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文化研究中所说的文化，指的是宽泛意义上的文化，它应当被看作是一个表意的系统，是意义的生产、传播和消费。文化研究的兴趣，并不在于探寻“文本”的那个“单一的”、“本质的”、被承诺的意义，而在于“文本”，的“社会”意义，以及它如何被挪用、又如何被应用在日常生活的消费实践之中。霸权通过意义的流传得以生效，意义的流传又可以加强统治和服从。应该在文化与权力的关系中思考文化。
如今的学术界像一个大广场，人人都在操练文化研究；但要问及何为“文化研究”，却又是一脸茫然，不知所措。我认为，目前文化研究的问题是声音过于嘈杂、操演过于随意。本文无意再为文化研究添加什么声音了、而是相反，像电声乐演员拔掉电去，看看它究竟是什么。简单说，本文的目的就是理清文化研究中一些最基本的内涵：（1）一种特别的思考文化的方法——文化作为一个表意的系统；（2）将对文化的思考与权力联系起来的重要性；（3）霸权对理解文化和权力关系的益处。
一
文化研究中所说的文化，指的是宽泛意义上的文化。文化研究的对象，并非只是马修·阿诺德那著名的文化定义所言“是所思所著之菁华”①，而是（至少在理论上）致力于考察雷蒙·威廉姆斯那“所有有意义的形式”②。它是对阿诺德和利维斯学派所提出的文化领域图谱的抛弃③。受阿诺德文化概念的影响，利维斯学派把文化领域分为少数人的文化和多数人的大众文化4，根据这个图谱，所谓文化是属于少数人的事情，它包括伟大艺术所认定的价值和标准，以及欣赏伟大艺术的标准与价值的能力；“大众文化”则不同，它属于被认为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大众”的商业娱乐。虽然“文化”要求我们给它以严肃的思考，但大众文化的文本和实践则只需要我们投以短暂的社会学的一瞥——这一瞥就足以使我们将它贬为“大众”的文化。
作为对利维斯学派把文化领域分为属于精英的少数人的文化和属于多数人的大众文化的反拨，威廉姆斯提出了他称之为文化的社会定义：
在文化的“社会”定义中，文化就是某一特定生活方式的描写，它不仅表达了艺术和学术上，同样也表达了体制和普通行为上特定的意义和价值。从这样的定义出发，文化的分析，就是对特定的生活方式所暗含的意义和价值的澄清。这样的分析包括了对遵循其他的文化定义的人来说根本就不属于“文化”的生活方式因素的分析，比如，生产的组织，家庭的结构，表现或掌控社会关系之体制的结构，社会成员交往形式的特征（最初发表于1961年），等等。⑤
此定义对文化研究的发展意义重大。原因有二：第一，它扩展了文化的定义。文化不再仅仅被定义为一系列的“精英”文化文本和实践，比如芭蕾、歌剧、小说、诗歌等；相反，它可以被重新定义，把电视、电影、流行音乐、广告、度假等都划归文化的大旗下。第二，它把文化和意义进行了联姻。这一点或许更加需要。特定生活方式的重要性就在于，它“表现了一定的意义和价值”。而且，从这个定义出发来进行文化分析，能够澄清“特定的生活方式所暗含的意义和价值”。在此，人们一般都会强调“特定的生活方式”一；而我却认为，文化作为意义网络的概念（比如，作为表意系统的概念），对文化研究贡献更大。再者，作为表意系统的文化不仅不能被还原为“特定的生活方式”，相反，它是塑造并维系特定生活方式的基础。
这里也并非是把一切都“拔高”为表意系统的文化，而是要强调，正如威廉姆斯二十多年前所说的那样，以此方式来定义的文化应该被理解为“从根本而言包含于一切社会活动的形式之中”6。尽管生活不只是表意系统，但我们仍然可以说，“认为我们可以有效地讨论一个社会系统，却不把它从根本上需要依赖的、作为其实践中心的表意系统包括在内，这样的看法并不正确”⑦。
毫无疑问，将文化作为表意的系统会扩展能够被称为文化的范围。这样一来，作为表意系统的文化就增强了威廉姆斯对利维斯学派文化之广泛性的挑战。当威廉姆斯说“文化是普通的”⑧之时，他是要人们注意到，意义的制造并非只是少数人的特权行为，而是我们大家都可参与其中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都会以同样的方式参与意义的制造，因为就像其他的社会行为一样，意义的制造也纠缠于权力关系之中。
二
以威廉姆斯的文化定义为基础，文化研究将文化定义为意义的生产、传播和消费。斯图亚特·霍尔是这样解释的：
文化与其说是一套东西——小说和绘画或电视节目和喜剧——毋宁说是一个过程，一套行为。文化首要关注的，是在社会和团体成员之间意义的生产和交换——是“意义的给予和索取”。⑨
根据这个定义，文化并不是由——比如说书本所构成的，而是意义的转移网络。通过这个网络，书本才得以作为有意义的物体而存在。例如，如果我在中国递给别人一张名片，礼貌的做法是双手奉上；倘若我单手递上，就有可能冒犯别人。这就是一个文化的事件。然而，“文化”并不存在于手势之上，乃在于手势的“意义”之中。换言之，使用双手本身并无什么礼貌可言，它是被赋予了表示礼貌的意义。不过，意义已经体现在物质实践中，物质实践则可以产生物质的效果（稍后我会就此详述）。与此类似，卡尔·马克思认为，“一个人之所以能成为王，是因为其他的人都处于服从于他的关系之中。反过来，这些人也因为他是王，而认为自己就应该服从于他”10。而这种关系之所以有效，就是因为在他们所共享的文化中，这些关系是有意义的。在这种文化之外，此种关系就可能毫无意义。因此，成为国王并非自然的恩赐，乃是文化构造的结果；是文化而不是自然赋予关系以意义。
因此，分享一种文化，就是以能够认得出来是相似的方法来解释世界，赋予其意义，并经历它。当我们面对完全不同的意义系统时，当我们眼中的“自然的”或“常识”面对别人的“自然的”或“常识”时，就会发生所谓的“文化震惊”。然而，文化从来就不是简单的共享意义的转移网络，相反，文化往往包括共享的和竞争的意义网络。即是说，文化就是我们分享和竞争关于我们自己、彼此之间以及我们所生活的社会世界之意义的场所。比如，人们可能会承认王权关系的意义，但却拒绝这种关系。
以这种对文化的思考方式，文化研究得出了两个结论：第一，尽管世界以赋予它能力的同时又压迫它的物质性而存在于文化之外，但只有在文化中它才能被赋予意义。换言之，文化并不像看起来的那样只是描述现实，它还构造现实。
通过影响斯图亚特·霍尔的工作，拉克劳和莫菲对英国的文化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们所使用的“话语”一词，与我所用的“文化”一词意义接近。拉克劳和莫菲说：
不论我是在大街上踢一个球形的物体，还是在足球赛中踢一只足球，其物理的事实都是一样的，但它们的意义却并不相同。只有在与其他的物体建立了一个关系的系统之时，这个物体才成为一个足球。这些关系并非是因为物体所指涉的物质性而被斌予的，乃是被社会所构建的。子个关系的系统整体就是我们所说的话语。11
我将这些系统的关系称为文化。不过，与拉克劳和莫菲一样，我也认为，对话语性或文化性的强调并不意味着对真实的物质性的否定。让我们再来看看拉克劳和莫菲的解释：
强调物体的话语性特征，绝不意味着对其物质存在的质疑。足球之为足球，乃是因为它被纳入了一个社会所构造的规则之系统，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不再是一件有形的物体。换言之，物体的存在是独立于其话语或文化表达的，但只有在话语或文化之内，它们才能作为有意义的物体而存在。比如，地震存在于真实的世界，但它们究竟是被解释为“自然现象”，还是被认为“表现了上帝的震怒”，则取决于话语场的结构。我们并不否认，这些事物可以独立于思想而存在，而是认为，他们不可能在话语场之外把自己构建为物体。12
第二，把文化看作表意系统，难以避免地会涉及到对意义的争夺。因为相同的“文本”（任何可以表意的东西），可以被赋予不同的意义，而意义的生产（比如，文化的生产），则常常是潜在的斗争和／或谈判的场所。意义的生产总是纠缠于瓦伦丁·沃罗西诺夫所说的符号的“多重音性”。“文本”的意义并不是单一的，相反，它可以用不同的“重音”来表达。也就是说，“文本”可以被赋予不同的意义，而且，在不同的环境中，会具有不同的权力效果。例如，英国歌坛上四天王演唱的《还是那首老歌》14，就可以作为瓦伦丁所说的符号的多重音性的例子。部分歌词是这样的：
还是那首老歌
但自你离去歌意已不同
《还是那首老歌》讲述了曾经象征着爱情的歌曲如何变成了痛苦和遗憾的象征。这里，歌曲的物质性并未发生任何改变——“还是那首老歌”，改变了的是歌曲被倾听和赋予意义的环境——“但自你离去歌意已不同”。换言之，文本并非意义发布的源泉，而是意义表达的地点，不同的意义可以在特定的环境中被制造出来。又如，阳刚之气要有真正的物质基础（生理性的），但阳刚之气的表现和表征却并不相同。因此，尽管阳刚之气要有一定的生理条件方能存在，阳刚之气的意义以及针对这个意义的斗争却总是发生在文化之中。这并不仅仅是一个语意不同的问题，一个简单的对世界的不同解释的问题，也是有关文化和权力系的问题，是有关谁能拥有定义社会现实的权力和权威的问题，是有关以特定的方式创造世界（及其中的事物）的意义的问题。
这两个例子已经表明：文化研究的兴趣，并不在于探寻“文本”的那个“单一的”、“本质的”、被承诺的意义；相反，它所关注的是“文本”所创造的可能的意义空间，即“社会”的意义，以及它如何被挪用，又如何被应用在日常生活的消费实践之中。这一点常常为人类学的研究者所忽视。文化用于人类学的研究，并非是确认“文本”的真正“意义或多种意义”的手段，相反，采用人类学的调查只是一个手段，是为了发现人们制造的多种意义，这些意义得到传播并嵌入日常生活的文化之中。而且，文化研究也没有陷入徒劳的、对事物的“真正”意义的寻求。其批评的目光关注的是，特定的意义如何获得它们的权威和权力。比如，过去的四年中，我一直在进行戏剧研究。15我的批评就没有集中在作为文本和实践整体的戏剧之上，相反，我是将戏剧作为意义的转移网络来关注的（戏剧的文化）。我研究的目标是，何时何地，戏剧被看作“流行文化”；何时何地，其又变成了“高雅文化”。毫无疑问，戏剧的意义和地位变迁其实是一个文化和权力的问题。
三
文化和权力是文化研究的主要关注目标。正如霍尔所言，意义（多种意义）（比如文化）规范和组织我们的行为和实践——它们帮助我们确立规则、规范和习俗，社会生活正是借此被安排和管理。因此，那些希望掌控和规范他人的行为和观念的人，总是要追求对意义的构建和塑造。⑩
由于能协助组织实践，意义因而是一个“物质性”的存在。这些意义还帮助确立行为的模式。我所举的阳刚之气和在中国递名片的例子，都说明了意义对实践的组织。而且，如霍尔所指出的那样，权力的拥有者总是想规范意义对实践的影响。换句话说，为世界创造意义的统治模式能够产生“霸权真理”，其以权威的形式规范我们的所见、所思、所交流和所行——成为组织我们行为的“常识”。17
我对文化和权力关系的认识主要是受到了安东尼·葛兰西的启发，特别是他关于霸权的概念18。霸权首先主要是一个政治概念，被用来描述一种条件或一个过程。在这个条件和过程中，统治集团不仅靠强力来统治，也依靠大家共同的意见来领导。即是说，它实施如葛兰西所言的“理性和道德的领导”。霸权包括一种特定的一致意见，在此一致意见之下，某一社会团体把它自己的特别利益呈现为社会全体的普遍利益；它通过把潜在的敌对转化为差异来发生作用。正如拉克劳所言，一个阶级之所以能成为霸权阶级，并不在于它能够把对世界的统一看法强加给社会上的其他人，而在于它可以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表达对世界的不同理解。这样的方式还可以使潜在的敌对中立化。19世纪英国的资产阶级转化为霸权阶级，并不是依靠对其他阶级施加统一的意识形态，而是通过消除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的敌对特征，使它们共存于它的霸权大计之内而获得成功。19
霸权通过意义的流传得以生效，意义的流传又可以加强统治和服从。威廉姆斯这样解释道：
它是一个生活的意义和价值体系——既是本质性的又是构建性的——当它们在实践中被经历的时候，它们又互相证实。这样，它就为大多数人构建了一种现实感。说强硬点它就是一种“文化”，但它必须被看作是一种在生活中对特定阶级的统治和服从的文化。
在霸权环境中，服从集团尽管看起来积极地支持并认可价值、理想、目标等，这些价值、理想和目标也努力把它们纳入普遍的权力结构内，纳入统治和服从的关系之中；然而，正如威廉姆斯所称，霸权“并不仅仅被动地以统治的形式存在，它需要不断地被更新、重建、防御和修改。同时，它也不断地受到抵抗、限制、改变和挑战”20。因此，尽管霸权的特征是位于高层的统一意见，却总是存在着冲突和抵抗。而霸权要保持成功，冲突和抵抗就必须被疏导和限制。为了达此目标，统治集团会向服从集团或阶级作出让步。许多我们认为以社会公益之名而获得的权益（工会、大众教育、民主），其实都可以被更好地理解为是为了维持霸权而作出的让步。但是，让步也是有限度的，绝不能威胁到权力的基础，而在葛兰西看来，这个基础最终还是经济。
霸权概念在20世纪70年代被引入英国的文化研究，从而引发了人们对文化的再思考21。这种再思考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导致人们开始重新思考文化的“概念”，而且，它还把两种权威的思考文化的方式——强调“结构”(structure)的方式和强调“主体”(agency)的方式带入了活跃的关系之中。
威廉姆斯认为，霸权的概念既包括也使我们超越了两种对文化的思考方式：一个是“自下而上”的定义，认为文化发生在真实的生活方式“之下”；另一个是“自上而下”的定义，认为文化是被上面的意识形态强压下来，是为了统治集团的利益而发挥作用的。霸权概念所提供的可能性在于，把抵抗和统治都看作同一社会过程中的一部分22。
把文化看作结构，意味着把它拟想为文化工业的施加之物。按照这种观点，文化是为了利益和意识形态操纵的缘故而被提供之物，它确立主体的地位并施加意义。法兰克福学派、政治经济学以及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有些理论也都是这样来理解文化的23。把文化看作主体的一个手段，就是将其理解为自“下面”而发生的东西，比如说，“真正的”工人阶级的文化（或任何其他的从属文化），这是作为“人民的声音”的文化。以这样的方式来思考文化的例子可以见诸文化主义的著作、社会历史的一些论述（“下层的历史”），以及后现代理论的一些论述。24
受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所启发的文化研究认为，文化既不是一个“真正的”敌对阶级的文化（或任何其他从属的文化），也不是由文化工业所施加的文化，而是一个两者之间的“折衷均势”(compromise e-quilibrium)25。也就是说，文化是一个冲突力量的混合体，这些力量包括来自“下面”的和“上面”的力量，“商业”的和“真实”的力量，被标示为“抵抗”的和“团结”的力量，“结构”和“主体”也都参与其中。
其次，霸权理论还引发了对“文化的政治”的再思考。葛兰西认为，文化是霸权的生产和再生产的主要场所——不断赢得对于统治和服从关系的认可。世界由一些分配不均的社会所构成，比如，民族、种族、性别、残疾、世代、性征、社会阶层等。文化研究认为，文化（特别是流行文化）是这些差异被确定和争夺的主要场所。即是说，文化是统治集团的利益与服从集团的利益争斗和协商的竞技场。
霸权是一个复杂和冲突的过程，它并不等同于把“错误的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注射给人们。这么说并不是要否定权力，而是为了强调，在“普通”人永远都不可能理解的政治过程中，他们只是沉默和被动的承受者，而政治则可以在不给普遍的权力结构带来麻烦的情况下存在。因此，文化研究强调，如果我们只把批评的目光关注于日常生活，只看到结构和强加的行为，仅注意到操纵和“错误的意识”，我们将不能理解纠缠于复杂的日常生活过程中的文化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在文化研究的历史上，每过十年都会重新强调，我们创造了文化，也被文化所创造；有主体也有结构。只为主体欢呼是不够的，同样，只分析权力结构的细节也是不够的。我们必须知道权力和主体、生产和消费、“团结”和“抵抗”之间的对话关系。
*本文是约翰·斯道雷（Dr. Profjohn.Storey)教授向2005年8月在河南大学举行的“2005年中国一欧美文学理论国际论坛”提交的主题论文。
注释：
①Arnold Matthew, 1997．’Culture and Anarchy'．In JohnStorey（ed.），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 A Reader,second edition, London: Prentice Hall, 7．
②Williams Raymond, 1984. Writing in Society, London:Verso, 210.
③Storey John, 2006．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fourth edition，London: Pearson Education.
④Leavis FR.，1998．’Mass Civilisation and Minority Cul-ture,．In John Storey（ed．），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A Reader.
⑤Williams Raymond, 1998·’The Analysis of Culture'·InJohn Storey（ed.），Cultural Theory end Popular Culture: AReader.
⑥⑦Williams Raymond, 1981．Culture, London: Fontana,13、207．
(B)Williams Raymond, 1958.’Culture is Ordinary'，In Nor-man Mackenzie( ed.），Conviction, London: MacGibbon and Kee.
⑨Hall Stuart, 1997．’Introduction'．In Stuart Hall（ed.），Representation, London: Sage, 2.
.10Marx Karl, 1976. Capital, volume 1，Harmondswocth: Pen- guin.
11Laclau Ernesto, and Mouffe; 1986.’Marxism withoutApologies'，In Ernesto Laclau, 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in Our Times, London: Verso.
12Laclau Ernesto, and Mouffe, Chantal, 2001．Hegemony andSocialist Strategy, second edition，London: Verso.
13Volosinov Valentin, 1973．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Language, New York: Seminar Press.
14 It's The Same Old Song'，The Four Tops Motown Great-est Hits, Motown record Company, 1992.
15Storey John, 2002.”Expecting Rain: Opera as PopularCulture'，in Jim Collins( ed.），High-Pop, Oxford: Blackwell.
16Storey John, 2003b.’The Social life of Opera'，In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6:1．
17Hall Stuart, 1997.’Introduction'．In Stuart Hall（ed.），Representation, London: Sage, 4.
18Gramsci Antonio, 1971．Selections From Prison Notebooks,London: Wishart＆Lawrence.
‘19Laclau Ernesto, 1979.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Theory, London: Verso，161-162.
20Williams Raymond, 1977.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12.
21Hall Stuart, 1996.，Cultural Studies: Two Paradigms'．InJohn Storey（ed.），What is Cultural Studies: A Reader, London:Arnold.
22Williams Raymond, 1977．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08．
23 Storey John, 2003a. Inventing Popular Culture, Oxford:Blackwell.
24Storey John, 2006. 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fourth edition, London: Pearson Education.
25Gramsci, Antonio, 1997.’Hegemony, Intellectuals and theState'．In John Storey( ed.），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A Reader, second edition, London: Prentice Hall, 211．
作者简介：约翰·斯道雷，英国桑德兰大学艺术、设计、传媒与文化学院教授。
作者：[英]约翰•斯道雷 文章来源：原载《学术月刊》（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