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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转发了作家莫言对语文的观点，他认为语文教育很虚伪，学生很乖巧地懂得该用怎样的语言叙事来迎合教育的需要，这是一种很低俗化的人性扭曲。而对他影响深远的，是语文分科教学的教材《文学》。 今天我们选择作家、文学评论家、教育学者姜广平先生的文章，则更有强烈的批判性和文化责任感。作为大语文的提倡者，姜先生从文化坐标的视角定位和审视“一代宗师”叶圣陶，发现他“绑架”了新中国教育，不但没有构建起语文教育的文化体系，相反将一代代语文教师推到“精神上的侏儒”坑道，割裂中华文脉，使新中国成长起来的孩子们，从原点开始，就注定是远离中华文化的边缘者。 姜先生溯本求源，认为“叶圣陶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编辑家”，不是一个优秀的现代作家，也不是大学问家。他没有“在大时代的变化里肩负起维护中国历史文化的责任”，也没有这样的学养，甚至“文化良知也一并丧失”，最终成为“圣人门庭之外的‘政治动物’”。 我们不一定赞同姜先生的观点，我们只是呈现这一种观点，选择权交给读者。目的是为中国语文教学寻找出路，让我们的这一代和下几代孩子，能够亲近文化，敬畏文化，成长为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中国文化人。 但姜先生的文化情怀和良知，对中华文化受到伤害产生的切肤之痛，从而催生的文化义愤和文化责任及维护文化道统的凛然正气，却让所有畏缩在现实雾霾里的语文人羞愧！ 我们连续转发这么多篇关于语文的认知文章，目的也是唤醒语文教师的良知和正见。借用钱穆曾对学生说的话：“其实我授课的目的并不是教学生，而是要招义勇兵，看看有没有人自愿牺牲要为中国文化献身！” 文化作文就是为中国文化献身的守夜人和追随者。 ”第13届中小学生文化作文大赛“正在全国开展，纯公益免费赛事，目的是推进中国文化回归，也希望有同样文化情怀和责任的老师和学校领导及教育人，能够大力支持，让本校孩子能够乘坐中国文化高铁，快速成长为中国文化的传承人。 “我并不是叶圣陶的孩子” 姜广平 一 要坦率地说出叶圣陶这位“语文巨人”与我并无关系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但事实的确如此，在很多重要的关头，我都与这位“语文巨人”擦肩而过。 但我知道，如果你是一个或者曾经是一个语文教师，那么，与叶圣陶相遇，便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顺题。你注定绕不过叶圣陶。[1] 这差不多是一个语文教师的宿命。 事实上，我也没有绕开过。 虽然，我并没有认真地读过叶圣陶几本书，然而，叶圣陶的语文教育思想，或耳濡目染，或潜移默化，或通过其他师友的传播与影响，总会让一个在语文教育界立身的人不得不在非常短的时间里就稔熟于心了。这是叶圣陶的力量所在。你不得不承认，叶圣陶有一股这样的力量。 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中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们都是莎士比亚的孩子。细细思量一下，确实，西方自人文主义复兴以来，莎士比亚的影响力，谁又可以否认呢？哈罗德·布鲁姆说：“莎士比亚为我们创造了心智和精神，我们只是姗姗来迟的追随者。”“他为我们所有人思考了所有的问题——听起来怪让人不好意思的。” 爱默生也有类似的观点：莎士比亚“为现代生活写好了教科书。” 但是，哈罗德·布鲁姆又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莎士比亚创造了我们，接着就不断地对我们进行遏止。” 我这样理解这句话，西方现代所有的文明人是吃着莎士比亚的奶而长大的。而一旦长大之后，我们想要摆脱莎士比亚，都已经非常困难。而对一个作家，在面对莎士比亚时，你所能做的，就是叹为观止、“望峰息心”！ 同样，这样的情形在中国，至少在大陆也是存在的：我们都是鲁迅的孩子。我们也可以说，“鲁迅为我们创造了心智和精神，我们只是姗姗来迟的追随者。”“鲁迅为我们所有人思考了所有的问题”，鲁迅“为中国现代生活写好了教科书。” “鲁迅创造了我们，接着就不断地对我们进行遏止。”——我们同样可以这样理解这句话，现代中国所有的文明人是吃着鲁迅的奶而长大的。而一旦长大之后，我们想要摆脱鲁迅，都已经非常困难。 关于这一点，我们其实也可以在西方文学理论中寻找到理论根据，这就是弗洛伊德式的弑父情结。——请注意，这是所有作家，或者所有想要创造自己的文艺作品的人们不可摆脱的宿命。真正的传承关系其实也有逆向的。每一个“儿子”的内心，都有着“弑父”的情结与冲动。每一个作家，在寻找与培养了强大的父亲后，也在努力地背叛着父亲。 范围缩小到语文界，我们似乎也可以说，我们都是叶圣陶的孩子。这也是非常准确的。这一点，既表明的了我们的传承，也描述了叶圣陶的影响力。 这两个角度，就这样锁定了一个语文教师的一生。 这似乎也是一个语文教师的宿命。大而言之，是语文的宿命。 你走不出叶圣陶，你挣脱不了叶圣陶的影响。叶圣陶就这样“绑架”着你，将你带到了语文场里。因为，正如哈罗德·布鲁姆所言，叶圣陶为我们创造了心智和精神，我们只是姗姗来迟的追随者。他为我们所有语文教师思考了所有的问题，叶圣陶为现代语文写好了教科书。同样，是叶圣陶创造了我们，接着他就不断地对我们进行遏止。 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走得出叶圣陶的影响，也没有一个人能够摆脱叶圣陶。 而语文教师的悲剧在于，几乎没有一个语文教师能够努力形成自己的语文教育思想，并像一个作家对抗他的父辈偶像一样，以“弑父”的方式，完成一代代的语文教育的革命或语文教育命运的嬗变。某种意义上讲，语文教师，差不多都是精神上的侏儒。近八十年来，几乎无一人胆敢有勇气面对挡在前面的叶圣陶说：来将通名！挡我者死！ 福建学者潘新和在《语文：回望与沉思——走近大师》里，关于叶圣陶，他写下了这样的导言： 全中国孩子、语文教师的良师益友，一位纯粹的知识分子，中国语文教育史无法绕过的精神存在。为现代语文教育奠定了平民化方向，并为此践履毕生。 潘新和甚至仿照对鲁迅“民族魂”的评价这样描述叶圣陶：语文魂。 对此，我们除了浩叹一声，又能说什么呢？ 但很多时候，面对神圣的语文，面对如此神圣的语文魂，我总无法不产生疑问，是什么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的？又为什么时至今日，我们的语文教学不但未能出现叶圣陶先生所描画的那种美好情景，甚至到现在都未能走出“少、慢、差、费”的怪圈？语文教学到现在都未能走出困境，不幸而成为一种不得不面对的事实。如果说，已经成为一个民族的疼痛，可能也不为过。 叶圣陶，是我们心造的一个脆弱的偶像？还是因为语文教学的文化坐标从来就没有建立起来从而将他错误地作为了我们的坐标？ 坦率地说，一想到这些问题，我的内心非常不安。为中国语文不安。 二 我并不讳言，在乡村、在小城担任过二十年中学语文教师的我，曾经非常认真的想拜伏在叶氏的门下，积极地依照叶氏的语文思想从事语文教学，努力想在改变自身命运的同时，也使自己成为一个学富五车、纵横捭阖的语文大师。 但是，正如上文所说，在很多重要的关头，我都与这位语文巨人擦肩而过。若干次拿起叶圣陶关于语文教育的论集，若干次又放下了。那种晦涩的文风，那种让人难以卒读的文字，让我这个喜欢读书的人，不得不一次次地放下。 我可能会被人们目为狂放，视为另类，然而，我必须讲出真话，在我以自己的草率、莽撞、无知、盲目对语文进行着叩问与研究的时候，在我现在业已形成自己的语文世界与文学世界的时候，恰恰，中间的过程将叶圣陶省略了。 我因此做到了一点：我接受了叶圣陶的影响，然而，我有意无意地控制了他对我的遏止。 至少在我们的少年时代，我们曾经读过《孔乙己》，读过《故乡》，读过《一件小事》，读过《文学与出汗》，读过《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了吗》，读过《失掉的好地狱》，读过《秋夜》…… 恰恰，我们对叶圣陶知之甚少。 也就是说，我，其实并不是叶圣陶的孩子。不管是在语文学习的过程中，还是此后在语文教学的过程中，我的师承有鲁迅、有胡适、有陈独秀、有郭沫若、有茅盾、有冰心，这样的精神传承中还有施蛰存、王统照、沈从文、钱钟书、朱自清、朱光潜、废名…… 如果还要列举异邦的师承，像现在我所师承的新批评派、日内瓦学派以及耶鲁学派等批评家流派以外，更多的如海明威、陀斯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威廉·福克纳、詹姆斯·乔伊斯、川端康成、芥川龙之介、泰戈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博尔赫斯…… 同样，这里面并不存在叶圣陶。 如果将叶圣陶列入这样的名单，可能很多人都会非常清醒地意识到，是的，叶圣陶，至少与他们不般配。至于才情与哲思、文笔与慧心，也许，明眼人也能一眼洞穿。 虽然，从语文教师角度而言，我们像一个婴儿，处在叶圣陶所形成的羊水包围中，然而，我没有像费尔巴哈所讲的吃下去了叶圣陶，然后成为叶圣陶式的教师。 没有。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是说我们这些生于六十年代的人，曾经享受过世间最美好的教育。现在，细细想来，虽然是最美好的教育，但也仍然有着最深的遗憾。 像我这个年代的人，现在，都已经步入中年人的行列了。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我们受教育的历程：我们的小学时代，全部在文革中度过。我们的初中时代，则是在文革的余绪中度过的。我在小学时，没有机会读到叶圣陶。我们的初中时代，也与叶圣陶无缘。晚生于我们的弟弟妹妹们，在他们的小学与初中时代，有幸读到了《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像》《记金华的两个岩洞》《多收了三五斗》，而我，则是到了高中，才在语文课本上读到了叶圣陶写的《景泰蓝的制作》。据说，这篇文章是叶老为了语文教学中说明文教学特地写的范文。现在想来，这篇文章能体现出叶老的严谨、精心与用心。然而，初读之时，觉得这位大师，好像并没有横溢的才华，至少这篇中规中矩的文章里，并没有让我们更期待的内容，也没有更多让我对他刮目相看的东西存在。或者，这么说吧，这项工作，其实并不需要叶老这样身份的人亲历亲为，一个中学语文教师就可以将这项工作做得非常出色。 平庸乃至沉闷的叶圣陶，始终没有激发起我对他的激情。 我时常感叹，为什么也就只相差了一个年级，我们这些80届的高中毕业生，竟然就没有能读到更多的叶圣陶的作品？ 可能，历史就这样喜欢与人开这样的稍带些冷幽默的玩笑。 一方面是遗憾，另一方面，则是庆幸：真的不知道如果受叶圣陶的深度影响，我会是什么样的情形。 当然，我与叶圣陶有过碰撞与相遇。 读大学时，我读到了叶圣陶的《夜》、《倪焕之》。这是继《景泰蓝的制作》之后，第二次与叶圣陶相遇。第三次相遇是在从中学到大学这一过程之中：我知道了中国语文学科是由这位叶先生确定的。我们也因此知道了叶圣陶在语文界的地位与影响。 从教之后，我自己亲自讲授过《景泰蓝的制作》，也为高中生们讲授过叶圣陶的《夜》。然而，对这篇颇受鲁迅《药》影响的小说，我并没有觉得它有多么杰出。而在我也开始进行小说创作与研究时，才发现这篇小说，其实可以说粗鄙不堪。我于是就非常感叹，当时，我们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语文教材编写者们，并没有把一些最好的作品拿出来，给那些正是在最好的读书年华中的学子们。 其实，叶圣陶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编辑家。叶圣陶是从新文化运动过来的人，作为一个出色的编辑家，叶圣陶曾主编过《小说月报》。《小说月报》在中国新文化运动史和现代文学史上影响极大，其意义和价值在文学层面已获充分肯定。从编辑学的角度考察，该刊在叶圣陶主编时期，内容特色与前期迥然不同，具体表现为：淡化理论而偏重创作，多种文体竞荣，文学性和艺术性明显加强。有论者认为，由此可见叶圣陶编辑家和文学家双重身份的意义。然而，这里的“文学家”的身份，我仍然认为只是一种文学眼光、文学意识与判断。或者直言之是文学感觉。凡此，叶圣陶具备了，但是遗憾的是他没有相应的作品来说明自己——当然，作为一个杰出的文学编辑家，其实并不需要用相应的作品来说明自己，最典型的就是策划并奉献出《中国新文学大系》的赵家璧先生。这样看来，我们就必须发现，叶圣陶的长篇小说《倪焕之》，远算不上杰作。至于短篇，我只认为，《多收了三五斗》可算是一篇短篇佳构。但也无法与鲁迅、沈从文、萧红、张爱玲等作家的出色短篇相比。有些作家文学感觉极佳，但出手却不一定上佳。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我的意思是，时至今日，我们再没有必要将叶圣陶高高捧至文学大师的位置了。一是时过境迁，叶圣陶真的只如他自己所说的“为人平平，为文平平”[2]；二是从文学日益成熟的当代视角看，叶圣陶只不过是一个写出一定量作品的、算得上是较有一些影响的作家而已——其影响是优是劣，尚在可讨论之列。 说到这里，我想在这里谈另一个话题： 很多从新文化运动过来的人，在作品里可以是满篇白话文，但在私人书信中，却是文言文。及至在有关酬唱与唱和中，也多在诗词歌赋中以格律相卖弄。有些时候，真的让人觉得那种半文不白的文言文甚是面目可憎。我不明白，即便是像叶圣陶这样的语文人物，要那么热衷于自己当年曾经打倒的文言文。甚至到了新中国时期，叶圣陶似乎还抱着这样的语体。文言文有那么可爱吗？白话文不可以作为私下酬唱赠答的语言吗？创造性地使用文言文，或偶一用之，未为不可，如果通篇皆以文言文来表述，恐怕，会出现鲁迅所说的“硬译”之“硬”吧！毕竟已经是世易时移，新时代毕竟再不属于文言文。然而，我们且看叶圣陶在出任教育部副部长之前的话： 谓董纯才托其转询，教育部有意调余为副部长，主持教材编辑工作。如余同意，再设法谋其实现。余主教育出版社，实感为力不及，深冀其移归教育部主管。今彼无其人选，乃思余入教部（强将“教育部”省略为“教部”，真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尊这样的人为语言大师——姜广平注）。余不能因名义之变更，实力即见充盈。余固无完全脱离教育出版社之想，第（这里的“第”，即便是文言文功底甚厚的人，也少有人明白意为“只”或“但”。圣陶先生不知为何突然之间如何进行语言选择）求缩小工作范围，限于看稿改稿，社长与总编辑之名义雅不欲居，至于改入教育部，更非所愿。 这里，我实在不敢恭维叶圣陶的语言感觉。或者，叶圣陶的语言感觉是上乘的，然而，在使用文言文的时候，却令人生厌。新文化运动旨在推行白话文，而事实上，白话文的优秀与卓越之处，我们现在也越来越能充分体验了。何况一代有一代之语言，实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今人何必仿古？所以，我甚至觉得，叶圣陶在这里使用的不伦不类的文言文，实是在作贱曾经产生了伟大的唐诗、宋词，诞生过伟大的汉代雄文与唐宋散文的文言文。真的不明白，在文言文其实已经难以全面应对现代生活与现代文明的时候，叶圣陶为什么还是抱着不放。甚至，就是在论述语文教学的时候，也仍然通篇文言，如叶氏有名的文章《课文的选编》。至如《语文教学二十韵》，我则认为，完全可以以优美的白话文进行表述而能达到同样的美学效果。 这是一个“语言大师”、“语文大师”应该持有的态度与方法吗？当白话文在“言文之争”中取得了绝对的胜利之后，现代语言学与现代语文已经走上历史的前台，一批所谓“先贤”仍然以文言文说事儿，真的让后来者费解，我们当初为什么又要费那么大劲去废止那种他们所说的“死的语言”呢？ 当然，笔者的态度其实也非常暧昧。我对文言文的消亡，抱一种惋惜的态度。文言文是一种体面的语言，是一种高雅而高贵的语言。可惜的是，我们的前辈，已经从根基上消灭了它的使用环境，那种矫枉过正的杀伤，某种程度上斩断了中国文化的根脉。而在其后，假充斯文式的运用文言文，实在有点酸腐得可以。如果真能像毛泽东那样填词作赋，像陈寅恪那样著书撰文，则又另当别论了！ 话题还是回到我与叶圣陶的碰撞上来。 1990年代初期，我在江苏盐城市西郊一所乡村中学教高中语文。因为在青年语文教师优质课评比中获得了一等奖，因而接受了一项任务就是为全区初中教师进行语文教学展示。教研室安排的课就是初中语文教材上的《多收了三五斗》，两课时完成。上课的目的还有另一项：探讨长文短教的方法。给我的备课时间很长，有一个月之多。 坦率地说，在备课过程中，我很长时间找不到感觉。我不知道如何突破，也无法找到突破口。虽然备课时间长，然而，我还要完成我自身的高中语文教学任务。何况，就是在当时，我也已经开始了我的教育科研阅读与写作，为自己定下了很多写作计划。 正是在那段时间里，我发现语文教学特别是公开课教学虽然能提升一个教师的能力与水平，然而，一不小心，就极有可能让教学滑向表演甚至做假的境地。公开课，其实是一种寻找，它要我们寻找到课文与教师、课文与学生之间的对接点，然后从这个对接点出发，一层层地将课文的内涵在传授给学生的同时，还要制造出文本与学生之间的紧张关系。而这种紧张关系，一方面，要真实地体现学生的认知水准，另一方面则又是基于文本同时又能走出文本也即理解文本的路径，同时，又要能在一种和谐的语文关系中发现语文之美和语言之美。 现在我们经常讲预设与生成的关系，然而，在一个真正的执教者那里，所有的生成，除了必须是在可把控的范围内，还必须有确定与确证的引领者的眼光，引领学生发现，发现我们所面对的文本中所深具的丰富内涵和语言魅力。 我是在离公开执教的前两天才终于在一个午夜寻找到那种对接点，这样才终于设计出了课堂程序中的第一个环节：请你在文中寻找出这篇小说中暗示时代背景的部分。 由此，我开始层层推进，首先就小说的环境进行破解，然后就情节进行归纳。最后的重点则放在人物上。这样完成了小说三要素的寻找、认知与赏析的过程。特别是人物这一环节上，我最终让“旧毡帽朋友”群像凸现在学生面前，并以此让学生们自己得出一个结论，谷贱伤农，是一个时代的悲剧，而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悲剧。 可以说，叶圣陶这篇小说最为出色的地方就在于以群像作为小说的主人公。也可以这么认为，叶圣陶的所有小说中，这一篇，是最为出色的。 我也由此有了与叶圣陶的深刻的碰撞与接触。 也因此，我至今仍然无法忘记十多年前的这一节公开课。 由此我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一个人，与一篇文本的真正的锲合，在于他受教过或执教过，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深刻的记忆与深刻的感悟。 我以这样的案例，来说明一点：我在中学时代仅仅读过一篇叶圣陶的《景泰蓝的制作》，我没有在最好的年华，读到叶氏最好的作品；我因此逃脱了叶圣陶对我的深刻影响，并完成了“我其实并不是叶圣陶的孩子”的人文过程。 对此，我是非常庆幸的。 三 因而，我可以这样说，从走上教坛的第一天开始，我都没有接受到叶圣陶“工具论”的观点。我始终追求语文课的人文气息。我到现在都记得，在我讲解《景泰蓝的制作》时，我让高中生们紧紧记住的是说明文内部存在着一种不可倒置与由主到次的逻辑关系。而在讲解《夜》时，我对当时的高三学生们讲，这一篇小说，基本上抄袭了鲁迅的《药》而且始终没有超过《药》的成就。而《药》，用鲁迅的话说，则追求的是一种“安德莱夫式的阴冷”。这是一种小说味儿，是一种小说的基调。而在叶圣陶的小说里，这样的小说意味是不存在的。 “工具论”的观点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但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被影响。 真正的悲剧意味则在于，我们从小学到大学，所接触到的语文课本与语文教学法，以及后来到中学执教所使用的语文教科书，永远都处于叶圣陶强大的包围之中。叶圣陶是一座城，我们怎么突围，都无法走出叶圣陶强大的“封锁”。 潘新和这样论定叶圣陶：“说他主笔现代语文教育史，丝毫没有夸张的意味。各个时期都有一些书写语文教育历史的人，这些人都很杰出，才华在叶圣陶之上的，也不乏其人，然而，叶圣陶是无与伦比的。” 潘新和这一点讲得非常到位，整个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学，其实就是叶圣陶时代的语文教育。叶圣陶代表了一个时代。现在看来，叶圣陶的存在，其实是中国现代语文的悲哀。 1949年解放后，叶圣陶被毛泽东指定为出版总署副署长兼人教社社长，主持新中国教材编写大局。当年文学研究派的作家叶圣陶直接操办了新中国第一代中学语文课文的编选，并定下规矩：“入选文章要加工，思想内容要加工，语言文字也要加工。” 我们正是在这位“语文巨人”的大刀之下，学习教材并使用教材。 当然，我们知道，这位“语文巨人”在红色语境里有不得已的苦衷，也没有可能挣脱包围着他的那些加于其身的东西。然而，我强调当年的文学研究派，其目的是想提出我的疑问：当初，这个身在“为人生”的诗学价值观或被人们称为“人生派”的新文学史上的第一个文学团体之一员的叶圣陶，为什么在建国之后，却不能像《小说月报》时期的那位名编一样保持着文学的良知与清醒的？是什么，使得文化良知也一并丧失？ 人们现在都知道了，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对中国现代文学和白话诗歌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可是，正是这其中的一个成员，在建国后，却祭起了“政治标准”与“思想标准”来面对诸如《荷塘月色》、《口技》、《葫芦僧判定葫芦案》、《我的叔叔于勒》、《项链》、《背影》、《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林教头风雪山神庙》等文学名篇，使它们以被阉割的形式出现在受教育者的面前。真的想问一句：是谁赋予了他这样的权利？ 他是否明白，这将在多大程度上伤害语文、伤害语文教师、伤害我们的学生！ 因此，又多了一问：这算不算伤天害理？ 正像很多人所知道的，从癸卯学制为“国文”定科以来，中国语文虽然摆脱了八股教育的“代圣贤立言”的桎梏，然而，百年而下，人们并没有寻找到一条真正让语文走向新生的道路。很多人都知道，自语文设科以来，语文就一直处于一种低迷的状态，偶尔有过一段时间的辉煌，似乎也都是昙花一现。而自叶圣陶主导中国语文以来，以“应需论”、“实用论”为语文教育本体论的“工具论”思想，一直主宰着中国语文的命运，遂使中国语文走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语文教师在面对叶圣陶时，还能够接受潘新和教授所作的此公作为“全中国孩子、语文教师的良师益友”和“一位纯粹的知识分子，中国语文教育史无法绕过的精神存在”这样的定位。 不畏浮云终望眼，拨云见日终有时。不管怎么说，时至新世纪，我们必须要让叶圣陶时代结束了。 说到底，叶圣陶的力量，其实是很微弱的。他无力改变由他作为始作俑者而创设的现代语文教育的命运。也许，我们到了一个需要另设偶象——或者干脆推倒偶像还语文以真正的语文的好时代了。 教育是慢的艺术，语文也是慢的艺术。论及于此，我想起当年作为中国文化的守夜人的钱穆。 饶有意味的，甚且，我们稍稍言之过重的一点，也是使我们新中国所有语文教师包括叶圣陶在内的人都得惭愧的一点是：钱穆，是由一个乡村教师自修而成为学术大家的。 1949年，钱穆选择了一条独特的学者之路，去香港创办“新亚书院”。“新亚”即“新亚洲之意，书院继承宋明书院之风，是寄望将有一个稍微光明的未来。之后，不断赴台北讲学，听者空巷。钱穆先生后半生定居台北素书楼，著书讲学，先后完成煌煌巨著《朱子新学案》、《晚学盲言》等多部著作，前来素书楼听课的有大学生、博士及社会各界人士，前后18年。有人从学生听成教授，又带着学生来听课。钱穆曾对学生说：“其实我授课的目的并不是教学生，而是要招义勇兵，看看有没有人自愿牺牲要为中国文化献身！”在素书楼的最后一课，宋楚瑜也慕名而来，钱穆慷慨激昂的呼唤：“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不要一笔抹杀自己的文化，做人要从历史里探求本源，在大时代的变化里肩负起维护中国历史文化的责任。” “在大时代的变化里肩负起维护中国历史文化的责任！”叶圣陶做到了吗？ 我们现在推出的名师诸如于漪、魏书生、钱梦龙、李镇西、程红兵、李希贵、吴非、窦桂梅们做到了吗？ 没有，我们是不能指望他们更不能寄望他们的。他们所具有的知识结构与能力结构，都不足以扛起当代语文教育。他们充其量只是语文之一匠。 至如李海林、王荣生辈，将语文之理发扬光大，然而，语文之美、之旨，却从未窥得堂奥。靠他们去构建当代语文大厦，无异于缘木求鱼。 他们甚至连语文教育的文化坐标都未能构建起来。 让我们还是从钱穆的话里寻求一点启发吧：“……不要忘记了中国，不要一笔抹杀自己的文化，做人要从历史里探求本源……” 既然文无定法，那么，也就应该教无定式，同时，也应该不拘文章篇目，举凡好文章都在我们的阅读之列，博览群书。 所以，我们的当代语文教育，要上承孔子、老子、孟子、庄子、荀子那些仰之弥高的泰斗式人物，我们要继承他们的财富。诚如柳宗元所说：“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騒》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 至如后来之唐诗宋词、韩柳散文、明清小品和小说，都是我们博取之源。 此后，于五四之后的学人，胡适、鲁迅、周作人、徐志摩、老舍、郑振铎、钱钟书、沈从文、废名、张爱玲、朱自清、马一浮、钱穆、朱光潜、梁实秋、熊十力、陈独秀、陈望道、傅斯年、于右任、汤用彤、汪曾祺等都应该是我们语文学习中最为宝贵的资源。 而于当代文学，我们要关注并汲取贾平凹、史铁生、莫言、残雪、马原、毕飞宇、刘亮程等优秀作家的文学资源，是他们，将文学语言带入到鲜活的21世纪，中国文学的流脉也才得以汩汩滔滔、薪火相传。中国语文应该习得这些优秀作家的作品，学习最为鲜活的中国当代文学话语。 至如外国文学，当然，不必再死守着巴尔扎克、屠格涅夫甚至像高尔基这些三流作家了，真正的文学大师是雨果、歌德、席勒、卡夫卡、陀斯陀耶夫斯基、海明威、艾略特、博尔赫斯、布莱希特、纳博科夫、卡尔维诺以及伟大的马尔克斯他们。 至如弗洛伊德、叔本华、尼采、康德、罗兰·巴特、索绪尔、维特根斯坦等大师，都是我们需要像仰望星空一样瞻仰的。他们同样以他们丰富的思想与体系，使我们体认到语文的伟大。 结语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列举了那么多古今中外的作家、思想家、语言学家，其目的只有一个： 推翻叶氏所谓“语文教材只不过是一些例子”的观点。叶氏之“教材无非是个例子……”论点，实在是对语文教育的一种误导。这一观点背后所蕴含的最大的迷障就在科学主义。因为既是例子，便可“作范”，然而，对文章而言，例子之论，是不能涵盖其本质内容的。 语文的回望，要超越叶圣陶，穿透这其中科学主义与实用主义的迷障。 所以，我们要再度从孔子、柏拉图那里出发，然后顺流而下，讨要我们现代语文所需要的一切，重新构建我们这个时代的语文教育世界。 直言之，我们要借助这样伟大的人物所奉献出来的精神财富，构建起我们当代的大语文教育教学体系。 而不应该也不需要把语文的希望寄托在叶圣陶身上。 真的，与上述提到的伟大的人物相比，叶圣陶真的只是微末之光。叶圣陶，其实某种意义上愧对他的“圣陶”之名。庄子说，藐姑射之山之神人，“是其尘垢秕穅将犹陶铸尧舜者也。”叶氏一心追攀圣人，然而，最终却丧失了圣人所持之文化立场。由此观之，此圣人所陶铸之人，并未能克绍箕裘，而终成圣人门庭之外的“政治动物”。 不是吗？当我们不得不悲慨于当代语文教师差不多都是叶圣陶的孩子的时候，其实，叶圣陶本身是想成为孔子的孩子的。 所以，于此，我便提醒天下语文教师，我们，其实不应该是叶圣陶的孩子，而应该是伟大的孔子的孩子！ 来源：姜广平博客，转发得到姜广平先生许可。 作者简介：姜广平：作家、文学评论家、教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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