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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文明）为科举正名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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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使用道具 楼主   发表于: 2016-02-16
为 科 举 正 名
刘海峰
（厦门大学 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科举制是一个长期被误解和妖魔化的制度，科举则是一个被丑化的名词。实际上，“科举”是一个含义非常丰富的词语，远非以往的“恶谥”那么简单，我们不应将其看成一个贬义词，而应该把“科举”当着一个中性词来看待。以往人们对科举制存在着太多的误解和偏见，出现各种以讹传讹、似是而非的流行说法。清末废科举时已经矫枉过正，现在还需经过一个否定之否定，才能回归历史的本来面目。科举是传统社会相对最公平的一种选才制度，它不是传统社会的万恶之源，而是凝聚着中华历史上众多文化巨人无数智慧的一项制度创造。
关键词：科举；科举制；正名
　　　　　　　　　　　　　　　　　　　　
经过2005年科举百年祭的洗礼之后，为科举制平反的观点逐渐被许多人所知晓、理解和认可。但是，由于过去以偏概全的宣传灌输造成人们对科举的负面看法根深蒂固，要消除对科举的误解，还需进一步廓清一些笼罩在科举制上的迷雾，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因此再作本文，为科举正名。

一、一个被妖魔化的名词

整整一百年前，也就是1910年，科举制刚被废止五年，在一片对科举的唾弃声中，梁启超冒着被时人视为“顽陋”的风险，发表了惊世骇俗的言论：“夫科举，非恶制也。所恶夫畴昔之科举者，徒以其所试之科不足致用耳。昔美国用选举官吏之制，不胜其弊，及一八九三年，始改用此种试验，美人颂为政治上一新纪元。而德国、日本行之大效，抑更章章也。世界万国中行此法最早者莫如我，此法实我先民千年前之一大发明也。自此法行而我国贵族寒门之阶级永消灭，自此法行，我国民不待劝而竞于学，此法之造于我国也大矣。人方拾吾之唾余以自夸耀，我乃惩末流之弊，因噎以废食，其不智抑甚矣。吾故悍然曰：复科举便！”在科举制才被废止不久的时候，梁启超的言论无疑是非常另类的，当时他还在日本避难，思想已趋激进。在辛亥革命前的1910年，梁启超的言论接近于革命党人，是他政治上最激进、主张采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帝制的时候；但在对待科举制度的态度上，却提出恢复科举制这种似乎是维护旧制度的反潮流观点。梁启超发表这段话在今天特别值得我们重视和纪念，因为2010年是梁启超为科举制平反言论发表一百周年。
科举制是一个长期被误解和妖魔化的制度，科举则是一个被丑化的名词，一个被污名化的词语。过去多数中国人所知道的科举，基本上由教科书所构建，批判、否定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经过几十年的颠覆和灌输，主流的话语已经是“科举是恶制”。在政治左右学术的极左年代，对帝制时代的许多方面都加以批判，但“文革”中的科举批判观却与清朝末年出奇地一致，而且，对批判科举的激烈程度还变本加厉，以至登峰造极，把科举骂得一无是处。在对科举一片责骂声中，情绪淹没了理智，成见代替了判断。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多年后，一些人对科举的印象还停留在清朝末年或“文革”时期，以为科举是一种坏透顶的制度，现代各种考试也都生怕被人说变成是“新科举”。
然而，科举真的有那么可怕和可恶吗？真是坏到透顶吗？过去一些批判科举的论者，怕是连科举制是怎么回事都没有真正弄懂，就匆匆挥笔作文，对科举制大加挞伐。实际上，那些灌输的观点，是以偏概全、不符合历史真相的，或者说是“以一概百”的。将科举说成是落后腐朽的封建制度，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文化的最大冤案之一，现在需要回归科举的本真面目。
在清末，科举成为出气筒。清朝灭亡后，科举制便沦为帝制时代的陪葬品，经常成为人们批判君主专制制度的替罪羊。在很多情况下，科举制实际上是替帝制时代担责受过。过去有“科举导致中国落后”、“清末割地赔款应归罪于科举”的说法，似乎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割地赔款都是科举惹的祸。但是科举制同样促进了北宋中叶和康乾盛世的出现，因此不宜笼统地指责科举制造成了中国的落后。清末中国的落后是文明的不同与落差，当时无论是技术还是学术方面，中国与西方已有相当大差距。在清末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中，在科举制度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废止科举是历史的必然。但是，不能因为科举制被废了就将其说得一无是处，就将各种罪责都归结到科举制的头上。当对中国的官场腐败、科技落后、割地赔款无法找出更好的解释的时候，归罪于科举制是一种常见的思路，但却是一种简单化的做法。
过去人们批判科举，往往使用“过滤性证据”,就是把不符合命题的证据全部过滤掉,只留下适合命题的证据。经过一些人的主观筛选，科举给人留下的印象就只有“黑暗”、“腐朽”、“罪恶”等，似乎只考僵化刻板、空疏无用的八股文，好像古代有识之士都是不满科举的，全然不顾1300年间多数民族精英的意见。不研究科举的人多觉得科举很坏，而研究科举的人往往发现它并不太坏。过去，在将科举制批倒批臭的时候，总以为“明、清几百年中，这个制度形成庞大的势力，在整个封建制度中突出了它的罪恶性。在那个时代，凡是对这个制度表示不满或进行批判，都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现在，随着对中国古代社会和传统文化认识的加深，我们对科举制的看法也更为全面和客观，不宜再用“凡是……”的态度来对待科举，不能人云亦云，而应深入的研究和冷静地思考。
只要不再受清末单一的科举批判观的羁绊，不再戴着有色眼镜去看科举，我们便可听到许多以往闻所未闻的言论，发现许多称赞科举的资料。例如，关于科举是否能够选拔真才的问题，古人的看法便与今人的印象相去甚远。金朝统治者兼采唐、宋科举之法，并结合女真民族的利益和特点，建立了风格独特的科举考试制度，选拔了许多优秀人才，“国家数路取人，惟进士之选最为崇重，不求备数，惟务得贤。”龚自珍在搜集清朝四十九科登科录，充分了解二百年科名掌故之后指出：“科以人重科亦重，人以科传人可知。”这类称赞科举的史料举不胜举，可见清末以前大多数人对科举是总体肯定的。
考什么、怎么考是一回事，要不要考试是另一回事。否定科举至多只能否定其不符时代需要的考试内容，而不能否定科举制的合理内核，彻底否定整个科举制度实际上就是否定考试制度。否定高考或主张取消高考的人往往不由自主地会将高考与科举制度类比，只要说高考“变成了科举”，或者说高考是“新科举”、“现代科举”，就有很大的杀伤力。其实，科举本身已被妖魔化了，需要拨乱反正。古往今来的实践一再证明，实行考试制度有其弊病，但废止考试制度必将造成更大的祸害。理论上说考试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才方式，但实际上却找不到更好的可操作的公平竞争方式，而考试的办法至少可以防止最坏的情况出现。
105年前的1905年，清廷发布上谕，“停止”科举考试。而随着帝制时代的终结，科举制再也不可能像以往那样重新恢复了，这一停便是永远停止了。在许多人的心目中，科举就是一个坏东西，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人们在谈到停罢科举或废止科举时，通常是使用“废除”一词。一个“除”字，便体现出除恶务尽的主观色彩，便体现出认定科举是恶制的观点。长期以来，“科举”成了一个贬义词，一个已被妖魔化的词语，当代一些人为了说明哪一种考试不好，往往说这种考试“变成了科举”。然而，说到底，科举制就是一个选拔官员的考试制度，它本身不见得就那么恶，将科举骂成罪大恶极实在不够全面客观。实际上，“科举”是一个含义非常丰富的词语，远非以往的“恶谥”那么简单，我们不应将其看成一个贬义词，而应该把“科举”当着一个中性词来看待。

二、一个被长期误解的制度

由于科举制的利弊均十分显著，对科举的评价向来是见仁见智，这本不足为奇。只是以往人们对科举制存在着太多的误解和偏见，出现各种以讹传讹、似是而非的流行说法。科举百年祭前后，一些论者对科举的误解再度集中显现出来。我曾在《为科举制平反》一文中辨析过“科举造成中国科技落后”、“科举考试不公平”等七个认识误区，这里再透过历史的表象，辨析以下七个对科举的误解。
1．“科举制有利于巩固封建统治秩序，所以罪大恶极”
过去，许多人都谈到科举制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支撑作用，有的人甚至直接称科举制为“科举专制制度”，科举既然为专制统治服务，因此罪大恶极。这种论点背后实际上潜藏着一种对中国历史的假设或前提，即如果没有科举制，古代君主专制统治就很难维持下去。这就像指责科举造成16世纪以后科技落后于西方的看法，背后实际上隐藏着如果没有科举制中国也会在当时产生近代工业的观点一样。其实，科举制不等于专制制度。没有科举制，专制统治照样存在，只是其选拔官员的方式更混乱，官场更为腐败，通过世袭或买官走上仕途的人对百姓可能更无情。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任何国家都有一个人才选拔的问题，专制时代如此，民主共和社会亦然。但采用什么方式来选才，则大不一样。考试选官方式与专制统治制度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它既可以为帝制时代所采用，也可以为共和体制所采用，还可以为当代中国所采用。领导中国建立共和体制的孙中山，是对科举制评价最高的著名人物。1918年，孙中山甚至直接指出废科举是因噎而废食，他说：科举考试为“中国良好之旧法”，“往年罢废科举，未免因噎废食。其实考试之法极良，不过当日考试之材料不良也”。看到孙中山如此直截了当为科举制平反的言论，你还能说科举制就只是维护专制统治的工具吗？
2．“科举考试脱离实际”
科举是笔试，无论考什么内容，都不是考察实践能力。特别是八股文，是一种标准化的考试问题，与现实毫不相关，因此给人们留下了科举考试完全脱离实际的印象。其实，脱离实际的只是八股文，并不是整个科举考试脱离实际，即使是明清时期，策问从来都有与社会实际密切相关的内容。在1300年的中国科举史上，不管哪个朝代，策问与对策都是重要的考试题型。特别是时务策，主要是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内容。例如，道光十九年（1839年）刊刻的《时策精拟》所录时务策题为：“钦察臣工、名臣言行、票行淮盐、缉私祛弊、训练营伍、弥盗安良、江南水利、漕艘利弊、仓储源流、字典考辨、茶法榷取、洋钱交易”等，都是与国计民生相关的内容，而道光二十年“恩科桂月”（1840年9月）刊刻的《新策琼林》，所录的时务策题则为：“七省海郡、江浙源流、外洋备考、舟师御敌、团练乡勇、火功制度、海道罗针、平海综要”八个方面，便反映了鸦片战争爆发后，当时国家面临海战、海防方面的重要问题和急需了解的知识。到科举制废止前夕，1902-1904年的乡会试中，第二场考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都是关于当时内政外交的重要问题，许多策问更是直接以西学为内容。
3．“李白、杜甫等未考上说明科举不能选拔真才”
命题作文与平日的文学创作是有所不同的，科场中所考的试帖诗必须按照其题意和格律声韵要求来写，这是大规模选拔性考试维持可比性和客观评卷的公正性的必然要求。个别平时具有非凡的诗歌天才的人不一定就能适应考试中的命题作诗。李白在考场上也无法随意发挥“白发三千丈”的奇想。而且李白、杜甫未能考中进士还与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词人材硕者众，然将相屡非其人”的特殊朝代背景有关。唐代多数文学家还是考中过进士的，如陈子昂、张九龄、王维、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李商隐、杜牧等皆为进士出身。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多数诗文集也是科第中人所为。大规模统一考试是会遗漏某些人才，但我们要从总体来看其功能如何，不能因为个别杰出人才未能考中就否定整个制度。科举考试的目的是要选拔文官而非选拔文学家，而政治才干与文学水平毕竟不是一码事。以诗赋文章来选拔文化素养较高的从政人才是为了保证官僚队伍的文化素质，其最终目的还在于临政治民。“文学政事，本是异科。求备一人，百中无一。”如果及第入仕则不可能有很多时间来构思和写作长篇章回小说，曹雪芹若考中进士当了大官就不大可能有那么多时间来写《红楼梦》这样的大部头，吴敬梓、蒲松龄如果早早中举及第也就不会去写《儒林外史》、《聊斋志异》。从政才能与写作才能的发展在时间上往往会有矛盾，一个官员整天考虑吟诗作赋或写章回小说大概就没有多少政绩。文学家是人才，政治家也是人才，况且不能仅从文学的角度来考察科举人才。从治国安邦的角度来看，一些政治家对社会历史所起的作用不亚于文学家所起的作用。
4．“科举制是统治者愚民的产物”
这种说法流传已久，但就好像说现代高考制度的设计者或托福的命题人员有意要愚化考生一样。其实，科举并非存心要愚民，以考试来选拔官员是人才选拔方式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牢笼英才不等于愚民，至多是消磨反抗统治的斗志和意念。考试制度的发展，存在着一些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文学作品代替不了历史事实，“范进”、“孔乙己”等个别描写的可笑，掩盖不了苏轼、文天祥等进士群体的可敬。科举选拔的人物中是可能有水平一般者，但总体而言肯定比其他办法选拔上的人素质更高。心理学家张耀祥指出：“科举之弊，不在方法之不善，而在科目之不良。科举人物虽不能称为某家某家，但予以新教育之机会，则有成为某家某家之可能。使今之才士生于明清时代，不由科举，更由何处显扬耶？使科举人物生于今日，则区区博士硕士学位，又何能尽其才耶？学业每因时尚而不同，才性则初无二致。”科举是要选拔精英人才从政治国，并非故意去愚化士人后再选拔他们来治国安邦，而且科举实际选拔的也多是才智之士。
5．“八股文是蠢笨的产物”
鲁迅说“八股文是蠢笨的产物”，给许多人造成了深刻的印象。不了解考试运作实际的人很容易接受这一说法。实际上，八股文是智慧的产物，清代学者方苞说：“制艺之兴七百余年，所以久而不废者，盖以诸经之精蕴，汇涵于四子之书，俾学童而习之，日以义理浸灌其心，庶几学识可以渐开，而心术群归于正也。”也就是说，通过考试八股文，促使学子认真研读《四书》，能够增长学识，明白道理。八股文是汉字考试文体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具有牢笼英才驱策志士、规范竞争引导备考、严定程式防止作弊、客观衡文快速评卷、训练思维测验智力、训练写作锻字炼句等功用。明清两代八股文命题和作文从明白正大走向险僻偏难体现了命题作文的内在演变趋势，为了避免重复命题，八股文从“纯正典雅”、“清真雅正”日渐滑向奇僻诡怪，以至后来截搭题的大量出现，都是为了防止被考生猜题押中而采用的应对措施。在竞争激烈的选拔性考试中，为了保持区分度和难度，考官往往不按常规命题以扩大命题的范围，考生则迎合新内容和题型想出新对策，于是便会出现水涨船高、层层加码的试题趋难现象。因此是越来越多的考生不断应试揣摩，将八股文逼到作文的死胡同中去，使八股文从一种很巧妙的考试文体变成一种僵化的文字枷锁。
6．“科举制度是统治阶层内部的选拔”
说科举制实质上不公平，因为只是地主阶级中的士族和庶族之间的竞争，这种观点并不符合科举时代的实际。1838年，一位叫默德赫斯特(Medhurst)西方人曾称赞科举说：“该制度的好处显示出来，它以不偏不倚的公正态度接纳各阶层的人。在这个制度面前，等级制度被废除了，不分尊卑贵贱，财产和等级失去了其优势，穷人只取决于勤奋与否，也能得到高官显爵。在那些布衣之伍，靠勤奋而跻身而国家要臣之列，把握国家之权柄者，例子不胜枚举。”在没有科举的时代，东晋左思的《咏史》诗说：“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摄高位，英俊沉下僚。”而科举时代，“山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些格言反映的都是贫民子弟通过科举改变命运的期盼与史实。自从隋唐科举制度逐渐取代了魏晋门阀制度之后，中国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贯彻不问家世出身、以才学来竞争职位的国度。正是因为科举具有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所以在科举时代才有“蓬门之下，或有兰香；茅茨之屋，或有公王”的说法。科举是传统社会平民百姓的出头天，范进中举的故事确实生动地描写了科举时代某些文人的可笑之处，但很少人意识到它同时也反映出“中举效应”的积极方面，即经过苦读可能出头，可以改变自己和家人的命运。传统社会很少有机会能够让人通过个人奋斗而改变自身的命运，读书应举便是难得的一个途径。明代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礼部说：“绩学博一第者，强半寒素之家。”科举时代流传着“家贫、亲老，不能不望科举”的说法，就典型地反映出社会下层指望靠科举改变命运的心理和希冀，也充分反映出科举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事实。
7．“皇帝经常凭个人好恶随意决定及第名次”
许多关于科举的趣闻故事，都说皇帝经常凭考生的名字和长相好恶来钦点状元，以此来批评科举是一个没有规则的游戏。这是将戏说代替了历史。例如，关于1904年最后一榜进士名次的确定，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便是典型的戏说。所谓该科殿试后，阅卷大臣不敢以会元谭延闿试卷列于前三名，因怕慈禧见“谭”色变：谭延闿与因戊戌变法处死的谭嗣同都为一谭。遂将朱汝珍一卷列为第一。谁知慈禧一见“珍”字双眉紧皱，因为太后惨害珍妃，慈禧看第二卷时双眉舒展，喜上心头。因此卷主刘春霖为河北肃宁人，而当年天下大旱，“春霖”乃春风化雨，普降甘霖之意，而肃宁则预兆大清肃靖安宁，于是点刘春霖为状元。实际上，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传言，因为确定前十本殿试卷名次的是光绪而非慈禧，加上按清朝科举定制，进呈的试卷仍然密封的，光绪皇帝也无法看到试卷作者的籍贯和姓名，要等到最后确定名次后才拆封。多数时候，确定殿试名次都遵循严格的程序。皇帝在特定时候调整状元人选的情况是有出现过，例如乾隆二十六年（1763年），为平衡西北与江南状元悬殊状态，将乾隆皇帝将陕西的王杰定为状元，但这种情况在整个明清500多年科举史上是少数，我们不能以个别来否定一般。

三、一个含义丰富的词语

“科举”在当今中国已成为一个含义非常丰富而复杂的词语。提到“科举”二字，许多人想到范进、孔乙己，有的人想到苏轼、文天祥，有的人想到落后、刻板，有的人想到公平、客观。
在科举时代，科举、科第在人们心目中是十分神圣而崇高的名称，因此有“科第之美”的说法。由于科举选拔出大量的人才，人们对科举出身者十分敬重，因此科举时代流行着“科名以人重，人亦以科名重”的格言。这是在科举选拔了大量人才所以显得重要、人们因而高度敬重科举，科名与人两者之间长期良性互动之后形成的说法。“天与之，人贵之。” 科名阶层之所以会受到人们的敬重，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多数人确有真才实学，“举人、附生之所以贵于世者，谓其以诗书自致。”他们不是靠关系，不是靠血统，不是靠溜须拍马，不是靠跑官买官而爬上高位，而是通过自身十年寒窗刻苦学习，不畏激烈的竞争，靠自己的才学，经过层层考试脱颖而出，走上仕途，为政一方，取得政绩，因而能够赢得人们的尊重。顾颉刚曾说：“忆当幼年，科举未废，得之者则亲族皆欢，失之者则仆婢亦叹，人我一心，宛然为士人之第二生命。又当事业之兴废，争讼之裁断，胥赖科甲中人一言以为定，故凡欲于社会有所建树者，必勉力挣得出身，而后足以见重于人。此何以故？曰：人民对于科举制有信仰，故对于其所取之士给以同等之信仰尔。”
在绝大多数韩国人和越南人眼中，科举是他们国家历史上一个难能可贵的人才选拔制度。“科甲中来名不朽，”这是越南河内孔庙中一方石碑上的文字。而从隋唐到明清，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政治家、大部分政治家、大部分著名学者也都是进士出身。宋末、金末、元末、明末都出现众多视死如归的死节进士，说明科举所选拔的人才往往具有精忠报国的精神。说科举选拔的多是庸才，实在是颠倒黑白的想当然，根本不顾历史事实。如果那些进士精英在九泉之下知道到这一点，大概都会深感委屈：现代人居然会如此否定一个当时对他们那么重要的一项制度，将现代人的观点强加到古人头上。
中国人对科举的误会到底有多深？到底还要让科举精英们沉冤多久？我们再也不能动不动就以西化后的现代的尺子，去度量中国古代的历史。用现代的眼光去看待中国的传统，以西方的标准去衡量中国古代的事物，往往观察到的尽是落后、黑暗。如果像过去那样否定孔子连同对中国文化影响至关重大的儒学，否定科举及其选拔出来的百十万举人和进士，中国历史到底还剩下多少东西？大概给人的印象便只有阶级斗争和“吃人”的历史。但是，从隋唐到明清，我们民族历史上灿烂的文化成果，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就是进士等精英人物的贡献。要总结与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科举是一个绕不开的重要制度。
对本身是进士出身且曾经主管科举或参与过科举改革的白居易、苏轼、欧阳修、林则徐等历史人物，对柳宗元、韩愈、狄仁杰、包拯、史可法、张之洞等进士出身的历史人物，如果还要一切以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看待，那么这些人及第从政后当然也属于统治阶层，也就是“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分子。而如果我们将这些人视为我们民族历史上的优秀人才或精英文化的传承者和创造者，那么科举的选拔功能便值得肯定。
过去，我们既说古代中国社会如何黑暗落后，同时又说中国古代文明如何灿烂辉煌，既说科举制度如何罪恶腐朽，又说韩柳欧苏等文化巨人如何精彩了得。否定科举制的选拔功能，将与肯定韩柳欧苏等文化巨人产生明显的矛盾。罪恶的制度能够选拔出政治和文化的巨人吗？难道只有论证科举的罪恶才能彰显现代人才推举制度合理吗？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民族文化遗产？美国人对自己并不久远的历史向来津津乐道，中国人对科举历史就一定要否定才行吗？能不能多一点尊重？我们不要自我看轻了历史，看轻了民族的传统。
有些论者说任何时候都会出现人才，没有科举照样可以产生人才。比照当代，这就像说文革中推荐工农兵上大学也产生人才一样。不错，推荐上大学也有一些人才，但赛马比相马选出的人才总是更多，恢复高考后通过高考选拔上大学者，总体水平要比工农兵大学生更高更整齐。现在，各地民众越来越热中于纪念科举名人，他们才不管对科举制的漫骂和批判，不管将贬损科举的理论说教，自动自发地保护科举文物、建立纪念进士和举人出身的先贤的场馆。凭着对家族祖先中的优秀分子和当地先贤的尊敬，人们自然会怀念历史上的进士和举人。因为从隋唐到明清，各地著名人物多数都是科举出身者，这是无法改变也无法否认的客观存在和历史事实。
胡适说过：“中国文官制度影响之大，及其价值之被人看重”，“是我们中国对世界文化贡献的一件可以自夸的事。”胡适虽然一再愤愤不平地说到中国文化的种种不是，但在《考试与教育》一文中，他却指出：在古代那种交通极为不便的情形下，中央可以不用武力来维持国家的统一是由于考试制度的公开和公平。这说明，即使是文化激进主义者，也不难看出科举制度的合理性。
钱穆在《国史大纲》一书中在谈到唐代科举制度时指出：“此制用意，在用一个客观的考试标准，来不断的挑选社会上的优秀分子，使之参与国家的政治。此制的另一优点，在使应试者怀牒自举，公开竞选，可以免去汉代察举制必经地方政权之选择。此制度下，可以根本消融社会阶级之存在。可以促进全社会文化之向上。可以培植全国人民对政治之兴味而提高其爱国心。可以团结全国各地域于一个中央之统治。”钱穆还具体解释了科举考试多方面的优点：“此项标准，一则求其公平，不容舞弊营私。二则求其预备之单纯与统一，减免经济上限制，使贫民亦有出身。又间接助成国内风俗教化之统整，以辅成大一统政府之团结与巩固。……人民优秀分子均有参政机会，新陈代谢，绝无政治上之特权阶级。……政治权开放，民间因按年考试之刺激，而文艺、学术普遍发展。……全国除王室有较永久地位以外，国家政权全部公开与民众。……各地域按名额获得其进士参政权，而历年全国各地士子群集中央会试，对于传播国家意识，交换地方情感，融铸一体，更为有力。”钱穆十分充分地肯定了科举制的历史作用，可以说是为科举正名的代表性学者之一。
虽然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讲究等级的国度，但另一方面也是一个注重以考试来进行公平竞争的社会。公平、公正、公开是非常现代的理念，也是大家不断追求的目标。而科举制度实际上早都在实践着这些原则和精神了。“至公”是一个与科举制度密切相关的概念。隋唐至明清1300年间，科举制度往往与“至公”这一理念联系在一起，而且多数时候使用“至公”一词也与科举相关联。大概是因为科举时代人们都说科举考试很公平，现代人们总习惯于要找出科举制实质上的不公平之处。科举确实无法达到实质上的公平或绝对的公平，但你还能举出古代社会任何其他比科举更公平的制度吗？正如有的论者所说的，“科举考试所创设的公平竞争机制及其彰显的平等精神，是华夏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科举文化的精华所在。”
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为科举正名。在民族文化自觉的大背景下，中国学术界逐渐走出盲目批判科举的时代，科举逐渐被还原真相。人们日益认识到，虽然有其局限和弊端，但在古代社会，科举制能够不按血统和身份，排除人情和关系的困扰，通过公平的考试竞争，根据一个人的才学来决定其参政权，实在是一项了不起的创造。

四、“科举，非恶制也”

多数物体离得越近看得越分明，而有些历史却是离得越远看得越清晰。历史研究距离研究对象太近，虽容易看清其局部，却不易看清研究对象在历史图景中的整体形象。随着科举制离我们渐行渐远，我们比过去越来越能有一个更客观、也更公道的评价了。
废科举后对科举制的评价观点，依出现时间先后，大概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全盘否定阶段、在总体否定中肯定其中某些值得肯定的因素的阶段、在总体肯定中否定其中某些应该否定的因素的阶段。2005年以后逐渐进入第三个阶段。
清末为废科举而矫枉过正或许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但时间过去一百多年后，我们不应再被当时以偏概全的言论所蒙蔽，不应还局限在清末当事人的思维中打转，而应跳脱出来，从全局的眼光来观照和反思。随着对传统文化的了解日渐深入、全面，人们对科举的看法逐渐转变，不再一味批判、否定，而是承认其中也有积极的、合理的内核。清末废科举时已经矫枉过正，现在还需经过一个否定之否定，才能回归历史的本来面目。
公平与才学是科举制的基本元素。当我们触摸历史的脉动时，可以听到到古人的声音，感觉到许多人的欢欣与无奈。在对科举的看法方面，我们不要再让成千上万的古代精英人物失语。科举制具有强大的以考促学的功能。因为有了科举，促使人们努力读书，增加了许多文人，减少了大量文盲，对中国的文化积累和文明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科举考试把古代中国塑造成了高度重视教育的社会，一个文质彬彬的社会。评价科举制度，不能集中观察清末废科举这样一个点，而要将科举制放在世界文明史的历史坐标上，以宏观的视野来考察。用比较的观点、兼顾废科举前后东西方文明冲突的时空背景，我们对科举制的总体评价就会与过去的看法明显不同。
为科举正名，就是为科举鸣不平。不平则鸣。还科举一个公道，也就是还历史一个公道，还古代许多科举人物一个公道。以往发表了不少分析古人对科举批判的论文，但有谁去整理一下古代更为大量的称赞科举的言论？虽然古代说科举好话的人要远远多于说坏话的人，但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有谁看到过总结古人赞扬科举的观点的论文？古人批判科举的言论即使不是挖掘殆尽，也是收罗得差不多了，而赞扬科举的资料还有大量是处于原生态。受一元史观和思维定势的影响，凡是批评科举的观点多会被提出来加以肯定，而同一个人对科举的正面评价则讳莫如深，这种情况理应改变。
为科举正名，是论从史出的结果。从当时的实际出发，用资料说话。尽量还原历史真相，呈现历史的本来面貌。我们应尊重科学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如果结论是从史实中得出的，即使与原有的观点不一致，也得放弃成见而加以承认。正像胡适所说的，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有七分材料不说八分话。不夸大也不遮掩，用丰富的史料强有力地支撑“为科举正名”的论点，让古人为自己说话。对科举研究得越多，离盲目批判科举就越远。在研究科举之前我对其充满了偏见，在研究科举之后我对其却有了敬意；二十年前我对科举只有坏印象，二十年后我对科举也有了好印象。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入，我越来越感到科举制是凝聚着中华历史上众多文化精英无数智慧的一项制度创造，一个重大发明。
为科举正名，并非一味为科举制唱赞歌，而是为了还科举制的本来面目，是为了将科举研究推向深入。本文也主要举出肯定科举这方面的证据，但这是在大家都熟悉批判科举的言论和证据的情况下的举证。确实是科举制的局限和缺点谁都无法否定，确实是科举制的贡献和优点谁都不应否定。过去由于对科举了解不够，所以对其产生了偏见。为什么要重评科举制度？因为我们不仅要知道大家早已知道的科举故事，而且还应探知许多人不知道的科举真相。例如，因为将科举看成洪水猛兽，所以人们对袁世凯带头呈上废科举的奏折一事便充分肯定，但有几个人知道袁世凯在民国初年还实行过“洪宪科举”呢？
为科举正名，消除人们对科举制的误解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经过长期片面的宣传灌输，科举是恶制的观念已经普遍形成，其后遗症相当严重，造成的偏见短时间内难以消除。观念的樊篱就是真相的障碍、学术发展的樊篱。不要将脏水都泼到科举头上去。我们应该反思的是，在貌似进步和革命的表象之下，我们是否习惯于多年来形成的单一思维定势？是否遵循非黑即白的逻辑方式？理论上说科举不是最好的，但实际上却找不到更好的选才方式。考试竞争具有普遍人类价值的永久性。虽然科举制度中的考试内容如今已被历史所抛弃，但其制度设计所体现的才学本位和公平竞争的精神，却越来越显示出其无尽的生命力。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过千百年中多次对比实践，证明科举考试远比其他选材方法来得公平和有效，科举制才能在传统社会历久不废。古往今来的实践一再证明，实行考试制度有其弊病，但废止考试制度必将造成更大的祸害。理论上说考试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才方式，但实际上却找不到更好的可操作的公平竞争方式，而考试的办法至少可以防止最坏的情况出现。科举制是帝制时代的考试取士制度，走出君主体制，就不可能恢复科举制度了。但后来实行的考试选才办法从公平竞争原则和平等择优的方式来看，是一脉相承的。
从制度设计上说，科举并不是一种恶制。古人并不弱智，特别是类似苏轼、欧阳修这样的文化大师，他们为什么要极力维护科举制度？梁启超为什么要改变对科举的看法？因为他们了解人性的弱点，了解重视人情与关系的社会现实。实际上，科举制不是传统社会的万恶之源，而是凝聚着中华历史上众多文化巨人无数智慧的一项制度创造。采用反问法或排除法，我们可以追问：中国在精神文明领域的发明，除了科举，谁还能举出其他被西方或世界所广泛取法的制度？举不出么？那我们就得承认一些西方学者的说法：科举是中国在精神文明领域中对世界的最大贡献。

注释：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23《官制与官规》，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68页。
刘海峰：《梁启超在辛亥革命前夕》，《历史知识》1985年第1期。
桂栖鹏：《元代进士研究》，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4~55页。
干松春：《科举制的废除与制度化儒家的解体》，《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吴敬梓：《儒林外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前言”第3页。
《金史》卷五一《选举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1139页。
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十辑《己亥杂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514页。
刘海峰：《为科举制平反》，《书屋》2005年第1期。
《宪法为立国之基础——宴请国会及省议会议时的演说》（1918年2月7日），《孙中山文集》，北京：团结出版社，1997年，第529页。
刘海峰：《唐代教育与选举制度综论》，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年，177～180页。
《唐会要》卷六九《县令》，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1217页。
张耀翔：《清代进士之地理分布》，《心理》4卷1期，1926年。
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522页。
方苞：《钦定四书文》，见《文渊阁四库全书》1451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2页。
刘海峰：《八股文百年祭》，《厦门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Walter Henry Medhurst, 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 London, 1836, pp. 178.见杨学为总主编：《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第6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695页。
《明实录》（神宗实录）卷五三五“万历四十三年八月丙申”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0143页。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与汪龙庄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334页。
商衍鎏：《我中探花的经过——并谈光绪甲辰科殿试鼎甲名次变易的实在情形》，《大公报》1958年10月21、22日。
陈庆镛：《籀经堂类稿》卷二《请停捐军功举人疏》，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52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508页。
顾颉刚：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序，南京：国民政府考试委员会，1936年。
胡适：《考试与教育》，《胡适文集》第12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508页。
陈文新：《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总序》，见刘海峰编：《二十世纪科举研究论文选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3页。
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405~406页。
张亚群：《科举学的文化视角》，《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6期。

Rectification of the Name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LIU Haifeng
(Center for Studies of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Abstract: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is a system which has been misunderstood and demonized since it was abolished, and Imperial Examination is an uglified name while it is actually a term which has very fruitful meanings, far from a simple “Bad Posthumous Title”. We should regard it as a neutral term instead of a derogatory term. There had so much misunderstanding and bias o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that many wrongly informed and specious viewpoints had been prevailing in the past hundred years. The appraisal o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was overcorrect when it was abolished, thus need a “negation of negation”to recover its true face. Imperial Examination is a relatively most equitable talent selecting system in ancient China, and a great creation condensed from a mass of cultural giants’ wisdom, rather than the root of all evil in China traditional society.
Key Words:  Imperial Examination,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Rectification of Name
（发表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89-97页）
打造校园文化气场，养育学生文化人格，传承千年文化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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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海峰     来源：厦门大学学报     发布日期：2010-07-09
打造校园文化气场，养育学生文化人格，传承千年文化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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