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史上曾有著名的“蔡、胡之争”，即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是以批驳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起头的。洋博士胡适先生祭起当年时髦的“科考”大旗，几乎将蔡元培的“猜笨谜”式索隐方法驳得体无完肤，引得当时一批人及后世的红学爱好者纷纷拜倒在其饰以“科学”、“可靠”彩绘的石榴裙下，至今难以自拔。俗话说：“时间是块磨刀石，岁月越久，越露出它的真容。”难道说蔡元培先生当年的研究真的一无是处吗？
红学中人皆知，说“曹雪芹”是《红楼梦》的原作者并不是胡适的发明，是书中开首一连串化名中的一个，前人出于说话方便将最具作者可能的“曹雪芹”加以描述，从来没有一个人、一份史料明确记载说他认识的这位“曹雪芹”亲手创作了《红楼梦》一书，只是胡适自称用最科学、最可靠的方法“考证”认定“曹雪芹”就是《红楼梦》作者，从此开创所谓新红学，以他当年最权威的洋博士、北大教授的身份吸引了一批红学研究者。直至今天，主流红学的权威学说、主张以及“红楼梦学会”、“曹雪芹研究会”、“红楼梦研究所”等从事红学研究的人员和机构，都是在胡适肇始的新红学基础上繁衍、垒积起来的，“曹学”是他们的根和支柱，“曹雪芹”一倒，近百年来的所谓胡适派红学研究必将全部倒塌、归零。这对那些秉承胡适衣钵的红学家们来说是严峻的现实。
这么看来，胡适的“不朽”名著《红楼梦考证》是主流红学的《圣经》，是红学研究领域的入门书、必修课，我们这些初涉红学的普通爱好者是很有必要阅读、领会、学习一番的。读罢胡适的《红楼梦考证》，确确实实感觉上了一门专业考证课，可惜胡大师搞错了对象，《红楼梦》既是一本古典小说，但更是一种精神产品、文化产品，是当时人反映当时社会状况的现实题材小说。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对《红楼梦》根本不作思想内容、文化特征、时代背景的评判和定位，而完全是将《红楼梦》作为出土文物加以“考古”和鉴定，就象胡适的好友俞平伯晚年所说：“总把它当作一种史料来研究，像考古学家那样，敲敲打打，似乎非如此不能过瘾。”（见香港《明报月刊》1987年1月号）。
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围绕着“著者”和“版本”展开考证。我们知道，《红楼梦》早期都是钞本，根本无法准确判定它的原始版本，书上出现的批语日期记载都以干支为纪年，到了下一轮又会重复出现，所以以考证版本来判定《红楼梦》的成书时代是无法做到精准和无懈可击的。那么考证“著者”是不是一个可靠的方法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但有一个前提，这个人必须是真有其名、实有其人。“曹雪芹”是书上与“空空道人”、“孔梅溪”、“吴玉峰”同时出现的一个化名，而且书中明确说“曹雪芹”只是增删者，胡适却将他作为原创者，且将其实名化，认定为确有其姓、确有其名、确有其人，结果是立意（命题）有错，一错百错。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人方面：
一、胡适找来了许多史料，以此证明“曹雪芹”就是曹頫的儿子，但在史料的引用上采取“对我有利者用之，不利者弃之”的态度。比如他引用最早的袁枚记载曹寅事迹的“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书”，他批评说老袁是误记，“曹雪芹”不是儿子，是孙子；再比如，敦诚《四松堂集》刊刻底本贴条记载说“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也是错的，曹寅死时“曹雪芹”还没出生，如何“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可胡适忘了文前说的话：敦氏兄弟是“曹雪芹”最铁的哥们，如何不知他最起码的家庭状况以及爷孙俩是否同时在世？更何况曹寅那么有名，能随便乱记吗？这些记载算得上“可靠的材料”吗？
二、认定“曹雪芹”是曹頫的儿子，所有“可靠的材料”上没有任何记载，是胡适主观臆测出来的（直到今天也无定论，只能曹颙、曹頫两说并存），这不是与蔡元培先生一样在“猜笨谜”吗？何来“考证”一说？五十步笑百步的翻版而已。
三、胡适用了很多文字来证明《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即红学史上有名的“自叙说”，可“自叙说”早已被现今的主流红学家们否定了，也无须笔者来加以驳斥了。
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是以考证确认“曹雪芹”的《红楼梦》著作权，从而成为红学权威范本的，是在完全撇开全书的思想倾向、文化潮流、时代特征和背景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这样的结论由于先天偏离文学作品作为精神产品的特殊性质，而用考古方法加以认证，是缺乏科学性和完整性的，再加上并无确凿、可靠的史料证据（与胡适自我标榜的科学性和可靠性相差甚远），“曹雪芹”著作权人的确立并不能一锤定音，不可动摇。
反观蔡元培先生的《石头记索隐》，它劈头就写下这样的文字：“《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我们千万别小看和忽略了这短短几个字，它一下子点出了《红楼梦》故事的时代背景。这里有两种情况值得我们深思：
第一、可以说《红楼梦》行世后最初的人大多数都将其背景定位于顺康时期，无论是王梦阮的“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陈康祺的“纳兰成德家事”、周春的“金陵张侯家事”、袁枚的“其（指曹寅）子雪芹撰《红楼梦》一书”，还是蔡元培（清末）的“康熙朝政治小说”，无不如此。很少有人认为《红楼梦》故事是发生在乾隆朝的。这充分说明当时人读了这本小说以后一致感觉这不是近期或眼前发生的故事，而是五、六十年以前甚至更远发生的事情。其他一些《红楼梦》作者说，例如，严绳孙说、冒辟疆说、吴梅村说、方以智说、顾景星说、李渔说等等，再加上主流红学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发明的“听奶奶讲故事”说 ，无一不将《红楼梦》的时代背景上推至清初，难道这不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现象吗？学界有句流行语，叫作“越接近事件发生年代的记载越可靠”，这也常常被主流红学家们拿来作为反击质疑曹学的武器，可是以上这些记载为什么在当今红学界就变成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尴尬史料了呢？
蔡元培的索隐方法是可取的，他索隐的结论很多是值得商榷的。蔡先生有一双慧眼，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红楼梦》是康熙朝政治小说（世界上当然没有纯社会世情小说，它必然地与政治联系在一起），这种观点不可能是一时性起，无理由无目的地随意发挥，而是阅读《红楼梦》后对其文化特征、时代背景的一种“下意识”的认识，而这种“下意识”的认识并不是蔡元培先生一人独有，在清代，可以说是大多数阅读《红楼梦》人的共同感受。胡适考证的并被后世认定的“曹雪芹”无疑是乾隆年间人，写现实社会小说却取材于五、六十年前的康熙朝，这与书上不断强调的“亲历亲闻”、“不敢稍加穿凿”等表述相符吗？与现实题材小说取材的规律和方法相符吗？比如我们现在的作家描写六十年前的故事，这绝不能属于现实题材范畴，五、六十年前人的思想行为与今天已经有天差地别，无法划上等号。我们的主流红学界却还在坚持着一个生活在乾隆时期的“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试问：现在四十岁以下的作家能写出《家春秋》或者《龙须沟》那样的作品吗？能有二、三十年代、五、六十年代的语言和韵味吗？只有当时人写当时事，才符合创作现实题材小说的客观规律。
第二、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采用的索隐和影射的方法，被胡适嘲笑为“猜笨谜”。秉承胡适红学的当今主流红学，也人云亦云地把蔡元培的索隐和影射方法当成笑谈，说什么与“科学”和“可靠材料”粘不上边。但我们如果仔细探究，蔡元培根据小说人物“索隐”的历史影射人物，两者之间是有一定的相同特征的，不是人生迹遇的相同，就是性格特征的相同，与纯粹的文字游戏有所区别。比如林黛玉影射朱竹垞（朱彝尊）、薛宝钗影射高江村（高士奇）、探春影射徐健庵（徐乾学）、王熙凤影射余国柱、史湘云影射陈其年（陈维崧）、妙玉影射姜西溟（姜宸英）等，这些真实人物的史迹与性格总有一点与书中对应的人物相象，在蔡元培的著作中都有具体的描述。当然，这种影射法从胡适始一直受到批评，说这种方法缺乏科学性和严谨性，但作为文学作品的人物构思方法和人物立意来说，我们不能全然否定它有一定的合理性，甚至影射的创作手法完全可以成为作家的人物立意手段。比如，鲁迅就认为《孽海花》存在大量影射。
对一部文学巨著一些主要人物的解读，是研究文学作品的首要课题。而在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一书和其他有关文章中，我们完全看不到胡适对一些主要人物的解读。由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胡适是文学研究的门外汉。我们甚至怀疑胡适根本就没认真细致地阅读《红楼梦》，更谈不上有深入的研究。想想看，一个热衷于在官场周旋的人，怎么可能塌下心来做学术研究？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囫囵吞枣、浮皮潦草的研究者，却被当今的主流红学奉为大师。
红学史上的蔡胡之争即将百年，那次学术之争看似胡适以科学的名义占了上风，但却导致了将红学引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主流红学至今无法解开的众多死结已经证明了这点，例如，曹雪芹生平、乾隆文化、北方文化、旗人文化等，都经不起事实的批驳。蔡元培的索隐结论固然有种种问题，但他对《红楼梦》故事的时间定位和“下意识”的感悟，却是符合对文化产品（精神产品）的考察规律的，事实也证明他断言《红楼梦》是“康熙朝政治小说”是正确的，沿着他指出的研究方向探索下去才会有光明的前景。说蔡元培先生是最接近揭开《红楼梦》真相的第一人并不为过。胡适定错了《红楼梦》的时代背景和作者，导致这部书的思想内涵被遮蔽，书中众多人物的立意无解。而当今的主流红学依然顽固地坚持胡适的错误道路，排斥民间丰硕的研究成果，这实在是红学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