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的时代：美国奴隶制经济学
书名：《苦难的时代：美国奴隶制经济学》
作者：(美)罗伯特·威廉·福格尔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3月
内容简介
随着数学与统计学在历史分析中的广泛应用，美国的学者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彻底改写了整个美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这部作品就是一个代表性作品。作者本着探索历史真相的目的，重新考察美国奴隶制，他们进入浩如烟海的全国档案与各式各样的州一级的档案资料之中，搜寻这些原始的、甚至手写的档案，获得了完整的关于奴隶制经济运行的数据与信息，这些数据为他们的新发现提供了坚实的证据，它颠覆了很多人对奴隶制经济的惯有看法。这是一部令人不安的著作，反映了许多学者诚实的努力，帮助读者以一个新视角审视当今众多紧急的问题。
奴隶制与计量史学的革命黑人奴隶制所存在的时代以及其后废除了奴隶制度的南北战争，是美国历史上的一段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代。如果说在美国人的记忆中，曾有什么令他们深以为耻，那一定是奴隶制的存在。南北战争所造成的人员伤亡、对经济的摧残，以及给国家生存所带来的威胁，远胜于美国历史上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在内的任何一场战争。综上所述，不难理解学术界孜孜以求以期揭示导致南北战争前南北方关系紧张，最终酿成美国史上最惨烈战争背后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因素所进行的研究，自然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
迄今为止，有大量文献对奴隶制经济的运行进行研究与阐释，数百名历史学家对这一体制的几乎每个方面都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尽管学者对其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仍然各执一词，但是一系列广泛的共识已经逐步形成。到20世纪中期，这一共识被不断重复并最终强化成一种对奴隶制的传统解读。这些对奴隶制的传统解读在全美高中与大学的课堂上被讲授，这也正是为本书大多数读者所接受的观点。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些传统解读在最近15年受到了大量来自历史学家与经济学家的质疑与挑战，而后者大多接受了一系列关于量化历史研究方法的训练。这些学者在对奴隶制传统解读的反思中使用了大量的量化数据。尽管这些数据早就存在，但是用于系统地分析和解读这些数据的技术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日臻完善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伴随着高速计算机的普及，经济学、统计学以及应用数学的快速发展，使得那些长期以来尘封于古老档案中的信息得以展现在新一代研究者的面前。
这些建立在新的分析技术与原先被忽略的研究资料基础上的新观点，在很多方面与传统的描绘奴隶制中包含的很多最重要的观点相矛盾。与更正过去的错误同样重要的是，重新认识对黑人奴隶人身自由进行限制的条件。尽管这一研究过程仍在深化，但是对于奴隶制经济运行的主要特征的认识已经变得逐渐清晰起来。迄今为止，对奴隶制经济的重新解读与我们原先的普遍认识在许多方面存在差异，同时这些新观点所带来的启发，对理解我们当前的问题至关重要。因此，我们相信这些新发现不应该再被限制在较为艰深的学术杂志之中。
以下是对奴隶制经济传统解读的一些最重要的修正。
1.奴隶制并非是一个由那些对经济利益漠不关心或者无法关心的种植园主所维持的非理性制度。相反，对奴隶的购买是一种具有很强盈利能力的投资，其回报率甚至不亚于制造业里最具盈利能力的投资机会。
2.南北战争前夕，从经济上看奴隶制并非行将就木。我们没有证据证明，如果没有战争或者其他形式的政治干预，奴隶制会由于单纯的经济因素而消亡。事实正好相反，当南北战争到来之际，奴隶制作为一种经济制度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强大，并表现出持续巩固的趋势。
3.在南北战争爆发前的10年中，奴隶主阶层对奴隶制的未来没有丝毫悲观，而分离主义思潮恰巧伴随着这种乐观情绪而兴起。在南北战争前夕，奴隶主预期即将迎来一段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期。
4.奴隶制农业相比于自由农业并非毫无效率。规模经济、有效的管理以及对劳动与资本的密集使用，使南方奴隶制农业比北方家庭农场的生产效率高35%。
5.典型的黑人农奴并非如我们所认为的那样懒散、无能和低效。平均意义上，黑人农奴比自由的白人农业工人更加勤奋和高效。
6.城市里奴隶制的历程并未证明奴隶制无法适应工业体系，也没有说明黑人奴隶无法在工业体制下生存。工业部门中的奴隶无论是在勤奋程度还是效率方面，均不逊色于自由工人。事实上，对奴隶的需求在城市地区要比农村地区增长得更快，而非更慢。
7.关于奴隶的繁衍、性虐待与滥交摧毁了黑人家庭的观点只是一个传说。奴隶制下家庭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维护并巩固奴隶家庭的稳定有利于种植园主的经济利益，事实上大部分奴隶也的确做到了家庭的稳定。许多奴隶交易是以整个家庭被交易的形式进行的，即使单独被交易的奴隶也大多是到了可以正常离开家庭的年龄。
8.奴隶的物质生活水平（不包括心理层面的）优于产业部门的自由工人。当然这并不是说，按我们现在的标准，当时的奴隶过得很好，这仅仅是强调在19世纪前期，无论是自由工人还是奴隶，所有工人的生活同样艰难。
9.针对奴隶的剥削表现为其部分应得收入被奴隶主占有了。但是，对奴隶的剥削率比我们通常认为的要低得多。对于一个典型的农奴来说，终其一生，他能获得其产生的总收入的90%。
10.南北战争前的南方经济不但没有停滞，相反增长迅速。1840～1860年，南方的人均收入增长比联邦其他地区更为迅速。到1860年，按当时的标准，南方已经成为高收入地区。事实上，像意大利这样的发达国家，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才达到类似的收入水平。
以上这些对传统观点仅仅一部分的修正，已经向我们揭示了原先那些对奴隶制持传统观点的学者可能犯了多么严重的错误。但是，那些观点正在被挑战的历史学家都是严谨并勤勉的学者，他们非常聪明并富有洞察力，他们在努力刻画南北战争前南方的真实历史状况。这些学者观点被误导的原因并不涉及私人偏见或其他非学术因素，虽然有时偏见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事实上，这些观点被误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广泛的方法论上的问题，尤其是关于数学与统计学在历史分析中所应扮演的角色。一些对传统观点的新的重要修正，正是依靠数理工具的使用。数理工具虽然晦涩，但是却对修正传统观点以及重新解读奴隶制经济至关重要。
随着数学与统计学在历史分析中的广泛应用，奴隶制问题并非美国经济史上唯一需要进行彻底改写的部分。对奴隶制的重新考察仅仅是一个更宏大蓝图的一部分，这一蓝图将在严格的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彻底改写整个美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投身于这一研究的学者被称为“新经济史学家”“计量经济史学家”或“量化历史学家”。对这种新方法的严格定义与表述，首次出现在艾尔弗雷德H.康拉德和约翰R.迈耶（AlfredH. Conrad & John R. Meyer）1957年撰写的一系列文章中，当时他们还是哈佛大学年轻的助理教授。自这些文章问世以来，尝试将数学与统计学应用到历史分析的学者，从最初的寥寥几位发展到数百位之多。当然与人数一起激增的还有大量打破传统观点的新发现。
在这些新发现中，计量经济史学家淡化了技术变迁对美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他们驳斥了关于铁路对西部的移民和开放必不可少的观点；他们认为19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的经济周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墨西哥与英国的发展，而非安德鲁·杰克逊的政策；同时他们还否认了南北战争极大地加速了美国工业化程度的观点。
今天，新经济史学家的这些发现及其所使用的方法，已经成为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以及其他顶尖大学的日常授课内容，而这些顶尖大学又不断培养这一领域新的博士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针对量化史学方法论的争议已经平息，依然有大量杰出的经济史学家对数学工具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表示怀疑。
.但是，即使那些对经济史“数学化”持严厉批评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量化历史学家的工作，他们收集并系统地筛选了大量与理解美国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历史数据。而这种对探索数据的推崇，在对奴隶制经济的研究中登峰造极。
十多年来，几十位学者不断收集与奴隶制经济相关的每一个可以想到的数据或信息。这一搜寻工作将他们带入了浩如烟海的全美档案与各式各样的州一级的档案资料中，这些原始的手写档案很多是由1850～1860年的普查所收集的。这些文件中涵盖了大量关于当时每个种植园的详细信息，同时还包括那几年内奴隶的出生、生活与死亡的信息。计量经济史学家还收集了许多南方州与部分北方州历史学会的相关文件，这些文件包括最大种植园主的家庭文件与商业记录。其中，遗嘱和其他种植园主的不动产法律文件尤其珍贵，除了记录了大量奴隶的价格之外，这些记录还成为还原黑人奴隶家庭结构最重要的基础。对这些数据的搜寻最终甚至将研究者带到了犹他州的沃萨奇山区，这里的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所属的家谱学会收藏了大量从县级法庭收集来的遗嘱公证的微缩胶卷。
随着大量数据的收集，相比于任何对南北战争前或者南北战争后奴隶制经济感兴趣的研究者而言，量化历史学家得以获得更完整的关于奴隶制经济运行的数据与信息，而正是这些大量数据为他们的新发现提供了坚实的证据。
许多新的发现曾一度令计量经济史学家和本书的读者一样感到不可置信。的确，本书后面呈现的许多发现在一开始并不受重视，甚至迅速地被否决了。但是，随着对这些不可思议的发现所进行的持续质疑逐一失败后，这些学者不得不开始接受这一对美国奴隶制全方位并且彻底的重新改写。
本书的读者需要足够的包容，并认识到本书所展示的研究背后，是学者为了真实还原历史所做出的最坦诚的工作。我们相信这种包容是有价值的。这不仅仅因为我们的发现揭示并驳斥了许多长期横亘于种族关系中的谬论，还因为这些发现将同时有益于为我们当前所面临的许多问题提供新的思路与视野。
在阅读并思考本书所提出来的证据时，读者务必牢记一些关于量化历史研究方法的优势与局限。将定量方法引入历史研究的优势并不在于它能确定无疑地回答所有问题，很多问题并不存在确定无疑的答案。同时许多本来应该存在确定答案的问题却始终悬而未决，这是因为关键数据的缺失，或者是某些数据的收集成本过高而无法进行，也有可能由于用来解读这些数据的数学或统计学方法仍然存在缺陷。
例如，获得跨地区奴隶贸易所导致的奴隶家庭被拆散的频率的数据，要比获得奴隶家庭内部生活质量的数据来得简单得多。类似地，关于每个奴隶家庭中奴隶数量的数据，比那些关于奴隶家庭内部卫生与健康状况的数据更完整也更直接。同时，尽管量化史学家已经构建了一系列较为可靠的度量奴隶制下奴隶生活水平的指标，但是却几乎不可能构建一种关于奴隶制对奴隶性格与心理状况影响的指标。
换言之，量化史学家提供了一系列工具与方法来分析一系列虽然有限但却非常重要的问题。许多奴隶制经济学中的关键问题无法由这些工具进行分析，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如奴隶家庭的生活质量或者奴隶的个性与心理状况等问题该被忽视，但是与奴隶的营养、奴隶投资的利润率以及奴隶劳动力的效率等问题相比，这些问题的讨论将必然继续笼罩在许多不确定性之中。
本书不仅展现了量化史学家的主要发现，还试图阐释它们。后续的章节中，在这些新发现的基础上，我们将讨论那些关于奴隶经历以及黑人历史的主流解释的各个方面。读者务必注意本书中所展现的量化史学家的主要发现与本书作者对其进行的解读之间的差异。发现与解读出于不同程度的确定性，我们做出的解读有时出于一些附加的零散数据，以及一些未经严格证实的假设。因此，即使读者接受了某些主要发现的真实性，也不一定同意本书作者所赋予它们的特定意义。
世界上从来不存在毫无缺陷的数据。问题在于量化史学家总是必须了解他们所使用的数据中可能存在的误差，以及这些误差可能导致的一系列估计偏误。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所有数据都不应该被简单地分为两类（可信的与不可信的），而应该被纳入一个更复杂的关于其可信性的分类中。
我们的目标就在于根据证据与数据可靠性的高低来构建我们的论述。零散的、出于维护特定意识形态的、个人所提供的、未经证实的数据最不可信；零散的但是出自较为客观的数据来源，比如没有利益瓜葛的观察者所给出的报告，也许更加可信。但是，由于无法将这样的数据进行系统的统计检验，这些数据的可靠性仍然较低。
那些能用于系统的统计检验的数据（我们称为系统数据），即使它们存在偏误，大多数情况下还是要比零散数据来得有用。这是由于，如果偏误的性质或者方向是已知的，那么大多数时候有可能设计一种有针对性的统计方法，来获得对重要历史问题的有效检验。例如，在第4章中，我们对大种植园中奴隶饮食的营养状况进行估计。估计的第一步在于确定那些种植园中可用于日常消费的食物供给总量；第二步需要区分种植园中奴隶的食物消费与白人的食物消费。由于我们没有这些白人日常饮食的相关系统数据，只能假设他们对某些特定食物的消费大体上高于全美的平均水平。在这种“过度营养”的假设下，我们估计白人的日常热量摄入为5300卡路里。对那些种植园中劳动强度相对较低的上层白人来说，这一数字显然高于任何可能的热量摄入。尽管“过度营养”的假设导致对奴隶营养摄入的低估，但是由于白人在大种植园的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很小，因此这种误差也相对较小（误差小于奴隶人均食物消费的5%）。同时，对这一小误差的任何修正，都基本无法动摇奴隶的营养摄入非常丰富这一基本结论，相反对这一误差的修正只会进一步支持这一结论。
对于零散的、从印象出发的证据，我们仅在两种情况下使用它们：其一，对于那些已经被更精确方法研究过的问题，我们使用这些数据提供一些辅助性的更加丰富的证据；其二，我们尝试使用这些证据填补一些无法由系统数据进行研究的空白。建立在零散的、从印象出发的数据基础上的结论相对是不可靠的，无论其数据来源的客观性如何。
为了鼓励读者就量化史学家的发现进行广泛的讨论，本书在行文中尽量淡化其背后的数理与统计方法。然而，对技术层面的淡化也有一些不利。那些熟悉量化史学写作的人们都知道量化史学家所强调的“敏感性分析”。“敏感性分析”指的是对数据中、模型中以及估计方法中可能存在的偏误对基本结论所产生的影响进行讨论。然而，如果我们将这些内容引入本书的主体，那么本书就会变得太过于技术了。
因此，我们增加了一个技术附录（附录B），其中探讨了主要的结论背后的数据，以及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的统计方法。尽管不是所有的技术问题都被纳入了附录B，但是其中包含了最重要的问题，或者说至少涵盖了那些与最具争议的结论相关的技术细节。如果有读者希望获得更全面的信息，可以参考那些形成本书基本观点的大量学术论文。本书所涉及的业已发表的和即将发表的论文均在附录B和附录C中有所涉及，并在参考文献部分详细列出。
附录B、附录C、参考文献，以及一个关于自然科学方法在历史研究中所发挥作用的附录，在本书的姊妹篇《证据与方法：一个补充说明》中有详细呈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