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生关系在中国视为一种道德标杆。但历史上师生反目的事并不鲜见，对于写作文化作文的同学来说，这是我们认识世界必须要知道的。比如鲁迅。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民国二十五年，也就是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去世了，像鲁迅先生这种大文豪按理留下的遗言自然也是不同凡响的，但周先生偏偏与人不同。在周先生的遗言中，除了对亲戚的交待外仅有一段话，大概翻译过来意思如下（非周先生原话啊）：
我想到啊，欧洲人在死前往往喜欢搞一个“宽恕敌人也请求敌人宽恕自己”的仪式，老子我的“仇敌”（骂友）可谓是遍布天下，有人问过我会不会搞宽恕这一套，我想了想，回答如下：去他娘的，让他们怨恨去吧，老子一个也不宽恕。
中国有句老话：人死为大。在鲁迅先生去世后，那一天他的朋友、仇敌也都放下成见，衷心纪念这位大文豪的离去。出殡那天，白底黑字刻着“民族魂”三字的旗帜盖在棺柩上，上万群众相随护送，那个“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周先生已经永远离开他们了。然而，就在鲁迅先生尸骨未寒之际，当时的一个女作家就迫不及待的站出来对鲁迅进行“鞭尸”，这个人就是苏雪林。
苏雪林也算是民国的一位“才女”，曾受教于胡适、李大钊、周作人、陈衡哲等先生，到法国留过学，早年出道时对鲁迅先生推崇备至，以鲁迅先生的学生自居，写过不少文章狂拍鲁迅的马屁，比如“可与世界名著分庭抗礼”、“执掌文坛牛耳”、“《呐喊》和《彷徨》在将来的中国文学史上占到永久的地位了”等等，可以说是鲁迅的头号粉丝。然而，鲁迅先生刚一去世这位头号粉丝就莫名变身成了头号黑粉。1936年11月12日，鲁迅先生去世23天，苏雪林为劝阻蔡元培先生出任鲁迅治丧委员会成员而给蔡先生写了一封长达四千字的信（《与蔡孓民先生论鲁迅书》，幸亏蔡先生因故未收到），后来她见蔡先生未理会，便将这封信的内容登到报纸上，从而开始了自己的“反鲁”大业。
在信中苏雪林大骂鲁迅先生“心理病态”、“褊狭阴险，多疑善妒”、“色厉内荏，无廉无耻”、“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对鲁迅先生的杂文更是批为“一无足取、祸国殃民”，说鲁迅是为“一人格卑微无耻阴险的小人，文笔尖酸刻薄，对中国青年必造成不良影响”等等，最后更是把胡适先生扯进来说是给胡适先生出气（胡适先生也是鲁迅的“仇人”，曾被鲁迅骂的体无完肤，鲁迅去世时，胡先生并未有任何攻击之语）。这封信一登报惊呆了当时的民国文坛，毕竟鲁迅先生刚去世不到一月，他的头号粉丝就跳出来“鞭尸”，无数吃瓜群众都觉得简直匪夷所思。
胡适先生看到后立马写信批评苏雪林（胡适先生可是民国第一好好先生），大概内容就是：一呢，你最近的文章充斥着旧文人的酸腐习气，要不得；二来，鲁迅自然还是有优点的，不能一笔抹杀；三来，通伯先生（陈源，文学评论家、翻译家，被鲁迅先生骂过）说鲁迅的文章全是抄袭日本人的，这就过分了啊，应该道歉。不过胡适先生作为鲁迅的“骂友”之一，也是不大看得起鲁迅的，在信中说鲁迅的文章就是“狺狺之语”（狗叫）。胡适先生的态度就是：咱要有风度，不能一味的鞭尸鲁迅，要在嫌弃鲁迅的同时看到鲁迅的优点。
然而，胡适先生的话对苏雪林来说属于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从1936年—1937年，苏雪林连写多篇文章大骂鲁迅，像《说妒》、《论诬蔑》、《过去文坛病态的检讨》，从鲁迅先生的文章喷到人品，再从人品喷到人格，就差没说鲁迅先生压根算不得一个人了。后来她跟着到了台湾，再台湾也是毫不停息的撰文反鲁，在鲁迅先生去世三十周年时还特地写了一万两千字的长文《鲁迅传论》大骂鲁迅，简直就是生命不息，骂鲁不止。
关于苏雪林为何要用自己的大半生“反鲁”，有一种说法是：在一次招待新人作者的宴会中，大咖云集（鲁迅、林语堂、郁达夫等等），刚出道的苏雪林因一本《绿天》一时风头无二，受到众人热捧，连林语堂先生都夸这本书写的好。然而当主人将苏雪林介绍给鲁迅时，苏热情的伸出手，然而鲁迅先生并未握手，亦未说话，仅是点了点头，苏大为尴尬，从此便恨上了鲁迅。
关于这件事晚年的苏雪林是这么说的：
我的那几篇反鲁文字，原来从鲁迅学来，正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鲁迅一辈子运用他那支尖酸刻薄的刀笔，叫别人吃他苦头，我现在也叫这位绍兴师爷吃吃我的苦头，不算不公道吧?
（然而鲁迅先生活着时却不见这位“才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地下的鲁迅先生估计能憋疯：有胆儿趁着我活着时候来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