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鹅湖山下稻粱肥，豚栅鸡栖半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唐·王驾
王驾，生卒年不详，字大用，号守素先生，河中（今山西永济）人。唐末诗人。昭宗大顺年间考中进士，曾任校书郎、礼部员外郎。与司空图、郑谷为诗友。他仅存的六首诗，风调轻快，写景自然。
鹅湖山，在信州铅山（今江西铅山）东北，山有荷湖，因东晋龚氏居此养鹅，更名鹅湖。古人于春秋二季祭祀土地神，以娱神祈年，称为春社、秋社，这首诗即描写鹅湖山下的春社景象。
鹅湖山山色青翠，山下稻粱茁壮，勾勒出一幅清新优美而又充满人间愉悦的春景画面。除此之外，家家猪豚满圈，鸡鸭成群，且柴扉半掩，民风淳朴，自然景色之外，又添一幅充满浓郁生活气息的民俗画卷。全写景，不见人，已暗逗人的去向。后两句写社散人归，“影斜”见春社之时久，“醉人”见春社之尽兴，以结束后情形反衬春社当时的盛况。
诗写春社，全不从正面着笔，仅就山水景观、农村风物及社散人归等场景稍加勾勒，即使得农村丰收之喜悦与社日之欢乐情景跃然纸上，因而被后世广泛传诵。
一
江西上饶铅山的鹅湖，原本没有多大的名气，自从有了晚唐诗人王驾这首广泛流传的诗而声名大振。自然风光不用说，明山秀水，风光旖旎，足以让文人学士赏心悦目而诗情大发。更为可喜的是此地土地肥沃，民风淳朴，家家生活富足，真可谓是物阜民丰，祥和安泰，在古代而言简直是好的不得了的地方。然而，鹅湖之殊胜远不止于此，中国学术史上最为有名的辩论会在此召开，这才是最引人入胜的地方，更不止于此，朱熹和陆九龄、陆九渊兄弟学术辩论会十三年后，金兵的铁蹄蹂躏江南，著名的抗金领袖辛弃疾和陈同甫又一次在此相会，共商抗金大计，事关国家危亡以及学术兴废的两次盛会，同时在这个地方举行，可见鹅湖这个地方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何等不同凡响的重要意义了。
从历史上看，中华文化最繁荣，学术最鼎盛的时期往往是国家分裂，南北对峙，诸侯林立，纷争不息而人民生活极为痛苦的时期。比如，第一次文化大繁荣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百花齐放自由争鸣，人们挣脱了大一统王朝的思想统治与禁锢，自由奔放的展示自己的学术理想与学术成果，从文化这个角度上来说是让人欢欣鼓舞的。
那时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学术机构，最有名的要算齐国的稷下学宫了，齐鲁文化是当时代表主流文化的重要阵地，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也有意争夺文化旗手的荣光。一年一度在稷下学宫举办的学术研讨会在当时是最为重要的学术盛会，各国的政要、学者纷至沓来，临淄的街道上冠盖云集摩肩接踵川流不息，真可谓是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盛况空前。辩论会上学者如林，宏论滔滔意气风发，如此兴盛的场景大概类似于当今的三亚博鳌论坛了。
二
自从秦国统一以后，经过两汉将近四百年，中国学术界再不曾出现如此的盛会，大一统窒息了文化的血脉，直到东汉末年天下大乱，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再度繁荣，在这个时期，各种学术思想空前繁荣。北方有竹林七贤，南方有兰亭雅集，书法绘画音乐雕塑等等艺术水平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尤其东晋南渡以后，文化精英大批南下，南朝的文化格外灿烂辉煌，这个时期是文化人最为神往最为惬意的黄金时代之一。
如果说中国历史上有过那么几段格外让人留恋的黄金时期的话，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盛唐、两宋等时期无疑是最值得文化人向往的黄金年代了。
很多学者特别推崇两宋，生活在那个年代真是幸福惬意，国家崇尚文化，尊重知识尊重文化人，政治宽松，相对自由，即使像苏东坡这样的人偶尔说错话做错事也不至于丢了性命，大不了流放到偏远的地方反省一下，对于爱说话爱发牢骚的文化人来说，简直就是好的不能再好的美好时光了。相比于其他的封建王朝高度集权的时期，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苏轼他们是在天堂里生活一样。再晚个百十年试试，随便说话可能就要掉脑袋甚至满门抄斩株连九族呢！
说到宋朝，艳羡的人可不在少数。回到本题上来说，鹅湖之会就是非常值得向往的学术盛会之一。
三
话说北宋灭亡以后，南宋建都临安，保有江南半壁江山。不思进取的南宋君臣苟且偷安，尽管在政治上没有多大的作为，但在文化上还是延续了北宋的遗风，学术上还是相当有建树的，尤其是理学的兴起，儒学在南宋学者的进一步改造提升之下焕发出新的勃勃生机。如果不从后来明清两代将理学极度僵化教条来说的话，理学无疑是世界上最科学文明整齐的学问，诚然值得万世效法。
两宋形成的新儒学分为三大学派，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以二程为代表的“洛学”，以张载为代表的“关学”，三家学说鼎足而立，各有所长，都影响深远。在北方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关学，北方学者厚重，注重民族大义，比如张载创立的“关学”就旗帜鲜明的提出，读书人要以天下为己任，他提出了最著名的四大口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可以说，把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提升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高度，其影响力至今仍然不衰，就是当今时代，依然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文化人的人格魅力生存价值就体现在这四句话上，实在令人高山仰止，崇敬不已！
相比于北方的儒学领袖，南方的学者更注重个人的修养、个人的成长，比如朱熹提倡的“格物致知”，强调的多是从治学上从个人修养上下功夫，远远没有张载那样的胸怀气魄。这次的鹅湖之会，就是朱熹和二陆兄弟就治学方法认识论方面而做的一次辩论研讨，基本上属于纯粹的学术研讨性质。
南宋孝宗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的6月，在吕祖谦发起并组织主持下，朱熹带着自己的门人弟子们来到江西上饶的鹅湖山，在著名的鹅湖寺住了下来，等待陆九龄、陆九渊兄弟前来研讨学术问题。吕祖谦是一个相当热心的人，在学术上大概属于和事老之类的人物，非常受人尊敬。他了解朱熹这个人虽然学问很高，但心胸却很狭窄，很不能容人，而二陆兄弟也是心高气傲不肯服人的人，在治学思想上独树一帜，和朱熹所倡导的针锋相对，可以说互不相能，互相不服气。因此，吕祖谦就想开一个会，把双方召集在一起探讨探讨，最好能达成共识。
吕先生的出发点当然是再好不过了，而且人品又好，双方都不好意思不给吕老的面子，于是学术史上颇负盛名的鹅湖之会就在这种情况下召开了。
会议的辩论主题就是治学之道“教人之法”，朱熹主张治学之道必先泛观、博览群书，由博而约再达于精深。而二陆却认为人必须先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
四
朱熹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被后世尊奉为圣人，皇帝尊称他为大贤，读书人称他为朱夫子，老百姓干脆就称他为朱圣人，不论在朝庭庙堂还是乡野民间，朱熹都享有极大的知名度，成为千年以来仅次于孔子、孟子的大圣人。当然，他的理学学说受到了封建王朝统治者的青睐，经过历朝皇帝的提倡和推崇而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其影响之大当然在情理之中了。
在鹅湖大会上，朱熹强调“格物致知”的治学思想无疑是正确的，一个人要想获得知识，除了自身的经验而外最主要的途径就是通过读书，而且是大量的书来充实完善自己的认知世界的。他认为，格物就是要穷极物理，致知就是推致其知以致于其极。朱熹还说，“致知格物只是一事”，简单来说一个人读的书多了，见多识广自然就懂得了学问之道了，明白事理以后，做事做人通达晓畅而不会懵懵懂懂稀里糊涂了。这个观点就是放在现在来看也是非常正确的，不从前人的书本中获得基本的知识，单凭自己的经验感受是远远不行的。
然而，陆九龄陆九渊兄弟却不这么认为，陆氏兄弟一切则以“心即理”的角度出发，认为格物就是体认本心，人只要认识自己的本心就可以了。他们主张人如果发明了本心，认识了自己的本心，心地明白则万事万物的道理自然就能贯通，而不必多读书，多读书反而会把自己束缚障碍住。在他们看来，人们大可不必刻苦读书，也不必忙于考察外界事物，去此心之蔽，就可以通晓事理，所以尊德性，养心神是最重要的。他们反对多做读书穷理之功夫，以为读书不是成为圣贤的必由之路。
论辩的双方互不相让，这让主持人吕祖谦非常尴尬，看来，想通过一场研讨会来化除分歧达成共识的想法是幼稚的。鹅湖之会整整辩论了三天，火药味一天比一天浓，最后的结局只能是不欢而散。在这次辩论会上，从表面上来看是陆氏兄弟占了上风，朱熹及其门人在辩论会上几乎都说不过人家，词锋尖利、雄辩滔滔的陆氏兄弟风头大盛，人人春风满面，非常得意。相比之下，落了下风的朱熹则大失颜面，本来就心胸狭窄的朱熹，简直就是气急败坏，最后拂袖而去，愤愤然离开鹅湖打道回府。
历史上这样一次盛会，尽管二陆的“心学”大出风头但那只能是表面上的风光而已。
朱熹的理学学说博大精深，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和实践的检验，在以后几个世纪的的漫长岁月里大行其道，他的学说被历代的统治者推上了至高无上的神坛，朱熹本人的历史地位也一再的拔高，直至最后上升到和孔夫子一样崇高无比的“万世宗师”的圣人地位，这恐怕是陆氏兄弟所无法想象和难以接受的。鹅湖也因为朱熹曾经在此住过而声名大盛，他住过的书房后来被作为教书讲学的地方，直至扩大为学院的规模，称为“鹅湖书院”而久享盛名。
历史就是这样的无情，机巧灵便的东西最终要让位于沉稳厚重的物件。好在二陆的“心学”并没有被淹没，百余年后，明代的王守仁继承并发扬了他们的学说，从而将心学打造成一支极为特别而精致的学问，在后世赢得了一席之地，甚至王阳明的学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影响了后世许多伟大的人物，这其中就有中华民国蒋介石大总统。
蒋介石喜欢和推崇王阳明，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内战失利，国民政府迁台之后，蒋介石甚至把自己居住的草山改名为阳明山，由此可见其对王守仁的崇拜与敬仰达于何种程度！二陆如果泉下有知当深感欣慰吧！
五 第二次鹅湖之会
朱熹和陆氏兄弟的鹅湖之会是一次学术上的辩论会，虽然影响深远，却和当时的局势没有多大的关联，仅限于学术研讨的范围之内，而十三年后辛弃疾和陈亮的鹅湖之会，却是关乎大宋生死存亡的政治之会，救亡图存之会，因而特别具有历史意义。
辛弃疾是南宋最负盛名的大词人，他和苏东坡齐名，世称“苏辛”，同为豪放派词人的杰出代表，他的诗词更多表现的是爱国情怀与沙场驰骋的雄壮慷慨，这一点苏轼是达不到的，作为古今第一大文豪的苏东坡更多的把笔墨投注在自己人生的跌宕起伏与情感生活，却没有上升到忧国忧民慷慨赴国难的精神境界，这大概是苏子瞻的一大遗憾或曰短板吧！
南宋时期，出现了很多能文能武的杰出人才，诸如岳飞、辛弃疾、陈亮、文天祥、陆秀夫等等，不仅能文善词，更能领兵打仗驰骋沙场，不仅用笔更用枪保家卫国。这些杰出的文武全才为南宋帝国衰朽残败的帝国大厦涂抹上了一层亮色，尽管他们不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但他们的热血铸就了民族不屈的诗魂与不朽的丰碑！
南宋孝宗淳熙十五年（公元1188）年，金兵南侵，兵锋所指生灵涂炭，危急存亡之秋，著名的抗金将领辛弃疾和陈亮相约在鹅湖相会共商抗金大计，他们在这里相聚数日，畅谈恢复河山的英雄理想，倾吐心声互相激励。
辛弃疾（1140年5月28日－1207年10月3日），字幼安，号稼轩，山东东路济南府历城县（今济南市历城区遥墙镇四凤闸村）人，中国南宋豪放派词人，人称词中之龙，与苏轼合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追赠少师，谥忠敏。现存词600多首，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战斗精神是他词的基本思想内容。艺术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热情洋溢，慷慨悲壮，笔力雄厚。 著名词作《水调歌头（带湖吾甚爱）》、《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满江红（家住江南）》、《沁园春（杯汝来前）》、《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等。
辛弃疾一生坚决主张抗击金兵，收复失地。曾进奏《美芹十论》，分析敌我形势，提出强兵复国的具体规划；又上宰相《九议》，进一步阐发《美芹十论》的思想，都未得到采纳和施行。在各地上任他认真革除积弊，积极整军备战，又累遭投降派掣肘，甚至受到革职处分，曾在江西上饶一带长期闲居。光复故国的伟大志向得不到施展，一腔忠愤发而为词，其独特的词作风格被称为“稼轩体”。晚年被起用知绍兴府兼浙江安抚使、知镇江府。在镇江任上，他特别重视伐金的准备工作，但为权相韩侂胄所忌，落职。一生抱负未得伸展，1207年10月3日，终因忧愤而卒。据说他临终时还大呼“杀贼！杀贼！”
陈亮(1143-1194)原名汝能，后改名陈亮，字同甫，号龙川，婺州永康(今属浙江)人。婺州以解头荐，因上《中兴五论》，奏入不报。孝宗淳熙五年，诣阙上书论国事。后曾两次被诬入狱。绍熙四年光宗策进士第一，状元。授签书建康府判官公事，未行而卒，谥号文毅。所作政论气势纵横，词作豪放，有《龙川文集》《龙川词》，宋史有传。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南宋偏安一隅，从上到下苟且偷安，让无数仁人志士扼腕叹息悲愤不已，一直到南宋的灭亡。另一位爱国大诗人陆游在临终之时沉痛至极的喊道：“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可见，两宋一代，文人固然相对自由，然而积贫积弱的现实让他们内心的沉痛悲情更为深重。
辛陈的这次鹅湖之会固然令人肃然起敬，然而于大局而言可以说是毫无用处，南宋王朝在无可逆转的朝着覆灭的深渊一步一步滑去，这是任何人也无法改变的，因而，注定了这次鹅湖之会无疾而终，两位忧国忧民的爱国志士只能抱终天之恨！
历史的烟云逐渐散去的时候，南宋的悲歌在鹅湖留下了久久回响的历史音声，那么幽怨悱恻，遗恨绵绵，八百余年来余音不绝，让后来者感慨唏嘘悲愤难抑，鹅湖的山，鹅湖的水，一起见证着历史的风云际会，一起感受着历史的悲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