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学：私立大学比公立大学更加自由
袁征: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教育史研究所所长。
南方都市报:废除科举之后的大学教育状况如何？
袁征:废除科举之后，政府将各省的书院改为大学堂，也就相当于大学的预科，有些学生可以由此进到京师大学堂。但是在1911年前，全国只有三所综合性的大学: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和山西大学。还有一些教会学校，像东吴大学、协和医科大学等等。
南方都市报:我们知道中国的大学教育在早期还存在有许多私立学校，而且办得好像也都不错，当时的情况如何？
袁征:清末私人是较少涉入高等教育领域，但是在1912年后的20年间，中国的私立大学发展速度要比公立大学快得多。当时适逢民族资本主义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冲击非常大，给中国教育界带来深刻影响，为中国私立学校的发展创造了宽松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基础，这是私立学校发展最快的时期，不仅在数量上有较大发展，类型也更加丰富，私立高等学校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公立大学。
“西安事变”前，中国私立大学也要比公立大学强得多，到抗战时期，蒋介石以经济为由将很多学校收归国有，像南开大学战前是私立的，抗战胜利后要重建，经济上有困难，蒋介石要让它成为公立，张伯苓勉强同意先公立五年后再重新成私立。
南方都市报:这一时期的教育家们为什么会这么热中搞私立大学？相比于公立大学，私立大学在经济来源上不是面临着更多的困难吗？
袁征:道理很简单，私立大学最大的优势在于其比公立大学有更大的自由。公立大学是由人民民主控制下的，是民主做出的选择，也就更接近于社会认知的平均水平，那也肯定不是最先进的教育理念。民主控制下的公立学校，要求是风格统一，更接近于大多数人的需要，也就不可能是最前沿的。
而私立学校是不被大多数人控制的，它可以为特殊的学生提供特别的服务，可以实行某种特殊的教育理念的。而且，人是喜欢自由的。私立学校由于缺乏政府的资助，不得不依靠自身努力解决办学费用，通过各种渠道来筹集经费，但更重要的是，这激发了私立生存的潜能，也使私立学校获得更大的自由。它们可以树立自己的办学指导思想，确立特别的办学特色和教育理念，甚至采用最前沿的教育方法，以保证教育质量，吸引生源。从这个角度看，私立大学的教育和管理比起公立学校更有独到之处，其中许多私立高等学校的办学成就还超过了公立大学或独立学院。
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1947年统计，全国有专科以上学校207所，其中公立128所，私立79所，私立高等学校占高等学校总数的三分之一多；按层次分共有大学55所，公立大学55所，私立24所，私立大学占大学总数多达五分之二；共有独立学院75所，公立44所，私立31所；共有专科学校77所，公立53所，私立24所，这些公私立高等学校，构成了民国时期比较完善的高等教育体系。私立高等学校是民国时期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来有的私立大学由政府接办改为公立，至今仍是全国著名大学，如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
延伸阅读：
谢泳：中国早期现代大学回顾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的出现，是20世纪20年代的事情。从整体上说，中国现代大学从建立到初具规模、表现出很强的后来居上的特点。其中特别优秀的如清华、北大等，可以说只用了大约十年的时间，就已经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中国早期现代大学成功的经验，值得借鉴。
有文章把北京大学的建校时间（1898年）作为中国现代大学出现的标志。我个人倾向于以1925年清华学校设立大学部为标志。因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不能只是一个雏形，而应该是一个初步具有现代性格的大学。它应该具有这样一些条件：
一、综合性大学。那些单纯的技术性院校的建立，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大学。
二、中国传统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因此，男女同校对于现代大学的意义就显得特别重大。男女不同校的大学，很难说得上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三、稳定的科系设置、特别是学院和系的建立成为一种基本体制。
四、各类研究机构的制度化。
五、选课制的设立。
六、大学出版社的设立和相关学术杂志的定期出版。
七、教授和学生的自治程度较高。
八、大学中普通的体育运动。
现代大学的观念有很多，但对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国家来说，以上这些条件是较为重要的。因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的出现，并不单纯意味着一个国家在技术上的进步。在中国，大学的意义，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它的人文价值上。（作者注）20世纪初，最早承担由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的职责的，是一批传统的士子，如北大校长蔡元培、南开的创始人严修、南洋大学堂校长唐文治、交通大学校长叶恭绰和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等，都是进土或举人出身。如果是个别人，也许是特例，但中国现代大学教育史向我们显示，这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他们的基础教育是在封闭的环境中完成的、但他们又是能睁眼看世界的读书人，他们出去一走，就能敏锐地把握住当时世界教育的潮流、这是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幸运（也许中国一向有私人讲学和书院制度的传统，所以在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型中呈现出很强的适应性），这也是中国现代大学教育得以迅速发展的前提。
1921年，叶恭绰在做交通大学校长的时候，有一个开学演讲，他说：“诸君皆学问中人，清先言学问之事。鄙人前自欧美归来，目击其新潮、颇有思感。尝以为诸君修学当以三事为准衡：第一，研究学术，当以学术本身为前提，不受外力支配以达于学术独立境界。第二、人类生存世界贵有贡献，必能尽力致用方不负一生岁月。第三、学术独立斯不难应用，学术愈精，应用愈广。试申言之。夫学术之事，自有其精神与范围，非以外力逼迫而得善果者。我国积习以衡文为进取之阶：于是百艺均废惟儒术仅存。虽科举之制为其厉阶，亦由学者不察，不能辩科名学术为两事也。美国工艺之盛甲于世界，然说者谓其偏重出品之量及成功利益，以至学术之精神不敌欧陆，此又不辨利禄与学术为两事。是故求学术造诣之深，必先以学术为独立之事，不受外界之利诱，而后读书真乐，此所谓学术独立非必与公用分离。”
“交通大学自成立以来、积极改良已为有目共见，虽因出世甚晚，较之欧美先进相形见绌。然退而言之，彼之秘密我得窥见，彼之失败我未身尝，倘以最新最后之方法猛晋追求、未必无同趋一轨之日，是在我大学同人之努力矣。”
（《遐庵汇稿》第345 、346 、347 页，1950年版）从叶恭绰的这番话中、可以大致看出20世纪初那些办大学教育的人的眼光。
中国现代大学有两个先天的优越性：一、大学制度的设计者大多是有世界眼光的人，像蔡元培，他是留德的学生、为了办好大学，他又考察了欧美一些著名的大学。二、大学制度的设计者从一开始就居于中国教育界的主导地位，许多人都做过大学校长或身居要职。在现代大学的萌芽时期，最需要有好的制度设计者，制度的设计在于理念、在于对国家进步的强烈感情，在于对世界文明发展的真诚奉献。中国早期大学制度的设计者们可以说是胸襟开阔，气度非凡。
当时由官方颁布的《大学组织法》、《私立学校规程》等规定、除了国大大学以外、可以设立私立大学。“凡私人或私法团设立之学校、为私立学校、外国人设立及教会设立之学校均属之”。（唐钺等主编《教育大辞典》509 页、商务印书馆）对于教会大学的历史，我们过去并没有给予客观的分析。在中国教会大学任教多年的芳威廉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说过：“早期由于缺少现代化的高等教育体系，任何新事物都难免是舶来品，新式大学显然是外国输入，严格区别于中国的传统教育。”（转引自《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13页，湖北教育出版社）当时国立东南大学的校长郭秉文也曾说：从全国范围来评论，有些教会大学已处于中国最好与最有效率的大学之列。而且，由于他们兴办得较早，所以他们就有更大的影响与更多的优势。对于办得好的私立大学，当局都要拨款补助，或者由教育部转商各庚款教育基金委员会拨款补助。在待遇上各种形式的大学也是平等的。
总的来说，中国现代大学是以国立大学（包含省立、市立）、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为主要格局的。这是中国现代大学的传统。现在也关注私立大学，但许多人连什么是私立大学都不清楚，以为只要不是公家出钱来办大学，就是私立大学，而不知道真正的私立大学是怎么一回事。
私立大学和国立大学是平等的。事实上做到做不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办大学的人要有这样的理念、教育的最终检验是社会的认可，如果—所私立大学它的教育质量得不到社会的认可，那么它自然就没有生源，没有生源，它就维持不下去，自然就要关门，所以我们大可不必为私立大学的前途担忧。中国是一个具有优良的教育传统的国家，从古代的私人讲学到现代的大学、可以举出无数的实例；中国本来就有私人办学的传统，从很好的私立大学到优秀的民间教育家，如南开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光华大学等等，在当年都是完全可以和国大大学比肩的私立大学，它们都是综合大学、具有非常优良的人文传统，它们的校长张伯芩、林文庆、马相伯、张寿镐先生，那是永远让人怀念的教育家。
胡适在《谈谈大学》的演讲中曾说过：“记得二十余年前，中日战事没有发生时、从北平到广东、从上海到成都，差不多有一百多所的公私立大学，当时每一个大学的师生都在埋头研究，假如没有日本的侵略，敢说我国在今日世界的学术境域中，一定占着一席重要的地位，可惜过去的一点传统现在全毁了。”胡适还认为私立大学有其优点，就是它“比较自出、更少限制”。如果一所私立大学有独立自由的传统，它的前途也就很让人有信心。中国民间和海外有很多对中华民族教育富有热情的人，他们投资教育的实力也非常强大，如果管教育的人能在今年扩大招生的基础上、再把眼光放远些，重振私立大学，并在政策上有所倾斜，那我们的教育就会让人有全新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