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崇洋媚外 呼应西方殖民者对于我们的文化毁灭
阅读提示：本书反思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社会泛滥的文化软骨病，说破中国百年西化史的真相；揭露西方殖民史的真相，首次撕破西方人“自我美化”的画皮，打破国人“西方崇拜病”的迷信。本书抨击“身在中国、心系西方”的洋奴精神，高举“拒绝西化、重返巅峰”旗帜，呐喊“中国人没有特殊的劣根性、不是劣等民族、更不是西方奴隶”；呼吁中国人重树民族自信，找回民族尊严，重塑大国豪情，挺起脊梁做“崛起的一代”。
鲁迅果真没有奴颜和媚骨吗 毛泽东曾经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堪称一语中的。鲁迅博大的精神资源中，最宝贵的财富就是对于奴隶地位的痛苦体验，和对于奴性的尖锐批评。这种品质当然是殖民地人民最为宝贵的品质，而且也是可以用来反抗包括国内强权在内的一切强权的宝贵品质。
但是，鲁迅作为一个文化人的成长经历，是从戊戌变法的失败开始的。1898年，谭嗣同等六君子血溅菜市口，康有为、梁启超亡命天涯的那一年，鲁迅17岁，刚刚考入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进入到当时最为先进的教育体系之中，有条件全面了解天下大势和中国境遇。
我的判断是，中国读书人对于中国前途的绝望，是从变法失败开始的。鲁迅作为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求学生涯，也恰是从这一年开始的。中国文化界所有的绝望体验、沉沦气氛，都在鲁迅的内心沉积下来，成为他日后思考中国文化、寻找民族前途的基调。
大兵压境的时候，谁都会处于反抗侵略的亢奋之中，根本没有时间绝望与沉沦。殖民压迫和掠夺缓解之后，那一代精英人物发现中国依然自救无门，这才细细思量外国殖民者对于中国的所有批评，觉得果然中肯而准确。
由此更加确信，那能够将我们打败的种族，的确具有物质的、军事的、种族的、心灵的、道德的、文化的种种优势。既然古老的文化不能帮我们收拾残局、重振国威，何不归依处处拥有优势的西方文化和西方国家，借助他们的立场来批判自己的不足，借助他们的思想来指导我们的精神生活和社会发展。
于是，崇洋迷外的心理定势和全盘西化的文化主张就顺势而成。
鲁迅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自然无法免俗。他的硬骨头精神表现在对于外国权势和一切其他权势的抵制上，至于文化选择上，他也是崇洋迷外、全盘西化派。他企图将抵制西方权力和崇拜西方文化区别开来，可是他忽略了一点，文化权力从来是政治权力的一部分，屈从于一种文化就等于屈从于那种文化所强加给我们的权力关系。
当鲁迅按照一位外国传教士对中国人的污蔑性描述来体验中国的时候，当鲁迅按照《中国人气质》的一个个观点来批判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时候，这个骨头最硬的中国人，这个没有丝毫奴颜和媚骨的中国人，实际上是在呼应西方殖民者对于我们的文化毁灭和精神奴役。
面对手抱《圣经》、胸挂十字架、口念自由、平等、博爱的对中国人的种种污蔑与批评，面对带着有色眼镜、趾高气扬地的西方传教士史密斯向中国人的心灵伤口撒盐的恶性，声称睚眦必报的五四精神领袖的鲁迅压根儿就不曾想过如何辩驳。我们痛苦地发现，无力寻找药方、只求引起疗救注意的鲁迅，竟然将这部充满傲慢、偏见与污蔑的《中国人气质》捧为至宝，按图索骥地“创造”独属于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不自觉地给所有中国人戴上了“国民劣根性”的精神枷锁。可惜，过去的几十年里，没有一个中国人说破这个真相。
崇洋迷外、全盘西化难道就是中国人的宿命吗？
中国的崛起将是从反抗并改变这种宿命开始的。
GDP的增长只是中国崛起的铺垫，中国真正的崛起一定是从摆脱崇洋迷外宿命、挺起精神脊梁开始的。
鲁迅种下的中国特色洋奴相 无论是史密斯还是鲁迅，他们对于中国人性格中丑陋部分的批判都是对的。既然是对的，那不是批评得越多越好吗？
可是其中的猫腻在于，他们所批评的这些所谓“国民劣根性”，并不是中国人所独有的，而是全人类共同的特性。这些本来能用人性论解释清楚的普遍性问题，全都被西方殖民主义者别有用心地偷换为中国“国民性”的特殊性问题。这一偷换就将人性中的罪恶因素全部转换成中国国民的罪恶表现，这为西方殖民主义者歧视中国、奴役中国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借口。
鲁迅如此虔诚地服膺于史密斯的“中国论”，必定会为他的作品和他的读者留下后患。鲁迅身上，一直有一个悖论。他的目的是激励国人精神上挺立起来，尽早摆脱西方的奴役，他这方面的急切和炽热是举世罕见的。
怎样才能实现这个目的呢，他认为只有在文化上彻底放弃自己，完全归化西方，才能求得国人的精神独立。这是一代五四时贤的共同认识，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内在动机。
可是，文化本来就是精神的载体，当我们将西方文化供奉在神龛里，世世代代顶礼膜拜，我们在精神上还有可能挺立起来吗？
不但无法挺立起来，相反，我们只会按照西方种族对于我们的命名来体验我们的内在生活，甚至只会按照西方种族的意图来安排自己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角色和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中的地位。久而久之，我们只会成为真正的洋奴。
当代中国的读书人，要么是胡适的信徒，要么是鲁迅的信徒。
这两个群体在具体的文化观念上不无抵触和对峙，但是，在蔑视民族文化、崇拜西方文化方面，在批判中华民族性格、崇拜欧洲白人种族性格方面，他们却基本一致。
他们甚至将五四时贤对于西方文化的无条件崇拜，发展为对于西方国家实体的崇拜。这是五四留给我们的恶果之一。我们这几代知识分子，作为五四意识形态的消费者，比他们更加缺乏文化创造力。
若是有谁对于西方国家的弱肉强食、穷兵黩武说了一句批评意见，必有一大批洋奴对他拍案而起。
若是有人对于国际社会的不公平略有批判倾向，必有一大批洋奴斥之为爱国贼。
这种洋奴相，在鲁迅的作品中就已经埋下了隐患。
在鲁迅的作品中，谁若是不接受史密斯对于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批评，那受到的诅咒与今天的爱国贼颇为类似。
鲁迅作为中国最有影响的作家，他一辈子的创作，竟然如此严重地受到殖民主义者的影响和支配，虽然我们相信他的主观意愿在于激励中国人摆脱外国人的奴役，可是它在效果上也许难免适得其反。
我们有意按照殖民主义者的命名来体验自己，只会越体验越觉得自己是劣等民族，这实际上就是或主动或无奈地将他们给我们锻造的精神枷锁戴在自己的脖子上。
鲁迅如此折服于一个殖民主义者对于中国人的挑剔和批评，中国读者又如此折服于鲁迅的作品与思想，这条文化传播的纽带，染满了精神奴役的底色。
无论这里开出多么美丽的文学之花，花瓣里流淌的汁液永远无法摆脱精神奴役的养料。
殖民主义者强加给我们的关于国民劣根性的精神枷锁是何其沉重，由鲁迅的创作可见一斑。
爱国主义成为西方殖民的护身符 民族国家理论，本是西方建构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近代以来，民族国家理论从建构到践履，到最后被他们自己否定，跟他们的殖民历史及殖民模式的转换基本同步发展。
在传统殖民时代，西方世界借助民族国家理论，一方面在欧洲内部为维护国家利益而相互混战，几百年的相互屠杀之后，终于逐渐划清了政治和利益的边界，从而形成了今天所谓法国、德国、荷兰、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英国等等民族国家单位。
另一方面，他们借助民族国家理论到世界各地进行殖民掠夺，以谋求他们国家利益和国民福祉的最大化。经过五百年的殖民掠夺，他们终于实现了对于全世界财富和资源的长久控制。
欧洲人内部的相互掠夺和屠杀，给欧洲社会造成了巨大的伤害。面对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恶果，他们认为这种悲惨局面跟他们提倡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欧洲知识界就开始了对于民族国家理论和民族主义的否定与清算。
对于广大的被殖民的东方地区而言，民族国家理论乃是一个尚未失去正面价值的有效学说。西方国家很可能正是发现了民族国家理论被东方社会所用，乃加速将此一学说妖魔化，以此消解东方主权国家的政治价值和人文价值面，同时也有通过消解殖民地居民的国家意识和国家认同，进而为新的殖民掠夺扫清障碍的用意。
二战结束以后，传统的殖民模式大致终结，为了巩固他们的殖民成果，保卫他们殖民掠夺的历史地位，西方世界设计并推行着新的殖民模式，不惜一切代价扑灭挑战他们统治地位的因素。
他们先是建构一个冷战格局，英美集团和苏俄集团各自抢占势力范围，跟以前英法之间抢占殖民地盘异曲同工。
苏联垮台之后，欧美体系迅速推进“全球化”运动，将原先英美集团建构的经济体系和产业结构覆盖全球。在这个体系之中，西方集团高居金字塔的塔尖，所有其他国家都只能屈居塔基地位，通过牺牲自己的资源、环境、公民权利和血汗，供养者那个养尊处优的塔尖集团。其实这就是一种新的殖民模式，实现此种殖民的主要手段就是金融体系和各种跨国公司构成的产业体系。
在新的殖民模式之中，世界被区分为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所有不发达国家都是那些发达国家进行殖民掠夺的对象。而不发达国家的国家主权再一次给西方掠夺者设置了障碍，主权国家总是国家利益和国民福祉的保护伞，它还有能力跟急于进入境内的西方跨国公司讨价还价，总是让西方跨国公司的利益诉求不得不打折扣。于是发达国家动用侵略战争、策动政变、金融操控、意识形态改造等等手段，对这些不利于他们进行掠夺的国家主权予以摧毁，帮助目标国建立符合他们意志和利益的、受他们控制的政府。
在新的殖民时代，他们选择和培植傀儡政权的手段更加突出。谁不做傀儡就灭掉谁。用战争的方式和颠覆政府的方式摧毁了他国的国家主权之后，他们的金融集团、跨国公司以及所谓国际组织才能一往无前地进行掠夺。一旦用金融方式和跨国公司模式对一个国家实行了控制之后，那种掠夺将是长久而又制度化的，此后在这个国家他就不再需要付出战争的代价。
对于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妖魔化描述与解构，跟他们的侵略战争、政变颠覆、金融控制、跨国公司吸血，构成相互支持的关系。
在某些国家和地区，他仅仅用这种意识形态灌输的方式，就获得了殖民吸血的成功。这些中魔中邪的国家，充分展开自己的身体，任由西方掠夺集团肆意妄为。他们甚至因为自己有资格跟西方高贵种族建立这种吸血和供血的关系而感到骄傲，认为这就是全球化，这就是加入国际体系，这就是跟高贵种族达成平等。
这种方式其实在传统殖民时代就已经具有苗头。当年中国出现太平天国起义时，西方不少人士到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政权进行考察，企图在太平天国和清王朝之间做出权衡与选择。当他们发现太平天国政权不支持外国人在中国进行殖民掠夺，他们就决定帮助清政府剿灭太平天国。
在清政府内部，慈禧太后的权力集团与光绪皇帝的权力集团出现权力之争，光绪皇帝积极向西方学习，努力寻求变法改制的可能性，也就是愿意有条件地走上西方化的道路。可是光绪皇帝的变法战略背后是实现国家的独立，以便能够抵制殖民者的支配和掠夺，这就增加了殖民者的担忧。慈禧太后变法的积极性远逊于光绪集团，对于维护中国的固有体制和固有文化则更加坚定，对于西方的殖民掠夺他们只是采取消极应付的政策，甚至以“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姿态，做西方人的傀儡。于是，西方人不选择积极西化的光绪皇帝，而愿意支持慈禧太后的权力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