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内经》中的这样一段话：“西南有巴国。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
单看这句话，一点文采也没有，平白、直露，但又语气从容，勿庸置疑。也正因为它没有文采，我们才可以痛快地排除当初那位不知名的作者可能存在的其它动机，而更多地相信这句话的真实——西南某地有“巴国”，它的臣民是“巴人”！
《山海经》里关于巴国的记载，其实还不止这一句。《大荒北经》里记录了一个怪异的形象：“西南有巴国，有黑蛇，青首，食象”。《海内南经》里还提到夏帝“启”的一个臣子名叫“孟涂”，曾经“司神于巴”，更是一个身份明确的巴人。
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在确切的文献中提到“巴国”。
巴人之谜
“巴人之谜”，正在成为当代中国最为引人关注的历史谜团。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巴蜀铜器”出土，巴文化第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近些年三峡地区和鄂西清江流域丰硕的考古成果，更使巴人之谜再度成为众目睽睽的焦点——
巴人从哪里来？跟我们有关系吗？他们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搅起那么大的风浪，却又最终选择了沉默？曾经的巴国与中原文明之间究竟有过哪些纠缠？它的强盛和衰落又寓示着什么？
所幸的是，这个古老的方国并不像亚特兰蒂斯那样虚无漂渺，反而留下了不少线索。它神龙见首不见尾，在公元前316年就已衰亡，为强大的秦国所灭。这一年，孟子57岁，庄子54岁，屈原25岁，西方的柏拉图刚去世31年。从那时起，中国开始建立起比较完备的记录历史的制度。因此，《山海经》以后，不论是在晋代常璩所著的《华阳国志》，还是在《左传》、《世本》、《史记》、《后汉书》等著作中，我们都能找到巴人的身影。
从有限的典籍中我们得知，在公元前人类启蒙时期的漫长岁月，古代的巴人集团至少存在了2000年，他们的足迹可以上溯到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夏禹问鼎中原之前即已立国。由他们所建立的巴国曾经雄踞中华，一度“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盛极一时。如果说大西洲的传说还令人将信将疑的话，那么东方的巴人却是真实地存在于远古的中华大地。
说也奇怪，就是这样一个强大的民族，却没有自己的文字记录。是他们的文字没有形成系统，还是对自己的历史没来得及进行书面记录，拟或是有过自己的文字和记录却因为其它的原因没能流传于世？不得而知。古代的巴民族早在秦汉时期就已随着巴国的灭亡而四分五裂，其民族的早期历史在先秦时期的记载中也大多被忽略。散录于其他古代文献中的早期巴族事迹，或只言片语、吞吞吐吐，或怪异离奇、传闻追述，使得巴人的来龙去脉依然迷雾缭绕。
巴文化就是这样。它不属于我们熟知的炎黄文化和周天子的嫡系，也和书本上经常提到的那些游牧和农耕文明没有太大关系。它时而臣服，时而叛逆，若隐若现，若即若离。当我们沿着所谓的中原正统文明向上追溯，我们看到，在武王姬发的封神榜上，在牧野之战的战车辕前，在商王武丁和王后妇好的包围圈里，在“夏后启之臣”孟涂的家乡丹阳，在大禹治水后会盟诸侯的会稽，不管走多远，都能找到巴人的身影！从这个意义上说，破解“巴人之谜”，就等于找到了弄清中华民族早期历史的一条暗道。
事实上，巴文化最终也没能真正融入中原正统文化的体系，因而成为华夏文明板块上一块巨大的暗影。这样看来，所谓的巴人之谜，倒有点像我们身边不远的另一个世界发生的故事，由于难以言明的原因，他在另一条大致平行的小路上与我们同行了五千年，而我们却始终看不清，或者说从来就没有用心去端详过他的真实面貌！
可能，这也是巴人之谜能引人入胜的另一个原因。往小里说，它是想弄清一段说不太清楚的历史，找到那些曾经多少年都没能看清的缄默的面孔。往大了说，它是在还原一段被王权思想有意忽略的真实，是充满好奇的当代探险者对传统儒家文化的一次集体叛乱，是察觉到一丝野性基因的华夏后裔对所谓“蛮夷”的一次探亲之旅！
尤其引人注意的是，桀骜不驯的巴民族是一个尚武的民族。从古籍的零星记载和古代器物残存的铭文中我们发现，古代巴国从立国到灭亡的两千多年，至少发生过六次规模较大的战争。巴国的历史，从头到尾几乎就是一部战争史！而这六次战争彼此之间，又似乎存在着某种关联。在巴国和周边列强的恩怨里，应该还有更为复杂的原因——它是如此的引人入胜，以至于多少人为之呕心沥血，为之扼腕长叹。
虽然我们不敢妄言去解开这些谜团，但至少可以拾起巴人留下的短剑，点燃熄灭已久的火炬，跳上独木舟，做一回真正的探险者：到丛林深处去寻找河的上游，到“臷民之国”去膜拜*黑蛇，到“血流飘杵”的战场，到前后六次惊心动魄、剑拔弩张的对峙中，去寻访失落已久的巴国！
忧伤的神女
这是一个实在太古老的故事，古老得不知道该从哪儿说起。
就在巫山山脉南麓的清江中游，有个叫盐阳的地方，在古代巴国的先民走出石穴、开疆拓土的最初阶段，曾经出现过一个年轻貌美的“神女”，她就是与巴国创始人廪君有过一段情缘，后来又死于非命的盐水神女。巧的是，她也曾向廪君“自荐枕席”，两人有过短暂的恋情；她甚至曾为挽留廪君而化为飞虫，遮天蔽日、如云似雾，以致“天地晦冥”！
在巴人的创世传说中，盐水神女是巴国立国前夕的殉难者和殉情者。而当盐水神女死后两千多年、托梦于楚怀王游高唐的时候，正值巴国刚刚灭亡不久。我们因此产生一个奇异的联想：会不会是盐水神女的一缕幽魂，时隔两千年后，在用最初遇见廪君的方式，到楚怀王父子的梦境里作最后的谢幕？毕竟也只有楚怀王君临一方的身份，才堪堪够资格和廪君相比。
说起来，李白那句“无心向楚君”，也许无意间揭开了神女的心事：她既怀念两千多年前暗恋过的那位英武的廪君，又感伤他所创立的巴国的最终灭亡。这位美貌的神女托梦给楚怀王父子，不论是谢幕还是召魂，必然另有深意。可叹楚王糊涂，还真以为是自己交了桃花运！后来，楚怀王不明不白客死他乡，也被怀疑与此有关。此是后话，按下不表。
赤黑二穴
在三峡周围，分布着几条重要的支流。这些支流的名称，我们在后面的文字里还会反复提到。正是这些支流的注入，无形中改变了长江，使她多了一些特异的成分。
因为，它们都和巴人有关。
第一条支流是嘉陵江。嘉陵江古称阆水、渝水，自北向南流向，在重庆注入长江。重庆古称江州，曾是巴国强盛时期的都城。地图上嘉陵江有点像个站着的“丫”字：它有东、西两个源头，西源于白龙江，东源是和汉江（古汉水）的源头相邻、发源于秦岭的西汉水（因在汉水以西而得名）。虽然白龙江更长一些，但人们习惯上都把西汉水作为正源。
第二条支流是汉江。汉江古名汉水，与嘉陵江同样发源于秦岭以西，源头还相隔不远，只是水流的方向不同：嘉陵江是径直向南，汉江则是面向东方，沿着秦岭与大巴山之间切割成的河谷，东望伏牛山而出襄阳，之后折向东南，在汉口（古称江夏）注入长江。
嘉陵江和汉水都在长江北岸。它们大致从秦岭和大巴山之间的汉中附近发端，首尾相连，像一条天然的护城河，屏蔽成一个半圆形的山区。而在长江南岸，又有源自云贵高原东端的乌江和沅江左右包抄：其中乌江自南向北在涪陵（古称枳）入长江，沅水（今沅江）则是自西而东在黔东、湘西流经武陵山脉东南，入洞庭湖后与长江相连。
这样，嘉陵江、汉水和乌江、沅水以长江为轴几乎对称分布，四条水系顿时组成一个巨大而完整的包围圈，把大巴山脉、巫山山脉、武陵山脉和整个长江三峡地区都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包围圈内这个群山紧迫、峡谷曲窄的地带，就是古代巴人活动的大致区域。
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告诉我们，上面提到的这些地方在不同的时代，都和巴人有过极为密切的关系。其中涪陵还曾是巴国的中心——“其先王陵墓多在枳”。嘉陵江上游活动的巴人史称板楯蛮，沅水上游活动的巴人史称五溪蛮，武陵山区活动的巴人史称武陵蛮，汉口一带活动的巴人史称江夏蛮，甚至，遥远的洞庭湖边也出现过巴人的身影：
“羿屠巴蛇于洞庭，其骨若陵，因曰巴陵也。”（六朝•庾仲雍《寻江源记》）
羿就是传说中那个一怒之下射掉九个太阳的神射手。他的真实身份，应该是上古时期“有穷氏”部落的首领。看来，远古时期巴人的分布地域，已经遍及两湖平原。
如果说四条水系大致确定了巴人活动的空间范围，那么有没有可以标注时间的呢？
有！三峡南部的丛山深处，仿佛在巫山山脉的裙摆上，长江秘密地隐藏着一组生命的密码——这就是长江的第五条著名的支流，它几乎和北纬30°纬线重合，古称夷水，现名清江。
这条在地图上看起来并不惹眼的河流，却在巴人的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它记录了巴人活动时间的起点。
夷水后来改称清江。清江这个名字，据说是后来蜀王开明氏（战国后期）东征楚国，路过这里的蜀人起的：
“夷水即佷山清江也，水色清照，十丈分沙石，蜀人见其澄清，因名清江也。昔廪君浮土舟于夷水，据捍关而王巴。”（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七》）
后面这句话引人注目：曾经有个“廪君”在此称“王”，建立的国家名叫“巴”！
在嘉陵江、汉水、乌江、沅水构成的巨大包围圈里，清江正好位于心脏部位。狭长的清江河谷，自古以来就是出入巴蜀之地的交通要道。放眼人类历史的时空，这里“冬夏激素飞清，傍多茂木空岫，静夜听之，恒有清响，百鸟翔禽，哀鸣相和”（《水经注》卷三十七），秀丽的河谷孕育了无数的自然奇观，同时也是一个充满生命气息的神秘通道！
人们深信，解开历史之谜的钥匙，或许就埋藏在清江边几个沉寂了无数岁月的洞穴里。
虽然在湖北境内是长江第二大支流，但在长江的水系里，清江只能算是一条小河。它发源于利川齐岳山，全长仅423公里，中途还有一段潜入地下。清江边有名的洞穴很多。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当属位于鄂西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大堰乡钟家湾的龙骨洞。
1956年，当地文史工作者发现了一件古人类头颅的化石。虽然只剩下左上颌骨和两颗臼齿，但经过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贾兰坡教授实地考察，认定它来自万年前，是一枚极为罕见的早期智人遗骨化石，并正式命名为“长阳人”！这一发现，证明在旧石器时代中期，这片区域就已经出现了原始人群——古代三峡地区和中原地区一样，是中华文明当之无愧的源头之一。而这一结论，作为二十世纪的中国在长江流域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也从此写进了中学历史教科书。
龙骨洞地势并不高，在山坳一处平台上，有一左一右两个对开的深洞。洞口之间的平台约十米见方，有点像个舞台。站在这里，望着前面宽广的原野，身边吹过阵阵山风，心里品味着19万年前的氛围，仿佛冥冥之中正有无数双眼睛凝望着你，感觉很有些古怪：当初这个舞台上，曾经上演过些什么？
19万年——多么漫长的演出啊！试想，如果把19万年算作一昼夜，我们有文字记载的整个历史，还只经历了不到半小时而已！
一个新奇的念头跳出脑海：放下从书本上已经知道的历史，在这里，我们有机会找到更早一些的故事吗？哪怕再提早半小时，让我们面对面看看四千多年前的廪君？
这是一个诱人的想法！离开钢筋水泥的现代建筑，也离开古老得有些离谱的龙骨洞，我们一个猛子扎向清江。等探出头来，已是公元6世纪，清清浅浅的河面上，远远漂过来一条船，船上文士羽扇纶巾，正是北魏的鹂道元在游历山川，准备写他的《水经注》——此君也皱着眉头，象在寻找什么。且不理他，匆匆一个照面，继续潜行。这次回到了公元4世纪、南北朝时期，遇见的是额头上有块伤疤的范晔。运气不错，此人新编的《后汉书》墨迹未干：
“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 ”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又是洞穴！只是换了个地方——武落钟离山。山上，住着最早的巴人。
抬眼一看，物是人非。文明的曙光，正丝丝缕缕映射着清江鳞鳞的细浪。
古老的清江和现在相比，山水差相仿佛，景观并无多大改变。所不同的，也许只是山更青翠，水更澄澈，树更粗壮，林更茂密而已。《后汉书》并不难懂，它用古代浅显的白话文，颇为生动地讲述了巴人创世早期一个五姓争胜、务相夺魁、奉为廪君的故事。故事发生的地点，是在清江边的武落钟离山；时间，是四千多年前——年轻的巴务相和樊、瞫、相、郑四姓儿郎“未有君长、俱事鬼神”，分别居住在赤穴和黑穴两个阴暗潮湿的山洞里。
史前多以血缘为核心形成氏族，再由多个氏族组成部落。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五姓，可能就代表着五个大小不同的氏族，而“巴氏之子”和“四姓之子”，则是五个氏族的首领。至于赤穴和黑穴，应该是区分他们领地的标志，也可能是祭祀或宗教场所，有点类似于现在的标志性建筑。几个首领是否住在里面，其实并不重要。对这两个山洞，鹂道元很感兴趣，但在《水经注》里，却没有写清楚到底是赤穴或黑穴中的哪一个：
“夷水……东径难留城南，城即山也。独立峻绝，西面上里余，得石穴。把火行百许步，得二大石碛，并立穴中，相去一丈，俗名阴阳石。阴石常湿，阳石常燥。”（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七》）
除鹂道元以外，没有人提到过阴阳石。这事很让后人迷惑，是真是假先不管它。且说五姓兄弟刚开始的时候，打打猎，摸摸鱼，拜一拜鬼神，日子倒也过得滋润。时间一长，也不知从哪里听到些消息，开始坐不住了——
要知道，当时的中华文明已经开始跳跃式前进，工具的发展已到了铜石并用的阶段。四五千年前的山川大地上，各处文化群落如春笋，如繁星，花团锦簇，欣欣向荣。北方渭河流域和汾河河谷已经有了早期的城邦和各自的军队，正大肆扩充势力，打得热火朝天；南方人住进了“干栏”式建筑，结束了巢居的历史。平原上各地的先民已经普遍开始种植水稻，个别地方粮食多得吃不完，也学会酿成酒来糟蹋。更重要的是，人家那里女人当权的时代已经过去，男人翻身做了主人。反过来看看自己，住在岩洞里饥一顿饱一顿不说，婚姻关系也不能保证——还处在原始的母系氏族控制的“走婚”时代！走婚虽然刺激，但毕竟仰人鼻息，已经落后于潮流。
务相和他的“走友”们都是血气方刚的新青年，有头脑，有胆识，在风起云涌的时代大背景下逐渐意识到，形势逼人，时不我待，发展才是硬道理，清江边的历史舞台，该轮到他们站出来了！为了氏族的繁衍和壮大，他们需要一个首领，于是，比武开始了。
“……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惟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比武的结果，是“巴氏子”务相胜出，得到了廪君的称号。谁也不会想到，这场看似游戏的比赛，决出的胜者将开创一个时代。
掷剑和浮舟的点子不知道是谁出的。掷剑，大概是比准头，比武力；浮舟，大概是比技巧，比勇气。比赛项目虽然不多，却能反映当时的生产力发展状况：比赛的内容没有选择去深山打虎、水底抓鱼；比赛的器材，也没有选择群众喜闻乐见的扛大木举石头之类。显然，他们对首领的要求，绝不仅仅是力大勇武这么简单。特别是土船浮舟，后世的研究者认为很能体现当时制陶工艺的高超水平：想象一下，务相和朋友们的比赛规则，也许是禁用木材，只能用无数个密封的陶罐缀连成船身。用这样的“船”去渡过水流湍急的清江，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无疑有着相当的难度。
更重要的是，透过《后汉书》里简短的文字，我们还分明看到一些军事要素的影子：“掷剑”和“浮舟”的比赛，似乎已经从武器装备和交通工具两方面作好了物资和舆论的准备——务相和他的兄弟们胸有成竹，磨刀霍霍，准备要干些大事！隐约之间，我们似乎听到山雨欲来、战鼓催征，甚至能闻到一丝血腥味儿。
……难道，是战争即将来临了吗？
一箭定乾坤
还有一个问题——五姓兄弟为什么要把选出来的首领叫做“廪君”？
“廪君”的称谓，显然和粮食有关。“廪”的本义，就是“仓廪”、“粮仓”。从字面上来讲，“仓有屋曰廪”（《广韵》）。《礼记•月令疏》说：“谷藏曰仓，米藏曰廪。” 古语“廪食”，意思就是公家发给粮食。“廪”通“禀”字，“禀”即“受”，禀命、禀赋，就是天命所归的意思。
看来当初确定“廪君”这个名称，人们还是很动了一番脑筋。只有两种可能：它要么反映一种事实——夸耀当时已有米有谷、仓廪殷实，武落钟离山的人们酒足饭饱、很有面子，他们的老大也风光气派；要么表明一种期待——人们尚未温饱，更遑论小康，希望选出来的首领能带领他们干点实事，多屯点粮食。
很显然，这是饱受饥饿之苦的人们才想得出来的名字！
尽管那时获取食物的主要来源还是依靠渔猎、采集和畜养，但是已具雏形的原始农业，正在成为人们食物来源中最稳定的补充手段。到“先夏”时代，五谷即已齐备。陕西西安半坡村出土过六千年前的一罐小米粒和一罐白菜籽，河北省的武安县发现的同期窖藏谷物达两三米深、十余万斤之多。史前的中国还培育了世界上最早的水稻：七千年前的南方人已经普遍吃上了大米，杭州湾的河姆渡遗址就挖出了上百吨的稻子壳和稻米粒。
可是，和这些地方相比，武落钟离山显然不是一个种粮食的地方。
五姓兄弟多半还是见过些世面的。长江流域种植水稻已有一万多年的历史，住在深山老林里的务相他们即便没吃过大米，也肯定闻过米香。到了四五千年前，山区的人口虽然还比不上目前这么稠密，但人们依山而聚、傍水而居，村村寨寨星罗棋布，那些自然条件较好的地方已经都有常住人口。由于山中之果不能四季采摘，林中的猎获也不稳定，青黄不接的时候，人们就常常饿肚子。
随着山中野兽越来越少，水中鱼儿越来越小，务相和他的朋友们有些急了：为了温饱，必须找到粮食。寻找一个“百谷所聚”的理想国度，才是选举“廪君”的终极目标！
这让人一下子想起了前面提到的那个“臷民之国”。也许当时这个人间天堂还并没有出现，但对于务相他们来说，一切已经义无反顾。
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出现了：离开武落钟离山，去寻找更广阔的空间！
我们实在难以想象，大约在4500年前某一个春夏之交的夜晚，当廪君和他的部落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火光映照的赤黑二穴是怎样一幅情景。妇女们忙着把仅存的食物和种子装进陶罐，把积攒多年的兽皮和衣物卷成行囊；年轻的探险者们踌躇满志，拾掇好弓箭、长索，再磨一磨石斧和竹矛，眼里满是兴奋。尽管前途难测，但总是充满希望。
人们在等待着廪君——巴务相占卜的结果，它将最后确定族人前进的方向。
“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明，积十余日。……”（《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不知道务相是怎样注意到“盐阳”这个地方的，是占卜而来还是慕名而去？是偶然路过还是早有预谋？总之朝着那个方向，务相带着人们出发了。
危机四伏的史前时代，野兽出没，怪蛇横行，也只有这样聚众越野，才能保证安全。随着行程中不断经过其他部落的领地，越来越多的人群聚集到“廪君”的旗下，很快，务相的队伍象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庞大。务相的身份，也从最初那群更像是逃荒者的首领，慢慢变成一支武装力量的统帅。他们穿荆棘，跨丛山，艰难地行进在广袤的原始森林里，遇上河流深涧，就用务相发明的土船（密封陶罐）绑在腰间，泅渡而过。
短暂的迁徙中，年轻的巴务相显示出非凡的军事才能。他与四姓兄弟及各路饥民的首脑订立了严格的攻守同盟，使那些乌合之众迅速成长为一支能战斗的队伍。当时形成的盟约，也有可能就是后来巴方军事制度的雏形。这支饥饿的队伍所到之处，就连壁垒森严、令人生畏的盐阳，这时也不得不避其锋芒。
人们普遍认为，历史上盐阳所在的位置，就在如今清江中游、湖北长阳县西渔峡口镇伴峡附近的盐池温泉一带。因为拥有盐泉，加上依山傍水、渔猎颇丰，自古以来这里就是人类理想的栖息之所。近几十年的清江考古发掘证实，在这个略嫌狭小但自然条件绝佳的谷地，竟然连续发现旧石器中期、晚期洞穴和新石器大溪文化遗址、早期巴文化遗址，以及商、周文化遗址多处（王善才《清江考古》，科学出版社）。换句话说，在这弹丸之地，曾经有人类不间断地繁衍生息了长达十万年之久！
盐阳盘踞已久，资源丰富，是一个人口稠密的聚居区。这是个依然延续着女性统治的地方，它的最高统治者是“盐水神女”，级别要高于务相的宗教身份——“巫”。关于这位盐水神女，后世有很多说法。有人说她是盐阳地区的原始宗教人员，是位人神一体、政教合一的女性，因而能调动“掩蔽日光”的飞虫，自己也能隐身其中组织进攻。也有人认为，当时巫风炽盛，祭祀活动中常由女巫扮演女神，这些事奉神社的“尸女”或“巫儿”不事生产，但在当时地位很高，她们的工作，就是常年守候在社中，满足人们的宗教要求（杨琳《巫山神女原型新探》）。
从地理上看，盐阳占据着清江要冲，廪君要想溯江而上，盐阳是必经之地。盐阳无疑是当时远近最富裕的地方。但面对这群来势汹汹、数量如此之众的史前“盲流”，盐阳也有些犯难。吸纳他们没有这个能力；拒绝他们恐怕立刻就起争端。给点人道主义的援助，又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最好的选择是：将其首脑廪君收归帐下，其他人等则先行安抚，再予遣散，愿意留下的不妨用作奴隶。只要稳住头领，然后各个击破，其他人群龙无首，事情就要好办得多。然而谈判过程中，盐水神女没有想到，廪君不仅断然“不许”，理由还很堂皇：“我当为君求廪地，不能止也。”
其实很多人到今天也不太理解，廪君为什么要摆这个架子。《晋书•李特载记》说他是为了去找条件更优越的“廪地”，似乎不止这么简单。但可以肯定的是，象务相那样出类拔萃的人物，是有能力在举手投足间俘获女人的爱情的。这位神女自己，在我们的想象中，恐怕也正是春情萌发、云雨思慕的时节。
我们宁愿相信，盐神与廪君相邀“共居”，更多的是出自她一见钟情的爱情。然而，世间的爱情总是来得不是时候。此时的盐水神女虽然一心想留下务相，可动武强抢又怕坏事。廪君虽然“不许”，也不敢硬来——盐阳殷富，在弱肉强食的蛮荒时代能够长期存在，证明它有足够的防卫能力。而且随着廪君迫近，盐阳的防御力量也已经充分调动起来。要知道，这里虽然是一个以女性为首的地方，打起仗来却不乏男人，况且即使是女人上场，廪君的队伍也不一定能占到便宜。当时的女性，远非现在打着遮阳伞、涂着指甲油的纤细女生可比，残酷的自然环境磨练了她们的意志，她们的体力也和男人相差无几。据说远古有一些女性氏族的战士，发育一成熟就割掉左乳，目的仅仅是为了方便拉弓射箭。面对如此悍勇的女性，恐怕任何男人都会有些心虚！
双方僵持的时候，盐阳方面为了避免正面冲突，采取了软硬两手。现在看来，这两手实在是善意的成份居多：晚上，盐水神女亲自作为盐阳方面的谈判代表，不惜孤身犯险，以女儿家的装扮来到廪君阵营，“暮辄取宿”，自荐枕席，对务相施以美人计。她带着盐阳的利益诉求，或许还有直接的爱情表白，并以“此地广大，鱼盐所出”相诱，希望能说服廪君。而到了白天，这位情窦初开的女性则又脸色一变，故作凛然，祭起遮天蔽日的飞虫，严严实实地挡住廪君前进的道路。
看来，盐阳是一个以虫为图腾的部落，“诸虫群飞”，可能就是无数个涂着飞虫符号、或者戴着虫形面具的盐阳战士在阵前舞蹈。这种绵里藏针的军事威慑，挡住了廪君前进的道路，廪君的队伍被迫停顿下来，前后“积十余日”。盐水神女这一招其实颇有名堂，后世称之为坚壁清野、铁索横江，不战而屈人之兵。实际效果也很不错——廪君这支缺乏后勤保障，全靠着沿途渔猎和掳掠来补充给养的队伍，一时濒临绝境。
一般来讲，此时廪君有两种选择：一是率领虚弱的队伍不惜伤亡拼死一战，鱼死网破之余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二是率部臣服于盐阳。如果务相此时选择屈服，也没有人会指责他：他自己佳人得抱，说不定还能混个盐阳二当家干干；他带来的臣民饥肠碌碌，断粮已久，能很快填饱肚子，运气好的或许还能拿到令人羡慕的盐阳绿卡。
出人意料的是，此时的廪君作出了一个颇受后世争议的决定：
“……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时至今日，我们已无心责怪廪君的绝情。也许，年青的务相想干点大事，不甘心寄人篱下。或者，这是伤亡最小，而双方利益却能得到最大保全的一种选择。想一想，他如果是个阴险小人，事情会好办得多：因为在白天“射杀”盐神的难度，要远远高于晚上同榻而眠时的谋杀。同样一个盐水神女，务相对晚上前来约会的情侣，和白天阵前对峙的敌方首脑，态度截然不同。显然，廪君对盐水神女，毕竟还是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
更重要的是，他需要在两军阵前当众杀死敌方首脑来打开局面，哪怕这人是他最不愿意伤害的情侣。选择用战争的手段“射杀”盐神，更明白无误地表达了廪君的态度：他必须彻底破除这里的女性权威，以征服者的身份君临盐阳！
为了实现这一残酷的目标，廪君费尽心思，所使的计策不可谓不妙，只是让人想起来不是滋味，很是替神女不平。对于这段细节，范晔可能心中不忍，只是一笔带过，但在更早一些的《世本》里，我们找到了其中的详情：
“廪君……使人操青缕以遗盐神曰：‘缨此即相宜，云与女俱生，宜将去’，盐神受而缨之，廪君即立阳石上，应青缕而射之，中盐神，盐神死，天乃大开。”
——《世本卷七下•氏姓篇下•姓无考诸氏（清•秦嘉谟辑补本）》
《世本》成书于公元前230年左右，有人考证是战国时期赵国的史书，原本在宋代就已失传。至于北方赵国史书中为什么会提到南方的事迹，颇有些耐人寻味。很有可能，这些材料都来自更早的商周国书或王室档案。
目前流传下来的《世本》的各种辑本中，对“廪君”的记述内容基本一致。其中不约而同地提到这一情节：为了白天能在“遮蔽日光”的群虫里准确地指定狙击目标，务相利用了盐神对他的痴情，送给她一缕青丝（头发），在她身上秘密地留下一个标记！
可以想象，傻傻的神女拿到廪君的定情信物之后，一定乐得心花怒放。果然不出廪君所料，第二天指挥战斗的时候，盐神还是忍不住偷偷把它带在身上。于是，人类战争史上第一次成功的“斩首行动”开始了——说时迟那时快，年轻的务相转身跳上一块巨石，弯弓搭箭，目标正是云雾中若隐若现的那缕青丝！
此刻的务相想了些什么，我们无从得知。唐初，太宗李世民组织房玄龄等人编过一部《晋书》，提到下面这个细节：
“廪君立砀石之上，望膺有青缕者，跪而射之，中盐神。盐神死，群神与俱飞者皆去，天乃开朗。”（唐•房玄龄等《晋书•载记第二十•李特/李流》）
“跪而射之”——而且是先“立”后“跪”！
试想，当时弓的制作还十分原始，“弓者，揉木而弦之以发矢”，在烤弯的木棍两头绑上动物筋腱就是弓了，其长度几乎和人等高，一般需站姿才便于观瞄和发力，命中的精度也更高。务相采取跪姿发射，是很不方便而且也没有必要的。《晋书》写到这里，似乎话中有话。我们不妨大胆想象：廪君这一“跪”，是否也眼中含泪、心中有愧呢？
被爱情冲昏头脑的盐水神女，做梦也想不到务相会有如此绝情的举动。利箭穿心，这位痴情的女子迅即香消玉陨。突如其来的变故，沉重打击了盐阳守军的士气，随着主帅陨落，盐阳一方的防御顿时土崩瓦解。在溃逃的人群后面，廪君率领的勇士们如影随形，兵不血刃，迅速占领了盐阳的各处要塞。
“廪君复乘土船，下及夷城。夷城石岸曲，泉水亦曲。廪君望如穴状，叹曰：‘我新从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岸即为崩，广三丈余，而阶陛相乘，廪君登之。岸上有平石方一丈，长五尺，廪君休其上，投策计算，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其后种类遂繁。”（《晋书•李特载记》）
廪君杀死盐水神女，如果只是为了抢占她的地盘，然后取而代之，那么仅仅凭他背叛爱情这一条，可能就没有多少人愿意记住他。但廪君到底没让人们失望——有了盐阳这块根基，廪君没有停留，随后在“夷城”这个地方，建立了巴国最早的政权：“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湖北省考古队的王善才先生以雄辩的文物资料证明，夷城就在盐阳下游不远、以早期巴文化遗址——香炉石为中心的渔峡口一带。后面的故事，《晋书》、《世本》、《水经注》和《后汉书》所记大同小异。不同的是，《后汉书》和《水经注》简略交待了一下廪君与*的渊源：
“……廪君死，魂魄世为*。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水经注》和《长阳县志•古迹》（道光版）互为印证，都提到过一件事：廪君死后，葬在夷城的“*垅”。这就是后世巴人“*崇拜”的由来。廪君曾经活动过的湖北清江流域，很可能就是后来商周时期“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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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和江水一样，静悄悄地向前流淌。“未行而亡，封巫山之台”的神女，在云雾中留下一双哀怨的眼睛，注视着廪君和他新建的方国。
山中无甲子，寒暑不知年。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耳听得外面的世界越来越喧闹，终于有人忍不住爬上高山之巅，去远眺山外的风景。这一望不要紧，他惊奇地发现，原本贫瘠的黄土高原，此刻已是旌旗遍野，风云突变。
此时的黄河正是最热闹的时候。四千多年前的中原大地上，各种势力此消彼长、竞相圈地。蓄势已久的炎黄二族被推到风口浪尖，文明的发展正在加速。炎帝和黄帝经过阪泉大战结为同盟，已开始建立中国最古老的城邦。
当初巴务相占领盐阳以后，似乎过了不久就“君乎夷城”，从此偃旗息鼓。这让一些人十分遗憾：廪君为什么不组成强大的军团，冲出群山，纵横四海，做一个史前的成吉思汗，让后世的巴人也跟着风光风光？很多人想当然地以为，廪君时代的长江中下游平原还是一片权力真空，任谁胆子大，就能打天下，其实是大错而特错。
我们来看看那时长江中下游的情形。
当时的江汉平原一带，已经是三苗族的地盘。三苗是传说时期的南方氏族部落集团，分布在“江、淮、荆州”和“左洞庭、右彭蠡”之地，是巴人的近亲，是后来南方苗瑶民族的先民。由于三苗和巴人有着相同的文化背景，以至于不少学者在阐述广义的巴人时，也把三苗纳入其中。顾铁符等人认为，巴人本来就是三苗的一支。从早期农耕时代开始，自炎黄二帝到尧舜禹汤，三苗不断与北方武装对抗，双方势同水火。
尧舜禹三个时期，对付三苗采取了三种不同的方法。最初是硬干——帝尧时期，一支以“修蛇”为图腾的三苗族生活在今湖北北部的丹水流域，首领叫驩兜，经常侵扰中原。尧率中原部落联盟在丹水岸边大败驩兜，迫使三苗求和。
帝舜时期，三苗南移到江、汉一带。“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郭璞）。帝舜击败了不愿臣服的三苗，为根除隐患，还把他们移民到边远的三危（今甘肃敦煌东南），使之远离故土。和尧相比，舜以土地换和平，策略有所进步，但做得不够彻底，三苗大部仍退至南方地区。帝舜穷追不舍，终因水土不服，死在湖南苍梧。
到了帝禹时期（约公元前21世纪），生活在南方的一些三苗部落再度发展起来，帝禹再次率部在今湖北、湖南、江西一带征讨。战前，帝禹率众誓师，激励士气，宣布三苗“敢行称乱”（《墨子•兼爱下》），然后与之决战，大败三苗。“三苗”的称谓从此消失。
尽管史前的南方在文明发展的整体进程上并不落后于北方，但根深蒂固的王化思想，却让古人形成了明显的民族歧视。古代中原对外族的称谓，一开始还是很规范的。
《礼记•王制》中记载：“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南方曰蛮……西方曰戎……北方曰狄。”
《吕氏春秋•召类》中说，“尧战丹水以服南蛮”，可见所谓的“蛮”，就是指三苗、巴人和南方的土著。
到了后来，所谓“蛮夷”的概念越来越混乱。三苗和巴人，连同所有南方化外之民，都被北方“礼仪之邦”统称为“南蛮”。看看字典上对“蛮”的定义，其中包括“粗野、凶恶、不通情理”，是“野蛮”的简称。对于巴人，先是和三苗一起被称作“蛮”，中间一段时间直接称“巴”，秦汉以后则又常常称之为“夷”。
古代的巴蛮二族虽然在汉水和荆襄互有交融，但大体以汉水为界，巴族固守汉水以西和以南的山地，三苗则盘踞在江汉平原，双方各有其势力范围。廪君冒冒失失冲出河谷，无异于以卵击石。选择在蛮荒山野白手起家，寻找生存之道，倒不失为明智之举。
我们甚至怀疑，历史上这些被统称为“南蛮”的早期巴人和三苗，为了对付步步紧逼的中原势力，彼此之间应该有些心照不宣的默契，暗底里或许还有物资和情报的往来。
“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到了夏禹时期，巴人的势力范围越来越大，已成为一支足与三苗抗衡的力量。而此时大禹对付三苗的手段，也隐约有了一些远交近攻的味道。“远交”的对象，就是巴人。
其实在很早以前，北方文明就对长江上游以岷江为中心的古蜀国，以及长江中游以三峡为中心的古巴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从黄帝时代开始，南北之间就已有了比较密切的交往。对此，司马迁在《史记》开篇的“五帝本纪”中曾有记录：
“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是为帝颛顼也。”（《史记•五帝本纪》）
“西陵之女”的娘家，有人说在西陵峡一带，也有人认为在四川省的盐亭县，距嘉陵江中游的阆中不远。嫘祖的两个儿子，一个居若水，一个居江水，都和巴蜀有关，二儿子昌意再与蜀山氏联姻，更是亲上加亲。昌意的儿子高阳，即五帝之一的颛顼，算起来也有四分之三的南方血统。难怪后来就连清高的屈原也未能免俗，顺着这条线索把自己的身世和黄帝一族扯上关系：“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离骚》）
对巴国的怀柔和渗透，到帝舜时代也没有间断，甚至还派他的儿子无淫去当了卧底：“有臷民之国，帝舜生无淫，降臷处。是谓巫臷民。”（《山海经•大荒南经》）后来，因治水而进入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大禹，也注意到巴蜀这两股不能忽视的力量。试想，如果能使新兴的巴国为己所用，就等于在三苗的西方山岭和江水上游伏下了一招杀棋，在将来征伐三苗的战役中形成钳形攻势，大大减轻正面战场的压力。聪明的大禹随即在重庆娶了涂山氏为妻，也做了巴人的女婿，不费一兵一卒，就与巴国结为盟友。
“……及禹治水命州，巴、蜀以属梁州。禹娶于涂山，辛、壬、癸、甲而去。生子启，呱呱啼，不及视。三过其门而不入室，务在救时。今江州涂山是也，帝禹之庙铭存焉。”（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
不仅如此，大禹还在丈母娘家举行过联盟大会：“禹合诸侯于涂山”（《左传•哀公七年》）。这样，大禹与巴蜀结为姻盟，再次征伐三苗，于是就有了前面提到的誓师和决战。
取得治水和伐苗双重功绩的大禹，志得意满，将天下划为九州（《尚书•禹贡》），其中巴、蜀属梁州（“梁”就是桥梁的意思），后来又改称益州。此时的中华大地，已是炎黄独尊的单极世界。为了感谢各诸侯国的捧场，大禹以华夏宗主的身份，在会稽召开了第一次“联合国全会”（约4100年前）。这次非同寻常的会议，传递出一个让人振奋的信息：古老的中国，即将开启虞夏王朝的先河！
“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华阳国志•巴志》）
在热热闹闹的会场上，巴蜀两国的使者无疑占据着显赫的位置。而且从夏禹时代开始，古代巴国与中原文明的关系开始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蜜月期。这段交情，在巴人后来的记忆里保留了很长一段时间。巴国作为夏王朝南部的友好邻邦和战略盟友，在当时享受着很高的礼遇。双方亲如兄弟，不仅经贸互通、政治互信，有时甚至还交换干部：
“帝启八年，帝使孟涂如巴莅讼。”（《竹书纪年 》）
《竹书纪年》据说是战国时魏国的史书，西晋太康年间有人盗墓得到它的原稿。原稿为竹简，因此称为《竹书》或《竹书纪年》，是我国最古老的史书之一。“帝启”是大禹和涂山氏生的儿子。这位童年时代只见过治水工地上父亲忙碌的背影的孩子，就是后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的第一位国君！
几乎同样的内容，在《山海经•海内南经》中还有更为详细的记载。
“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人请讼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执之。是请生，在丹山西。丹山在丹阳南，丹阳居属也。”《山海经•海内南经》
《水经注•江水》引郭璞云：“丹山在丹阳，属巴。”不少人认为，此处丹阳应在如今的秭归，这位受命于启而“司神于巴”的孟涂，原来家在三峡，和大诗人屈原还是同乡！
沧桑变幻，时过境迁。屈原时代的巴人，早已退隐川东，国破家亡。而孟涂的家乡、神女的阳台，也已沦为楚地多年。屈原生在巴乡而不自知，跑去做了楚怀王的贤臣。历史绕了一个圈，仿佛又回到起点，让人依稀听到廪君那一声叹息——
“廪君望如穴状，叹曰：我新从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
历史，有时就像一台戏，充满了诗意和巧合，甚至还有些宿命的味道。
来历不明的剑
考古学家提出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巴务相的“剑”，究竟从何而来？
这把剑的确有些蹊跷：“乃共掷剑于石穴”，这剑一定是金属质地。可是找遍所有早期巴文化的遗址，始终没有发现金属器物的痕迹。四千年前巴人的土地上，并不产铜！
这柄来历不明的“剑”，难道是来自南方？
过去我们一直以为，只有黄河流域才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北方的华夏族始终站在历史发展的前列，代表着生产力发展的最高水平。现在看来，这些观念有些不大对头。
对于中国人的起源，向来争议很大。西方历史学家依据20世纪中叶以前的考古资料，形成一个基本理论，即中华文明源自炎黄，炎黄源自西北的氐羌，而氐羌来自西亚。“西来说”曾一度雄辩地主导过国内的学界，也是我们思维惯性的根源。但随着近几十年来中国境内人类遗址不断被发现，古文化的链条趋于完整，这一观念开始受到冲击。云南“元谋人”、鄂西“建始人”、重庆“巫山人”相继面世，加上上个世纪发现的“长阳人”，使西南一带成为我国远古人类遗址最为密集的地区。由此，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黄万波等一批学者响亮地提出：“长江流域大三峡，人类演化的摇篮”！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地理学意义上的大三峡，甚至有可能是所有东亚人最早的家园。
距今五到七千年前，是史前文明大爆发的时期。农业的发展和生产资源的重新配置，促进了原始部落的迅速融合，中华大地上的人口分布已经和现在十分相似。我国夏代以前的这段历史（史称先夏）虽只剩下传说，但随着考古的深入，结合上古神话传说的研究，历史学家逐渐形成三大族系的概念，即中华民族的三个主要来源——华夏集团、东夷集团和苗蛮集团（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其中华夏集团以仰韶文化（陕西）为中心，人文始祖是炎黄二帝；东夷集团以大汶口文化（山东）为起点，人文始祖是太昊和少昊；苗蛮集团以屈家岭文化（湖北）为代表，人文始祖是伏羲和女娲！
在苗蛮族群的传说中，伏羲是创世之祖，被列为“三皇”（伏羲、神农、轩辕）之首，史称“人皇”或“羲皇”。传说他和女娲兄妹通婚，繁育了苗蛮的先民（闻一多《伏羲考》）。这一族群起源于三峡，演进于西南，逐渐繁衍到长江中下游流域和华中、华南，甚至整个东南亚地区。留在三峡一带的原住民，成为巴民族的前身和基本群众。
苗蛮的主体，作为长江下游平原地区原始农业的开发者，据说还一度越过淮河，北上进入黄河流域。因为受到北方民族的打击而南迁的苗蛮人，虞夏以前以洞庭湖、鄱阳湖为中心，聚为三苗。到商代以后，才进一步分裂为百濮和百越族群。
这样一说有些令人难以置信：难道务相的身世，居然和如雷贯耳的伏羲有关？
大泽生龙蛇
这并非空穴来风。从远古人们的原始崇拜中，我们似乎也能找到些端倪——巴人以及整个苗蛮族群，其图腾崇拜惊人的一致：他们都崇蛇！
先看巴人。最初，巴人崇虎之风不盛。和“巴”字联系最多的是“蛇”。蛇，简直就是巴人的形象标志：
“西南有巴国，有黑蛇，青首，食象。”(《山海经•大荒北经》)
“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君子服之，无心腹之疾。其为蛇青黄赤黑。一曰黑蛇青首，在犀牛西。”(《山海经•海内南经》)
历史的断想
远古时期的中原，曾经和巴蜀地区交往密切，这是有依据的。
廪君的事迹不是戏说，而是录自《世本》。《世本》文风之严谨，连司马迁也很佩服。和《后汉书》对照，《世本》还多出一句话：“廪君之先，故出巫诞。”
对于这句话，人们到现在还争论不休。不少人认为，“廪君之先”和三峡地区的“巫”有些关系，原因是古代的三峡地区，巫风极盛——
顺着这个思路，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幅神秘而壮观的景象：远古时期的夷水河畔、峡江之滨，群山屹立，云雾升腾，时而阳光普照，时而霁雨霏霏。在春花烂漫的山坡上，在阴森肃穆的丛林里，虔诚的人群聚集到一起，正聆听着巫师们的吟诵……
廪君，不论是龙的传人，还是虎的精魂，总之是在这里开创了历史。巴国，一个蒙着面纱的谜一样的国度，也从此走进了人们的视野。
历史，有时也需要一些想象。虽然想象无法代替历史，但可以续补散轶的章节，增添唯美的诗情。廪君，带着他那个时代留给我们的记忆碎片，离我们已经越来越遥远。
铿锵妇好
一千年过去了。
这年秋后的一天，就要落山的太阳，把血色的霞光抛撒在秦岭以南的大巴山脉。靠近汉水的峡谷中,一支队伍队形散乱，正沿着干涸的河床向西退却。在山坳的空地上，战士们口干舌燥，筋疲力尽，终于三三两两地躺倒在树荫下。
突然，一支响箭划破死一般的寂静，山腰上突然响起雷鸣般的战鼓，两边高地上赫然出现大群的武士，张弓搭箭对准了散乱的人群。
被围的队伍顿时大乱。他们虽然有数千人之众，但伤病满营，元气大伤，兼且群龙无首，早已无力再战。这些濒临绝境的汉子无处藏身，剽悍的脸孔顿时流露出求生的惶恐。短短数日之前，他们在汉水中游与商王武丁的主力大战，终于寡不敌众。为了保存实力，他们且战且退，好不容易摆脱追兵，退入巴山，满以为已经逃出生天，不想，却在这里中了埋伏！
伏兵树起的玄色大旗上，冷森森绣着巨大的“商”字。旗下，一位三十岁左右的青年女子手执青铜战钺，戎装肃立，神情锐利，血红的眼睛里已经看不到半点女性的妩媚，取而代之的是弥漫的杀气……
她，就是中国历史上曾有明确记载，并有确切墓葬的第一位女军事家，也是商王武丁的王后——妇好。妇好虽然只活了33岁，却在她生命的最后十年，亲自带兵征服了20多个小国，并且曾经独立指挥过商王朝最大的军团作战，成为武丁南征北战的左膀右臂。
陷入伏击的，是来自商王朝西南部、远在大巴山以南的巴方战士。在这场有人类文字记载以来的最早的伏击战中，妇好率领的商军给了古代巴人致命的一击！
关于这场战争，尽管历史家们对此言之凿凿，尽管武丁和妇好的仗打得干净利落，但稍一细想又令人疑虑丛生：殷商明明在黄河下游，和长江中游的巴方远隔千里。难道，南方丛林中巴人的存在，竟然能危及到华北平原强大的商王朝吗？
究竟是什么矛盾，迫使商王朝放弃近在咫尺的边患，舍近求远去打击遥远的巴方呢？
考虑了很长时间，你终于选定了一样东西：盐。
生存，是人的第一需要，也是人类进化的动力之源。
民以食为天。获得食物，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人类的演化过程中，围绕食物有不少里程碑式的进步。
早在远古时期，人类在有意识地食用盐之前，体内所需的盐分只能从兽肉、鱼介、草木中取得。后来，猎手们跟踪动物的足印和舔咸的痕迹，首先找到了盐泉。他们无意中发现：在有咸味的泉水中浸泡过的肉类，不仅吃起来更加美味，而且储存时间更长！
人们欣喜若狂：这可是宝泉啊！时隔不久，聪明的古人就从泉水中得到了固态的盐。而且随着经验的逐步积累，煮、晒等提取方法的日渐成熟，盐的使用也越来越广泛。古人惊喜地发现：盐不仅能增加食欲、调节膳食、改善营养、提高体能，还能消炎疗伤、止血解毒。以前极易腐臭的鱼类和肉类，用盐腌制熏干以后，就能储藏数月甚至数年。
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它意味着，以肉食为主的远古人类，因为有了盐的帮助，就可以一举突破淡季的食物瓶颈——在漫长的冬春季节，人们将从此告别饥饿。
盐，对于生活环境恶劣、食物丰俭由天的史前人类来说，起着平衡仓储、促进繁衍的重要作用。人类的人口总量和平均寿命，很可能仅仅因为盐的出现，而出现过一次爆炸式增长。甚至，我们的思维还可以更大胆一些：由于地壳运动等原因，这种在北纬30°附近分布特别广泛的物质，会不会参与到人类进化的某些关键性环节？
在远古人类看来，这样神奇的泉水，无异于上天的恩赐！当盐成为仅次于空气、食物和水的一种生命必需品，盐泉也顺理成章被赋予神的光环，并安排了专门的祭司来管理。人们在此定居，围绕盐泉展开各种宗教活动。盐泉周围因此成为早期人口最密集的地区。
然而，盐能给他们带来财富，却不能给他们带来安宁。随着农业逐渐发达，当食物和水源不再紧缺，上帝的第三根手指，就成为弱内强食的理由和竞相争夺的目标。盐也和今天的石油一样，成为血腥杀戮的导火索！最终垄断盐源的部族在与周边部族的兼并与融合中占尽先机，不断地发展、壮大，成为经济强盛、文化发达、人丁兴旺的强势民族。这种现象在地理上一经放大，几乎就成了一个国家和民族成长的轨迹——
“……人类文化，总是从产盐地方首先发展起来，并随著食盐的生产和运销，扩展其文化领域。”（任乃强《说盐》）
地理知识告诉我们，盐也是一种矿藏。只有盐矿分布较浅的地区，才有可能随泉水溢出地表。我国盐矿资源虽然丰富，但分布极为不均，只集中在青海、四川、湖北、云南和山西等少数几个地区，其中青海的湖盐占全国总储量的80%。有趣的是，考古学家发现，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最繁荣的地区，也在青海一带。
从形成特点来看，我国大致是东部海盐、西部湖盐、中部井矿盐。东部海盐在山东省，西部湖盐在秦岭以北的山西运城至青海湖一线，中部井矿盐则以湖北、重庆、四川为主。假若我们把地理、地质和历史放在一起分析，结果会让人大吃一惊——
这分明与我国上古时期的炎黄、东夷、苗蛮三大族群的分布遥相对应！
这不是毫无根据的凭空猜想，也不是牵强附会的主观臆断。青海虽有盐利，但因为农业条件太差，很早就退出了文明之源的争夺；东部的海盐区，则是商周以后才发展起来的后起之秀。四川自贡以西的井盐，也是战国末期李冰任蜀郡守以后才组织开发的。这样，先夏时期的长江流域能够找到的有盐的地方，就只剩下川东鄂西的大三峡地区！
古代南方的人们，怎么会不明白盐的重要性？从伏羲时代开始，他们就不断向四方派出盐探，进行着中国最早的地质考察。这些人三五成群，以经商的名义，象鸟儿一样四散飞去。他们的名称或身份，也许就是《山海经》中提到过的“咸鸟”；他们得到的情报，后来极有可能成为《山海经》一书最早的原始素材。
这样的工作，前后可能经历了很漫长的岁月。然而和北方相比，南方苗蛮人的运气实在不怎么好——他们始终没能找到像晋南解池那样交通方便、产盐集中的地方。其实他们不知道，就在汉水下游的湖北应城、云梦一带，竟然埋藏着大片与石膏伴生的盐矿，其矿床分布约140平方公里，岩盐储量达280亿吨，氯化钠含量最高达95%！这里的盐矿直到近代才被发现和开采，不能不说是古人的悲哀。
也不知过了多少年，这些风尘仆仆走遍古代中国山川大地的“咸鸟”，历经艰辛、九死一生，终于陆续归巢，返回自己的部落。由于没有文字，在漫长的旅途中，他们只能依靠记忆、感觉和经验，记录每天的行程，以及当地的资源状况。遗憾的是，他们得到的信息绝大部分都和盐无关，甚至光怪陆离、不太可信。直到有一天，或许是一个名叫“乘厘”的人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这条线索，被记录在《山海经•中山经》中的“中次九经”：
“（隅阳之山）又东二百五十里曰岐山……减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江。”
温少峰先生断定：“经文之‘减水’，即《水经》……之‘盐水’”，本意即咸水。
——这是一条关于盐的信息！
方飞先生考证：“九经为岷山山系，载川西到鄂西诸山。”《中次九经》以岷山居首，从经中所叙山系的走向，我们依稀看到，当年的乘厘从长江上游岷山出发，迎着太阳升起的方向，自西向东顺江而下，走了大约二千五百里，来到一个名叫岐山的地方。
《山海经》中曾提到过三处岐山，这里显然和我们熟知的陕西岐山无关，而应该是与“江”（古代专指长江）相邻，位于大三峡地区的群山之中。
古老的三峡，也从此成为南北势力的必争之地。这样的争夺，从三皇五帝开始，直到巴国灭亡之后，竟然一直持续了近三千年！
乘厘经过的路线，其实并不平静。这时的长江上游，也已经开始出现北方盐探的谍影。神农氏打着采药的幌子，曾在汉水北部至神农架—带出没，黄帝的血脉也渗透到长江上游。那位稍后便要出场的瑶姬，虽然说不清是被哪一位炎帝封于“巫山之台”，但或许已是北方势力介入的信号。
已经陷入被动的苗蛮集团，开始酝酿一个绝秘而长远的计划。由于群山险阻，不明底细，他们决定派出一位名叫“后照”的首领，带着他的族人向西进入莽莽群山，秘密潜伏到巫山南麓的清江。他们不能明目张胆地打出蛇的旗号，又生怕丢掉自己“龙”的使命，于是辗转以“巴”为姓，对外则以“巫诞”的后代自居。他们来得如此突兀，以至于连《世本》也坦率地承认：“廪君种不知何代。”
他们的目标，其实就是三峡地区的盐泉。清江，成了他们的第一个突破口。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由后照率领的这支神秘的巴姓族人，终于在清江边武落钟离山上的赤穴站稳了脚跟。廪君死后，他们索性进一步掩盖崇蛇的本来面目，改奉“龙”为尊。这一切做得天衣无缝，拥有北方背景的盐阳居然毫无察觉！
有人记得，廪君在到达夷城后发表过一句感叹：“我新从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这让人很不理解：务相生在赤穴，夷城“望如穴状”，应该感到很亲切才是。实在不满意，换个地方不就得了，怎么会如此沮丧呢？尽管如此，廪君仍“立城其旁而居之”，无奈中又显得十分匆忙。也许在他攻打盐阳的时候，东南方向的故土，已经被南迁的三苗族占据；虽然同为伏羲后裔，但物是人非，昔日的家园，已经回不去了吧！
廪君占领盐阳，完成的是父辈们精心策划后交给他的第一个任务。可盐阳虽好，毕竟产盐太少，廪君并没有在此停留，甚至连夷城也不太留恋，他们继续西行，把目光投入更大的盐场。随着对三峡地区盐泉的陆续开发和廪君族对盐泉产地的一步步蚕食鲸吞，廪君建立的巴国羽翼渐丰，开始成为周旋于三苗与北方炎黄势力之间的一股新的力量。两枚陶印章 1988年6月的一天，鄂西清江流域，长阳香炉石考古发掘现场。
香炉石地如其名，还真像一具站立的香炉。中间状如炉灰的凹地里，湖北清江隔河岩考古队的队员们正在仔细而又麻利地筛选着土层。在一个长方形探方内的不起眼的角落，考古人员找到了两截拇指大小的条形陶片。刚开始，人们并没在意，还以为这是哪件陶器上的残留。可是经过清理，陶片的一端竟意外地出现了文字的痕迹！负责现场发掘工作的考古队长王善才教授闻讯赶来，经过认定，这是两枚极为罕见的远古陶制印章！
早期巴文化遗址发现陶印章的消息，顿时轰动了整个考古界！因为此前类似的发现，是公元前30世纪古巴比伦地区苏美尔人使用过的陶印章。我国文献记录玺印的最早使用，是《周礼》反映的西周时期。国内发现最早的古玺印实物，则是从古董商那里得到的、据说是来自安阳殷墟的三方铜印。陶印是铜印的前身，学者们分析，香炉石出土陶制印章，说明早在殷商之前，古代巴人就已经开始拥有了成熟的印章制作技术和陶器钤记制度！
如今，除了文件、账本和书画作品以外，我们能看到印章的地方很少。有心人会问：这两枚陶印章，究竟是用来干什么的？
印章起源很早。最古老的印章的功能，一是封泥，二是钤记，后来才有权信、佩印、殉葬、烙马等。封泥制度源于西周，兴于汉代，用于货贿封存，史称“玺节”。汉代以前，印章的主要功能则是钤记，是制作工具、器物、兵器时进行标注的一种工具。这种最早的厂家认证和责任追究方式，首先就用于陶器的生产。
制陶是古代器物制作中历史最悠久的一种，制作陶器时，古人先是在上面刻上族徽或部落名称，后来发展为用印章铭记制陶产地、作坊及制作者的姓名，既方便又快捷，这就是中国古代流传已久、并推广到其它器物制作中的“物勒工名”制度。已经出土的大汶口陶文证明，这一制度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了。
因为陶印章的出现，我们有理由相信，四千年前古代巴人聚居的地方，人们已经开始大批量地制作陶器。这一职业，甚至有可能就是最早的手工业萌芽！
——第二个问题接踵而来：巴人制作那么多的陶器干什么？难道也和盐有关?
“君乎夷城”的巴务相，此后再也不见踪影。这其间早期的巴人在干些什么，一直是一个谜。1988年任乃强先生在《盐业史研究》上发表《说盐》，揭开了“盐”促进最初的商品流通的特性：在硬通货尚未出现之前，盐就是和黄金、白银等价的交易筹码！
巴人的身影，逐渐清晰：他们掌握着当时那个时代最重要、最有价值的战略资源——盐！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为云雾遮蔽的古代巴国，勾勒出大致的轮廓。
廪君击败盐水神女，依靠盐泉资源，迅速发展成为清江中上游乃至渝东和整个三峡地区最大的部落联盟首领。在密密匝匝的丛林里，务相的子孙秉承着“廪君”的称号，吹着他们的号角，带着他们的子民，把一个又一个“鱼盐所出”的原始河谷，变成了理想中的“臷民之国”。他们成批地烧制陶器，实际上是为盐这种白色的金子订做统一的包装！
由一个个行盐部落组成的巴方，更像一个经营盐业的庞大的集团公司！随着廪君“种类遂繁”，到夏禹时期，巴方军事同盟逐渐成熟，巴人的足迹东至汉水、西抵乌江，控制着大巴山与武陵山之间的大片地区。这种兼有军事和商业性质的联盟体制，一直延续到商代。
廪君之后几百年的巴国，因为先前与夏禹的特殊交情，也因为巴方与北方民族频繁的盐贸往来，一直与夏朝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古代的巴人沉浸在与“有夏”友好相处的氛围里，没有人注意到，昔日的强邻已大厦将倾，和谐的氛围正在悄悄发生改变。
终于有一天，这种令人羡慕的平静，被一群不速之客打破。
夏耕之尸
《山海经•大荒西经》中，记载了一则简短的消息：
“（大荒之中）有人无首，操戈盾立，名曰夏耕之尸。” ……
荒诞的传说，往往蕴藏着历史的真实。先秦典籍中的“尸”字，说的并非尸体，而是特指“接受祭祀的活人”。这则消息，实际上向我们描述了古代三峡某地举行过的一场宗教活动：有人在用当地最常见的巫术，追悼先世，祭祀亡灵。
“无首、操戈盾立”，是对巫师的形象描绘。很明显，巫师是在扮演某种角色——“名曰夏耕之尸”。那么，这个神秘的“夏耕”从何而来？
“……故成汤伐夏桀于章山，克之。耕既立，无首，走厥咎，乃降于巫山。”
简练的文字，为我们揭开了一段血腥的历史：公元前1600年前后，强大的夏朝在商汤的打击下走到了尽头。在章山战役中，夏代最后一任君主夏桀率领的农耕部族战士，终因首脑被斩而四散溃逃，其中不少人来到长江三峡的巫山一带。多少年后，这些夏朝遗民、农耕余部仍念念不忘先主杀身之仇，总要“立尸”祭灵，这就是“夏耕之尸”的由来！
夏代末年，夏王桀政治*，暴虐无道。精明的成汤看到了商族问鼎中原的良机，于是吊民伐罪，逐一剿灭了夏朝的各个盟国，最后在鸣条决战，一举歼灭了夏军主力，夏朝灭亡。夏桀带领数百人仓皇逃走，后来死在“南巢”。
《山海经》中提到的章山（一说商山，在丹江下游）战役，可能就发生在夏桀逃往南巢的路上。
有人要问，这些中原难民为什么别的地方不去，偏偏选择位于巴国腹地的巫山？原因其实很简单。商汤清理了夏朝东南方向的属国，却因鞭长莫及，在其西南留下了缺口。这些夏耕遗民种惯了粮食，知道北方气候并不适合他们，为了不做商王的奴隶，唯一的选择就是南下巴蜀。
其实他们投奔巴方，除了巴、夏两国世代交好之外，还看中了巴国的富裕。
巫山不是一座孤立的小山，而是一条连绵起伏的巨大山脉。此地不仅群山险阻、沟壑深切，易于避难逃生，更重要的是拥有盐泉资源。经过巴人的世代开发，这里的盐场星罗棋布，盐道遍布巴山。其中产量最大的一处盐场，就位于巫山腹地的巫溪上游！
这批来自中原地区的夏耕移民，虽然人数不多，却无形中改变了巴国的历史。因为，这些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应该有很大一部分并不是普通的农民。他们虽然带来了北方先进的农耕文明，但也带来了夏桀与商汤的宿仇，成为巴方与新兴的商王朝之间沟通的障碍。
很多年了，随着“夏耕之尸”之类宗教活动的继续，那些仇恨的种子仍然顽强地生长在巴方的土地上，代代相传。沉迷于巫术的人们不明白，光靠诅咒是不能让敌人降伏的。
直到有一天，商王武丁的部队长途奔袭，从天而降，古老的巴方这才如梦方醒！
虎！虎！虎！
武丁出生，已经是三百年后的商代中期。
武丁于公元前1250年继位，是商朝的第二十二任国君。传说他即位三年，不发一言。然而三年之后的公元前1247年，武丁一鸣惊人，将民间一个筑墙的奴隶破格提拔为宰相，轰动朝野，此人就是鼎鼎有名的傅说。武丁在傅说和甘盘等贤臣的辅助下，修政行德，励精图治，使商王朝得以飞速发展。
当时商王朝周围，只有一些城邦性质的蕞尔小国，力量小而分散，与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政权、拥有两万人以上常规部队的商王朝相比，就好像散兵游勇遇上了正规军，很难组织起像样的抵抗。也难怪大多数时候，武丁能够摧枯拉朽，无往而不胜。
随着武丁的南征北战，殷商的周边环境已经基本稳定，短期内很难有什么力量能威胁到王朝的安全。然而，让雄才大略的武丁一直牵挂的，却是名不见经传的南方诸国。
在甲骨文中，人们发现一个陌生的国度——“虎方”，给商王朝制造了麻烦。
贞，令望乘暨举途虎方，十一月。□举其途虎方，告于大甲，十一月。□举其途虎方，告于丁，十一月。□举其途虎方，告于祖乙，十一月。（《甲骨文合集》）
这条卜辞，记载的是武丁为了征伐虎方，先后向先祖大甲、祖丁、祖乙举行告祭、请求庇佑的活动。“兵者，凶器也”，稍有不慎，就会引火烧身。武丁是人不是神，但凡用兵，也必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这次对虎方的战争，一向勇武的武丁居然也要求列祖列宗给予保佑——即使在甲骨文中，这样的仪式也很少记录，仅见于征伐土方等少数劲敌。这说明虎方也很强大，商王对此非常慎重，甚至并无必胜把握。
虎方，一个文献上从来没有记载过的名字，成为破解武丁南方行动计划的重要线索！
一开始，人们搞不清虎方的确切位置，只是隐约联想到“廪君化*”的故事，觉得虎方应该与巴人有关。但也有人持不同意见，说虎方应该在淮河南岸或两湖之间。
可是，随着对武丁行军路线的分析，这个神秘的虎方终于渐渐明朗。
这和商代的军事制度有关。武丁的常规部队—— “王师”只有左、中、右三军，总数不到三万人。每遇有重大军事行动，一般以王师为骨干，再沿途调集附近的方国友军作为补充。甲骨文中说“令望乘暨举途虎方”，实际上向我们透露了虎方的真实方位——“举”、“望”是参加虎方之战的二个氏族，“望”在淮河上游北岸，“举”则位于湖北中部的举水流域。根据武丁的军事部署，以及几百年后西周铜器铭文中对周王*虎方的记载（详见第四章），人们开始确信：武丁亲率举、望二部“奋伐荆楚”，兵锋所指，就是长江上游和荆楚腹地，大致在今天的荆襄以西、三峡以东的这片区域！
从地下文物反映的文化类型来看，荆襄一线似乎成为一条分水岭：这条线以东的汉南各地，多见商代文化遗存。反观荆州以西出土的文物，形态特征却跟商代器物大相径庭，虎文化的符号明显增多：这一带地下发掘出来的戈、剑等，普遍铸有虎形纹饰，再后来，最具代表性的巴人器物“虎钮錞于”，其出土范围基本在如今的渝、鄂、湘、黔之间。
这一带，正是三千年后的土家族居住最为集中的地区。
结合巴人虎图腾崇拜的记载和当地土家族至今尚有奉虎为家神的民间习俗，人们相信虎方所在的位置，应该在湖北西南部，在巴东一线与巴国互相纠结，向南可能延伸到湘西。后世还有 “楚人既克夷虎，乃谋北方” （《左传•哀公四年》）的说法，证明后来崛起的楚国也是在征服这里的虎方以后，才真正走上强国之路。
巴方和虎方，同宗同源。虎方所处的区域，明显以巴文化为主：“有红花套、荆南寺、中堡岛、杨家咀、白庙、朝天咀、路家河、三斗坪和鲢鱼山等有早期巴文化遗物出土的遗址或遗存不下30处”（王善才《香炉石遗址与香炉石文化》）。这片区域，是古代巴文化向东冲出清江河谷和长江三峡、在江汉平原的延伸。原来，正是千年的*、不死的廪君，支撑着虎方的精、气、神！
然而，此时的虎方毕竟尚不足以威胁强大的商王朝。武丁的劲敌，究竟在哪里呢？ 风雨盘龙城 即位后不久，年轻的武丁就得到一个令他坐卧不安的消息：商王朝很早就设在南方、历代商王苦心经营的重要据点——盘龙城，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变得不大听话了。
一个小小的南方小城，居然让殷商朝野振动，虽然蹊跷，却事出有因。
说到这里，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就是殷商时期的青铜文明。商代的青铜铸造技术几乎一夜之间就发展到顶峰，那些美仑美奂的商代青铜器仿佛从天而降，令人叹为观止。起初人们以为，青铜文明源自殷墟，其缔造者自然非中原群众莫属。可是五十年前一个偶然的发现，让人们对此又有了新的认识。
1954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将一座神秘的古城裸露在湖北武汉近郊的盘龙湖畔。闻讯而来的考古人员惊喜地看到：在这座三面环水的盘龙古城里，竟然保存着三处大型宫殿的基址，以及酿酒、制陶、冶铜等手工作坊——这座功能完备、在历史上曾屹立过两三百年后又豁然倒下的古代城池，在黄土中至少已掩埋了三千年之久！
随之而来的发现，让考古人员目瞪口呆：盘龙城的夯筑技术，宫殿布局和建筑方法，城外墓地的丧葬习俗，甚至同为北偏东20°的建筑方向等，都与千里之外的北方商城一模一样。更令人称奇的是，盘龙城出土青铜器的种类、造型和装饰花纹都和北方极其相似，两件同类的青铜器摆在一起，连专家也很难凭肉眼分辨出它们来自南方还是北方！
毫无疑问，这是一处和商王朝关系极为密切的城池。可问题是，商王朝煞费苦心，在遥远的南方通衢之地修建这样一处堡垒，目的是什么？
带着太多的疑问，历史学家从盘龙城出发，去寻找早已湮没于黄土的历史之谜。他们深邃的目光穿越时空，洞察古今，不会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很快，他们有了新的收获！
前面说过，在铜料中加入锡和铅，是冶炼青铜的基本方法。细心的科学家发现，无论是铜矿、锡矿中伴生的微量金属铅，还是作为青铜生产原料之一的金属铅，都由四种稳定的同位素204Pb、206Pb、207Pb和208Pb组成，其中常见的是204Pb，但在殷墟和盘龙城发现的青铜器中，206Pb、207Pb和208Pb同位素含量却特别高。
这种异常的“高放射成因铅”，全世界都十分罕见，我国也仅仅在四川南部、云南东部及云贵相邻的地区有发现。换句话说，殷商时期黄河下游的青铜生产，勿庸置疑地使用了来自中国西南，也就是长江上游附近地区的金属原料！
这些添加剂的用量虽然不大，但武丁以前的每一件青铜器中几乎都有。打开地图我们赫然发现：它们不仅来自巴山蜀水，而且从产地到商王朝所在的黄河下流地区，运输路线只有三条：长江、清江和嘉陵江。显然，不管从哪条路走，都必须经过巴国的控制地带！
科学，有时会直接告诉你真相，却又把过程搞得更加扑朔迷离。科学家甚至还发现：武丁时代以后的商代青铜器中，这种特殊的铅原料竟然又神秘地消失了！
除了铅以外，铜和锡在我国的分布状况也颇有意思。北方地区至今都没有发现锡矿。中原铜矿矿点虽多，且大都靠近夏商时期的都城遗址，但储量很少，不能大规模开采。然而到了长江流域，不仅铜矿的储量极为丰富，还陆续在湖北、江西、安徽等地发现了古代铜矿开采和冶炼的遗址，以及远古时期遗留下来的、堆积成山的大量矿渣。
其实早在商汤时期，极具战略眼光的成汤就开始了对长江中游、江汉一带的渗透——“（汉南）四十国归之”（《吕氏春秋》）。甚至，更早的尧、舜、禹时期对三苗的不断打击，恐怕也和三苗人聚居区拥有的铜锡矿等资源有着莫大的关系！
“这一带发现的商代遗址，除盘龙城外，见于报道的有湖北省的黄陂袁李湾、江陵张家山、汉阳纱帽山……湖南华容、石门、桃园、宁乡、长沙以至常宁等地，也多次发现过商代青铜器。在这一区域里，应该有商朝的的封国”
——（江鸿《盘龙城与商朝的南土》）
由此可见，殷商时期的青铜生产，实际上已经完成了面向整个中华大地的资源整合。在著名的“丝绸之路”之前，我国南方应该还有过一条以长江水系为东西干线，经汉水、淮水贯穿南北的“青铜之路”！西南地区的这些“高放射成因铅”，被裹挟在无数铜锡矿原料中，和来自长江中下游的铜锡矿原料一起，在这条漫长的通道上流转，成为商王朝的国防命脉和文化基础。而这条“青铜之路”的咽喉地带，竟然就是巴国控制的三峡地区。
1954年的那场暴雨为我们展开一幅画卷：南方的无数商文化痕迹，宛如众星捧月，将灿烂的青铜之光汇集到盘龙城——这座长江流域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座三千年前的商代古城，很可能就是当时商王朝设在南方的青铜原材料的加工厂、中转站和贸易集散地。
然而，令商王武丁头疼的是，由商王朝派出的工匠们精心建设的盘龙城，在当时来说毕竟还不属于商王朝的辖区范围。几百年来，对于这座远在南方蛮夷之地的化外之城，以及淮南、江南的各个方国，商王鞭长莫及，那些珍贵的金属原料，也只能以通商和交换的形式运到北方。
商王朝的交易筹码，除了那些漂亮的青铜成品器物以外，最具交换价值的，就是盐！
山西运城切割整齐的盐块，在当时极度缺盐的南方，几乎成为一种坚挺的货币单位。为了获得稳定的食盐供给，南方诸国对商王朝一直俯首听命，向北方进贡粮食和土特产品也慷慨大方，加工和转运青铜原料更是十分卖力。现在，一直被商王以断盐相要挟而牢牢控制的盘龙城，突然出现摆脱商王朝的苗头和倾向，唯一的解释就是，以盘龙城为代表的南方势力，找到了新的食盐供应渠道，不再依赖北方的盐源！
背靠盐湖做了多年无本生意的商王朝，一下子恐慌起来：盘龙城找别人弄点盐吃倒也无妨，要紧的是，从南方各地源源不断运来的青铜矿料将从此断绝。已经深入到中原文明的各个领域、成为商王朝实力最重要基础的青铜产业，面临严重威胁。甚至，占有资源优势的南方，在逐步摆脱商王朝控制后，将很快迎来一段飞速发展的时期！
殷商建立的情报体系，此刻开始发挥作用：盘龙城的异常反应，似乎跟它与三峡一带的频繁接触有关。站在最古老的山川地图前，武丁将一双锐利的眼睛，瞄准了西南方向的巴国，以及巴国东南、踞三峡门户的虎方。这些传说之中的“臷民之国”，盛产食盐，同时扼守着长江水道的咽喉，是西南铜锡矿通往中原地区的必经之路。
巴国和虎方，已成商王朝的心腹之患。
怀璧其罪
资源，永远是国家发展最基本的要素。资源的受制与反制，是国家之间矛盾的根源。
最近的例子就很典型：西亚一带无比丰富的石油资源，竟然成为海湾各国近半个世纪以来一系列灾难的源头。这在无形中深谙了中国古代的一句名言：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春秋左传•桓公十年》）
——平民百姓本来没有过错，却因身藏璧玉而获罪。
此时的巴方，虽然疆域仍不固定，但其势力范围，已经扩大到长江中游的大片地区。这个体制很不完备的军事酋长国，牢牢控制着这里极其丰富的盐泉资源。
其实，连他们自己都难以想象，他们脚踏的这片群山之下，盐矿藏量是何等的惊人！
“……处于三峡库区腹心地带的万县盐盆，蕴藏着极其丰富的盐矿资源，最引人注目。万县盐盆，横跨长江两岸……延绵约100公里，南北宽20～30公里，盐体展布面积2700平方公里，远景储量1500～1600亿吨 。”（程龙刚《盐与中国上古文化•立足于三峡地区盐资源与巴文化的关系的考察》）
亘古以前，三峡及四川盆地原是一片汪洋。中生代三叠纪以后，四川盆地成为内海、内湖，由海盆、湖盆而成为陆盆，形成面积达50万平方公里的咸化海膏盐矿区。随着地质构造变化，巫山山脉隆起，含盐矿层上升，绝大多数岩盐矿层都发生弯曲、倾斜和断裂。一些裸露在外的矿脉，经地下水渗透溶化后再流出地表，便形成三峡地区众多的盐泉。
据不完全统计，在长江两岸的巫溪、城口、巴东、奉节、云阳、万县、忠县、开县、彭水、武隆、丰都、南川、石柱等十几个县的山麓、溪河边，分布着数百眼盐泉，加上邻近的清江流域，其数量之多、分布之广为全国之冠。“这一得天独有的地理环境，使它成为我国井矿盐的发源之地。”（刘卫国《渝东古盐业探源》）
这些盐泉，或从山麓流出，或从溪旁地面渗出。虽然它们身边都有各自的原始居民，不可能都是廪君的族人开发的——“巴人是渝东盐业的开拓者但不是创始人”（《渝东古盐业探源》）。但在这些地方，或许都曾经上演过“廪君”杀死“盐水女神”的故事！
从这些盐泉的分布和开发状况，我们可以大致推测出当年廪君部落的远征路线——
以虎为图腾的廪君后代，在完全控制住了清江流域之后，将夷城作为其东部屏障，并迅速扩充其地盘——“种类遂繁”的廪君族人沿着清江河谷，向西进入鄂西恩施一带。在和建始一带的土族居民融合后，廪君一族的脚步仍未停留，他们一分为二，一路经建始北上，翻越鄂渝之间狭长的山梁，沿着大溪（古称乌飞水）来到长江三峡，北渡长江占领巫山、奉节，将大宁河流域的宝源山等盐泉纳入囊中，然后顺长江而上，控制了万县盐盆所属的各大盐场；另一路自恩施经咸丰折向西南，进入乌江下游，来到今彭水境内的郁山地区，其目标依然是争夺那里的天然盐泉。
这一切，当然不可能是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段完成的，在探索中前进的史前时代，必然有停顿、有反复、有相持、有纠缠，但其中大势却相去不远。我们仿佛看到，在这些河谷密布、溪涧纵横的丛林中，巴族的勇士们带着务相当年发明的“土船”，既盛装粮食，又用于泅渡，前赴后继、不断西进。长江中游山地的那些原始产盐区，仿佛多米诺骨牌，在廪君部落的打击和影响下迅速进入父系社会，逐渐形成以廪君族为核心的军事联盟，“巴人”成为他们对外统一的称谓。
最后，两股力量为了共同的利益，终于在涪陵（枳）、丰都（平都）、重庆（江州）一带走到一起。从此，古代巴国的核心区域开始略具雏形。
“巴子时虽都江州，或治垫江，或治平都。后治阆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
——（《华阳国志•巴志》）
《华阳国志》中的“都”或“治”，虽说都是西周以后的事，但这些地方能够发展成巴国的中心，显然绝非朝夕之功，而是经过千百年的积淀。从这个核心区域不断向外辐射的庞大的联盟，对内制定统一的规则和标准，维护着各部族的利益；对外则形成强大的军事同盟，号令所至，群山响应，称作“巴方”。
历史学家给出了一个新名词：“方”，或“方国”。“国”字最初的含义，更像“城市”。《孟子》中说：“大国，地方百里；次国，地方七十里；小国，地方五十里”，和现在一个小县的面积差不多。而“方”的含义，则相对宽泛一些：核心为国、发散为方，夏商时期的方国，很多都是基于共同血亲或共同利益的联盟。如果在平原地区，这样的联盟能迅速凝聚成国家的雏形，但山地的联盟限于自然条件，不容易迅速融合，则更倾向于形成维护共同利益的军事同盟，它的边界十分模糊，疆域常常变化，内部结构也不太紧密，更像是一种势力范围。他们相互间订立攻守同盟，进退呼应，有点象现在的北约。
在巴方内部，除了处在核心区域的巴国以处，又因为历史、地域和经济方式等原因，形成一些相对独立的小方国、小集团，如三峡腹地的巫咸国、巫臷国，以及巴东以东的虎方等。它们有的在廪君部落到来之前就已存在，有的则是在巴方联盟确立后才慢慢形成。这些大小不一的利益集团环卫在巴国周围，成为巴方的外部屏障，并承担着巴盐的运销和物资的交换。
从史料记载来看，散布于三峡地区的巫溪宝源山、彭水郁山镇、奉节白盐碛、云阳云安镇、开县温汤井、*长滩井、忠县 井和涂井、湖北建始和长阳，自古以来都有食盐输出！仅在巫溪大宁河流域，历史上有记载的年产量最高达万吨以上，平均也在六七千吨左右，鼎盛时期从事盐的生产、营销和运输的竟然多达十万人。
“（宝源山）旧名宝山，气象盘蔚。大宁诸山，此独雄峻。上有牡丹、芍药、兰蕙，山半有石穴，出泉如瀑，即咸泉也。”（《大明一统志•大宁山川》）
考古证实，这里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初步建成了专业化的盐业基地。考古学家在忠县瓦渣地遗址，发现用以制盐的陶器残片堆积层竟厚达十多米，令人惊叹。而在忠县哨棚嘴、瓦渣地、中坝、邓家沱、李园，云阳明月坝、三坝溪，奉节老油坊，巫山双堰塘、蓝家寨，长阳香炉石等遗址，也出土了以尖底杯和圜底罐代表的大量器物群。尖底杯和圜底罐是巴人早期的制盐器具，已成为盐业考古专家的共识。
香炉石遗址是清江流域最具代表性的“早期巴人遗存”。在香炉石遗址出土的商末至西周的2400余件陶器中，圜底釜和尖底杯就多达2100多件，占总量的88%左右。此外，香炉石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鱼骨和陶网坠，印证了《世本》中“鱼盐所出”的记载。
香炉石遗址离长阳渔峡口盐池温泉不远，是廪君化作*升天的地方，也是“虎方”的精魂所在。虎方，不仅是廪君西行的起点，也是巴国东部的屏障和壁垒，它扼守着繁忙的长江航线和清江水道，千百年来的无数轻舟和点点白帆，运载着上游巴方引以为傲的食盐从这里东出峡江。《周礼》中有“盐虎形”一说，盖与食盐产地的虎文化渊源有关。
三峡一带的盐产地因为习惯于游走江湖的巴民族的介入，使食盐生产最终走向商业化道路，开始了一段空前繁荣的时期，并在夏商时期初步建立了地跨川、渝、湘、鄂、黔、陕六省市的庞大的食盐运销网络，东至江汉、西迄川蜀、北接泾渭、南抵湘黔的盐道上，四方盐商穿梭不息。到商代中期以后，随着手工工艺逐渐成熟，食盐产量规模空前，开始沿着长江和清江两条通道向外大规模输出，并逐步占据了长江下游的物贸优势。
此时，也正是商王朝的鼎盛时期。远在三峡的巴人做梦也想不到，这些白色的金子会对千里之外的商王朝造成那么大的威胁，由此带来的一场灾难正在悄悄降临。
伏击
据甲骨文记载，武丁也曾考虑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巴方问题，但没有成功：
“辛未卜，宾，贞沚震启巴，王勿住从止。”（《乙》七八一八）。
“贞沚震启巴王从。”（《合》二二三） 。
“启，教也”（《说文》）。
商王的目的，是将巴方纳入“王化”范围加以控制。这种居高临下的方式显然不能让人信服，何况巴方的那些夏耕遗民仍然在通过宗教来影响舆论。但是，商王派去的这名使者也值得注意：“沚震”又名“震”，是商王身边协助处理政务的卿士，也是武丁时代的著名将领。武丁派“震”前去开导和教化巴人，恐怕还有顺便进行军事侦察和打探巴方虚实的任务。
果然，商王的使臣前脚刚走，军事打击就接踵而来：
“……吉殳，贞震称册呼从伐巴。”（《乙》七七三九）
“令从……伐巴方。”（《乙》一六五六）
最初，“震”根本没把这些忙忙碌碌的巴人放在眼里。卜辞中说，“震”口述商王武丁的册命，叫“从”带兵去伐巴方。可是，趾高气扬的“震”却失算了——擅长山地作战的巴方勇士首战告捷，竟把劳师远征的商军打得大败！
然而时隔不久，商王朝卷土重来。这次派来的，就有武丁的王后妇好在内。
“壬申卜，争、贞令妇好从沚震伐巴方，受有（衤右）。”（《粹》一二三O）
“贞王勿住令妇好从沚震伐巴方，弗其受有（衤右）。”（《乙》九六一）
武丁的六十多位妻子中，仅三人取得过王后资格，妇好是第一位。这位备受武丁宠爱的女人，在当时实在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她主持着商王朝的祭祀大典，是地位显赫的宗教领袖。更令人吃惊的是，殷墟甲骨文中和妇好有关的两百多条卜辞，有很大一部分是她领兵征战的记录——这是一位名符其实的女中豪杰！
可是尽管如此，商王的这次军事行动还是失败了。无奈之下，武丁只好亲自上阵。
“贞，我收人伐巴方。”（《铁》二五九、二）
武丁亲自占卜，足见他对这次征伐巴方战争的重视。这条卜辞的大意是说：“我武丁要亲自征发各个封地的众人去*巴方！”气急败坏的武丁亲率王师，再次杀向西南。
“贞王从沚震伐巴……王勿从沚震伐巴。”（《丙》二五）
“癸丑卜、亘，贞王从奚伐巴。”（《乙》七七四一）
这一次，尽管有商王武丁亲自统率，有身经百战的“震”和“奚”辅佐，又征发了附近属国的军队参与，可结果仍是铩羽而归——“贞，巴方不其败。”（《乙》八一七一）
……一连串的失败，迫使武丁冷静下来。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原本战无不胜的王师屡屡败下阵来？原来，巴人固然骁勇善战，但连绵不绝的群山也帮了巴方的大忙。此时巴方的控制区域已涵盖整个长江中游山区和嘉陵江流域，这里有大巴山脉、巫山山脉和长江天险作为屏障，又有外围方国袭扰牵制，极是易守难攻，商王朝的军队想从正面长驱直入，几乎是不可能的。再说古代军事联盟的一大特点，就是战时全民皆兵、各方响应。巴方的战士隐藏在山野密林之间，神出鬼没、防不胜防，还能随时补充给养，商军在平原地带虽然所向披靡，但对山地作战显然很不适应，加上后援不继、保障不力，焉能不败？
狡猾的武丁经过精心谋划，随后发动了最后一次伐巴方的战争：
“辛未卜，争，贞令妇好其从沚盾戈伐巴方，王自东受伐蚩阱，于妇好立……贞妇好其从沚盾戈伐巴方，王勿自东受伐蚩阱，于妇好立。”（《殷墟文字乙编》）
“阱”，就是陷阱的意思，好一条引蛇出洞的毒计！这一战，商王朝倾力而为，志在必得。他们兵分两路，一路由武丁亲自统率，想办法将巴方主力吸引到山外平地，集中优势兵力从东面进攻，迫使巴人向西撤退。另一路由妇好率领，在巴方溃逃的必经之路上埋下伏兵，然后聚而歼之。“阱于妇好立”，就是将敌人全部歼灭于妇好设下的埋伏圈内。
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巴方，终于上当！惨烈的一幕，也随之出现在本章开始：在武丁的攻击下已是强弩之末的巴方战士落入陷阱，被占尽地利、以逸待劳的妇好率兵斩尽杀绝！经此一役，巴方损兵折将，精锐尽失，从此一蹶不振，失去了和武丁较量的资本。传说中的“廪君”一族，也终于折戟沉沙，成为历史。
文化上的差异不是引发战争的必然原因，利益因素导致的战争才不可避免。武丁征服巴方和虎方以后，基本控制了长江上游对江汉地区的食盐供应，确保了青铜之路的畅通。从维护商王朝利益的角度看，武丁的作法无可厚非。然而，此战过后，遍体鳞伤的古代巴国也终于与殷商结下死仇。
沉默中，巴人度过近两百年时间。再次亮相，已是在周武王的正义之师中。那是一次无比酣畅的复仇之旅——巴人北上中原，成为最终击毁商王朝统治的一只铁拳！
牧誓
公元前1046年二月初五（夏历），一个普通的早晨。
朔风似箭，斜月如刀，稀稀落落的星辰掩映着初春的残雪。黎明前的旷野上，阴沉沉让人不寒而栗。等到破晓时分，空气中开始浮起不祥的燥动，夜色笼罩之下，似乎暗藏着重重杀伐之气、阵阵金戈之声。
随着东方的晨熹冲破黎明前的阴霾，沉重的天幕豁然开启。昨天还满眼尽是凋零一片的荒原，一夜之间竟然熙熙攘攘地挤满了人。一阵小雨过后，原野上星星点点取暖的火堆逐渐熄灭，人群鼓噪起来。头领们操着各式口音，远远近近地呼喊着集合队伍。
经过短暂的喧闹，黑压压的人群如湖水般恢复了平静。一望无际的远处，一群群士兵手执兵器、列好阵势。那里除了有来自岐山脚下、膴膴周原的身经百战的勇士们，更多的是西北、西南各路方国派来和他们并肩作战的盟军。
近处，在队伍的最前沿，是数百辆高大的战车组成的装甲兵团。这些古代的“陆战之王”，面朝东方，蓄势待发，是当时那个时代最为犀利的重型装备，足以摧毁任何血肉之躯！每辆战车均由四匹战马牵引，厚重、结实、血迹斑斑的车厢内，清一色配备三名铜盔皮甲的武士：左边的手挽强弓，右边的双手执矛，居中一人则擎缰驭马。
突然，低矮的土岗边人潮涌动，旌旗簇拥着一辆金色的战车缓缓驶向高处。人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车上一个神情坚毅、甲胄鲜明的中年男子，只见他手执统帅权信（“左杖黄钺，右秉白旄”——《尚书•牧誓》），高声叫道：
“辛苦了！来自西方的勇士们！”（“逖矣，西土之人！”——《尚书•牧誓》）
刹那间，人群安静下来。王者的誓言，在空旷的原野上传得很远：
“尊敬的友邦国君，还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盟国的将士们，举起你们的戈，拿稳你们的盾，挺直你们的矛，让我们在这里誓师，一起奔赴决死的战场吧！”（《尚书•牧誓》译文）
战士们紧绷的脸上顿时笼罩起一层神圣的光芒。他们明白，前方不远就是“暴殄天物、害虐烝民”（《尚书•武成》）的商纣王的陪都——朝歌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残暴的殷商王朝早已人神共愤。现在，周武王率领的仁义之师、威武之师兵临朝歌城下，剑指无道昏君，上应天命，下慰民心，正是替天行道、匡扶正义的圣人之举！
战车上，身材高大的武王姬发（周武王姓姬名发）神情激愤，他历数*对象——商纣王“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尚书•牧誓》） 等等罪行，宣布他领军征讨是“恭行天之罚”。人们的热血开始沸腾，一股正义的力量直冲胸臆：面对即将开始的厮杀，与其说他们是为周武王而战，倒不如说是为道义、为真理而献身！
“……努力吧，勇士们，
愿天神庇佑你们！
像虎、豹、熊、罴一样勇猛战斗吧！
在商都的郊外，
让我们一往无前，直到战胜强敌！” （《尚书•牧誓》译文）
武王详细制定了作战时的战斗要领，甚至还宣布了优待俘虏等纪律规定。呐喊声中，人们在战车的指引下开始向朝歌方向行进。只见车辚辚，马萧萧，正如弓开满月、箭在弦上，一场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会战即将开始。
“商都的郊外”，说的就是3000年前商都朝歌城外的牧野！
但凡知道一点中国古代史的人，不管是从教科书，还是从《封神》之类的历史演义，大都对“牧野”这个地方印象深刻。因为，这里不仅是《尚书》记载的中国历史的起点，也是儒家史观的重要支撑。牧野之战，是整个中华民族黎明时分最令人关注的一战！
其实，牧野最初并非是指某个特定的地方，西汉《尔雅》中讲过：“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意思是说：城市周围是郊区，供人们耕种；“郊”的外围叫“牧”，是放牧的地方；牧的外围叫“野”，是野兽出没的地方。可是到了后来，牧野作为一个地名再也没有别的地方敢用，因为它杀气太重，分量太沉。它作为周武王和商纣王之间的战略决战的战场，分明就在朝歌城外不远，今河南淇县以南、卫河以北的这片地区。它像一块路碑，已经重重地安放在晨光乍现的中华历史之源！
值得注意的是，周武王《牧誓》开头提到的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八个盟国中，大多来自西南的巴方。在这场改变历史的战争中，他们将扮演什么角色呢？
这一天，巴人已等了很久。
它的南方，燃烧着复仇之火的巴人，能看到这座灯塔，乘上这辆战车吗？
众神之车
《华阳国志•巴志》中，对先周以前的巴国，记述十分简略，唯独武王伐纣这一段，却写得淋漓畅快：
“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殷人倒戈。”（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
《华阳国志》的作者常璩，是东晋蜀郡人，出生在如今成都以西的崇州市一带。自古巴蜀一体，常璩虽然不是巴人，但写到这里也充满自豪，对《尚书》中肯定巴蜀伐纣有功十分得意。常璩的得意是有道理的：儒家经典《尚书》，还真不是一般的书——它是我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件汇编。过去认为《尚书》是因“上古之书”而得名，其实未必，《尚书》原名《书》，在汉代才改名为《尚书》。“尚”在汉代官制中掌管宗庙礼仪，因此《尚书》应理解为宗社所藏文献，是古代中国的最高典藏，乃宗庙之所寄，具有至尊的地位。
常璩虽是蜀人，却也不得不承认是“巴师”在武王伐纣的战争中王起了决定性作用。但奇怪的是，尽管他说的有鼻子有眼，但在现存的《尚书》中，我们却找不到任何直接记录巴人的文字。于是人们一路追踪，最后来到商郊牧野的那个细雨濛濛的清晨。武王姬发站在几万将士前慷慨陈誓，开场白中提到的八个盟国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尚书•牧誓》）
《尚书》据说由孔子编撰而成，相传最初有100篇,其中《虞夏书》20篇，《商书》、《周书》各40篇，但早已散失得不成样子。常璩应该是掌握了更多的材料，才说得那样肯定。显然，巴人与周在伐纣之前必然有过密切的关系、频繁的往来，甚至有共同的利益，这才会同仇敌忾，联手一博。毕竟当时商强周弱，伐商是一件风险极大的事情！
可惜的是，所有一切与之有关的历史资料，现在都找不到了。唯一剩下的，只有常璩那一声喟叹，和《尚书》中神秘的八国联军。如今，我们只能在这八国中寻找线索。
那么，当时的这八个方国究竟在哪里呢？
“房州竹山县及金州，古庸国。益州及巴、利等州，皆古蜀国。陇右岷、洮、丛等州以西，羌也。姚府以南，古髳国之地。戎府之南，古微、泸、彭三国之地。濮在楚西南。有髳州、微、濮州、泸府、彭州焉。武王率西南夷诸州伐纣也。”
巴蜀之师
除此以外，庸、髳、卢、彭、濮，都属巴方！
“古代的巴蜀两国，不是两个单一的、独立的小国。而是四五十个，乃至数百个小国联盟中的雄长与霸君。”（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
庸国，殷商时期即出现在汉中盆地东南，盘踞着如今鄂西北一带的大片山林，是巴方旗下位于汉水流域的一个大国。汉水流域，其实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块不能被遗忘的地方，“汉族”之“汉”，就因此地此水而得名，但那已是汉高祖刘邦以后的事。商周以前，这里一直是巴人的控制区域。当初武丁伐巴方的战争，应该就发生在庸国附近。
汉中盆地与关中平原隔山对峙，是秦岭和大巴山脉之间的交通枢纽，素有“小江南”之称。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庸国一度十分繁荣。
由于当时商周力量争夺的焦点在中原，庸国还处在边缘，这种地缘关系为庸国赢得了一种特殊的区位优势，使之成为岐山的政治家们在关中平原以南最值得倚仗的强援。《牧誓》八国，以庸居首，足见周武王对庸国的重视。后来到春秋时期，庸国得与巴国并列，成为一方诸侯：
“楚西之国庸为大，庸之西接于巴，巴接于蜀，此春秋时代之大较也。”
——（《华阳国志•巴志》）。
春秋时期的庸国建都上庸（今湖北省竹山县西南），是巴国的东北屏障，但同时也成为秦、楚之间的必争之地，此后终于在大国角逐中成为牺牲品，于公元前611年为楚所灭。
庸国以南，就是“濮”。
“濮人”也是巴人。“濮”又称“百濮”，一直活跃在大巴山脉和江汉之间，民族学家将“百濮”与“氐羌”、“百越”并称，视其为中华民族早期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种群。孔安国说“庸、濮在汉之南”，西晋杜预说“建宁郡南有濮夷”，说的都含混不清。
历史上巴与濮往往互称。在巴人建立的巴国，被统治者最基本的民族成分应该是濮。“百濮越过巴山以‘巴人’作为统称进入中原”（张良皋《华夏宗源新探》），巴人与濮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到底是濮中有巴，还是巴中有濮，如今已很难辨明。《牧誓》八族中虽然没提巴人，但以“濮”殿后压阵，似乎就是对“巴师”的某种注解。
“东有巴、賨，绵亘百濮。”（汉•扬雄《蜀都赋》）
“于东则左绵巴中，百濮所充。”（西晋•左思《蜀都赋》）
“濮夷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落自聚，故称百濮。”（西晋•杜预《春秋释例》）
大致看来，濮地可能在蜀国东面的巴方附近和三峡、荆襄、夷陵一带，包括汉水以南和清江、澧水流域，向南或许还延伸到武陵山区。这里范围很广，人口很杂，历史上各种势力此消彼长，但只要把它与巴、楚关联，就有章可循。
至于江汉平原一带，先有三苗控制，接着巴人在此扩大影响，其后虎方扬威于商周、百濮散居在各地，最后才逐渐脱离巴方，沦为楚地。朱俊明先生认为“古荆为巴”，是很有道理的。公元前700年前后楚人发展的最初阶段，就是占了濮人的地盘起家的。濮人是否立国并不重要，但后来楚国的大片国土，基本都来自于濮。
“楚熊通……自立为武王，……始开濮地而有之。”（《史记•楚世家》）
可见，楚脱胎于濮，濮共生于巴，濮人和楚人的基本群众都是巴人。
楚人立国之初，“濮在楚西南”。当时关中平原上的周王远眺南国，心里喜滋滋地想：“巴、濮、楚、邓，吾南土也”（《左传•昭公九年》），此时的濮人尚有一席之地。但后来随着楚国渐强，濮人的生存空间再次被压缩，终于沦为“远夷”：
“巴、楚、邓，中夏之国，惟濮为远夷耳。”（《春秋左传正义》）
“中夏”这种说法，是一种以“夏”为中心的文化认同。先周之前以“有夏”为荣，相比而言，“濮”不仅是“夷”，而且是“远夷”，明显已被疏远。濮人从此淡出中原文明的视野，不再引人注意。
略有争议的是“彭”。
彭姓，是巴人的后裔——土家族的大姓。《括地志》中提到，楚国西南的濮地，曾有“彭州”，而且武王就是率领这些“西南夷诸州”伐纣的。又说古彭国在“戎府”以南，“戎府”即戎州都督府，是唐初设在四川宜宾的军政合一的最高权力机关。《括地志》又是唐代的书，因此这个描述很明确，它既不会是成都西北的彭州，也不大可能是江苏徐州的那个“彭城”。从方位上看，似乎重庆东南、乌江下游的彭水一带比较符合。
彭水是早期巴人西进的重要据点，著名的郁山盐泉就位于彭水东南。彭水也曾是中国西南地区举足轻重的历史重镇，此地汉属涪陵，唐置黔州，曾一度成为中央政府羁縻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中心。
问题是，巴蜀地区与“彭”有关的地方还有很多，岷江下游的成都南有彭山县，嘉陵江畔的阆中市郊也发现过彭城遗址。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尚书》中出现的“彭”，应该是古代巴国附近的一个小国，属于巴方军事联盟的一个组成部分。
顺便说说，夏商时期淮河流域的徐州一带也有过一个大彭国，后来被商王武丁所灭。有趣的是，就在西周取代殷商之后不久，淮河南面出现了一个新的诸侯国，它就是吴国。翻开《史记•吴太伯世家》，头几句话就会让你吃一惊：吴国的开国之君，竟然是在周文王姬昌小时候就离开岐山神秘出走，一度杳无音讯的两位至亲伯父。这当中肯定有些蹊跷！
把心中的疑团搁一搁，且看剩下的“卢”、“髳”两国。
“卢”，一说在川南泸州，但杜预称之为“南蛮”，多数人认为应该就是“卢戎”。商周时期，汉江中游的荆楚腹地有两个唇齿相依的苗蛮小国，称为“罗国”和“卢国”。其中卢国（卢戎）位于今湖北襄阳以西的南漳一带，罗国则在南漳东面不远的宜城山区。汉水在这里有条支流叫蛮河，卢国和罗国一个在河的上游，一个在河的下游，彼此距离很近。
卢戎尊虎崇虎，也是巴人一脉。它面积虽小，实力不俗，不仅参加过武王伐纣，还曾联合罗国将新兴的楚国打得找不着北——公元前699年楚国伐罗，“罗与卢戎两军之，大败之”（《左传》）。不过这对难兄难弟终于后继乏力，先后为楚所灭。据说秦汉以后卢戎和罗人的后裔辗转来到朝鲜半岛，建立了辰韩、弁韩以及后来的新罗国，从此开创了朝鲜的历史，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韩国人自称“太极虎”，也似乎与西周和巴人有关。
“卢”在《牧誓》八国中虽然分量不重，但它附近有座山非常有名。此山是后世楚国的基业和起点，它就是位于蛮河南岸的荆山。荆山后来的故事，和岐山、巴人都有关系。
“髳”也是巴人的一支，这倒没人怀疑，但对它的具体位置却各执一辞。《括地志》云：“姚府以南，古髳国之地。” “姚府”即姚州都督府，是唐代在今云南姚安设置的军政机关。姚安在云南中部，和岐山远隔千山万水，如果那里的人也跑到牧野凑热闹，就有些瞎胡闹了。《括地志》的说法不大可信，因此《辞海》说“髳”是“古代西南少数民族名，分布在今川南、滇北一带”，把古髳国的位置悄悄北移了一些，但仍然太远……
一个一个看下来，我们终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常璩说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还真不是一句空话！
从《牧誓》八旅中我们看到，武王所率的王师中，除了周原本族的士兵，和西羌一带“有夏”遗民以外，尚有以“微”为代表的关中地区沿途归附的中原小国。这些力量虽然精锐，但毕竟还不足与纣王抗衡。剩下巴师五国，合蜀为六，已在兵力上占了大半——这就是“巴蜀之师”的班底！
更重要的是，从参与伐纣的八支人马的方位来看，庸人来自汉水流域，蜀人来自岷江流域，羌人来自渭河流域，髳人来自丹水流域，微人来自汾河流域，卢人来自蛮河流域，彭人来自乌江流域，濮人来自嘉陵江流域，基本上占据了整个关中平原及其西北、西南地区。甚至，跟随武王长途奔袭的那些巴蜀战士还只是冰山一角，他们身后所各自拥有的那一方水土才是“巴蜀之师”的真正含义：巴蜀地区始终为武王伐纣提供稳定的后方、不绝的后援，和极其广阔的战略纵深。
岐山，实际已动员了大半个中国的资源和力量与商王朝决战，胜负之数，可想而知！
既然巴蜀之师值得信赖，武王为什么不趁机东征朝歌呢？也许吴越一带 “翦商”火候未到，殷商的实力还没有消耗到临界状态。或者文王刚死，武王的威信尚未巩固。不过，经过“盟津观兵”，武王的领袖地位已得到确定。
大爆发前的宁静，令人窒息。历史和地理，总是在不经意间互相纠缠——狭长的关中平原，就像一条深入母亲体内的产道。西有氐羌、南有巴蜀，为新生的西周文明提供不绝的滋养。短短百年间，这股力量迅速成长壮大，即将瓜熟蒂落。腥风血雨中，他的诞生会迎来一个清明世界、朗朗乾坤吗？
牧野之战中的虎贲军
虎贲，是巴蜀之师的精锐，它来自崇拜虎的巴方！
这支由巴方派往岐山助战、被武王视为股肱的军队，其装备和训练水平远远高于一般的战士。他们的前身，很可能就是千里盐道上护盐的保镖和巴方豪强的私人武装。特殊的职业，使他们不仅个个武艺精强、以一敌百，而且坚毅隐忍、嗜杀成性！多年来他们跟随文武周王东征西讨，立下赫赫战功，总是出现在扭转战局的关键时刻，连朝歌的武士们也久仰他们的威名。他们，应该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特种部队。
“虎贲”的形象，也从此成为人们脑海里的一个噩梦。南朝萧子显写《南齐书》时，曾约略提到“蛮俗……虎皮衣楯，便弩射，皆暴悍好寇贼焉”，后来罗贯中加以演绎，成为经典——诸葛亮七擒孟获，名将魏延在巴蜀一带遭遇藤甲兵，被一群巴人杀得丢盔弃甲。在这些“不类人形”的蛮兵身上，罗贯中一定想到过当年牧野战场的那群精灵。
牧野之战中，虎贲一战成名，从此成为军队的固定建制，担任国家元首的贴身护卫，直到唐代才被废止。而“虎贲”的先辈们，却仍然浪迹山野、世为蛮夷。
在奴隶们惊惶的眼神中，虎贲屹立如山。突然，尖利的叫啸迸裂而出，仿佛是从天外传来的歌声，象箭一样刺穿了整个战场，也似乎穿透了所有人的心脏——
说它是歌声，也不太恰当。它高亢、激越，穿透天际，鬼哭狼嚎，浑不似人间之声。那是灵魂在地狱里挣扎的嘶鸣，充满了慑人心魄的杀气。直到如今，在三峡一带巴人后裔死后的灵堂上，当地人跳丧的时候还能听见这种声音，尽管少了些杀气，但依然有着很强的穿透力。我们无法理解，人们在窄小的灵堂中面对死者，怎么会叫出那样一种鬼魅般凄厉恐怖的声音。
朝歌城下的奴隶们不会想到，其实一马平川的牧野，还不足以体现叫啸的声威。假如换个环境，让这种歌声回到峰峦逼仄的巴山蜀水、在群山之间回荡，那种千军万马、地动山摇的气势会在顷刻之间撕裂敌人的神经……尽管如此，牧野上空响起的这种声音，还是让商王的残兵肝胆俱裂！
正当他们战战兢兢，试图找到声音的来源时，只听周武王旗下鼓声一变，歌声混合着阵阵呐喊，虎贲两人一组、交叉掩护，开始跳跃着活动筋骨——这种舞蹈，本是巴人慷慨赴死前举行生祭的传统仪式，久而久之，它演变成一种动感强烈的搏击操练，甚至是攻防兼备的破阵演习。一时间，只见声随人动，闪转腾挪，藤甲翻滚，剑气纵横，数千名肌肉虬结、动作粗野的虎士化作咆哮的狼群、盘旋的雄鹰，大地跟着颤动起来。
当商军射去的羽箭在藤甲上象雨水般纷纷抖落，朝歌的奴隶们被一种无形的压力逼迫着，开始不由自主地向后退却。
“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殷人〕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华阳国志•巴志》）
就在这时，武王战车上旌旗一展，数百辆战车缓缓启动，三千虎贲宛如腾空的大浪，猛地向商军扑来。在两军交织的锋面上，虎贲以一当十，当者披靡，可怜的奴隶们徒劳地抵抗着。这些训练有素的虎士，往往只是一个照面就闪电般给你致命一击，在刀枪不入的藤盾和见血封喉的短剑面前，戈矛之类的长兵器竟然成了多余的摆设。
随着死亡的阴影迅速漫延，朝歌这一方尚未卷入战斗的奴隶们魂飞魄散、目瞪口呆，恐惧、惊慌彻底击垮了商王的队伍。几个机灵的见势不妙，转身就跑，其他人竞相效仿，刹那间犹如长堤溃决、大厦倾覆，本来就毫无斗志的商军将士象潮水一样四散奔逃，纣王临时拼凑的十多万奴隶纷纷倒戈，转身向纣王的阵地杀来，商军阵营顿时土崩瓦解。
“王既誓，以虎贲、戎车驰商师，商师大崩。”（《逸周书•克殷》）
“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尚书•武成》）
牧野上空的残阳，见证了这场世纪大战的最后一幕：商军反戈一击，纣王全军覆没，仓皇逃回朝歌，*于鹿台。武王率军乘胜追杀，短短两个月就扫清了殷商余孽。自此，西周“天下大定”，统治中原近700年的商王朝宣告灭亡。
巴师功成，西归。留在身后的，是硝烟未尽的牧野，兀自血流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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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小雅》里还有一句话：“滔滔江汉，南国之纪”。“纪”，包含有开端、头绪和分界等意思；“江”古代特指长江，“汉”是汉水。唐世贵先生认为，此二水正是商周以前诸夏与南蛮的分界线——江汉以北，是华夏族各诸侯国的封地；江汉的西面和南方，则是巴、濮各族世代居住的地方。
其实不管叫他“巴人”还是叫他“濮人”，他们都是我国古代江汉以南地区最初的开发者和原住民。西周以前，这里仍是深受巴文化影响的区域——“巴与楚在湖北，都为江汉流域”（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长江以南，则“几乎是清一色的巴文化遗存”（张正明《巴楚文化源流•绪论》）
由是观之，夏商时期的“荆蛮”、“濮夷”，实际上都和巴人有关——以嘉陵江流域和三峡地区为核心的古代巴方，向东伸出汉水、长江、清江和沅江四条水道，联系着巫山以东的荆襄平原。它们之间，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食盐为纽带，相互间休戚与共。
只是到了西周初年，情况有了些变化。这种变化，是从武王分封诸侯开始的。
春秋战国时的巴国就不搬过来了，网上很多，提到巴国除了廪君，当然少不了巴蔓子啦，以前忠州城每年都要抬着巴蔓子的雕像游城一圈来祭祀缅怀他，忠州的忠就是因他而得，也是几千年来唯一以忠命名的地方。在忠县中学凉亭的墙壁上有四幅雕像，分别是巴蔓子、严颜、岳飞、秦良玉（古代正史唯一立传的女将），都是古代著名的忠义之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