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晋文化
华夏文化中山西地区的文化。因该地在春秋时是晋国的所在地，到战国时则分成韩、赵、魏3国，故称之为三晋。当时的晋或三晋疆域都远超过山西。后世所用的晋或三晋则指现山西省。
在山西，考古发现了从170万年前的西侯度文化，经匼河文化、丁村文化、许家窑文化、崎峪文化，直到14000多年前的下丁川文化，成为中国旧石器时期原始文化发展的完整序列。据历史研究认为，“尧治平阳、舜治蒲坂、禹治安邑”的三都都在晋南。因此，可以说晋是黄河流域文化的中心，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西周时，为“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封叔虞于唐，因国都在晋水旁，改国名为晋。晋在周东迁、辅平王，“尊王攘夷”，争霸中原中对周王室继续存在和中原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由于地近戎狄，民族杂居，赵的胡服射骑代表中原文化对少数民族的吸收与两种文化的融合。由于晋开国时注意“启以夏政、疆以戎索”，促进法家的兴起。李悝、申不害和韩非都是代表人物，对当时变法、治世、富国强兵起了重要作用。
秦统一后，封建王朝的国都西安、洛阳、开封恰好都在山西南部的外缘。山西由于山河绕其外、高原河谷居其内，成为“表里山河、称为完固”的地理形势，既可以成为王朝的重要藩屏，又可以成为乱世割据的强藩。因地近边塞、民族杂处，亦是民族融合的熔炉。例如北魏拓拔氏即于北部崛起，经过各族融合南下，不但促进政治上重新统一，又给华夏文化带来新的刺激。正是这种民族融合带来佛教在三晋的发展，它为山西留下云冈石窟与五台寺庙群，成为佛教建筑、石刻、雕塑上的艺术宝库。在经济上，山西农业发达，加上盐池、炼铁，经济十分繁荣，加上当时形势，山西成为明初时移民外迁基地与明、清两代起重要商业作用的山西帮的起源地。
山西的戏曲历史悠久，宋金的社戏、元的杂剧，明清梆子都是主要剧种，影响深远。另外山西的醋、黄土窑洞、民间剪纸亦都表现了三晋文化的特色。
在中华古文化中的地位: 黄河流域是我国远古文化的摇篮。华夏文化的共同体在这里形成，并以此为中轴，繁衍出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从历史的眼光看，华夏族的中原文化，当是中华文化这条巨流的主干，而地处黄河流域的三晋，其文化在中华古文化的总体中自然占有突出地位。
一、思想文化
（一）法家思想 三晋地区是法家的主要发源地，战国时代著名的法家人物大多出于此地。公元前 475年左右，新兴地主阶级在许多国家相继掌权。为了进一步打击奴隶主贵族势力，发展封建制，巩固自己的政权，新兴地主阶级纷纷在本国开展变法运动，其中主要有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以及秦国的商鞅变法。其次，法家人物申不害，以法治国15年，使韩国一时间国治兵强。还有赵国人慎到，主张法治，代表了法家“重势”的一派。至于先秦著名思想家荀子，也是赵国人，他援法入儒，批判地继承和改造了儒家关于王道和礼治的思想，又总结和吸取了法家推行霸道、实行法治的思想和经验，使他的新儒学成为适应新兴地主阶级建立统一政权之需求的新学说。而韩国大思想家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在继承其法家前辈的基础上，建立了以法为本，法、术、势融为一体的集权主义法治思想体系，为地主阶级最终建立起全国统一政权做出了巨大贡献。
法家是三晋思想文化的主体。在诸子百家的学说中，没有哪一种比得上法家思想在巩固和强化封建帝王的统治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从单纯政治学原理的意义上加以探讨，人们都不得不赞叹法家的卓越贡献，也正因如此，三晋文化才能在中华古文化中处于显著地位。
（二）纵横家思想 三晋是春秋战国时代中原逐鹿的必争之地。“韩，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董说《七国考》）各国间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矛盾的焦点始终纠结于此。再加上三晋地区从晋国开始，就较之齐、鲁少有传统家法制的约束，至春秋中后期，异姓卿大夫实力强盛，不仅同公室争权，而且相互火并。在这样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自然而然就为法家和纵横家准备好了施展才能的天地。“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纵横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史记·张仪列传》）其中最著名的有魏人张仪和公孙衍，前者是“连横”策略的倡导者，后者则是合纵策略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这些纵横家经常身佩数国相印，“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孟子·滕文公下》）是当时各国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他们的思想构成战国时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环节，为中华古文化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三）兵家思想 兵家文化当首推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这是一次不仅对三晋，而且对整个中华文化都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赵武灵王为增强军事实力，毅然决定仿效北方游牧民族，把“博衣大带”的华夏服饰改为上衣下裤的“胡服”；废除传统的车战和步战，改用“骑射”。这一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史记·匈奴列传》）其他名载史册的兵家人物还有魏人吴起、尉缭，赵将廉颇、赵奢等，他们的事迹和思想都为中国军事文化增添了绚烂色彩。
（四）“养士”思想 春秋战国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这个时期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士”阶层的崛起。特定的社会条件为中下层知识分子的脱颖而出创造了最佳机遇，一时间众星璀璨，群英荟萃。与士阶层的急剧膨胀相适应，上层贵族的“蓄士”、“养土”之风逐渐盛行，而由于三晋之地激烈的政治斗争分外需要人才，便出现了许多以“养士”闻名的政治家，比如魏国初期的魏文候和后期的信陵君，以及赵国的平原君。特别是作为战国“四君子”之中的信陵君和平原君，他们曾先后“养士”数千人，虽然其中不乏滥竽充数者，但也有许多杰出人才，或者可以称为“异能之士”，为两国的生存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显然，“养士”思想的核心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尽管它是战国时代的特殊产物，但却是中国知识分子成长发展史上的一段不可磨灭的佳话。
二、科学技术
（一）农耕 三晋地区的先民自以农耕著称。据考古发现，至迟在春秋时代，牛已被三晋人民用作农耕。铲、犁、锄、镢、夯、锤等许多种类的农具在公元前六世纪晋掉公时已被广泛使用。在耕作技术上，晋人继承了周人的治田经验，不断翻耕，以提高土壤肥力，农田中耕也已普遍推行，“农产品种类有谷、麦、豆。冬小麦的种植也早于秦、齐等地”。
（二）天文 公元前 360年左右，齐人甘德和魏人石申把所测量出的恒星星座汇编成册，称为《甘石星经》，而五申所著《天文》一书中，就载有 115颗恒星的位置，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星表，比希腊人依巴谷在公元前二世纪测编的星表约早 200多年。石申的星表详细记述了28宿等星座的方位及有关数据，标明了恒星赤道座标的位置，用以研究日、月及金、木、水、火、土五星在天球上的运行位置变化。这充分说明，当时的观测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三）水利 由韩国水工郑国设计开掘的郑国渠，干渠故道宽24．5米，渠堤高3米，深约1．2米，全长150多公里，整个工程极为壮观。三晋地处黄河流域，是我国水患不断的地区。春秋战国时期，金天氏后裔台骀修筑了晋国大泽的堤防，赵、魏两国则在各距黄河25公里处建筑了堤防。魏文侯时，西门豹治邺，曾建成“引漳水溉邺”的水利工程，并开凿了12条沟渠。魏国还建设了另一项主要水利工程——开凿鸿沟，将黄河水引入河南中牟县的一个大湖泊——圃田泽；又凿大沟把泽水引出来，一直通到国都大梁，此项工作历时22年才完成。
除此之外，三晋人民在冶铸、酿酒、陶瓷、采矿、畜牧、医学等方面也都取得了卓越成就，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三、文学艺术
（一）诗歌 远在4000年前的唐虞时代，在今天的晋南一带就流传着《卿云》、《南风》、《康衢》、《明良》等歌谣。如果说这些民歌还难以确定是三晋所出的话，那么，屡被先秦典籍所称道的《大章》、《大韶》、《大厦》等乐章，则确实是三晋地区最早的诗歌了。我国第一部诗歌《诗经·国风》中，属于三晋的有《魏风》7篇，《唐风》12篇，约占“风”部分的12％。值得指出的是，这19篇诗作，在思想和艺术上所达到的高度，完全可以作为《诗经》及其“风”部分的代表。
（二）散文 远在商代的甲骨卜辞中，就留下了晋人的心血。此后的《尚书》也有晋人的言语。《国语》和《战国策》的作者虽然难以确定，但从其中的内容来看，肯定有相当部分出自三晋文士之手。至于诸子散文中的《荀子》和《韩非子》，更是三晋文学中的瑰宝了。而流传甚广的诸多先秦寓言中，也有不少是采自三晋大地的民间故事。
总之，三晋的文学艺术在中华古文化中也占据了明显的重要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