二指所放的蛊，中蛊人较容易治愈，三指所放就较难治了，倘若是三指四指所放，几乎属于不治之症，中者必死无疑。
中了蛊的人在将死前一个月左右，能见到蛊婆的生魂掩着面前来送物，行话谓之“催乐”。此后如果病家不能得到有效治疗，一个月内病人定会死去。治疗中蛊的病人，轻者郎中草药或还可以奏效，重者非放蛊者本人来解才有生路可求。
对于蛊婆旧时有多种方法识别真假。按《永绥厅志·卷六》的记录，真蛊婆目如朱砂，肚腹臂背均有红绿青黄条纹，没有就是假的；真蛊婆家中没有任何蛛网蚁穴，而该妇人每天要放置一盆水在堂屋中间，趁无人之际将其所放蛊虫吐入盆中食水，否则就是假的；真蛊婆能在山里作法，或放竹篙在云为龙舞，或放斗篷在天作鸟飞，不能则是假的。所有的真蛊婆被杀之后，剖开其腹部必定有蛊虫在里面，若没有就是假的。清嘉庆之前，苗人捉到蛊婆格杀勿论，后来不知何故，不敢再杀而是卖于汉族民间，放蛊之术得以流传。
一般说来，蛊术只在女子中相传，如某蛊妇有女三人，其中必有一女习蛊。也有传给寨中其他女子的，如有女子去蛊婆家中学习女红，被蛊婆相中，就可能暗中施法，突然在某一天毫不经意地对该女子说：“你得了！”该女子回家之后必出现病症，要想治疗此病，非得求助于蛊婆，蛊婆便以学习蛊术为交换条件，不学则病不得愈。因为一切在暗中进行，传授的仪式与咒语，外人无从得其详。
每个蛊婆都设有自己的蛊坛，藏在山涧、溪流或家中的隐蔽处，蛊婆需要非常谨慎地保护它，因为蛊坛一旦被外人发现，蛊婆自己命将不保。传说曾有蛊婆设坛在家，某天趁无人时用热水给神偶沐浴，不料被自己的小儿子看见。第二天，蛊婆上山砍柴时，孩子不知利害仿效母亲给神偶洗澡，结果因水温过高将附有蛊妇之魂的神偶烫死。再说那蛊婆在山中劳作，猛然间感到心促气短力不能支，心下明白定是蛊坛出了问题，不敢有半点延误，赶快回家沐浴更衣，收拾停当静卧床上，不过一个时辰已经气绝。
相传蛊妇放蛊中一人，可自保无病三年，中一牛，可保一年，中一树，可保三个月，如不放蛊，蛊婆自己就要生病，连续三年不将蛊放出去，蛊虫不得食就会伤害蓄蛊人。动物之中唯有狗不能放蛊，蛊婆怕狗也不吃狗肉。
占卜
占卜
占卜之术曾经在古代中国社会生活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从大量的甲骨卜辞即甲骨文中，可以看出卜筮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着显着地位，"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兴，何尝不以卜筮决于天命哉！其于周尤甚，及秦可见"。商代王室崇尚迷信，凡是祭祀、征伐、田猎、出入、年成、风雨、疾病等等，事无巨细，一切都求之于鬼神，而最为常用的方法就是使用龟甲兽骨等占卜吉凶，占卜以后又会在龟甲兽骨上刻下占卜的时日、占卜者的名字、所占卜的事情、占卜的结果等，迄今安阳殷墟发现了约十五万片甲骨刻辞，除开极少数是商王室、贵族记事之用外，绝大多数是殷人占卜的结果，即卜辞，卜辞反映出殷人几乎无事不卜的习俗。
不论是使用龟甲兽骨，还是使用动物内脏进行占卜，古今中外占卜的主要行为目的大致相同。由于它萌生于原始文明的土壤之中，与原始思维的关系非常紧密，古人常常借助于种类繁多的星占、筮占、式占、择日历忌、龟卜、占梦等等千奇百怪的手段，来研究他们身边的奇妙世界。在占卜者的队伍里，既有操纵"鸡骨卜""牛骨卜"等的汉族民间巫师，也有深谙易学，实施繁复的预测之术的易学大师。它是巫术的近亲，还是巫术的子女？
巫文化
巫文化
其次，占卜需要巫术实施者的介入。实施者并不一定要求非得是专职人员，当然，有一个必要前提，这些实施者（包括求占者、代占者）必须都对超自然力的存在毫不怀疑。易学大家、民间巫师，以及那些非专业的笃信占卜，或者偶尔为之的人，构成了占卜者的庞大队伍。占卜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能够恣肆蔓延，并且能够世代传承，这支队伍起到了非同寻常的重要作用。比如在《周易》占筮系统的发展历程上，虔诚追随者的参与功不可没，他们抱着至诚至信的心态钻研琢磨《周易》，使其得以高度发展，成为古代显学之一。
第三，占卜所反映出的仪式化特征相当明显。占卜前必须遵从一套严格的仪规，占卜者要向神鬼表达其虔诚的心迹，奉行占卜中必须遵守的程序，包括认真地叨念祝辞。在易占中，从占卜之前的准备到占卜中的挂、仂、归奇、揲等动作，以及占卜中所使用的祝辞都有特殊的规定，尤其到后来易占逐步成熟，在形式上越发讲究，对占卜仪式的要求也更加严格。《系辞》程序严格完整，每一步每一环都融入了精心的设计，包含了浓厚的仪式化特征。
第四，占卜的目的在于认识或者改变世界。巫术目的在于“发现、预言、和引出事变”。所谓的发现、预言、和引出事变，正好比较全面地描述了在巫术观念下所产生的巫术行为的宗旨。占卜者的目的正在于认识世界，并且希望通过这样的认识达到改变世界的目的。当然，如果以客观态度对事物进行科学的认识推测，那就不是巫术，而是科学的预测。但巫术所反映的世界是被歪曲了的，因其是在巫术观念的支配下得以产生，人们实施巫术，希望借助神鬼等的力量探寻到世界的奥秘，虽然其得出的结论往往是荒唐可笑的，但错误的结论并不能掩盖巫术行为中涵盖的以认识世界为目的这一事实。在千奇百怪的巫术中，是有以判断为主要目的的巫术的，巫术的功能应当包括判断和改变、了解和改造的双重目的。
似占卜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文化现象，它的复杂性有目共睹，复杂的事物总是不可能以一种单一的状态存在，而正是因为它的复杂性引发了它组成的多元性。经过上千年的发展变化，占卜形式已经发展得林林总总、千奇百怪，使人眼花缭乱。尽管占卜文化包容庞杂，仔细分辨仍然可以从那些“羊骨卜”“鸡蛋卜”与“易学”之间摸索到它们的不同特质及其共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