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想像，一位最有希望在不远的将来代表中国人问鼎诺贝尔奖的科学家竟会在求索的途中受屈含冤而死！
可不论你多么不愿接受不愿意相信，这都是真事，而且是新近发生的事。今年1月17日出版的《了望新闻周刊》以“张颖清：倒在问鼎诺贝尔奖途中”为题，对创立全息生物学的山东大学全息生物学研究所所长张颖清教授由于“个别所谓学术‘权威’的粗暴干预”，身心备受摧残以至含冤而逝的遭遇作了令人心痛的报道。
报道称，“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张颖清教授三次应邀访问颁发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的机构———瑞典卡罗琳斯卡医学院，在具有诺贝尔奖提名权的教授们主持下，多次作学术报告。我驻瑞典使馆科技处、教育处先后三次向国家科委和国家教委发回关于张颖清学术成就在瑞典获得高度评价的报告，认为‘只要进一步做好全息生物学理论的科学论证和推广工作，加强宣传，这一理论发明者张颖清教授很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获得诺贝尔生理与医学奖。’使馆科技处的同志说，我国还没有任何一项科技成果能够像张颖清的成果这样，得到诺贝尔奖评定机构科学家的如此评价”，尽管诸如我辈的普通大众是不可能通过一篇报道真正了解全息生物学及其意义的，但这一报道已经使人们就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张颖清的工作一定是不寻常的、有价值的———诺贝尔评定机构的同学科的科学家那么好糊弄吗？
然而，我们国内“个别学术权威”———据笔者在网上查寻，此“权威”似乎与生物科学没什么关系———又是怎样干预的呢？据报道援引的6名老科技工作者的联名信称，1995年3月，某院士将一篇由并不了解全息生物学内涵的人所写的“对全息生物学的质疑”的文章推荐给《中国科学报》发表，第二年，某院士主编的《伪科学曝光》一书又将“质疑”一文全文收入，以极不正常的方式将全息生物学打入伪科学之列。此后，张颖清的命运急转直下，全息生物学在学术上遭封杀，其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称号被取消，研究经费无人支持，申请评奖无处受理，一些大学的全息生物学课程被停开……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为什么一个“权威”竟会有这么大的杀伤力呢？是谁给了“权威”这么大的权力呵？
我们真该认真地想想了。的确，我们的科技体制有许多不完善、需要继续改革之处，原始创新很难得到所谓“同行”的认同———事实上所有真正意义上的原始创新，根本就不可能有“同行”，因此，在以“同行评议”为前提的课题立项（经费申请）、成果评奖等方面，许多原创性研究工作常常因为参加评议的“专家”、“权威”完全不懂而遭否定，不少从事这些原创性研究的人才处境十分艰难。比如，西北的一位大学教授曾多次找笔者反映，他花十几年研究“哲理数学”，却始终得不到课题经费，得不到承认，因为哲学家不懂他的学说，数学家也不懂，他没有“同行”。
可是，张颖清的厄运，仅仅是科技体制不尽如人意造成的吗？如果是生物科学领域的学者否定他的全息生物学，使他在申请研究经费时得不到支持，工作难以为继，人们虽然也会为他鸣不平，但多少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找到一点平衡：毕竟钱是国家的，参与评议的专家要对国家投入负责，既然自己不懂，当然不敢贸然举手，拿国家的钱不当回事。问题恰恰是，“粗暴地干预”张颖清的，是地地道道的生物科学的门外汉，“科技体制”也没有请他去评议全息生物学研究是否应该立项，是否应该得到Z.F的经费支持———他没有这样的机会，可他却可以武断地宣判全息生物学为“伪科学”。要知道，伪科学是科学的敌人呵！现行科技体制不论有多么大的缺陷，对它不能认同的、也许是真正的原始创新所能犯的最大过错不过是不支持，不鼓励，因而压抑创新，它显然是不具有宣判功能的。
事实上，至少在笔者眼里，该对张颖清厄运负责任的更应该是对权威盲目崇拜的文化。表面上看，在整个事件中那位对全息生物学说提出质疑的医生是一个“起因”，但只有他是惟一敢于质疑权威的人———对于“小人物”的他来说，当时已经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的张颖清无疑可以看做是权威了，尽管他的质疑可能是出于无知，在精神层面上，他才是张颖清的同志。
被小人摧毁的中国诺贝尔奖项目--------纪念张颖清教授和他的全息生物学
全息生物学蒙难简史（一）
薛 圻 源
目 录
一、雏燕奋飞变雄鹰，雁群不容乃独行
二、不谙韬晦酿后祸，学术孤儿宿命薄
三、阎王小鬼且联袂，官媒霸权助淫威
四、跨洋借刀施诡计，宦鬼密会欺天地
五、台前幕后合围剿，暗箭奇袭出头鸟
六、学僚渎职耍滑头，学侩作祟占鳌头
七、小鬼邀功大鬼避，阎王现形谎升级
八、殇鹰横遭群鸡贬，无聊文痞吠学坛
九、蠢徒愚史捧阎王，欲盖弥彰暴真相
十、先哲呼声渐远行，后辈忘史当警醒
附（一~五）
正文
一、雏燕奋飞变雄鹰，雁群不容乃独行
20世纪80年代初，只上过电视大学的中国内蒙“下乡知青”张颖清，经过多年的观察与实践，独立发现了生物体从体细胞到整体之间普遍存在的多重中间结构层次及其潜在全能特性并对其生物学机制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从而建立了一种新的生物体统一结构和功能单位——全息胚，开创了一门全新的前沿交叉学科——全息生物学。
如同一块开凿中的璞玉，初生的全息生物学理论外表上显得有些粗糙甚至“荒诞”，但对于任何一个有理性的生物学专业学者甚至有一定相关知识的非专业学者来说，只要以不带偏见的眼光并借助实践这面宝鉴去认真审视，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认识过程，从而把握其理论内涵，理清其体系主线，最终都不难发现其隐现于粗糙外表之下的那枚珍奇瑜核。幸运的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全息生物学这块辉光初现的巨璞就被独具慧眼者所发现。1984年，37岁的张颖清被山东大学作为特殊人才引进，1985年，他被破格提升为副教授；1990年又被破格提升为教授；1990年国家人事部批准张颖清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1年张颖清被国务院批准享受Z.F特殊津贴。国内多所大学的相关专业先后开设了全息生物学课程。
全息胚学说揭示了生物体不同层次之间、部分与部分之间、部分与整体之间的统一性；对生物进化的途径、发育和分化、相关变异、获得性遗传、遗传势、交叉免疫、经络、肿瘤等重要问题以及许多看似并无关联的生物学现象和千奇百怪的生物体形态的形成机理从新的角度做出了统一的理论解释，使人们对生物体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和观念性的改变。著名生物学家、中国细胞生物学奠基人之一汪德耀教授（曾任厦门大学校长）认为：“全息胚的发现，以及全息胚学说的提出同细胞的发现以及细胞学说的提出有着相同的、重要的科学意义。如果说伟大的达尔文进化论打破了物种的种与种之间的绝对界限，是生物系统的进化论，那么全息胚学说就打破了生物个体的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之间的绝对界限，是生物个体的进化论。”
1988年，全国政协委员王贤才(《江西医药》主编，江西医学院教授，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宋鸿钊（北京协和医院教授，肿瘤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在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上提出的1804号提案指出：“对有诺奖苗头的科研工作，应给予重点支持。像山东大学张颖清教授的全息胚学说和应用该学说控制癌瘤的观点，就是很有前途的学说。” （该提案还同时建议重视中国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研究项目“申诺”问题——注）
类似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理论，全息生物学理论也是一个来源于观察与实践的系统理论（尽管远非完善），涉及植物学、动物学、中医经络学、农学、园艺学、生理学、遗传学、组. 织胚胎学、细胞学、生物进化论、生物化学等多个领域，不可能在一篇字数受限的国际期刊学术论文中对其进行透彻的论证和说明。作为全息生物学理论主要分支之一的人体穴位分布全息律，其正确性已被大量针灸医师的临床实践所证实并已成为支持全息胚学说的最有力证据，但由于涉及到人体经络和针灸理论，作为介绍和印证生物全息理论不可或缺的内容，它们被所谓“科学共同体”及其“核心期刊”接受的时机远未成熟。因此，张颖清只能像达尔文那样，选择以长篇专著为主来推出他的理论，先后出版了《生物体结构的三定律》（1982）、《生物全息诊疗法》（1987）、《全息生物学》上册（1989）、《新生物观》（1991）、《全息胚及其医学应用》（1992）五部专著。其中《生物全息诊疗法》、《新生物观》和《全息胚及其医学应用》三本专著还出版了的英文版并被美国权威机构ISI出版的Current Contents：Life Sciences第36卷48期和第37卷3期分别摘要收录。《生物全息诊疗法》一书两次印刷共发行7.5万册，已被译成英、德、日等9种文字，被30多个国家的医生临床应用。许多人常年应用书中提供的全息诊疗方法进行自我保健，常能获得意想不到的奇效。
张颖清还多次应邀在美国、英国、挪威、瑞典、俄罗斯、法国、新加坡、斯里兰卡、丹麦、香港等国家或地区讲学。1983年9月、1984年11月、1985年12月和1987年6月，张颖清分别在中国集宁、呼和浩特、济南和福州主持召开了四次全息生物学学术研讨会；在当时国家科委、国家教委、卫生部等部门和各应用国的支持下，张颖清又分别于1990、1992、1996年在新加坡、挪威和美国主持召开了三届全息生物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三届会议的论文目录均被国际上最具影响的三大检索工具之一《科学技术会议录索引》（ISTP）收录。
著名生物学家贝时璋院士（中国生物物理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杨弘远院士，中国针灸学会会长、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主席胡熙明（时任卫生部副部长兼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诺贝尔会议成员费尔克曼教授，世界卫生组. 织科学组成员、波兰国家卫生部顾问嘎纽斯赞乌斯基教授，前苏联拉脱维亚功勋科学家、医学博士波特诺夫教授，埃及国家卫生部顾问、全国医学会主席戈嘎瑞博士，英国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获得者赫胥黎教授等，都曾给予全息生物学以高度评价或对张颖清的开拓性研究给予热情的赞扬与鼓励。
由于全息生物学理论在动植物定向培育和针灸医学等方面呈现出的明确而有效的指导作用，因而很快被国内外易于接受新生事物的基层务实学者（包括生物学和医学等相关专业的许多大学教授）应用于实践并取得了大量成果，但却遭到了囿于成见的国内多数正统而平庸的生物学家的冷遇。在山东大学，生物系的教授们本能地表现出强烈的“免疫排异反应”，以至于张颖清因遭到百般抵制而始终未能进入生物系。进校前期，他被不恰当地安排在哲学系，面对的仍是一片敌视或鄙夷的目光。1990年，山东大学专门成立了全息生物学研究所并任命张颖清为所长。国家教育委员会于1991年6月8日以“教外际（1991）254号”文批准成立了“国际全息生物学学会”，总部设在山东大学。
二、不谙韬晦酿后祸，学术孤儿宿命薄
初步获得成功，直率而毫无政治头脑的张颖清很快暴露出自身缺点——不懂韬光养晦之术，缺乏中国学者应有的含蓄与谦恭，不善于搞好人际关系；尤其不知人类本性之险恶，公开声称要问鼎诺贝尔奖……在一个缺少法治和宽容又遍存歧视和潜规则的学术环境下，这些缺点无疑是致命的。由于张颖清的固执，他的学说中一些不足之处始终未能得到纠正和完善。他在著作中的语气也总是充满了自信和不容置疑，让人读着很不舒服。或许是不希望在自己独立开拓的这一领域内与他人分享理论研究成果，张颖清在山东大学虽然收过不少学生，但却始终未建立起自己的研究团队。随着支持张颖清的老一辈高层学者从权力岗位的退出和中国学界“官本位”体制的日臻完善以及全国上下共同“向钱看”潮势的日趋高涨，不善交际的张颖清很快沦落为学界孤儿。在学历、门派、圈子、靠山和权势俱无的极端劣势位置上，缺少韬晦的言行便注定了他的前途只能与“不幸”接轨了。
在自然科学学科机械式的标准化划分越来越细化和固化的现代科学界，全息生物学这一兼容并蓄、贯通中西的前沿交叉学科不可能找到所谓的“对口专业”，张颖清在学界高层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同行”。因此，所谓“同行评议认可”之路对全息生物学来说根本无从谈起。在机械观和还原论思维实际主导着国际生物学领域认知方向的大势之下，体现了整体观和系统论思维的全息生物学理论注定长期难以被主流生物学界所普遍认同。因此，张颖清不得不一边继续研究和实验，一边独立在基层推广应用他的研究成果并与国际上对他的理论感兴趣的学术团体和学者进行学术交流。
在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1804号提案的推动和有关部门的协调下，张颖清分别于1990年、1991年和1992年三次应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科技处之邀，在瑞典向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的评选颁发机构——瑞典卡罗琳斯卡医学院（Karolinska Institutet）的科学家介绍他的理论，并与多位对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具有永久提名权的教授进行了学术交流。通过这些学术活动，他的学说引起了一些国际著名学者的关注和高度评价，而此前由我国驻瑞典使馆组. 织的此类活动中，从未有一项中国大陆科技成果能够得到诺贝尔奖评定机构科学家的如此评价。有几位世界著名生物学家还亲自写信给张颖清，对他的理论表示高度赞赏并给予热情鼓励。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科技处先后三次分别以“（91）典科字第06号文”、“（91）典科字第39号文”和“（92）典科字第31号文”给国家科委、国家教委发文报告全息生物学受到国际著名学者高度评价的情况，认为“只要进一步做好全息生物学理论的科学论证和推广工作，加强宣传，这一理论的发明者张颖清教授很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获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
于是，国内几家正规媒体陆续对张颖清的成就进行了报导，个别报导还提到了张颖清决心冲刺诺贝尔奖的敏感话题；为了推广全息生物学在相关领域的应用成果，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还拍摄了三部专辑科教电影。然而，这些影响有限的客观宣传报导却严重刺激了国内某些学术权贵敏感而脆弱的神经。尽管张颖清本人从未主动在公共媒体上为自己做过宣传，但一些人或凭主观臆断，或为蓄意诬陷，一口咬定有关全息生物学的宣传报导都是张颖清个人的恶意炒作；同时，一些重要的学界支持者也因张颖清的崛起使自己相形见绌而醋意大发，有的匆忙与其疏远，有的甚至公开发表文章对其进行讽刺挖苦。无师无门且生不逢时的张颖清显然已严重干扰了中国科学界数十年“安定、和谐、无为”的大好局面，成了各正统门派共同的“异教徒”，他所赢得的与其卑微身世极不相称的声誉越来越让中国学坛不少“利益相关者”感到不安，更引起了中国生物学界“总掌门”——中科院时任生物学部主任邹承鲁的极度不快，这位30年前曾为中国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中国生化泰斗”的心态随之严重失衡，遏制不住的人类本性之火借助权势之威骤然腾起。于是，张颖清的厄运降临了。
三、阎王小鬼且联袂，官媒霸权助淫威
正当邹承鲁心中愤懑却苦于找不到加罪之辞时，山东肥城县王瓜店镇王西村农田边一个名叫周慕瀛的小人物粉墨登场了。这位正在雄心勃勃搞业余生物学研究并自信即将一鸣惊人的当地煤矿医院的副主任医师，偶然从1992 年5月1日《大众日报》上看到关于张颖清成就的报道，吃惊之余，匆忙找来一本张颖清的早期著作《生物体结构的三定律》连夜苦钻，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为全息生物学罗织出了违背“三段论”、“几何学”等科学规则的“十大罪状”并据此拟就了一篇以“逻辑辨析”作为主要评判手段的《全息生物学的质疑》（以下简称“《质疑》”），发表在1993年第3期《医学与哲学》杂志上。张颖清本人看过之后，对这种不着边际的诡辩文章不屑一顾。而周慕瀛自此却死死咬住张颖清不放，经常突然出现在张颖清参与或组. 织的学术活动现场，死乞白赖地对其进行无礼纠缠。
不久，福建农学院叶永在教授等人在《医学与哲学》杂志分别发表了针对《质疑》的反驳文章，但最终被擅长诡辩的周慕瀛以更激烈的“反反驳”文章所“压倒”。
山东针灸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陈少宗，此前曾做过张颖清的学生和助手，他在对人体穴位分布全息律的探索实践中曾产生过不少独到的个人见解并对生物全息理论提出过若干修改建议。由于这些建议均未被张颖清个人所接受，师徒分歧日深，以至于陈少宗最后离开了张颖清。针对《质疑》作者杀气腾腾而全无商榷之意的挑战，陈少宗在1993年第十一期《医学与哲学》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反驳文章《论穴位分布全息律的科学价值》。在这篇文章中，他对《质疑》所提某些问题的合理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将这些问题的性质归结为张颖清对自然规律的概括、抽象或表述不当。但对于周慕瀛不顾客观事实，对张颖清原著举证的大量证据和理论应用成果一概避而不谈，仅以对全息生物学部分章节所做的咬文嚼字的逻辑学评判为依据而急欲将其全盘否定的浮躁学风和狭隘心态，陈少宗则提出了严肃批评。然后，他以客观事实为依据，论证了穴位分布全息律的科学性及其重要价值，并对相关自然规律的文字表述提出了自己认为更准确合理的修改意见。
然而，陈少宗没有注意到《质疑》中连篇累牍的所谓“逻辑辨析”本身的荒谬所在。实际上，周慕瀛根本就没有理解全息生物学理论的内涵，其《质疑》如同瞎子摸象一般，完全将立论建立在对全息生物学部分片段望文生义的曲解之上。更加可笑的是，周慕瀛甚至连“三段论”逻辑规则的应用条件都没搞清楚，就揣着糊涂装明白，荒唐无稽地在其《质疑》中以“三段论”逻辑法则作为主要评判工具并穿凿附会地玩弄诡辩术，对全息生物学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而对于那些没有认真研读和实践过全息生物学理论的人们，则很容易先入为主地陷入《质疑》设下的“逻辑迷魂阵”并被其文革式的“狠揭猛批”煽起强烈的“阶级仇恨”。
例如：对于全息生物学提出的“生物全息律”，周慕瀛在其《质疑》中先是自以为是地断言：“生物全息律是通过三段论推出来的”，再断章取义，从张颖清对生物全息律的表述中摘出三个句子，一口咬定那就是生物全息律的“三段论”推导过程，然后便煞有介事地套用逻辑法则“愤怒批判”起来。
众所周知，“三段论”属于形式逻辑中最简单的一种演绎推理法则，而“生物全息律”像许许多多的科学定律（如：生物重演律、牛顿运动定律、库仑定律、能量守恒定律）一样，是从大量观察和实验证据中归纳出来的客观规律，岂能由简单的“三段论”推演出来？其正确性也只能依靠实验和观测数据来验证（或由进一步发现的更基本的定律推导验证），又岂能用简单的“三段论”来衡量？某些新发现的科学规律之所以被称为“律”（即“定律”，或称“公理”、“原理”），皆因其不能从当时已有的知识中通过演绎推理的方法推导出来（否则，应称之为“定理”或“推论”）。张颖清从未用什么“三段论”推导过他的“生物全息律”，全息生物学中的全部基础理论的论证过程均与“三段论”毫无关系，任何学科的基础定律也都不可能由“三段论”推导出来。如果非要说“生物全息律”的提出和论证与形式逻辑有什么关系，也只能说与“演绎推理”的逆向逻辑——“归纳推理”有关。用“三段论”推导任何学科的定律都将是南辕北辙，贻笑大方。通篇《质疑》，看似论证严密，其实不过全由此类驴唇不对马口的所谓“逻辑辨析”堆砌而成且处处散发着糟朽浓烈的文革大字报之气。而后来那些对全息生物学理论几乎一无所知却急欲置张颖清于学术死地的人，他们只想尽快借用周慕瀛这个根本不被他们瞧在眼里的民间小人物之手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即使有失体面也在所不惜，哪里还能静下心来去甄别和发现这些周而复始贯串《质疑》通篇的低级谬误呢？
尽管陈少宗的反驳文章主要从实践角度击中了《质疑》的要害，但还是一下子把周慕瀛“镇住”了。面对陈少宗的文章，原本气壮如牛的周慕瀛始料未及，却又无力反驳，只好玩起了“失踪”。
不久，一心要把张颖清扳倒的周慕瀛另辟蹊径，暗使金蝉脱壳之计，鬼使神差地直接写信给邹承鲁并附上其《质疑》。不知是神经过敏还是居心叵测，在给邹承鲁的信中，周慕瀛先是危言耸听地把国内对全息生物学的有限宣传及其有限影响予以无限夸大，再以“痛心疾首、声泪俱下”的语气恳请邹承鲁“出面制止伪科学泛滥，救救中国百姓，救救中国科学，救救中国......”
于是，两个相距千里且地位悬殊、本来毫无携手..机会的“有志者”因患有相似的心病而一拍即合。为避一稿两投之嫌，周慕瀛将其《质疑》略作修改，更名为《对全息生物学的质疑》(以下仍简称“《质疑》”）。1995年初，从未看过张颖清著作的邹承鲁借此东风，专门给《中国科学报》写了一篇《推荐信》，以“学术争鸣”的名义推荐该报发表这篇基本内容并无实质性修改的修改版《质疑》。在其充满鄙视与不屑的《推荐信》中，邹承鲁一口咬定国家教委以正式文件批准成立的“国际全息生物学学会”是非法私人组. 织，又把自己凭空杜撰出来的“中国全息生物学学会”栽赃于张颖清，从而使其无中生有地再添一项“冒名伪造”罪。邹承鲁还煞有介事地责成编辑“希望在科技新闻宣传中予以注意，藉以维护科学尊严。”但却只字未提全息生物学学术上问题何在，更未给出任何涉“伪”评价。
邹承鲁公开毁人声誉的《推荐信》和周慕瀛全力加罪的《质疑》在1995年4月3日的《中国科学报》发表后，张颖清终于感受到了笼罩在自己头顶的那团阴森杀气。尽管对那篇似是而非的《质疑》仍然不屑一顾，但鉴于邹承鲁《推荐信》中的诸多污蔑不实之词严重损害了自己的声誉并给公众造成了误导，张颖清不得不认真写了一篇澄清反驳文章——《全息生物学· 驳邹承鲁院士· 爱国主义与诺贝尔奖》（以下简称“《驳邹》”）并附上了国家有关文件和多位国内外著名生物学家高度评价全息生物学的信函等影印件（共12个附件），寄给了《中国科学报》。同时，张颖清还把同样内容的一封澄清函 (以下简称“《致邹》”）及附件连同自己的主要著作一起寄给了邹承鲁本人。
然而，张颖清有理有据的《驳邹》却被《中国科学报》拒绝发表。尽管邹承鲁完全可以从《致邹》中认识到自己那篇《推荐信》的荒谬，但他却公然亵渎公正原则，既未尽其“学术争鸣”发起人的应尽之责，向《中国科学报》推荐发表《致邹》，也未采取任何措施纠正其《推荐信》的严重错误及其对张颖清名誉造成的伤害。邹承鲁在《中国科学报》发起的这场所谓“学术争鸣”，以被迫应战的张颖清被无辜加罪且其正常争鸣渠道被无理封锁而告终。
然而，一场真正决定张颖清生死的“学外功”较量才不过刚刚开始。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本该让邹承鲁尴尬和无地自容的《致邹》，不久反被邹承鲁从中钻了空子，最终反将张颖清置于学术死地（详见本史第四章《跨洋借刀施诡计，宦鬼密会欺天地》）。（待续）
四、跨洋借刀施诡计，宦鬼密会欺天地
无奈之下，不知深浅的张颖清孤注一掷，又通过山东大学和国家教委上书建议“由国家科委组. 织著名专家组成特别评审委员会，对全息生物学理论进行研讨和评审以形成一个科学的结论”。请示文件先后经国务院分管副总理李岚清和国家科委主任宋健批示，任务直接下达给了中国科学院，时任中科院生物学部主任的邹承鲁“责无旁贷”地受理了这项工作。而这对张颖清及其全息生物学来说则无异于“避鬼避进了阎王殿”。
面对国家主管部门郑重下达的任务，邹承鲁未敢怠慢，迅速点将成立了一个由本学部及相关专业科技人员组成的10人评议小组并任命自己的一位副手为组长，随后他便紧张忙碌起来。尽管对全息生物学理论几乎一无所知，但他既没有去翻阅任何相关学术文献，也没有去理会主管、主办张颖清国内外学术活动的国家教委、国家科委、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科技处和山东大学等国家机构，更没有正视张颖清本人和那些了解全息生物学的国内著名学者及相关领域科研人员的存在（例如张颖清在《致邹》中提到的支持全息生物学的贝时璋院士和宋鸿钊院士当时就在北京工作），而是一头钻进“帷幄”之中，开始了一场特殊应对方案的紧张运筹。
他找出了张颖清的《致邹》，其中记述了张颖清多次与国内外著名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的史实并附有七封相关信函，擅长“借力打力”的邹承鲁以此为重点从中仔细搜寻，终于从《致邹》中的下面这段话及其相关附件中发现了“空子”：
1992年去瑞典之前，我已将我的两部英文版著作和上海科教
电影厂拍的关于我的理论的三部科教电影的英文版录像带，给了
生理学与医学诺贝尔委员会五位委员之一的格瑞纳教授。我并在
给他的信中明确说，我个人认为，我的全息胚学说和关于生理病
理相关性的发现值得获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 我到斯德哥尔
摩之后，他在卡罗琳斯卡医学院诺贝尔神经生理学研究所会见了
我…… 我回国后，他又给我来信说：“我非常赞赏你提出的你的
那些技术。”（附件7）
从上述附件7（即瑞典Karolinska医学院格瑞纳教授给张颖清的信）中，邹承鲁敏锐地感觉到，与上述“非常赞赏”这一不够准切的中文译文相对应的格瑞纳原信中的英文动词组“enjoyed very much”所表达的很可能是信作者某种态度暧昧的客套，不像《致邹》列举的其他中外著名学者给张颖清的信函中使用的赞语那样真挚热情、且明确针对其理论成果而给予高度评价或一定认同，或对其学术思路、探索方向给予热情的支持和鼓励（如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瞅准这一难得的“空子”，邹承鲁不失时机地钻了进去，他立即以核实此信真实性为借口，直接写信给这位远在瑞典Karolinska医学院的格瑞纳教授并附上格瑞纳给张颖清的那封信。在这封看似纯属搬弄是非、实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的黑信中，邹承鲁不顾国格，公然用栽赃嫁祸同胞的卑鄙手段蒙骗格瑞纳教授，谎称张颖清把格瑞纳教授的信作为自己将获诺贝尔奖的证据在国内“广为散发”，故特请格瑞纳教授对“散发”到他（邹承鲁）手头的这封信的真实性给予鉴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